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现代世界真是个令人困惑的地方。

我们生活在科技和社会日新月异的时代。在很短的时间里，二三十年，或者十年，有时甚至不到一年，我们的生活方式就能发生急剧转变。一切似乎都在不断地更新，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又难以摆脱这样的感觉：我们不过是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一次次重蹈覆辙。不知怎么回事，我们始终看不到即将发生的错误。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说，我们准确预测和规划未来的能力向来不怎么样，而过去几个世纪以来不断加速的变化也没让这事儿有什么改观。当我们始终被闪闪发光、意想不到的新事物包围时，我们用来做判断的那些启发式方法就失灵了。在被越来越多的信息轰炸时，如果信息太多，超出我们的处理能力，我们当然就会知难而退，去挑选那些可以证实我们偏见的信息。如果我们必须不断学习新东西，谁敢说我们就不会成为邓宁-克鲁格效应的牺牲品呢？

因此，我们生活在“第一”层出不穷的时代，而对于其中大多数“第一”，我们要么没有预见到它们会出现，要么就是忽视了那些已经做过的人。不幸的是，并非所有“第一”都是好事，不信你去问问玛丽·沃德。

玛丽·沃德是很多方面的先驱。1827年，她出生于爱尔兰奥法利郡的一个贵族家庭，那可不是普通的贵族家庭：从小她身边就围着一群科学家，有些是亲戚，有些是那些亲戚的访客。她太幸运了，因为他们不仅培养了她对科学的兴趣，还能为她从事科学研究提供资金。看到年纪尚小的她对自然很感兴趣，父母就给她买了一台当时全爱尔兰最先进的显微镜。这是件很有启发性的礼物，因为结果证明玛丽喜欢并且擅长把显微镜下观察到的标本绘制成图。在十几岁时，她还绘制了帕森斯镇“利维坦”的结构草图。利维坦是个巨大的反射望远镜，口径72英寸，建造者是她的表兄、前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威廉·帕森斯；在1917年之前，它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望远镜。

长大成人后，玛丽开始跟很多科学家通信，科学家也因为赏识她的绘图才能，委托她为好几本书绘制插图。1857年，因为嫌弃在售的显微镜图书质量太差，失望的她决定出版一本自己绘图的书。作为一个女人，她自然担心没有出版商会愿意接手，所以她自己掏钱印了250本。没想到书很快就卖光，而且引起了一位出版商的注意。这个出版商相信，有了她那些漂亮的插图和娟秀的字迹，或许这一次她的性别问题就可以忽略不计。这本《显微镜下的神奇世界》堪称出版业的巨大成功—在接下来10年里，这本书再版了8次，成了史上首批所谓的“科普”图书之一。

她的“科普”生涯并未就此止步—后来她又写了两本书，其中包括一本跟上述显微镜图书类似的望远镜图书，曾在1862年的水晶宫博览会上展出；她还为很多著名科学家的多本科学著作绘制插图；在多个杂志上发表文章，其中她对黄条背蟾蜍的研究颇受好评；她还是皇家天文学会邮寄名单上仅有的三个女人之一，剩下那两个，有一个是维多利亚女王。然而，她从未获得过学位，因为她是女人。

只不过……所有这些都是铺垫，因为尽管玛丽·沃德是个多才多艺的女性，有着非凡的人生，但这都不是我们如今记得她的原因。或许我们本该因此记住她，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在1869年8月31日，帕森斯镇发生了一件事。那一天，42岁的她和丈夫亨利·沃德一起坐上一辆蒸汽机动车。这辆车是自制的（毕竟她身边总围着一群科学家），制造者是她表兄威廉·帕森斯的几个儿子。

在当时来说，坐上这样一辆车绝对是种全新的体验，是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的标志。早在一百多年前法国人就已经发明蒸汽机动车，但此时距离我们今天公认的汽车出现还要好多年。那些车辆笨重又丑陋，人们普遍怀疑它们会损坏道路。尽管如此，它们还是引起了足够大的轰动，英国在1865年甚至通过了一项法律来管控它们的使用。不过，这样的车仍然很稀有，属于实验性的新奇玩意儿。在这个星球上生活过数不清的人类，但最早坐过这种车的人凤毛麟角，玛丽·沃德就是其中之一。

据记载，当时这辆车以每小时3.5英里的速度沿帕森斯镇的林荫路行驶，突然一个急转弯冲向了教堂旁边坎伯兰街的拐角处。或许就是倒霉；或许是路不平，只适合马车通行；或许那时他们还没有“急转弯”的概念，因为汽车和马车的操控大不相同，风险也不一样；又或许就是这样的体验太让玛丽兴奋了，一想到未来的发展前景就激动不已，而为了看到车下经过的路，她的身体可能探得太出去了。

不管是什么原因吧，总之当这辆车冲向街角时，略微向一侧倾斜，结果玛丽就从车里甩了出去，摔在了车轮下。她的脖子断了，几乎是当场死亡。

玛丽·沃德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死于机动车交通事故的人。

你可以是很多方面的先驱，但你并不是总能决定你会成为什么先驱。如今，全世界每年估计有130万人死于车祸。麻烦的是，未来会继续以超出预期的速度到来，而我们也要继续挣扎着预测它。

例如在1825年，《评论季刊》预测火车没有前途。“认为火车头将来有可能跑得比马车快两倍，还有比这更明显的谬论吗？”该季刊反问道。

然后就到了1830年，英国议员、前国务大臣威廉·赫斯基森出席利物浦-曼彻斯特铁路的通车典礼。他和威灵顿公爵同坐火车从利物浦前往曼彻斯特，同行的还有很多其他达官显贵。为了给火车头加水，列车中途临时停车，乘客被告知不要离开车厢，但他们还是下了车。赫斯基森觉得，他应该去跟威灵顿公爵握个手，因为之前他们吵了一架。于是，当乔治·斯蒂芬森著名的“火箭号”机车飞驰而来时，他刚好站在对面的铁路上。乘客事先接到过提醒，当火车迎面开来时，他们要赶紧从铁轨上闪开，但不熟悉这一新情况的赫斯基森一下子慌了神，不知道该朝哪边躲。最终，他没有跟其他乘客一起站到远离铁路的地方，而是试图爬上威灵顿所在的那节车厢，没想到他拼命抓住的那扇车厢门突然打开，直接把他甩到了“火箭号”机车前面。于是，威廉·赫斯基森成了历史上第一个被火车撞死的人。

1871年，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谈到他发明的炸药时说：“跟你们国会相比，或许我的工厂能更快地结束战争：到了两个军团能在一秒钟内相互歼灭的那一天，所有文明国家肯定都会吓得退缩并解散他们的军队。”

1873年，随着投机泡沫最终破裂，世界各地的股市都崩溃了，全球性的经济萧条持续了很多年。

到了1877年，诺贝尔话音刚落，加特林机枪的发明者理查德·加特林又给一个朋友写信说，他希望这项发明能开创一个人道主义的战争新时代。“我几乎每天目睹部队开往前线，而跟着士兵回来的是疾病和伤亡……我突然想到，如果我能发明一种机器，一种机枪，它能以极快的速度射击，让士兵变得以一当百，那它将在很大程度上取代大规模军队，从而大大减少士兵参战以及伤亡的机会。”他写道。

同样是在1877年，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想把自己的电话专利权卖给西联电报公司，但这家公司的总裁卡尔·奥顿拒绝了，他说：“我们买个电动玩具有啥用呢？”

1888年，芝加哥有个循道宗传教团缺钱花，然后他们就想出了所谓“流动募捐箱”的主意—他们寄出1500封信，乞求收件人寄给他们1角钱，然后再把信照抄3份寄给3个朋友。他们最终收到了6000多美元，尽管有很多人因为多次收到这封信而非常愤怒。连锁信就这样诞生了。

1897年，著名的英国科学家开尔文勋爵预言“无线电没有前途”。同样是在1897年，《纽约时报》盛赞海勒姆·马克西姆发明的全自动机关枪，说它这么可怕定能吓阻战争的发生，必将成为“缔造与维护和平的恐怖杀器”，“因为它的毁灭性效果会让国家和统治者在发起征战之前更加谨慎地考虑战争的后果”。

1902年，还是著名的开尔文勋爵，他在接受采访时预言飞越大西洋是不可能的，“不管是气球还是飞机都做不到”。过了18个月，莱特兄弟首次试飞成功。正如奥维尔·莱特在1917年的一封信中回忆说：“当我和哥哥建造并成功试飞首架载人飞行机器时，我们自以为给世界带来了一项几乎能彻底消灭战争的发明。事实上，不只我们有这样的想法，法国和平协会也因此给我们颁发了奖章。”

1908年，当奥维尔·莱特完成一次飞行表演时，托马斯·塞尔弗里奇中尉是机上的乘客。当他们绕着弗吉尼亚州的迈尔堡飞到第五圈时，螺旋桨断裂，飞机坠毁，塞尔弗里奇丧生（莱特死里逃生），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在空难中送命的人。

1912年，无线电的发明者古列尔莫·马可尼预言：“无线电时代的到来将让战争不复存在，因为它将使战争变得荒谬。”话音未落，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打。

1929年10月16日，耶鲁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欧文·费希尔预言，“股票价格看起来将永久保持在当前的高位水平。”八天后，全球股市大崩盘，因为靠唾手可得的借款吹起来的投机泡沫终于破裂。全球的经济萧条持续了数年；紧随金融危机而来的是，很多民主国家的选民越来越支持民粹主义的独裁政客。

1932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预言：“没有丝毫迹象表明（核能）将有可能实现。”

1938年，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与阿道夫·希特勒签署了《慕尼黑协定》，并在回国后预言说：“我相信，这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然后又补充道：“都回家睡个安稳觉吧。”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打。

1945年，曾在洛斯阿拉莫斯领导原子弹研制计划的罗伯特·奥本海默写道：“如果这种武器还不能让人相信结束战争的必要性，那实验室里出来的任何东西都不可能做到。”他的期望，以及诺贝尔、加特林、马克西姆和莱特的希望，全都落空了—地球上仍然有战争，万幸的是还没有过核战争（至少我写完本书时还没有），因此奥本海默或许可以凭点数胜出。

1966年，著名设计师理查德·巴克敏斯特·富勒预言，到了2000年，“在普遍富裕的情况下，政治将逐渐消失”。

1971年，俄罗斯宇航员格奥尔基·多布罗沃利斯基、维克托·帕察耶夫和弗拉季斯拉夫·沃尔科夫从空间站返回时，他们乘坐的联盟号返回舱骤然减压，导致他们成了第一批在太空中死亡的人。

1977年，作为美国老牌电脑公司迪吉多的总裁，肯·奥尔松预言计算机业务将永远是个小众市场：“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在家里摆台计算机。”1978年，该公司的营销经理加里·蒂尔克在未经对方允许的情况下，通过阿帕网（最早的互联网）向大约400个收件人发送一封电子邮件，推销他们公司的产品。这是世界上第一封垃圾邮件。（据他自己说，这封邮件的效果很好：公司因此卖出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设备）

1979年，在密歇根州福特汽车的一间工厂，工人罗伯特·威廉姆斯成了历史上第一个被机器人杀死的人。

2007年12月，财经评论员拉里·库德洛在《国家评论》上写道：“没有即将到来的衰退。悲观主义者错了。衰退不会发生……布什主政下的繁荣依然生机勃勃。这种繁荣已经保持6年，今后仍将持续。是的，这仍是前所未有的最伟大故事。”同年同月，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在我写作本书时，拉里·库德洛还在担任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2008年，全球股市崩溃，因为靠唾手可得的借款吹起来的投机泡沫终于破裂。全球的经济衰退持续了数年；紧随金融危机而来的是，很多民主国家的选民越来越支持民粹主义的独裁政客。

2016年8月，西伯利亚的亚马尔半岛暴发炭疽，一名12岁的男孩死亡，还有至少20名过着游牧生活的驯鹿牧民住进医院。该地区75年来从未发生过炭疽，这次疫情暴发正值酷暑，气温比正常温度高出25℃。热浪融化了西伯利亚厚厚的永久冻土层，数十年前形成的冰层裸露出来并开始解冻，其中就有1941年上次炭疽暴发时死掉的驯鹿尸体。

在冰层的保护下，病原体可以存活几十年、几百年甚至更久，但是并不活跃。自从俄罗斯的严冬击溃希特勒的军队，这种疾病就一直蛰伏在零度以下的冰层中，就等着冰封的牢笼融化那天。到了2016年，也就是有记录以来全球最热的一年，这一天终于来了，变暖的世界再次释放这种细菌，先是感染了2000多只驯鹿，然后又传染给了人类。

你可能忍不住想说，没人能预见如此诡异的灾难，但事实上，五年前就有两位科学家曾预言，愈加严重的气候变化恰恰会导致这种情况：永久冻土层将逐渐消退，并把那些长期关押的病原体放归世界。随着气温升高，这只会愈演愈烈，并且制造出一种历史倒流的奇特效果，就好像工业革命的累积效应在我们周围逐渐展开，带我们回到托马斯·米奇利在实验室里努力钻研的时代，回到尤金·席费林站在公园里打开鸟笼的时代，回到威廉·佩特森做着帝国梦的时代。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一个世纪会有多少人死于气候变化，我们也不知道气候变化会在哪些方面改变我们的社会，但我们的确知道至少有一个受害者失去了生命，就因为我们人类的一系列决定导致了意想不到的后果，把僵尸炭疽从坟墓召唤回人间。那个受害者恐怕不会是最后一个。

2016年5月7日，距离倒霉的玛丽·沃德因车祸丧生的那个夏日清晨就快过去150年，在佛罗里达威利斯顿市附近的一条路上，乔舒亚·布朗正坐在开启了自动驾驶模式的特斯拉S型汽车里。后来的调查显示，在37分钟的行程里，他把手放在方向盘上的时间只有25秒，而在剩下的时间里，他完全依靠汽车的软件来控制驾驶。当一辆卡车从侧向驶入时，布朗和软件都没有发现，直接就撞了上去。

乔舒亚·布朗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死于自动驾驶汽车事故的人。

欢迎进入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