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就是这样的人，你们都是这样的人。

1960年，一个叫欧内斯特·海明威的人写了一本非虚构作品，英文叫作A Moveable Feast，记录他1921年至1926年在巴黎的生活。

1986年我念大学的时候，复旦的文科图书馆里已经有了中文的译本，名字叫《流动的圣节》。

那个冬天我还未能适应上海的阴冷以及非常倒胃口的复旦食堂。我最爱的女老师Miss Z发现我课后尾随着她在复旦的“南京路”溜达，她从自行车上下来等我：

“你习惯上海了吗？”她问。

“没有。”我说，“蛮想考北大的，两个老乡说未名湖很美，而且并没有上海冷。”

“总会适应的，我没去过北大，我想应该各有各的美。”

“像您这样美吗？”

她麻溜儿地逃上自行车，挥了挥手：

“像你手中的那本书一样美吧。”

《流动的圣节》在上世纪90年代后都被更加准确地译为《流动的盛宴》，可是，你知道，盛宴似乎只是少数人的，只有圣节，才属于每一个人。

当然这只是我的拙见。

海明威说：“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之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个流动的圣节。”

去年夏天最热的时候，我在上海延平路的JUST POCKET咖啡馆里等人，这个叫作“只是口袋”的咖啡馆，其实主要是卖早中晚的简餐，像我这样点一杯冰美式在这儿混一下午的人，老板偶尔看到只能在角落里叹口气。

那天我等的人还没到，进来一个骑手大叔，说：

“这天儿快热出人命了嘿！”

吧台后面的服务员小姑娘倒了杯冰的柠檬水给他，大叔一饮而尽，说：

“再来一杯行不？小姑娘心眼儿好。”

又倒了一杯。大叔说：

“这回我死不了啦。”

从那以后，这家小店就成了我的半个办公室，我在角落里有一个固定的座位，坐下来就有一杯冰美式和一杯温水，老板、服务员和我都习惯了一言不发。

冬天的时候，沈颢从嘉兴过来，穿着酷帅的大衣，容光焕发，是真的换了发，有一段时间他总是长发盘在脑后挽成一个发髻，现在剪成中长，换着花样潇洒，说是在安徽什么地方花十七块钱剪的。

我想起自己在波士顿剪过两回头发，一次三十美元还加小费，并且发型与我的三重下巴组合成一个土豆形状。

沈颢一进咖啡馆就说：

“为什么旁边的几家咖啡店都那么多人，只有这一家冷冷清清？”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只好说：

“你怎么可以还这么帅？”

我这半辈子崇拜过两个人，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非常喜欢一个叫齐秦的歌手，他的音乐、生活、形象都完美一体，仿佛所有时尚的集合。

有一年，崔健去了伦敦的一个音乐节，回来接受了《北京青年报》的采访，兴奋地说他在伦敦见到了齐秦。

2003年的时候，我见到了沈颢，我得说，他是更多完美的集合。

他和谢方伟两个人趴在报业集团三十二楼的落地窗前看威海路的风景，两个都是长发型男，让我印象深刻。

《文汇报》的马达先生去世前，我每年都去看他，有一回他撇了撇嘴说：

“从来只知道我们上海人办报办得好，听说现在南方人办报办得好，有个叫沈颢的，你认识不？”

我说：“认识，挺厉害的，您要是黄药师，他得是黄日华。”

老马说：“你这小子没出息，丢人！”

我说：“老马，咱尊重强者，败得体面，没啥不好。”

沈颢这半辈子，经历了很多事，有时候我甚至都觉得，他不像一个真人，更像一个剧中人。而我们，更像是观众，我坐在第二排，他伸手致谢的时候，我有几秒钟握住了他的手。

我们在咖啡馆天南地北地瞎聊，想起上一次见面，已经是好几年前了。他那时出版了他的《万水千山》，我们在一个小馆子里面喝酒，最后以我喝到失忆结束，唯一能够记得的，是他在午夜的马路边上陪着我。

那时我一直想问他的一句话是：

“你过得好不？”

最终也没问出口。

另外，我观察到的，就是他经历过许多艰难的时刻之后，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丧气的话，或者说，至少对所有的观众而言，他的一切言谈举止，淡然得体，如春风拂面。

我在咖啡馆里开玩笑说我和太太想在波士顿开一家凤梨酥店，我以为会招来白眼和嘲讽。

他说：“这是多么好的一个创意啊！”然后，滔滔不绝地讲起了他一个朋友在大理做可颂面包的故事。我听完之后，竟然真的动了这个念头，并且在晚上转告给我太太。

她听了之后，没有评论凤梨酥的事，只是说：“这个人，总是那么温暖着别人。”

当然，我们在一起也会聊到一点点小敏感的事，比如，很多读者喜欢他写的喵喵喵、奥威尔、约恩·福瑟，至于他写的那些实验性的文字，我没能直白地告诉他。

我吞吞吐吐了几句实验性之后，沈公子露出了迷之微笑。

我跟我们共同的老友陈菊红女士说：“我太太觉得沈颢心中肯定有时住着一个孩子，而老邱心中，一直有个二流子。”

菊红微笑着表示不反对。

2023年3月的时候，我在波士顿向沈颢约稿，告诉他我们写作阵地的名字叫“天使望故乡”，他发给我一张照片，配了一个大笑的表情。

照片里他正在云南某乡村温泉池，在和一帮老人家泡澡，“忽然预感到，这很有可能是自己未来生活的常态。”

我过了一个半小时才回他，这一个半小时，我打扫了家里楼上楼下所有的房间，吸尘、拖地、换掉每个垃圾桶里的垃圾袋。

然后，坐在楼梯口捶着我常态化疼痛的腰。

想起二十年前，我问大家：“上海本地新闻这个栏目叫个啥名字？”

他们说：“叫‘大都会’。”

我说：“为啥？”

他们说：“因为是沈颢取的，因为《纽约时报》就是这么叫的。”

“因为上海就是梦想的都会。”

时间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溜走了，我现在离《纽约时报》很近，只一脚油门。但是我离“大都会新闻”很远，遥不可及，或者说，就连想起这段回忆，都像是存心跟自己较劲。

伊险峰是骑着辆自行车到JUST POCKET来的。来了就到户外问我讨根烟，还开心地问烟灰抖哪。我说：“地上，不装。”

我们俩在一起从来不装。

刚筹办《东方早报》的时候，我《文汇报》的老同事冯学锋也来帮忙策划，他听了一堆人的各种建议之后说：“这里边只有一个人的专业水平能做总编辑，那就是伊险峰。”

当时因为组织上让我做总编辑，所以我被老冯呛到吐血。

不过话说回来，我观察了两三个月，发现冯学锋尽讲大实话。

不过话又说回来，伊险峰对这个总编辑兴趣好像也不大。因为没有多久，他就去创办了《第一财经周刊》。那一年有个谁和我说：“你知道不，《第一财经周刊》当年就盈利了。”

我说：“这家伙！”

周刊做得非常成功的时候，伊险峰又离开了。

我们在咖啡馆聊到这些事儿，他突然露出了难得见到的特别诚恳的劲儿，说：

“这个，得说是我不好的一面，不大愿意花精力去与人沟通，总之就是有几回觉得不太畅通，就走人吧。”

于是，后来，又有了《好奇心日报》。

有人说，“一财周刊”和“好奇心”都有好多忠粉，不离不弃。我想，不如说，是伊险峰有好多忠粉。

前几年华为有个领导来上海，请大家吃饭，我和伊险峰都去了，我俩也好久没见了，见了面就聊个不停。

领导准备致祝酒词的时候，发现这俩家伙还在瞎聊，不乐意了，说：

“我们这有两位新朋友一直在开小会。”

我连忙表示歉意，险峰则打了个哈欠。

领导听了我俩具体是干吗的之后，对伊险峰说：“伊总我是你的粉丝，手机换了好多，就这个一直在。”

手机上是《好奇心日报》的APP。

伊险峰和沈颢各有各的风格，具体怎么描述，我说不上来。

2003年刚办“东早”的时候，我去威海路的“小实惠”吃饭，门口有个男生背对着我在打电话：

“说这么多不就是我没达到伊险峰的要求呗，我都两晚没怎么睡觉了，他这一个字一个字地抠，一张图一张图地搞，没几个人吃得消！”

这二十年，我已经很少听到这样的抱怨了。我在那个冬天听到这通电话的时候，站在饭店门口待了几秒钟，两片枯叶掉下来，砸在头上，饭店里面喊：

“喝白的还是啤的？”

我说：“白的，热热血。”

我们在咖啡馆聊天的时候，聊到很多的往事，当然也聊现在的生活，伊险峰讲了一句话，似乎是要回答我所有的提问，他说：

“我可以接受比较简单，或者比较穷的生活，这对我不是一个问题。”

至于他不接受什么，我俩没有探讨过，或者说，我们用眼神交流过一瞬。

他在长乐路办公了快两年，在这期间，他非常翔实地观察和记录了九个街口这些年的商业变化，准备写成一本书。我很震惊他做的这些事，准备用我读过的什么金句赞美他。琢磨了半天，没想出来。

伊险峰笑笑：“再出去抽一根？”

抽烟的时候，二十年后的枯叶又在大冬天砸我头上。

二十年前，我有过一段短暂的情绪低落。那段时间，隔三岔五就拉着伊险峰在上海的路边摊喝啤酒。

有一天他忍不住讲，我咋觉得这原因和结果你都很清楚啊，这磨磨叽叽的。

我说：“我得捋一捋。”

他说：“行，那就再捋一捋。”

这一捋，小半年过去了。

这二十年来，我多次回忆起那些午夜时分的上海街头，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支撑我围着一个低情商的问题打转，也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支撑他耐着性子告诉我2+2肯定不等于5。

印象中那一年不冷，我们似乎整个冬天都在户外喝酒，从来没有猜测过，落叶之后，万一春天不来了呢？

沈颢来的那天晚上，我们小聚了一下。

说是小聚，也喝了不少酒。这一次，喝完后直立行走的能力，他比我差了一些。

不是因为我的酒量好过他了，而是大家都敬他酒，敬险峰酒，敬那些叽叽喳喳、热气腾腾的日子。

回家躺在床上，想起海明威的书里说：

“你就是这样的人，你们都是这样的人。”斯泰因小姐说，“你们这些在大战中服过役的年轻人都是。你们是迷惘的一代。”

“真的吗？”我说。

“你们就是，”她坚持说，“你们对什么都不尊重。你们总是喝得酩酊大醉……”

我们没服过役，也没经历过什么大战，酒桌大战还差不多。不过，我确实微醺了。

书中这一页的下方，有一句翻译家的注释：以上引文为法语，génération perdue，一向译为“迷惘的一代”，但用今天流行的词汇，该译为“失落的一代”。

管他什么样的一代呢，酒醒之后，太阳总会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