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抛开那些浮华世界的种种，一定有这人世间最宝贵的三个字：宽容、爱。

1990年，我分配到《文汇报》工作，报到的当天，一个叫滕奎元的后勤同事帮我们办入职手续。老滕不是我想象中的《文汇报》的文化人形象，他身材矮小粗壮，声如洪钟，吼一嗓子觉得浦东农村都听得见。

“籍贯”这一栏，我认认真真地填写“重庆璧山县”，老滕就豪爽地大笑起来，“bie山人……”然后撸两下我的头，生疼生疼。

那个年代《文汇报》没有什么外地人，不像在复旦校园，大家都说普通话。这里，是上海话的汪洋大海，就像看反恐《24小时》一样，眼睛眨巴两下就漏掉重要信息，我一不留神儿就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

中午吃饭的时候才知道，“璧山”的上海话发音和“瘪三”差不多，忍不住想：“册那娘额老滕……”

晚上十一点一个人待在没有窗的单位宿舍里，远离了父母，也远离了老师同学，心中有一种现在流行的叫“emo”的情绪。

正准备清唱一首《跟往事干杯》的时候，突然又想起旧被子扔了，新被子白天忘了买，什么都没有。9月的白天很热，晚上已经有点凉了，突然鼻子一酸，觉得应该清唱一首《生活啊我去你大爷滴》。

敲门声：“bie三，bie三……”

打开门，又是小钢炮老滕，手里抱着一个干净的枕头和一条毯子。

“小bie三，侬阿是啥都没？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拿去，送给侬，别贪凉快，毯子搭在肚脐眼上，肚子别冷着。”

毯子搭在肚脐眼上，暖暖的。

当晚，在工作后写给爸妈的第一封信上，我说：“他们对我善良相待。”

二十年后老滕去世了，无声无息地走了。

有一天，一个有钱人老克勒请我们一堆人在半岛酒店吃西餐，这个人一副天上知一半，地上全部知的作派，指着旁边圆明园路说：“《文汇报》以前就在这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这里面好多通天的人，小邱应该知道一点。”

我那时已经五十岁了，听到人叫“小邱”恨不得把丫拖到乍浦路桥上吊起来。

我说：“我就认识一个叫滕奎元的，要是我将来有一片天的话，他就是通天的。”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汇报》有很多的牛人，但是如果有一个人说他不是牛人，那其他人都得老老实实做回凡人。

马达先生，我们进《文汇报》的时候，他已经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牛人退下来后多少都会有点类似“产后抑郁”的情绪，老马似乎也不能免俗，尽管他在淮海战役就拿过枪，觉悟已经够高了。

我陪他去黄山参加一个研讨会，先坐缆车，再弯弯绕绕爬三百多级台阶，到我们住的酒店。

老马爬山还马马虎虎，十分钟能爬个二三十级台阶，但是反复说同一句话：

“我要小便！”

小便了四五回，小树丛旁边，美丽的迎客松树后边，云雾缭绕的悬崖边，我一直像个道具一样挡着他，生怕有女士突然出现偷看老马的新闻理想。

当天晚饭的时候，老马说：“我还是复旦新闻系的客座教授呢，现在不当官了，估计也没人想读我的研究生了。”

“我看你小子倒挺活络的，干脆就你读我的研究生吧。”

我说：“我本科读了两年就不想读了，咋可能再想读研究生嘛？”

“你你你……”老马说，“算了，今天便宜你小子，我就免费给你上一堂课。”

他就开始讲办报，以及刊发《伤痕》 《于无声处》这些作品的惊人往事。

他说：“政治家办报是战略层面的，基本也是一句废话。只有信息对称是技术层面的，确保信息对称才是你生存的根本。”

老马讲了两个半小时后要求我讲听后感，“你讲一分钟就可以了，我要去小便。”

我说：“听了觉得比读四年本科管用。不过，除信息对称之外，宽容，是不是也是某种秘而不宣的原因。”

老马头也不回地去卫生间小便了。

办《东方早报》的第二年，我因装修房子在陆灏先生家借住了大半年。武夷路的高层，两室一厅，他一间我一间，当中是客厅。

陆灏那个时候做了《万象》，是像《读书》的沈昌文先生一样的人物。

每天晚饭后，他一般都在客厅里写字、画画，我一般都在单位里看版面，经常也出去拉广告应酬。

难得的休息日我主要是在自己房间里看抗战剧。那时刚看完《亮剑》 《历史的天空》，觉得还不过瘾，后来又发现了两个人，一个叫连奕名，一个叫柳云龙，自导自演，怎么帅怎么来，柳云龙的军装领子一直都竖着，像穿POLO衫一样，连奕名还套一个黑色披风，往阵地上一站，不管是炮弹、机枪子弹、步枪子弹，全吓得拐弯走。

每回我看得兴高采烈的时候，陆灏先生就从客厅走到我门口叹气：“你看的这些东西，我听听台词就知道完全没逻辑。”

我说：“管他有没有逻辑，咱老百姓就图一爽。”

陆先生长长地叹口气……

如果说上海是文化人的码头的话，那陆灏家的客厅差不多就是和平饭店。这里三天两头有聚会，热闹非凡，我偶尔早回家就搬个小板凳坐在旁边陪笑。

梁文道先生，现在大家都叫他道长，总是那么温文尔雅。张大春，喝了酒后就又跳又蹦的，估计楼下人已经磨了半年刀了。后来我看到说罗大佑写了《明天会更好》的第一遍歌词，张大春和张艾嘉他们又改了一道，不禁对大春先生又佩服了几分。客人里面有个特殊人物，阿城先生，大家都叫他阿老，阿老的学问大家都佩服。后来，我差不多读了他所有的书。他讲话慢条斯理的，但是挺逗，有时还弄个烟斗还是雪茄什么的抽抽。他一讲话大家都安静地听，这是我头一回对江湖地位这件事有了些认识。

陪了半年笑我就和陆灏先生说：“要不就把来家里坐过的人聚在一起给《东方早报》做个《上海书评》栏目吧。”

陆灏那个时候才四十岁出头，精力充沛，大家都叫他威海路梁朝伟，“梁先生”爽快地答应了。

《上海书评》做得挺好，“身材模样”都不错，往来没有白丁，各派思想都还行，是一正常人儿。

1904年，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来到爱默生的故乡康科德河畔时，曾感慨万千地说：“撒落在我身上的不是红叶，而是爱默生的精神。”

我在办《东方早报》时读过一点“美国孔子”爱默生的书，看不大懂，大约是说比较尊重个人，甚至“无限的个人”。

今年夏天带着女儿从爱默生的故乡回到我们的故乡，下了飞机看到一个让人难受的新闻，说知名的财经评论家叶檀身体出了一些状况，她曾经也是《东方早报》的一员。

檀姐姐是“东早”开创时的评论部主任，这段短暂的经历与她之后进击的人生相比，似乎不值一提。

第二天我去叶檀家看她，她跑出家门来接我，满脸笑容，步履轻盈，状态很好。大约有十几年没有见过面，今年，我们在酷热的夏天重逢。

她说：“还留着两个一样的圆圆的发型。”

我们坐在叶檀家里聊天，她拿出一大堆零食给我吃，说自从身体出了些状况后，就非常馋垃圾食品，可是她又不能吃，所以，最开心的是看别人吃。

于是，我吃了凤梨酥、昆布糖以及各种饼干、各种水果……

如果可以让叶檀更加健康快乐的话，我想我还可以吃更多，除了我的吧唧嘴比较招人烦以外。

叶檀家自己的园子，她已经把它打理成一个开放的、可以让邻居们都驻足休息的地方。窗外是35℃的高温，蝉鸣声一刻不停，室内是欢声笑语。我们聊起二十年前的往事，也聊到创业的艰辛，时光流逝，很多快乐，很多悲伤。我们逆水行舟，奋力前行，却总是被推回到往昔的岁月。

《东方早报》的二十年，这个国家的二十年，我们每个人的二十年，到底留下了什么？我想，抛开那些浮华世界的种种，一定有这人世间最宝贵的三个字：宽容、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