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致认同，这个故事缘起于“赤脸”伊兹奇耶。人们这么称呼他是因为他长着火红色的头发和眉毛；而且他经常发脾气，那时他苍白的皮肤就会变成琥珀色；当他喝醉酒时，眼白会变得殷红如血。1901年，他出生在德黑兰的犹太聚居区，与父母和九个兄弟姐妹挤在两间屋子里，自六岁起便在一家玻璃瓶厂打工。他于1921年结婚，生了两个儿子，在1960年成了鳏夫。他发家致富的手段是以远低于任何竞争者的价格，贩卖从俄国进口的羊毛和其他上等布料。礼萨·汗[礼萨·汗（Reza Shah，1878—1944），伊朗国王。他于1921年推翻卡扎尔王朝，在1925年建立巴列维王朝，并出任国王，上台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掌权以后，命令全国无论男女一律必须挑选一个姓氏，伊兹奇耶选择了“索莱曼”。1954年，他建造了“亚斯花园”，一座宏伟的宅院，后来成为他历经艰辛得来的财富和通过艰苦斗争战胜逆境的象征，且这个象征不仅属于他个人，更属于德黑兰所有的犹太人。

亚斯花园中有一座主宅和两座配楼，还有个占地7英亩的花园，那里种植着年逾百岁的槭树，它们伸展的枝干下是粉白相间的穆罕默德玫瑰花圃。院墙上覆盖着在德黑兰随处可见的茉莉那最富芬芳的藤蔓。通向“大宅”的砖路从波光粼粼的水池与倾泻而下的喷泉之间蜿蜒穿过，一直通到铺了花砖的游廊边，游廊上的法式大门通往宽敞的客厅和长长的过道，黑色花岗岩楼梯盘旋而上，直通到位于五楼的舞厅，那里装饰着水晶吊灯和飘窗，音乐与欢笑从窗口飘浮到月色笼罩的街道上以及首都阴暗的后街里弄中。

伊兹奇耶的长子拉斐尔患有梦游症，他食量惊人，外表却看似饥馑过后的幸存者。他吃的东西抵得上三个成年男子，可还总是觉得饿。他的食量和梦游症是肠道里的寄生虫所致，这些虫子十分常见，也很阴险，原本可以治愈——实际上，对这个国家中其他所有受其困扰的人而言都能治愈——可无论运用何种疗法，它们都拒绝离开拉斐尔的身体。医生、信仰疗法治疗者和草药郎中都尝试过，却没能清除拉斐尔体内的虫子，他们认为这些害虫从另一种更为神秘莫测的源头汲取了复原之力，该源头是索莱曼家族所特有的，被拉斐尔继承——由于缺乏医学命名，这种症况被索莱曼家族称为了“白炽症”。

白天时，拉斐尔看起来与常人无异，但到了夜晚或暗处，他的心脏就会发亮，一道蓝白色光芒搏动着，照亮了心脏的全部血管，以及所有肌肉、肌腱和体液，仿佛他的胸腔是玻璃做的，皮肤是透明的。

没人明白“白炽症”的成因，但它已在索莱曼家族的血液里流淌了好几代。每隔十年左右，就有一个孩子——通常是家中的男孩——会带着一颗发光的心脏诞生。他的父母担忧在社会上会产生的不良反响，竭力掩盖这事儿，尽管根据大多数说法，发光心脏者并无其他症状，也不会发展出什么特别的疾病。若不是因为医生们在缺乏任何合理依据的情况下，假设幼年时期入侵拉斐尔体内的寄生虫似乎从他心脏发出的亮光中汲取了特殊能量和复原力的话，拉斐尔原本也可免受一辈子苦。可实际上，他的梦游症非常严重，乃至他起码每周都会在街头走失一次。有段时间，父母将他和弟弟同住的卧室的房门锁上了，但拉斐尔从窗户爬了出去。他们把窗户也封死了，结果他打破玻璃之后又爬了出去，流着血走进院子。

最后，伊兹奇耶决定对他放任不管，于是拉斐尔每隔几晚就会走上街头。他赤着脚，身穿白色棉布睡衣，心脏发出的光亮引来了城里的每一只飞蛾、萤火虫和夜间出没的鸟儿，外加一整群焦躁不安又难以入眠的孤魂野鬼——它们被活着的亲人从自己家中撵了出来，另外还有五六个一直在寻找刺激探险经历的街头顽童。拉斐尔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一直尾随他回家，进到他和弟弟亚伦的卧室里。于是翌日清晨，当男孩们醒来时，空中总是充满了飞来飞去的家伙，地板上满是赤脚鬼魂从街上拖进来的枯叶、新土以及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随后，亚伦会打开窗户，把已经化为蝴蝶的蛾子们放出去，让鬼魂们消散在天光里。

到十六岁时，拉斐尔已被国内所有的西医和巫医当作无法治愈的病例。二十岁时，他沦为了亲人眼中愚蠢的叔叔和令人难堪的兄弟，大多数家庭往往会让这类人与世隔绝，直至他们在家中某个僻静的角落里衰老死去。他没有结婚，并且毫无前途可言，没人指望过他在有生之年能工作一整天。至于继承权嘛，鉴于他的健康状况，他无疑将一无所有。的确，父亲去世后，通常会由长子继承全部遗产。如果长子已经去世，则按顺序由次子继承，由此类推，之后才轮到其他兄弟。

但拉斐尔的健康状况彻底排除了他能接管任何事务的可能性，他也无法生育。因此，亚伦将继承父亲的衣钵是不言自明的。伊兹奇耶早已这样决定，每个人都认为这样公平合理；若不是“布什尔[布什尔（Bushehr）：伊朗西南部的港口城市。]的黑母狗”——日后的“拉斐尔之妻”——的到来使这个家族饱受摧残，这家人原本可以诸事顺遂并将一如既往地过着安宁富足的日子。

她在1950年的热浪中进入公众视野。那年的漫漫长夏发端于南方，而后渐渐向北方扩张，在它无情而干燥的喘息中，全国一片荒芜。在波斯湾的港口城市布什尔，热浪煮沸了海鱼，迫使它们浮到水面上来——它们的鳞片在地平线上泻出的阳光的照耀下格外刺眼，光泽甚至遮蔽了白昼中海浪的碧色，在月辉下则闪耀着银光。港口周围的海滩上横七竖八地散布着红色、黄色和带斑纹的鱼，来自英国、挪威、俄罗斯、德国和意大利的外国船只投下的阴凉里，躺着瘦骨嶙峋的棕色皮肤的小男孩们。他们几乎一丝不挂，双脚用布或报纸裹着，以防被沙地灼伤。在热浪到来以前，他们的父亲曾是渔民、走私贩子、水手或码头工人。这些男孩曾潜水去找寻珍珠或沉没的宝藏，向随船到来的外国人求取口香糖和香烟。而今，海水中除了水母和海藻之外，一无所有，水手们也因为害怕中暑，几乎不下船。

拉斐尔之妻出身于一个充满看相人、巫师和闺房侍女的家族——他们是具有阿拉伯肤色和辛梅里安人[辛梅里安人（Cimmerians）：一支古老的印欧游牧民族，居住在黑海以北的俄罗斯草原上。]眼睛的犹太人，栖居在龙蛇混杂、习性各异的社会中灰色逼仄的边缘地带。那年她三十岁，其貌不扬，可悲的是她并不自知。她逃离了她的恶棍父亲和十一个土匪兄弟，离开布什尔去寻找凉爽一点的气候和对她仁慈一些的命运。她一路北上，前往首都。据她自己讲，这趟旅程共计十八个月又十一天。她搭过火车，也骑过骆驼和骡子，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下穿越了中部的大沙漠——除了蜥蜴、蝎子和偶尔路过的沙漠商队之外，始终孤身一人。她偷了一个贝都因人[贝都因人（Bedouin）：以氏族部落为基本单位在沙漠旷野过游牧生活的阿拉伯人。]的头巾来遮阳，乘巴士时还从身边睡着的一个年轻荷兰游客那里顺了一双磨损严重的牛津鞋。1952年一个冬日的早上，正当宣礼的歌声飞升到砖砌的宣礼塔和城中每座清真寺的蓝瓦穹顶上空时，她跨过了德黑兰的城门。

她问明去珍珠大炮广场的路，那里是举国闻名的朝圣之地，在那里，最匪夷所思的祷告和最不合宜的愿望都能成真。她走进广场时，恰逢拉斐尔带着他那颗闪亮的心，跟一帮饿鬼、大群飞蛾和蚊子之类的东西，从对面的大门走进来。事后，“布什尔的黑母狗”坚称这是天意——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对她向来吝啬的全能之神向她摊开了他惯于紧握的拳头，向这个老姑娘丢来一两粒面包屑。她认为这都是因为她和拉斐尔当时站立的那片土地具有的神性，尤其那门神圣大炮具有的赐福之力。

位于南德黑兰的珍珠大炮广场是一片呈长方形的广阔古地，也是首都众多名胜古迹的轴心。它建于16世纪，当时是连接城市和城外荒野的通道，最初被命名为“斯塔德广场”，尚不具备大约三百年后在时运不济的法特赫－阿里沙·卡扎尔[法特赫－阿里沙·卡扎尔（Fath-Ali Shah Qajar，1772—1834），伊朗卡扎尔王朝第二位君王。]统治时期被赋予的魅力与高贵。这位君王爱好艺术，妻妾成群，爱慕虚荣，是那种花花公子类型的人物，即使以国王的标准来说，他的虚荣心也堪称了得。并且每次战斗尚未打响，他就会习惯性地逊位。法特赫－阿里沙总是欣然接受任何以缴械投降为条件的不平等到极点的条约。他在忙于将广阔疆土和全国主要省份拱手让给外国列强的间隙，娶了158个女人（多为其他王国的公主），育有260个子女和786个孙子孙女。他还整修了玫瑰宫[玫瑰宫（Palace of Roses）：即古列斯坦王宫，位于德黑兰市中心，巴列维王朝两父子的加冕典礼都是在此举行的。]——一座坐落于斯塔德广场一侧的16世纪遗迹，还供养了诗人、艺术家和各种各样装模作样的外国“顾问”。

他本该接受建议，将国库用于限制伊朗什叶派神职人员的权力，这帮人在那会儿几乎与法国人和英国人平起平坐，共同统治着伊朗；或是用于提升本国军队的战斗力，军队当时已沦为一群分不到饷银、食不果腹又经常缺少武器装备的悲惨的游兵散勇。但你无法告诉一个国王何处该花钱，何处不该花——因为那是毛拉们和欧洲人的工作，而他们似乎就希望军队无能的状况一直延续下去。

为抵御步步进逼并觊觎伊朗各地的俄国铁骑，法特赫－阿里沙喜欢穿着他的“怒袍”，坐在孔雀宝座上。袍服通体红色，配以镶嵌着红宝石的皇冠，旨在激起沙皇及其侵略军对真主的畏惧，因为它们表明国王已处于激愤状态——这在伊朗本国的确意味着厄运将会降临到他泄愤的对象身上。他甚至还坐在宝座上垂问廷臣：当沙皇听闻本王穿上袍服时，究竟有多不安。廷臣们答道：非常、非常不安。有多恐惧？廷臣们答道：陛下，他极度恐惧，那种心胆俱裂的恐惧。直到将整个格鲁吉亚省都输给俄罗斯帝国[在法特赫－阿里沙统治早期，俄罗斯帝国控制了波斯声称为其所有的格鲁吉亚地区，什叶派教士向法特赫－阿里沙施压，主张向俄罗斯发动战争，于是他在1804年远征格鲁吉亚，于1813年败给俄罗斯，并签订《古利斯坦条约》，割让包括格鲁吉亚在内的多处土地给俄罗斯帝国。]，并付出巨额赔款之后，阿里沙才开始考虑升级军队的武器装备。

由于沙皇拥有大炮，法特赫－阿里沙自己也委托制造了一门技术最先进的新式大炮。大炮的样机是由伊斯法罕市一位著名铁匠打造的，成本惊人，一路上以很大排场运送到德黑兰。这门大炮又大又沉，被组装起来后，放置在斯塔德广场上，毗邻着一湾浅浅的水池，影子映在水面上，对面是国王的宫殿。在揭幕仪式当天，法特赫－阿里沙召集所有廷臣和外国使节，营造出那种通常用于迎接盼望已久的先知到来般的盛大场面，许诺世人将得以一瞥波斯从一个支离破碎、疲惫不堪的古老帝国转变为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国家的辉煌时刻。

在国王和大批宾客的共同见证下，大炮被装上弹药，炮口转向广场门外的沙漠，随后开了炮。炮声震耳欲聋，大地剧烈震颤，天空灰暗下来，油亮的黑色颗粒如雨点般坠落在四散奔逃、找寻遮蔽的宾客们身上，他们剧烈咳嗽着，耳朵被震得出血，眼睛被烟灰迷瞎。国王本人从尊贵的头颅到神圣的脚趾也都变得黑不溜秋的。当他询问惊扰的来源时，被告知，这门大炮似乎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怪癖：它不像任何常规的大炮那样将炮弹从炮口射出去，而是偏爱从炮身后部将其排出。结果，那枚炮弹没有足够的空间被完整地射出，于是在炮膛中爆炸了，将油烟和火药喷到空中。

鉴于大炮令人沮丧的表现，若是换一个创造力稍逊的君王，或许会下令将大炮即刻拆毁，将制造者处以绞刑，将它的存在从历史的记忆中抹去。然而，没人会指摘法特赫－阿里沙缺乏虚荣心或想象力。1797年登基后不久，他就将自己的皇室头衔从“众王之王”“真主之影”和“宇宙之君”扩展到“最杰出的君主”以及“大英百科全书专家”。他不承认制造第一门现代型大炮的尝试失败了，反而为这堆废铜烂铁赐名“珍珠大炮”，还将其置于玫瑰宫外专门搭建的炮台上进行永久展示，炮台两侧还分别用锁链拴了一头凶猛的狮子和一头好斗的熊来守卫大炮，并将周围的区域指定为圣土。正如其他供人朝圣的地方那样，它将是任何到来者的避难所。在它的荫庇下，每个祈祷都将被满足，每个心愿都会成真。

从那天起，珍珠大炮广场成了一个避风港，它收容了毛头小贼、冷酷的杀手、暴露身份的间谍、失败的政变领导者、逃亡的罪犯和破产的商贾，他们只要待在这里，就能逃脱法律的制裁和敌人的追击，安全无虞。有些逃难者只待了几天，随后便投案自首了；也有人会住上几年，靠路人丢来的施舍度日；送来吃食的人中也有恋爱中的年轻女子、生病孩子的父母，甚至梦想拥有神圣婚姻的巫婆——她跋涉了十八个月零十一天，只为夺去索莱曼家族的一夜安眠。

拉斐尔之妻在朝圣路上的日日夜夜里领悟到，真相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相信什么。

她自称对拉斐尔一见钟情。

从第一天开始她便这样说——对他和他的家人，对每个朋友和与她偶遇的路人，甚至此后三十年间，不论祸福贵贱，她始终重复着这句话。无论她正忙于替什么荒谬的谎言辩白，或是在实施什么粗率的计划，她始终如一地断言自己全心全意、毫无保留又极为无私地爱着拉斐尔。

且不说她是个无家可归、无处栖身的老妇，自然也身无分文；且不说她肤色黝黑，满面皱纹，长得很冒犯别人的眼睛；也不说当她发现拉斐尔时，他正半身赤裸地梦游着，体内害虫寄居，体外鬼祟缠身。她自称一见到他，便认定他是从天而降的天使，他那颗闪耀的心是纯洁的明证，赤裸的双足和枯瘦的身形是他神圣的证明。

不管怎么说，“赤脸”伊兹奇耶仍基于实际情况断定，她是个孤独、赤贫的女人，碰巧找到一个熟睡的富家子弟，于是不等他有机会睁眼便设计诱获了他。

那天清晨，她在广场上牵着他的手，说她知道他需要什么来清除肠道内的骚乱。她将混杂了被烘干碾碎的乌鸦脚和七滴松脂的地表煤倒入羊胃里，然后让他一饮而尽。片刻之后，他呕出一堆堆滑溜溜的蠕虫，它们躁动不安地扭动着，有的足有一百英尺长，其他短的也有四十英尺呢。此后，她让拉斐尔把头枕在她的大腿上，对他低喃着，直到他入睡。当他醒来时，第一眼看到的便是她的脸。

那天，她陪他走回家，然后坐在屋外，一直等到夜幕降临，当大家都已入眠，拉斐尔身穿睡衣出现在她面前。她引领着仍在睡梦中的他回到广场上，他们一直待在倒映着大炮的水池边，直到太阳升起，在此地办公的经文抄写员和毛拉们带着钢笔和念珠，脚步拖沓地走进来。拉斐尔之妻没向她紧抓不放的这个毫不疑心的年轻人询问他是否已婚，因为她不想知道。即便他是单身，她猜想他父母也断然不会同意二十二岁的儿子迎娶一个年长的女人，更不消说是像她这般家境贫寒亦无姿色的女人。不过，虽然合法的犹太婚姻毫无指望，穆斯林的临时婚姻却并非不可行。

伊朗什叶派伊斯兰律法允许一个男人在任何时候同时拥有四位永久性妻子，但他还可以拥有无数个“临时”妻子。“临时”婚姻的存续时间可以从一小时到九十九年不等，这取决于结婚之初明确约定的条款。临时婚礼可由一位毛拉在几分钟内办妥，不问任何问题，也无需任何文书，在协议约定的时长过后就自动失效。

拉斐尔之妻事后声称，他与她的“临时”婚期为九十九年。这也许是真的，尽管拉斐尔私下对弟弟亚伦说，他记得合约期是九十九天，但这已无法确知，因为这个合约是口头的，也没有见证人在场。然而，这一切都无关紧要，因为据说“赤脸”伊兹奇耶只瞧了拉斐尔之妻一眼，便转向他儿子说：“休了她。”

后来，拉斐尔之妻声称索莱曼家族应当为亚斯花园而感激她。她的意思是，他们篡夺了她丈夫的房产所有权，住在那里的人本该是她——其他家族成员都矢口否认这种说法。但无可争辩的是，正是她与拉斐尔的婚姻促使伊兹奇耶建造了亚斯花园：在拉斐尔将“布什尔的黑母狗”带回家以前，他们家一直住在距离珍珠大炮广场不远处的赛帕大街。拉斐尔或许不是个理想的儿子，但他很顺从、随和。后来，他走向并落入了老巫婆的魔咒，先是在转瞬间找到了带她回家的勇气，仿佛带回战利品般，而事实上她根本算不上；此后，他又胆大妄为地拒绝遵照伊兹奇耶的命令“休了她”。

伊兹奇耶盛怒之下将拉斐尔逐出家门，于是他又回到广场，和“黑母狗”在那里一连住了三个月。他的母亲把眼睛哭肿了，央求伊兹奇耶怜悯她那生病的孩子；城中谣言四起，说伊兹奇耶的长子靠嗟来之食和残羹剩饭维持生计。亚伦被派去对他哥哥晓之以理，劝哥哥离开那个娼妇赶紧回家，可他没能说服拉斐尔；于是又有人主动请缨或是被召来在父子间调停。最终，伊兹奇耶屈服了。

自他身为一家之主以来，这是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失利，他将全部罪责都怪在拉斐尔之妻身上。他让他们俩回到家里，但前提是他绝不见拉斐尔之妻。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也为了修补这场僵局对他的声誉造成的损害，他建造了一座大到足以让拉斐尔之妻迷失其中的宅子。

伊兹奇耶买下一片四英亩半的钻石形地皮，这块地位于当时德黑兰的最北部。他和妻子将入住的“大宅”位于钻石的顶角，距厄尔布尔士山脉很近。因此山脉成了金砖外壳的房舍后一幅变幻多姿的背景——白昼下湛蓝一片，夜幕中树影憧憧，白雪皑皑的山顶在黎明破晓时分银光闪耀。地势从那里开始缓缓下降，在“钻石”中部渐渐拓宽，继而又在“大宅”对面收窄。“钻石”左右两边都有铁门，通向狭窄又有屋顶的走廊，这走廊如同带有顶棚的私密通道，最终各通到一座小平房的后门。

两套小宅子的形状和大小几乎完全相同，可由街上进入，因此居住者能够互不相遇地自由来去，这正是伊兹奇耶想达到的目的——在监视拉斐尔的同时又能对拉斐尔之妻眼不见为净。当建筑于1954年竣工时，他将左侧的房子分给拉斐尔，把右侧的给了亚伦。

在每个当事人和公正的旁观者眼中，这看似是很公平合理的安排。他们认为，拉斐尔能从父亲那里得到些许财产就算走运了——因为他违抗父命娶“黑母狗”为妻，令整个家族难堪；他也不具备管理自己或家庭财务的体能，他的健康状况正在加速恶化。经年累月，起初盘踞在他肠道中的虫群已扩散至全身，不仅以他的吃喝为食，还蚕食他的血液和骨髓，使他如同秋天的枯叶般脆弱不堪，渐渐地，他的皮肤皲裂，四肢稍遇压迫便骨折，他不得不一直躺在一床鹅毛上。他白天睡觉，夜间梦游；心脏仍在黑暗中放光，那是一种微弱而无邪的光亮，使他看似一个即将熄灭的灯笼，每当他父亲看到他时都伤心不已。

在此期间，拉斐尔之妻为拉斐尔擦洗身体、穿衣、喂食，为他包扎伤口，续接断骨。有时，她甚至追随他和他那群鬼魂在城里游荡，以保证他不被经常追逐他的男孩与野狗所伤。她声称自己这么干的动机纯粹出于爱情，但无需很强的疑心，也能察觉到她努力使他活下去的目的还包含利己的成分：只要拉斐尔活着又拒绝离婚，拉斐尔之妻便可确保自己有房可住，一日三餐无忧。

她努力维持了十年之久，直到生活被骤然打乱。

1962年一个冬日的早上，伊兹奇耶醒来后对他的女仆宣布，他将在那天死去。这个十四岁的哑巴女仆是他在两年前花一千托曼[托曼（toman）：伊朗民间常用货币单位，1托曼＝10里亚尔。]买来的。他当时六十一岁，非常健康，不打算自杀，也不认为自己会被谋杀。他只是明白自己的大限将至，在午夜到来以前，他必须将后事安排妥当。

他给在法国留学四年的亚伦打了电话，让他带上所有行李赶快回家，“因为你不会再回去了；我今天就要死了，你必须接替我的位子”。他本想亲自向其他人道别，但他们当时正被冬季第一场名副其实的暴风雪围困。全城的道路都被封锁了，许多屋顶坍塌下来，玻璃窗也被冻裂了。于是，他在主客厅大飘窗边的淡蓝色扶手椅里坐了一整天。他喝着加了番红花味冰糖的热红茶，给每个所能想到的自己之死将会牵连的人写信。

“我父亲在今天午夜将近之时等着我。”他在每封信的开头这样写道。

晚上九点，他沐浴更衣，穿上一身干净的西装，打上黑色领带，穿着鞋子躺在床上，将帽子安放在旁边的枕头上。他开着灯，没锁房门。因此，当他在距午夜还差七分钟那会儿召唤女仆曼佐尔时，她即刻在楼下自己的卧室中听到了他的声音。她在两分钟后穿好鞋，奔上楼梯，发现他仰卧在床上，仍全身穿戴整齐。他向女仆要了杯水，随后深吸一口气，缓缓地长叹一声，把身子翻向左边，便与世长辞了。

凌晨五点时，有人去请殡仪员。他们在一个半小时后赶到，被泪流满面的曼佐尔领进屋，带到伊兹奇耶的卧室。尽管时辰尚早，索莱曼家的房子里却已挤满了亲戚。他们在接到家庭厨师的通知以后，纷纷赶来吊唁，准备帮忙筹备葬礼和守丧仪式。殡仪员请求允许进入卧室，获准后，他们垂首步入，双手十指紧紧地交握着，以表达对逝者的敬意。但他们什么也没找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没看到伊兹奇耶的衣服鞋帽曾存在过的蛛丝马迹，也没在现场发现任何脚印或是其他隐遁的迹象。

根据信件和曼佐尔的手语，人们得出的结论是：与其说伊兹奇耶去世了，毋宁说他正如自己所预言的那样，只不过是在他父亲的陪伴下，永远地离开了。他们明白不会有葬礼了，因为根本没有可葬之人，但他们料想还会有守丧仪式，因为当你永远失去一个人（当他们死去、失踪、嫁给异教徒，或是最糟糕的情形，自愿皈依了其他宗教）时，你总会为之守丧。他们认为，之后亚伦会搬进“大宅”，接管伊兹奇耶留下的全部财产，像父亲过去那样继续照料患病的哥哥。他将迎娶一位美丽富有的姑娘，再生几个儿子。

后来的情形并不完全是他“从此幸福地生活下去”，不过故事的版本相当接近，他的人生对任何一个凡人（或许美国人除外）而言都可谓极其幸运。只有美国人才会厚颜无耻地想得到更多，或将“幸福”列为生活必需的要素。

亚伦面临的现实是，他永远无法逃避的出身使他自出生起便同时受到祝福与诅咒。你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出这一点——他意识到他不得不担负起重大的责任。他是一个富有犹太人的子嗣，他的父亲借助国王的仁慈和自身的超凡能耐，一夜之间摆脱了犹太聚居区的艰苦与贫困，飞黄腾达，跻身于享受特权的富人世界；伊兹奇耶将往事铭记于心，决意永远不走回头路，甚至不会稍作逗留，去瞥一眼他们来自哪儿，走了多远。他将一个年轻人所能期望拥有的所有经济条件都赋予了亚伦，但也要亚伦完成极其艰辛的使命——此生中，亚伦要实现的是伊朗三千多年历史中，所有犹太隔离区和穷街陋巷居住并传世的历代犹太人所拥有的每一个崇高的理想、无谓的期待、恣意的愿景和未竟的抱负。

考虑到后来的事情及其后接踵而至的每一件事，你必须意识到亚伦生来拥有的特权也是他的枷锁，健康的身体和充沛的才智实际限制了他的自由，继承来的巨大财富却使他自身的权利变得极为有限。

当你继承的不只是金钱而是遗产，代表的不仅是你自己的梦想而是其他许多人的梦想时，情况将截然不同。

亚伦拥有一张稚气的面孔、一副紧致敏捷的身体，却长着一双老者的眼眸。它们看起来很暗淡——瞳孔外圈有道褪色的光晕，仿佛颜色慢慢地渗进眼白里，将它们变成了奶油色。这种反差令人不安：一位睿智的老者透过一张年轻面孔，凝视着他早已注视许久的世界。

他是家里唯一上过高中的人。他毕业时在班上名列前茅，参加大学入学考试时成绩位列全国第五，不过，父亲没让他在伊朗上大学，而是送他到巴黎去攻读医学。1958年9月，亚伦在十八岁生日后不久便离开伊朗——一个温和、机敏的男孩，一只行李箱里塞满浆洗过的白被单，另一只行李箱里装着浆洗过的白衬衫，上面有手工绣成的他姓氏的首字母，叠得四四方方，印证了自幼便主宰他生活中每个琐细之处的极端苛求。四年后，当他被召回家时已变得更加自信，但严苛约束自我的程度却丝毫未减，他因无法完成学业成为医生而失落，但从未——一次都没有——质疑过自己的责任。

亚伦明白，他的首要责任就是捍卫索莱曼家族的名声和美誉。从抵达德黑兰、举行守丧仪式的第一周起，他就在努力这样做，无论会招致什么伤害，他在余生中也将持之以恒。他并非人们当时所谓的“过分拘礼”之人，也没有当今心理学家所谓的“强迫症”，他的驱动力出自他真诚的内心。他只是坚信做事应当完善并信守承诺，而这恰恰是他的不幸；因为亚伦刚一接替父亲的位子，就发现与他为敌的是“布什尔的黑母狗”，她正一门心思、狂热执着地想要玷污索莱曼家的名声。

在父亲过世三十天后，拉斐尔从病榻上起身，走到街上梦游。瘾君子“鸦片烟”莫拉德露宿于距亚斯花园一箭之地的人行道上，他看到拉斐尔时以为他会被冻死：那时正值午夜，气温远低于零度，天寒地冻，然而拉斐尔打着赤脚，只穿着棉布睡衣。莫拉德揣摩不出拉斐尔如何能在大冷天里仍一直睡着，但他却留意到拉斐尔这一次是踽踽独行。莫拉德猜想，惯常追随他的所有鬼魂和鸟虫都很明智地待在室内了。

莫拉德用身上裹的毯子围拢住加热鸦片的小火盆。他问拉斐尔要去哪里。

“去看我父亲。”拉斐尔说。由于伊兹奇耶刚刚离开尘世，这句话不禁令人警觉起来，但拉斐尔继续沿着马路中央向犹太墓地的大致方向艰难前行，墓地位于德黑兰城外好几公里远的地方，且只能经由一条危险的羊肠小道才能到达。“鸦片烟”莫拉德注意到，他发光的胸膛现在只剩下毫无生气的一丝微亮，他看似始终未醒，也从没睁开眼；他绝对没看到飘着墨绿色哀悼旗帜的那辆大卡车，没看到白缎标牌上写的《古兰经》经文——为逝者祈福的阿拉伯语祷文——也没看见映出卡车驾驶室轮廓的红绿灯，还有关于全能的先知穆罕默德及其门徒阿里和侯赛因的手绘训诫；又或许他看到卡车沿街疾驰而来，车灯冲刷着黑暗，却没听到一丝声响——它巨大的引擎悄无声息，庞大的车轮也没发出任何噪音，车窗没有哗啦啦地震颤，金属没有颠簸震动，也没有刺破静谧夜空的尖利声响——卡车犹如一艘静静行驶的航船，却以骇人的速度穿过黑暗的水道，它带动的疾风吹弯了树干，溅起了明沟里的水，掀起了尘土、枯叶和丢弃在路边的碎报纸，扯掉了深夜接完客徒步回家的女子的头纱——这幕场景既惊心动魄又美丽动人，就连睡在人行道上的邋遢野狗和瘸腿乞儿都坐起身来，瞠目结舌地注视着一切。“鸦片烟”莫拉德事后坚称，是骨瘦如柴、蓬头垢面的拉斐尔没有停下，反而毫不犹豫地径直向它走去。

事实上，他看似一个决意迎接自己命运的人，他也的确那么做了——“我知道你很难相信这事儿，先生，我确实容易看到根本不存在的东西，鸦片的确会欺骗我的头脑，但我向你保证，这件事千真万确。他径直走向卡车，卡车司机既没减速，也没踩刹车，甚至都没按喇叭，车就那么朝他开了过去，然后撞上他，把他撞倒了。整件事的发生连半秒钟都不到，我甚至没听到它撞上可怜的拉斐尔，我觉得它就像是把他吸了进去。然后，就在它从我身旁开过去时，我抬头看向驾驶室的车窗，我对着亲爱的母亲和尊敬的父亲的在天之灵发誓，驾驶室是空的，驾驶席上一个人也没有，根本没人握着那辆卡车的方向盘，就算我把用一整片罂粟制成的鸦片都抽光，也编不出那种事啊。”

亚伦又守了七日丧，在过了一段符合礼仪的时日之后，才开始着手整顿哥哥的身后事，包括处理拉斐尔和他妻子住过的房子、她从夫妻俩的零用钱中省下来的几千托曼，另外还有拉斐尔之妻本人，尽管她根本不是真正的妻子——只不过是个没有婚约的女人，对于她与拉斐尔共度的那些年甚至未曾得到任何口头的补偿承诺（在临时婚姻期间和之后都没有）。对于他们的结合，她没带来任何钱财作为嫁妆，因此也无权要求任何回报，再说她也没有子女需要抚养。从法律上讲，亚伦对她应尽的义务只是将她平安地送回她父亲家。按照习俗，一旦拉斐尔不在了，她根本不能继续住在夫家。不过，亚伦明白合法之事未必总是合乎情理，于是他决定公平地对待一直照看哥哥的人。当三十天的期限一过，他派“哑女”曼佐尔去请拉斐尔之妻。

二十分钟后，这个姑娘回来了，看上去茫然无措，对亚伦打着他无法理解的手势。他叫来另一个女仆，让她解释曼佐尔的手语，但那位年长的女人也搞不懂，所以亚伦又派这个女仆去找拉斐尔之妻。

这个女仆回来时也没带来任何答复。她面色苍白，不停地颤抖，反复吟诵着一段反对亵渎神灵的祷告词，仿佛羞愧得不能面对亚伦。

亚伦被这出闹剧激怒了，他长途跋涉地来到拉斐尔房前，用拳头敲了敲门。“黑母狗”几乎当即就开了门。

“你不能把我送走，”她说，“我已经怀了你哥哥的儿子。他出生以后，就会成为这一切的第一顺位继承人。”

她这一步干得很愚蠢，图谋也过于贪婪，没给亚伦留下丝毫余地，让亚伦对她的警告只得反其道而行之。他绝不相信她所称的孩子——鉴于拉斐尔的疾患和她老大不小的年纪，她也愿意承认这近乎奇迹，可你别忘了亚伯拉罕和撒拉[亚伯拉罕和撒拉（Abraham and Sarah）均为《圣经》中的人物，撒拉是亚伯拉罕同父异母的妹妹，也是他的妻子。耶和华施行奇迹，让她在九十岁高龄生下儿子以撒。]——当他们有以撒时，他一百岁，而“年轻的”她也有九十岁了。正因如此，亚伦才意识到她的勃勃野心远超过他能容忍的程度。他决心在她变成需耗费全力对付的痛苦之前，要像拔掉一颗坏牙那样除掉她。

他准备了一万五千托曼——她与拉斐尔共度的每一年都按一千算——外加十五枚金币，限她三十天内搬出去。他等了一个月，可她没走，于是他又等了一个月。之后，他叫来两个警察将她强行赶了出去，还锁上门。她被获准带上自己和拉斐尔的衣物、一万五千托曼和十五枚金币。最后，为了确保她清楚自己是被永远地逐出家门，他卖掉了拉斐尔的房子。

新房主是一对犹太夫妇，带着八岁的女儿和一对六岁的孪生儿子。丈夫曾是德黑兰大学的数学教授，妻子是精通妊娠疑难问题的产科医生。他们于1950年相识，当时都是波士顿塔夫茨大学的学生。他们结了婚，又回到伊朗。她的事业蒸蒸日上；而他却在家赋闲了六年，因为他患有严重的广场恐惧症，无法忍受离开自己的房间。他把时间都用来做全国大学入学考试的数学题、记忆百科全书和照顾子女。

他们的长女伊丽莎白（以女王之名命名）拥有母鹿般天真的双眸、白皙的皮肤和浅色的头发。她聪颖过人，特立独行。在上幼儿园以前，她就能用心算解决复杂的数学题，十几页的文字看过一遍就都能记住。八岁时，她便以阅读科学教材为乐，还自学英语和阿拉伯语，而一般同龄的女孩还在玩梳妆打扮的游戏、央求妈妈为她们买金发碧眼的娃娃呢。她思考权衡自己该读哪所大学，选择哪些课程。读大学是她的梦想与目标。她总是身穿校服，甚至在周五不上学时亦如此；她将茂密的头发梳成一条马尾辫，别上一个她每天都浆洗和熨平的大大的白色蝴蝶结。她在这世上唯一的朋友是个比她大两岁的穆斯林男孩，侯赛因·泽莫罗迪，他和伊丽莎白差不多一样聪慧。他们的乐趣是整段整段地背诵《列王纪》[《列王纪》（Shahnameh）由波斯诗人菲尔多西所作，长达六万双行，叙述内容的时间跨度在四千年以上，从开天辟地写到公元651年波斯帝国灭亡为止。它简要叙述了波斯历史上的五十个帝王公侯的生平事迹，汇集了数千年来流传在民间的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此书堪称波斯的《奥德赛》，通篇由韵文写成。除此之外，她与直系亲属以外的任何人都没什么交往：她对其他孩子来说太过古怪，对成年人而言又聪颖得令人生畏。另外，她有体味。

这味道是从哪儿来的，究其原因，甚至连她当医生的母亲和身为教授的父亲都揣摩不透。八岁的伊丽莎白散发出一种如午夜的大海那般温暖潮湿、又甜又咸的气息，它能使人极为愉悦或明显反感，这取决于你对海鱼、海藻、沙蟹和潮水有何感受；不过无论如何，它总是挥之不去，令人抓狂。当第一缕气味渗透到空气中时，她还只不过是妈妈子宫里的一个细胞，那时，“医生夫人”喝下一瓶冰凉的可口可乐，打起嗝来。她和教授正在里海的港口城市拉姆萨尔度蜜月，可他们的婚姻却早已遭遇惨败，因为他很恐慌将与好几百人同处一个大厅的情景，于是从喜宴上落荒而逃，如今又拒不离开房间，因为不论碰上认识的、不认识的人，他都受不了。话虽如此，离开房间倒也并不可取，因为他们来海边时正值雨季；从他们抵达的那一刻起，直到返回德黑兰很久之后，拉姆萨尔始终在大雨倾盆，这本可构成一幅浪漫的场景——一对新婚夫妇同处一室，屋里除了一张大床外，再无其他消遣——倘若新郎不那么懦弱胆怯、容易受惊就好了。

怎么说呢，他做爱时就像在解答数学考题。

据说，“医生夫人”躺在酒店的床上，想着窗外的大海；教授的表现令人失望，所以她让自己体内充盈着又湿又咸的空气，一边聆听着涨潮的声音，一边想着点缀在海面上的小岛上的渔民，想着他们被暴晒的脸孔、肌肉发达的四肢，以及“向伊玛目礼萨致敬”的渔船。她每分每秒都变得愈发口渴，直到好事已毕，孱弱而心惊胆战的“数学家”仓皇奔进浴室以后，她才拿起电话点了一听冰凉的可乐，一口气灌下，然后颇有预兆地打出一个带有海水气味的嗝。

后来，她的肚子开始胀大，她一直不停地放屁打嗝，而且每个屁与嗝都是海水味的；她甚至像得了急性发热似的，排出的汗也是这个味儿。直到最后，她的羊水破了，伊丽莎白滑了出来，产科病房的护士纷纷逃离工作岗位，忙不迭地寻找避难之所，因为据她们推测，那滔滔的羊水一定是《圣经》中的大洪水，它从里海喷涌而出，向南奔流了350公里来到德黑兰。

对大多数伊朗人而言，里海及其周边地区要么会引人联想到令人惊艳的美景、金绿色的稻田里那种无尽的安宁，以及宛如神话故事中走出的白虎；要么则会联想到令人震惊的恐怖事件，比如有人在午夜投水自尽，俄国士兵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入侵，他们满手是血，枪尖上还挑着人肉。身体周围充斥着这种气味并不太好，但无论涂抹多少香茅和竹芋精油，洗多少次玫瑰水浴，或是用多少椰子油灌肠，都无法消除这可怜孩子身上那与生俱来的印记。她身上唯独一点或许堪称魅力的地方是完全没有鬼心眼儿，在某种程度上，她对世事浑然不觉，如果将之误认为是愚笨的话——便可为她赢得男士的青睐，使她不致到死是个发髻斑白的老姑娘，一生埋在与下巴齐平的书堆中。

笨驴这一标签虽然有些离谱，但就伊丽莎白两个孪生弟弟的智力缺陷来看，确实会引发人们一定程度的联想。他们待人友善，活泼吵闹，总是乐于接受任何人，甚至会毫不犹豫地跟陌生人走。可他们却做不好最简单的小事，包括正确地握铅笔、系鞋带，唉……语言表达能力也总没长进。他们在听力方面还不错，也能理解词义，但大脑中那个用于遣词造句的部位想必在两个男孩成形的那一天被落在绘图桌上了，因为不管他们怎么努力，不管亲友们怎么尝试，父母、医生、老师和其他任何一个好心人都无法让他们说出或写出哪怕是一个能被人理解的单词。

他们勉强能通过一套数字代码与人交流，它的设计者嘛——还能是谁？——当然是伊丽莎白，她把数字代码记在日志里，方便“医生夫人”和“数学家”对照使用。这种符号语言深深地吸引着她，也能被弟弟们理解，因为它是线性的、一维的，摒除了常规语言中的细微差别与精妙之处。

人们说，孪生兄弟的许多“怪异之处”是由他们母亲自私地求取医学学位造成的，这让她和孩子们都承受了太大的压力。“医生夫人”在替自己辩护时，也指出了她丈夫自身的“怪异之处”——广场恐惧症、沉迷于逐一记诵1956年版二十三卷本的《大英百科全书》及其索引——以此作为他将异常基因遗传给孪生子的证据。她甚至将伊丽莎白高超的数学能力、非凡的沉着冷静和不同寻常的自制力，都看作头脑紊乱。

当亚伦首次邀请这个新入住的家庭来参加安息日晚宴时，她就对亚伦这么说过。当时她穿着实验室的白大褂前来，身后只跟着伊丽莎白。她解释说她丈夫“不出门”，孪生子“不太适合社交场合”，至于“这一个”——她朝伊丽莎白点了点头——“你甚至觉察不到她在这儿”。接着，她宣称要回医院，有个产妇要生孩子，于是丢下女儿，匆匆走了。

伊丽莎白身穿校服，将一个螺旋笔记本紧紧抱在胸前，怎么看都像是一个学霸去学校上课，却发现今天是节假日。在母亲走后的一两分钟里，她镇定自若地站在屋子正中一动不动，脸上满怀期待，容光焕发，头发编成了一条光亮的辫子。后来，她走到一旁坐下——腰板挺得笔直，双脚在离地几英寸的地方晃来晃去——她坐的扶手椅在能俯瞰花园的窗旁。

其他孩子呆呆地盯着她看，女人们公开议论她是谁，她的家人一直以来有多古怪，亚伦·索莱曼为何将哥哥的房子卖给这种怪人，以及仆人们有关拉斐尔之妻在离开前曾诅咒那栋房子和新房主的私下传言是否属实；然而，伊丽莎白似乎对这一切毫不介怀。她对亚伦本人也丝毫不感兴趣，尽管她甚至无须从微积分题目上抬眼也能感觉到，周围每个人的注意力都聚焦在他身上，注视着他的一言一行。

你瞧瞧他呀，他是个真正的王子，外表英俊，举止文雅，还会讲法语，才三十二岁便已拥有这一切。他是董事长，是王中之王，我敢打赌，这个城里的每位有女儿的母亲，都会花钱雇一个巫师对他施咒；每个与他邂逅的姑娘都会在他的酒里下春药。他将会被一把抓住，瞬间被整个吞下，我亲爱的，有些人可很是知道怎样抓住一条大鱼呢，他们有自己的手段；相信我，他们为了这个家伙会使出浑身解数。

她耐着性子挨过那晚最初的三个钟头，没跟任何人有过眼神交流。夜里十一点宣布晚宴开始时，她踌躇着到处观望，仿佛拿不准该如何是好，要怎样成功闯过下一关。她注视着那些年长的宾客们懒洋洋地鱼贯进入餐厅，一只手拿着香烟，另一只手举着水晶玻璃杯，里面装有加冰的尊尼获加黑牌威士忌；她注视着仆人们从花园、露台和宅子的其他地方把四散玩耍的孩子们赶了进来。正当她探头探脑、举棋不定的时候，她感到有一只手搭在了自己肩头。她回头看去。

一双被困于年轻面孔里的长者之眸正微笑地注视着她。

“你不饿吗，小家伙？”他问。

她回家后告诉父母，她已找到未来的夫婿。她说，他就是住在“大宅”里的那个人，那个所有女人都想招为乘龙快婿的男人。他叫她“小家伙”，因为他不知道她的名字，之后他没再跟她说过话，甚至看似根本没注意到她在场，直到午夜过后，她走过去跟他道别。她向他伸出手说：“谢谢您，先生。您的邀请使我深感荣幸。”她对父母说，这句话似乎令他很惊讶，因为他把头稍向后仰，眯起眼睛，仿佛在第一次仔细端详她。

“一个小人儿竟使用这样的大词。”他说。直到那一刻，他才拉起她的手握了握。松手之后，他低头凝视自己的手掌，仿佛在寻找那种气味的来源，随后又转向她，这次对她有些着迷。

“你闻起来就像是北方。”他说。

那时，父母或许曾试图向伊丽莎白解释，她还这么小就这样迅速爱上别人是很危险的，尤其当她自己也表明那个男人对她丝毫不感兴趣时。然而，他们当时正忙于处理地下某处水管爆裂引发的小水灾，水流正以惊人的速度流遍整栋房子。由于无法准确锁定漏水的位置，他们只得彻夜不眠，眼睁睁地看着水位渐渐从脚背、脚踝一直涨到膝盖，结果家具在屋子里到处漂，孩子们不得不被打发到屋顶上去睡觉。早上，他们叫来一个管道工，然后又找来包工头，再之后是最初设计房屋的建筑师，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阻断水流，最后只好将从街上连到屋内的埋水管的地面掘开，往里面填满水泥。

这一招倒是止住了水灾，却又招来了旱灾。

一连数周，家里的家具、衣物、书本和孩子们的玩具都被摊在院子里晾晒。亚伦对此事颇为讶异，急切地想驱散关于他售出的这栋房子的流言蜚语，坚持承担这场意外的全部损失和所有的维修费。他知道管道没问题，自己也没有法定义务去维修任何东西。然而，在一个男人的承诺就是他最佳资产的社会里，在一个个人名誉在他死后仍将世代延续的地方，他出售的东西就代表他的人品，因此房子不能有什么差池。他下令将原先的管道挖出，铺上新管道，并更换了所有的水龙头，还修复了被损毁的墙漆、线脚和地板。但在家具被搬回屋那天，新的管道却停水了。

从此以后，在伊丽莎白一家居住期间，一直折磨拉斐尔宅子的“管道大战”拉开了序幕，这令亚伦和全城人都疑惑不解。无论采取什么补救措施，这栋宅子仍旧轮番闹水灾或是断水，院子里要么被浸透了，要么一片焦枯。蓄水池里出现了大批流浪猫和口渴的大个老鼠的腐尸，即使水池的闸口已关闭，它们还是能掉进去。潮湿的墙壁长霉了，木质家具都腐烂了，水槽里摞满盘子，衣服也洗不了，因为房子的供水又突然中断了；情况简直糟透了，给伊丽莎白一家造成了太多的困扰。这事也成了全城喋喋不休议论和猜测的话题。

“哑女”曼佐尔确信，这是在拉斐尔生前长期聚拢于他周围的鬼魂和幽灵在作祟。他死后，它们便成了孤魂野鬼，想必是爬进了管道或钻入了水井以躲避光亮，一活动时就会制造麻烦。其他人比女仆受过更多的教育，因此不太相信鬼怪作祟的说法，他们猜测拉斐尔之妻在被赶走前曾诅咒这栋房子，也许——这种说法最使亚伦气愤——他将一个走投无路的老妇逐出家门，全能之神因此降罪于他。

亚伦讨厌迷信，而他对于自己或许曾对“黑母狗”不公这一提法尤为敏感。部分原因是他确信已对她做到仁至义尽。他还担忧如果人心都向着那个老太婆，将有损家族的名声。然而，他还有一种隐隐约约却又纠缠不休的恐惧：那种声音来自他的母亲、祖母以及他在成长过程中认识的其他所有女人，她们经常说起自己在丈夫和父亲手下曾忍受的艰辛。那些女人提到过某种叫作“嫠妇之叹”的东西。她们说它是从世间最黑暗的角落刮来的一阵黑风，会惩罚那些令寡妇伤心之人。女人们坚称，它是守护弱者不受强者欺凌的唯一力量，是天网恢恢、无时不在的普世公义，是命运安排的正义之手，将会报复那些违背不成文的慈悲戒律之人。

亚伦在伊丽莎白周围察觉到的气息，也就是他说让自己联想到北方的那种气息，在她穿着鞍脊鞋和灰色百褶裙离开的第一个安息日夜晚后，一直飘浮在空中，许久不散。初次见面之后，他对她的全部回忆仅限于此——还有她那种古怪的成人举止和辞令。至于其他嘛，在他转身去招呼其余宾客的一刻便已忘记。

但是周六晚上，他在家中从大门通向厨房的过道里嗅到了里海的气息，瞬间记起一双白色及膝长袜和一只大大的丝质蝴蝶结。周日，他发现“大宅”外的空气比花园中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潮润。之后，他始终能在室内的犄角旮旯和房子周围遇到那种气息，比如在地毯或窗帘上，有一次甚至是在厨师为他特别准备的米饭里。他把厨师叫到餐厅申斥了一番——你在食物里放盐和鱼总该有个限度吧——但可怜的厨师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那种气味；他小声咕哝了一两分钟，最后承诺下不为例。

可等到亚伦下次在家用餐时，厨师得又一次做出同样的承诺。再之后，他将大米淘洗了七遍而不是平时的四遍，先把水煮沸一道，再将米倒进水中煮熟，此外石榴煲鸭肉汤的每一步都亲自完成，确保没有东西会被污染。当亚伦退回饭食，斥责它闻着像海水时，厨师终于按捺不住，大步流星地走进餐厅。他身穿带有姜黄粉和番红花斑点的衬衫，用围裙下摆揉搓着两天未刮的硬胡茬，说：“我没骗你，先生，这气味其实是那个每天在这儿探头探脑的姑娘带来的。”

亚伦不知道，从他首次发出邀请那天起，伊丽莎白每周一到周四的下午和周五一整天都泡在他家里，还打算在那儿一直待到自己成年，然后嫁给亚伦，把这座宅子变成她永远的家。放学后，她会带着书包和几摞活页纸径直来到这儿，然后待在厨房里。曼佐尔自己也是个十几岁的孤独少女，无亲无故，她允许伊丽莎白将书本、铅笔、圆规和量角器摊在一张小桌上，在距离厨师烹饪之处最远的角落里。起初，厨师允许她留下，因为她很懂礼貌，谦卑羞怯，也的确没给任何人惹麻烦。但是过了几天，他意识到她的体味经久不衰且非常浓烈，于是打发她回家洗澡，“直到你闻起来跟正常人一样再来吧”。不过，她翌日下午就回来了，身后仿佛拖着整个大海，她在被厨师赶走之前，只一心巴望着能看亚伦一眼或是听到他的声音。

亚伦传话给教授，让他管束自己的女儿。那个可怜人尽其所能——找她促膝谈心，告诉她这对你妈妈和我来说都很难堪，即使你不顾念自己的“阿比路”，也要替我们着想啊——但他想施加家长权威的软弱尝试却被又一轮管道爆裂和继而引发的水灾打断了；此刻他们都预计到，这还将引发一场旱灾。

到1967年，“管道大战”已进入第五个年头，激烈程度仍和从前相当。那种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管道每次喷发所造成的混乱场面，使孪生兄弟变成一对躁动不安、畏畏缩缩、一直疑神疑鬼的家伙，他们一刻不停地纠缠父亲，令他筋疲力尽。而这位父亲还被络绎不绝的管道工、砌砖工、粉刷匠和家具商搅得心烦意乱，这些人要么是来帮忙恢复家中供水的，要么就是在开始重新供水后来清扫破砖碎瓦的。他消瘦了三十公斤，开始酗酒，“医生夫人”则尽可能待在她的诊所里；孪生兄弟愈发精神错乱，伊丽莎白也成了“大宅”主厨房里名副其实的常住居民。亚伦让园丁砍掉所有的树，还将紧邻房子周围的所有花花草草连根拔除，又雇了两个人来用掺了水的白醋使劲擦洗各处墙壁、天花板和地板，以及所有的橱柜、衣柜抽屉、窗户、桌面和镜子。他让人把所有地毯都搬到室外，用木棍拍打，然后清洗、晾干；他还装上新窗帘，换掉了床垫里填充的棉花和枕头里的羽绒。

当伊丽莎白没在写作业或以消遣的心态攻读大学数学和科学书本时，她会帮曼佐尔做家务，然后让曼佐尔坐下，坚持要教她读书写字。这可真是极不寻常的一幕啊：穿着平底塑料人字拖鞋和别人传下来的旧衣服的哑巴村姑，坐在身穿白色圆领礼服衬衫的少女教授身旁，她们俩都趴在一个横格笔记本上，仿佛在共同揭开一个秘密。她们一个是文盲，一个是天才；一个是穆斯林，被人教导说犹太人按照仪规来说是不洁的；另一个是犹太人，虽然对她本族的宗教一无所知，却能用阿拉伯语通篇背诵穆斯林的乃玛孜[乃玛孜（Namaz）：穆斯林每日必做五次祈祷的经文。]。

尽管她们迥然不同，却都是彼此唯一的朋友，也最像彼此的保护者。曼佐尔是世上唯一会确认伊丽莎白每天吃过早餐和午餐的人，还会检查她上学时穿的袜子是不是干的，还是因最近一次水灾而受潮发霉了。伊丽莎白则用自己的零花钱，从不允许进入亚斯花园的街头小贩那里为曼佐尔买来口香糖、酸味水果卷和其他零食。她还带来自己的儿童读物、从铜版纸印刷的女性杂志中剪下的插页和一端带白色橡皮擦的铅笔。她为曼佐尔制订课程计划，布置作业，每次授课都极为严肃认真。

最终，伊丽莎白成了“大宅”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仿佛她就是在那儿出生的。她的父母已不再试图挽回她的自尊和良好举止，而是越来越退入背景。亚伦也逐渐习惯了那种气息。

就在此时，“布什尔的黑母狗”回来破坏了一切。

拉斐尔之妻于1967年重返亚斯花园，距离她被不光彩地逐出家门恰好过了五年，如今她显得更加衰老憔悴。她用手扯着一个男孩，这男孩长着圆圆的脸盘，圆圆的眼睛，神情像个近视眼那样畏畏缩缩，茫然无措。她宣称：“噢，你们这帮没信仰的家伙，这可是拉斐尔·索莱曼货真价实的合法子嗣。”

她走到宅子门口时，恰好赶上伊丽莎白放学后正从行人专用门进来。伊丽莎白碍于礼节，不敢走在长者前面，即使那是一个衣衫褴褛、皮肤干裂的人，于是她往后一退，让拉斐尔之妻和男孩先过。然而，那妇人在距离伊丽莎白几英寸的地方停了下来，用一双愤怒而无情的眼睛盯住她：打量着那白皙的皮肤、洁净的双手和一身校服，拉斐尔之妻看得出，她绝不是女仆，也不是女仆的女儿，可她却有从大街通往亚斯花园的行人入口的钥匙。拉斐尔之妻的目光从伊丽莎白扫向拉斐尔的宅子，然后又看回她，随即说：“希望天遂人愿，让这儿成为你的葬身之地。”

亚伦没在家，见到拉斐尔之妻的女仆们误将她当作拉斐尔死后留下的众多孤魂野鬼中的一员，他们曾被迫潜入地下，躲进了水井、管道和树根里，每隔几周或几个月就会突然爆发一次，破坏管道，发动水患，在花园里漫无目的地游荡——他们是一群腹中空空、面无血色的家伙，穿着褪了色的衣服和破烂的鞋子，聚集在树阴下或躺在草地上晒太阳，甚至会爬进电视机壳里，然后一直待在那儿，和那些黑白颗粒融为一体，直到十一点电视节目结束电视被关掉时才消失不见。

她开口说话了，连珠炮似的讲述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她说这个男孩是拉斐尔之子，还不停地咒骂说，除非他们认这个孩子是合法继承人，否则永恒的地狱之火将吞没索莱曼家族七代人。直到此时，才有人认出她确实是活生生的拉斐尔之妻。她想必已年近五旬，尽管看起来还要再老上一二十岁；她的丈夫已去世五年，在那之前至少有十年是个废人。那个男孩跟她和拉斐尔长得都不像，也不像家族中其他任何人。不过，他此刻就在这里，他是亚斯花园曾经与未来的国王，由他的皇太后母亲陪伴着——你们当走上前来，装饰起厅堂，拜服在他跟前，让出王位和权杖，而最重要的是，献出你们宝贵的姓氏。

说实在的，这样做只会让人嘲笑她的肆意妄为。归根结底，姓氏不只是对某个人身份的界定，更是对他数十代后世子孙身份的界定。它决定了一个家族的地位、职业、他们实现抱负的限度、通过联姻和商业联盟提高身价的机会，还有他们能获得的各种机遇，甚至包括他们在法律面前被人看待的方式。拉斐尔之妻要求将索莱曼的姓氏传给她从街上拽来的这个可怜男孩，无异于痴心妄想，也让这个姓氏与她那本大魔法书中所有诅咒和毒愿的力量交织在了一起。

整个下午，她都在等亚伦回家。她自作主张地进入主客厅，一屁股坐在伊兹奇耶生前的专座上，那个座位如今是亚伦的。因为空气中弥漫着海水的气味，她深吸了几下鼻子，然后打开一扇窗。她命令曼佐尔为她和儿子奉上茶点和吃食，再端来些枣茶。当男孩变得焦躁不安时，她让他四肢摊开躺在一张木架沙发上，并在他脑袋下面垫了个绸缎枕头，又在他身上盖了一条羊绒薄毯，让他好好睡上一觉。九点钟时，她还在等亚伦。她从俯瞰露台的法式大门中向外窥视，看见伊丽莎白正从“大宅”里走出去。拉斐尔之妻一跃而起，打开房门。

“上哪儿去？”她的尖叫声令人毛骨悚然。

伊丽莎白停下脚步，随即走向露台。她碍于礼节，不愿对一位长者大声答话。她走得越近，拉斐尔之妻的鼻子也抽得越厉害。

“我要回家了，”伊丽莎白凑得足够近时才开口，“如果您允许的话。”

最后这个短语“如果您允许的话”只是敬语，但拉斐尔之妻却揪住它不放了。

“你没得到我的允许，你这个小恶魔，永远都得不到。你们偷了我儿子的房子，没得到我的祝福，就擅自占了那里，你们会为此付出代价的，等着瞧吧，你们将付出沉重的代价，我一定会让它成真的，我要诅咒你和你那小偷骗子父母，直到你们全都露宿街头，向我儿子讨食吃。”

关于拉斐尔之妻，你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她的许诺可不是空头支票。

直到后来，当索莱曼家族土崩瓦解，“赤脸”伊兹奇耶的巨额财富丧失殆尽的时候；当他们的孩子在世间踽踽独行，女人守寡或遭人背弃，他们曾经珍视的美名和声望也随风而逝的时候，亚伦·索莱曼才开始思忖：会不会是拉斐尔之妻的不幸际遇、她受伤的心和辛酸的泪——拉斐尔的消亡带给她的“嫠妇之叹”——给他们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然而，在他担任族长的早年间，他总有好运相伴，机遇也顺服于他，索莱曼家族企业在全国同业中规模最大，也最成功，亚伦要对数百名家族成员、合作伙伴和员工的福祉负责——那时，他尚信赖逻辑和理智，相信法律不论对什么人、什么事都一概公平。若在当初，他宁可砍断自己的右手，也不会允许一个他明知视力很差且双腿极其肥胖的江湖骗子进家门。

在拉斐尔之妻首次登门的第二天早上，他曾对她这样说过。她从下午到晚上一直在“大宅”里等他回来；当他在翌日凌晨两点十分回家时，她仍守在那里。他从前门进来，开了门厅和楼梯间的灯，朝二楼的卧室走去。当楼梯上到一半时，他发现主客厅里亮着灯，以为是仆人忘了关灯和关门，于是又走下楼梯。当他正欲走进客厅时，突然看到“黑母狗”的影子如同火山喷发云一般铺展在地板上。

亚伦也不清楚究竟哪一样更令他震惊：是拉斐尔之妻回来站在他的房内，还是一看到她，自己心中突然生出的强烈厌恶之情——这就像你认为已经痊愈的顽疾再度复发，又像你以为已经一笔勾销的债务又突然被催款。随后，她猛然爆出接连不断的恐吓与斥责，还一把将睡着的男孩揪起来。亚伦清醒地意识到，她已经失去理智，全靠痴心妄想支撑着。

他站在门口没动。“你究竟想要什么？”他问。

由于她提出的要求根本无法满足，亚伦的提问算合情合理。之后他走进了客厅，将身后的房门关上，这样那些被吵醒的想偷听的仆人，就听不到后面的对话了。他们所知的全部是，只过了几分钟，房门突然就被打开了，亚伦紧握着门把手站在那儿，手指的关节仿佛要破皮而出。客厅里，男孩发出一声凄惨的尖叫，可拉斐尔之妻却岿然不动。最后，亚伦折回去走到她面前，抓住她的胳膊，开始将她往外拖。她奋力朝他又抓又挠，于是他又钳住她的另一只手，继续向外拖曳，之后就像提一包老骨头似的将她拦腰拎起，带到大门口，伴着她那刺耳的尖叫，男孩高呼着她的名字。亚伦将她放在前门外通向庭院的最上面一级台阶上。

“不许再回来。”他一边关门一边朝外啐了一口，男孩勉强从门缝里挤了出去。

就在亚伦松开拉斐尔之妻的那一刻，她扭转身子，咆哮着猛扑向他。可她绊了一跤，脸朝下摔倒在自己的右前臂上。

假如一生中确实有造就和决定一个人命运的时刻，那么对拉斐尔之子来说，便是眼下时刻。数十年后，他仍能记起他和母亲被人从“大宅”里撵出来的那天早上天空的颜色，还有在过道里徘徊并尾随他们出门的海水气息。他记得他们刚迈出门槛的那一刻，大门是如何在身后砰然关闭，那声音如同一记爆破在他耳中炸响。

他也记得母亲的右侧前臂和手腕显得比左侧长出许多，更加扭曲变形，还记得她是如何痛苦地高叫着寻求帮助：“他弄断了我的胳膊，这是我干活儿的那条胳膊呀，他让我变成残废了！”其实，是她自己脆弱的骨头和它们着地时的冲击力造成了损伤，但若不是亚伦关门时那么用力，若不是他将她推出家门、扫地出户，那么最后造成的影响和冲击也不至于如此剧烈。

终其一生，那个关门声都在拉斐尔之子的脑际挥之不去。他在睡梦中也能听到，惊醒时一身冷汗；每当有人提高嗓门冲他说话时，无论多么简短，他都会听到那个声响。他住在伊朗时一直听得到，后来在美国也如此；在洛杉矶时，他始终像局外人一样想要打入“社会”，可即便当他已被接纳，能够进入别人的家宅和办公室了，却也永远无法进入他们的生活。

他的确从来不曾赢得他们真心实意的尊重或敬仰，只是激起了他们的嫉妒。而那个声响也从未离开他的脑海，但他发誓，迟早会让所有与他不期而遇的男男女女，同样战栗在往昔那个令他倍感耻辱的声响中。

那晚，伊丽莎白梦见“医生夫人”脱掉了她一成不变的实验室白大褂，换上一件破破烂烂、打着补丁的衣服和一双用报纸做成的鞋。她的丈夫和孩子都可怜兮兮的，饿着肚子直挨到天黑，巴望着“医生夫人”把一整条鱼带回家来做晚餐。她说，那条鱼早不新鲜了，本来被丢在鱼贩子摊位后的垃圾堆里，但当她将鱼放在砧板上，用刀剖开它的肚腹时，一股洁净清澈的水流犹如芬芳的山泉流淌出来，浇到砧板和“医生夫人”手上，又流到她的鞋子和地板上，随后涨到她和伊丽莎白的脚踝。那水泛着波光，凉爽清冽。它从厨房门下滑过，进入隔壁的房间，又从那里缓缓地流遍整栋房子，渐渐没到膝盖。结果，当伊丽莎白醒来时，她的床铺已跟其他家具、她所有的书本、账簿和校服一起漂浮起来，窗帘随着水流翻滚，窗户和房门都在水流向外冲击的压力下凹陷了，整个房间好像一个被点染了蓝墨水的鱼缸——所有手写的笔记和活页纸都被洗得一干二净——随后，有块玻璃碎了，洪水冲向隔壁房间，而毫无防备的孪生兄弟正在那里熟睡。水流抬起他们的床，将他们冲出卧室，带到父母的房间，他们在酣睡中，随即一下子全被冲走了。仿佛是被一块不可抗拒的巨大磁石吸引着，屋里每样可以移动的和固定的物品，所有的地毯、窗户玻璃、塑料玩偶和皮革封面的百科全书，以及所有鞋子、盘子、自行车轮胎、黑白照片和彩色照片——父母的结婚照和子女的出生照——全都顺流冲过亚斯花园，经由在水流面前不堪一击的后门冲了出去，一路流到两侧有林阴的宽阔的安宁大道上，最后什么都不剩，唯余一片黑暗。伊丽莎白站在拉斐尔的房子曾经矗立过的地方，赤着脚，浑身湿透。

早上，园丁发现她独自站在一片湿乎乎的土地上，她的睡衣仿佛被一场暴风雨撕碎了，她那惊魂未定的神情宛如一个人本来在自己的世界中入眠，却在另一个世界中醒了过来。她周围的地面上覆盖着碎木板、玻璃碴、一缕缕头发、地下管道的碎片和坠落的天线。站在这片废墟之中，伊丽莎白好似一场海难的幸存者。

暗示着灾祸将要发生，亚伦将面对迄今为止难以想象的损失和失落的朕兆，终于被这场大水释放了出来，并如同低回不散的雾气般悬在这片土地之上。

她逃过了洪水浩劫，因为她梦见了那条引发水灾的鱼，由此惊醒。她自己是这么说的，也没人有理由去质疑她，因为唯有她目睹了前夜的事发经过，还眼睁睁看着家人被水卷走。那一整天里，关于四具尸体的传闻浮上水面：两个大人和两个孩子被骤发的洪水冲走，脸朝上漂浮着，平静得就像是睡着了；他们向北朝着厄尔布尔士山脉的缓坡和卡拉季河逆势漂去。当洪水退去后，地上铺了几百张带相框的4英寸×4英寸的黑白照片，都是教授为他的孩子们拍摄的，他着迷般地将它们收集归档在几十本超大的相簿中，整理摆放得极为精准。有些照片被冲到了树枝上和停靠车辆的挡风玻璃上，还有些被冲进了私人邮箱和商店的橱窗里。

几个好心人和军警为他们收了尸，运到亚斯花园。当四具尸体的身份全被证实后，他们就被抬上灵车，送往犹太墓地，他们将在那里被清洗干净，用裹尸布包好，准备下葬。这之后，伊丽莎白出门去寻回照片。她沿着洪水泛滥的轨迹向前走，握着手电筒，挎着邮差包。她爬过篱笆墙去敲人家的窗户，还跳进街道两侧及膝深的下水道里。待她收工时，一共寻回二百八十一张照片。她擦净照片上的烂泥和垃圾残片，小心翼翼地将它们归置到书包里，直到此时她才意识到已临近午夜，从前一天起，她就粒米未进，也没换过衣服和书包里的课本，但她知道自己毕竟还有个归宿。

对此她从不怀疑——曼佐尔将为她准备一张干爽的床铺和许多吃食。日后，当伊丽莎白自己捐出几亿美元用于修建医院、孤儿院、病患收容所和老年之家的时候，她依旧认为，曼佐尔的热心关怀是一个人所能做出的最大善举。《密西拿》[《密西拿》（Mishnah）是犹太教口传律法集《塔木德》的前半部和条文部分。]中有人这样说：救人一命就是拯救全世界。

可她却出乎意料地发现，在一楼有个为她准备的房间，那里不仅有床单和毛巾，还有三套校服、三双鞍脊鞋、白色及膝长袜，外加一整卷白色丝质缎带——全都是亚伦向商店订购，让他们打烊后送来的。另外，还有一袭她翌日参加葬礼时要穿的黑衣和一个可供装新书的书包。曼佐尔以幼稚的字体和错误的拼写，向她转达了亚伦的承诺：她可以在“大宅”里多住几天，直到她找到新居，找到能同住的亲属为止。

一个未婚姑娘与一个单身男人同住在一个屋顶下，无论那个屋顶有多大，都是一桩酝酿之中的丑闻。若不是因为有失体统，如果伊丽莎白需要，亚伦将欣然在亚斯花园里为她的余生提供一个安全的港湾。他不觉得此举带有什么讽刺意味：将嫂子赶出去，对她所谓的“儿子”不屑一顾，却收容了一个陌生人的女儿。对他而言，拉斐尔之妻是个江湖骗子，她巧借丈夫患病，钻入他们家族；而伊丽莎白却是个无辜的孩子，被牵连进“黑母狗”和他的交火之中。

只是亚伦要领悟到这个推论——伊丽莎白是拉斐尔之妻报复他的受害者——所暗示的未来：若洪水是拜她所赐，那么“嫠妇之叹”也不会是空穴来风，还需一段时间。

当她翌日早上回来，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伊丽莎白人生中那片泥沼般的废墟上时，她便是那样说的，她还向亚伦保证将有更多灾祸降临。早上六点差十分时，拉斐尔之妻按响了门铃，要求来应门的女仆放她进去，因为她来谈的事情十分重要。她快步走进“大宅”，一手拽着男孩的胳膊，不停地低声咒骂。她站在一楼的门厅里，高呼亚伦的名字，如同死亡天使在召唤下一个罹难者。

他没有答话，于是，她继续高喊自己的祈祷已经如愿：“你让人渣一样的家庭住在我儿子家里，结果他们就像渣滓那样被冲走了。这还只是个开始，你等着瞧吧，除非你公正地对待我们，为我儿子正名，否则我会让你承受比埃及七灾[埃及七灾（the seven plagues of Egypt），一说为十灾，源于犹太《圣经》。埃及法老不肯听从摩西和亚伦屡次的请求，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神就吩咐摩西、亚伦在法老面前多行神迹奇事，让七大灾难降临埃及，包括黑暗之灾、血水灾、青蛙灾、蝇灾／虱灾、冰雹灾、蝗灾和长子灾。]更严酷的惩罚。”

此时，一个体态瘦小、衣着素净的身影出现在过道尽头，那是为参加葬礼而身穿黑衣的伊丽莎白。她彻夜未眠，坐在亚伦为她安排的卧房的床边，注视着敞开的衣橱中悬挂的黑衣。她不知道葬礼将于何时举行，也不知道自己必须在何时动身；她从未去过墓地，无法料想那里的情形。于是，她在凌晨四点穿上衣服，走进厨房等候曼佐尔。此时，在房内仍寂静无声的骇人时刻，伊丽莎白身处空空荡荡的世界中心，内心深处的每一分确信都已被掏空，她感到拉斐尔之妻的诅咒正以痛彻心扉的力量在她体内回荡。

从1968年那个无尽漫长的秋天到1969年冬天，伊丽莎白不停地在各家亲戚间辗转。每到一处，她都被同情的拥抱和怜悯的眼泪迎进门，还被告知想在那里住多久都行，但短短几天之后就会被默默地请出去。接待她的人担心倘若时间拖得再长点儿，就意味着他们会被她永远缠上：她是个接近婚嫁年龄的孤女，没有嫁妆，倒是有些基因的缺陷，命数也很不济。她身上散发的气味既浓烈又怪异，从她的头发和皮肤中飘出来，充斥着她走过的每一寸空间；它渗透在她的呼吸和尿液中，让她睡过的每一张床闻起来都像是船舱外的甲板，把她的洗澡水变成了体液，她触碰过的任何东西都会留下一道清澈透明却又令人不安的痕迹。它污染了主人家厨房里俄式茶饮中的开水，还糟蹋了配餐室里磨碎的番红花和莳萝。

三周过后，她已经没有亲戚家可去，只得站在学校大门口。她饿得两颊凹陷，及膝长袜以上露出的大腿冻得发青。此时，她的朋友侯赛因·泽莫罗迪正坐在他父亲停靠在路旁的橙色培康汽车[培康（Paykan）是伊朗第一台自主组装的汽车的品牌，于1967年投入市场。]里。侯赛因的父母都是工薪阶层的穆斯林，他们相当幸运，机敏地抓住了高涨的油价与国王的现代化改革举措带来的机遇。他的母亲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将珠子和水晶缝缀到富婆们的舞会礼服和婚纱上；父亲是出租车司机，但三个儿子都依靠政府奖学金上了一流的私立学校，如果再交点儿好运，很快就能摆脱贫农之孙和贫民窟外迁居民之子的身份，跻身迅速崛起的中产阶级之列。

当父亲开着出租车来接他时，侯赛因看见伊丽莎白独自站在校门口。他明白她站在那儿是因为走投无路。他既没跟父母商量，也没征得任何人的许可，便拉起她的手说：“我们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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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在泽莫罗迪位于南德黑兰的家中度过的五十八个夜晚，将会影响她日后做出的每一项重大决定。这些陌生人心地善良，慷慨地与她分享他们用自己的血汗钱购得的食物。他们彻底摒弃了毛拉的教诲——“犹太人是不洁的，他们碰过的每样东西，按照仪规，也会成为不洁之物”。他们的信仰坚定、纯正：辛勤工作和奉献自我是每个人的命定之事。不过，对伊丽莎白而言，她还领悟到贫富之间，以及舒适安逸与朝不保夕之间的差距，远不及大多数人所理解的那么大；但也意识到复归昔日美好的路途漫长而艰苦，随处可见“也曾尝试者”的尸身；对她这个在洪灾过后困于泥沼的人来说，除了借助极端手段外，别无选择。

三月的波斯历新年那天，伊丽莎白将她的物品装进行囊——一套备用校服、两双袜子和校长捐赠的所有课本——她亲吻了泽莫罗迪夫妇的手，又吻了侯赛因的脸颊，然后转身离去。下午四点，春日出奇地寒冷，街上充满了节日的喧闹。冬日的最后一丝积雪刚刚消融，雪水汇入了道路两旁的小水洼。伊丽莎白用侯赛因给她的几个托曼买了一包水果形状的杏仁软糖，五颜六色的糖块排成几行，装在一个透明的塑料盒里。她用报纸将它包好，在步行前往亚斯花园的整整一个半小时里，始终把它抱在胸前。当她到达时，她的白袜子上溅满了泥浆，白色蝴蝶结也开始松散，但那盒杏仁软糖却完好如初。她对曼佐尔说，她是来见索莱曼先生的。

在主客厅里，亚伦正与六位西装革履的男士、他们衣着优雅的太太和极为乖巧的孩子们坐在一起。跟亚伦坐在一起的男士们抽着香烟，正在就国王与美国政府之间的最新分歧交换意见，事件的起因是美国石油公司拒绝偿还由于进口石油形成的十亿美元债务。太太们紧密地围成一圈，炫耀着各自的项链，挥舞着珠光宝气的手，热议着德黑兰犹太上流社会中条件最好的单身汉——亚伦——如何以及为何逃脱婚姻的羁绊。

在亚伦已近而立之年时，他比大多数同龄人都更久地躲过了迫切待嫁的年轻姑娘之家设下的种种圈套。与他同龄的其他单身汉，要么是太穷养不起家，要么是缺点太多吸引不了他们心仪的那类姑娘。有传言称，其中一两个人将自己与其他男性的暧昧关系看得比结婚生子的责任更重。少数几人被荡妇所骗，家里也不可能允许他们结合。

伊丽莎白走进客厅，下颌微颤，双手握拳，穿着明显偏小的破校服和鞍脊鞋，径直走向亚伦。她年方十五，身高还不足五英尺二[约为157厘米。]，胸部扁平，毫无姿色可言。

她将杏仁软糖敬献给亚伦，放在他身前的桌上，退后五步，双脚并拢站好，双手紧贴在身体两侧。

“新年快乐[此处原文为Happy Nowruz，即“诺鲁孜节快乐”，“诺鲁孜节”是伊朗的新年。]，”她说，“如果你想要我的话，我愿意做你的妻子。”

婚礼规模很小，在德黑兰北部厄尔布尔士山麓的达尔班德餐厅举行。由于她比女子的法定婚龄小一岁，亚伦不得不从一位家庭法院的法官那里获得特许。伊丽莎白没穿礼服长裙，而是身着白色棉布上衣搭配百褶裙，用腰带在身前系了一个蝴蝶结。她拒绝了所有叔伯婶姨和表哥表姐们提出的帮助，独自去买了这套衣服。那些亲戚曾在她登门时笑脸相迎，留她在家中住了几天之后，他们就变得粗暴无礼，爱发脾气。自此以后，他们只要在街上碰见她，就会迅速看向别处，然后走到马路对面——直到他们听说她即将成为亚伦·索莱曼的妻子，突然间又重新顾念起亲情来，不断邀请她参加午宴、晚宴和购物之旅，还约她同去美发沙龙里泡上一整天。

她倒不是因为怀恨在心才拒绝他们提出的帮助与陪伴，她只是不明白为何要两人一起去买一件衣服；明明梳理十秒钟、再扎一个简单的辫子就足够了，为何要花费一个小时（更不消说一整天）去做头发。她从来不做其他女人和年轻姑娘爱好的事——在时兴的女裁缝的工作坊里花七个小时试衣服，赶着看下午早场的电影，还有每周一次的仪式：将头发浸在啤酒里，然后用发卷裹好，等头发干透再将发卷散开，最后用熨斗拉直。

她在波斯波利斯大道上的一家小时装店里买了衣服，但没告诉店主是要在什么场合穿，花销比起亚伦给她分配的预算金额来说微不足道。此外，自她向亚伦求婚直至他们婚礼当晚的三周里，她几乎没离开“大宅”一步，也不接打给她的几十通电话。她胆大妄为的（不消说甚至是自负的、放肆的，而且——能骗得了谁呢？——完全是恬不知耻的）求婚新闻在几小时内迅速传遍了德黑兰，甚至是最不感兴趣的人也感到诧异，纷纷关注此事。不论是为待字闺中的年轻女子暗中盘算的父母，还是已“嫁作人妇”随即后悔的沮丧妻子，甚至是富庶人家中最懒散的老鸦片烟鬼仆人，人人都想知道怎么竟会有这等事。

一个拥有亚伦那样优渥条件和良好声誉的男人，本可挑选世上任何一个姑娘——只要你开口，我亲爱的，她的父母就会将她放在一个金盘里拱手奉上——为何要选择一个十几岁的孤女呢？她最杰出的才能只不过是解决别人都不屑于做的数学难题而已。

对于直指他的诸多疑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要娶她？——亚伦只微笑着淡淡一句“为什么不呢？”。

他向伊丽莎白承诺自己将“爱她、忠于她并愿意包容她”，而伊丽莎白对他接受自己的求婚则显得毫不惊讶。

当从黎明破晓前不安的睡眠中惊醒时，他便自我安慰说，他是在为维护索莱曼家族的声誉而尽义务。

这些都是真的。不过话又说回来，真相有许多层次，有些对未经训练的眼睛而言是可见的，有些则不然。

亚伦起程前往巴黎那年——1958年——是他生命中最美好也最糟糕的一年。四月时，他将童贞献给了他从十二岁上初中时便开始暗恋的女人。八月，他犯下一个错误，向母亲吐露了情人的真实身份。九月，距他在德黑兰的大学开学只差几天时，他被公司的一辆汽车从亚斯花园接走，然后被带到机场。在那里，有人交给他一张机票和一份将他流放的签证。

亚伦的父母对朋友们说他在法国学医。事实的确如此，这在当时也是寻常之事。许多富家子弟都被送到瑞士的精修学校或英国的军事学院读书。一些被送去上学时只有八九岁，也有的是高中毕业，没能通过伊朗的高考，或只是单纯希望能接受欧洲的教育。大多数人都在取得学位后衣锦还乡，迎娶父母为他们选中的姑娘，接管家族企业，或在自己选定的领域内建功立业。少数人爱上了西方世界或是西方的姑娘，违背父母的意愿成亲，之后在欧洲或美国销声匿迹，默默无闻地过日子。

因此，尽管亚伦的离去出人意料，而且与其他留学生不同，他在外四年期间从未返家，但这些都没引起人们的猜疑。伊兹奇耶可不是那种会耽于休假这类琐屑小事之人。再说，亚伦是个极为严肃认真的小伙子，孜孜以求地专注学业，也不会耽于思乡之情或成家的渴望。至于他的风流韵事——曾使他父母高度警觉，以至他们将他驱逐到另一片大陆，除非他同意与那个女人一刀两断，否则就不准回来的机密——则始终秘而不宣。

她名叫费列什泰赫·加里卜，是个拥有母鹿般的双眸和沙哑嗓音的妖媚女子。她比亚伦年长十五岁，呃……还嫁给了他的舅舅。亚伦初次见到她时，她正安然裹在一百码长的白色蕾丝裙中，坐在未婚夫家的婚礼华盖下。她二十七岁，是个离异的女人，却完成了几乎不可能的华丽转身——她找到的第二任丈夫，既不是为年幼子女寻找免费保姆的鳏夫，也不是因贫病而无法轻易赢得“如意”新娘之人。

费列什泰赫的第一任丈夫与她离婚，是因为他觉得她不可能忠贞不贰。这取决于你究竟信谁：他要么是个竟会去指责流浪猫与其他男人打情骂俏的偏执狂，要么只是足够敏锐地在意图转变为实际行动前就未卜先知了。

她的第二任丈夫名叫杰伊·盖茨比（曾名贾韦德·加里卜），是个伊朗犹太人，拥有哈佛大学的英语文学学士学位，偏爱丝巾、领带别针和带宽大垫肩的白色西服。上高中时，他的癖好和文雅曾引发一些关于他缺乏阳刚之气的揣测，他为此默默忍受了巨大的痛苦。为了证实自己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他诉诸非常手段，自愿报名去服兵役：在国王治下，尽管服兵役原则上是对所有年轻男子的强制要求，但实际服兵役的只有那些没钱贿赂军官、缺乏动力去读大学或是没法托人走后门的人。两年后，当贾韦德光荣退伍时，他把武器带回了家，置于父母的客厅中展览。这真是个不易的壮举；军方可不希望平民在家中私藏枪支，但贾韦德感到这么做意义重大，因为它将会消弭那些不雅的谣言，使母亲不那么发疯似的想让他赶紧结婚，而且如果走运的话，此举还将为贾韦德争取一些时间和空间去追求他的挚爱：阅读小说和写作诗歌。

他一直以来最喜爱的那本书讲述了一个不起眼的小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北达科他州一座农场里的男孩，名叫詹姆斯·盖茨，他迅速发家致富，之后搬到纽约，改名为杰伊·盖茨比。此书于1925年在美国出版后，几乎马上就被人遗忘了。贾韦德碰巧在学校图书馆里见到一册。几乎从第一页开始，他就感觉像是在阅读他自己和他们民族的故事：那里面有脱贫致富的发展轨迹、新贵与世家权贵间的剑拔弩张，以及对美的渴望（尽管贾韦德当时懵然不知，还有不道德的爱情和对婚姻的不忠）。在从哈佛毕业返回伊朗之前，他将自己改名为了“杰伊·盖茨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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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亚伦向母亲坦白他对舅母的爱恋时，母亲斥责费列什泰赫·盖茨比是个有恋童癖的无耻娼妇。他的父亲则指责杰伊是个戴绿帽子的懦夫，连自己的妻子都管不住。不过，亚伦称是他从费列什泰赫婚礼当晚起便始终迷恋她，每晚都梦见她，在六年中每天找各种可能的借口去见她，直到他十八岁、她三十三岁那年的某个夜晚，他发现她独自在家，便痛哭流涕地央求她抛弃丈夫，与他私奔。

虽然他会极力否认这一点，但人们普遍认为费列什泰赫·盖茨比即使在年轻时也非娇媚尤物，那么当亚伦爱上她时，想必更称不上什么绝代佳人。不过，她确实有犹太人所谓的无形特质，即“行为举止犹如上层淑女”。这对任何女性而言，都是对其品行的高度赞扬，尤其是以男性视角来看：这意味着她自信的举止恰能构成一种挑战，但又不致令人望而生畏；她懂得如何着装、用什么颜色的唇彩、双腿交叠到什么角度才能显得热情，但又不致看起来轻浮；她能在满屋子男人面前翩翩起舞而不怯场，甩头发时不显得像个悍妇；多次暗中出轨，也允许她的丈夫这么做，却还能不败坏他们在社会上或国内的名声。

费列什泰赫·盖茨比必定具备上述所有品格，甚至更多——行事轻率就是可以想见的一点——因为她并没和亚伦私奔，而是不时与他在夜晚幽会，地点就在她自己家里，而与此同时，她的丈夫就安睡于自己的卧房中。他们住在莫拉维大道上一栋二层的楼里，离拉兹医院很近。按费列什泰赫的说法，除了生儿育女的失败尝试之外，她丈夫对她再无兴趣；他看到图片里的万宝路牛仔[“万宝路牛仔”（Marlboro Man）是万宝路香烟品牌的经典广告形象。]、大卫·鲍伊[大卫·鲍伊（David Bowie）：英国著名摇滚音乐家，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出道，是70年代华丽摇滚宗师。他具有双性取向，曾公开承认自己的同性性取向。]和英国的查尔斯王子比见到她赤身裸体还要开心。在结婚之初，他便宣称与别人同室而眠就睡不好觉，将自己的床铺搬到了屋里的另一处。

费列什泰赫和亚伦的私情如此持续了五个月，若不是他让良知毁掉了自己的人生，原本还能维持得更久，或许是一辈子。尽管他无时无刻不在期盼每周与费列什泰赫那短暂的幽会，但负罪感和对丑闻的畏惧也在折磨他。他明白，只要自己还与她同处一片天空下，就永远无力斩断情丝。于是，他利用上大学前那个夏天将自己的心掏出来，撕成血淋淋的碎片，还鼓足勇气向父母坦白了罪孽。临行前，他给费列什泰赫写了一封他这辈子写过的最长的信，落款是“今生来世，你最忠实的伴侣”。

亚伦与伊丽莎白结婚是因为他迟早都要娶妻，然后繁育出索莱曼家族血脉的继承人；他觉得她太年轻，因此感受不到他的情感缺位和性冷淡；还因为她自身对周遭发生的许多事情，更多时候只是作为旁观者而非参与者。他知道她家人之死与他本人和拉斐尔之妻的世仇有关，于是欣然给予了她一个新住处和一个新家庭。他很喜欢她，足以将她的奇行怪癖当作趣事，而她对他的真挚情感也很讨他欢心。尽管他无法爱上她，但还是一心一意地想完全忠于她。

在伊朗给孩子起西洋名字的做法相当普遍，因此，当亚伦给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起名“安吉拉”时，没人警觉起来，甚至都没产生什么联想。实际上，他选择这个名字是因为“安吉拉”是“费列什泰赫”——“天使”——的英译说法[费列什泰赫：“Fereshteh”是波斯语民族最常见的女性名字之一，其词根含义为“天使”，相当于英语中的“Angel”（安吉拉）。]。这是亚伦对自己仍悲戚不已的内心给予的唯一让步——随他想说多少遍费列什泰赫的名字也不会引起怀疑——他有意向她发出信号，她依然并将永远是他的挚爱。从他处理个人问题和职业生涯的方式，你倒是看不出有什么非常不妥之处。两年后，当伊丽莎白生下次女时，他为她起名“诺尔”，意为“光芒”。此时，他已将索莱曼公司发展壮大，成为国内同业中的龙头，并树立起公平用工与诚信合作的声誉。他的妻子以其独有的平和方式爱慕着他，德黑兰上流阶层的其他人——犹太教徒、穆斯林和巴哈伊教徒——看似也都颇为青睐他，所以亚伦认为已经万事大吉，他没辜负期望，履行了作为伊兹奇耶继承人的责任，如今只需每天醒来，照常生活和呼吸，过着行尸走肉般的日子。

在东方国家，那些遭受了无可挽回的损失的人就是这样：为了能活下来，他们用自己的灵魂换来一副皮囊。

只有在美国，那些没能将你打倒的困难才会使你更强大。

虽然亚伦的孩子们从没有机会告诉他，但在与他相处的全部时光里，她们都能感觉到他心不在焉。多年后，向来能言善辩的安吉拉将她与父亲产生情感交流的渴望比作“试图去骑一匹稻草马，你可以跨上它，鞭打它，踢它，并且随意命令它，你也可以给它喂糖和一满桶苹果，但冷酷的事实是，甚至在开始尽力之前你就已经明白，它永远都不会前进”。

母亲“冰女王”伊丽莎白能够接受亚伦在感情上的疏远，但这并不能使安吉拉心里更好受一点儿。他们结婚时，伊丽莎白甚至不满十六岁，也不曾享有正常的童年生活，因此她的举止从不符合常人的生活规范。她步入了有资产者的阶层，但自然不懂得如何像他们那样生活。那类人的妻子对孩子是生而不养的，起初会将他们交由保姆或仆人照料，然后送到欧洲的寄宿学校。那类妻子不会亲自哺乳、给孩子们洗澡或为他们做饭。她留意家中发生的一切，却不为生活琐屑羁绊。她的任务是了解上流社会的处世规则，然后加入他们的行列。她必须始终衣着考究、楚楚动人，还要出现在合宜的场所——高档美发沙龙或裁缝店，在新开业的俄国餐厅进午餐，在达尔班德餐厅吃晚餐——还要跟合适的人物在一起。她必须参加聚会，还要像其他所有人那样频繁地举办派对，在男人们面前表现得精神饱满、兴高采烈。她必须舞姿优雅，制订奢华的旅行计划，购买最昂贵的珠宝首饰。她这样做，便可确保家族的地位与自己的美名，为子女带来美满的婚姻。

若是对照上述标准，伊丽莎白就算不及格。她幼年时便表现出的超越年龄的成熟，未随岁月增长或减退。她在十二岁和十八岁时显不出有什么分别，而她似乎也没想得到更多。不论居家还是上街购物办事，甚至是偶尔与亚伦一同参加聚会，她都穿着朴素的布裙和平底鞋到处活动，几乎与她钟爱的校服别无二致。她不会为奢华享受而肆意挥霍钱财，因为她不懂那样做有什么必要；她始终与“哑女”曼佐尔一起在厨房用餐。对于访客带给安吉拉和诺尔的娃娃、玩具手推车和迷你茶具等礼物，她根本不知道该拿它们怎么办。

甚至对于自己只有女儿、没生儿子的事实，她似乎也毫不介怀。当别人善意地问她为何不急着给亚伦生一个继承人时，她看起来当真困惑不解。当被告知女儿当不了继承人时，她就更搞不懂了。

或许，孩提时她塞进自己头脑中的所有那些数字、数据和事实，没有为老派的有用常识留下任何存储空间。

或许，她的确在尝试生儿子，但没能成功。或许，亚伦对她失去了兴趣。又或许，她不想冒再生女儿的风险。一个女儿已经够糟的，两个简直糟透了；而说实在的，三个将会是灾难。

事实上，亚伦和伊丽莎白都没渴望有继承人，也不觉得有必要再扩大他们的家庭。他们各自都失去了太多——他失去了此生的真爱，而她失去了原本的家庭；他丧失了再爱上别人的能力，而她则失去了读大学的毕生理想——因此，他们除了已从命运和境遇中艰难得来的点滴满足之外，再也别无他求。

只是，他们还没明白一个道理：你向上帝索取得越少，他就越是吝惜赐予你东西。他很擅长这么做——在正要干涸的井水里下毒。

无论亚伦相信与否，上帝在亚斯花园投下的毒药正是“嫠妇之叹”。

每隔几周，拉斐尔之妻就会拽着她所谓的儿子来这里。她会在大门口，一直揿着门铃，直到有人来应门；等得越久，她的尖声咒骂和污言秽语就越多。

“让我进去，你们这帮婊子和臭狗屎，”她在门口尖叫，“快开门，你们这些惯盗，你们偷走了我儿子的继承权，还把我们丢到阴沟里。快让我进去，不然我就诅咒你们的孩子，让她们不得好死。”

街坊邻居和经常出没的街头小贩们都认识她，也知道她的故事；他们要么对她的暴怒熟视无睹，要么冲她大叫，要她闭嘴滚到别处去。路过的陌生人会停下脚步，打量着她和男孩，问明情况，随后难以置信地摇摇头，轻蔑地盯着她，仿佛在说他们知道她在撒谎。任何人都看得出，拉斐尔之妻太瘦太黑，根本吸引不了任何异性与之交欢；而且她的年龄也太大，根本生不出她声称是拉斐尔之子的那么年幼的男孩。

她手中紧紧攥着一个脏兮兮的白色塑料袋的袋口，这袋子闻起来就像死羊的内脏。她很警惕地守着那个东西，仿佛害怕它会被人偷走。只要她一到，就会有个女仆跑去开门让她进宅子来，以免她在大街上吵闹。她抢在女仆前面，大步流星地走进“大宅”，随后驻扎在主客厅里等待亚伦。倘若伊丽莎白想要跟她说话，拉斐尔之妻就会朝她啐上一口，骂她是“没娘养的荡妇”和“疯子的女儿”。如果曼佐尔拿给拉斐尔之妻一盘吃食，她会将它踢落在地，要是儿子胆敢伸手去够，她就打他的手。她只想跟亚伦说话，还威胁说她会一直等着，如有必要会等上一天一夜——只要她还有一口气在，或者除非他同意让她儿子随父亲姓，否则休想避开她。

亚伦毫不怀疑——不论在哪个方面——他对这个女人和这个男孩都并无亏欠，但他也不是铁石心肠，并非毫不在意别人的评判，所以他不会无视寡妇袜子上的破洞、男孩鞋上的泥巴和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公厕味儿，因为他们的住处没有室内管道或化粪池。每次她一来，他都会给她付房租和买食物的钱，还同意付孩子的学费；倘若不像拉斐尔之妻那样，认为亚伦只不过是归还本该属于他们的钱，这或可算得上慷慨之举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拉斐尔之子渐渐明白，他们的那些造访只会带来耻辱与羞愧。为此，他讨厌母亲像携着一个耻辱的标记那样带他东奔西走，还拎着旧塑料袋，里面装着钱、钥匙和她值得保护的仅存物什。她把他的出生证装在衣兜里随身带着，每天会掏出十几次向愿意听她故事的任何陌生人展示。

就在那儿——她指着本该写着他姓氏的地方：

名：拉斐尔之子

姓：无

出身：私生子

1975年某个夏日的午后，她来到亚伦家，显得疲惫而绝望，并且一副随时要发作的样子。如果拉斐尔之妻对她身边这个男孩的血统和身世没有撒谎的话，那么他当时该有十二岁了，脸上看似不带丝毫感情。在“大宅”里，拉斐尔之妻在亚伦面前挨着沙发边坐下，将袋子放在腿上，却仍紧握着它，然后一把攥住儿子的胳膊，想让他也坐下。可他始终站着，双手插在衣兜里，眼睛牢牢盯住地面，好像一根愤懑的柱子。

“你要送他去上学吗？”亚伦开门见山地问，提到男孩时仿佛男孩并不在场。

拉斐尔之妻讥笑道：“我们头上几乎连个屋顶都没有，我们吃的东西连狗都不碰，我们需要的是新衣服和新眼镜，可你却问上学的事？”

亚伦身穿量身定制的西服和印有他姓氏首字母的衬衫，坐在一张罩着丝质椅套的天蓝色扶手椅中，木质的椅子腿上漆着金粉——这是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宫[托普卡帕宫（Topkapi Palace）坐落于伊斯坦布尔一个充满历史遗迹的半岛海角上，是昔日举行国家仪式及皇室娱乐的场所，也是历任苏丹工作和居住的地方。]中展出座椅的复制品。他徐徐地摸出一支香烟，点上它，吸了一口，吐出烟气。

“我已经告诉过你，他的学费付过了。”他说话时根本就没看她。

听到这话，拉斐尔之妻丢下塑料袋，将指甲深深嵌入儿子的手臂里。

“你告诉过我？”她将一腔怒火猛喷向亚伦，同时用力摇晃着那个目瞪口呆又茫然无措的男孩。“你告诉过我？”她松开他的胳膊，抓住儿子的后脖颈，将他的脸推向前方，仿佛它与身体其他部分是脱节的。“你看看吧！他都快瞎了。我没法给他买新眼镜，因为我没钱。”

她松开男孩，又从地上捡起塑料袋，一股脑儿地倒在桌上。两打生鸡爪被倒在打磨光亮的木质桌面上，有些是淡粉色的，其余的则令人恶心地泛着黄。

“这个！”当腐肉的气味升到空中时，她尖叫道，“这就是我们的晚饭。屠夫免费送我们的，因为别人都不要。”

亚伦无动于衷地看着她，随后瞥了男孩一眼，他正一声不吭地站在那里瑟瑟发抖。亚伦将手伸进衣兜，掏出一叠一百托曼的钞票。他数出十张，然后把它们搁在拉斐尔之妻面前的桌上。

“拿去，”他冷冷地说，“但你要明白，你永远都不会从我这儿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足有一分钟，两人彼此逼视着对方。之后，亚伦缓和了一下语气，又瞥向男孩，对他的母亲几近恳求道。“你必须明白这一点，”他说话时仿佛是在恳请能唤醒她的常识，“不论你想要什么，心情多么迫切——你都必须明白，在这个国家，在这个时代，你和你的同类要跟像我这样的人斗，想都别想。”

奇怪的是，词句在被说出口的那一刻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但随着时间推移，其潜藏的力量终将被证实是多么野蛮和凶残。在亚伦看来，他无非是宣告了一个显见的事实——甚至对拉斐尔之妻来说也是个务实的建议，这样她就不会白白浪费时间，让儿子去追逐他永远得不到的东西，因此毁了他的一生——但那句话对她来说，却变成了宣战的挑衅。

那晚在“大宅”里，她怒视着亚伦，直到眼里开始涌起泪水，然后她说：“你很快就会知道我们这类人的厉害。”

十几岁时，他在许多个夜晚摸黑爬进费列什泰赫为他留的没上锁的门，爬过仆人的卧房，然后爬上楼梯，经过她丈夫的卧室，有时甚至还经过她公婆的房间；在所有那些夜晚，当他在欲望的驱使下颤抖着爬行，为求取欢乐甘愿赴死的时候，当他溜上她狭窄的木床，她已袒胸露腿，恣意饥渴地等在那里时；在所有那些夜晚，当他们自以为正独享二人世界，安然超脱于他人的评判之外时，拉斐尔之妻就在那里，她躲在杰伊·盖茨比家院子中阴暗僻静的地方，观望着。

“你那么看重名声，”她说话的语气已不再绝望，“可如果我开口把你和那个同性恋的老婆做了什么告诉别人的话，你的名声就连粪土都不如。”

有时，你伤害别人是想为自己谋得利益；而有时，伤害别人只是为了给对方招致痛苦。多年来，拉斐尔之妻对付亚伦时始终用的是第一种思路，但未能奏效。这次，她要试试另一种。

在“大宅”里，她对亚伦说，她当然什么事都会搞清。她曾是拉斐尔的看护人，当他体内发出的光亮开始燃烧，鬼魂和夜行动物将他引到屋外时，她便彻夜不眠。她不得不经常追着拉斐尔跑到街上，犹如母亲跟踪她任性的孩子。她自然会看到亚伦从亚斯花园偷溜出去。

如今，她意识到自己只有一个撒手锏了。如果她以公开羞辱亚伦相威胁，而他却拒不屈从的话，她唯一的选择就是兑现诺言。

“你是想声名狼藉，”她问，“还是想要你的‘阿比路’？”

又是那种气息——芬芳的雨露在午夜坠入湖中——好似动物进行某次没有回头路的地理大迁徙前夕，被无形的力量激发出来的那种气息。它迅速扫过房间，宛若拂晓的和风唤醒了熟睡的婴儿与娇羞的新娘，将空气中的动物腐肉和心灵创伤之气涤荡一新，将受制于拉斐尔之妻的未来清晰可见地呈现在亚伦面前。

她本以为她是在逼视亚伦，因为他们正四目相对，但是光线太晦暗，而她又近视得厉害，因此看不出他凝视的目光中其实空洞无物，全然心不在焉。

渐渐地，一个关于亚伦·索莱曼和他舅母的谣言开始传开，内容骇人听闻，令人发指，就连复述它都是一种罪过。似乎是拉斐尔之妻这个疯婆子和她的野杂种（她干了什么——捡了个孤儿？从他父母身边偷走了孩子？反正肯定不是她亲生的）在到处活动，她把手放在她能找到的各种圣书上起誓，曾不止一次亲眼所见……呃，若再说余下的内容简直令人作呕。

起初，这就只是一个关于传闻的谣言。当它被重复了足够多次以后，就渐渐从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变成了恼人的质疑，继而演变为恶毒的怀疑，名誉轰然内爆迸发出的全副力量，重击着杰伊·盖茨比的灵魂。一时间，过去关于他长久盯视其他男孩、调情般地玩弄自己丝巾边儿的闲言碎语又活跃起来，并再次被人细究。人们纷纷揣测，会不会是因为他无法满足自己的妻子，以至于她去向别人寻求慰藉？他是否已知这段风流韵事，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在某些夜晚没发觉家中有客，是不是因为自己也正忙着寻欢作乐？

杰伊·盖茨比的毕生精力和屡次牺牲都是为了维护他的名誉不被同性恋的指责玷污。盛怒之下，他斥责妻子竟会如此出格，才使别人产生这般恶心的念头。情况本已够糟的了，可他始料未及的是，局面还将愈演愈烈。

她原本可以道歉，保证改过自新，让他的怒火仅止于老婆招来了不实的谣言。然而，她却告诉他事实的确如此，那些全是真的，甚至包括她和亚伦是情人，他们就在他隔壁的房间同床共枕。一切都千真万确，因为他，杰伊，不是个真正的男人。

多年以后，伊丽莎白仍能听到黑暗中的电话铃声。那是在1976年10月31日，周日。在亚斯花园，女儿们已经入睡；仆人们结束了当日的工作，回到了自己的住处休息。伊丽莎白坐在主卧室旁边的休息区，全神贯注地阅读一份附带图纸的英文工程报告，内容是关于美国1938年建造的第一台可循环冷却的液态推进火箭发动机的。设计者詹姆斯·H. 怀尔德于1953年逝世，终年四十一岁；不过在此之前，他设计的发动机已升级更新并投入使用，首次成功突破了声障[声障（sound barrier），又称音障，是指飞机等在飞行速度接近声速时，会出现的阻力剧增、操纵性能变差等现象。]。

伊丽莎白阅读科学书籍和工程报告就如同别的女人读小说期刊与《简·爱》《悲惨世界》的每周连载译文似的。自十五岁辍学时起，她的未来便已脱离原定的轨道，但这毫不影响她与自然科学保持联系的方式，比方说：她为溺亡的弟弟们发明创造的数字语言，她教“哑女”曼佐尔书写的词句——它们在旁人看来像是一大堆随机数字或是无法突破的线性迷宫，但对伊丽莎白而言却是有含义、有情感的诗歌。

电话响了两次，停了，随即又响起。伊丽莎白从椅子上起身，伸手去拿听筒，但她中途停下，转而望向窗外：她上一次凝视窗外时，天空透着德黑兰秋日的那种明亮的蓝黑色，当时空气干燥，漫天繁星一路铺撒在地平线上。此刻，一道厚重的湿气如同暴风雨前的浓雾贴覆在玻璃窗外。透过窗户，在她看不清的地方，波浪正穿越暗夜滚滚而来；电话铃响的时间越长，波浪也聚得越高，变得愈发响亮。

她握住听筒正欲将它拿起，突然感到被某种类似闪电的东西灼伤了手掌。她松开听筒，将手挪开，可电话仍响个不停。

“接呀。”五岁的安吉拉命令道。她穿着睡衣，光着脚站在门口。

电话铃已响了九次……十二次。伊丽莎白知道，在她接起的那一刻，潮水将会打在房屋的墙壁上，然后推倒它们，冲走沿途的一切。

“接电话，快啊！”安吉拉跑向电话，“可能是——”她正要说“爸爸”，但伊丽莎白拿走了她手中的听筒。

一个略带外省口音的陌生男子在电话里冲口而出：“这是已故的亚伦·索莱曼先生家吗？愿上帝保佑他的灵魂。”

枪击发生在晚上7点30分，地点是索莱曼公司大楼顶层亚伦的私人办公室，它位于巴列维大道，马路对面是公园。据军警事后推断，杰伊·盖茨比行动迅速，且非常精准：在他走进亚伦办公室六十秒内，人们便听到了第一声枪响，那一枪摧毁了亚伦的半张脸，残余部分也已面目全非。秘书听到后，赶紧朝远离枪声的大厅另一头跑去，她的尖叫声比火车的汽笛声还响，所有男职员闻声都跑出办公室，飞奔到亚伦门前，却发现门已被人从内侧反锁住了。

在有人能破门而入之前，身高六英尺三[约为190.5厘米。]、体重一百八十磅[约为82千克]的杰伊·盖茨比已将他那具精瘦匀称、被呵护备至到令人不安的身躯从顶楼的窗户撞了出去，他的身体向下坠落，几乎已与头分离，一直跌到七层楼下两旁栽着悬铃木的人行道上。盖茨比在用枪杀妻子传闻中前任情人的方式证明了他的阳刚之气以后，想必曾在饮弹自尽与跳楼自戕之间摇摆不定。或许，他把枪口塞到嘴里，在扣动扳机时手却发抖了；又或许，当他走近窗户时枪支意外走火了；但不论是哪种情形，总之，当他坠落到巴列维大道上时，脖颈已被炸开，脑袋靠仅存的一丝韧带勉强连在身上。

在亚伦被枪杀当晚，伊丽莎白接听着那个男人的电话。“对，这里是索莱曼先生家……对，我是他的遗孀。”是的，她将开始准备他的葬礼。之后，她挂断电话，站在自己的床榻旁，垂头凝视床头柜和电话机。就连小安吉拉拽着她的手，大声喊着她的名字问“是谁”的时候，她也纹丝未动，一言不发。

若非“哑女”曼佐尔及时赶来救场，安吉拉肯定会尖叫到歇斯底里，而伊丽莎白或许会变成盐柱[原文为“turn to salt”，源自《圣经》中罗得之妻不听天使警告，在逃难时回头一看，变成了盐柱。]，永远定在原地。曼佐尔不需要别人告知详情，就能从伊丽莎白那空洞无神的目光中读懂，伊丽莎白再一次彻底茫然无措，陷入无尽的孤独。

她出门时穿着她整日在家穿的那身衣服。那时已是午夜，要到几个小时后才能找到拉比或发布讣告，但她确实知道自己该去哪里，因为她曾在另一场水灾时到过那个地方。

墓地有数百年历史，地上没有铺路，位于离城很远的一座山坡上，这样能避免污染到穆斯林脚下的土地。直至礼萨·汗到来以前，犹太人都被驱逐到聚居区中居住，因为按伊斯兰教的仪规，他们的宗教是不洁的，穆斯林被他们稍碰一下就会受到污染，因此从不允许他们扩建墓地。无奈之下，他们只得将逝者在地下叠放了十多层，这倒是有助于保持家族的完整性。但在想要埋葬新来的逝者时，会发生令人不快的意外，掘墓人的铲子也许会戳到已故的父母或令人怀念的宝贝孩子。当一个男孩问伊丽莎白为何前来时，她只说了一句：“我想确保你不会把他放在我的孪生弟弟们上面。”

丧葬承办人解释说，墓地是按照父系家族安置的，只有已婚女人和孀妇才会与丈夫合葬，其他所有人只能和自己的父亲埋在一起。

“回家准备守丧去吧。”男孩建议道。他这么说既是为了帮助伊丽莎白，也是为了让自己能多睡上几个小时。

她一言不发，只是站在棺材旁边，垂头盯着自己的双脚。雨水顺着她的头发和衣服滴落下来，犹如一头悲痛欲绝的巨鲸之泪。

验尸官签署死亡证明时，并未提及是他杀或自杀，之后便直接将尸体送到波黑什帝尔下葬。由于两位死者都是拥有一定社会地位和财富的男人，所以大家都明白公开宣布的死因将会是“不幸的意外”。“自杀”只会出现在窃窃私语中，而“他杀”在有关他们的任何言谈中都是禁忌。因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所以它又成了必须严守的秘密之一；倘若这场雨能止歇的话，就等于是帮了所有人的忙，因为那将足以保守秘密，使两个家庭都免于诸多尴尬与痛苦。

当电话铃声响起时，伊丽莎白本以为她听到的是海啸以时速一千英里迫近的凶兆，但那实际上是平地突起的雷雨云炸裂的响声，云层聚拢在亚斯花园和安宁大道上空，一直蔓延到巴列维大道和伊丽莎白与亡夫之间的每一寸土地，甚至在她接到死讯之前暴雨便已倾盆，昏天黑地的，气势堪比《圣经》中的滂沱大雨。[据《圣经》记载，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创世记6∶5），于是说“我要降雨在地上四十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创世记7∶4）。]

一连三天，雨势丝毫未减。雨幕中的天空灰白一片，如同暴风雨中的海水那般浑浊晦暗，白昼时暗淡无光，夜晚则黑暗沉重得像是在棺木里。波黑什帝尔那位年轻的丧葬承办人好像被嫉妒的女王给诅咒了似的，从他世世代代的祖先手中继承了这份职业。他特别仔细地用碱液清洗尸体，用多余的长袍将它们层层包裹起来。他选出破损程度最轻的两副棺材来成殓逝者，把它们运到墓地，然后走到外面去掘墓。

他刚在地上掘出一点凹痕，雨水便将一铲子泥土冲回去填平了。第一天过后，土地太过湿软，就连走上去都会陷到膝盖。翌日夕阳西下时，墓碑都漂在泥淖里。第三天早上，一场泥石流将许多泥土从墓地上冲走，尸体露了出来，向山下漂去。

在一片混乱之中能看到腐烂的裹尸布，凸起的头盖骨从土里冒了出来，像鱼儿一样快活地漂游着。唯有一幕比这更加触目惊心，那就是亚伦的遗孀——年纪轻轻却怪想联翩的天才，她能全凭记忆绘出宇宙飞船的发动机，却不能指挥厨子烹饪一日的饭食——她穿着朴素的薄毛料连衣裙和鞍脊鞋，站在掘墓人的木屋里注视着一切。她仿佛是某样从船舷边坠海的物件，对风吹雨打都无动于衷，当可怜的男孩一再保证他将在能举行葬礼的第一时间通知到她时，她也置若罔闻。

到了第四天，国内首席拉比——拉布·耶胡达召集了一小队人马去寻回流落的尸体和被冲走的墓碑，然后将它们各归其位，放在用石头压住的防水油布下面。他们在索莱曼家族的墓地附近支起一顶帐篷，用临时搭建的水坝阻住泥沙，赶在雨水还不及将帆布和用于固定帐篷的杆子与绳索全都冲垮之前，迅速把亚伦放进墓穴里。他们也用同样的方式处理了盖茨比的尸身。随后，拉布·耶胡达用他有生以来最快的速度宣读了送走死者的祈祷词，高声哀叹为亚伦这样一位“伟人”送葬的人如此寥寥，却对盖茨比不置一词。最后，他宣布葬礼结束。

“回家吧，”他轻拍着伊丽莎白的肩膀，“逝者不复归。”

他不必对费列什泰赫·盖茨比说什么，因为她根本就没在杰伊的坟墓附近，甚至根本没在墓地现身。她要么是躲在家中等待雨停，要么就是由于丧尽“阿比路”而被迫隐居了，免得抛头露面。若是如此，那可能会是这个愚蠢荡妇几十年来最明智的想法，这对伊丽莎白来说也未尝不是件好事。

拉布·耶胡达开始对伊丽莎白咕哝着他重要宝贵的建议：“你也不是完全没被丑闻玷污，我亲爱的，因为你的丈夫放荡度日，还有关于那个‘布什尔的黑母狗’的问题，我记得别人是这么叫她的吧。是该到结束这场战争的时候了，在她再次叹息之前，给她点儿东西，让她离开或是闭嘴，但愿这次别让她夺走你的孩子。”

从没有任何人问起，因为也没那个必要——答案再显见不过，就连乡下的白痴都能自己琢磨出来——伊丽莎白在八岁时初遇亚伦便对他死心塌地，自此从未罢手，甚至在当他现在浑身湿透地下葬时也未能释怀，但她这样其实是有原因的。你不必了解弗洛伊德的理论也会发现，亚伦具备了伊丽莎白的父亲所缺乏的每一样东西：自信、力量和英俊，还有假如房子失火能迅速逃生的能力。除了这些特质以外，他还拥有相当殷实的家产、全方位的社交魅力和令人肃然起敬的名望，此外你还能再列举出一千条理由。

她最初倾心于亚伦时还是个孩子，当她把自己献给亚伦时则是个孤儿，尽管如今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尽管她竭尽所能去完成为人妻和为人母的历程，却从未甩掉让亚伦彻底顶替自己的依赖心理，他不仅是一个能代替她的成年人，更是一个使她能与外界保持密切联系的人。

当拉布·耶胡达步履艰难地缓缓下山走向他的汽车，当掘墓人把空棺材、手推车和铲子全都拖走时，雨势渐渐减弱。此后的一小时里，正当伊丽莎白终于离开她守望的地方时，雾气渐渐散去，阳光照亮了山麓和城市，这座城市已将其内里倾吐一空，此刻满目疮痍，凌乱不堪，亟须一条新出路。

亲戚们没来参加葬礼，事后他们纷纷声明根本不知此事，但还是抢在天气干爽后的第一时间在亚斯花园外排起长队，带来哀悼和问询，向伊丽莎白和她的女儿们表达关切之情，也愿意提供建议和帮助。因为你知道吗，你太年轻，又太天真，现在还不懂这些，可世上尽是江湖骗子和狡诈的勒索犯，这个城里的其他所有人都正千方百计想从你丈夫的财产和利益中分一杯羹，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女儿，你又能怎么办？我猜他也没写遗嘱吧，他怎么会写呢？像他那么个年轻人，怎能料想到盖茨比会失去理智，向他开枪呢？这种事只有书里才有，真的。可你必须分清敌友，否则就会跟女儿们一起被赶出去，孤独地流落街头，名下连一分钱也没有，只不过成为又一个在风中喊冤的寡妇罢了。

亚伦的遗孀和女儿们很可能面临他曾迫使拉斐尔之妻和她儿子遭受的相同命运，人们对此并无争议，也不认为她们的下场特别悲惨，因为这是早已司空见惯的事；人们也不觉得这极其不幸，因为在亚伦结婚的候选对象中，本来有一大批人比伊丽莎白资质更佳，也更为出色，而她自己已从那些人手中把好处都抢走了。大家真正关心的——甚至在亚伦被抬上验尸官的卡车之前——是他的远亲和新老生意伙伴们会如何猛烈地互相攻讦；还有伊丽莎白接招时那种头脑冷静、看似不动声色的态度。

葬礼之后她回到家，拿起一把剪刀对准头发，“刺啦”一下绞断了辫子，然后用报纸把断发包起来，装进了匣子。当天晚些时候，她把头发交给了查姆杜尼，他是个身材矮小的古怪男人，常拎着一个破旧的公文包到处转悠，以买卖女人的头发为营生。大部分头发是他从女尸上偷的——包括没人敢认领的妓女、老寡妇和政治犯——他贿赂公共停尸房的看守让他趁夜潜入，之后把头发卖给北德黑兰那些时髦高档美发沙龙的假发制造商。伊丽莎白交给他头发时没做任何解释，而他无需超凡的洞察力也能明白，一个年轻女子舍弃她仪容中如此重要的组成部分究竟意味着什么，也明白她的脸为何蓦然间刻上了中年人的笑纹和鱼尾纹。

她将在墓地穿过的衣服和鞋子丢进垃圾箱，锁起了主卧室，在亚伦的居家办公室里给自己搭起一张窄床，着手为守丧仪式布置房子。不出几个小时，窗户玻璃、镜子，甚至连带相框的照片，都被蒙上了黑布。家中禁止播放音乐，并切断了电视机的电源。每个人——包括伊丽莎白、女仆们、五岁的安吉拉和三岁的诺尔——都一身黑。当第一批访客到来时，伊丽莎白已然长大、变老，成长为她从不指望成为的妻子。

她将这些记在了拉斐尔之妻的账上。

伊丽莎白带着她那副人所共知的旁观者神情，感谢善意的人们提供的良好建议以及他们想要帮忙的意愿，可你能感觉到她并没认出任何人，也不记得他们跟亚伦是什么关系。想必没有丝毫迹象表明她打算给他们中的任何人致电，或是依赖他们的帮助和建议。男人们因此受到鼓动——她显然对未来毫无头绪——女人们却很警醒，因为她们更懂得女人心，如果她毫不惊慌，早已准备抓住一切机会来捍卫女儿们的继承权免遭恶狼的侵犯，那她必是打定了主意。

她不信教，除了犹太教的哀悼祈祷词之外对希伯来语一字不识，祈祷词是她在家人溺亡后学会的（尽管大家不允许她念，因为她是个女人）。她坐在女人聚集的那半间屋子的前排，目不转睛地盯着一位冒牌的拉比，他是被请来做祷告的，从黎明一直做到了天黑之后。他的白胡子又长又脏，嘴唇开裂，他只在必须上厕所时才停止进食，讨厌与人目光相交。他轻轻地前后晃动身体，咀嚼时的咕哝声极为轻柔。他总是盯着别人的手看，仿佛是在鼓动他们变出钱来交给他。说不定，他那张永远都在反刍似的嘴会突然诵读起当天的新闻或冒出污言秽语，又或将他饱受糖分摧残、满是烟渍的那颗仅存的牙齿浸在源源不断的加糖红茶和滚圆多汁的枣子里，可他却是你在这种时候必不可少的同伴，他对伊丽莎白来说似乎有种特殊的魅力。

后来她说，他让自己想到内心安定之人会是什么样子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内心不安定本身就有许多危害。你只消提起拉斐尔之妻的名字就会赢得这场论辩的胜利，尽管那个女人自己被野心过分蒙蔽，根本无法理解这个道理。那些厌倦了看着她自取毁灭的人曾多次试着跟她理论：亚伦愿意给予她的那一小部分聊胜于无；让她儿子舒坦地当个私生子总要胜过受穷；她本该编造一个能自圆其说的故事，即使那无法将她儿子置于索莱曼家族的财富中心，也至少并非全然不可信。

然而，即使拉斐尔之妻或许曾一度厌倦代表她那个目光斜视、沉默如退休数学老师一样差强人意的蹩脚货儿子从事西绪福斯[西绪福斯（Sisyphus）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由于他触犯众神，众神为了惩罚他，便要求他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每当巨石到达山顶时就会再次滚下，让他前功尽弃，于是他不得不反反复复、永无止境地做这件徒劳无功的事情。]般的事业，那么当杰伊·盖茨比在亚伦办公室关上身后的房门十秒钟之后，那种厌倦感便永远消失了。且不说看到敌人死去时的欢欣鼓舞，也不说她发现自己力量所及时的欣喜若狂，就论如今亚伦不在了，而与他亲缘关系最近的第二男性继承人又只是个远房亲戚，那么拉斐尔之子成为继承人已是顺理成章之事。

拉斐尔之妻很识时务，没在守丧仪式那一周露面，但这之后她没打算给伊丽莎白多留哪怕是一天的喘息机会。她几乎就站在街角那儿向世人高叫，正是她——被虐待的寡妇——让“灾祸”成为索莱曼家的家常便饭。她还得寸进尺，传话给以前在布什尔的家人。她曾经非常急迫地想甩掉那些亲戚，和他们十多年都没有任何来往。她没有他们的地址，也不知道在当地政府开始强令每个人必须拥有姓和名以后，他们都为自己挑选了什么姓氏。

“去找犹太屠夫[此处原文为“kosher butcher”，意为按照犹太教规供应洁净肉食的屠夫。]，”她对德黑兰－布什尔巴士线路上的年轻巴士司机说，一边往他手里塞了几张皱巴巴的钞票，“告诉他们，从现在起，拉斐尔·索莱曼未亡人的儿子随时都能只凭他兜里的零钱，就倒卖他们所有人的店铺。”

她心里盘算着，既然亚伦这个拦路虎已经不在了，她该去民政部为儿子申请一张新的出生证。在其他觊觎者有机会采取行动之前，她将代表儿子向法庭提起诉讼——这在亚伦活着能动用他的影响力时是办不到的。若是在十年前，她可能会完败于挑战拉斐尔之子权利的男人，不论他是谁，也不论真相或他的声明的公正力如何。不过，20世纪70年代的伊朗与十年前相比，变得更加善待妇女了——至少纸面上如此。

这一切对于生活在南德黑兰的女人来说，或许过于野心勃勃。她和儿子合住在一间租来的房子里，那种老式房屋带有下沉式院落和室外公厕，靠便携式煤油灯供暖和做饭。邻居大多是从偏远省份迁来的穆斯林；他们抛弃了世代耕种的土地，来到德黑兰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和更高的薪水，但最后往轻里也可以说却发现自己被这座大城市及其全部的残酷和诱惑给压垮了。与这些人相比，拉斐尔之妻和她儿子算得上相当幸运了：她在拉兹医院当护工，还能从亚伦给的月钱里省下一些，外加他仅仅是为了避免她在亚斯花园高声叫嚷偶尔多给的钱。他还向礼萨·汗学院的校长直接支付了她儿子的学费和购买校服与书本的钱——确保资金用于那个私生子的教育，而不是被拉斐尔之妻挪作他用。

倘若她接受自身的局限，放弃自己的期望，本可过得更加快乐，也能教导儿子更好地做人。然而，拉斐尔之妻与伊丽莎白·索莱曼一样，不愿只是一味屈从。她不会将自身与周围随处可见的那些牙龈黢黑、骨质疏松的驼背老奶奶们相提并论，也不会将儿子视作赤脚的乡下男孩，或是得到一份为富人新建的豪宅砌砖的差事便会认为自己很幸运的毛头小子。

没人想得明白，拉斐尔之妻为什么认定她自己有权得到比命运安排得更多。

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对应的，权利的天然观念引发了她的一系列行动，从而导致了所有的破坏，无论那种感觉有多么不切实际，她都认为自己像任何一个快乐的富翁那样，有权走在上帝的乐土上。

革命运动往往是这样开始的。

她无须等上太久，便可与伊丽莎白一较高下。拉斐尔之妻早已准备停当，要在亚伦葬礼后的第八天发动攻势。第七天晚上，她嗅到了海水和所有海洋生物的气息，于是出门探查它的来源。她发现伊丽莎白就站在门口。

从拉斐尔之妻最后一次见到伊丽莎白至今，她身上唯一没变的是那双月长石色的眼睛，还有对不可避免的事态流露出的“不计一切代价”的眼神。

拉斐尔之妻对伊丽莎白的出现深感震惊，认为自己可能遭到了偷袭，即将为亚伦之死付出某种代价。她偷偷向周围扫了一眼，找寻值得警惕的征兆，然后本能地转向屋子，唤来儿子。让她倍感沮丧的是，伊丽莎白觉察到了她的恐惧。

“我不想伤害您，”她恭敬地说，“我是来讲和的。”

那种态度恳切的老一套又来了。伊丽莎白身上那种“即使我想撒谎可也不会”的天真劲儿令别的女人对她起疑，简直把拉斐尔之妻给气疯了。她感觉到儿子从背后走过来，站在她身旁。她将一只手搭在他肩头，仿佛是要站稳身子，然后花了几秒钟来寻思恰当的语气。最终，她决定使用讪笑加讽刺的口吻。

“你们这种人就是这样，”她说着，脸上裂开一个勉强的微笑，如同做了个鬼脸似的，“当你什么都没了的时候，才会来求和。”

她们站在距离出租房院子门口几步远的窄巷边，路旁的明沟里充斥着垃圾和流浪动物粪便的恶臭。尽管天色已暗，大多数邻居仍待在室外，避开迅速蔓延的霉菌、腐烂的地毯和家具、潮湿的灰泥、摇摇欲坠的瓦砾和孩子们破烂的课本，还有连续三天降雨带来的溺亡野猫的残骸。他们都看到伊丽莎白坐着她那辆梅赛德斯轿车来了，这会儿又在观望她和拉斐尔之妻的交战。

当然，伊丽莎白对此丝毫未觉。

“我的确失去了丈夫……”她刚开口便被拉斐尔之妻打断。

“哼！你丈夫！失去他对你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她觉察到伊丽莎白愈发迷惑不解，“你可能还不知道吧，因为你的驴脑子还不明白，但你已经彻底输了。你是个没儿子的寡妇，没人会对你表示一丁点儿怜悯。你跟你的兔崽子们会被赶出那座宅子，就像我当年被赶出来那样，而现在将要赶走你们的，也是当年被赶的那个人。”她紧紧钳住儿子的肩膀，使他不由得蹙起眉。“他会像你丈夫当年对我那样对你。”她再次使劲儿晃他，直到他挣脱开去。“那人就在这儿。好好看看吧。如果我带他去见你那么多次，你都从没注意过他的话，你现在总算看到他了吧。”

她气得呼呼直喘，满足感像电流般刺激着身体。她的兴奋劲儿似乎吓住了儿子，也令伊丽莎白更加困惑。

“您瞧，”伊丽莎白开了口，尽管拉斐尔之妻勃然大怒，她却仍很恭敬，“我不清楚您跟我丈夫之间斗争的真相。我不是始作俑者，也根本不想搅和进来。”

伊丽莎白刚来时天色就晚了，此刻更加昏暗。未铺地的巷子里没有树和街灯，在这片灰暗背景的映衬下，她那辆汽车的白色显得愈发刺眼。大约有十几个男人和女人正聚精会神地观望着，唯有烟头末端的火星照着他们的面孔。

“你根本不想搅和进来？”拉斐尔之妻尖叫一声，好像有人从背后捅了她一刀似的。

她的叫声使看客们凑得更近了，巷子里的人也越围越多。结果，耻辱感激怒了她的儿子。他虽然没有退进院子，也没有关门，却尽量远离母亲。他站在那儿，眼睛眯成一道缝，用右脚的鞋尖猛戳地面。

“我是来讲和的，”伊丽莎白重申道，“我会尽量满足您，不计一切代价。”

就连拉斐尔之妻都被这句话给镇住了。她仔细琢磨了三十秒，随后试探道：“你没什么可给我的。”她想借此探明伊丽莎白究竟打的什么算盘。她当真会带着女儿们心甘情愿地搬离亚斯花园，将一切留给对手吗？她会——又有什么人会——蠢到那种地步？

“这样好了，”拉斐尔之妻继续试探下去，之前的叫嚷使她嗓音沙哑，她措辞谨慎，小心不让自己落入陷阱，“你还是先趁早离开我儿子的房子吧。”

“为了让您和您的儿子放过我们，我什么都愿意给您，”或许拉斐尔之妻眼中重燃的怒火让伊丽莎白戒备了起来，她顿了一下，“我们有足够的钱……我敢肯定……足够供您——”

“原来如此啊，”拉斐尔之妻冷笑道，“这就是你的诡计。你以为能买通我跟你讲和，给我足够的钱，让我离开。因为你心里清楚，也亲眼看到我会怎么对付你们全家。”

她知道自己说中了，因为海水的气息变得愈发强烈而浓郁。

“你知道，我不仅能带走你的丈夫，还能夺走你在乎的一切。”

谁说报复行为并不美好？那就让他们站在这里，站在这条腐臭的巷弄里吧，周围尽是断壁残垣，晾衣绳上挂着凄婉的故事；就让他们注视着“世界女王小姐”被吓得脸色发白，软了下去。

由于亚伦将拉斐尔之妻的宅子卖给了教授和“医生夫人”，她便发愿让一场洪水夺走了伊丽莎白的父母和兄弟，让她在十五岁时变得孤苦伶仃，身无分文。又因为亚伦拒绝让她的儿子姓“索莱曼”，拉斐尔之妻揭露了一件阴私，夺走了伊丽莎白挚爱之人，让她在二十岁时成了寡妇。

然而，当伊丽莎白说出那晚的最后一句话时，她所透露出的心意和决绝是绝对错不了的。

虽然她不是来讲价的，也不愿加入一场她至今都不想参与的战斗，可也不想让自己白白地失去一切。

“你说得没错，”她说，“我怕你，我是来花钱求和的，但那些你让我付出了血的代价的东西，我是不会还给你的。”

假定他母亲所说属实——也就是说，他是在拉斐尔生命中最后几天里被怀上的，经过十三个月的孕期之后，于1963年出生；他出生时重达十二磅，第三天就会翻身，没满月就会坐起身子——那么在伊丽莎白尝试命定会失败的和解当晚，拉斐尔之子该有十三岁了。问题在于，他母亲所言不可能是实情，就连为让公众信服而改头换面的真相都算不上。索莱曼家族对此心知肚明。其他所有听过她故事的人亦如此，即使他们佯装相信她，也只是为了让她别再自说自话，赶紧闭嘴而已。而如今，拉斐尔之子已从受人打击的弱小孤儿成长为一个不易对付的躁动少年，对母亲的故事，他的态度也跟众人一样。

他自幼便已全心全意地接受了那些不容置辩、了如白昼的事实，因为小孩子就是那样的——开始时相信他们的父母，直到最终不再相信；当他上小学时，那些事实已变得日益难以向其他孩子解释。上初中时，他发现每次应对质疑时，唯有对指责者抛出一连串咒骂，才能为自己的故事辩白，树立母亲的诚信之名。长到十几岁时，拉斐尔之子就不得不诉诸暴力了，可这对他很不利，因为他太笨重，身体协调性也不好，无法准确出拳，但作为挨打的靶子倒是不错，所以他每天回家时都带着一堆新鲜伤口和淤青。他极力掩藏伤势和平添的羞耻，不断告诉自己他不会对那些男孩就此罢休，让人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的手段也不止一种。大多时候他母亲都不在家——她在医院打扫卫生或是向别人掏心窝子，一并展示他的出生证、伪造的拉斐尔的遗嘱和已死去多时的动物的腐尸残骸；她仍把它们装在那个塑料袋里随身带着，作为证明索莱曼家族残酷无情的证据。

他觉得对不起她。他感到自己没能如她宣称的那样成为王储，让她失望了。她不屈不挠地维护他的权利，他不胜感激。然而……

在他最初的记忆中，他和拉斐尔之妻站在亚斯花园外面，她尖叫着，咒骂着，路人向她丢来硬币或放慢脚步，只是为了对她说一句：“算了，大姐，带孩子回家吧，别再犯傻了。”他记得每次被母亲拖上向北去往安宁大道的公交车时所感到的恐惧，记得年幼的自己是如何在每一站都扭动着身子从她身旁挤过去，然后奔向车门，希望在他们抵达令人生畏的目的地之前就溜下车去。那种恐惧如影随形——当他们在大宅门外等待时，他感到皮肤因羞耻而近乎在灼烧；当他们最终被放进门后，他站在“大宅”里，想象着自己的半个身子变成了隐形的，只留下脑袋和双腿让别人看——那种自认为多余又不受重视的强烈意识一直伴随他到生命的尽头。

那么，这种痛苦该归罪于谁呢？

等他长大了，敢于面对母亲的暴打并公然反抗她之后，他曾多次冲她尖叫着说她应该罢手，别再去乞求那种只有对她而言才看似是“对公正的合理诉求”了。

“我长大了，要自己挣钱，”他许下诺言，“我会让咱们比那些犹太人更阔气。我要让他们明白，咱们用不着他们。”

“可那对你又有什么用？”拉斐尔之妻每次都这样质问他，“还是个没名没姓的杂种。哪儿都不要你，也没人想要你。”

拉斐尔之子不敢告诉她，但他从不认可母亲只因为亚伦已死，便兴冲冲地认定“我们的机会来了”的想法。他片刻都不曾相信，这个驼着背、膝盖痛且全身骨头快要散架的老妇有能力指挥整个宇宙按照她的旨意行事。他比任何人都更明白，她不仅在宏大的宇宙事务中无能为力，也无力在每天奋斗打拼、力求生存的同时还保持着个人尊严。在伊丽莎白来访当晚，他突然发现母亲与这个年轻女子相比显得多么可悲，当她发愿要威胁报复时是多么弱小、苍老和寒碜。他讨厌母亲这个样子，但他更痛恨伊丽莎白。他讨厌她的眼睛——它们看似既已洞悉一切，又对一切熟视无睹。他也厌恶她那辆昂贵轿车上的白漆在黑暗中泛着亮光的样子，这让他和其他所有人都不禁想到，唯有她能逃脱他们深陷其中的肮脏环境和每时每刻遭受的匮乏。

那天晚上，拉斐尔之妻的儿子得出结论，母亲绝不是伊丽莎白·索莱曼的对手，于是重担将落到他的身上：他要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让伊丽莎白也遭受她如此轻易便可强加于人的痛苦与折磨。

在20世纪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伊朗因石油收入变得繁荣富足，许多开发项目蓬勃兴起。德黑兰飞速发展的经济，加之大量涌入的游客、外国工人和从全国各地的村庄与小城镇迁入的居民，史无前例地为这座城市营造出一种令人沉醉的机遇与危机同在、风险与希望并行的复杂多变的气氛。在短期内，新与旧、虔诚与渎神、严苛与宽容相互混杂不清，却又难以融为一体。闪亮的高楼大厦在古老的纪念碑旁拔地而起；身穿超短裤和超短裙的姑娘们与从头到脚都裹在黑色罩袍里的妇女们同乘公交车；小伙子们每天在清真寺中祈祷五次，晚上则聚集在地下室里学习马克思和列宁主义；豆蔻少女听着大卫·鲍伊的摇滚乐，暗中策划着反抗资本主义腐败的运动。

在亚斯花园，伊丽莎白凭借在女人身上不近常理的（有人会说是毫无可能的）理性主义和合乎逻辑的决心化解了悲伤，承担起责任。那个近乎客人般害羞而不打眼的伊丽莎白一去不返了，过去的她即使在与亚伦结婚生子之后，仍觉得和“哑女”曼佐尔在厨房餐桌上吃饭比在宽敞堂皇的餐厅里更为舒适。那个敏感稚嫩的女学生也一去不返了，那时的她虽然手握“亚斯花园女主人”的名分，却似乎不懂得如何善加利用。

取而代之的是守护着战后残存之物的忠实而坚定的卫士，她守卫着名声、财产和索莱曼家族残留的一切，尽管并非参战方，却为此付出了毕生梦想。她做的第一件事是在守丧仪式结束翌日出现在丈夫的办公室里。那时，她早已变成一个看不透年纪的铁面人，对于从各个角落向她投来的尴尬微笑和侧目斜视毫不在意，还能轻松自如地盘问亚伦的秘书、助手，以及那天不敲门就走进他办公室的一连串员工，这些人来就是为了亲眼见识传说中的亚伦遗孀有什么能耐，要搞什么名堂。

他们发现她正坦然自适地坐在他的办公桌后，查阅他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堆积如山的信件和报告。

从第一天开始及其后数月内，她击败了每一次明目张胆或是暗中策划劫夺遗产的图谋；在此期间，她唯一的盟友是个“朋友遍天下”的律师。他衣着极为考究，注重梳洗、剃须，会喷古龙香水，他曾是亚伦的商业事务顾问，出于对亚伦的忠诚，认为自己也应当效忠他的遗孀。他告诉伊丽莎白，在国王推行伊朗现代化的举措中，强制实施了一部引发高度争议又广受抵制的法令。这部法令被称为《家庭保护法案》，早在1967年便已颁布，但直到1975年才开始强制实施。在这部法令的条文中，女性被赋予了继承权。女儿被获准继承的财产是儿子的一半，遗孀可以继承丈夫高达八分之一的遗产。这已经够革命性和刺激的了，然而法律还规定为实现分割遗产的目的，民事法庭具有高于家庭法庭和宗教法庭的裁判权。

该法令受到抵制既源于男人们在财务利益方面的考虑，也源于人们认为女人兜里揣着钱到处游荡会造成的社会影响。更糟的是，允许世俗法官介入历史上一向由毛拉和拉比处理的事务，这引起了群情激愤。没什么人相信这部法令会有任何现世意义，除非是在极端特殊的情况下。迄今为止，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尤其是与外界隔绝、未受过教育、没有男性陪同几乎不允许出门的女人们，始终全然不知这一部业已成文的法令的存在。而确知此事的人除非是白痴，否则也绝不会相信男人或清真寺在自己的地盘上能容忍这种混乱无序。这在犹太人之中尤为凸显，从传统来看，他们处理家庭事务较之人数更多的穆斯林社群而言更为私密。

不过，如今出现了百万分之一的小概率事件——一个非常富有的男人死去时，他的父亲和兄弟都已不在世，他也没有子侄，只留下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女儿，她对于女人该如何行事毫无头绪，却能像她父亲背诵《大英百科全书》那样背诵《家庭保护法案》的全文。并且你面对的是一个手提公文包、援引法律条文的律师，他身穿双排扣西服，打着丝质领带，口袋里揣着配套的手绢，代表伊丽莎白·索莱曼发表了简短正式的声明。当一个寡妇不只会啜泣和叹息时，这个世界成了什么样子？

1977年的大暴风雪始于二月的一个周二，持续了二十二天之久。到第五天时，德黑兰的交通陷入瘫痪，学校被迫停课，流浪狗和街头醉汉冻僵的尸体被新雪层层覆盖，一夜之间就会结冰，整个冬季都被冰封起来。在亚斯花园，伊丽莎白正和女儿们一起坐在正午昏暗的光线中背诵乘法口诀表，完成写作练习，进行阅读训练。家里断电了，电话也不通，因为线路被积雪压垮了；自来水也很稀缺，因为水管结冰开裂了。

2月24日晚8点，伊丽莎白哄女儿们上床睡觉后，锁上每一扇门，走进亚伦过去的书房工作。11点时，她又去看了看她们，关掉了过道和楼梯上的灯，之后也睡了。早上7点，安吉拉使劲摇着她的肩膀将她叫醒。

尽管到了这个钟点，天色却依然很暗。一阵冷风如同毒蛇信子般从女儿们房间那边戳来。伊丽莎白还来不及完全睁开眼，便听到安吉拉说：“我找不到她了。”

伊丽莎白跳下床，赤脚奔向诺尔的房间。房门是敞开的，灯也亮着。窗户的插销没插上，打开的窗页挂在铰链上，随风拍打、开合着。在窗户底下的院子里，地面上覆盖着五英寸厚的新雪，除了仅有的一排足印之外，再无任何痕迹。那道足印从诺尔窗下一直延伸到院门，然后通向门外这座拥有四百五十万人口的城市。

他们搜遍了整栋房子，之后又从头再搜了一遍。伊丽莎白给军警打电话，召集了一队军官，请他们和她自己的雇员一起对亚斯花园的周边地区进行地毯式搜索。她请求亚伦所有身居高位的旧友联系他们在国王秘密警察组织中的熟人。他们向德黑兰及其周边地区的大批间谍和线人放出话去，称一个长着淡褐色头发、身着白色睡衣的四岁女孩被人从床上劫走了。

院子里的足印看起来像是男人的。它们通到距“大宅”最近的正门，从那儿开始就混入了安宁大道人行道上的其他十多种足印里。“大宅”中的所有房门都始终锁着，而且没有一个仆人曾经看到或听到有人闯入。

伊丽莎白最初的冲动是怪罪拉斐尔之妻。她告诉警方，如果有什么人痛恨索莱曼家族竟到了偷小孩的地步，一定是那个好斗的寡妇和她野蛮的儿子。曼佐尔和她丈夫以及家中其他仆人也附和了她的怀疑，于是警方突袭了拉斐尔之妻，当时她刚从肯尼迪大街附近的拉兹医院下夜班回家，她的工作是倾倒床上便盆和清洗弄脏的床单枕套。公共交通由于暴风雪的影响几乎陷于停滞，结果她冒着清晨的严寒，在海关广场的公交车站等了一个多小时后，终于决定冒雪徒步回家。她到家时又冷又累，身上溅了不少烂泥，却发现三个穿着深蓝色制服的男人正在威吓拉斐尔之子，要挟如果不说出母亲将“索莱曼夫人的女儿”藏在哪里，就把他送进监狱。

“包在裹尸布里，埋在地下六英尺深，上面还有一只狗成天撒尿。”拉斐尔之妻这样替儿子回答，“我很快就会把他们全放到那儿去。”

尽管她害人的愿望如此强烈，但她声明自己与诺尔的失踪毫无关系。

“我整夜都在清洗金属便盆里的屎，”她说，“去拉兹医院自己打听吧。”

儿童绑架案在伊朗很罕见，可也不是没有过。在已知的几乎全部案件中，被绑架者都没受到身体伤害。他们被人拐卖用以牟利，或被无法生育的夫妇收养，也有的被拿来勒索赎金，还有的让吉卜赛人拐走后被逼行乞。过去，女孩在七八岁时就要早早出嫁，有的孩子从家里逃跑出去，又在附近的城市露面。最近一段时间，少数女人在丈夫的要求下离了婚，又被剥夺了探视子女的权利，于是便从孩子的父亲家将他们偷走。

一连几周，亚斯花园的仆人们不断接受警方和私家侦探的审讯。邻居、街头小贩、乞丐，甚至连姑娘们学校里的老师都被问讯过多次。在初次面谈后，拉斐尔之妻又两度被军队的吉普车带到警局接受问讯。现已成为私家侦探的前萨瓦克[萨瓦克（SAVAK）：伊朗在巴列维王朝时期创设的秘密警察组织。]特工主动与她儿子联系，表示愿意出钱向他换取情报。

伊丽莎白已将亚伦的办公室变成搜救工作站。不论多么无关紧要的细节她都存记于心，酬谢每位提供线索的人，还派曼佐尔的丈夫或是亲自驱车赶往每个发现线索的地点。她在所有日报、周报和杂志上刊登寻人启事，悬赏线索，又雇了一位政府的线人监视拉斐尔之妻和她儿子。对于她认识的每个人、联系过她的每个陌生人和警察，她都在记事本上逐一写下他们的姓名和提供的有关诺尔的情报。她自己无需这份笔记，她能毫不费力地记住每个词、每个数字和每个地址。她保留书面记录是为了方便警察、侦探、曼佐尔和曼佐尔的丈夫，甚至包括安吉拉，以防要花费许久才能找到诺尔——久到安吉拉已经长大成人；以防她死了，可以将找孩子的任务交给曼佐尔；以防这批专业搜救人士放弃后，必须再雇用新人。

这座城市每天都满是新面孔和新移民，大部分女人还把自己藏在罩袍下面；隐蔽的小巷和带穹顶的门廊纵横交错，连接着老旧的商店和挤满住户的房屋；出租车和公交车里塞了双倍、甚至三倍于其运力的乘客，出没于迷宫般的古老街道和新建的高速公路之上。对一个既不抱有乐观幻想却又无法就此屈服的女人而言，这简直是一种痛苦的折磨。她永远不会停止搜寻，可她却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找到诺尔几乎是不可能了。诺尔可能在任何地方，可能就在视线中，但人们看不见；又或许，她已远在许多个国家和时区之外。

在对诺尔的正式搜救结束多年以后，她的失踪之谜已演变为城里的一段传奇故事，时常萦绕在德黑兰富贵美满家庭的孩子们心头，那些记得拉斐尔之妻的人仍旧相信，是她凭借“嫠妇之叹”的力量，吞没了那个女孩。

每天都有人上门或打来电话——这其中有好心人，有用线索换钱的贪财之徒，还有想额外创收的警察，以及街道清洁工、当地的女乞丐，甚至还有个消息灵通的吉卜赛人。有人见过与诺尔特征相符的孩子，有人在某处的墙上见过一张照片，还有人听说一个不孕女子身边突然多了个蹒跚学步的小孩。

1977年三月的波斯新年到来前几个小时，德黑兰拉兹医院的值夜护士接收了一名严重脱水的五岁男孩。带他来的是个独腿的吉卜赛女人，开始自称是孩子的母亲，还对护士说孩子一连多日都拒绝进食和饮水；他被逼着吃东西，这才勉强活下来，可现在还是面黄肌瘦，无精打采，一天多没尿过尿了。他有个男孩的名字，叫“阿马德”，并且剃了个常见的光头。但是当值夜护士解开他身上的层层包布时，却发现患者其实是个女孩。

还没等值夜护士打完报警电话，独腿吉卜赛人就改了说法：这是她朋友的孩子，亲生母亲很害怕带这样状态的女儿来看病会受人指责。她可能五岁，也许上下差那么一点儿。她一直被当成男孩养活，这样就不会遭人排挤，也不会被其他沿街乞讨或贩卖香烟和彩票的孩子殴打。护士仍坚决要求警方介入跟这个女人谈谈。

护士在新年的凌晨2点15分时报了警。值班的警察队长说他马上赶到，却不慌不忙地喝起了加糖的热茶，抽着他喜爱的欧诗奴香烟，直到护士于5点15分再次来电。8点时他还没到，那时已是护士的下班时间，她觉得自己有责任按照报纸上或广播中发布的诺尔寻人启事里留的电话号码打过去。当护士离开二楼时，独腿吉卜赛人和她的“小男姑娘”病人还在那儿，大厅里有三十张床位，预留给没患传染病的病人。她又给警局打了最后一通电话，提醒他们说她马上要离开医院了，让其他护士密切注意那个女孩，直到伊丽莎白或警方到来。

等到8点40分，那层楼里已没人记得有段时间曾见过一个独腿女人或是一个脱水的孩子。

那天晚上，一个男人打来电话，电话里像是有静电般一直刺刺啦啦地响。

“原谅我这么晚才打电话，”他说，“我一直在美国，刚刚得知这场灾祸。”

他自称是侯赛因，在那种情况下，伊丽莎白根本没反应过来是谁，因为她记得有二十多个与之同名的陌生人在诺尔失踪后给她打过电话；在狂乱又绝望地搜寻那个抱着孩子从拉兹医院逃跑的吉卜赛人时，警方、她手下的人，甚至连她自己和曼佐尔的丈夫，都曾拦住过几个叫侯赛因的人问话。

“如果我知道的话，本来会早点儿打给你，表达我的惋惜。你知道，我自己没有小孩，但我想你肯定很痛苦。”

他说话的方式听起来紧张兮兮的，既想马上解释清楚，又急于挂断电话。

“你是谁？”伊丽莎白用她能积聚起的最后一丝力气问。

男人顿了一下。“噢。”他过了一会儿才开口，显然她的问题令他讶异。他想必认定她知道他是谁。

“我是侯赛因啊，”他满心失落地说，“你过去的朋——”随即改口，“同学。”他又顿了一下，仍期待无须多言她就能明白，最终放弃了。“侯赛因·泽莫罗迪。”

仿佛出于自我安慰，又或因为无法忍受那番介绍之后随之而来的沉默，他又补充道：“当然，我不指望你记得我。有段日子没联系了。你肯定很忙。”

伊丽莎白因为无处栖居而求助于泽莫罗迪家，那已是八年前的事。在此期间，他从高中毕业，在伊朗上了大学，后来在国王的政府奖学金资助下转学到波莫纳加州理工大学。而对她来说，这段日子如同漫长的一生，她成为人妻、人母，变成寡妇，最后成为现在这个寻找丢失孩子的女人。

“我想说的是，”他嗫嚅道，“除了惋惜以外，我是说，我母亲……我本来是打电话给家人祝福新年的，你知道。她告诉我，警察正在家里找一个女人。他们认为她……总之，我父母都想要帮你。他们说警察挨家挨户地到处找。”

“你有什么事想对我说吗？”伊丽莎白终于开口问道。她的声音沉着冷静，既没显出对诺尔失踪的痛心疾首，也没流露与老友交谈的喜悦之情。

侯赛因思忖着这个问题。

“我是在想，总有办法找到你失去的人。总有比我们现在更好的办法，肯定有……”

他再度沉默，呼吸急促，仿佛是在努力跟上头脑中奔涌的思绪。

“我跟你说，”他最后说道，“记下我的地址和电话号码。这段时间我会跟进这事，只要我有点儿头绪了，就会尽快联系你，不过在此期间，你随时都可以……”

她在心中默记下他的信息，但根本没打算致电或写信。

快到三月底时，天气终于转暖。德黑兰到处是被铲到路边的成堆脏雪，它们整个冬天都没融化，现在消融成带着泥浆的细流，流经街头巷尾，最后汇到路面的凹坑和蓄水池里。

1977年4月1日，有个街道清洁工在拉兹医院后街边一个臭水横溢的阴沟里，碰巧发现了一件又脏又破的白色棉布儿童睡袍。他本想把睡袍拉出来，丢到正要拖走的垃圾堆上，但他感到有什么重物在阴沟里扯住了它。于是，他把扫帚放到一边，取出铲子，掘起泥土、石块和其他七零八碎的垃圾，它们想必是被从医院后面的某个冰堆里冲出来之后，又被拖到水沟里的。最后，他找到了一具被睡袍拴住脖子的小孩尸体。

这具尸体被大石头或重物砸得稀烂，血肉模糊，头发，还有伤口中流出的内脏，都被冰封住了。睡袍看起来曾被血水浸透，不过大部分血迹已被水流冲刷掉了，睡袍被冲力从尸体上拽了下来，套在头上，领口卡在了下颌。尸体面目全非，但能明显看出是个光头。在警方向伊丽莎白透露此消息前，认定吉卜赛女人是从医院后门逃走的。因为她害怕被人发现跟被偷的孩子在一起而受到侦讯和逮捕，于是重击诺尔的头部将她毁容，又砸烂她的身体，塞到堆积如山的医疗垃圾下面。由于下雪，这些垃圾已堆放了一周还没被拉走。

人们所谓“没能将你打倒的困难会使你更强大”并非事实。那是无法接受失败的人虚构的信念，即使他们此刻正披枷戴锁，被拖向命运的绞刑架。“没能将你打倒的困难”终会留下痕迹，如同地震后你在勉强支撑未倒的房屋里看到的裂痕：房子仍矗立在废墟中，被细如发丝的裂纹分割成一千块小碎片，却并未坍圮——一小时、一年或许十年之后——直到地壳再次运动，一次根本未被记录的小小余震就能——嗬，你瞧！——将房子夷为平地。

从悲剧中幸存下来，虽然外表坚硬内在却已支离破碎，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变得更坚强了。一味忍耐也不代表你已击败对手。它的真正含义——当他们将诺尔的遗骸交给伊丽莎白，当她将它们葬到亚伦之上，然后回家对安吉拉说只剩她们母女二人相依为命时——对伊丽莎白而言意味着：你学会了压制痛苦，扼杀渴望，抛弃心愿，接受一切。

伊丽莎白没有为诺尔悲恸，因为她明白风暴一旦发动，就再也不会平息。她清点了自己的损失和与敌人——拉斐尔之妻的过往，把账算清，然后决意不去在意她，而是继续前行。在被迫卷入的这场战斗中，伊丽莎白既未参与，也毫无罪责，可这些都已不再重要了。在余生中，她每天醒来都要抗击“布什尔的黑母狗”发出的恶毒叹息。她每晚都会梦见诺尔，梦见她孤单一人，战战兢兢，手脚冻得乌青；她在黑暗中无助地摸索前行，默默哭泣着想找伊丽莎白。

诺尔死后那年夏天，德黑兰燃起了熊熊大火。烧焦的高楼残骸、被烧化了的小轿车和公交车的架子以及成堆燃烧的轮胎冒出滚滚浓烟，让空气笼罩上一层黏滞的油膜，它随风飘荡着，在人们的胃里和肺里数日不消。每天，关于国王政府进行秘密逮捕、发生人事剧变和颁布法令的消息混杂在军事政变、军队镇压和外国入侵的传闻之中，甚嚣尘上。八月，477人在南部城市阿巴丹的一家电影院里被活活烧死。起因是有人纵火，所有出口都被从外面封锁了。国王与反对派互相指责对方应就此事负责。

九月开学时，每个班级都有近半数的座位空着——有的孩子跟家人一起出国了，有的独自一人被送往寄宿学校，还有的投奔了住在西方国家的亲友，等待“动乱”平息。有些老师也已出国，其他许多同情国王反对者的人正在罢工。当月，军队的坦克和直升机在德黑兰的叶拉赫广场向示威抗议者开火。军方宣称有88人死亡，而反对派公布的数字是几万人。

十月，石油工人加入全国范围的罢工运动，罢工使经济陷入瘫痪，日常生活也停滞了。十一月，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这位“众王之王”“真主之影”和“宇宙之君”在电视上承认“错误已经铸成”，请求民众再给他一次机会。

自诺尔被绑架后便弥漫在亚斯花园的焦虑和悲痛气氛，因为一种渐渐郁积的毁灭迫近之感而加剧了。“哑女”曼佐尔不断告诫伊丽莎白不要相信其他任何仆人，不论有什么理由都别放陌生人进家门。她每天早晨来上班时都眼泪汪汪，双手颤抖，显然是忍受了跟十几岁的儿子在小纸片上用潦草字迹展开的又一场争执。她儿子就像那个时期的其他许多蠢货一样，发现真主借毛拉之口对他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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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佐尔是一个来自恰卢斯的村姑，当她父亲应聘将她送到伊兹奇耶家中做事时，她还是个孩子。她为了微薄的收入和食宿，每周工作七天。每年一次，她会搭乘巴士返回恰卢斯，在那儿住上两周。她十五岁时，父亲来到德黑兰请求雇主允许她出嫁。几个月后，一个满口闪亮白牙还装了条木腿的小伙子叩响了伊兹奇耶家的门。

曼佐尔和她丈夫被安排住到亚斯花园大宅后的仆人房舍里。曼佐尔的丈夫上了驾校，在取得驾照后，开始在索莱曼公司当司机。当家里不断添丁之后，他们又从仆人房舍搬到一座为他们特别增建的房子中。他们的四个儿子全都被送去读书，学费由索莱曼家负担。几个哥哥最后都去为亚伦工作，婚后搬了出去。老幺名叫默治塔巴，在诺尔失踪时仍与父母同住。

他爱发脾气，经常公然违抗父母、老师，甚至哥哥们，因为哥哥们排行都在他前面，理当对他施加权威。他们告诉他应该感激索莱曼家给父母的工作，还应当感谢真主赐予他上学的机会，让他能总是吃喝不愁，不必只为了挣钱谋生在孩提时就被迫与家人分离，被送去与陌生人同住。默治塔巴根本不把这些东西——饱食的肠胃和头上的屋顶——当成一种福气，他将它们看作必须加以修正的不公平现象。

他从小到大都眼见父母为索莱曼家效力，仿佛是在遵从一种自然法则——好像有的人生来就是主子，而其他人则生来就是奴仆。诺尔出生时他十一岁，此后他就感觉自己失去了母亲，因为曼佐尔每周七天不间断地照料那两个女孩，对她们视如己出；当伊丽莎白或亚伦晚上外出时，她甚至会睡在她们房间的地板上。曼佐尔让儿子们穿着他们挨个传下来的旧衣服，却花费好几个钟头为姑娘们领口的蕾丝花边上浆，漂白她们白袜子上最小的污点。当自己的孩子违抗她或顶嘴时，她会用棍子痛打他们，直到他们就范为止。可当诺尔尖叫着想引人瞩目时，曼佐尔会使劲亲吻她，还唱歌哄她入眠。

儿子对索莱曼家的强烈仇视引起了曼佐尔的警惕。她将其归咎于儿子最近经常去见的那个毛拉，见面地点是她和丈夫在穆斯林圣日去做礼拜的清真寺。在他年纪更小时，他们曾试图说服默治塔巴去学习《古兰经》课程并参加周五的聚礼，但直到老毛拉被一个新来的年轻人排挤掉以前，他对此从来不感兴趣。此人对默治塔巴和其他男孩讲话时颇有一套，能激发他们的热情。他们每周五都去见他，后来每天放学后也去。他们学习阿拉伯语，还学习阅读《古兰经》，但大部分时间他们都盘腿坐在脏兮兮的地毯上，聆听毛拉讲话。

十三岁时，默治塔巴已变成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他指责母亲穿罩袍时太过随意，每次看到杂志或广告牌上有衣着暴露的女性照片时都低声咒骂。他坚决主张父母和哥哥们不该为犹太人干活，曼佐尔也不该在犹太人家里吃饭。十五岁那年，他辍学了，因为他不愿每天早晨上课前唱国歌并宣誓效忠国王。在诺尔失踪前几周，他开始告诫父亲不要用公司汽车搭载没戴面纱的女人，不要因为每日五次的祈祷与工作日程相矛盾就疏漏它们，也不要称已故的亚伦为“阿迦”[此处的原文“agha”有宗教领袖、将军、大官、老爷等多种词义，在书中各处取义也不尽相同。]——“老爷”。

“世上只有一位‘阿迦’。”他说，意指所有伟大的毛拉当中最伟大的那位，他曾宣誓要推翻国王的统治，在世上重建伊斯兰王国。他流亡到伊拉克，将自己布道的录音带走私到伊朗，让话语通过遍布全国的清真寺网络广为传播。有传言称，在晴朗的夜晚，在月亮表面能看到他的侧影。

有一年多时间，默治塔巴一直逼迫母亲不再为“犹太人和君主制的拥护者”工作。十二月，他和另外四个年轻男子来到亚斯花园，威吓说除非曼佐尔立即辞职，否则就要将她的老板暴打一顿，甚至杀死。她临走时啜泣着道歉，安吉拉拽住她不放，但她最后还是被默治塔巴扭送走了。

在索莱曼公司总部，除了少数几十个员工以外的绝大多数人要么在罢工，要么来上班只是为了成天讨论阿亚图拉的那篇反对君主制宣言所蕴含的神圣性。那些胆敢提醒员工要注意工作职责的经理们被打上“革命敌人”的烙印，以备秋后算账。

犹太教徒像国内其他少数宗教群体那样，极为效忠国王，感激他近年来赐予他们自由、文化、民权和财富，终结了1,400年的隔离区生活和大屠杀，不再迫使他们皈依其他宗教，还允许他们自命为“真正的”波斯人。许多人开始尽可能将资产兑现，然后出国等待动荡结束。然而，伊丽莎白却没有这种打算。她的一个孩子和丈夫还葬在这个广袤而动乱的国度的一角。无论国王是否在位，她唯一的关切是要忠于她逝去的亲人。

一月时，曼佐尔曾两度从默治塔巴的严密控制下偷溜出来，急匆匆赶到亚斯花园向伊丽莎白预警。她说，毛拉们和他们的武装力量已拟定了大量犹太复国主义者和拥护帝制的伊朗人名单，他们全都家境富有、声名显赫，以至于也堕落腐败，不信神。从现在起，伊斯兰武装力量会随时砸烂专制的铁拳，国王的军队将被解除武装，真主的部队将公正地惩治罪人。到那时，任何与索莱曼公司有牵连的人都将成为被打击的目标。

当月晚些时候，国王和他的妻子逃到国外。二月，霍梅尼在流亡十五年后重返伊朗。三月，伊朗犹太社群的领袖之一哈比卜·艾尔甘尼安[哈比卜·艾尔甘尼安（Habib Elghanian）：伊朗犹太裔巨贾。]因犹太复国罪被捕入狱。在四月举行的全民公投中，82％的选民赞成在伊朗建立伊斯兰共和国。5月9日周三，艾尔甘尼安成为因“腐败”“勾结以色列”和“与真主之敌为友”而遭处决的第一个伊朗犹太人。

艾尔甘尼安被捕的消息震惊了伊朗境内外的犹太社群。此后几天中，又有其他若干犹太人被捕，因犯下犹太复国罪的指控被监禁。犯人无权聘请辩护律师或要求审判；他们经常下落不明，任何试图联络他们的人也可能会锒铛入狱。照此看来，伊丽莎白迟早会落入毛拉手中。

女士，你知道在那些监狱里，他们会对女人做出什么事来吗？

7月22日，伊丽莎白的名字被刊登在下午报上的一份犹太复国主义间谍和真主之敌的名单中。当晚和翌日早上，由国家操控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勒令她和其他人尽早自首。7月23日下午2点，整整一卡车蓄着黑色大胡子的武装人员涌入索莱曼公司的总部来逮捕伊丽莎白。他们的领队赛义德·默治塔巴（“赛义德”的头衔是一位毛拉为表彰默治塔巴对革命的贡献而授予他的）宣布他们要来“清除共和国颜面上的污点”。

默治塔巴拔出手枪，肩上挎着自动步枪，带领手下人闯进安静的过道和大都空着的办公室，沿途有一些尽力躲藏不想被发现的战战兢兢的员工，还有震惊的旁观者，他们眼见这帮人闯入大楼，于是好奇地尾随而来。这伙武装民兵一边高喊着伊丽莎白的名字，一边踹开房门，砸碎玻璃隔墙，直至他们搜索完全部七层楼和车库，却仍一无所获。随后，默治塔巴命令大家回到卡车上，指挥司机驶向亚斯花园。

她是趁着万籁俱寂的夜晚离开的。7月21日，她走出灭了灯的二楼卧房，怀抱着熟睡的安吉拉。为了不吵醒仆人，她拎着她们俩的鞋子，走下黑色花岗岩楼梯。院子里藤蔓上盛开的诗人茉莉在一轮圆月的映照下泛着光，散发出香甜黏腻的芬芳，使得从院墙缝里钻出来的蜥蜴都变得懒洋洋的。

早在那天的午睡时间，伊丽莎白就已为她自己和安吉拉各装好一箱行李，藏进汽车后备厢。晚上，她一直等到仆人们锁上房子，上床睡觉。她原本期盼夜里能乌云密布，但天空却是一片清澈湛蓝，月亮闪动着电光般的银辉。苍穹之下的花园——古老的槭树、玫瑰花圃、蜿蜒于草坪间的红砖小路和淡水池塘——很像一座沉睡于千年魔咒下的童话王国。

当伊丽莎白打开金属大门时，大门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门外的巷子空荡荡的，表面开裂又凹凸不平的沥青地在月光下映出暗淡的光。伊丽莎白没有发动引擎，而是挂上空挡，让车徐徐向后滑行，直到完全退出金属大门。随后，她坐在方向盘后面，透过依旧敞开的大门，凝视着她童年和青少年时代那片被施了魔法的森林和高耸的灰暗城堡。她看到八岁的女学生独自去参加她的第一次安息日晚宴，那个目光澄澈的年轻人称她为“小家伙”。她还看到“医生夫人”开着车准备去办公室时向她挥手，看到教授在及膝深的水中艰难前行，猛抓书本、玩具、厨具和相框，因为住在管道里的鬼魂再次让它们漂浮了起来。她看到诺尔最后一晚睡在自己床上，还有雪地里那串从房子远去的足印。之后，她下了车，关上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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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德黑兰瓦纳克大道外的一条土路岔道上，曼佐尔的丈夫在破旧的出租车里等候她们，自从默治塔巴强迫他从索莱曼家辞职以后，他就开始驾驶这辆车。伊丽莎白下了她的汽车，和安吉拉钻进出租车。他们行驶了三个小时，前往曼佐尔的家乡拉什特。一路上，曼佐尔的丈夫都在祈求隐遁伊玛目帮助他们顺利通过岔路口。在最后一段路上，伊丽莎白在车里睡着了，还梦见了“大宅”。虽然现在仍是黑夜，但只为监视她和女儿才留下来工作的那些仆人都已醒了。伊丽莎白的床铺没收拾，仍带着余温。她的衣物也还在衣柜里。每样东西都与短短几小时前一般无二，只有她——伊丽莎白——从画面中消失了。

他们必须一路躲躲藏藏，横跨一千英里路程。从德黑兰到土耳其凡城[凡城（Van）：土耳其东部山区城市，是凡城省省会。凡城省位于凡湖与伊朗中间。]的途中危机重重。如果他们能避开两国的军警和边境守卫，在恶劣的条件下幸存，就能在凡城稍事休整，之后乘坐巴士再走五百英里到达伊斯坦布尔。伊丽莎白就只知道这些。

他们抵达里海沿岸的拉什特之时，天已破晓。七月的空气滞重潮湿，但透着甜味。里海实际上是一片广阔的湖泊，湖水的含盐度不高，否则盐味会渗到空气中，随风飘荡。他们去的那座屋子与港口隔街相望，屋后是缓缓起伏的翠绿山峦。屋内有两个房间，厕所在屋外，加盖出来的棚子歪歪斜斜的，天花板很低，成年人如果不弯腰就无法通过。屋外有个女人跪坐在地洞旁，将几片新鲜的生面滚成球，用手掌拍打，然后将它使劲儿拍到地洞的内壁上。几分钟后，她又直接伸进手去将馕撕下来，馕上还粘着洞壁上的煤渣和熏黑的石子。她用手指剔掉了这些仍烫得发亮的东西。

一个梳着马尾辫、戴着亮黄色头巾、年纪比安吉拉还小的女孩，端来了茶水和馕。此时，曼佐尔的丈夫跟另一个男人走了进来。

“我表弟会载你们去赞詹[赞詹（Zanjan）：伊朗西北部城市，赞詹省省会。]，”他说，“从那儿到大不里士[大不里士（Tabriz）：伊朗西北部城市。]的路上，你们会换几次司机。我不认识他们，但他们都很可靠。”他把手轻轻搭在表弟肩上，点了点头，“我的兄弟们知道你是我们的贵人，他们不会向坏人出卖你们。”

他搓着双手，低头盯着自己的鞋子。

“你一定要原谅我，夫人。我是你的仆人，阿马德也是。”他再次转向表弟，“但是后面的路，”出于窘迫，他的声音几乎断断续续，“我不知道这话该怎么说，我知道，这事对曼佐尔和我都不利。”此刻，他的头垂得更低了，也不抬眼看她，于是阿马德帮他打了圆场。

“夫人，这差事很危险，他们只要抓到偷渡贩子就会绞死他，而您——阁下您——”

“我在抓捕名单上。”伊丽莎白替他把话说完。

伊丽莎白猜出了这两个人的意思。

“我不指望谁来白干这事。”她说。她把手伸进手提包里，掏出一沓美钞。凡是有门路的伊朗人都知道要在家中和银行的保险箱里藏些美钞，以防经济衰退或政治动荡。更精明的人还在美国开立了储蓄账户，置办了房产。“这是3,000美元，”她说，“我只有这些。”

他们商定向伊朗边境内的偷渡贩子支付1,000美元，对土耳其人也付相同金额。据说，土耳其人经常在拿钱之后又把难民交给边境守卫，所以他们指点伊丽莎白在旅程开始时只付一半，等她和安吉拉最终安全抵达凡城后，再付其余的钱。

他们把钱缝进伊丽莎白的衣服内侧，之后又把她的手表和婚戒缝到安吉拉的内衣裤里。曼佐尔的丈夫保证他会到亚斯花园尽量取出些值钱的东西，拿到黑市上去卖，一旦伊丽莎白在土耳其安顿下来，就把钱寄给她。

“那很危险，”伊丽莎白说，“如果你儿子发现了，或是其他仆人告发你……”

听她这么说，曼佐尔的丈夫眼中迸出了泪水。他为儿子的恶行一次又一次地道歉，发誓如果他早知天意如此，绝不会生下这个孩子。

“你一定要给我们写信啊，这样我们就知道你平安无事，”他向伊丽莎白恳求道，“不然曼佐尔再也睡不着觉了。只要你一到土耳其，一定要让我们寄钱给你。”

他吻了她的手，又轻抚了安吉拉的头发，跟她们走到汽车旁，将一碗水倒在地上，祈求获得佳音。车开走时，伊丽莎白透过后窗回望：他站在那儿哭着，奋力挥着手，直到他们驶上高速公路，他才消失在视野里。

她们在大不里士的一家小旅店过夜。司机为她们办理了入住手续，陪她们走到房间，然后趁侍者到一旁接电话之际偷溜出去。

“祝你们好运，”他用在伊丽莎白听来十分真诚的语气说，“代我问好。”至于是向谁问好并没说清。

伊丽莎白和安吉拉都饥肠辘辘，但安吉拉不敢离开房间，伊丽莎白也认为最好不要出门，以免别人注意到她们。于是她们坐在唯一的那张床上，吃着已变味的馕和奶酪，这是她们从拉什特带来在路上吃的。伊丽莎白用手撕下一片馕饼，裹上一点儿奶酪和半颗核桃，递给安吉拉。然后她又用洗手池旁的玻璃杯接了一杯自来水，拿给安吉拉。

“吃吧。”伊丽莎白平静地说。

安吉拉盘腿坐在粗糙的毯子上，没理睬她手中的“三明治”。过了一会儿，她的膝盖开始颤抖。

伊丽莎白很疲惫。“没关系的。”她将信将疑地咕哝道。

听到这话，安吉拉开始抽泣。自从她们离开亚斯花园，她始终沉静而坚忍，严格按照母亲的要求做，可她现在放声大哭起来，伊丽莎白怎么安慰都无济于事。她根本搞不懂这都是怎么一回事；她想回家，但她明白“被政府通缉”是件坏事。她曾经见过报纸头版刊登的照片，上面是一排排赤裸的男人躺在血泊里，头部和胸部有弹孔；并且每小时都能从广播里听到被通缉者和死者的名单。

她们和衣而眠，凌晨三点醒来，走下楼梯。在旅店马路对面，有个男人站在一辆有凹痕的棕色沃尔沃汽车旁抽烟。当他看见她们拎着行李箱走近时，将香烟扔在地上，摇了摇头。

“能穿的都穿上，其余的留下。”他说完就走到汽车前面，背对她们。“快点儿。山里一到晚上就冷了。”

伊丽莎白两手各提了一只行李箱。她没有立即按男人的指示去做，而是站在原地，盯着他的后脑勺，仿佛在搜寻某个谜题的答案，直到安吉拉扯了扯她的衣服。

“我们不能丢下这些，”安吉拉说着，双手使劲握住行李箱的把手，想从母亲手中把它们夺过去，“我们不能丢下自己的东西。”

司机是那种饱经沧桑并已厌倦一切的中东男子，他们从童年便径直步入了老年。前一分钟他们还在街头赤脚将塑料瓶当足球踢，下一分钟就每天工作十六小时，赚取微薄的收入供养父母和弟妹。他们的皮肤由于长期暴晒而黝黑开裂，嗓音也因为吸烟过多变得粗哑难听。肌肉会因焦躁而抽搐，因为天随时可能塌下来，对他们这种人来说的确经常如此。

他走到安吉拉面前，单膝跪地，温和地说：“小姑娘，你们要去的地方装不下行李。”他又抬眼看着伊丽莎白，“他们告诉过你要骑马吧？”

他们没说过。

“要么从我们的地盘经过，要么就得被装进集装箱运过海湾去。”他说着站起身，语气中透着对她们的同情。

“这不像被锁在某条偷渡轮船的箱子里那么糟，但你们只能带走穿在自己身上的东西。”

在她为女儿打包的行李箱里，伊丽莎白装了一些安吉拉与诺尔的衣物和爱看的书。她自己的行李箱中大多是照片：所有已经褪色又浸透过水的黑白照片，都是她在父母和弟弟们溺亡那天，循着潮湿泥泞的洪水流经之处寻回来的；还有亚伦和孩子们在一些特别场合拍摄的专业摄影照片，那是她在临行前最后一刻从相册里撕下来的；再有就是安吉拉小学一二年级的成绩单、孩子们的出生证和诺尔的姓名牌。

她将姓名牌偷偷塞进自己的外衣口袋。尽管正值仲夏，她还是让安吉拉尽量穿上所有保暖的衣服。之后，她跪在摊开的行李箱中的那堆照片旁，挑出一张她与亚伦在婚礼上的合影，还有两张诺尔的照片。她将它们塞进自己的外衣口袋，然后取出那个记录了有关诺尔下落的全部信息的笔记本，把它放在地上。

司机焦急地守候在她身旁，不停地扫视大路，但伊丽莎白始终像着了迷一样，仿佛并没意识到危险。她浅浅地吸了口气，抬头看着司机。

她默默将掌心朝上摊开，举起手伸向司机。最后他终于明白了，从衣兜里摸出比克牌打火机递给她。她的生命就在这里——生命中残存的东西，她选择留下的一切。她点燃打火机，将火苗凑近照片的一角，然后把它放进摊开的行李箱里，眼见整个箱子燃烧起来。

从大不里士开始，道路蜿蜒进入群山，朝西北方向通往乌米尔湖，湖对岸便是伊朗与土耳其的交界处。临近傍晚时，他们过了桥，进入库尔德人[库尔德人（Kurd）是西亚库尔德斯坦地区的游牧民族，在中东是人口仅次于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波斯人的第四大民族。]的领地。司机带她们来到一座小泥屋前，这个村中的居民不足百人。她们刚一下车，就被一群库尔德小男孩团团围住。他们的眼睛水汪汪的，一副什么都明白的神情，开始问安吉拉一些她听不懂的问题。他们说话时混杂着库尔德语和波斯语，之后又试着说土耳其语和库尔德北部方言，最后讲起了支离破碎的英语，这是他们从走私家用录像带里翻录的美国电影中学来的。

“从这儿开始，后面的路就难走了。”司机对伊丽莎白说，“算你们走运，现在不是冬天。”他踌躇着，仿佛在估摸她们幸存的概率，“你们会没事的，只要别跟向导以外的任何人讲话，别提问题。在你们平安到达凡城以前，别向土耳其人付钱。”

她们在藏身处住了一宿。早上，偷渡贩子让伊丽莎白骑上一匹马，让安吉拉坐在另一匹上。一个十几岁的男孩手握长木棍，肩上挎着步枪，骑马走在前面；一个沉默的高个子男人跟随在后，也带着武器。当伊丽莎白问起路上要走多久，或是他们打算如何避开沿途的边境守卫时，他们谁也不答话。

他们选择了走私贸易在几十年间开辟出来的一条迂回路线，爬上高出谷底数千米的山路。这些路都是原始小径，几乎与马匹同宽，路旁悬着许多摇摇欲坠的巨石，他们始终都有被某块巨石阻住去路的危险。

他们在约摸正午时休息了一会儿，坐在山石的阴影里，又就着干核桃吃了些馕和奶酪。那天下午，太阳很早就落山了，周围一片漆黑。他们在山边凹陷处搭建的一个小泥屋前停下。男孩用煤油灯烧水沏茶。沉默的男人一根接一根地抽着万宝路香烟。

“如果我们死在这儿，”安吉拉和母亲躺在地板上的一条粗糙的毯子上，她对母亲耳语道，“如果这些人杀了我们，或是狼把我们吃了，根本没人知道我们曾经活在世上。”

伊丽莎白正仰面躺着。她用一条胳膊肘撑起上身，凑近安吉拉。“所以我们不会死，也不会让任何人杀死我们。”她轻抚着女儿的面颊说，“不论付出什么代价，我们一定要让别人知道，我们曾经活在这个世上。”

她们骑马走了九天，由两对不同的向导引路。为了避开盘查，他们趁夜色进入土耳其境内，仍旧骑马走山路。边境没有标记，但向导们一直催马向前，直到另外三个库尔德人开着一辆载有二手汽车部件的破旧小货车来接应他们。他们命令伊丽莎白和安吉拉蜷坐在货车后部，盖上一块油布，还堆放了许多金属部件挡在她们身前。土耳其警察就像没有道德节操的向导一样，经常将难民交给伊朗的边境守卫以换取贿赂。有时，他们还把年轻女子卖给妓院老板或有钱的男人。

在土耳其，她们住在一个破旧的寄宿公寓里，与其他伊朗难民挤在一处。

难民们遭遇了始料未及的困境，他们就连最基本的信息也搞不清楚：怎样以及在哪儿能找到按月出租的公寓，去哪儿买毛巾和杂货，怎样寄信，去哪儿交电话费，怎样找到一个割礼执行者为刚出生的男婴割包皮[按照犹太教教义，割礼为与上帝立约的标志，犹太人一般在男孩出生第八天行割礼。]。男女老少两三代人挤在廉价旅店和肮脏的寄宿公寓里，焦躁不安又不知所措地团团转，安慰着彼此并向孩子们保证，很快一切又都会好起来的；过不了多久，美国中央情报局就会采取行动，进军伊朗，帮助国王复辟。

与此同时，他们密切关注从伊朗接连传来的无情的坏消息，而他们企盼的电话从未打来，排队等候的巴士也根本没到。他们整日站在大使馆、公证处和律所的等候室里，等候任何能认定他们的政治难民身份并发给他们去别国签证的人。

“该向何处去？”

伊丽莎白毫无头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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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来的人那里，她听说索莱曼家的财产——包括地产、公司业务、银行账户和珠宝首饰，甚至连他们的波斯地毯、古董家具和昂贵的衣物——已经在一场“先占先得”的运动中被赛义德·默治塔巴据为己有。他跟两个妻子和三个孩子一起搬进了“大宅”，宣布要将此地变为一所宗教学校。他穿得像游击队一样到处活动，以反人类罪或涂抹指甲油为由逮捕别人，把他们送交至城中各地设立的由毛拉把持的审理委员会面前。

当这一切发生时，拉斐尔之妻当街呼喊，屡次向“无辜与贫困者保护委员会”提出申诉。在试图确立她对包括亚斯花园在内的先前索莱曼家族全部财产的所有权时，她一边晃动着已褪色的文件档案，一边破口大骂。

“该向何处去？”

1979年下半年，伊朗政府不同派系之间爆发了一场斗争。在尔虞我诈的投机行动中，任何参与方事后都无法为自己辩白：各方都曾私下密谋，在“利用”伊斯兰作为战斗口号推翻国王以后，再由自己取而代之，接管政权。

他们本该料到这一步。

在一段时期里，各派系为掌控国家政权相互攻击，也与毛拉斗争。然而，期盼比较温和的势力能战胜教士、让流亡者安然回国的全部希望被彻底粉碎了，因为毛拉在全民公投中获胜，确立了政府未来的形态，授予霍梅尼“最高领袖和人民监护人”的头衔。

霍梅尼登上神圣宝座已成事实，将被载入史册。

“该向何处去？”

十二月，伊丽莎白拨打了侯赛因·泽莫罗迪给她的电话号码，接电话的是一家好莱坞的餐馆。

前面三个来接电话的人都不认识什么侯赛因；第四个人自称约翰·韦恩，当他明白找不到人的原因时大笑起来。

“当然喽，他是在这儿工作。”他说。他用带有浓重口音的美式英语交谈，但寒暄几句后便改用波斯语。

“只不过，他是个很孤僻的家伙，”约翰这样说起侯赛因，“没人知道他到底叫什么。他们叫他‘霍尔’……就像电影《2001太空漫游》[《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是1968年在美国上映的电影，其中的电脑名叫霍尔（Hal）。]里的……机械大脑……你看过那部电影吗？”

伊丽莎白是霍尔的妻子还是女友？她身在伊朗还是已经出逃？她有签证和对未来的打算吗？她缺钱吗？

“过几个小时再打来吧，”末了他说，“那时霍尔会在这儿。我们保证会把你尽快接过来。”

贾汗沙·瓦拉斯泰（又名“约翰·韦恩”）是伊朗犹太人，他的餐馆坐落于日落大道和克莱森特高地的街角处，就在好莱坞西北角的比弗利山庄外面。他身高六英尺四[约为193厘米。]，瘦高的身量，神经高度紧张又极为活跃，喜好穿牛仔靴，这些靴子是他每年一度到得克萨斯州奥斯汀旅行时在某家商店买的。店主是个爱尔兰男人，店员全是墨西哥人。贾汗沙伊朗名字的发音难倒了他们，所以在他造访过六七次以后，为了方便，他们开始叫他“约翰·韦恩”。贾汗沙不是狂热的电影迷，但他明白拥有一个既好拼又好记的名字是有好处的，于是他顺势改名，并让新名与自己本名的首字母相配[他的本名是“Jahanshah Varasteh”，而“约翰·韦恩”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经常出演西部牛仔的电影演员，其姓名拼写是“John Wayne”，此处指贾汗沙将这个名字改为“John Vain”，与他本名的首字母相配。]。

早在伊朗人开始大规模迁到洛杉矶以前，约翰·韦恩就已经因为乐善好施而著称。他从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和善心，常慷慨解囊，对每位贫困潦倒的朋友或是偶遇的陌生人出手相助，他有一个提供全方位服务的支持体系。革命以后，在那些老前辈中——20世纪70年代早期移民到洛杉矶的少数几个家庭——他是最先帮助新来者安家落户的。近两年里，他向出现在他家门口的每位无助的母亲或受惊的少年敞开大门，允许男人们把他的餐馆当作临时办公室来做生意，耐着性子听完每个新来者感到理所应当要分享的一连串没完没了的故事。

约翰·韦恩对别人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他自己好——他结识了那些他若不这样做或许就永远无法相遇的人，因此感到愉快；他力所能及地让别人日子过得更容易些，从而让自己感到内心平静。大多数时候他给出去的钱都不是他自己的，甚至这也没令他烦恼。“幸运99”总是挤满二线演员（约翰·韦恩坚称他们是“超二线”的），还有他们那些衣着暴露的追随者，但这从未带来利润，因为约翰·韦恩开出的支票总比收回来的多。他位于特劳斯戴尔庄园的房子早在所有伊朗人搬到那里并抬升了房价之前，就已价值近20万美元，但它被抵押的金额是这价格的两倍。他那辆黑色限量版凯迪拉克塞维利亚古驰轿车在乙烯基材料的车顶、车座弹性头垫和轮圈盖上，都有代表其设计者的两个紧扣一起的字母“G”，还有个性化车牌“ALAMRCN”[“ALAMRCN”是“All-American”的缩写。]——“全部美国造”——是为一个阿拉伯王子特别定制的，他开了一个夏天之后，就把车以远高于初售价的价格卖给了约翰·韦恩。

从表面上看，侯赛因·泽莫罗迪只不过是约翰·韦恩的又一个帮扶对象而已，韦恩雇用他是因为他在追求更高远志向的同时也要糊口。他年纪轻轻，肤色黧黑，头发却已过早花白，不具备任何实际的技能，也不懂得如何与平常人交往。他应征了《洛杉矶时报》上一则招聘启事：“电气工程师，有能力提升富丽堂皇餐厅的现代化水平。”他去应聘时，在右臂和胯骨之间夹着一个小公文包，因为它的提手断了。他主动承认自己对应聘的工作一窍不通。“可是，说实在的，先生，我毕生的使命是创造出别人从没想到过的东西。”随后，他把公文包放在约翰·韦恩的办公桌上，开始整理一大堆乱糟糟的纸张和表格，寻找任何能帮助约翰·韦恩理解他的东西，他神色激动，又显得苦恼而抱歉。

此前，侯赛因一直睡在自己的车里，在公共浴室洗澡，在图书馆打工，买得起什么就吃什么。他自然愿意在幸运99“帮厨”，因为这样他就能在晚上上班，利用白天绘制图纸，获得免费的三餐，还能睡在储藏室里。他甚至还能因为倒垃圾、堆放罐子和箱子、清理冰箱和从洗衣房取回桌布之类的差事挣点儿现钱。他经常心不在焉，耗费半天时间完成一件本来只需半小时的工作，然而这些都不打紧，他待人礼貌，也不妨害别人，对约翰·韦恩感恩戴德。

约翰·韦恩的会计和餐厅经理都很明智，不想多费唇舌去向他解释，霍尔只是尸位素餐，最后很可能会因精神问题被某家县立医院扣留七十二小时；他在这儿简直就是多余，他为挣工资而干的活儿原本属于其他员工的职责范围。无论约翰·韦恩要付出多大代价，他就是不认为帮助有困难的人是件坏事。更重要的是，无论他行事多么草率，也从不认为自己做的任何事会带来严重的损害。

多年前，当他还是个生活在伊朗的小男孩时，曾遇到过一个女人；她以九十九托曼的价格，卖给了他九十九年的福运。他在伊朗时已消耗了几年的福气，将剩下的大部分都带来了美国。

伊朗人很快发现，对流亡者来说最难以忍受之事莫过于“消失于无形”——不是说你的身体从人间蒸发，而是说你从别人眼中消失了。

一开始，你看到的是父母眼中映出的自己。你日复一日地看着那个形象，由此明白你是谁，为人如何，直到你的世界开始扩大，又在许多双眼睛中找到自己的形象；在你察觉到以前，已经变成真正的人——一个完整而独立的个体，别人对你的看法雕琢和塑造了你，赋予你生机与活力。你对自身的点滴了解都是对那种看法的证实或偏离。无论你做什么事、成为怎样的人，都是在践行或挫败那种观念。

后来，镜子骤然破碎，世界灰暗下来。你遭人驱逐或被迫逃命。你的家变成绞刑架，你的同胞成了刽子手。十四岁的男孩，被希伯来移民救助社解救出来，因为举目无亲，而受哈巴德派[哈巴德派（Chabad）：最重要的犹太正统派之一。]监护；十岁的小女孩被送去与姐姐或姑姑住，此后三十年间再也见不到父母。诗人舍弃了他用于写诗的语言；作家在新的国度既无法理解别人，亦不被人理解。在避难之地，他们在邻居们眼中发现的自己，除了白板一块，还能有什么呢？他们如同铅笔素描人像，没有姓名，也没有过去，失去了曾用于描绘他们的色彩和色调，根本无法定义自己。

这种身份的模糊性也具有摆脱束缚和解放自我的积极一面，它允许一个人重新设计和创造自己，轻装上阵，从头再来。这其中也包含自降身价和自我贬低的成分。对大多数人而言，它将“我是”变成了“我曾是”。

这就解释了移民为何总群聚在一处，因为他们可以借此守住自身在别人记忆中仅存的东西，这也解释了为何革命之后那么多伊朗人都定居在纽约和加利福尼亚。无论他们从哪一侧海岸抵达美国，从那一刻起，他们便可称呼其他伊朗人为“兄弟”“老同事”或是“朋友的朋友”。他们聚在彼此的旅馆房间和韦斯特伍德庄园的公寓中，等待国王镇压“动乱”和能够安然返乡的消息。他们整夜坐在韦斯特伍德“轮船咖啡店”的大窗旁，喝着热茶，彼此安慰说伊朗的“动乱”会很快结束，国王是不会倒台的，西方世界也不会让他倒台。他们寻找比自己更早来到美国的少数伊朗人，向他们咨询如何租赁家具以及去哪儿求医看病。对大多数人而言，凭借这种联系便足以找到新的立足点。

但是，伊丽莎白的家庭早已脱离社群，又因悲剧性遭遇而减员、失势，支撑她们活下去的除回忆之外一无所有，这样的家庭又当如何？这个家里只有一个半女人，二十五岁左右的母亲和快八岁的女儿，她们被迫抛弃了已故亲人的坟墓。她们初来乍到时领悟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尽管在别人眼中找到自己十分艰难，但要找到她们遗留在伊朗的任何印记更是几乎不可能。

逝者与失踪者无法跨越国境，他们的流亡便是我们的遗忘。

伊丽莎白于1979年5月抵达洛杉矶，此时距她和安吉拉逃离那个决意要监禁她们的国家已时隔近一年。她没受过大学教育，甚至没有高中毕业证，也没有工作经验。她读写英文都没问题，但在理解或讲“美式英语”时却遇到了困难，因为她在伊朗时的老师（通常是外交官或派驻该国的石油公司高管等等的配偶）大多是英国人。在等待约翰·韦恩为她和安吉拉办理签证期间，她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现金，还向约翰·韦恩欠下了律师费和其他与申请政治避难有关的费用。最艰难的是，她无依无靠。

伊丽莎白无法像其他大多数伊朗人那样，刚一抵达洛杉矶便迅速加入自己的大家庭或是投靠旧友，她衣兜里只有约翰·韦恩的电话号码，此外再无任何财物。她不是第一个带着小孩去求助约翰·韦恩的年轻母亲。别的家庭也有这样被打散的。有的丈夫把妻儿送出国，而自己仍留在伊朗守护家中的财产；还有些人因为正在接受审讯，被禁止离境；另有一大批人身陷囹圄或是已被处决。

然而，妻子们自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尽量少思考”，只要关心家务事，无论如何都不要主动采取行动。倘若她们走运或是明智点儿的话，就会在年近二十或二十出头时，从娘家直接嫁入夫家。她们从不独自旅行，也不能在未经配偶书面允许的情况下，从伊朗的一个城市去另一个城市。突然间，她们被迫要自己做出每一项决定，这些决定不仅关乎她们自身，也关系到她们的子女。她们会朗诵诗歌，缝缝补补，但还必须学会如何开立银行账户和写支票；她们能即刻精心策划出接待百人的盛宴，但在每天要给孩子们带什么午餐的事情上，却必须有人指点。然而，她们很快便迎难而上，适应了环境，在约翰·韦恩心目中，这证明她们具有内在的能力，这种能力数百年来被东方的律法和传统压制了；不过，如果要达到那一步，还需要有人伸出援手，帮助她们稳步前行。

他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的海关外等候伊丽莎白和安吉拉。他没让霍尔来接机，而是亲自前来，因为你永远无法信任那个男人会守时——他的本意很好，但可能会把约定的周四记成周二，或把晚八点记成早八点。“再说，”约翰·韦恩对霍尔说，“那个可怜的女人一见到你，可能马上会被吓回土耳其去。”

当伊丽莎白和安吉拉从航站楼走出来时，她们已经历了两天多的旅程，十分困倦，不知所措；身上散发着机场的气味，充满焦虑；她们犹豫着要不要直视别人的眼睛或是回应所有陌生人的微笑。可对约翰·韦恩来说，她们看上去正如他一直渴望拥有的家人。

约翰·韦恩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在1960年，那年他八岁。他们当时正在里海沿岸城市贡巴德·卡武斯。他和父母一起去了那里，因为父亲要出国旅行很久，所以希望一家三口能共度一段时光。有一周的时间，他们沿着高低起伏的湖岸线驾车兜风，走访主要的城镇和小村庄。在贡巴德，约翰·韦恩的父亲带他参观了一座纪念碑，这座城市就是以它命名的。

公元11世纪，有位国王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完全由砖砌成的陵墓，它状如两百英尺的高塔。他去世后，遗体被殓在一口从塔顶悬下的玻璃棺材中，远离世人干扰，他在那儿每天都能看到日出。

“这就是成为王者和始终为奴的区别，”约翰·韦恩的父亲对他说，“奴隶认识到自己的局限，而国王即便在死亡的黑暗中也要追求太阳。”

多年以后，约翰·韦恩终于明白，父亲讲这则寓言的初衷更多是向他道歉，而不仅是阐述人生哲理。在“考察旅行”之后，他们又去西部旅游。有一天，约翰·韦恩和母亲在拉姆萨尔的汽车旅馆房间里醒来时，在各自枕边发现了一百托曼的钞票。他们以为父亲一大早就去外面散步了。后来，他们觉得他是出去买午餐了；再后来觉得他是乘船出游一整天，到外海去捕鱼或被走私犯劫持了；被边境守卫逮捕并监禁；被折磨至死，然后喂了野狗；又或许——或许他是去追求太阳了，独自一人，无拘无束。

两周后，约翰·韦恩因望眼欲穿地等待父亲归来而心碎了，他离开痛哭的母亲，走进一个小镇。日暮降临，带来一阵夜晚时分大海的气息。到处都是汽灯忽明忽灭的淡黄色星火，照亮了渔民们如皮革般粗糙的黧黑面颊；一些十几岁的男孩蹲踞在人行道上，烧烤串在金属签上的鸡肝与鸡腰子，他们眼里映照出火盆中炭火燃烧的烈焰。小姑娘们身穿印花棉布裙，戴着大大的金耳环，赤脚跑在姐姐或是年轻母亲们前面，她们一水儿的鬈发，咯咯娇笑着。

正当他觉得该回汽车旅馆时，忽然听见有人低语：“嗨，就是你！”

招呼他的是个黑发短眉的女人。“你有钱吗？”

她穿的透明白色罩袍已从头上滑落到赤裸的肩头，露出她身上大大的白色耳环和一串串白珍珠。

“干什么？”约翰·韦恩问。

“那要看你有多少钱。”

“你卖的是什么？”

“你想要什么？”

他给了她一百托曼的钞票，说他想让父亲回来。

“他走了多久？”

当他告诉她时，她哈哈大笑起来。

“可你还在等他？”她将钞票塞到乳沟里，又掏出一托曼，将这枚硬币放到约翰·韦恩手里，然后把他的手指合上，将他的小拳头握在她胸前。

“我要给你的东西比你父亲好多了。闭上眼睛，数到九十九。”她将他的手按在她心口，“我会给你九十九年的福运。”

他只要一嗅到伊丽莎白的气息，闭上眼，想起当年在拉姆萨尔照亮夜晚的魔力之光，就知道她是穿越了二十二载光阴和7,500英里[约12,070公里。]长路来与他结合的。他与她还有安吉拉握了手，解释说是他主动提出来接她们的，因为他的时间远不如霍尔的那样宝贵：“他是天才，而我只是个快餐厨子。”

有伊丽莎白在身边，他兴高采烈，因为想到自己获得的祝福而开朗愉悦。他都忘了问她想去哪里，也没问她是不是已经有住处。

“霍尔告诉我，在他认识的人里，数你最聪明。”他一边说，一边驶离停车场，进入通往高速公路的世纪大道。“这可吓着我了，因为他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他要么是个天才，要么就只是个疯子。”

他一路上滔滔不绝，直到还差几分钟就到他家了，在日落大道和山麓区等红灯时，他突然沉默下来，仿佛须臾间对境况所做的评估让他泄气：他还没告诉伊丽莎白他要带她们去哪儿，她们也没问起。她们一同坐在乘客席，孩子坐在母亲腿上睡着了，把头枕在母亲的颈窝里；母亲一动不动，显得恬淡寡欲。

当信号灯变绿时，他挂上停车挡，在座位上转身面对伊丽莎白。这是他第一次真正看她。她长得貌似不着岁月，犹如一幅古老的年轻女子画像。

“在霍尔把你的故事告诉我以前，我本以为自己经历过不少事情。”

他说这话时目光低垂，因为他无法承受她目不转睛的凝视。

“我挺幸运的。几年前，来到这儿，来到这座城市。我曾经帮过几个人，也愿意尽所能来帮助你。”

他发觉自己听起来就像是在背诵一段预先准备好的独白，脸涨红了。

“我的房子也还算大。”他转头面向侧窗，想掩饰脸上的红晕。排在他们后面的车都在狂按喇叭。“欢迎你们住下，在我家做客。”

信号灯变红了，又变绿了，后面的司机透过敞开的车窗朝他大吼大叫，于是他亮起汽车的警示灯，想等伊丽莎白说点儿什么。

“这只不过是……”他搜肠刮肚地寻找恰当的说法，“这只不过是个……”他顿了一下，随后继续道，“你什么都不欠我的。现在不欠，以后也永远不欠。”

母亲将约翰·韦恩送到美国挣钱那年，他十四岁，穷得就像个诚实正直的银行家。当他在梅赫拉巴德国际机场登机时，只会说几个英语单词，口袋里总共揣着三十美元，根本不知道他在纽约降落后要做什么，但这在当时看来并不打紧：几年前，他们在德黑兰隔壁的邻居就让她年仅十二岁的儿子乘船去了英国，他带走的东西甚至比贾汗沙还少，可之后每个月都会给家里寄一大笔钱。贾汗沙的母亲一开始也考虑过送他去英国，但他的高中老师提出了异议：他不是个好学生，不算最懂规矩，纪律性也不强，“像他这样的男孩应该去美国”，这种说法对男孩本人和美国而言都算不上赞美，但在母亲听来却合情合理。

他于1960年7月1日降落在纽约。他在机场里度过了最初的三夜，在航站楼之间走来走去，望着窗外的停机坪，猜想纽约城会不会也不过如此。他在洗手间里遇到一位巴基斯坦来的医生，那人提出可以开车捎他去曼哈顿，他这才终于鼓起勇气走出去。从医生用英语对他说的话中，贾汗沙大致听出医生来美国时也一文不名，没有朋友。“我在地铁上睡觉，在一个教堂里吃饭。”他是这么说的，也没准这是贾汗沙事后能记起的内容。

一连几周，贾汗沙搭乘地铁穿梭往返于曼哈顿、皇后区和布鲁克林及其周边地带，研究琢磨地图；他害怕在街上迷路，几乎不踏出地铁站半步。他以地下商店卖的面包圈和咖啡为食，偶尔从站在地铁入口处的街头小贩那里买热狗。那会儿正逢仲夏，又湿又热，让人透不过气来。到了九月，他已身无分文，于是鼓足勇气，壮着胆子走出去，在位于第四十街和第八大道的港务局巴士总站[纽约港务局巴士总站（Port Authority Bus Terminal）是曼哈顿和纽约之间州际公路的主要交通门户，最初只占据了第四十街和第四十一街之间的一个街区，后扩张至第八大道和第九大道之间的街区。]周围半径很小的范围内活动。

他的第一份差事是在距离巴士总站一个街区的餐馆里当洗碗工。他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从晚九点开始，月薪150美元。工资以现金支付，每次当班时供应两餐。有段日子，他在第四十一街上一家又脏又破的汽车旅馆里租了个廉价房间；后来，他发现第十大道和第三十九街交叉口有座教堂，里面有段楼梯单独从街上通向阁楼，每晚都有十几个甚至更多男人在那儿打地铺。当贾汗沙早上来时，夜宿者们已清场走人；他每天花三美元就能租下这间屋子，外加一个带洗手池和镜子的厕所。

日子过得并不容易，但总有些东西在刺激着贾汗沙，令他精神振奋，比如肮脏浑浊的空气、沾着油污的衣服、餐馆的霓虹灯和铺着油毡的长餐桌，还有他与粗暴失落的老大哥和双眸放光的热切青年共事的时光，他们来自许多遥远的地方，比如孟买、圣胡安、的黎波里和阿克拉。短短几周后，他便被提拔为勤杂工，因为只有两个人来上夜班，所以他就跟服务员一样，但这意味着他能跟顾客们聊天，为他们的咖啡不断续杯，当他们将棕褐色纸包里的某样东西掺入咖啡时，他会将目光转向别处。到圣诞节时，他跟所有雇员和餐馆的常客都成了朋友。他认识这个地区的商店老板、流浪汉、妓女和警察，在吃午饭和工休时会一边抽烟，一边站在巴士总站对面，跟出租车站的司机们互相聊着对付难缠顾客的故事。

新年后的一周，老板的妻子去世了。老板是个上了岁数的拉脱维亚犹太人，在餐馆收银台后面日复一日地坐了三十七年，从没休过一天病假或外出度假。他为守丧仪式请了一周的假，之后回来上班，宣布他准备卖掉餐馆，去洛杉矶与女儿同住。他有一辆崭新的林肯大陆汽车，打算驾车穿越美国，但不愿独自出行，因为害怕在“像堪萨斯那种地方”有“浪人和杀手”埋伏他。就在一年前，克拉特全家在他们的卧室里被堪萨斯州立监狱释放的两名罪犯杀死了。这个拉脱维亚人可不希望遭逢同样的厄运，于是主动让贾汗沙搭便车，一同前往洛杉矶。

在洛杉矶的大多数伊朗人眼中，伊丽莎白和安吉拉是两个神秘人物——既衣衫褴褛、惹人怜悯，又独立自强、令人生畏。她们毫不相像，却又形影不离。伊丽莎白身材瘦小，寡言少语，端庄娴静得与其年龄不相称；安吉拉则活泼好动，吵吵闹闹，刚愎自用。任何知道她们故事的人一见她们，就会难过地想到当一个家庭爆发内战时会是什么样儿。对陌生人来说，她们在洛杉矶是日益常见的一类人物——一种不易归类的新型难民。

可对约翰·韦恩而言，自从他第一个晚上将她们载到他家，带她们看了厨房和客房再回到餐馆起，伊丽莎白和安吉拉就成了上苍降下的吉兆：他确信有朝一日，他将拥有他曾经渴望获得的所有美好事物。

“我要娶你的朋友，”那晚他在“幸运99”的里屋一见到霍尔便宣布道，“你将成为我的伴郎。”

可怜的霍尔一时没记起伊丽莎白，听了这话回应道：“我根本没什么朋友。”

那周的后几天，约翰·韦恩帮伊丽莎白在比弗利山庄最远端的奥林匹克和斯伯丁两条街的交叉路口租了一套公寓。他选择此地，是因为它是全国最出色的学区之一，而且这栋楼距离城市的奢华地段较远，让母女俩能付得起租金。他为她们购置了床铺、碗碟和家具，为伊丽莎白报名参加驾校和罗克斯伯里公园的成人英语班，教会她如何从公寓乘公交车去安吉拉的新学校。晚上，他把她们载到“幸运99”，让她们坐在餐馆中最好的席位上，向她们介绍每一位常客，并对伊丽莎白的聪明才智和出身门第赞不绝口。

安吉拉有美食和美眷为伴，兴奋不已；但对伊丽莎白来说，那些都是难挨的夜晚。她因为一路奔波，仍旧筋疲力尽；由于对未来茫然无措，而焦躁不安。她感到一种警醒，一种模糊不清却持续不断的忧虑，它始于亚伦被枪杀之日，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增无减。她根本不懂得如何与人寒暄，或是怎样对脚踩高跟鞋、身穿绸缎衣的陌生人佯装感兴趣。

她曾以自己客套的伊朗方式，试着婉拒约翰·韦恩的邀请而不冒犯他。如果承认自己兴致索然或没有精力接受他的热情招待，对她而言简直可鄙至极。不过，虽然她每次都以“我们已经太麻烦您”为由婉拒，可约翰·韦恩想时刻在她近旁的热情却丝毫未减。他在美国待得太久了，已不记得某些表达方式背后隐藏的含义，也无法区分它们的字面意思和弦外之音。他始终坚持每晚七点带着礼物在伊丽莎白家门口现身，为她们打气加油，向她们保证好事将至，然后开车带她们到“幸运99”。当约翰·韦恩招待其他客人时，他就让霍尔闲下来去陪她们。

霍尔很高兴——简直是满心喜悦地——与老友重逢；他心中怀着许多美好的回忆，包括他们共度的童年时光、假期时同玩的数学游戏，还有他们一起生活的那两个月。他很荣幸能认识安吉拉——她显然跟她母亲一样聪明，也同样博学多闻。他告诉她，东方国家的孩子成熟得要比西方的孩子快得多。他们在更年幼时便被寄予了更高的期望，他们周围的世界更加古老，对他们的要求也更高；责任、务实和勤勉等等被灌入他们的头脑——只有在这儿才不一样，在美国，就连死亡都不那么真实；你知道吗，他们把尸体装进一口绸缎镶边的棺材，为它穿衣打扮，做发型，又化妆，好像它不是要进坟墓，而是要去参加高档的舞会。哎呀，如果你过于哀痛或是难过太久，如果你不在立好墓碑以前就宣布自己将开创一项事业、创办一个基金会并坦然接受现实，你肯定会被人瞧不起的。

他说话时，下颌微收，贴近胸口，避免因直视伊丽莎白而显得对她不敬。他双手十指交握，放在面前的桌上，仿佛是在祷告。他甚至还努力穿得体面一些，打着救世军的领带，穿着他从公共浴室的失物招领箱里翻拣出来的白色短袖网球衫。他的头发有些长，下巴偏窄，一周没剃过的硬胡茬略显花白，每隔几秒他的左眼都会跳动一下。

跟任何出色的科学家或工程师一样，霍尔·泽莫罗迪忍受着一种未经确诊的强迫症的折磨，这使他能不计其他一切代价地去追求某个目标。然而，与出色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不同的是，他太执迷于实现理想，竟没发现他计划中的内在缺陷。

创造一种在无论有没有光的情况下，都能依靠探测人体散发的热量对人进行远程追踪的设备：这就是他天马行空的想法。他感到自己已接近目标，方方面面几乎都已思虑周全，可每当他自认为已准备好要制造一台样机时，总有什么东西出错，接着整个架构便会土崩瓦解。他跟这一问题缠斗了许久，差点打算撕碎所有的演算纸，把钢丝衣架插进电灯的插座里，直到他的大脑被烧焦为止。

每当约翰·韦恩招呼他来陪伊丽莎白和安吉拉时，他都会带上所有表格、图纸和大量笔记坐到桌边，还有世上为何需要他的热量探测雷达却还不明白这一点的307个理由。礼节性的寒暄刚完，他便将杯盘推到一边，把演算纸铺展在伊丽莎白面前，旋即开始非常礼貌却又十分急迫地解释每样东西的含义，甚至当她们的饭菜端上来时还没完没了。他滔滔不绝，仿佛认定伊丽莎白对这个话题就像他自己那样兴趣盎然；他还一直向安吉拉道歉“说这么一大套让你烦了吧”，却从未考虑要就此打住。十点时，餐馆里闹哄哄的，喧嚣达到最高潮，安吉拉将头枕在母亲的大腿上睡着了，伊丽莎白也愈发苍白憔悴、筋疲力尽，但可怜的霍尔的陈述报告还远没有结束。

一天晚上，伊丽莎白终于打断了他。

“这是错的。”

可能是因为他没听清她的话，又或许是因为她的话让人摸不着头脑，总之霍尔继续说了下去。她在听了整整一分钟后，又重复了那句话。

霍尔被激怒了，他摇了摇头，仿佛在驱赶一只纠缠不休的苍蝇，然后重新开始。她向他伸出手去，掌心朝下压在他正论述的表格上，对他说道：“侯赛因！你的数字加起来说不通。”

她倒是不妨干脆告诉他，他这辈子都一事无成。他茫然注视着她，深吸了口气，然后垂下目光，看着桌上的图表。

“这些东西你不可能懂。”他听上去很受伤，伊丽莎白真希望自己什么都没说。“你没研究过这些数字。”他兀自咕哝着，根本没抬眼看她。

若是在三年前，她会毫不犹豫地回应：“我根本不需要把数字摆在眼前去研究它们，我记得每一个数字，我知道是你弄错了，我的朋友，无论你多想证明，它们就是说不通。”

三年前，她仍相信有些真相是颠扑不破的，而且必须据实相告，这一点绝对重要。那时她尚不懂得，真相要杀死你或把你解放出来都同样易如反掌，也不明白“有太多的真相”这么一回事。数字可以代表太多的损失、历经了太久的时间，也意味着出现奇迹的希望极其渺茫。

“你说得对，”她说话的声音很轻，几乎要被周围的嘈杂所淹没，“可能是我错了。”

第二天晚上，霍尔没来上班，也没跟伊丽莎白共进晚餐。再之后那晚，他从后门走进厨房，但每次约翰·韦恩进来找他，他都躲着不见。他不跟任何人讲话，甚至也不回答问题，听到什么吩咐也不确认；他不再睡在储藏室里，而是睡回到自己车上。翌日，他花了一整天时间仔细研究文件资料。晚上，当伊丽莎白和安吉拉跟着约翰·韦恩走进来时，他已经在等她了。

“来吧！”她们刚坐下，他便将公文包“啪”的一声扔到桌上。他明摆着是在挑战什么人；可你也说不清他挑战的究竟是她，还是他自己。

霍尔把手掌在磨损的上衣翻领上擦了擦，随后突然打开公文包的锁头。公文包的上层骤然崩开，一张张字迹潦草、皱皱巴巴的横纹纸喷了出来。他低声咕哝着拾掇好演算纸，挤出一丝微笑，然后将它们递给伊丽莎白，神情好似一个人将病重的孩子托付给世上唯一有可能妙手回春的医生。

在革命后的第一年，洛杉矶当地人不知该如何看待城里突然迁来的数千名伊朗人。几十年来，城中最富裕地区的居民们已经习惯了一种特定类型的移民——工人阶层，不会讲英语，勉强度日，大都来自南美或东南亚——但现在他们突然发现了一批受教育程度高且深谙世故的伊朗人。这些人居住在韦斯特伍德、圣莫尼卡和比弗利山庄的大片地产上，他们在威尔夏大道的萨克斯与马格宁百货商店购物，在查森与佩瑞诺餐厅和罗迪欧大道上的卢奥餐厅用餐，付账时你争我抢，因为每个人都想为别人买单。男人们就连周日下午去公园时都身穿正装，打着领带；女人们到处闲逛的架势，宛若正被一大群皇家侍从前呼后拥着。他们走到哪里都成群结队，前半夜围坐在威尔夏和韦斯特伍德的轮船咖啡店里，周六聚集在世纪城商场的克里夫顿咖啡馆中，仿佛这片土地归他们所有。他们每天都去彼此的旅店房间和公寓串门，工作日晚上十点才吃晚饭，周末用餐时间更晚。

在学校里，美国家长发现那么多黑眼睛、黑头发的孩子，突然间坐到了他们金发碧眼的孩子身边，不禁吓了一跳。图书管理员无法有效推行馆内“禁止交谈”的理念。老师们因为不知道伊朗的父母不允许干涉学校事务，常抱怨他们缺乏主动精神；按照中东的习惯，对于一个二十分钟的家长会，他们通常会迟到一小时，却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人质危机[伊朗人质危机（Iran hostage crisis）：伊朗革命后，美国驻伊朗大使馆被占领，52名美国外交官和平民被扣为人质。这场危机始于1979年11月4日，持续长达444天。]爆发后，前往伊朗播报的每台电视摄像机前都是怒目圆睁、胡子拉碴的年轻男子在高呼“美国去死吧！”。在美国出生的金发碧眼、身高腿长而又充满自信的孩子会欺负那些有着深色头发和皮肤的孩子，管他们叫“绑匪”。

在伊朗住户大量涌入的居民区，业主们怀疑这些不守规矩的陌生人恶意控制了本地区，他们为了对抗暑热，竟然关掉自家的空调，而采取每天用水管冲刷院子两次的办法（毫不在意当地的旱情）；他们对每样东西都讨价还价，因为在他们老家“询问价格”只是谈判的开始。在比弗利山庄，白人纷纷撤离的现象已对地区构成严重威胁；那些留下的人之所以这么做，大多是出于爱国主义精神和一种佛罗里达式的“不退让”[此处背景为2012年一名17岁的黑人少年在佛罗里达州被一名白人协警枪杀，该协警被判无罪，依据是“stand-your-ground law”（“不退让法”）。所谓“不退让法”，就是如果别人侵害你，而公权力又不能给你以应有的保护，那你有权使用致命武力来保护自己。]心态，这种心态促使五十年前的东欧和南美老牌移民与今日的伊朗移民形成对抗之势。

不过另一方面，作为美国立国基石的法律制度和宽容精神，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它拥有比在世界其他地方都较少见的包容与机遇。

伊丽莎白必须去找工作，可她根本不知道该怎样着手，甚至不清楚她能胜任什么工作。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她就起床了，将盛美家牌果酱抹在烤好的白面包片上，给安吉拉当早餐；之后她们俩同乘公交车，沿奥林匹克街前往雷克斯福德；到那儿以后，她们还要再走十二个街区才能到达霍索恩学校。安吉拉入学时是三年级的学年中期。她在伊朗的学校里是尖子生，可以毫无障碍地用英语和法语沟通交流；但在这里，她却被归为“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生”，自动被分入“慢”班。她对此很气恼——善意的老师对她讲话时音量很大，咬字吐音极慢；白人小孩避开伊朗同学，而伊朗小孩拉帮结伙，丝毫没兴趣跟白人交朋友。她发现伊朗的孩子们以前或是在别处就已彼此相识，他们的父母在伊朗时就认识对方，在洛杉矶也是朋友，他们中有许多人似乎都熟稔索莱曼家族的全部历史。

“他们知道关于你和爸爸，还有你们的父母以及亚斯花园的每一件事。”她告诉伊丽莎白，“他们问我，我们究竟找到诺尔没有，你有没有查出是谁偷走了她，她又是怎么被杀的。可你怎么会不认识他们呢？”

要如何向一个九岁的孩子解释，即便你待在家里也能成为流亡者呢？归属感对许多人都至关重要，可伊丽莎白既没寻求过它，也不觉得这是种缺憾；她的独立自主在解放她和安吉拉的同时，也使她们与外界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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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从学校继续走向市政厅旁的图书馆，坐在外面的长椅上，逐一阅读《洛杉矶时报》中的招工广告。她根本不懂“简历”是什么，再说也没什么可写的，所以只打听不要求简历的工作。有几次，她用图书馆外的公用电话拨打了报上登的号码，却发现自己说话结结巴巴，语意也不连贯，对别人的提问太过恐惧，对自己无奈的回答又颇感羞惭：“不，我没有大学学位，我连高中文凭也没有；我以前从没在‘外面’工作过；我没有汽车；我不知道在零售店里怎么‘接待’顾客。”然而，她却能轻而易举地认路，记住路线、门牌号和公交车时刻表；她对那些东西几乎过目不忘。于是，她开始按照广告中的地址去应征需要“当面申请”的职位，甚至打算在一些办公室或商店随便停下碰碰运气，问问那里是否需要打工者。

他们看着她——瘦弱、苍白，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严肃——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她看起来家境太过富裕，又成熟老练，因此不适合做日间托管中心的助理或杂货店柜员；可她又太缺乏经验，根本没法让她照管孩子或负责收银机。她只能在早上八点以后开始上班，下午两点就得走，因为她要接孩子。她不会速记，也不会打字或操作电话交换机，可她坚称自己能按时完成一整天的案头工作，无论什么都一教就会。平生第一次，伊丽莎白的聪明才智既不被认可，也不被特别看好。

还有就是体味。

别人觉得她想必喷了某种产自异域的奢华香水，能勾起人们已遗忘许久的回忆——他们儿时听过的故事、在海边度过的一天、奇特的期望，或是初吻。每次她无论是走进房间还是过道，无论是登上公交车还是步入楼梯口或电梯，那种气味都会先她一步，引来好奇的注视和试探性的询问——你喷的是什么香水？它是用哪种花或植物提炼的？哪个国家生产的？

尴尬的伊丽莎白只好轻描淡写地说：“我不记得名字了，是别人送的。”然后垂下头，挨过这一刻。迷惘的感觉为这番对话蒙上了一层阴影，她比以往更能体会到，她既不能解释，也无法逃避这与生俱来的东西。

在伊朗时，情况可就不同了。她极少出门，几乎见不到生人。差不多每个与她打交道的人对她的怪异体味不是习以为常，就是知道真相。

“你打算在上班时喷这种香水吗？你愿意少用一点儿吗？倒不是说它令人不快——没有这回事——只不过它太浓烈了，这味道错不了的，甚至让人有些陶醉，它会让人想要躺下来，望着天边的云彩。”

她找工作进行到第三周时，早餐和午餐只吃点儿胡萝卜和西芹，以便节省所剩不多的钱；约翰·韦恩这才发现她白天都在做什么。他仍旧每晚专程赶来或顺路拜访，带她和安吉拉去“幸运99”吃晚餐，但谈及作业和第二天一早上学的话题时，他就搭不上话了，只得咽下自己的失落，如他向霍尔坦承的，“像男人一样面对”。他离开伊朗已经太久，不清楚这一切是多么不得体——一个男人借钱给一个独身女人，给她买东西，而他既不是她的配偶，也非直系血亲；他出现在她的住处时，没有他人在场陪同；他称呼她时甚至使用了比较非正式和亲密的称谓“你”，而不是“您”。

他能觉察到她的羞怯，她在接受他的礼物时踌躇不定，但他将这些归为她自尊的表现。他能把握好分寸，不至于站在每个屋顶高喊他想分分秒秒与她相伴；毕竟她成为孀妇的时间不长。可每当他在她近旁时，时间就会自动缩短，于是一小时变成了一分钟，宝贵得令人心痛，短暂得令人癫狂；而之后当她不在时，却又漫漫无期。所以，他想出了一些更具新意的“互通情况”的理由，正如他平时喜欢说的，这意味着无论是否受邀，他也会每天拜访，哪怕只有短短的几分钟而已。

这种冲动鲁莽、“全力以赴”的行事风格正是约翰·韦恩的本色，甚至在他做出那次世纪交易、为自己买下永恒的福运之前，当他还只是个失去父亲的孩子，赤脚走在海边小镇泥泞的人行道上时，他心中就没有一丝一毫的谨慎或疑虑，能使他放慢脚步。他是伊朗人所谓的“豪放派”——就像说一个人总是慷慨解囊那样。他一眼就能看出自己想要什么，无论遇到何种障碍，也不计要做出多大牺牲，他总有把握设法得到它。他带给人持久而坚定的希望，黑暗中的道路终将通向光明。

一个周日，他手里拿着一包早午餐，身后还拖着霍尔，按响了伊丽莎白家的门铃，按他的话说是“为了面子上好看，这样我看起来就不像个骚扰狂了”，可他发现只有安吉拉独自在家。

“她去找工作了。”小姑娘解释道，努力让自己听上去既不满怀希望，也不失落懊恼。她们需要钱，但安吉拉也需要母亲。

“她回来时可能会说，没人愿意雇她。”

约翰·韦恩将食品袋放在三英尺长的料理台上，思忖着安吉拉的话，以确保自己正确领悟了她的意思，然后他默默地祝福那个在很久以前，当他心灰意冷时，以微薄报酬卖给他九十九年福运的陌生女人。

伊丽莎白应征了一则“家政公司”多次刊登的招聘广告。她知道“家政”一词与家庭、住宅和住户相关。于是，她先搭三趟公交车来到谢尔曼·奥克斯，又从文图拉和塞普尔韦达的街角步行二十分钟到达凡奈斯，最后爬上购物中心的两层楼梯，终于到了广告中的地址。

房门敞开着，有二十四个女人坐在屋里的金属折叠椅上，她们腿上放着手提包，讲着西班牙语，看起来相当自在随意。室内光线昏暗，墙上只有一扇似被油漆封死的小窗。在远处的角落里，一个描眉画眼、戴着假睫毛的中年女子坐在金属办公桌后面盯着电话，仿佛盼望它响起来。

“早上好。”她边说边用手示意伊丽莎白进去。其他女人顿时安静了，从头到脚又从脚到头地来回打量着伊丽莎白，之后开始彼此用西班牙语议论起来。伊丽莎白挤出一个微笑，朝她们点点头，用英语道早安，然后缓步走向办公桌。

“住家还是不住家？”那个“假睫毛”用西班牙语问。当她看到伊丽莎白的反应时，仍用西班牙语问：“你不讲西班牙语？”

过了片刻，她用英语重复了一遍问题：“住家还是不住家？不管选哪种，你在签约时都得付一百美元现金介绍费。等你找到工作以后，每周五十，一共四周。你有证件吗？”

伊丽莎白恍然大悟，原来她误解了“家政”一词的含义。她不想因为承认自己不打算找家庭保洁工作而得罪“假睫毛”——无论如何，她还没沦落到那个地步；可如果什么工作也找不到，她只好随便找份力所能及的工作了。她实在羞于承认她不知道“家政”一词还有这层意思。如果只是出于礼貌，她也会填一张申请表，可她实在没有闲钱。她尽量心平气和地把这番话告诉那个女人，因为她意识到屋里的所有人仍在背后盯着她看。

“别骗我了。”女人厉声说，她扬起下巴指着伊丽莎白，仿佛是要把伊丽莎白本人的样子当作她不说实话的证据。“你看上去可远不止有一百块钱。”

她回到公寓时，看见安吉拉盘腿坐在沙发前的地板上，腿上摊着一本书。约翰·韦恩正在洗碗。霍尔坐在双人餐桌旁，伊丽莎白已将与他发明有关的一大堆文件和草稿纸规整为干净利索的几摞，放在餐桌上。她还没来得及像她主动提出的那样仔细研究它们，但她刚一开门，便从霍尔脸上的神情看出他已有所醒悟，正眼睁睁地看着多年的苦功和堆积如山的梦想慢慢凋零，强迫自己学会放弃。

安吉拉一见伊丽莎白，立即跳起来。“你找到了吗？”她满怀希望地叫道。她用手将翻开的书使劲儿压在右侧的大腿上，仿佛是在阻止自己冲向房门。“他们给你工作了吗？”

伊丽莎白不愿接受约翰·韦恩的施舍与救济，而以她的聪敏不会看不出他提供的“职位”——“财务顾问和商务协调人”——是专为她一个人创设的。因此，她的第一反应是衷心感谢并婉言拒绝。

“你已为我们做了许多事，我不能再麻烦你了。”她周一早上对他说，当时他特意赶在她送安吉拉去上学前的七点钟打来电话。

她不是会计也没关系。“霍尔说你数学很棒。”

她要在家陪伴安吉拉，因此晚上没法上班也没关系。“你可以来去随意。”

当晚约翰·韦恩顺路来访，邀请她们陪他到“幸运99”共进晚餐时，她再次拒绝了他。她打算坚守立场，即使余生只能受穷，也要保持尊严，因为那些东西很重要，你知道——比如节操、尊严、享用他人的善意时不得寸进尺，这些是我们离开后留下的小小足印，遗留在世上的痕迹。

伊丽莎白试着对安吉拉解释这些，那天早上她跟约翰·韦恩讲电话时，安吉拉一直注视着她。

“你为什么要拒绝？”

安吉拉肤色很浅，有一双大长腿，还有一头爆炸式的闪亮褐色鬈发，这头头发很不听话，无论何时只有一部分梳在脑后，其余的都散乱地飘在脸庞周围。青春期的飞速生长会使她比大多数伊朗成年女子更加高大，不过这种蹿个儿是一两年以后的事儿；“无所不知”的态度在十年内也尚不会显现，但她已变得果断而执拗，没错，还有点儿“愤青”。

“我记得你说自己连女仆的活儿也找不到。”

周二早七点刚过，电话再次响起，安吉拉抢在母亲伸手之前猛扑向电话机。

“你必须接受。”她提醒道。她用一双小手紧紧抱住响个不停的电话机，话说到半截就哽住了。她那双警觉的黑眼睛始终保持着戒备，此刻还蒙上了一层恐惧。“你不能什么事都想怎么决定就怎么决定。”

伊丽莎白事后断言，她就是在那一刻意识到女儿已经变成美国人了。

伊丽莎白在约翰·韦恩账簿里发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不该雇用她和餐馆里半数的员工，因为他没有足够的资金，很久以前就没有，或许从来没有过——他用借来的钱付账，而这些钱他在短期内无法偿还。她对此忧心忡忡，但他对她这番报告的反应更令她担忧。

“别为这事儿担心。”当她告诉他这个坏消息时他说。他这种处世豁达、认为“不会出事”的做派能使许多人安心，也很讨人喜欢，却没能说服伊丽莎白。“我一直就这么穷。”

他很想在那句话后面跟上一番极为迫切的表白：他不关心她在账簿里发现了什么，只要他能坐在那儿，看着她翻阅账簿就行。

若不是认为向身处不利境遇的女人主动出击有点儿不正派，他本想告诉她这些，然后单膝跪地，向她求婚。当然，他明白自身的局限性：他曾经是一个流落街头的孩子，几乎没受过教育；而面前的她，则是一位上流社会绅士的天才遗孀，人们提到她的亡夫时仍语带敬意。不过话又说回来，他有半个世纪的福运可供取用，也愿意耐心地等上至少那么长时间。再说，他还有餐馆呢。

“幸运99”烧烤店位于日落大道和克莱森特高地的交叉口，坐落在山顶上，占地一英亩。餐馆的建筑结构松散，有挑高的天花板，宽大的窗户，还有能俯瞰洛杉矶的露天游廊。餐馆后面有个停车场，餐馆前面停着一排豪华轿车，包括劳斯莱斯。这些轿车是以每日三百美元的（折扣）价格租来的，司机都身穿黑色阿玛尼制服套装，整洁利落，他们负责接送尊贵富有的食客和住在城外的朋友。往返接送属于附加服务，如同每张贵宾桌只要有客人落座就会赠送一瓶凯歌香槟那样，还随赠主厨特供的每日开胃小菜和由约翰·韦恩奉送的一碗里海欧洲鳇鱼子酱。

他开办餐馆时曾获得一个贷款经理的帮助，该经理在一家小型区域性银行——加利福尼亚联合银行——工作，待人和善，家中人丁兴旺，经常帮助小企业家“建立”信用。巴拉迪·麦克弗森是来自回声公园的五旬节派[五旬节派（Pentecostalism）：新教教派之一，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五旬节派强调受领圣灵的能力，注重神学研究。]基督徒，因婚姻成为加拿大宗教复兴运动的布道者艾米·森普尔·麦克弗森[艾米·森普尔·麦克弗森（Aimee Semple McPherson）：生于加拿大，是五旬节派复兴运动的先驱，20世纪初美国最著名的宗教人物之一。她还曾成立广播电台、圣经学院和福音协会，于1927年成立国际四方福音教会。]——国际四方福音会的创始人——的甥孙。尽管修女艾米及其子女多年来承蒙上帝的恩典收入不菲，但余下的家族成员也得跟平常人一样靠奋斗谋生。

在事业发展早期，巴拉迪曾利用姨母的人脉来维持他的贷款经纪公司——“四方贷款公司”。十余年间，他替自己教会的成员取得了特别的“上帝贷款”：贷款人用现金向他支付百分之十的佣金，他则为心地善良、敬畏上帝的人们伪造贷款申请材料；倘若没有巴拉迪帮忙虚增信用，他们根本没资格申请贷款。当多家银行发现问题，联邦政府介入调查时，他已经赚了几百万美元，结了婚，有三个孩子。他蹲了二十七个月监狱，出狱时身无分文，离了婚，还得承担子女的抚养费。于是，他编造了一份全新的简历，刻意回避了那段仅提供“床铺和早饭”生活的“小插曲”——因为那就是牢狱生活的全部；不过说实在的，他待的监狱是安保级别最低的监狱，拥有宽敞开阔的空地和新鲜的乡村空气——没过多久，他又在贷款申请上玩起了戏法。他帮约翰·韦恩取得了80万美元的贷款和年利率为11.25％的20万美元循环信用额度。那是1972年4月的事情。截至1980年，他在原始金额上又追加了70万美元。

约翰·韦恩根本不晓得麦克弗森在贷款申请表上写了些什么，表格都是麦克弗森先填好，然后放到约翰·韦恩面前，签字即可，他只确信上面的信息都是银行想要见到的。直到伊丽莎白开始检查账簿，他才明白自己在银行看来是多么富有和成功。贷款文件显示，他拥有大量资产，收入也相当可观——约翰·韦恩对此毫不介意，麦克弗森和他的银行老板们亦如此。

伊丽莎白是这伙人里唯一的搅局者，自从接受了约翰·韦恩为她创设的职位以后，还真拿它当回事了。她尽管初到美国，却感觉虚增一个人的资产价值或是在看似正式的文件上堂而皇之地虚构财产的做法是错误的。为了让她满意，约翰·韦恩与麦克弗森商议了一番，回来说银行可以随时验证麦克弗森做出的每一项报告。如果他们并不打算验证，那就说明有关责任方对各项条款都很满意。他解释说，这就是美国的生意之道，这就是为什么钱会在这里迅速增值、每个人都能发达的原因。你必须信任贷款经理，他们知道应该在表格上填什么，银行也清楚该放多少贷款，至于“实际情况”与“应该是什么情况”之间的漏洞，迟早能以某种方式来填补。在这个国家，每个人都是这样致富的，他说：靠大量贷款和富于乐观精神。

然而，伊丽莎白认为负债如此之多并不明智。她能理解约翰·韦恩对赚钱没有对花钱那么感兴趣，却无法认同他的鲁莽行径。她不相信数字能骗人，也不会仅凭希望就把它们一笔勾销。她建议他精简部分员工以节省管理费用。他却说无法想象自己裁掉那些非法雇用的拉丁勤杂工，因为他们没有身份证件，又尚未成年。他付的薪水是最低工资的三倍，每晚十点都送他们回家，以便孩子们能在早起上学前睡个好觉。他充当着他们的“监护人”，所以当他们学习成绩下降或逃课时，学校都会给他而不是父母打电话。他还会检查他们的成绩单——因为他也曾有过同样的经历，做过同样的事情；他告诉他们，自己雇用他们是因为他们需要钱，但前提是他们必须继续上学。

要是他在“幸运99”的开销远超过收入，他又该怎么办呢？他告诉伊丽莎白，香槟和鱼子酱是为了餐馆能长盛不衰进行的投资——是一种吸引名流的方法，他们希望每样东西都免费，而他们的光顾又会引来花钱消费的常客。他说，在洛杉矶，你必须显得有钱才能变得有钱；不过，成为富人从不是约翰·韦恩的首要目标：在他年轻时待纽约的那段日子里不是，那时他睡在教堂阁楼的地板上，冬天时周遭都是潮湿的行军毯和疲惫的脚掌散发的恶臭以及它们沾染的污渍，夏日里身边则都是肮脏的身体与腐烂的垃圾；后来，当他身处装有空调的五星级酒店大堂或在清澈的私家泳池边时，也从不以守财为乐。他刚到美国那会儿，几乎把挣到的所有钱都寄给了老家的母亲。后来，她死于肺炎，却没人告诉他，所以他还不断寄钱，亲戚们把钱领走花掉了。直到有一天，他给母亲打电话，一个邻居才告诉他她没法接电话了，因为她早已死去，埋了。

可亲戚们的背叛非但没使约翰·韦恩更加谨慎地对待花销，反而让他加倍努力去结识新朋友和帮助别人。至于那些贷款嘛，到1982年末，巴拉迪·麦克弗森已被提拔为副行长，加利福尼亚联合银行正要从一家网点扩展到三家。

电气工程的两个基本定律之一：所有进入某节点的电流的总和等于所有离开该节点的电流的总和[即下文的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内容虽然很基础，但如果你不把它搞对，就无法继续下去或在此基础上开展建设。除非你是具有非凡想象力和无限干劲的数学天才，是来自南德黑兰工薪家庭的贫穷青年，此刻正流离失所，说不太好外语，也不信教，唯一可走的道路只能由数字来照亮，那就另当别论了。

他来自塞勒斯大街，在伊朗全国高考中名列榜首，是巴列维政府遴选出的三位最有前途的工程专业学生之一，荣获全额奖学金，被派往波莫纳加州理工大学攻读学位；当他被故国如废品般遗弃后，便醉心于这个念头——他认为某个具有变革力量的重要事物正待成形，霍尔甚至比看到自己的双手更加清晰确切地看到了他的热量探测雷达。他于1979年离开波莫纳加州理工大学，以便将全副精力投入到发明创造中。他为弄清楚是否能造出这种机器困扰不已，满脑子都是对制造原理的梳理，他几乎都想仅凭意念造出机器，硬让方程式算出结果，所有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他反反复复地计算，制作图表，将思路从头展现出来，可临近收尾时却总功亏一篑，然后他又回头倒查每一个步骤，每一个问题，找寻自己在哪里转错了弯。由于他在工作时狠命磨牙，他的牙齿都被锉成了短小的牙茬儿，头发也未老先白；每当他吃东西时，肠胃就开始出血；身体动辄痉挛——可他仍旧连一个错误都没发现。

对工程师来说，基尔霍夫电流定律等同于建造中国万里长城时立下的第一块基石。霍尔·泽莫罗迪可以看到城墙，甚至是每一小块城砖、每一道缝隙、城墙每一处的曲度和转角。对每一块城砖，他都要称量、搬移并替换数百次，但他从未想到返回那第一块石头，把它敲开，看看那片维持他整个世界平衡的中空。

伊丽莎白发现了霍尔的计算错误，为此感到震惊。数月来，她一直纠结于这种情绪中，在后果无可避免的情况下，苦思该如何向他透露消息。他的设想没能付诸实践，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甚至连可能性都谈不上。霍尔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创造了它，如同单凭一颗死掉的种子来建造整座花园。她最终决定在一个中立的场所告诉他，这样会比较容易些——不在他的车里，因为那是他的住所；也不在她的公寓，而是在“幸运99”，最起码他们确信在那里约翰·韦恩会积极出面调停。

尽管正值仲夏，但那天到了晚上，热气也丝毫未减，这在洛杉矶很罕见。为了帮助约翰·韦恩控制不断增长的债务，她已说服他在周一晚上将餐馆打烊，因为那时就连吃白食顾客的上座率也很低。

她在储藏室里找到霍尔，他正在漫不经心地整理罐子和箱子，“挣”工资，尽管他能做的事根本证明不了该付他那么多钱，或抵得上为他提供的住宿待遇（一张折叠床和一间雅致的洗手间，并且他可以不需要去公共浴室，随时到约翰·韦恩位于特劳斯戴尔的家中淋浴）。当他听到伊丽莎白在身后的门边喊他时，他停下工作，却没有转过身。

“我对你的数字有点儿想法，”她柔声说，“想让你看一下。”

当年，他们还是两个小学生，他身穿打着补丁的灰色长裤，靴子是别人家的孩子淘汰下来的，他母亲在那户人家做保洁工；她穿着浆洗熨烫过的校服，头上扎着白色丝质蝴蝶结；他们一个是出租车司机的儿子，一个是教授与医生的女儿。

在伊丽莎白解释时，侯赛因·泽莫罗迪始终静默地站着。当她讲完以后，他不停地扫视演算纸，仿佛在等待接受更多的惩罚，当他发现事态并未如此发展时，便开始微微颔首，一上一下地，好似人们喜欢摆在车窗里的那些宠物狗玩具。他点了太久的头，让伊丽莎白开始有些担心了，于是在那一刻，她做出了不同寻常的举动，伸手碰了碰他的肩膀——在那个年代，伊朗异性之间不会随意触碰彼此——此举想必将他从紧张症中唤醒了，因为他不再颔首，而是直接转向她，笑了。

他仿佛退回到好多年前，并非回到人之初，而是回到了早年间，无论那时他的头脑是否机械而呆板，他仍是仆人的儿子，清楚自己的身份地位，行为举止也与之相符。因此，他突然在伊丽莎白面前挺直身子，深深鞠了一躬，一边避免与她目光交会，一边说道：“夫人，我对您感激不尽。”

有人最后一次见到霍尔·泽莫罗迪时，他正驾着他那辆黄色的破车，沿好莱坞大道驶向101号州际公路，没开前灯。

本不该酿成如此灾祸的。

霍尔只不过是在创造雷达时走了一条错路，并不意味着他找不到别的方法。他足够聪明，想象力也丰富，必定能想出另一种方法，或是创造一种全新的发明。他的确感到羞惭——在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上耗费了那么多年，忽略了如此明显的错误——但他本可以坚强地挺过来。他没有那么骄傲自负，也远没有那么虚荣，不至于认定自己不会犯错。真正令霍尔心灰意冷的是因为他悟出了此番经历的真正含义：他对机器运转的原理或许略知一二；或许他曾使几个人误以为他具有天生的才能，但最终却名不副实。

如果你的父母是工薪阶层的文盲，又出身于以血统设定重重界限的地方，情况便会如此。无论你跨过了多少重界限，或多或少总觉得自己是个冒牌货。

霍尔失踪几个月之后，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小姑娘出现在“幸运99”，还带来一张由霍尔签名的手写便签。在一张泛美航空公司的机票背面，用铅笔潦草地写着约翰·韦恩的名字、餐馆的地址和霍尔姓名的首字母——H. Z.。那个女人名叫吉芭·瑞伊斯，声称便签是一个伊朗出租车司机给她的。他的牙都掉光了，连一缕头发也没有——甚至没有眼睫毛。当时他从她叔祖家在纽约皇后区的公寓接上她和女儿们，载着她们去肯尼迪国际机场。

吉芭·瑞伊斯对约翰·韦恩说，她已经奔波了将近两年。她的丈夫在伊朗躲避着毛拉，而她和女儿们则从陆路经由巴基斯坦边境成功出逃。她们在白沙瓦[白沙瓦（Peshawar）：巴基斯坦城市，邻近阿富汗。]的一个难民营里待了十一个月，依靠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救援才离开那里。第一个发给她们签证的国家是意大利，于是她和姑娘们去了那里，等待下一个机会——去美国。她和丈夫都是穆斯林，但她的曾祖父是犹太人。二十一岁时，他爱上了一位毛拉之女，皈依了伊斯兰教并与她结婚。

于是，吉芭·瑞伊斯抱着侥幸心理，向希伯来移民救助社申请援助。她在哈巴德派的资助下飞到马里兰。她感激他们的帮助和热情招待，却无法像犹太人或至少像哈巴德派的犹太人那样应付这一切。她的叔祖——皈依者和毛拉之女的儿子——与其子女一起住在纽约。自从她逃离伊朗，曾十几次乞求他们伸出援手，却从没收到回音，但她仍心存侥幸，带着两个女儿和三只行李箱出现在他们家门口。他们留她住了十天，之后建议她去洛杉矶。那里的气候宜人得多，公寓也更宽敞，更适合留宿那些不请自来又不受欢迎的房客。

“到韦斯特伍德去吧。”他们说，“只要在那儿高喊一句波斯语，街上每个人都会转头的。”

当吉芭在皇后区搭上伊朗男人的出租车时，心中就只有这个打算。她告诉他说，她要去洛杉矶，那儿有她认识的几个伊朗人，他们曾在德黑兰有过辉煌的历史，可她不知怎样才能找到他们，也不知能否指望他们帮忙。于是出租车司机写下了约翰·韦恩的名字和地址。

她将便签折好，放进包里作为备选方案，在飞往洛杉矶途中也没怎么多去想它。她们在晚上降落，在一家机场旅店里过了夜。翌日早上，她们的出租车司机又是个伊朗人。她开玩笑似的问他，是否听说过在好莱坞有家餐馆的老板叫约翰·韦恩。

“当然了。”司机正儿八经地说，“这么多年来，我至少在他门口撂下过两百个人了。”

吉芭·瑞伊斯属于那种“我可不认账”的女人，她认定自己是一场惊天骗局的受害者：她嫁给了一个人，醒来时身边却是另一个人。她嫁的男人资质聪颖，受过高等教育，是特权阶层的儿子。他的父亲为瑞伊斯医生和吉芭举办了一场奢华的婚礼，还给了他们一栋房子住。瑞伊斯医生年纪轻轻，仪表堂堂，富于理想主义——他属于那种华而不实的知识分子（在洛杉矶他会被称为“尼曼马克思主义者”[原文为“Neiman Marxist”，其中“Neiman”是指美国奢侈品连锁百货商店“Neiman Marcus”，由于“Marcus”与“Marx”音形相近，此处是一种戏谑的说法，用于讽刺那些名不副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心目中的美好时光，就是身处德黑兰的某条著名窄巷，在一株槭树的树阴下一边啜饮波尔多红酒，一边品读让－保罗·萨特。与吉芭结婚时，他已拥有崇高的理想，希望慷慨地奉献自己的专业医疗技术，为真主和祖国效力。不久之后，他建立起一支由年轻医生和护士组成的卫生队，自愿向医疗服务水平普遍低下的省份和偏远山村努力进发，帮助当地预防诸如由沙眼导致的目盲和由小儿麻痹症造成的瘫痪之类的常见灾病。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一段时间里，此举既值得称赞，又切合实际：家中没有孩子，要用钱的只有年轻的妻子，他可以在充当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同时，挣足够的钱让吉芭高兴。

可就在那时，孩子们先后降生，吉芭的朋友和兄弟姐妹们纷纷从各自的第一套房搬进了更加宽敞奢华的住所；过去曾被瑞伊斯医生当作休闲消遣的事情，现在却渐渐地妨害了家人的利益。吉芭开始竭力劝说丈夫别再“萨德”了——对“犯傻”的一种委婉说法——要摆正“个人荣誉”和“职业责任”的位置：口头说说即可，无须实干，应当转而顾全自家人的需要，而非那些根本不认识的人。

瑞伊斯医生始终否认这一点，但妻子认定他助人的动机更多源于虚荣而非原则：就算穷人付不起钱，他也要为他们治病，因为他喜欢别人对他表达感激；他以学者而非商人自居，因为他要依靠人们给予文人墨客和科学家的敬仰才能事业有成。赞赏他为公众服务的那些人自己死也不愿将这事置于赚钱牟利之上，瑞伊斯医生始终对此不明所以。吉芭越是频繁地抱怨他因过度施舍自己的“财产”而没能让家人过上足够舒适的生活，瑞伊斯医生就越想证明他对自己的决定具有充分把握。

与此同时，吉芭一直不停地计算着因丈夫固执己见而让她和孩子遭受的每一项社会地位和经济上的损失。她将其他每家每户的收入和财产登记在册，以便向孩子们说明父亲每天都替她们舍弃了多少本该属于她们的钱财。她说，瑞伊斯医生如同有人畏惧老鼠和蛇那样，生来就讨厌成为富人；还说他为人自私，因为他坚持免费为穷孩子治病，结果他自己的孩子就不能有去欧洲购物旅行一个月这样的“基本享受”。就因为他，女儿们将来只能嫁给不如意的人家，或是根本嫁不出去。

吉芭那些不祥的预测很难说有多少会成真，不过在伊朗，从来没人因为打赌会发生灾祸而赔钱。瑞伊斯医生和妻子在婚后前十年中，都在为他的工作争吵不休；后来，1978年，当德黑兰街头爆发骚乱和暴力冲突时，他们又开辟了新的战场。吉芭想让他听从“那些更为明智者”的建议，在伦敦、瑞士或纽约开立银行账户，将存款汇到国外。她认为他们应将值钱的物什换成便于携带的珠宝，再打包好，连同孩子们一起，在夏天时送出国去。倘若她能独立完成这一切，她肯定会这么做，但即使在国王统治之时，在形势最好之际，女人在没有男性“监护人”书面许可的情况下，也不能出国旅游、带子女出境或在国外银行开立账户。

在瑞伊斯医生看来，他不相信军队会彻底垮台，美国会撤销援助，也不认为国王会下台。他对吉芭说，即便当真发生意想不到的事，他对新政权也毫不畏惧，因为他没做过任何错事。他问心无愧，除了当吉芭把他叫醒发泄情绪时，他一直睡得很安稳，只消看看法拉赫·巴列维王后陛下在1976年为表彰他对国家的无私奉献而授予他的荣誉奖章就足够了。

奖章是18K金的，挂在代表巴列维王朝旗帜的红、白、绿三色天鹅绒绶带上——证明他品行端正，向世人提供了专业服务。国王在位期间，奖章被装裱起来，悬于瑞伊斯家客厅壁炉上方最显眼的位置。后来，瑞伊斯医生在吉芭的多次恳求下退让了，将它取下，藏了起来，因为“现在，某个仆人或邻居随时会向毛拉举报我们，说我们与王室交好——你明白那意味着什么——若非咱俩都完了，至少你是完蛋了”。她带着女儿们离开三周后，他便被政权认定为“塔夫提”——“人间败类”——被勒令前往艾文监狱报到。

那一晚，瑞伊斯医生收拾好所有荣誉证书和嘉奖状，连同奖章一起装进防火保险箱，把它埋在后院里。他把手电筒握在胸前，右手抓着一把汤勺。凌晨两点时，气温最多零下十度。瑞伊斯医生又冻又怕，双手和身体直打战，但他又心急火燎，头发都被汗水濡湿了。手电筒不断从他绵软无力的手中滑落，每次他试着用勺击破坚冰时，勺把儿都会愈加弯曲。他意识到应该用铲子，但那会让仆人们起疑。他们一直在监视他，翻找垃圾，偷听他与别人的谈话，甚至连最平淡无奇的琐事都向当地委员会报告。前一天，他趁厨子午睡时，偷偷将勺塞进自己的衣兜，现在趁着夜色来掘地。

“真相是什么并不重要，”吉芭曾对他说过一千次，等他醒来时已浑身是血，遍体鳞伤，赤身裸体地被绑在艾文监狱地下室里的一把椅子上，“重要的只有别人相信什么。”

瑞伊斯医生将毕生都押在单单一条真理上，可他输了。

吉芭·瑞伊斯需要一个住处，而伊丽莎白若是没有约翰·韦恩的资助，又付不起自己公寓的房租，于是她邀请吉芭搬进比弗利山庄只有一间卧室的公寓里。吉芭和女儿们睡客厅的沙发床，伊丽莎白和安吉拉睡在卧室的双人床垫上。如此逼仄紧凑的住所——几乎不足八百平方英尺[约74平方米。]——在德黑兰简直超乎想象，但在洛杉矶，它却成了这里每位房客舒适安逸的源泉。

两个年纪大些的孩子，安吉拉和妮洛，很快成了朋友。妮洛——意为“蓝色花瓣”——是个漂亮的姑娘，头脑清晰可靠，散发着朝气蓬勃的魅力。安吉拉则敢作敢为，心直口快，在争辩任何问题时都能置对手于死地。和她们相比，吉芭的小女儿内达显得毫无个性可言，她就像八月灼热的人行道上一只将死的鼻涕虫。

她是学校里的怪人，根本不会跟别人交朋友；虽然每周末都有几十场聚会和派对，可没有人甚至只是出于同情而邀请她。除妮洛和安吉拉之外，她能整日都不跟任何人说上一句话。如果有什么人当真留意到内达，就会发现她每天无时无刻不在学习，包括学校课间休息和午餐时间，下午在家时也是，甚至是周五晚上。她的社交生活就是，当妮洛和安吉拉在家招待朋友时，她也踅进房间，缩在其中一隅。别的孩子只有在想问作业和备考科目时，才会给她打电话。

开学期间，她每天下午乘公交车回家后，就一直宅在家里直到翌日早晨。周末和节假日时，她不是学习功课就是步行前往罗克斯伯里公园，独自对着墙练网球。她习惯啃指甲、咬嘴唇，咬到流血，在课堂上只有当被老师点名时她才讲话，尽管她对课业了若指掌，还是经常嘟哝着说出错误的答案。

她平淡乏味，反应迟钝，连面对自己的影子时都会瑟瑟发抖，安吉拉宣称她是“濒危物种，就像无法独立存活的那种，你必须始终将她置于保护区中看护起来，这样她才不会被别人撕碎或枪杀”。小小年纪，安吉拉讲话就已经很有一套了。

多年后，安吉拉在伊朗的小学同窗会将她的锋芒毕露归因于在德黑兰拉兹学校接受的法式教育。她的老师都是法国人，许多同学也是，这意味着他们都无暇顾及用词上的细微差别、分辨废话或是被称为“顾及他人感受”之类的无稽之谈。他们始终不伦不类，因为他们曾经“拥有”波斯，却让它被俄国人和英国人、最终是美国人占了去；他们认为自己拥有世界上最优美的语言和最精致的文化，但他们在这场“战斗”中却也败给了英国人和美国人。因此，他们始终热衷于告诉世人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每隔一句话，他们就会开门见山地说：“Je vais vous parler franchement”——我坦率地跟您说吧——这意味着后面的话会伤害、得罪别人或是更糟，并且根本没有提出异议或协商的余地。

最终，安吉拉将她的战斗精神归结为“生来就不会翻过身装死”。正如有人认为的那样，这并不意味着她主动以斗争为乐，只不过生活摆在她面前的选择只有两个，要么是低头挨打，要么每天随时准备好冲出门去迎战。在洛杉矶上初中时，别的女孩在课间休息做游戏时排挤她，她会在以一对十二的情况下跟她们对峙，要求得到一席之地。当男生们冲她过度发育的胸部指指点点、叫她“奶牛”时，她会将他们推搡到一边，坚守阵地，直到被打得挂彩，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然后被遣送到校长办公室去。上高中时，美国孩子嘲笑她大妈似的穿着和怪异的眼镜，叫她“抹布头”[抹布头（rag head）：对阿拉伯人和某些其他人群的民族性蔑称，因其戴着包头布或头巾之类的传统头饰而来。]，问她德黑兰人是不是还骑着骆驼或驴子去上学上班；当陌生人在街上拦住她，让她滚回老家去，还叫她“浅色黑鬼”[浅色黑鬼（sand nigger）：对中东人的蔑称。“nigger”原本是对黑人的蔑称，“sand”是形容中东人肤色较浅。]和“绑匪”时，她会高叫着回敬，说她认为他们是多么无知，被人误导得有多深，他们的生活想必很空虚吧。

坚韧的性格帮助安吉拉熬过了流亡生活最初几年中那些不可预料的事情和格格不入的感觉。执着与专注帮她克服了语言和经济上的难关，抵御住惰性和无助感的死命拖曳，否则当她在短短三年间连续失去父亲、妹妹和自己的家园以后，就已被彻底吞没了。

可话又说回来，在某些事情上，她也是身不由己。她融入这个地方并非完全出于自己的选择。

她们抵达洛杉矶两年后的一天，一位年长的美国女人在见到伊丽莎白短短几分钟后，便赞美了她的手表。她们当时在“幸运99”，女人是那里的顾客，而手表是亚伦送给伊丽莎白的新婚礼物。

“我喜欢你的手表，”女人说，“它简直是装饰艺术。”

伊丽莎白根本不懂何谓“装饰艺术”，但她明白应如何得体地回应年长女子的恭维之辞。她摘下手表，把它递给那个美国人。“它根本配不上阁下。”她边说边将它奉上。

这种做法叫“塔罗夫”，即“唯一有教养的回应方式”。在伊朗的每一个角落以及在美国的伊朗人之间，这种事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出租车司机将乘客载到目的地之后，会一视同仁地拒收任何阶层人的车费；商店老板卖东西时也拒绝收钱；吃晚餐的人会邀请陌生人来共享食物。

但“塔罗夫”是双向的。接受敬献的人势必会回绝，唯有数百年来承袭尊位的皇室成员才不受这种约束。他们是国内每样东西——人和物都包括在内——的真正主人，其他所有人只是看管者而已。皇室成员不需要开口请求，对于本就属于他们的东西当然亦无须付钱；他们只需“欣赏”即可——不论房子、农场，还是漂亮的女人——他们当场就会得到相应的敬献，否则对方不言自明便是死罪。换言之，平头百姓可不会妄想要接受“塔罗夫”。

对伊丽莎白而言可悲的是，“幸运99”的那个美国女人对“塔罗夫”一无所知。她接过手表，“天啊！”赞赏道，“你真是太大方了！”

她将自己的表摘下，放进手袋里，戴上了伊丽莎白的表。

“谢谢你。”她的语气听上去有些迟疑，仿佛那件东西随时都会爆炸。随后，她便要转身离去。

安吉拉目睹了此事，此时的她已长大到足以明白刚才发生了什么，却又没老成到敢畅所欲言。她扯了扯伊丽莎白的胳膊，大声说道：“你为什么那样做？”

伊丽莎白很窘迫，担心那女人会听到安吉拉的反对之辞，于是想让她闭嘴，可此举更是惹恼了安吉拉。

“把它要回来！”她大叫道。

伊丽莎白把安吉拉拽到那女人听不到的地方。“别闹了，”她说，“这不合礼数。”

安吉拉讨厌那个词。“不合礼数”这把斧子在波斯人家里每天都会斫下几十次。

违背已经做出又被人接受的敬献就意味着你言而无信，将物质财产看得比“阿比路”还重。

“但美国人不讲这一套！”安吉拉恳求道，“他们不知道你是在‘塔罗夫’。把它要回来也没有不合礼数。”

当伊丽莎白和安吉拉走过女人的桌位，准备离开餐馆时，她们听到她对同伴们说：“这帮阿拉伯阔佬真是不知道该拿他们的石油收入怎么办才好。”

当然，石油收入遍地横流，可就是没流进伊朗犹太流亡者的腰包，而是被上层严密把控着。倘若它没被用于围捕、折磨和屠戮他们的政敌，那就是被藏匿于瑞士、开曼群岛和美国的银行账户中。革命后，逃难到西方的绝大部分伊朗人几乎就只保住了一条命。的确，他们大都比一般移民的受教育程度更高，几世纪以来，法国、英国和美国在伊朗的影响不仅使他们熟练掌握了西方的语言，而且使他们熟稔了西方的文化。在这方面，跟其他地区的移民相比，他们还是与西方国家的移民更具共性。但正如所有移民一样，他们努力工作，为取得成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故事书里描绘的那种生活——宫殿式住宅、红色法拉利汽车和尼曼·马库斯百货商店的购物之旅——只属于伊朗移民中的极少数人。

吉芭向伊丽莎白讲述了据她所知索莱曼家族的家产在伊朗的命运。吉芭说，当时她还在国内，这些情况大都是道听途说来的，还有的是从报上刊登的或广播里宣布的零星公告得知的。她说，亚斯花园已变成赛义德·默治塔巴的私宅，里面住着他的两个妻子、小孩和众多亲戚。伊丽莎白刚一出逃，索莱曼公司及其资产立即被“收归国有”，换言之，少数几个毛拉因此暴富了。

从其他许多新来的难民那里，伊丽莎白已经听到过同样的传闻。近来，她在跟曼佐尔丈夫为数不多的几次电话交谈中，也收集到了这些情况。在离开伊朗之后的一年多里，她都没给他们打过电话或是写过信，因为所有信件都受到监视——在寄送前会被拆开检查——电话也被监听。对于曼佐尔家，情况甚至还更难办，因为他们跟其他八户人家共用一条电话线。她的邻居们知道她曾为伊丽莎白工作，而伊丽莎白现在又逃亡了。正如革命初期的大多数信众一样，他们相信毛拉初心良好，动机纯洁。毛拉们每天都在广播和电视里宣称，美国、以色列和“塔夫提”共同密谋镇压革命运动，准备在伊朗搞王朝复辟。国王或许已死，但他的两个儿子和众多兄弟还活着，正在策划阴谋。为了防止他们接管国家，每个公民都有义务监视其他所有人，父母与子女、学生与老师、兄弟姐妹之间都互相监视——无论关系多么亲密，信仰的神圣都凌驾于人际之上。

曼佐尔的邻居们互相偷听，还监听电话。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向毛拉的私人卫队举报她，或是向默治塔巴控诉她煽动叛乱。

两伊战争爆发以后，事态有所改观，因为政权被迫集结资源用于战争。伊丽莎白用假名给曼佐尔及其丈夫写信，他们也回了信。他们说，另外两个儿子在战前一直照顾他们，不过现已被征召入伍，送走了。至于默治塔巴，曼佐尔和丈夫日日夜夜都在诅咒他，因为他令家族蒙垢。他们的诅咒还有“布什尔的黑母狗”从旁助阵，她原本认定自己的梦想已触手可及，却眼睁睁看着它再次被人抢去——这次，是被默治塔巴。

致使昔日上流社会垮台的那段血雨腥风的岁月，对拉斐尔之妻而言却是一个涅槃重生和巩固权力的时代。她幸灾乐祸地眼见汽车被烧毁，商店的橱窗被砸碎；她听着国王离开伊朗和此后辗转于各国之间的传奇故事，他没被获准进入任何一个国家，就连他曾忠实代表其利益长达三十年的那个美利坚合众国也不例外。她喜欢“革命卫队”发动的午夜突袭，信奉民族主义的世俗部长和军队首领被拖到革命法庭上，经过三分钟的审判后，便在屋顶上被草草处决；她还喜欢看那些刊登在晚报头版的富人死后赤身裸体、满身弹孔的照片。在她看来，那些人当中的每一个都是亚伦·索莱曼，那些军人、银行家和政客中的每一个都曾为他撑腰。

曾冷言冷语地说出“在这个国家，在这个时代，你和你的同类要跟像我这样的人斗，想都别想”的那个人，如今安在？

拉斐尔之妻忙不迭地庆贺索莱曼家族的灭亡，却忘了自己也是犹太人——至少名义上是——而这却是一场伊斯兰革命。她找准机会，在第一时间冲到新民政部，她想必认为，新任统治者会像举办火灾受损品拍卖那样贱卖公平与公正。她排队等了一天半，一如既往地带着装着真假材料的塑料袋。等终于轮到她时，她将袋里的东西一股脑儿倒在办公桌上，桌后坐着一个既未洗脸也没剃须的办事员，身穿天晓得是从哪个军队补给站里偷来的迷彩服。她说：“我是来为儿子正名的。”

你不得不同情这个女人。她要么是精神错乱，要么是愚笨到家，竟会认为毛拉们在流亡近一百年后，创造了20世纪规模最大的东山再起，只是为了将国家的财富拱手让与任何前来讨要的人。

办事员给了她六十秒来陈述情况，然后问她索要的是不是被宣判为“塔夫提”的那个亚伦·索莱曼的房产，而他的寡妻正被政府通缉在逃中。

是的。

那座宅子，亚斯花园，是不是位于安宁大道的那套豪宅？

是的。

就是属于赛义德·默治塔巴的那座吗？

革命曾许拉斐尔之妻以宽慰，而今却在她心头猛戳了一刀，结果她再也没恢复过来。

当她再次无助地站在一旁，眼睁睁看着默治塔巴及其妻小搬入亚斯花园时，她悟出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伊朗，有两种被压迫和被剥削的人：一种人始终受压迫，而另一种人却继而变成了新的压迫者。她悟出的第二件事是，在旧政权统治下的每件坏事，在新的政权下只是变得更糟而已。

旧政权或许蹂躏了弱者，只向人们丢些面包渣；这个新政权却会人兽同戮，然后再把皮剥走。拉斐尔之妻明白了这一点，因为当她向受压迫者保护部门请求援助，想要抵制默治塔巴时，结果招来长达两天的审讯，随后的严刑拷打导致她余生大小便失禁，胯骨也被打断了。她的儿子也悟出了这一点，因为当他以“拉斐尔·索莱曼之子”的身份申请新的出生证时，即刻被逮捕，遭受鞭笞，被迫招认自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因为他与亚伦·索莱曼有“牵连”。

在贪婪、虚伪和杀戮成性方面，伊朗上层执政者使在世或已故的任何统治者都相形见绌。这一点既已昭然，拉斐尔之妻至少在道德层面还能承担责任，承认是自己将赌注押在了魔鬼身上，拯救自己脱离上帝的残酷意志。其他“被剥夺权利”的百万伊朗民众曾高举拳头上街游行，要求霍梅尼回国；但如今他们纷纷叫骂，并吁请“国际社会”出手援助。他们之中比较诚实的那些人事后承认，自己要么是疯子——重演历史却寄望于收获不同的结果——要么就是蠢货；其余的人则控诉革命成果被人从自己手中“窃取”了。

如果你把盗贼请进门，交出钥匙，还请他接管一切，又怎能控诉自己被抢劫了呢？

拉斐尔之子十八岁那年，被一卡车身穿军装、携带自动武器的街头青年逮捕了。他已不再是那个缄默而无助的男孩，穿着男人的羊毛长裤，挽着裤腿，被母亲在行乞征途上东扯西拽，穿梭于对他这类人可谓禁区的高档社区、奢侈品商店和高层办公楼间；他的行为举止像个街头顽童，受教育程度近似农场帮工，毫无魅力可言，既不英俊，也没有钱。教育、外貌、钱财方面他一无所有，取代这些的是他在“那些有钱的犹太人”手下遭受的一点一滴的屈辱与难堪，如同在他身上深深地砍下一刀。他目标专一，决意报复他们所有的人。

他毕生都在研究他们，了解他们的弱点和软肋。他对人性的脆弱了若指掌——他是一个私生子，而他的母亲惯于被人不公地对待和轻侮。他的确痛恨加害者，但也同样痛恨自己的母亲就这么任人伤害。她所做的只是呼吁刽子手要有正义感，或在斧子一次次落在身上时诅咒行刑者。她将自己与儿子的尊严践踏在脚下，将它们踩进一团散发着恶臭的动物内脏里，再举起来向人展示，证明她在面对自己希望击败的敌人时是多么无能为力。

甚至早在他没有长大、不会算术之前，就已认清母亲是个贪婪的老太婆，她怀上他的故事堪称傻瓜信条；拉斐尔之子已经明白，根本无法以弱势来抵御强敌。与所处的境遇相比，更让他痛苦的却是当众受辱的羞耻感，那些看似比他自己更了解他的人，对他完全不屑一顾。他本可容忍自己生活贫困，没有父亲，甚至有个精神失常、专事邪恶的母亲；可他几乎无法容忍被人指指点点，就仿佛他根本不存在似的，被人说三道四时，就好像他根本无关紧要一样；无法容忍日复一日总有人说他根本就是个冒牌货。

于是，他反窥自己的内心，透过无影无形的有利角度，揣摩自己受到痛苦折磨的根源。多年后在美国，他仍记得亚斯花园的门铃声，记得金属大门上油漆的色泽，还有他和母亲获准踏入庭院和房舍的每一寸土地。尽管他自己并不承认，但还是将自家房子的墙壁漆成了同样的颜色，选择了同样款式的家具。他鄙视聪明伶俐、心直口快的女人，因为他将她们想象成幼年时的安吉拉；他厌恶“事业型女人”，将她们视为伊丽莎白的翻版。即使在事业的鼎盛时期，每当他进入一个同侪云集的房间时，都会听到很久以前每天早上老师点名时其他男孩的嘲笑声。她点到其他人时都连名带姓地叫，却叫他“拉斐尔之子，无姓[此处原文是“Raphael's Son None”。“无姓”暗指拉斐尔之子是不被认可的私生子。]”。

这是一种令人气恼和痛苦的窘境——你渴望属于那个惩罚你的世界，渴求那些嘲笑你的人能接纳你。倘若他需要做的只是摆脱痛苦的根源，事情会变得更容易些，也会少一点儿固有的分裂性。但如果你是渴望在一提到名字就会使你畏缩的人那里受到欢迎，那又有什么结果呢？

他知道，他的身份和为人并非如母亲所宣称的那样；他看得出自己与索莱曼家的任何人都不相像；拉斐尔之妻比大多数老祖母还要老；他明白，没人能怀胎十三个月之久。不过，明白这些是一回事，而相信什么却是另一回事。

难道要相信你无依无靠，只有个被你厌恶的母亲？难道要相信谁都不要你，谁都不认可你，也不重视你？

所以，他别无选择，只得认为社群和家庭本该接纳和欢迎他，欢迎并惧怕他，但他们却将他拒之门外。

后来，正当他强壮到足以抵御母亲，成熟到足以策划他自己去打的战争时，在革命扯平了“有产者”和“无产者”的竞技平台时，他认识的穆斯林与他反目成仇，就因为他是犹太人；他希望能被犹太人认同，可他们却放弃了斗争，偷逃到西方。他们仍随身带着曾生活在犹太聚居区的贱民身上的那种鲁莽和无畏，却在一夜之间变为伊朗主流社会的一分子，犹如不够成熟的冒险家认为他能将一国的全部文明装进单薄破旧的公文包般。

拉斐尔之子渴望获准进入的那座镀金城堡，还有传说与现实、欲望与异议交织而成的模糊世界，都曾将他拒之门外。伊丽莎白·索莱曼和她那个幸存的女儿已去了别处，使他再度变得无影无形。

在经历四个月遍体鳞伤、多处骨折的痛苦以后，拉斐尔之子终于使抓捕者相信，他既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也不是“人间败类”。获释时，他已经意识到，无论自己有权继承什么，身为一个被打倒的没落王朝的子民没有什么好处。被囚禁数月后，在从监狱回家的路上，他喃喃地背诵着：“我作证，万物非主，唯有安拉。”在伊朗任何想皈依伊斯兰教的人只需这么说即可。

他改变宗教信仰，与其说是放弃了自身的权利与抱负，倒不如说是在以另一种手段宣战。平生第一次，他发现不为人知和微不足道竟变成一种资本：他蓄起胡须，穿着白色正装衬衫到处活动，扣子一直系到领口，却不打领带，帅气的运动上衣搭配卡其裤，脚踩战斗型马丁靴，那是从经销商的仓库里洗劫来之后，被以四分之一的零售价在街角上出售的。他命令母亲待在家里，躲出众人的视线。他选了一串排忧念珠，开始在大家都看得见的地方，每天念上五遍乃玛孜。他去清真寺参加聚礼，还参加本教区中自封为道德警察的家伙们组织的晚间集会。他对当地革命卫队的分队队长说，他知道有几十个“人间败类”——有男也有女——他们应该调查那些人到目前为止的罪行。这些人一旦被捕入狱，他便传话给其家人，说他或许能通过在卫队成员中的人脉，安排释放他们。

被他盯上的每个人都明白这是在敲诈勒索，却仍被迫就范。囚犯的家属为了让拉斐尔之子出面干预，不惜付出现金酬劳、信托契约、财产所有权凭证、本票、婚戒、古玩银碗、丝毯和毛皮大衣，这些东西不能确保他们所爱之人能够获释或安然无恙，但是不交出它们的后果显然不堪设想。

当与伊拉克开战时，青年男子和十几岁的男孩被征召到前线，拉斐尔之子便将生意扩展到为免于参战能够付钱买通他的任何人。在战争的前半期，这很容易办到，那时国内到处都是肢体健全的无业游民。只要拉斐尔之子的一通电话，加之他与作战部中的“人脉”共享的百分之二十的佣金，就能使一个十三岁的男孩不必在坦克前面开路。可是后来，墓地被塞得满满当当，新坟也来不及挖掘。萨达姆·侯赛因如同开展野外演习一般，大开杀戒，并在美国帮助下制造了大批危险武器。罹难者家属要参加为自己的儿子和兄弟殉国而举办的所有庆祝活动，已经筋疲力尽。拉斐尔之子别无选择，只得抬高价码；即便如此，他还是不能保证他取得的豁免参战资格永久有效。

六年间，他积聚了近三百万美元，大部分来源于那些已经居住在美国和欧洲的“客户”的家族成员。此时，他母亲只剩下破破烂烂、颤颤巍巍的一把老骨头，裹在黑色罩袍里，只有个牢骚满腹的儿子在照料她。她穷尽毕生精力去捶打和抓挠那些她始终没能为自己和儿子打开的门，她一辈子让别人遭受灭顶之灾，可自己也没能有所建树；她还利用他——他是这么看的——为她自己争取合法名分，这使她被彻底地孤立了，成了完全多余的人。

1986年春天，拉斐尔之子付了5,000美元给当犹太屠夫学徒的远房表哥约书亚·辛查，让他将拉斐尔之妻偷运出伊朗。如今他再无羁绊，没有母亲在旁碍手碍脚，转而将全副精力用于报复“塔夫提们”，以及幼年时曾对他犯下过错的人。他们或许已忘记他——那些富有和受过教育的伊朗人已离开祖国，逃避自身已不再有权有势、受人尊敬的事实；但他——拉斐尔之子——却记得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