人类总想探索，总想找到新的地平线，这种冲动是我们的一个本质特征。正因如此，在进化史上的眨眼之间，我们这个物种及近亲就一次次地扩散到了全世界。另外，也正是这种驱动力塑造了现代世界，也就是数千年来移民、贸易、殖民和战争留下的产物，愚蠢、混乱而且往往极不公平。

正是探索的冲动驱使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1492年扬帆起航，驶入大西洋广阔空旷的蓝色水域，不料几个月后就白痴一样撞上了一堆礁石。

那一年，通常所谓的“地理大发现”即将开始，尽管只有当你不是生活在那些被发现的地方时，你才会认为它们是真正的发现。在蒙古帝国横贯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时，欧洲和亚洲之间的陆上贸易通道一直很顺畅（稍后会详述）。后来，由于黑死病以及奥斯曼帝国的崛起，这些陆上通道就受阻了。因此，怀揣新技术、新知识以及财富渴望的欧洲就把目光投向海洋。一开始，他们是为了与亚洲、非洲和新发现的美洲进行贸易，但是很快他们的使命就变成了占领和征服。

几乎人人都知道哥伦布是误打误撞发现了美洲（好吧，“发现”应该打引号）：他本来是在寻找一条去印度不用绕行非洲南部海角的近路，结果走错了，跑到了加勒比海。但是，关于他的错误到底是什么，大家还有很多误解。

一个普遍的说法认为，他的想法实质上得到了证实，因为他相信当时被视为异端的“地圆说”，而老家那些轻信的傻瓜则认为，他注定会从扁平世界的边缘掉下去。很抱歉，但我还是得说，这些全是屁话。事实上，在当时的欧洲，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十分清楚世界是个球体，甚至大多数未受过教育的人也知道，而且是老早就知道了。众所周知，早在哥伦布航海的200多年前，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就曾在著述中偶然提到，大家公认地球是圆的。考虑到时至今日也有一小撮顽固分子仍然怀疑“地圆说”，所以15世纪那会儿“地平说”的流行程度可能跟现在差不多。在2019年，一群“地平说”的死忠粉打算为“地平说社区”组织一次巡游，这将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机会，能让他们检验所支持的理论。干得漂亮，各位！就冲这个我也得恭喜你们。

因此，当时大家的分歧并不在于地球是不是圆的。对于哥伦布的冒险，很多人的怀疑完全是另有原因。真正的问题在于，哥伦布把测量单位彻底搞乱了，所以他得到的计算结果全是错的。

他的整个计划都基于他本人对两件事情的计算：地球有多大，亚洲有多大。不幸的是，他对这两点的计算都错得离谱。首先，根据他的计算，亚洲要比实际上长得多（尽管亚洲的确很长），这样一来，在顺风情况下，他最终会在距日本实际位置以东几千英里的地方“找到”日本。但更糟糕的是，他对地球周长的计算是基于9世纪波斯天文学家艾哈迈德·伊本·穆罕默德·伊本·卡西尔·法尔加尼的研究成果。这可不是个好的开始，因为早在1700年前，生于昔兰尼的古希腊数学家埃拉托斯特尼就已经相当准确地测算出地球的周长，而且之后也一直有更加准确的估算。但是尽管如此，这仍然不是哥伦布最大的错误。

他最大的错误在于，他以为法尔加尼说的“里”显然就是一里约合4850英尺的罗马里。然而实际上，法尔加尼说的“里”是阿拉伯里，一里约合6500到7000英尺。因此，当法尔加尼提到某个距离时，其实际距离要远远大于哥伦布以为的距离。

电影《摇滚万岁》的影迷会非常熟悉哥伦布的错误。他把两个完全不同的测量单位搞混了，于是得出了一个小得可笑的地球模型。在哥伦布的概念里，地球的大小仅为实际大小的四分之三。再加上他把日本的位置东移了几千英里，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以为只须为一个短得多的航程准备补给，然而实际上那个航程要长得多。当时有很多人跟他说“我认为你把地球的大小搞错了”之类的话，但他仍然坚信自己的计算没问题。因此总的来说，他能误打误撞地闯进加勒比海地区实属幸运。（那时还没有谁认真地想过，在被误以为是亚洲所在的那个位置，其实可能存在另一个大陆）

还有一点或许值得多说两句：哥伦布想当然地以为法尔加尼说的里就是罗马里，这反映出他有相当牢固的“欧洲是世界中心”的思想！但是老实说，这根本不算什么，他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干出的其他坏事儿远比这严重多了。

有些读者可能非常想知道，假如哥伦布的数学水平够好并且因此从未起航的话，那世界历史会有多大的不同。答案是可能不会有太大不同，除了现在说葡萄牙语的人或许会更多些。当时葡萄牙人是欧洲最好的水手和航海家（哥伦布的探险队仅由西班牙资助，因为葡萄牙人很清楚他数学没整明白，所以一开始就拒绝了他），而且随后他们将登陆美洲的各个角落。1500年，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到达巴西。一年后，科尔特-雷亚尔兄弟到达拉布拉多或纽芬兰，立刻就绑架了57名当地土著卖为奴隶，这基本上预示了后来将会发生什么。

事实上，如果他们当中有任何一个人—对，就是字面意思上的任何一个人—能抑制住天生的冲动，不去谋杀或绑架他们最先碰到的那批人，那么这真的会改写旧大陆与新大陆的关系史。在哥伦布之前的整整五个世纪里，维京人实际上是最早在美洲建立定居点的欧洲人，利夫·埃里克松从格陵兰的维京人聚居区出发，偶然发现了他们决定称之为文兰的地方（“葡萄酒之乡”，很可能是现今的纽芬兰）。跟贫瘠且极其无趣的格陵兰相比，文兰的森林和水果对维京人来说想必是福音，而且他们也确实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维持多年的贸易殖民地。不幸的是，他们与当地人—很可能是图勒人或者维京人所说的斯克林斯人—的贸易前景，或多或少地被他们首次遭遇时发生的不快蒙上了阴影。

这是有记录的历史上欧洲人与美洲人的首次相遇，经过大概就是：维京人发现有十来个土著人在翻过来的独木舟下面睡觉，于是就谋杀了他们。

苍天啊！你们疯了吗？

不出所料，那之后当地人就没有多大热情跟维京人做贸易了，而且双方经常发生小规模冲突，其中包括一场战斗：可怕的维京人拿着刀剑，却险些败给“末端长着巨大瘤子的长杆”（瘤子很可能是充气的动物膀胱），“它飞过维京人的头顶，坠下时发出吓人的响声”。维京人非常害怕这个新奇的气球，要不是利夫的妹妹弗赖迪丝·埃里克斯多特反过来露胸吓到了斯克林斯人，他们恐怕就打输了。

由于这些接连不断的争斗，文兰定居点始终未能真正地建立起来。过了一二十年，格陵兰的维京人放弃了这里。更重要的是，格陵兰定居点本身也是“红毛”埃里克因杀人被流放至此才建立起来的，在之后的几百年里，随着余下的维京人陆续抛弃这里返回北欧，这里也就渐渐衰落并消亡了。

假如维京人在文兰的所作所为能稍有不同，少干些谋杀当地人的勾当，那么历史或许真的会有不同的走向。美洲和欧洲之间既定的贸易通道，以及随之发生的所有知识和技能的交流，可能会让这两个人群之间的接触变得更为和缓。这可能意味着双方在技术和军事上的差距就不会那么显著，欧洲人在16世纪的殖民活动也就不会变成一边倒。（这可能还会给美洲人更多的时间，让他们慢慢发展出对旧世界传染病的抵抗力，而不是一下子就遭到所有陌生传染病的袭击）

同样，假如14世纪马里帝国的统治者阿布巴卡里二世顺利返航了，那么历史可能也会有所不同。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有的帝国之一，横跨西非的大部分地区。作为该国的君主，阿布巴卡里二世非常想知道大洋是否有尽头，对面是否也有“岸”。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他在1312年放弃自己的王位、权力和财富，率领一支据推测由2000艘船组成的舰队，从现今的冈比亚起航，驶向大洋彼岸，此后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们。一些马里历史学者认为，他实际上可能已经抵达巴西海岸，但是即便如此，他终究没有返回马里—说老实话，对于搞探险而言，能返航真是相当关键。

或许历史也根本不会有什么改变，我们注定就是这样。当你把镜头拉得足够远时，你会发现人类历史的很多篇章就是帝国兴衰、互相杀得屁滚尿流的故事。像农业、领袖和战争，所有这些反过来帮着开启了帝国时代的东西，它们之所以能胜出，未必是因为它们是对人类最有利的长期计划，而可能是因为曾经有某个大人物决定要这么做，然后对剩下的几乎每一个人来说，要么追随，要么被碾碎。这就像是在旧日美国西部的酒吧里打架，只不过当历史的钢琴再次奏响时，很多人已经站不起来了。

在1492年，哥伦布的“圣玛丽亚号”一不小心在伊斯帕尼奥拉岛附近搁浅，当时岛上已有几十万土著泰诺人。在西班牙人带来采矿、奴隶制和疾病之后，仅仅过了20多年，岛上的土著就只剩下32000人。哥伦布的数学确实很烂，但那绝对不是他所犯下的最恶劣的错误。

历史学家不必对过去做出道德判断。他们的目标是揭示、描述、结合背景来研究，是理解和解释很久以前的生活，是追溯权力和冲突交织而成的网络如何导致了世界现状。这些都不需要你去评价往事的好坏善恶。事实上，考虑到这一切复杂得让人头疼，想对过去说三道四真的很困难。

幸运的是，本书的任务恰恰就是要对过去说三道四，因此让我们赶快阐明立场：殖民主义很坏，非常、非常坏。

究竟有多坏呢？据估计，欧洲的殖民主义仅在20世纪就造成了大约5000万人死亡，堪比希特勒所犯的罪恶，而这还是在殖民帝国正在崩溃的时候。在美洲殖民地化之后的大约100年里，根据一个相当保守的估计，这个大陆有90%的人口死于疾病、暴力和强迫劳动—又一个几千万的数字。我们之所以给不出更具体的数字，唯一的原因是很难弄清楚以前有多少人住在那里；我们真是不知道我们失去了什么。

当然，尽管这个模糊的死亡人数已经很恐怖了，但是仅有这个数字还不足以反映那段历史的全貌。非洲奴隶贸易、集中营的发明、日本帝国的“慰安妇”制度、西班牙在美洲的监护征赋制度（西班牙国王把原住民作为劳动力赏赐给征服南美的西班牙人，就像创业公司给员工的人力资本股票期权）—这张恐怖清单看不到结尾，而且冷酷得让人无法忍受。你还可以给它加上很多条罪状：数不清的文化被抹去，历史记录被摧毁，巨大的财富被不合理地转移—这一条在如今仍然很明显，你可能正在享受着它带来的发展前景和安逸，当然这取决于你生在世界的哪个地方。

如我所说，殖民非常坏。本书的这一部分不是很好笑，抱歉了。

或许这一切本来都不用我说，但是目前我们正遭受相当猛烈的反攻倒算，有不少人声称“殖民主义其实很好”。简而言之，他们认为殖民主义给被殖民者及其后代带去了很多好处，比如经济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科学和医学知识的传播、法治概念的引入等等，这些远远超过了殖民者犯下的令人遗憾的错误。但是，不管你如何粉饰，这实际上仍然可以归结为这样的断言：被殖民者基本上是未开化的；他们没有能力自治，没有机会进步，没有足够先进的技术来恰当地利用他们的自然资源。他们就是一群坐在金山上的傻子，全然不知该用这些宝贵的资源做什么。

首先，这种论断更多是基于传言，而不是基于事实，不是基于那些社会沦为殖民地之前的真实状况；它把少数国家在军事技术方面暂时的、非常偶然的优势，吹嘘成某种永恒不变的“应该由谁管事”的道德法则。更重要的是，它依赖于一个心照不宣的假定：要是没有殖民，在过去的五个世纪里，世界的其他地区将一直处于停滞状态，或者说，除了进军一个国家并将其据为己有，我们就想不到其他跨境交流科学或技术知识的办法。言下之意就是，假如没有那些慷慨的殖民者，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就会仍然停留在16世纪。现在看来那似乎不太可能了，尤其是考虑到那些帮助欧洲率先取得了一连串技术进步的思想已实现跨境传播，但是不管怎样我们都没有办法证明，因为这个世界上本就没有多少既没当过殖民地、也没当过殖民者的国家供我们去检验。似乎只有泰国算是条漏网之鱼。我只用谷歌搜了一下，结果发现泰国其实已经用上电了，所以就基于这一个样本，我怀疑那些殖民鼓吹者的论据可能是胡说八道。

但是说到底，这全都是各说各话，我们不能等几百年过去之后，再对你的所作所为进行回顾性的成本效益分析，因为那其实并不是人类通常区分善恶对错的方法。那看起来更像是事后给自己的立场找理由。因此，关于殖民主义的对话往往会变成这样：一方高喊“但是他们带去了火车！”，而另一方反唇相讥说“是的，还带去了阿姆利则大屠杀[1919年4月13日，在印度北部城市阿姆利则，英国军队向印度人民开枪，造成数百人死亡。这场大屠杀是甘地随后发起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并最终引领印度走向独立的直接原因之一]！”。双方像复读机一样你来我往，直到把每一个人都烦得生不如死。（在此声明：我可是个非常喜欢火车的人，但我仍然不认为火车可以跟大屠杀相提并论）

我并不是说殖民主义该对世界上的所有恶行负责，那不是事实；我也不是说在殖民者到来之前，那些被殖民的社会都是和平礼让、天人合一的幸福之地，那也不是事实。我希望书到此处大家已经明白，人类犯蠢犯浑的本事贯穿了整个世界史。我只是想说，作为一个物种，我们可能应该试着基于事实来思考我们的过去，而不是一厢情愿、含糊不清地描述和怀念帝国的辉煌。

仅举一例：认为殖民主义给殖民地国家带去开明的治理和法治，这种观点其实难以被殖民列强与土著人签署众多不平等条约的历史所支持—我们实在无法把那段历史与“尊重法治”联系起来。这种观点会让被殖民的土著人感到震惊，比如美洲的原住民就先后跟英国和美国政府签署了数百个条约，最终只落得族群支离破碎，土地也被夺走。签署了《怀唐伊条约》的毛利人也会感到愕然，因为将条约文本的英文版翻译成毛利文版的过程中，存在一系列错误，导致了一些模棱两可的地方，刚好可以用来解释他们究竟为什么签了字。同样，在南非殖民地英属卡夫拉里亚[卡夫拉里亚（Kaffraria）在阿拉伯语中有“异教徒、无信仰者”的意思，这个词如今在南非成了对黑人的种族主义蔑称]，科萨人也会感到震惊：1847年，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新上任的总督亨利·史密斯爵士一边猖狂大笑，一边象征性地撕毁了一份和平条约，然后强迫他们的首领一个接一个地上前亲吻他的靴子。

顺便说下，这些可不是隐喻，总督大人就是这么干的。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历史普遍把他当作风度翩翩的英雄人物来纪念，而在一本颇受欢迎的言情小说中，他与一个……等下哈，我查查笔记……哦，年仅14岁的小女孩有了一段童话般的婚姻。

这一切都将我们拽回本书的主题之一：我们一贯善于用故事和错觉来自欺欺人，粉饰我们真实的所作所为。维护一个帝国需要积极的努力，需要不断把它的现在写成神话，把它的过去加以美化。这种自相矛盾从一开始就存在：正因如此，哥伦布的文字表明，就在他内心盘算泰诺人是否值得征服和奴役的同时，他也坚信自己是奉主的旨意传播基督教的信仰。也正因如此，当帝国时代结束时，即将离开非洲的英国人有组织地销毁了数万份殖民档案，真的就是烧成灰再一起倒进大海里，企图抹去这段历史，制造集体失忆。在乌干达，这种行动有一个恰如其分的名称—“遗产行动”。

这一点，在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暴行中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这或许是殖民时代最骇人听闻的一场暴行，具有深刻而又黑暗的讽刺意味。当时，利奥波德在刚果盆地购买了上百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作为他的私人财产，然后为了赚钱，他把那里变成了残害和屠杀奴隶的地狱，20多年里就造成大概1000万人死亡。讽刺的是，这是打着正式的慈善旗号做的。在1885年结束的柏林会议上，欧洲列强就“瓜分非洲”达成协议，从而把非洲大陆的殖民地化推到了新的极致。另外，这次会议还把上述土地分给利奥波德创立的慈善组织—国际非洲协会。该组织的慈善使命是为刚果人民带去“文明”，但是实际上他们把整个刚果变成了巨大的橡胶种植园。在那里，如果劳工未能完成产量目标，就会受到残酷的刑罚，要么被处死，要么被割掉手脚或鼻子。因为比利时军方不想在杀人以外的活动上浪费昂贵的子弹，所以要求士兵上交断手来佐证他们杀了多少人。一颗子弹，一只断手。于是，装满断手的篮子差不多就成了那里的一种货币，只不过，这种货币是从死人或活人身上免费收割来的。

当然了，利奥波德把他的国家叫作“刚果自由邦”。

因此，没错，殖民主义就是很坏。

本书讲的是失败，而殖民主义尽管的确很坏，但它不完全是个失败。如果你忽略道德伦理，只看损益得失，那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巨大的成功，其背后有很多人大发横财，活得简直像国王（更不用说那些本来就是国王的人了）。

但是，尽管总体上来说殖民列强的确通过侵略性的窃取成功获得极多财富，然而这忽视了一点，那就是有很多瓜分殖民地的行动既野蛮又无能。所有那些关于英雄冒险家自吹自擂的神话，加上据说可以轻松赚大钱的诱惑，全都意味着很多投身于帝国事业的人—不客气地说—就是十足的白痴。

整个“地理大发现”显然充斥着邓宁-克鲁格效应。一个又一个极不合格、毫无经验甚至往往精神错乱的人被派去领导探险，或者管理殖民地，而这仅仅是基于他们非常自信，看起来像是合适的人选。

就拿约翰·莱迪亚德来说吧，他受英国人委托带领一支探险队去寻找备受关注的尼日尔河的源头，尽管他此前只在非洲南端的海上短暂停留过。他出生在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康涅狄格，由于把自己跟着库克船长航海的经历写成畅销书，结果就成了伟大的探险家。然而，他独自完成的冒险是真的很失败。

毫无疑问，莱迪亚德非常善于结交要人并说服他们预付钱款。他的首次商业冒险是一家毛皮贸易公司，筹划了很多次却一直未能真正成立。但是在巴黎寻找商业伙伴时，他结识了很多头面人物，其中包括托马斯·杰斐逊、拉法耶特侯爵以及没在音乐剧《汉密尔顿》中出现的另外几个名人，他们支持他去完成一次完全不同的探险。这是一个大胆的计划，要一路穿越俄罗斯到达白令海峡，然后从那里渡海到达阿拉斯加，再沿着美洲大陆的西海岸一路探索下去。整件事情都是杰斐逊的主意，在他的眼里，莱迪亚德是“一个天才……有无畏的勇气和开拓精神”。

在去圣彼得堡的途中，莱迪亚德把鞋都丢了，但他借到了一些钱，好不容易到达了伊尔库茨克，结果被当作间谍抓了起来，探险也就跟着泡汤。

到了1788年，当身无分文的莱迪亚德终于回到伦敦时，他又得到一次机会：带领探险队前往所谓的“黑非洲”。尽管他不会说阿拉伯语，探险经历顶多也就是马马虎虎，但正在寻找人选的非洲协会一眼相中了他。该协会的秘书长是个姓博福伊的人，他有些气喘吁吁地说，初次见面他就“被莱迪亚德的男子气概、宽阔的胸膛、率真的表情以及眼中的不安所打动……我问他什么时候出发。‘明天早上。’他回答说”。前往一个你只从船上看过几眼的大陆，进入未知的地域展开探险，如果你觉得一晚上的准备时间似乎太仓促，那很可能是因为你的胸膛不如约翰·莱迪亚德宽阔。

最终，莱迪亚德最远只到达了开罗，在那里他得了“胆汁病”，然后就想喝硫酸来自我治疗。不出所料，在1789年1月，他就这样弄死了自己。在他这次非洲冒险所留下的东西里，真正有用的就是对几条商路的描述。对了，他还给托马斯·杰斐逊写过几封信，信中他骂埃及人愚蠢，还说尼罗河不如康涅狄格河。

说完莱迪亚德，再来说说罗伯特·奥哈拉·伯克，一个满脸大胡子的爱尔兰警察，脾气暴躁，没有方向感。在1860年，他沿着一条从墨尔本到北部海岸的路线，开始前往澳大利亚的中心地带探险。离开墨尔本和欢送的人群之后，探险队的穿越速度慢得让人难以置信，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带着二十吨重的装备，其中包括一些生死攸关的物品，比如一大套雪松铺面的橡木桌椅、一面锣和十二把头皮屑刷子。

由于伯克脾气暴躁，而且完全缺乏探险技能，所以探险队的人员流失非常严重，很多队员要么被开除，要么自愿离开了。当慢得要死的行进速度终于迫使他同意丢掉一些补给时，他居然选择丢掉大部分的枪支和弹药，还有帮助预防坏血病的酸橙。最终，在行进大约2000英里之后，伯克撇下大部队，只带着另外三人和几头骆驼，半死不活地到达距离北部海岸不到12英里的地方，然后因为前头有一大片红树林沼泽挡住了去路，只好折返。在回去的路上，一些经过的土著人看他们饿得皮包骨头，就想给他们些食物和帮助，但伯克却朝人家开枪。此后不久，他就死在了路上。

甚至有些号称很成功的殖民探险家，其实也非常不擅长探险，比如法国人勒内-罗贝尔·卡弗利耶。他曾宣布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的大片地区为法国领土，并把现今的路易斯安那州命名为圣路易斯。一位法国官员曾说：“在我认识的人当中，他是最有才干的一位。”他之所以会踏上探险之路，是因为他相信自己能找到一条经俄亥俄州到达中国的路线。他也是一个傲慢自大的家伙，生来就有让大多数同行者讨厌的本事，所以根本不适合搞探险。在1687年，他开始了自己的最后一次探险，试图仅凭一支200来人的法国军队从西班牙手中夺取墨西哥。他们一路上争吵不休，损失了好几艘船，然后登陆地点也比预定位置偏离了500多英里，最终在得克萨斯州某地，他被自己人谋杀了。

说起殖民时代的自欺欺人和狂妄自大，或许最生动的例证就是根本没能得逞的殖民企图—有一个国家也想跻身殖民列强，最终却因此陷入贫穷，蒙受屈辱。这个倒霉的国家就是苏格兰帝国。

把苏格兰搞到破产的人

像最终归入历史账本“损失”栏的很多人一样，威廉·佩特森也有一个愿景。

他不仅有一个愿景，还有说服别人赞同自己的本事和韧劲儿。他的职业是银行家和金融家，但他本质上是个推销员：他似乎兼具精算师的严谨、诗人的灵魂以及传教士炽烈而又坚定的信仰，让人难以抗拒。遗憾的是，他这个愿景最终导致数千人死亡，让祖国苏格兰陷入破产的境地—更糟的是，这一切都拜南边的邻国所赐。事实上，要是没有佩特森的灾难性计划，我们所熟知的英国今天可能都不存在。

在这个故事中，一个国家听信了真正的意识形态信徒的宣言，寄希望于宏大但模糊的野心，对专家的警告充耳不闻，顽固不化，拒绝承认现实，不肯改变方向，即使世界发出了非常明确的信号，说他们可能犯了错误。（故事中的英格兰人也是混蛋，但这一点可能不言而喻）

佩特森的愿景实质上就是建立一个苏格兰帝国，成为全球贸易跳动的心脏。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想把帝国的第一个前哨站设在哪里：大西洋彼岸一个青翠的天堂，坐落在美洲的支点上。那个地方叫达连。

从1698年到1699年，约有3000名殖民者从苏格兰起航，在民族主义情绪和该国一半财富的支持下，他们满怀希望，一心想要找到佩特森的天堂，建立那个帝国。没等17世纪结束，他们就发现这里根本不是天堂，大多数人丢了性命，国家的财富可能也在大西洋上打了水漂。

公平地说，佩特森的愿景并不全是灾难。事实上，他的另外一个愿景一直延续至今—在1691年，他首先提出创立英格兰银行的构想，然后在1694年，他成了该银行的共同创办者。（这个苏格兰人创立了英格兰银行，一年之后，有个英格兰人创立了苏格兰银行）在许多方面，佩特森远比大多数人更早预见到全球化贸易的轮廓将怎样影响我们当今的世界。但他既乐观（“贸易能够促进贸易，”他写道，“钱能够生钱，直到世界末日。”），又极其顽固。他的态度终于让英格兰银行的其他董事忍无可忍，因此还没等到银行成立一周年，他就被迫退出董事会。

于是，佩特森又回到多年来一直放不下的想法：在美洲大陆最狭窄的地带，在巴拿马地峡东部海岸的达连，建立一个贸易殖民地。早在巴拿马运河开通前的几个世纪里，人们就已经清楚认识到，从这里往返大西洋和太平洋最容易。当然确切地说，这并不容易，因为穿越这个地带一点儿都不轻松—但是，仍然要比绕行美洲南端、合恩角或者麦哲伦海峡的海上通道更快捷、更安全。佩特森煽情地描绘了一幅繁荣的景象：通过连接两个大洋，达连将成为“海洋的门户，宇宙的钥匙”。

当时正值欧洲疯狂殖民扩张的高峰时期，苏格兰当然也想分一杯羹。到了1690年代，在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西班牙和葡萄牙一直在从美洲殖民地掠夺资源，并因此大发横财；再往后，英国与荷兰加入战团，并且取得巨大成功。到这时，欧洲人瓜分全球的争夺战已经覆盖亚洲、非洲和美洲，因为“凭借武力洗劫”的总体战略仍然立竿见影，能迅速带来数不清的财富，丝毫没有放缓的迹象。

帝国时代也是金融革命的时代：殖民主义的先锋不仅由国家直接扮演，其参演者还有国家支持的、公开交易的“股份”公司，比如英国东印度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等臭名昭著的巨头，它们模糊了商业与地缘政治之间的界限。基本上，佩特森的达连冒险就是想照搬这种模式。这些公司的触角遍及全球，财富和势力让很多国家都难以企及。事实上，它们本身常常就可以代表国家，能对本国政府施加难以置信的影响（与如今大不相同）。

此外对苏格兰来说，1690年代也充满不确定性和疑虑。自从詹姆斯六世在1603年南下统一苏格兰、英格兰和爱尔兰以来，苏格兰人一直躁动不安。他们的确是联盟的一分子，但他们仍然是一个政治上独立的国家：他们有自己的议会，颁行自己的法律，仍然保留着自己的货币。然而，苏格兰某些社会阶层越来越怀疑，他们在整个联盟中遭受着不公平的待遇。他们相信（还真不是无端揣测），联盟就是一个只对英格兰人有利的陷阱，苏格兰将永远是穷亲戚，从伦敦传下来的政令将永远偏向英格兰的首都，损害爱丁堡的利益。

看到其他阶层都在积极争取与英格兰更紧密的结合，他们的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了。1690年代的金融动荡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紧张氛围—英格兰发生了货币危机，国王想要发动劳民伤财的对外战争，苏格兰遭遇了“七个灾年”，经济萧条、庄稼歉收和饥荒导致很多人陷入饥饿和贫困。这场经济危机非但没让苏格兰人民厌恶风险，反而给允诺改变现状的人创造了沃土。因此，当佩特森的达连计划出炉时，它就被高涨的爱国热情逮住，成了苏格兰重申独立、摆脱联盟束缚、掌控自身未来的途径。

在设想自己的计划时，佩特森其实并不关心民族自豪感的问题—事实上，在求助于祖国之前，他一直在努力说服其他国家支持这个计划。在1695年，苏格兰已经决定支持他的冒险计划，成立“苏格兰对非洲及印度贸易公司”，议会还通过了一项法案，给了该公司广泛的权限和慷慨得荒谬的条款。然而，他还是把筹集资金的起点选在了伦敦。正是在这里，整件事情开始走入歧途，公司的创始人开始忽视警报信号。

不过，一开始这事儿并没有出什么岔子；事实上，各方面都进展得非常顺利。有点儿太顺利了。佩特森在伦敦名气很大，而且善于推销，再加上人们对志在全球的股份公司热情泛滥，所以苏格兰贸易公司很容易就找到了支持者，吸引了总额约30万英镑的投资承诺，这可是笔巨资。不幸的是，他们对这个计划的兴趣太大，自然就引起了东印度公司的注意。

委婉地说，东印度公司对竞争的前景很不乐观。他们已经被这十年来的金融危机吓坏了，而且本年度也遭受了巨额亏损；伦敦商业界的很多其他成员也是同病相怜。在这时，苏格兰贸易公司还没有选定巴拿马作为他们的目标，而且为了保密，他们甚至没有公开提到美洲探险的计划。相反，该公司的全名却暗示，他们正在推销的这个计划把重点放在非洲或东印度群岛，而那些地方是英格兰的势力范围。东印度公司对此的反应可想而知，大概意思就是“别做美梦”。

东印度公司的财富和势力与英格兰帝国霸业的成功密不可分，因此他们动用自身的影响力来破坏苏格兰贸易公司的计划。这是全球贸易残酷的现实政治[现实政治（Realpolitik），这一概念由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提出，主张当权者在处理内务和外交时，应当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绳]给苏格兰贸易公司上的第一课：你们想做大量的国际贸易，还想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做，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世界就会因此配合你们。

英格兰议会对苏格兰法案的条款义愤填膺，因为该法案自讨苦吃地给苏格兰贸易公司画了张自由贸易的大饼：21年内完全免征关税、进口税以及其他税。英格兰的议员想知道，这将如何影响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的海关和贸易关系，苏格兰议会怎么可以通过这样的法案。他们警告说，由于两国之间没有实施严格检查的硬边界[硬边界（hard border），指设有边界警戒线和检查站，出入都受到专人或设备监控的边界]，“上述商品难免会被苏格兰人偷偷带进英格兰……从而在关税上给陛下造成极大的损害”。

英格兰议会展开调查，递交了报告，并威胁要弹劾任何与苏格兰贸易公司有瓜葛的人。不出所料，国王威廉站在了英格兰一边，并放出话说这事儿让他极为愤怒。于是乎，来自伦敦的那些投资承诺全都神秘地化作泡影。

当苏格兰贸易公司试图在阿姆斯特丹和汉堡这两个贸易之都募集资金时，剧情跟伦敦毫无二致。跟英国东印度公司一样，荷兰东印度公司也对此心怀不满。他们从中作梗，再加上一位狡猾的英格兰外交官暗地里吹风使坏，这就使得佩特森及其同事虽然会见了不少潜在的投资者，跟他们一起喝了不少咖啡，被人家追问了不少计划相关的信息，但是最终没有几个人答应投资。

可以说，英格兰政府粉碎苏格兰梦想的努力在扼杀外部投资方面取得了奇效，但其在苏格兰本土所起的作用恰恰相反。苏格兰人民当然会觉得他们遭受了不公平对待，这样的刺激促使他们不再仅仅把苏格兰贸易公司看成发财的机会，而是上升到了国家认同的高度。佩特森可能并没打算把达连计划搞成狂热的爱国主义运动—他是真的只想把自己的贸易理论付诸实践—但是作为曾经的推销员，他知道要抓住时机利用高涨的公众情绪，因此就很愉快地把他的经济试验跟汹涌的爱国热情和民族主义怨恨绑在了一起。

在1696年2月26日，该公司在爱丁堡举行的认股登记吸引了大批投资者，堪比《您身边的理财大师》的订阅量。苏格兰人简直是在把钱往这个计划里倒。当时苏格兰并不富裕，但即使是在七个灾年期间也算不上贫穷。与很多其他欧洲国家一样，苏格兰也有迅速壮大的中产阶级，而他们算得上是该计划最狂热的支持者—这一点不同于东印度公司等其他股份公司，其投资者往往仅限于贵族和富商。为了撰写《苏格兰的价格》一书，历史学家道格拉斯·瓦特查阅了苏格兰贸易公司的档案资料，发现人数最多的投资者群体是贵族圈外的小地主。但更糟糕的是，投资者囊括了苏格兰社会的各个典型阶层—从有头有脸的名人到律师、医生、牧师、教师、裁缝、士兵和钟表匠，还有至少一个“煮皂工”，甚至是一些相对富有的仆人。狂热是可以传染的。殖民地让人一夜暴富的传说已经成了苏格兰的街谈巷议，歌曲和诗歌也在颂扬这家公司，很多人在为它祈祷，祝福它吉星高照。

考虑到历史的变幻莫测，再加上那时苏格兰流通着两种货币，所以投资总额的准确数字很难确定，但是据瓦特估计，流入该公司的资金占到了当时苏格兰货币财富总额的六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如果把全部承诺金额都包括在内（因为只需要预付一部分现金），资金总量很可能已经超过苏格兰的货币总值。

这当然不是什么好事。

佩特森似乎很清楚怎样给金融狂热火上浇油并加以利用。事实上，他讨论这个问题的方式，与我们如今对“病毒式传播”的理解极为相似。他在1695年的一封信中写道：“如果事情不能借着最初的热度搞起来，那么资金的募集就难以成功，因为民众往往非理性地盲从。”一个关键因素可能在于，该公司的认股登记没有私下进行，是公开的，而且这确实是公司有意为之，好让每个人都能看到投资者是哪些人。佩特森故意选择显眼的公众人物（你也可以称他们是“意见领袖”）作为早期的支持者，希望他们能树立榜样，促使其他人抛弃理智跟风投资。这就像某种17世纪的众筹网站一样，将支持公司的行为从个人的财务选择变成公开的效忠声明—这使得那些没有支持该公司的人因缺席而显得特别刺眼。

这一切自然导致了不断自我强化的社会压力，所营造的氛围会咄咄逼人地把反对或怀疑的声音淹没。在1696年，创办苏格兰银行的英格兰人约翰·霍兰很遗憾地写道，当他试图批评该计划时，他被指控为东印度公司的间谍。“这个国家对印度和非洲贸易的热情已经冲破天际，”他写道，“很多人因此对我抱有偏见；因为无法回答我对这个计划的质疑，他们就私底下说，我们绝不能相信霍兰先生，因为他是个英格兰人……坦率地表达自己对这件事的想法是危险的，人们越来越心怀畏惧，不敢发表自己的看法。”

对英格兰的所作所为义愤填膺，爱国的自信心爆棚，支持变成了表演式行为，崇高的承诺、动人的愿景、还有暴富的诱惑，这些合在一起，就为失控的狂热创造了适宜的环境。1698年7月14日，在与岸上欢呼的人群道别后，5艘船从利思起航，载着威廉·佩特森以及另外1200个满怀希望的人，驶向中美洲他们从未去过的目的地。

哎呀，我是不是忘了说啊？威廉·佩特森之前从未到过达连。

为什么这娃非要在达连进行他宏大的贸易试验呢？这至今仍算是一个谜。作为商人，他的确在加勒比地区待过很长时间，但是在其传记或公开的文字中，没有证据表明他到过巴拿马地峡附近的任何地方。他十有八九是从海盗那里听说了达连的故事。（当时是海盗的黄金时代，真实的加勒比海盗可跟电影里的不一样，他们无法无天地大肆劫掠，有的是真正的流氓悍匪，有的则往往得到了政府的默许和支持，因为政府想让他们去骚扰同样从事殖民的竞争对手）

还有一点也不清楚，那就是佩特森究竟怎样仅凭一些传言，就说服苏格兰贸易公司其他董事支持他的愿景，同意他把达连作为苏格兰全球帝国的中心。他们无疑有很多次机会改变计划—在1697年，也就是船队起航的前一年，他们实际上差一点儿就彻底放弃了达连计划，转而专注于更合理的目标。

他们开始意识到，尽管公司在爱丁堡筹到了很多钱，现在却已严重超支，无法保证足够的资金来充分支持该计划的野心。（他们愚蠢地决定在欧洲大陆购买最先进的新船，而当时大多数竞争对手的大部分船只都是租用的。他们这样做可能是打肿脸充胖子，好吸引荷兰及德国的潜在投资者—这有点儿像一家科技创业公司虽然没有收入，但是却在城里最贵的地段租了豪华写字楼）董事会里有很多名声誉良好的专家，他们质疑这次远征的可行性，并且强烈建议将筹到的资金花在更低调的亚洲贸易任务上。他们充分意识到达连之行的所有陷阱，甚至考虑了美洲其他几个可能更适合的地点……尽管如此，这群头脑清醒、受过良好教育、非常值得尊敬的人仍然坚信他们一直都是对的，并决定继续推进计划。

在1698年11月初，这些殖民者到达连之后没多久，那些陷阱就逐渐清晰可见了。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达连是此行的目的地：公司非常害怕竞争对手知道他们的计划，为了保密，任务是在船队起航之后才透露的。

一开始似乎很顺利。那里的自然风光，还有陆龟、树懒和巨食蚁兽等新奇物种，都让这些殖民者惊叹不已。当地的库纳人似乎很友好，还提到几英里外有金矿。殖民者欣喜地发现了一个“最优良的港口”，一处有天然屏障的海湾，长两英里；他们中的休·罗斯相信，这个港口“能够容纳1000艘世界上最好的船”。另一个不知名的殖民者在日记中写道：“这里土壤肥沃，空气清新，气候温和，这一切都让我们感到健康和便利。”

“健康”恐怕是言过其实了。登陆后不到两周，一些殖民者就开始生病且不治而亡，其中包括威廉·佩特森的妻子。又过了几天，定居点的最后一位牧师也去世了。

但是，尽管发生了这些悲剧，殖民者仍然自信满满。他们用苏格兰的旧称喀里多尼亚给海湾起了名字，并且立即着手建设他们的第一座城镇—新爱丁堡。他们因这些发现而欣喜若狂，以至于急不可耐地派出远征队的总会计师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不是音乐剧里的那个），搭乘一艘路过的法国海盗船返程，以便尽快把喜讯带回祖国。

汉密尔顿搭乘的海盗船刚离开港口就沉没了；这是个相当明显的预兆，表明整件事情已经错得多么离谱。

这么大一个天然港口，为什么其他的殖民列强谁都不用呢？到这时原因就很明显了。它就像加州旅馆一样，进去轻而易举，想离开就没那么容易了[这里指的是美国乡村摇滚乐队老鹰（Eagles）的歌曲《加州旅馆》（Hotel California）。在歌词中，身心疲惫的旅人偶遇加州旅馆，初到时觉得这里是人间乐园，但到想离开时，却发现自己已成为这里的囚徒]。由于盛行风的作用，船只一离开港湾的庇护，马上就会遭受巨浪的迎面袭击。汉密尔顿搭乘的那艘船离开港口也就30分钟，结果就被巨浪拍成碎片，几乎有一半船员淹死。（汉密尔顿自己逃过一劫，并且最终回到苏格兰，去忽悠家里的父老乡亲，吹嘘远征进行得多么顺利）一些经验丰富的水手曾经警告过该公司，他们那些昂贵的大船龙骨较浅，完全不适合加勒比地区的海况，但他们根本听不进去。要知道，这就意味着他们的船一年中有好几个月只能躲在港口里。你可能会认为，对于一个拟建的贸易殖民地来说，这个事实会促使他们重新考虑，然而你错了，他们对此置若罔闻。

同样值得怀疑的是，他们是否真的想清楚了整个贸易这件事。道格拉斯·瓦特的研究表明，作为一个贸易代表团，他们在可贸易商品上花费的预算少得可怜—这些商品主要是布匹，但也包括200多顶假发、数量可观的时尚鞋子以及大量梳子。（为啥带那么多梳子呢？可能是因为他们相信，全世界的土著人都一个德行，见到梳子就喜欢得要死，会立即拿他们的土地来交换。结果呢？库纳人似乎对梳子一点儿兴趣都没有）另一方面，如果代表团的目标仅仅是建立一个定居点，那他们可能应该少带些假发，多带些工具。

建设新爱丁堡的任务启动之后，他们的士气开始一落千丈。这项工作极为辛苦繁重，并且是在苏格兰人没有经历过的高温下进行。他们在茂密的丛林中徒劳地砍伐了两个月，而丛林似乎始终不肯让路。这之后项目负责人认定，他们从一开始就选错了建设地点（“就是一片沼泽。”如佩特森所述），于是他们的士气愈加低落。接着雨季开始了，而且巴拿马的雨可不像苏格兰的雨。那位写日记的罗斯也很快改变了他对选址的乐观看法，现在他写道：“定居点和整个海湾周围到处都是红树林和沼泽地，非常不健康。”

沼泽可不仅仅是不健康。疾病已经夺走佩特森妻子的生命，现在开始侵袭更多殖民者。我们不清楚那具体是什么病，因为他们只记录了“发烧”，但最有可能是附近沼泽地的蚊子传播的疟疾或黄热病（当然这两种疾病本身也是“殖民者”，都是由欧洲人从旧大陆带过去的）。当地的定居者在以惊人的速度走向死亡。

那些没有发烧生病的人，他们的健康也在其他方面日益被摧毁，而这主要是因为苏格兰贸易公司决定，把充足的烈酒供应作为此次远征的一大福利。喀里多尼亚人开始用朗姆酒和白兰地消解哀愁，而这当然不可能加快新爱丁堡的工程进度。没过多久，负责人决定彻底放弃城镇的建设，把重点放在修筑堡垒上，因为他们越来越担心西班牙人的大举进攻。

啊，是的，西班牙人。看见没，我们实际上还没有提到佩特森这个计划中最严重、最明显的问题：西班牙人非常非常确信达连是他们的地盘。

是什么让西班牙人有这样的信念呢？几件小事，比如他们已经在巴拿马地峡活跃了近两个世纪，再比如那里是他们把从南美掠夺的金银运回西班牙的重要航线，再比如达连就在西班牙的三大殖民地城市之间。事实上，他们曾经占领过达连，后来由于苏格兰人现在才发现的种种问题放弃了。西班牙会任由一个新兴国家插足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其中建立一个新的殖民地吗？这种妄想实在可笑。

为什么苏格兰贸易公司以为西班牙佬会放过他们？这真的让人费解。但是在这里，我们至少对他们的想法有个大致的了解。在很多浪漫的海盗故事中，海盗多次成功攻击和掠夺了西班牙在这一地区的财产。受此鼓舞，苏格兰的殖民者似乎已经相信，现在的西班牙就是只纸老虎，一个衰落的帝国，全盛时期早已成为往事。尽管西班牙有一支海军而苏格兰没有，但他们很可能相信，如果能够击退西班牙人最初的攻击，那他们就能成功地揭穿对手的虚张声势。

然而……剧情并没有按照他们的设想发展。首先，西班牙根本用不着直接进攻。先前英格兰人就企图阻挠苏格兰人的野心，并且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但是跟现在发生的事情比起来，那些都不值一提。西班牙人迅速通过外交途径让威廉国王知道，苏格兰的小小冒险正在挑起两国都不想看到的战争。威廉刚刚从英法之间家常便饭一样的战争中脱身，非常渴望与西班牙保持和平，因此他立即下达命令，禁止任何英国领土或船只以任何形式给那些苏格兰人提供补给或援助，甚至不得与他们有书信往来。

当这个消息传到喀里多尼亚时，定居者陷入了绝望。自打他们到这里之后，再也没有来自家乡的消息，也没有新的物资供应，尽管他们一直定期地向苏格兰发回请求—现在他们被彻底隔绝，想在该地区找到盟友的希望也破灭了。

甚至在英国下达禁运令之前，殖民者就已经击退西班牙的一次小规模袭击，这还多亏一个奉命在这里监视他们的英国船长发出了预警。（丢脸的是，因为他们的保密工作实在太烂，这个船长实际上还比他们先到了一步）这场小小的胜利短暂地鼓舞了他们的士气，但是当他们派出一艘船去找人做生意时，那艘船却被西班牙人夺走，船员被关进了监狱，货物也被没收，他们的士气再一次跌到谷底。

到这时，喀里多尼亚有半数人口或者已经死了，或者快要死了，或者被人关进监狱，而剩下的那一半要么精疲力竭，要么饥肠辘辘，要么喝得酩酊大醉，于是他们已被彻底孤立的消息就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相信他们已被彻底抛弃，于是决定一起放弃达连，踏上悲伤的返乡之旅。

因此，从威廉·佩特森终于到达他大半生的梦想之地开始，仅仅过了9个月，他自己就变成了鳏夫和病夫，被人抬上一艘准备离开的船。他总算没被发烧夺去性命，但是离开达连却意味着永别。

由于这些殖民者仍然受到疾病的折磨，所以跟他们在达连时的处境相比，途经牙买加和纽约的返乡之旅一样苦不堪言。他们花了将近一个星期才离开港口，然后路上又有数百人死亡。一艘船沉了，另一艘几乎被摧毁。最终，只有一艘船历尽坎坷回到苏格兰。不幸的是，他们回来得太晚，为了查明他们出了什么事，第二支前往达连的船队已经起航。

没错，等到已经无人可救的时候，苏格兰贸易公司终于做出决定，派出早就应该派去的救兵。

第二支船队于1699年11月末抵达，发现定居点已经变成一片“凄凉的荒野”：新爱丁堡已被遗弃和烧毁，堡垒杂草丛生，四周遍布草草掩埋的坟墓。然而，这些新来的人还是丧失理智地决定留下来，还派人回去请求新的补给，试图守住这片土地并重建家园。这一切的结果就是让更多人染上了疾病，生命垂危，并且让西班牙有机会证明他们可不是衰落的强国。新世纪刚过几个月，大批西班牙人就出现了，提醒每一个人这里仍然是他们说了算。饱受热病折磨的苏格兰人居然在围困中坚守了一段时间，但是到4月，他们被迫投降。苏格兰帝国就此告终。

大概是觉得让敌人夹着尾巴逃走更有宣传价值，或者仅仅是可怜这些倒霉的家伙，西班牙人最后竟然把他们放了。跟先前那批定居者一样，他们在回程中又有数百人死于高烧。而且，一场猛烈的暴风雨又摧毁了两艘船只，导致100多人丧命，其中包括倒霉透顶的会计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他在先前的沉船事故中捡回一条命，并且随后回到苏格兰，但是后来他竟然又决定跟着第二支船队返回达连。

总共约有3000人从苏格兰去了达连，其中可能有1500到2000人死在了喀里多尼亚湾或者海上，还有很多幸存者再也没回苏格兰。

在进入新世纪的爱丁堡，计划失败的消息逐渐传了回来，引发一波又一波的震动。在一个刚刚两极分化的政治环境中，这个烂摊子成了政治足球被踢来踢去，一些人指责公司的董事造成了丢脸的败局，另一些人则指责背信弃义的英格兰人横加干涉。爱丁堡因此发生暴乱。一个不满的殖民者在小册子里抨击公司的董事，被指控亵渎神明；三个支持公司的人用版画侮辱和攻击政府，被控叛国，所幸罪名没有成立。这时真相是什么其实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站哪一边。

这事儿不仅影响政治，还影响了财政：苏格兰本就处在经济危机当中，这下整个国家的财富又有很大一部分打了水漂。个人投资者损失了大笔资金，看起来是拿不回来了。苏格兰蒙受羞辱，国力大为削弱。

当然，任何重大的政治变迁都有多方面的原因。推动苏格兰与英格兰全面统一的各种力量很复杂，而且早就存在，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佩特森的鲁莽计划。那毕竟是在17世纪末，国与国之间的边界和联盟似乎每周都在变化。但达连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在几年后，作为统一协议的一部分，英格兰要向苏格兰提供紧急财政援助，而且援助的对象不仅仅是作为国家的苏格兰，还包括苏格兰贸易公司的个人投资者，他们不仅能拿回本金，还有数额颇丰的利息。

很多人说这是贿赂。“我们被英格兰人的黄金收买了。”苏格兰诗人彭斯在80年后写道。有些人认为整个事件就是英格兰人的阴谋，就是想把苏格兰搞残，使之没有选择的余地。还有一些人不关心这个，能拿回自己的钱他们就很高兴。

佩特森赞成统一。

在1707年5月，联合王国成立。8月，12辆重兵押运的马车载着大约40万英镑驶入爱丁堡。

整件事的关键点在于：佩特森并没有错，至少没有全错。巴拿马确实是极好的殖民地点—真的，考古学家马克·霍顿曾在2007年全面考察巴拿马地峡，他的结论是，实际上佩特森提出的达连贸易路线是切实可行的。在今天看来，他对全球贸易发展的预测也没有那么离谱；更重要的是，他明确地提出全球贸易将成为帝国暴行的非暴力替代品。他写道，贸易可以带来财富，而且不会“像亚历山大和恺撒那样沾染太多的罪恶和鲜血”。坦率地说，这在当时算得上觉醒。（尽管如此，我们的好评也应该适可而止：很多出资人谈到达连尚未开发的金矿时欣喜若狂，这暗示着他们掺和该计划就是为了掠夺那里的自然资源）

所有出资人没能共同解决那些难题，这一点就注定了冒险会失败。他们忽视了那些细节，比如所需船只的类型和需要携带的补给；他们还忽视了大局，比如此次行动的地缘政治影响。当遭遇挫折或陷阱时，他们最终相信了自己天花乱坠的炒作，坚信他们从始至终都是对的。这是群体迷思的典型案例。

直到今天，达连的故事仍是导致苏格兰分裂的关键。在2014年就独立举行的全民公投中，支持和反对独立的双方仍在拿这段历史说事儿。对于民族主义者来说，这是个寓言，说明英格兰总想阻挠和压制苏格兰人的希望；对于统一主义者来说，这是个教训，说明放弃稳定而追逐不切实际的抱负非常危险。

这个故事很容易让人拿来作类比。我的意思是，在这个故事中，一个国家拒绝与地理上最近的贸易伙伴结成政治联盟，转而去支持一个虚幻的愿景，妄想实现不受约束的全球影响力，而作为这个愿景的推销者，那些做着帝国梦的自由贸易狂热分子，他们用愤愤不平的爱国主义言辞把含糊的计划包装起来，并且从始至终忽视专家关于真实现状的警告。

不幸的是，我现在想不出有什么能跟它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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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五个探险失败的探险家

法国探险家，第一个环游世界的法国人，曾经到达大堡礁，但随后就返航了，因此未能发现澳大利亚。

威尔士探险家，在1790年代，他花了5年时间到美洲去寻找一个失踪的威尔士部落，其间被西班牙人当作间谍囚禁，最后总算找到那个部落，却发现他们不是威尔士人，而是曼丹人。

加拿大探险家，他认为北极实际上非常宜居，并于1913年带领探险队前往。当他们的船卡在冰里时，他告诉船员他要带一个小队去寻找食物，随即就抛弃了他们。

在1930年，拉塞特率领一个搜索队进入澳大利亚中部的沙漠，去寻找一个巨大的纯金“矿脉”，他声称那是他多年前发现的。但根本没这回事儿。最终，队友抛弃了他，然后他的骆驼也趁他拉屎的时候跑掉了，于是他就死在了那里。

瑞典工程师和冒险家，想出了乘坐氢气球到达北极的好主意，然后尽管气球一直漏气，他们还是出发了。最终他们全都死在了北极的某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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