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斐尔之子孤零零地死在了自己车里。他直挺挺地坐在方向盘后面，系着安全带，喉咙被人从右至左割开了——切口很整齐，有人也许会赞叹技法之娴熟，近乎外科手术般精准。他的尸体于2013年6月24日周一凌晨4点45分被发现，发现者是与他结发十七年的妻子内达·瑞伊斯。据她向警方的陈述，他被发现时身体已经凉了，怎么叫都没反应，身子坐在他那辆灰色双开门的阿斯顿·马丁内。车牌很有个性——I WYNN[与英文“I win”发音相近，意为“我赢”。——译者注（全书注释若无说明皆为译者注）]。车当时挂着空挡卡在他们家的大铁门上，地点位于荷尔贝山[荷尔贝山（Holmby Hills）与下文的比弗利山庄和贝莱尔同属高级住宅区。]的梅普尔顿街。在那之前大约一小时，内达被金属撞击声吵醒，还以为是街上出了车祸。之后的五十分钟里，她一直半睡半醒。末了，她决定弄明白早先那次惊扰的缘由，于是起床，穿过前院，走到宅院门前。她之前听到的，正是阿斯顿·马丁迎面撞上大门的声响。

驾驶席一侧的车窗敞开着。透过车窗，内达能看到从拉斐尔之子脖颈的伤口中喷出一股血，向下流过他的前胸和肚腹，落到他又粗又短的大腿上，最后在意大利真皮车座上汇成一小滩。拉斐尔之子睁着眼睛，嘴部松弛，看上去就像一只被放掉气的动物玩偶般阴沉而空瘪，仿佛他终于减掉了许久以来使腰腹臃肿不堪的30磅[英制重量单位，1磅约为0.45千克。]赘肉，这也使他身上的那套衣服——花费2,800美元从萨克斯第五大道[美国一家奢侈品连锁百货公司。总部位于纽约曼哈顿中城。]购买的杰尼亚男装，花700美元从巴尼斯[美国一家奢侈品连锁百货公司。]买的牛仔裤，以及他为参加洛杉矶西区的周日运动俱乐部而穿的黑色耐克运动衫（因体型缘故，他不得不买加大号的，这样才能合腰，但下摆长得垂到了膝盖）——看着像其实属于一个比他高大许多的老兄。

为了确认丈夫是否还活着，内达将手伸进车窗，轻轻晃了晃他的左肩。看他一动不动，她便将他留在车内，回屋去报了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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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宣称发现尸体后的最初两三个小时内，美国伊朗犹太社群中流传着的就是这个版本的故事。到周一早上9点，消息已传到加拿大和以色列。中午，从洛杉矶向伊朗及其他中东地区播出波斯语节目的卫星闭路广播电台，接到了从德黑兰打来的电话，要求证实传闻的真假。

拉斐尔之子并非在美国遇害的第一个伊朗犹太人，却是迄今为止处世最为高调，又最遭人记恨的一个。按照他仇敌的说法，他活该早早惨死。因此，这则无论如何都将引发轰动的新闻，在人们迫切地扩散下被更迅速地传开了；每传一次，案情细节也变得愈加血腥和残忍，割喉那一刀变为连捅数刀，继而成了斩首，最后成了肢解。关于杀人的直接动机以及他的财物——包括钱夹，代替婚戒而戴在小指上的五克拉钻戒，以及他前些年在皮科区塞普尔韦达街上的阿拉姆兄弟珠宝店花30,000美元购买的劳力士迪通拿黄金腕表——是否被抢，众说纷纭。拉斐尔之子曾向阿拉姆兄弟宣称，那块表将用来纪念他在五十二年人生当中不容置疑的非凡成就——“焦土政策”[焦土政策（Scorched-Earth Policy）：源于一种军事战略，此处指企业策略上的“焦土政策”，即目标公司大量出售公司资产或破坏公司经营，以挫败恶意收购人的收购意图。]“赶尽杀绝”[赶尽杀绝（take-no-prisoners）：华尔街的信条，即“只要能赚到钱，不在乎是和谁做生意，也不在乎怎么做”。]“我们当中只有一个能活着离开这里”，还有他对妻族发动的法律诉讼战和心理战。他骄傲地宣称，德黑兰的索莱曼家族在他的操控下遭受了无尽的痛苦。

与此同时，接连的名人遇害案庭审以及有线电视不断重播的《犯罪现场调查》，使得洛杉矶西区的全体民众顿时都成了地方检察官和侦探，广播电视一披露任何案件的蛛丝马迹，立刻就会有人拿去分析，推测凶手身份、杀人动机和犯罪手法。

其实用不着侦探，人们自然也知道，拉斐尔之子自成年以来，因费尽心思害人而树了许多死敌，他们中的任何人都可能杀掉他——包括之前在伊朗时被他移交给阿亚图拉的“革命的敌人”（他这么干只为了之后再保释他们出来，换取“服务费”）；还有遭他诈骗后又反被他起诉诈骗的每一位商业伙伴；以及近年来被他骗过的几千名伊朗犹太人和少数美国犹太人——他最近从他们身上骗走了5亿美元。这些还只是他的敌人，其实他的盟友们甚至更想置他于死地。

多年来，拉斐尔之子始终操纵着一个伪装得极好的庞氏骗局，诈骗的目标大多为伊朗犹太人，这一招使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显得尤为高明。正是因为他，许多家庭陷入赤贫，或是蒙受了无可挽回的经济损失。当别人追问他是怎么“赔掉”了投资者的所有资金时，他将其归咎于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还提醒说连希腊和冰岛政府都破产了，他的失败自然也不足为奇。当被问及他是否认为自己该对业已造成的灾难负责时，他叹息道，他希望自己能担起责任——就像亨利·保尔森[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第74任美国财政部部长，曾担任大型投资银行高盛集团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本·伯南克[本·伯南克（Ben Bernanke）：美国经济学家、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蒂莫西·盖特纳[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第75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在2003年进入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之前，在财政部服务过三届政府，还曾就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处理金融危机的专家。他与保尔森和伯南克一起，协助解决了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公司的危机。]和所有那些华尔街的首席执行官一样，他们主导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却要么被重新任命为内阁成员，要么获得了巨额红利。

跟那些首席执行官一样，拉斐尔之子从庞氏骗局的垮台中重生，变得比以往更加富有，也愈发自以为是。在正式对外宣布破产五年之后，他仍住着一套价值5,200万美元的豪宅——占地2.6英亩[英制地积单位，1英亩约为4,047平方米。]，位于城市中最可炫耀的地段，日落大道[日落大道（Sunset Boulevard）：洛杉矶的著名街道，途经好莱坞、比弗利山庄。]旁的花花公子豪宅[花花公子豪宅（Playboy Mansion）：位于洛杉矶荷尔贝山，是休·海夫纳的一座奢华寓所，内部设施齐全，还有一座私家动物园，里面饲养了猴子、孔雀等动物。休·海夫纳是《花花公子》杂志的创刊人及主编，也是花花公子企业的首席创意官。]恰与其隔街相望，那里有孔雀、天鹅和一对整天光着身子恣意放纵的孪生姐妹花[此处暗指休·海夫纳曾被媒体爆料搭上一对年轻的孪生姐妹花。]；一箭之地开外是斯班林[艾伦·斯班林（Aaron Spelling）：美国金牌电视制作人。他的妻子坎迪·斯班林（Candy Spelling）是美国著名作家和慈善家。]夫妇那幢占地5.6万平方英尺[英制面积单位，1平方英尺约为0.093平方米。]、屋顶漏水的庄园别墅，价值1.5亿美元（最近以半价出售给了一位二十二岁的俄罗斯“女继承人”）。再沿街向前是占地4.5万平方英尺、价值1.25亿美元的“小凡尔赛宫”，房主是一对和善可亲的犹太夫妇，他们花了五年时间打造这座庄园，不过刚一竣工就离婚了。

拉斐尔之子的宅子有八间卧室、一幢6,000平方英尺的客房，还有户外篮球场、室内保龄球道、户外网球场、室内健身泳道、户外泳池和休闲小屋，以及三间厨房（其中一间大小堪比泰姬陵，里面从未做过饭；另一间小一些，也有饭店厨房那么大，作为日常家用；第三间是专为大型派对提供餐饮服务的）、三个常规的酒吧、一间造型屋、两个餐厅和一个用作早餐区的面积达1,000平方英尺的“小角落”，外加必不可少的藏书室、带穹顶的温室和一间可容纳三十二席的放映室。

对任何理智的人而言，这样已经很富足殷实了，然而拉斐尔之子竟厚颜无耻地抱怨这套房子“令人失望”：是的，按照多数人的标准，它的确很大，但是在洛杉矶，它还不足以令人惊艳——“小凡尔赛宫”以拥有3英里[英制长度单位，1英里约为1.6公里。]半的慢跑跑道为傲，斯班林的豪宅里有一座全是纯种马的马厩，花花公子豪宅里住着休·海夫纳和几对孪生美妞。

拉斐尔之子去买劳力士那天，曾向阿拉姆兄弟提及这些。他们小心翼翼地问他在荷尔贝山是否住得愉快，想借此提醒他，他这么有钱，别要求折扣了吧。

“噢，过得不赖！”拉斐尔之子用讥讽的口吻答道，“手机没有信号，因为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是个大坑货。一刮风下雨就断电，因为电缆太老太破，邻居又都是些没用的废物。”

花花公子豪宅里的人一周七天，每晚都在办派对。他们把音乐放得震天响，简直能引发地震，还允许来客把车停在马路中央。每次拉斐尔之子上门去抗议时，他们既不接电话，也不开门。如果你认为警察能有点儿帮助的话那就太天真了；他们其实都巴望着能被叫到海夫纳的家门口。那样他们就能趁机闲站在门廊里，观赏漂亮的裸妞儿，仰脖痛饮几杯苹果马提尼酒；离开时，还能从豪宅里那些英俊漂亮的看门人那里收到不菲的小费。

隔壁的老妇是某位烟草大王的遗产继承人，她在家里草坪正中掘了一个湖，还执意要灌满水，到与沙质湖岸齐平，毫不在乎现在城里的其他人正面临缺水的困境。她的女儿结婚二十年了，有三个孩子，现在仍与她同住，似乎打定了主意要跟每个管道工、勤杂工，甚至是十八岁的比萨送餐员上床。马路对面有个印度制药业大亨，他一直在建造他那座有1,700个小窗户的难看得要死的棕黄色豪宅；而每当快完工时，又把它拆毁，从头再来。还有个俄罗斯黑帮的，在参加了不计其数的“里程碑论坛”[里程碑论坛（Landmark Forum）是一种大型团体意识训练项目，旨在帮助参与者认识到他们真正的潜能，给他们的生活质量带来积极的、永久的变化。]讨论会以后，向妻子承认自己曾有1,112次对她不忠。几周以后，他便遭人腰斩，尸体在坎昆[坎昆（Cancun）：墨西哥的著名旅游城市。]的沙滩上被发现。

拉斐尔之子曾以过度用水为由起诉“烟草夫人”，以噪音扰民为由起诉休·海夫纳，还因服务质量糟糕起诉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他甚至打算以提供的基础设施质次价高为由起诉电力公司。

“我感觉自己生活在第三世界国家，”他对阿拉姆兄弟说，“一个人囤积占用了所有的水，警察都被买通了，而且我还得自行购置发电机，否则大晚上就只能摸黑。”

所有这些都无法解释拉斐尔之子为何能保住房屋的产权，天晓得这其中有什么猫腻，只听说他从前的“投资者”中有些损失了毕生的积蓄，沦落到被迫住在自己的车里或是借住在邻居家的车库中。据大家推测，在破产前的十年间，他逐步将5亿美元暗中转移到了他那帮乌合之众的表亲及他们配偶、子女名下的储蓄账户中。他们在进入拉斐尔之子的势力范围之前，始终一文不名，被称作“杂牌军”[“杂牌军”（Riffraff Brigade）：“riffraff”原意为乌合之众，此处既指拉斐尔之子的表亲成分复杂，地位不高，也因“Riffraff”与“拉斐尔”（Raphael）谐音，是对其家族的不屑戏称。]，散居在伊朗的多个省份，生活几近贫困。之后他们辗转去到以色列的“占领区”，住在煤渣砖房里，最终迁到了洛杉矶的北山与阿古拉山地区，住上了300平方英尺的公寓。2003年起，他们突然一夜之间在布伦特伍德比弗利山庄一带买下一座一万平方英尺的豪宅，他们妻子原本戴的极小的钻石骤然长到十克拉大，他们的子女进了昂贵的犹太私立走读学校。如果你问他们，这些都是怎么得来的，他们会一本正经地说，这是伊朗的“祖产”，他们的父亲都是百万富翁，拥有土地和马匹，珠宝古玩足够塞满一座博物馆，你不知道吗？

债权人认为“杂牌军”协助拉斐尔之子藏匿被他盗用的资金——他们会把钱在手里攥上几年，然后巧立名目，在扣减自己的佣金后，悄无声息地、一小笔一小笔地返还给他。这一招简单又易识破，但令所有人讶异的是，它极为奏效。那些倾家荡产的“投资者”不太可能承担得起起诉拉斐尔之子或其表亲的费用；而那些被掠夺了几百万美元却仍颇有余财的人，都在私下里得到许诺：如果他们不去找有关当局，或不起诉，就能拿回自己的钱。地方检察官相信所有“眼朗人”[此处原文是Eye-ray-nians，与Iranians的形声都相近，是对伊朗人的戏称。]都很富有，颇有来头，没兴趣追究他们族群内部某些人盗取其他人钱财的犯罪案件。破产清算受托人“调查”该案迄今已有四年，因耗时漫长而花费惊人。新闻媒体则忙着报道各种名人绯闻，谁谁醉酒驾驶出了车祸、杀死老婆或是自杀。

拉斐尔之子造成这些损失，得到的唯一惩罚是在整个洛杉矶西区遭人唾弃，但这并没有听上去那么严重，因为他原本就从未被人高看过。他在一两篇博客帖子中被称作“荷尔贝山的匪徒”和“蹭吃蹭喝的贼”，可他知道重要人物根本就不看这些帖子。他的妻女也厌恶他，不过这一点既不新鲜，也不打紧。他那帮“杂牌军”表亲也每天都盼着他死，这样便可吞掉他委托给他们的所有钱财；不过他们太忌惮他了，即便真有那么一天，大概也连一块钱都不敢留。

最后我们可以说，或许唯独拉斐尔之子的母亲曾对他有些感情，不过她已经去世，葬于以色列——再说，她本人也绝非和蔼可亲之辈。四处遭人鄙视并非美事，但他的确陶醉于海外账户中的全部“免税”资产。不仅如此，他还醉心于自己对他人造成的伤害，且总能如此轻易地逃脱罪罚；另外，他非常确信，一旦事情告一段落，当债主们已经厌倦为损失钱财而悲号时，那些记忆就会消退，而他则能凭几亿美元的雄厚财力重建自己的商业信用。其实他早已参与幕后交易，以“杂牌军”为掩护，用现金陆续买断不少被取消赎回权的财产，并将资产藏匿于未经注册登记的公司名下，尽享一切——让债主们去啃陈面包吧，经济萧条时也能赚钱——但在2011年，他的计划出了一个小纰漏。

两个“投资者”设法使地方检察官确信，拉斐尔之子有进行电话诈骗和洗钱的重大嫌疑。尽管涉案金额不大——3,000万美元——但“投资者”都是美国人，这意味着他们不会轻易与拉斐尔之子“握手言和”，势必会要求核实查清自己存款的去向。因此，地方检察官不能坐视不理，他提出指控，并且立刻提出了调解方案：如果被判有罪，拉斐尔之子将面临长达二十年的联邦监狱生活，还必须还清所有投资款；如果他同意和解，则只需蹲六年监狱并还钱。

拉斐尔之子的律师们敦促他接受这笔交易，结果被他以懦弱无能为由，草草解雇。之后他聘用了一个更廉价的团队。他对律师们说，如果高盛集团和美国银行的头头们都还高枕无忧，那么他的案子简直就是小菜一碟。他对第二个律师团队说，法庭绝不会判他有罪，因为他是个严守教规的犹太教徒，在多所教堂的理事会任职。后来，他又解雇了他们，聘用了第三个律师团队。

庭审日期定在2013年7月8日，周一。随着压力不断加剧，律师们向他断言，他可不是劳尔德·贝兰克梵[劳尔德·贝兰克梵（Lloyd Blankfein）：2006年至2018年期间，担任高盛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如果政府想判他有罪、让他坐牢，即便是贝兰克梵本人也不能幸免。拉斐尔之子开始考虑吐出一部分别人的血汗钱了。他让律师向地方检察官提出辩诉交易[辩诉交易（plea deal）是美国的一项司法制度，指在法官开庭审理前，处于控诉一方的检察官和代表被告人的辩护律师进行协商，以检察官撤销指控、降格指控或要求法官从轻判处刑罚为条件，换取被告的认罪答辩。]，内容包括归还资金，但是不服刑。他称自己只能从那帮“杂牌军”表亲手中“借”钱。协商会议定于6月24日周一上午10点在地方检察官的办公室召开。而他在会议开始大约五小时前死了。

谋杀发生的当天午后12点15分，他的对头们还没来得及消化处理这则消息，就被第二条令人更加心烦意乱的消息震惊了。

内达拨打911报警之后，救护车迅速赶到。车刚到梅普尔顿街口，就迎面碰上一个歇斯底里的拉丁女人，她身穿下摆及地、蕾丝镶边的丝质长袍，脚踩一双三英寸[英制长度单位，1英寸等于2.54厘米。]高的金色高跟拖鞋，每只耳朵上戴着六枚耳环。在短促的抽泣声间，她不停嘟哝着“噢，先生，可怜的先生”。她说，她名叫埃斯贝兰萨·瓜达卢普·蒂·基娅拉·瓦伦西亚，是“孩子们的家庭教师”，然后带医护人员去了案发现场。

内达·瑞伊斯身高五英尺一[约为155厘米。]，身形瘦小，像罐装沙丁鱼一般温顺。她默默站在汽车旁战栗着，睡袍上血迹斑斑。两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内达和拉斐尔之子的女儿们——衣衫不整地赤脚站在供步行出入宅院的大门甬道旁。阿斯顿·马丁挂了停车挡，但引擎仍在空转。

急救人员在驾驶席和方向盘下方的地垫上发现了大量血迹。他们看到拉斐尔之子的上衣整齐地搭在副驾驶座上，并未看到劳力士腕表和小指上的戒指，可这些都不打紧，因为他们竟然也没看到拉斐尔之子究竟是死是活，是身受重创还是毫发无损。

他刚才就在那儿，内达向他们解释道，她的牙齿显然在打战。他当时就在车里，被人割了喉。那人绝对是他，当她留下他回屋报警时，他肯定已经死了。当她回来时，他却消失了。

消失。一种情形是：他假死，在一向受他摆布的妻子的帮助下，躲过审判，携全款潜逃了。

消失。另一种情形是：或许他现已逃出国境，正前往以色列或伊朗。他将躺在埃拉特[埃拉特（Eilat）：以色列港口，海滨胜地。]或里海的沙滩上，等到风浪平息，几年后在世界上的另一个地方重新抛头露面，依旧阔绰富态，还是那个假充良善的犹太教徒。

总之：这个狗娘养的又赢了。

安吉拉·索莱曼在汤博乐的页面上发布了尸体失踪的消息。她是个伊朗犹太裔律师，非常鄙视拉斐尔之子，幸灾乐祸地发布了这条消息。她声称该新闻出自《洛杉矶犹太先驱报》网站。

安吉拉在汤博乐的帖子甫一上线，《先驱报》便开始接到读者来电，他们愤怒地谴责报社、汤博乐和所有社交媒体，尤其是安吉拉·索莱曼。致电者们向那天碰巧值班的倒霉接线员——一个十九岁的实习生告发说，安吉拉是个炮筒子，有很多大学学位，却没有一丁点儿常识来应付现实世界。她还是个大骗子，她在所谓的报道中（不知从何时起，能上因特网的人都成了彼得·詹宁斯？[彼得·詹宁斯（Peter Jennings）：美国广播公司著名新闻主播。]）回避了一个干系重大的事实，那就是她之所以经常对伊朗社群磨刀霍霍，是因为她过得不开心，是因为她虽已四十出头，却没能找到一个笨到会娶她的男人。另外，她多年来总是试图刁难伊朗犹太人，想败坏他们的名声。伊朗裔致电者们控诉《先驱报》应该炒她鱿鱼，加利福尼亚州应该从此禁止她再敲键盘。

致电的美国人表达的观点则包括：1）他们对降临到又一个伊朗富豪身上的命运毫不关切；2）他们长期以来对整个伊朗社群深恶痛绝，因为他们竟然胆敢居住在洛杉矶最令人觊觎的地段，把子女送进竞争最激烈的学校，在难度最大和最赚钱的行业中成为佼佼者；而与此同时，他们大都又很排外，不论走到哪里都讲波斯语，坚决反对子女与外族通婚。这帮“眼朗人”居然就住在被人视为美国文化象征与标志的隔壁，还在里面用餐，这简直是厚颜无耻，哪有一点儿移民的样子。他们的女人们也到越南人开的美甲店里，做16美元一次的美甲；尽管不是名人——尚且不是——却可以径直突破狗仔队的重重包围，到比弗利山庄的贝德福德街去购物，那可是代表洛杉矶文化的女神金·卡戴珊[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生于洛杉矶，美国娱乐界名媛，服装设计师、演员、企业家。]经常光顾的地方。第一代移民只能住在令人嫌恶的地段，洗衣服、卖面条或在工厂里做苦工，靠吃糠咽菜才能供得起子女上学，日后让下一代上升为中产阶级。来自俄罗斯、波兰和西欧的犹太人刚登上美国大陆时，都是这么过来的。唯独这帮“眼朗人”不懂如何取号排队。

舆论对拉斐尔之子尸体失踪消息做出的一致反应让《先驱报》的主编警觉起来，尽管他这个美国人从来也不理解他的白人同胞们为何对洛杉矶的伊朗裔群体如此深恶痛绝。

“我想指出的是，”在意识到这是一场必败之仗并因此改让实习生替他记录留言以前，他对最初几位致电者客套地说，“索莱曼女士不是本报的员工，也不代表本报的观点。”

美国人再次得出《先驱报》过于放任的结论，然后挂断电话。伊朗人则坚称不管是谁付她薪水，反正《先驱报》向索莱曼女士提供了“假新闻”。鉴于安吉拉总有办法将任何消息——不论好坏、甚或无关痛痒——变为让她的族群受辱和痛苦的源泉，《先驱报》此举可谓极其恶劣。

安吉拉·索莱曼身高五英尺九[约为175厘米。]，体重138磅[约为63千克]，在普林斯顿大学念了本科，再到耶鲁大学读了法律（然而她浪费了所有这些教育背景，舍弃了在私人律所年薪18万美元的工作，转而当起了作家，因为她信仰真理与正义，为此甘于受穷）。身为一名四十一岁的伊朗裔犹太女人，她已经得罪了洛杉矶（和长岛的大部分）伊朗社群中高收入阶层的人，因为她将率性直言发挥到了极致——这是对她的美国式和欧洲式评价；以波斯观点来看，她完全不懂分寸，粗鲁无礼，愤怒尖刻，一心想让自己的亲族难堪。她生于伊朗，但出国时还不满八岁，她的移民之路的确不轻松（又有谁不是那样的呢？人们把这称之为“流放”而非“旅游度假”是有道理的）。然而，个人遭遇并不能成为放肆胡言、口无遮拦的借口。更何况，她在美国要比留在伊朗过得更好。

她从洛杉矶的高中毕业，带着全额奖学金飞往东海岸；七年之后归来，在一家从事刑事辩护的私人律所中工作，本将就此默默无闻了。不过后来，她认定所有辩护律师都是卑鄙之徒，于是到地方检察官办公室任职；可之后她又认为所有地方检察官都是刁滑的蠢货，故又在2008年辞去那份工作。这一回，她认定美国每年出版的三十多万种新书还不足以满足读者的胃口；如今国家又正处于两场战争之中，经济几近萧条，每晚都有年轻人在街头用机枪互相残杀，因此有必要再多出一本书。这部鸿篇巨制题曰《两个大陆，一个窃贼》，旨在将真相和盘托出，揭露恶棍的真实面目，揭发拉斐尔之子和他手下那帮好像莎剧里的恶棍同伙，还要将他的双膝打穿，看着他爬到诽谤诉讼法庭去。她根本不在意洛杉矶写书的人比读书的人多，也不在乎除了伊朗犹太社群外，几乎没人认识或想要了解拉斐尔之子。

她写这样一本书，即便全洛杉矶只有一个当地人读了，也“注定要让世界各地的所有伊朗人蒙羞难堪。因为你知道，人们会认为我们伊朗人都跟拉斐尔之子和‘杂牌军’一样”——即便如此，情况或许还能令人容忍（至少能让她和她那张嘴在今后几年里消停一下）。不过后来，她报名参加了一个私人工作坊，教授课程的是一个不开心的俄罗斯胖女人，名叫巴贝特，她平生从未出版过一本书，却声称能教人写作。她跟她瘦削却也同样愚笨的未婚夫住在市中心的一个单间公寓里，还有他们那条“已老死多年可主人竟蠢到没注意”的狗。安吉拉能够忍受巴贝特兼作教室的公寓里到处弥漫的尿味，她也能（勉强）忍受两个女人之间的阿谀奉承，但她很快明白，这并非真正的写作课程，而是又一个洛杉矶式的自我提高骗局（排毒蔬菜汁、普拉提、回忆录），组织者自身显然更需要进修此类课程。“简而言之，她绝非纳博科夫。”安吉拉从课程中领悟到的唯一心得就是，要想把书卖出去，作者必须从事一种作践自己的活动，这被“绝非纳博科夫者”称为“平台搭建”（这个行话的意思是“寻找有兴趣买下这本烂书版权的人或自费出版它”）。因此，安吉拉在汤博乐上开了个博客。

出于某种原因，她无论在哪儿都自许是研究伊朗犹太社群社会及其文化的人类学专家，并认为治疗他们弊病的方法就是“无所畏惧又不偏不倚”地向世人揭露他们的每个重要秘密或各种生活琐屑，把他们的日常呈现给世界。的确，她也竭力羞辱美国人，但没人在意这一点，因为白人不必担心名誉受损。与此相反，少数族裔才经常被人以他们最差的群体特点来评判。可没人留意到，安吉拉对该社群的赞美力度跟她的批判力度其实不相上下。正如一位睿智的拉比[拉比（Rabbi）：犹太教负责执行教规、律法并主持宗教仪式的人员或犹太教会众领袖。]所言，说出十几个赞美之词再加上一个批判之词，人们只会记住那个批判之词，还会为此恨死你。

毫无疑问，由于她痛恨自己未婚无子且前途无望，便得出一个笃定的结论，那就是伊朗犹太人许久以来始终沉默寡言，与世隔绝，畏惧别人的评判——首先，因为他们是遭受迫害的少数族裔，依靠默默无闻才得以幸存；因此当他们后来被允许走出犹太区并晋升至伊朗上流社会时，就需要树立和维护一种形象——于是他们需要她来带领所有犹太人走出阴影，以便他们能借助每台笔记本电脑高喊出自身和街坊邻居的个人经历、隐秘、缺陷与差异，喊出他们的忏悔和怨言，还有他们已试图隐瞒三千年之久的其他所谓的事实真相。

“死者是谁”，这个使安吉拉成为“超级实话王”的问题仍悬而未决；不过，她对一两个或是十几个人“直言不讳”是一回事，而操纵一件大规模杀伤性工具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并且此举也的确鲁莽。

在博客中，她总是在挖掘并经常试图揭露洛杉矶各主要族群文化中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她挑刺儿的对象包括伊朗人和韩国人，犹太教徒以及基督教长老会。她对事物的观点并不算大错特错，可她不懂得“弦外之音”的艺术——不知道什么该用语言表达出来，什么应含而不露；哪些要含沙射影，哪些即便面对证据也要矢口否认——这些全都是维护群体内部团结与和睦的手段。

若非她已故的母亲——“了不起的”伊丽莎白·索莱曼——是洛杉矶犹太社群中最受爱戴和敬仰的一大人物，安吉拉一早就会被大多数人无视或回避了。“了不起的”这一称号是在大概十年前由民意授予伊丽莎白的，当时《财富》杂志在未得到她的配合且未经她同意的情况下，刊登了一篇介绍她的文章。在那之前，人们已经知道她是个自力更生的女人，虽然连高中学历都没有，却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她的成就究竟有多么非凡已经很清楚了，因为那篇文章透露，她的税后净资产为27亿美元；而且最令人惊叹的是，她的成功之路诚实而坦荡。

尽管伊丽莎白的财富与声望在一定程度上使安吉拉更能为社群所容忍，但它们并未对安吉拉的所作所为起到明显的约束作用。一方面，伊丽莎白的行事作风与任何伊朗或犹太家长迥然有别——在由私人律师拟定的遗嘱条款中，她将自己的全部遗产捐给了她的慈善基金会。就像沃伦·巴菲特[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全球著名的投资商人，曾为世界首富。2006年，沃伦·巴菲特正式决定向慈善基金会捐出其财富的85％；之后，他又进行过多次捐赠。]那样，她给作为唯一继承人的女儿只留下50万美元，以及担任基金会执行总裁副手的义务。

伊朗人并不是不愿资助慈善事业，事实远非如此。只不过他们希望把更多的财富留给子女，而不是完全陌生的人。话又说回来，不论伊丽莎白还是安吉拉都从不理解当富人是件多么有意思的事。

安吉拉在汤博乐上的博客名为“珍珠大炮”，名字来源于19世纪伊朗一位犹太铁匠打造的一门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大炮。像她一样，这门大炮开火时会喷射大量炮弹。像她一样，它也有自己的想法，常违逆别人的意愿：真实的珍珠大炮没有从炮口向前射出炮弹，而是从后部爆炸，摧毁了己方的人马。

唯一的差别在于，珍珠大炮在第一次试射时就暴露了致命缺陷，永远退出了战斗；可安吉拉却从未辍笔。她指责伊朗犹太文化中每一块重要的基石，使它们看起来既严苛又阴险：紧密的家庭关系意味着病态共生，传统价值观原本就是为了束缚女性，对长辈的尊敬夺去了许多年轻人追求自身梦想的机会。与此同时，年轻人则是一帮被宠坏的“妈妈的宝贝小子和宝贝姑娘”，心智永远停留在高中水平，除了赚钱以外在其他方面从来没什么新想法。女人们对自身受到的奴役也难辞其咎，因为她们一直在用自由换取安稳的经济条件。还有家庭纽带……算了，关于这一点，安吉拉即便写上好几本书也说不完。

她的大多数文章都反映出她对揭露与拉斐尔之子——“穿菲拉格慕乐福鞋的卑鄙家伙”——有关的一切真相怀有特殊的热情。安吉拉并非唯一一个在这个混账远未“破产”之前就憎恶他的人，但她显然是发声最响、写文章最多的人；庞氏骗局一经揭露，她便成为最积极支持先让他蹲五十年监狱再处以绞刑的人。在社群中的其他人明白真相之前，她便早已下了结论：他所做的任何事——不论是在经济、社交或私人领域——即使说得轻些，也是道德败坏、涉嫌违法的。后来，她充分发挥斗牛犬精神，不懈证明那群“杂牌军”是败坏全人类名声的害群之马。

“让我这么说吧，”在那个周一的专栏中，她写下这段结束语，“披着羊皮的狼即将犯下他迄今为止最重大的诈骗罪行，他的妻子和‘杂牌军’会帮他，让他带着所有人的钱从人间蒸发，而这个城里的警察根本就无能也无心追查。”

最后那句关于警察的评论深深地戳进了那个周一被召到案发现场的警探心里。里昂·普利策也是一名洛杉矶作家，他坚信自己虽一直在平凡的岗位上忍受煎熬，但终有一日会名利双收。他执法已有二十年，从未写成过一本书，却仍自诩为“训练中的犯罪题材作家”。谋杀发生当天六点，当他的上司三级警司杰伊·奥唐纳发现受害者及其家属是伊朗裔时，便将他召到现场。

“快来，告诉我他妻子在说什么，”奥唐纳对仍躺在床上的里昂下令道，“这些人都讲英语，可我根本听不懂她们在说什么。”

里昂正要抗议说自己既不是翻译也不是读心术大师时，奥唐纳提到了拉斐尔之子的名字。

他赶到梅普尔顿时，发现那里已挤得水泄不通，警车、围观者、电视台新闻车、摄像师和狗仔队都在现场，还有所有那些爱凑热闹的人，洛杉矶的任何地方只要出现一星半点与名人有关的新闻，他们就会如雨后春笋般迅速从地里冒出来。在拉斐尔之子的案件中，仅是荷尔贝山这个地址就足以吸引大量媒体的关注，因为众多活生生的名流居住于此，并且已故巨星迈克尔·杰克逊于2009年在家庭医生帮助下“睡过去了”的地点，就在拉斐尔之子家附近的一座出租公馆里。而最近，拥有洛杉矶道奇队的那对夫妻的离婚闹剧，也使该地区备受狗仔队青睐。“道奇夫妇”的诉讼文件曝出，他们在荷尔贝山拥有两套房子，在马里布也有两套，国内其他地方还另有三套。那妻子精明干练，看上去像头饥饿的小兽，举止做派如同吉娃娃似的神经兮兮；离婚前，她每月付给美发师10,000美元，作为为她和丈夫打理发型的报酬。据她所述，第一套房子的买价是2,100万美元，他们本打算作为居所；第二套就在第一套隔壁，花了650万美元，准备用来“洗额外的衣服”[此处原文为“extra laundry”，除了洗衣之外，暗含洗钱之意。]。

内达站在屋外，身上裹着染血的白色毛巾布浴袍，那是在比弗利山庄的卡侬街上那家又贵又难看的蒙太奇酒店[蒙太奇酒店（Montage Hotel）是五星级酒店，坐落于洛杉矶比弗利山庄的黄金地段，毗邻好莱坞威尔夏大道。]的洗浴中心里花275美元买的。她那双染血的白色毛巾布拖鞋上缀着一朵粉色玫瑰，是花5.99美元在酒店马路对面的来德爱[来德爱（Rite Aid）：美国的连锁药店。]买的（那里所有的药剂师都是伊朗人，收银员都是菲律宾人，售货员都是拉美人；似乎白人都不在来德爱工作）。

她目光呆滞，惊魂未定，已经向身着黑白两色制服赶到案发现场的乔斯·蒙托亚警官做了陈述，现在正向奥唐纳再次叙述当时的情况。

里昂站在他旁边听着：内达解释说，她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丈夫是在周五晚上。那时，他们已有大概十天没说过话了，这对他们来说并不反常，可她已经想不起最近这次冷战的起因。她丈夫工作一直很忙，两人的卧室也是隔开的，他的卧室位于房子的另一头，这样他即使一晚上出入五六次，也不会被她发觉。

周日晚上，她在一层的“功能性”厨房里（这样说就不会跟同样位于一层的那个更为富丽堂皇的“摆设性”厨房相混淆）独自吃了晚餐。晚饭后，她在家庭娱乐室观看了一集娱乐时间电视网重播的《波吉亚家族》，之后在十点上楼回到自己的卧室。

并且临睡前，她没有见到两个女儿。她觉得老大一直在图书馆里学习，而老二呢——嗯，说句实话，她也不知道老二都做了什么。内达按照最近三年半以来——也就是拉斐尔之子使他自己和家人被社会鄙弃以来——养成的习惯，吞了两片阿普唑仑[阿普唑仑（Alprazolam）：镇静药药名。]、半片安必恩[安必恩（Ambien）：安眠药药名。]，外加两粒褪黑素软胶囊来助眠。几个小时后，她被一声巨响惊醒。她觉得那时“大概三点半”，但也可能记错了。阿普唑仑的药效已过，褪黑素毫无作用，但她仍被安必恩搞得昏昏沉沉，所以此后一小时里都半睡半醒，最后终于从床上起来，她自称是在“出了什么事的预感”的驱使下，大着胆子走出房间，去查看惊扰的原因。

她一开始没检查房子里的情况，而是径直走进院子，又走了一段路去到院门那儿。她听到阿斯顿·马丁的引擎仍在空转的声响，随即发现车前部撞在了铁栅栏门上。

说到这里，内达停住了，一口气没吸完就瘪了下去，脸色愈发苍白，然后对奥唐纳说：“我确定他死了。”

听到这句话，奥唐纳不加掩饰地笑了，他从内达转向警戒线边上越聚越多的看客们。跟任何正常的洛杉矶人一样，奥唐纳也厌恶狗仔队，认为他们连人渣都不如，只要他们追在别人身后，就应该没收他们的相机，朝着屁股一脚踢开。但如果他们追的是他自己呢……呃，如果是那样的话……奥唐纳的心为之一动，因为他想到自己可能会上TMZ或E！[TMZ是美国在线旗下的娱乐新闻网站，专注于对名人的报道，曾率先发布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猝死的消息。TMZ是“三十英里区域”（Thirty-Mile Zone）的首字母缩写，主要指汇聚众多名流的洛杉矶地区。E！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旗下的娱乐新闻网。]，被它们引述，甚至进行专题报道，甚至受邀参加以他为主角拍摄的真人秀节目，比如《荷尔贝山警察揭秘》什么的。谁知道呢，比这更离奇的事不也发生过吗？于是他收腹，岔开双脚站着，每隔几分钟就揩拭一下面颊，竭尽全力显得专业而上镜。

“女士，”他一只眼看着里昂，另一只眼盯着电视台摄影机镜头说，“这位是普利策警探。我知道他会讲波斯语，也许这样对您更方便。”

室外的监控摄像头只是用来吓走小毛贼的摆设。拉斐尔之子买下宅子之后就把它们给废了，因为他不想留下自己进出的任何记录。而自从水电局于2009年发起“一体式节能荧光灯运动”以后，那些本该照亮车道和大门的灯就一直黑着；这些灯泡用一两周后就会变暗，以便再次蓄能，有的在安装时就坏了。它们远比普通灯泡贵，还必须更频繁地更换，结果消费者的花销比节省的电费还多。在内达家，园丁杰拉多过去常把换灯泡当作举手之劳，但最后他划清了界限，坚决要求雇主为他花费的时间和动用他的梯子付钱。拉斐尔之子则回应说，杰拉多只是拎着吹叶机到处走，他为此得到的工钱已经太多了。因为这事他们发生了激烈的争执；那年吵到第十二次时，杰拉多辞职了，自此灯泡就一直没亮过。

奥唐纳派一个女警随内达进屋，让内达将现已成为证物的浴袍和拖鞋换下来，还让里昂也跟着进去，“你试试能不能和她套套近乎，多榨出点儿信息”。随后，他尽量装出极不情愿的样子，漫不经心地走向9频道的新闻采访车。

从大门通往主楼的小径缓缓蜿蜒而上，路面铺着光洁的白色石块，道路两旁是青翠欲滴的草坪，高大的棕榈树和白色大理石长椅点缀其间。左侧有个宽阔的湛蓝色泳池，它在一段通向露台的陡坡之上，露台上有个网球场，下面是一片果园。右手边，湍急的水流从一堆打磨光亮的黑色岩石间冲泻而出，注入一个热带雨林式的池塘，那里还有竹桥、瀑布、小酒吧、篝火坑和一座休闲小屋。

正门高十二英尺，是用黑色橡木做成的，安着闪亮的黄铜配件；门厅就跟体面的饭店大堂那样宽敞。内达换下血衣后，在家庭活动室跟里昂见了面。仅这间活动室的面积就和里昂的住宅一般大，室内被分成三个起居区，摆放着超大的扶手椅和锻铁基座与玻璃面的咖啡桌，挂着厚重的帷帘，铺着精致的波斯地毯，并且随处堆放着诸如《托斯卡纳别墅》和《伊丽莎白·泰勒的珠宝》这样又厚又大的书册。

内部装潢的设计者是个假充法国人的以色列男子，他的设计体现了当年洛杉矶西区伊朗业主们的整体品位。他个子很高，油腔滑调，故意穿得很暴露，让人看着不舒服。衬衣最上面四粒扣子敞开着，希望装出“日落大道大型广告牌上的汤姆·福特[汤姆·福特（Tom Ford）：美国著名时尚设计师、导演、制片人，因性感迷人著称。]”的风采，实则却更似“迪斯科时代的约翰·特拉沃尔塔[约翰·特拉沃尔塔（John Travolta）：美国演员、制片人，曾出演多部惊悚电影，代表作《变脸》《低俗小说》《矮子当道》。]”。他的客户大都是百无聊赖、赋闲在家的中年女性，她们子女已经成年，又备受有钱丈夫的冷落，于是“迪斯科汤姆”会先以他完满幸福的婚姻故事取悦这些太太，其中包括诸多浪漫的传奇轶事，比如他二十四年如一日，每天都向妻子献上“一枝厄瓜多尔自家农庄中培植出的黑玫瑰，花茎上唯一的装饰是用酒椰树叶绑的蝴蝶结”。既然这些客户的丈夫中没谁能做到如此关怀体贴，那么他们理当为地毯和挂饰大出血。“迪斯科汤姆”十分乐意为太太们提供她们恰好想要的东西，而且他对此了如指掌，她们就想要自己的朋友拥有的东西，当然必须是更好的。

内达蜷缩在一张罩着浅蓝和橙绿色套子的大沙发里，看上去像一只小小的毛绒玩具，害怕自己会被女仆拾起，不等主人救走就已被丢进垃圾桶。她将浴袍换成了橘滋牌的黑色运动套装，这是去年圣诞节时她在棕榈泉外的卡巴松奥特莱斯买的。她已洗净脸上和手上的血迹，却无法彻底清除血腥味儿。她始终保持着一个姿势：脑袋稍向右偏，双手垂在大腿上，双眼黯然无神地凝视着面前的咖啡桌，她多年来已练就这副炉火纯青的状若沉思或者说是呆若木鸡的眼神。

里昂走近时，内达的视线径直越过他，脸上露出一丝微弱的表示友好的笑意：“欢迎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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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达对里昂说，她不知道有谁想让拉斐尔之子死掉。他的确跟某些人“不和”，但她声称他是个严守教规的犹太教徒，仿佛仅此一点便可使他免受伤害。他上周跟园丁杰拉多吵过一架，因为拉斐尔之子对1,600美元的“园艺”账单嗤之以鼻，还随口丢出一句：“得了吧，那家伙只不过是在玫瑰正要开花的时候把它们齐根剪除，在我不允许的地方种了些凤仙花[凤仙花的特点是花荚成熟后稍碰即爆裂]——一个只会捣弄吹叶机的家伙怎么成园艺师了？”

内达回忆说，当时他们吵嚷了一阵，后来杰拉多再次辞职，还留下了一句警告。“把支票寄给我，”他当着内达和女仆的面吼道，“不然我会回来要你们好看！”

自上周三起，内达就再也没见过杰拉多；她不知道他姓什么，也没有他的手机或固定电话号码。她模糊记得他开的是一辆老旧的红色皮卡货车——洛杉矶的园丁都开这种车——车板上挂着一台摇摇欲坠的割草机。他没上保险，也没有驾照；既然你已经知道他的社保号是假的，又何必要问呢？

她不知道杰拉多是从哪个国家来的，也许是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或墨西哥。不错，他当然是非法移民，要想找到一个不是非法移民的园丁那可要些运气。家庭住址？做什么用？这些非法移民每隔五分钟就换个住处，从某个姨妈、表哥或男友家搬去另一家；反正他们从不向雇主提供真实信息，这样，万一发生了什么事，雇主也没法找上门。

内达不记得她是怎么雇上杰拉多的了。她觉得可能是女仆埃斯贝兰萨推荐他来的。埃斯贝兰萨本身就是内达亲戚家某个女仆的表亲，而那个女人则是从日落大道和本尼迪克特峡谷的公交站雇来的，就在著名的比弗利山庄酒店前面。每逢周一和周二早上，想找工作的人都会在那条人行道上等待潜在的雇主开车经过，从众人中挑出自己。内达又改口说，埃斯贝兰萨也可能来自中介公司，尽管她不记得那家公司的名字了，可即便知道又有什么区别？那些中介都是打一枪换一炮。它们都在谷区的某条小商业街上租个单间店面，某个拉丁女人或以色列家庭主妇坐在里面，诓骗其他天真幼稚的家庭主妇。上午十一点左右开始营业，因为“木莎莎们”[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muchachas”。]——即未来的雇员——通常不会早起。“木莎莎”有“年轻姑娘”之意，不过这些女仆即使已年逾六旬，仍会这样称呼彼此。无论如何，你永远没法知道她们的真实年龄，她们谎报年龄，就像谎报其他每件事一样，包括谎称拥有“身份证”。只有称女仆为“保姆”的年轻美国妈妈才会费心去向她们要证件来看，或是相信中介公司的确曾像他们在收费项目里宣称的那样去核实过她们的出身，或者——最荒谬可笑的是——没发觉中介提供的“前任雇主证明”都是由“木莎莎”的表亲或隔壁邻居写的。

与其拥有安全的错觉，还不如醒悟到你是在让可能持斧杀人的家伙和珠宝窃贼进入自家花园和卧室。

到上午十点左右，内达已不再瑟瑟发抖，脸色也有所好转。汗珠濡湿了她的发际线，并从太阳穴边滑落下来，她身上泛起一股混杂着湿热和已干血迹的气味，犹如封闭很久的地方散发出来的腐朽之气。她回答完里昂的全部问题以后，允许他跟自己的女儿们谈谈。

长女妮可长着亮红色头发和淡褐色眼睛，圆圆的脸庞线条匀称，皮肤白皙无瑕，略带鹰钩的鼻子和那些精美时尚杂志中的姑娘很像。她是那类孩子——沉静、善良、聪明又刻苦——大多数父母都梦想拥有，但之后多年又忍不住为之心忧：沉静是不是使她显得缺乏生气，善良会不会让她容易被人利用，她的聪明会吓退男孩们，刻苦努力则意味着没有朋友。

妮可是布伦特伍德中学的高年级学生。她首次参加学术能力评估测试[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AT）：由美国大学理事会主办，其成绩是世界各国高中生申请美国大学入学资格及奖学金的重要参考，俗称“美国高考”。]时取得的成绩近乎完美；她还参加了越野跑，在音乐会上演奏钢琴。但她总是独自一人，在家或在图书馆里，啃着自己的指甲，避开旁人的注视——她看起来像正处于一种极为严苛的重压之下，需要拼尽每一口气来与之抗争。

她告诉里昂，昨晚九点前她一直待在图书馆里。后来她从车库进到家里，径直回到自己的房间，之后始终待在那儿，直到埃斯贝兰萨对着无绳电话冲急救人员咆哮的声音从门厅传来，才惊醒。妮可回家时没看到什么人，也不记得父母的车是否停在车库里。她不知道还有谁在家，而这对他们家来说也不算反常。

“我们不是善于交流的那类人，”她解释说，“大多数时候，每个人都锁着门待在各自的房间里。”

她说话时目光低垂，脸颊略微泛红。她没听到吵醒内达的撞击声，也不知道埃斯贝兰萨是从哪一刻开始尖叫的。当被问及是否知道有谁可能想伤害她父亲时，妮可打量了一下里昂的脸，然后轻轻耸了耸肩，用一种既疏离又心碎的声音说：“所有人。”

妹妹凯拉身材高挑，胸部丰满，有一双修长的腿和一头淡棕色卷发。她坐在自己的床上，穿着UGG牌的旧拖鞋和磨破的超短裤；随着她身体的移动，轻薄宽松的上衣会时而暴露时而遮住背沟下部的“alt”[希伯来字母，意为“生命”，此处原文为“chai”，是该字母的发音。]字文身。她长着棕褐色的大眼睛，尚未卸掉昨晚的浓妆，嘴唇丰厚，牙齿整齐漂亮，左肩头上还有一处文身。

她昨晚“出门去了”，直到凌晨三点左右才回家。她先是在一个朋友家玩，之后去了另一个朋友家。“后来我们去了海德，因为我的朋友们想去，可我不喜欢那个地方。我们占了一张桌子，点了一大瓶酒，但是觉得没意思，半小时后就走了。”

在海德夜总会开一桌至少要花费3,000美元，是凯拉的朋友艾提买的单，她是一位印尼“实业家”的女儿，有一个开赛车的俄罗斯丈夫。艾提跟她弟弟一起住在比弗利山庄中一套价值1,200万美元的豪宅里。家中有五个家仆照料他们的日常起居，但是艾提自九岁起，就再也没见过父母。她拥有一辆黄色的法拉利－恩佐汽车；她弟弟则驾驶着一辆170万美元的布加迪。

凯拉、艾提和朋友们从海德离开后又去了罗斯福区的酒吧，不过当时是周日晚上，很百无聊赖。她们回家时大概两点半，这个钟点即便是在上学的日子也不为过，因为凯拉上的是新路学校[新路学校（New Roads）：洛杉矶西区的一所较新的私立学校。]——“父母把孩子搁在那种地方只是为了让他们上高中时别惹麻烦”。她对里昂说。在这个家里，她的姐姐才是负责刻苦努力的人。

谈及父母，凯拉认为他们都是初来乍到又自我认识完全扭曲的“波斯佬”。

“他们认为我们家是个正常的家庭，待人和善，受人尊敬，就像其他所有波斯人一样。”她对里昂说。每隔几秒钟，她手中的手机就会震动，不是短信就是电话，她每次都停下来查看屏幕。

“他们不想让我跟朋友们闲逛，因为那会有损他们的‘阿比路’[此处原文为“aabehroo”，是波斯语的音译，本意为名声、名誉或声誉，后文中亦多次提及。]，会败坏我的名声，会害了我的婚姻和小孩。可你看呀，我们根本就没什么名声。好吧，除了很烂的那种。别人都讨厌我们。就连那些没被我爸败了钱的美国人也读过关于他的报道，讨厌我们。犹太私立走读学校的小孩也互相拿我们开涮。”

她从床边站起来，从包里摸出一包特醇万宝路香烟，抽出一支，点上火。

“你不介意吧？”她在长长地呼出两口烟后才问里昂。

“所以我要说，让我爸见鬼去吧，我才不在乎他怎么样了呢。他死了我都不在乎，他就是个傻瓜、混蛋，他骗了所有的朋友，甚至还对我妈不忠，天晓得他这么干过多少次了。她也知道的，可什么都没说，没有一次站出来替她自己或是我姐姐说话，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这样做会败坏我们根本就不存在的那个该死的‘阿比路’。”

“阿比路”属于那种在英语中没有对应单词的词语。它的大意是指其他人对某个人的品行与受尊敬程度的印象。拥有“阿比路”意味着一个人极受世人尊敬；失去它——或从更贴近字面的意思来说，使它离某人而去——意味着此人将耻辱地活着，除非他能想方设法挽回自己的“阿比路”。有的人生来就因其家族历史而拥有“阿比路”，但要坚守住它则需要极大的自制力和自我牺牲精神。这意味着你做的每件事都必须符合社会对是非曲直的评判标准，你必须洁身自好，使家族的名声和美誉保持圣洁。并且意味着在一个求全责备、人数庞大的裁判团面前，你要具备对个人羞耻的深层感知能力。

里昂思忖着，你只有在像伊朗那种地方生活过，在成长过程中对规矩和耻辱具有强烈的感知，畏惧他人的评判，才能理解这个词。说实在的，如果你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美国生活，定然没法领会它的含义。在这片永远充满希望与无尽福运的土地上，这个国家的基石是许诺人民拥有“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世界上还有哪个地方将幸福当作一种权利呢？——在这里，就连躺在棺木中的死者都显得体面而安康，他们穿戴齐整，遗容经过装扮，发式一丝不乱，形同他们的婚礼之日。他们意识不到，或许说是不需要，也无法容忍那种牺牲。

里昂可以理解，为什么生于洛杉矶、长于洛杉矶的凯拉会毫无顾忌地将这个词弃之脑后，或因为父母在意他人的评判而讥笑他们。如果没有身为伊朗人的经历，里昂恐怕也会跟凯拉一同嘲笑他们。

然而实际上，他完全赞赏这一点，也同样赞赏这种视优雅、和谐与精神成长高于一切的文化中的其他方面。即使当这种强调“阿比路”的做法走入极端时，将令人窒息，但它仍表明了做一个正直的人对于一个健康社会的重要性。拉斐尔之子这号人物不能代表里昂所知的伊朗人；他们是不幸的异类，因此，唉……才会格外显眼。

埃斯贝兰萨·瓜达卢普·蒂·基娅拉·瓦伦西亚在汽车旁大出洋相，因此在向她取证以后，乔斯·蒙托亚让她回到自己的房间，还让另一个警官陪护，直到里昂准备跟她谈话为止。她利用这段时间化了妆，粘上假睫毛，还把身体拼命挤进一条山寨的赛文·弗奥曼德牛仔裤里。当里昂敲她房门时，她打开门，脚蹬一双四英寸高的露跟凉鞋。

“我在家就穿这个，”她发现他正盯着自己的鞋，便解释道，“哪怕鞋跟再高也不妨碍干活儿。”

埃斯贝兰萨属于那种只在别无选择时才会从事家政服务的女仆。她喜欢向别人夸耀她在萨尔瓦多拥有自己的“雇员”，外加一辆汽车、一个泳池和两条狗，人们常说她长得像詹妮弗·洛佩兹[詹妮弗·洛佩兹（Jennifer Lopez）：美国歌手、演员、电视制作人、时尚设计师和舞者，下文中简称为“詹·洛”。]——“只不过我的眼睛更大”。她有六十岁，体态丰满，钱夹里装着她自己和詹·洛的照片。她在索莱曼公馆的整间卧室都被装饰成桃色和金色的，闻起来有股粉底和发胶的味道。她紧闭着窗帘，天花板上的灯罩里拧着一枚粉色灯泡，这样当她照镜子时，她的形象能永远笼罩在一种赏心悦目的，看上去好似布兰奇·杜波依[布兰奇·杜波依斯（Blanche DuBois）：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的代表作《欲望号街车》的女主人公。作品塑造了美国南方没落贵族女性布兰奇孤独、脆弱、心理畸形的形象。]般神秘诡谲的光晕中。

埃斯贝兰萨告诉里昂，她已为索莱曼家工作三年零七个月了。此前，她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不伺候移民，无论是来自哪个国家的，因为他们总是比美国人更挑剔，给钱也更少，但她不介意为内达工作，因为她不是个好管闲事的老板。与她许多朋友的伊朗雇主不同，内达并不一周七个晚上都招待客人，也不会在每个安息日[犹太历每周的第七日（每逢周五日落到周六日落）为犹太教的安息日。犹太人谨守安息日为圣日，在此期间不许工作。]时招来六十个人。内达沉默寡言，只是管好分内的事，在家时几乎不出自己的房间，埃斯贝兰萨猜测这是因为她害怕碰见“先生”。内达定期去见的人只有纳德瑞——她的治疗师、人生导师兼瑜伽老师，每小时收费300美元，而且从不提供上门服务。

埃斯贝兰萨是通过西区伊朗人家女仆间的社交网络得知纳德瑞的，这些女仆能让所有事飞出家门，让任何家庭都没隐私可言。她还从那里得知，内达嫁给拉斐尔之子是当年的一桩丑闻，有人说促成因素是她未婚先孕，结果生下了他们的长女妮可。埃斯贝兰萨也目睹了这场婚姻的不幸。除非不说话，否则他们一开口就要吵架。

“她大哭着说：‘阿比路，阿比路。’”埃斯贝兰萨这样总结他们的交锋，“而他会尖叫着喊：‘塔拉夫比格。’”

她正要向里昂翻译最后那个词的意思——离婚——时，一个警察敲响了她的房门。

有个勉强称得上是目击者的人，声称看到了“一切”，但不愿透露“一切”具体指什么。他不会跟“任何无足轻重的街警”讲话，只会向“警察局长”提供证词。

目击者是个秃头，头皮被晒得黧黑，长着椭圆形的长脸，右眼瞎了。他名叫乔治·P. 卡特三世，又被称为“欧托滋[欧托滋（Altoids）：美国糖果品牌。]男人”。他算是洛杉矶西区一个众所周知的人物吧。他在2005年前后来到这里——身材颀长，体态优雅，合着一只眼睛，喜好洁净的毛衣和熨烫笔挺的黄褐色或浅灰色长裤。当年，他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博士生，住在卡尔弗城[卡尔弗城（Culver City）位于洛杉矶。1917年，哈利·卡尔弗（Harry Culver）首次提出建立卡尔弗城的构想，随后哈尔·罗奇和米高梅电影公司分别在此建立工作室，并出品了许多著名的电影。]，习惯每周七天都去马里布的天堂湾冲浪。一天早上，他突然在圣莫尼卡的惠蒂尔街的街角现身，与他隔街相对的就是比弗利的希尔顿酒店——许多慈善晚宴、斥资百万美元的犹太成人礼[犹太成人礼（bar mitzvah）：为年满13岁的犹太男孩举行的成人仪式。现代也为年满12岁的女孩举行。]以及整整十年间的无数次奥斯卡午宴都爱在此举办。他举着一块标牌，上面用大写字母写着：“洛杉矶警察局弄瞎了我的眼睛，却拒不道歉或赔偿。”

标牌的小字内容描述了他和警方在某个周末发生的争执：他当时正行驶于比弗利山庄和世纪城的交界处，警察无缘无故地叫他靠边停车；他提出抗议，因为“我们可不是活在中世纪”。结果警察们揍了他一顿，打瞎了他的一只眼睛，还把他关进监狱。事后，他们甚至拒不道歉。

他显得很老练，非常坚定固执地举着那块标牌，使得这个街角原本就已极为恼人的交通变得愈发迟滞。

在小字内容下方，他用更大号的字体宣称：乔治·P. 卡特三世并非无家可归或饥饿难耐之人，不需要那些开车人的施舍或同情。他只想为自己讨个“公道”，为眼伤取得赔偿，还想让警察局局长、市长和警察委员会主席向他道歉。

他引来许多好奇的注视，有几个人按响汽车喇叭助威，还对他竖起了大拇指，但警方却毫无回应。因此，翌日他又回来了。

此后五六年间的每周一到周五，“欧托滋男人”都会乘早上七点的公交车准时“到岗”，然后待上整整十二个小时。每隔大约十分钟，他都会放下标牌，伸手从衣袋中掏出一盒“正宗的”欧托滋薄荷糖，扔一片到嘴里，然后恢复举牌的姿势。中午，他会花半个小时吃饭和休息；周末他不会现身，因为那时他所在的街角不那么拥堵。经年累月，他的外貌逐渐显出被岁月消磨的痕迹。他变得越发瘦削，蓬头垢面；变得衣衫褴褛，邋里邋遢；而他的标牌也饱经风吹日晒，上面字迹几不可辨——但他从未放弃咀嚼欧托滋薄荷糖的习惯，还坚决要求洛城警署给予赔偿。

最终，他和他的标牌都如同黑白胶卷上褪了色的形象；他沦为了又一个搭乘公交在洛杉矶街头游荡的愤愤不平者，却从未停止为正义而战。为防备再次受到警方的袭击，他在裤子口袋里随身装着一台拍立得相机，每当有巡警车在他身旁减速或停下时，他就把它掏出来。

他对蒙托亚说，他用自己的独眼目击了“一切”，能提供准确的描述。“可我不会跟你们这群笨蛋讲的，”他说，“把你们的头儿叫来，让他来这儿给我舔屁股吧。”

他说的“头儿”是指警察局局长查理·贝克，不过由于局长很忙，也不在现场，“欧托滋男人”同意改与里昂会面。

他告诉里昂，他乘坐4路公交车从市中心前往海滩，他经常这么做，整夜坐公交来来回回，免得露宿街头，因为在大街上他容易受到“警方的更多暴力打击”；他也不想栖身于收容所，因为他无法容忍那里的同伴：他本人“不喝酒，不吸毒，也不讲西班牙语或黑人英语”。他不得不在凌晨两点下车去应急，“我说的不只是撒尿”。他解释说，他喜欢梅普尔顿不只因为它是一条不赖的街道，在那里，“光屁股的男人”不会被“一帮同性恋”袭击或是被“吃豆子的墨西哥人”抢劫，还因为距日落大道不远处有一大片建筑工地。

“有个该死的土豪在这儿盖了十年房子，想必已经花费上亿，可这房子的唯一用处不过就是拉屎还凑合。”

在建筑工地时，“欧托滋男人”注意到有一辆灰色汽车开到拉斐尔之子宅院的大门口，并目睹了一切，“我能向你描述出每分每秒的细节，不过，在没从该死的洛城警署讨回应有的公道以前，你他妈的别以为我会告诉你他妈的任何事”。

里昂回到屋内，发现内达正在“功能性”厨房里，坐在窗边的一张大理石圆桌旁抽烟。埃斯贝兰萨用她最喜欢的从威廉姆斯－索诺玛公司购买的新式奈斯派索牌咖啡机，为内达准备了一杯意式浓缩咖啡，咖啡就摆在内达面前，但她一口都没喝。

埃斯贝兰萨已在餐台上摆好一套正式的午餐——一大杯百香果冰茶、一小份用瓷碗装的沙拉，配菜盘里是一个炭烤蔬菜三明治，有一面是抹了柠檬芝麻酱的藜麦和鹰嘴豆，酱汁是从第三大道的乔纳斯餐厅买的，还铺了一块黑色餐布——她刚坐下来准备吃午餐。甜点是在全食超市购买的一杯混合浆果，上面洒着从乔氏超市买的龙舌兰糖浆。

埃斯贝兰萨或许在饮食方面被惯坏了，不过内达雇用的所有管家只要一来为她工作，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她们内心深处的公主梦，仿佛她们开始工作的第一天晚上睡觉时，就感觉到内达在堆积如山的床垫下为她们放的那一粒豌豆，醒来时已是受人侍奉的女王。在那之后，就要看内达对她们能有多容忍了。一般来说，解雇帮工绝非明智之举：一个心存怨恨的仆人只消透露些她曾服务过的家庭中的私人信息，不论它们是真是假，都会对前任或现任雇主的“阿比路”造成重创。

里昂在桌边停下，扫了一眼埃斯贝兰萨的三明治。“看起来不错嘛，”他说，“你该给你的女主人做一个。”

内达面前的桌上摆着一只银碗，里面盛了许多粉色和黄色小袋装的代糖，碗边放着一小排写有她名字的塑料药瓶：安必恩、阿普唑仑、安非他酮[安非他酮（Wellbutrin）：一种抗抑郁药。]、依他普仑[依他普仑（Escitalopram）：治疗抑郁症和广泛性焦虑症的仿制药。]、加巴喷丁[加巴喷丁（Gabapentin）：一种抗癫痫药。]、神经元修复再生素，以及其他抗焦虑、抑郁、偏头痛、烟瘾和失眠的药物。有一个瓶子里只装了一片剃刀刀片，这种刀片在五金店花一美元可以买一包。里昂揣测，这是用来将某些药品切成两半的。

“你可爱的姐姐还好吧？”

他的问题猛然触动了内达。

“妮洛和我在比弗利时是同一级的。”他解释道，随即后悔将自己的情况透露给嫌疑人。他拉出一把椅子坐下，解开上衣的扣子，将上臂搭在桌沿上。“我也记得你，”他补充道，“你很少说话。”

内达的脸涨紫了。

“我知道她是研究火箭的科学家，”他继续说，“在喷气推进实验室工作。真让人佩服啊。”

内达依旧沉默不语，但里昂留意到埃斯贝兰萨暂停了她的营养午宴，转而轻蔑地逼视着他。她明白他是想扰乱内达的内心，而且显然不喜欢他这么做。

“我有时会碰见她。”

在洛杉矶西区就是这样，你能年复一年地碰见同一个人，如果你上过比弗利高中的话尤其如此，而倘若你是个上过比弗利高中的伊朗犹太人，情况更甚。

里昂的目光又瞟回桌上的剃刀。突然，内达将双手掌心向上，摊放在桌上。

“另一位警官已经看过了。”她直截了当地说，可他明白她仍在因与姐姐做对比而感到刺痛，“他们还拍了照。”

她的手很干净，没有切口或伤痕，没有任何被剃刀割过的痕迹。里昂想：不过话又说回来，谁说车内的血迹是从刀口流出来的？除非找到尸体，否则里昂和奥唐纳所知的全部真相，就只是内达报警称她的丈夫失踪了。

正如安吉拉·索莱曼于那天下午两点在汤博乐上急切指出的，这甚至也可能是谎言：“当我写下这些时，他最可能正睡在自己的床上。说真的，有什么人查验过吗？他很有可能就在他用别人的钱买来的那幢宅子里，历数自己在许许多多方面都比警察智胜一筹，嘲笑在全城大肆搜寻他尸体的傻瓜警探呢。”

尽管大多数人都不这么认为，但我们至少能替安吉拉说一句好话，她对自己公开谴责拉斐尔之子的动机很诚实：不是为受害者代言。除了年幼的孤儿和年迈的寡妇们，她觉得这些被骗的人都是一群白痴——竟然连问都不问，便将钱财委托给这种背景的家伙。她尤其厌恶那些更富有的债主，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上千万的损失较之“小债主”的严重得多。

在拉斐尔之子的问题上，安吉拉毫不讳言，她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报复。

有些人或许已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也许确实如此，她和拉斐尔之子都充满打击对方的欲望，对此她驳斥说，“卑鄙大王”已用连篇的谎话来摧毁索莱曼家族和其余大多数伊朗社群，而她则是在追求完全美国式的理想，即“据实陈述，句句实言，除此无他”[原文是“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即美国法庭上证人宣誓的内容。]。

对拉斐尔之子而言，最具杀伤力的武器恰恰就是实话。

此外，安吉拉自2008年起就一直坚持发表博客。她与“卑鄙大王”的家族世仇可以回溯到她出生以前，那时索莱曼家族在德黑兰的上流社会广受赞誉，而拉斐尔之子却是个私生子，他的母亲妄称他才是索莱曼家族遗产的唯一合法继承人。

那时，认识他的人都纷纷议论，在酷热的夏日里，那个身穿灰色羊毛裤的小胖男孩怎样站在德黑兰市中心费尔多西大街的每家商店门口，因为他只有这身衣服。他因天热、羞耻或两者兼有而汗流浃背，他听母亲对陌生人诉说，她是拉斐尔·索莱曼的遗孀，拉斐尔在索莱曼兄弟中排行老大，理当是他们父亲财产的继承人；她还说，丈夫死后，自己被不公正地逐出了家门，拉斐尔那狂妄无耻的弟弟剥夺了“站在这儿的这个男孩”（她晃得他的肩膀嘎嘎作响）的财产继承权。

那母亲年老色衰，语气尖刻，她甚至还出示了男孩的出生证明，表明他的名字的确是“拉斐尔之子”。她讲起话来像个骗子，咒骂时好似妓女，甚至让她儿子都感到害臊。她一直徘徊在安宁大道上的索莱曼豪宅门外，冲着上天和每个路过的盲眼乞丐与饥饿孤儿尖声高叫：“这个男孩，我的儿子，拉斐尔的儿子，他才是这座宅子真正的主人。”每当看到她沿街走来，商店主们就会赶紧关门闭户，背转过身去，佯装没看见她和她儿子，也听不到她用拳头猛砸玻璃的声音。为打发她尽快走，他们经常会塞给她几里亚尔[里亚尔（Rial）：伊朗的货币单位。]——“你不适合干这一行，大姐，带你儿子回家，让他睡觉去吧”。

在那时，看来只有天意才能说服拉斐尔之妻放弃申索索莱曼家财产的权利，不论这权利多么可疑；也只有天意才能让拉斐尔之子从古都德黑兰那灰尘密布的暮色中走出来，转而与闻名于世的艾伦·斯班林和休·海夫纳为伍。但这一切恰恰就发生在他和其他许多生活在美国的伊朗人身上——前一分钟他们还在兜售旧自行车，下一分钟便已成为互联网巨头。只不过，拉斐尔之子从未真正离开过仆人们住的院子和母亲带他乞讨过的那座大宅背后的狭窄街巷，也从未放弃过母亲代他设定的前途——有朝一日，他将奋起毁灭曾经窃取他的合法出身、剥夺他应享有的尊重与认同的每一个人，毁灭曾经嘲笑过他，或是认定他无权无势所以也就毫无权利可言，并因此拒绝接纳他的人——邻居的不屑一顾犹如尖利的刀锋，始终让他的内心滴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