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坦率地跟你说吧，”安吉拉对里昂说，“这件案子不是你解决得了的，可你自己还不知道。这些人当中的任何一个，从‘杂牌军’到路西，再到拉斐尔之子本人，都是世界级的恶棍。他们可以在你身边大开杀戒，而你根本无能为力。”

此刻，他们正坐在比弗利山庄一家巧克力和意式咖啡店外面，地点位于卡姆登与布赖顿的街角，这是她最爱光顾的地方，在过去十年里，她每天至少要顺道来一次。安吉拉中意这里的咖啡，也喜欢观察其他顾客。马路正对面的威廉·莫里斯奋进娱乐公司雇用了几十个英俊倜傥、衣着考究的年轻实习生，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帮代理人遛狗，或是帮他们取回干洗的衣物。威廉·莫里斯奋进娱乐公司楼上是一家健身房，许多中年男女每天在那里上四个小时诸如“摆臀跳”和“基础升级”的课程，之后他们会走到马路这边的咖啡吧，喝一杯不带咖啡因的脱脂泡沫，里面只放一滴意式浓缩咖啡。这些常客中有个年近六旬的伊朗男人，裹着闪亮的银色绑腿，穿着霓虹橘的鞋子，他认为这会使自己在姑娘们眼中显得更年轻；有个奥地利的心理医生，佯装成犹太教徒，这样就不会吓跑西区的潜在顾客；有个以色列女子假充英国人，希望能让一个美国阔老头迷上她，娶她为妻；还有个英国男人冒充某某国的公爵，开着一辆租来的宾利到处转悠，希望找个富婆为他买单；有段日子，他跟一个阿富汗女人订了婚——而他恰好在婚礼前发现——她谎称是皇室后裔，开着一辆租来的保时捷跑车到处转悠，希望找个富翁替她买单。

那天早上，里昂在“脸书”上给安吉拉留言约她面谈。此刻，他正隔着一张小铝桌注视着她，周围挤满了人、狗和婴儿车。尽管她想压低音量，可在三十英尺开外都能听到她的说话声。

在意式咖啡吧吧台后面，一个身上有大片刺青、发丝里夹杂一抹亮蓝色的高个子女人嘟哝道：“你听着像是要来一杯双份吧。”

安吉拉站起身，从吧台上端起咖啡。“不管怎么说吧，”当她再次坐回椅子上时说，“很高兴你有空来看我，但我不知道能帮上什么忙。”

在他们旁边的人行道上，比弗利山庄的“丐帮”元老卡瑞姆正冲一个拒绝给他钱的男人大吼大叫。卡瑞姆和他妻子刚刚庆祝完他们在这座城市“工作”（这是他们对警察讲话时的用词）三十周年的纪念日。一开始，他们各自占据指定的地盘：她在威尔夏大道，马路对面是比弗利的威尔夏酒店；而他在比弗利街的内特与阿尔熟食店门外。在共同努力下，他们俩过得还算不赖——在所有正统犹太教徒聚居的皮科－罗伯逊地区足以负担得起一套小公寓。他们还拥有一个支票存款账户；安吉拉从近来一直代表卡瑞姆先生的公设辩护律师那儿获悉，他们持有大量信用卡。过去，卡瑞姆一向彬彬有礼、乐观向上，渴望加入绵长不绝的智性谈话（因此，内特与阿尔熟食店的一位年长常客给他起了这个名字[卡瑞姆（Kareem）源自阿拉伯语，主要形容人慷慨大方、乐善好施，有时也指人说话絮絮叨叨。]），但在过去一年里，他却变得粗鲁无礼，喜欢寻衅滋事——他承认，这是由经济衰退时期收入缩水带来的“工作压力”导致的。为了弥补收入下跌，他已舍弃比弗利街以东的那处房产，搬到了威廉姆斯－索诺玛商店旁的停车场外。但当这招也未能奏效时，他便开始推着轮椅（他随处带着它，这样总能有坐的地方）来到邻近的街上。现在，他已离开自己的地盘，得不到曾经惯享的那种尊重，因此他每天都会“失落”好几次。

那天，激怒他的是个高大壮实的家伙，当时他正要走进咖啡店隔壁的三明治店，用卡瑞姆的话来说，他拒绝“帮我过上好日子”。出于报复，卡瑞姆将轮椅挡在三明治店门口，拼命叫嚷说那个男人“太胖，太笨，不配吃用马苏里拉干酪、番茄、全麦、菠菜包着我的卵蛋裹成的菜团子。你能花上八块钱买你不需要的三明治，就不能给我一块钱去买杯咖啡，你这死胖子”。

安吉拉摇了摇头。她知道，两辆巡逻车随时都会在咖啡店门外停下，把卡瑞姆先生带到警局去，以制造公共骚扰为由对他记名警告。去年，他的妻子也被警察带走过几次，因为她对她的“支持者”行为过激。当法官命令她搬到城里别处去做生意时，她解释说自己现在的位置最方便，因为“我丈夫和我在那儿的银行办业务”。

里昂一直等到安吉拉看够了人行道上的表演，才开口说：“你知道拉斐尔之子还有个小孩吗？”

拉比把男孩带来了——他身高只有四英尺五[约为135厘米。]，却每天都穿着肥大的黄色T恤，晚上睡觉也不肯脱，紧黏不放的样子仿佛它是他的一层皮或是一条多出来的手臂。但如果了解他的身世，任何人都不会为此震惊——就连向来伶牙俐齿的安吉拉也不知该对他说什么才好。他是个漂亮的孩子——金红色的卷发，弯曲的长睫毛在颧骨上投下影子，皮肤白皙，嘴唇红润——但他身上还有一种神秘而亦真亦幻的感觉，他宛若画中的男孩，而那位画家身处高寒地带，渴望阳光。他名叫约拿，或许他也曾在暴风雨中被抛进大海[约拿（Jonah）是《圣经·旧约》中的先知。当时的尼尼微城很强盛，且罪恶满盈，常用酷刑对待以色列人。上帝差遣约拿前往尼尼微城劝人悔改，但他违背了耶和华的旨意，坐船朝相反的方向逃走。上帝使海上起了风浪，约拿要求同船的人把自己抛入海中，以得平安。上帝安排了一条大鱼将他吞进肚腹，约拿在鱼腹中受了三天三夜的煎熬。最后他终于悔改，完成了使命，宣布尼尼微城的人获得赦免。]，后来在洛杉矶的穆赫兰道被冲上岸。

周五下午，就在夕阳西下之前，拉比开门见山地对安吉拉说，他们今夜不得不住下，因为他在路上花了五个小时，才从里弗赛德赶到她这儿，现在快到安息日祈祷的时候了，他一直要等到周六晚上天黑以后才能开车；再说，她住的地方可真不错，高居于山顶，只是他在周围步行一小时的范围内，都没看到汽车旅馆，甚至是加油站。所以说呢，她会十分介意他们在此安营扎寨吗——他带来了睡袋——就睡在她家的地板上？他们也带了换洗的衣服，还有男孩喜欢的蓝色枕头。

她让他们住下了，尽管她发觉拉比早就是这么盘算的。他们在她家见面正是他的主意，还把时间定在了周五；她只想亲眼见见这个男孩。她本想自己开车去找他们，也更希望能这么做，但拉比的态度很坚决，这让她觉得这个故事还有里昂不知道或无法言说的隐情。

拉比提议去谷区买些食物，他说他不是犹太洁食者，男孩也不是，所以任何老餐馆都行，但他尤其喜好波斯饮食，你知道，比方说酸梅羊肉蒸白米饭，呃，这附近有送外卖的餐馆吗？

当他们等待食物的时候，身穿黄色T恤的男孩弓着背坐在沙发上，翻阅一本印有大象照片的《国家地理》杂志，因为安吉拉这里既没有电视机，也没什么儿童读物。拉比趁机对安吉拉说：“再说说我自己吧，我叫科尼利厄斯·柯亨。就是在洛杉矶这里的华兹塔附近出生长大的。哦，不，我家并非来自埃塞俄比亚，我的亲生父母不是犹太人，他们只是从非洲来的寻常黑人罢了；哦，不，我没被犹太家庭收养，我是在寄养院长大的，惹上了麻烦，最后来到这个叫贝特楚瓦的地方，在罗伯逊区附近的威尼斯大街上。那是犹太教改造中心，不是正统派的，不，根本不是。实际上，领头的拉比有过前科，不过他们救了我的命。我有拉比的学位，但没有会众。我加入了一个说唱乐队，还为州政府工作，照看像我这样被遗弃的孩子，柯亨[柯亨（Cohen）：犹太教祭司职务，在古以色列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也是常见的犹太姓氏。]是我为自己选的姓氏。”

十点钟时，他们仍在等外卖。送餐司机在穆赫兰道的某个地方绝望又无助地迷了路，这条路长21英里，是条双车道的高速公路，几乎没什么路灯，却有数十条不带路标的逼仄岔道，其中一条竟然就叫“无名小巷”。许多小巷都没铺地，因为业主就想这样——隐蔽难寻——因此，许多电影明星、音乐界泰斗和色情片大王都在这里安家落户。费·唐纳薇[费·唐纳薇（Faye Dunaway）：好莱坞著名演员，素以饰演性格怪异、叛逆而又精明的女性著称。]在这些悬崖峭壁边垂垂老去；沃伦·比蒂[沃伦·比蒂（Warren Beatty）：美国演员、导演、编剧和制片人。]终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当布鲁斯·威利斯[布鲁斯·威利斯（Bruce Willis）：美国演员、制片人和编剧。]的婚姻破裂时，他便在此地抚慰受伤的心灵；罗曼·波兰斯基[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生于侨居巴黎的一个波兰籍犹太家庭，后成为法国著名导演。1977年，他被指控强暴一名十三岁少女，在加州被逮捕，之后逃到巴黎定居。]在这儿强暴了一名十三岁少女，而作案地点是在杰克·尼科尔森[杰克·尼科尔森（Jack Nicholson）：美国著名演员，代表作《飞越疯人院》。]家中。波斯餐馆那个可怜的伊朗司机驾着他叮当作响的老旧大黄蜂汽车，在黑暗中透过满是划痕的驾驶眼镜想要查看地图，如此说来，谁又能怪罪他在这里迷了路呢？

最后，安吉拉用微波炉解冻了一些从乔氏超市买来的饺子，把它们放在厨房餐台上的盘子里。男孩已在沙发上睡着，茶几上放着吃了一半的三明治。他的头垫在他用双臂紧紧环抱住的蓝色枕头上，其余的身子蜷在安吉拉从自己床上拿来的羽绒盖被下面，几不可见。

刚吃过饭，科尼利厄斯·柯亨便问安吉拉能否煮些咖啡，“要是你有那种波斯的上等茶叶也行，他们用豆蔻种子一起煮，我最近才知道，还放了玫瑰花瓣呢”。

安吉拉颇感讶异，她竟会如此放任拉比的无礼行径，仿佛她认为由着别人掌控局面，自己便可不受某种可怖打击的影响。

他们坐在长木桌旁。桌子是安吉拉的勤杂工曼纽尔先生打造的，实际上是——他的婚姻简直活见鬼了——用来表达他对她的一片爱慕之情的。他是墨西哥人，牙齿掉了好几颗，喜好上浆的织物和古龙水。当他从安吉拉在穆赫兰道山顶住的那条街开车下山时，你都能闻到那味道，还能听到他那身浆洗过度的粉刷匠白裤和棉质白T恤在车道上簌簌作响。他的步履犹如牛仔，说的话仿佛抒情诗句，但安吉拉对此无动于衷，因为她无暇顾及亦不赏识他“阴柔的一面”；她只说日常实用的西班牙语，而他对英语只字不懂。她想要的，只不过是粉刷一间屋子，或是把漏水的水龙头换掉；可你瞧曼纽尔先生，他却在台阶上观赏日出，或在深夜凝望文图拉大道上的灯火，哀叹他的妻子一向小肚鸡肠，每次抓到他跟别的女人在一起，就会将他逐出家门。他还给安吉拉送玫瑰花，只要允许他带她去享用一顿美妙的晚餐，就不收取工钱。

拉比是里弗赛德犹太家庭服务机构的雇员，该县毗邻圣伯纳迪诺县，那里是约拿的母亲曾经生活和去世的地方。自2008年起，他就一直负责照顾约拿，但他只接触过拉斐尔之子两次——第一次时他将艾迪错当成了他的老板，第二次是在去年四月，当时他觉得应该再试一次，看看那位父亲是否比之前更愿意照顾自己的孩子。拉比认为，不该将孩子强加于根本不想接纳他们的父母，而这个人——拉斐尔之子——显然根本不想要这个男孩，甚至还说他不相信约拿是他的亲骨肉。他拒绝去看望孩子，连照片都不屑一顾。当他发现艾迪·阿拉克斯曾在2008年去看望过男孩之后便气得发疯；后来，当他听说孩子的母亲早在五年前便已去世时，简直大发雷霆。那个只有半张脸的亚美尼亚人用每月2,000美元的所谓“子女抚养费”究竟做了什么？把它捐了？他有什么权利捐？这可不同于他交了税还能享用税款减免！

拉比觉得，最好还是别提他们每次从艾迪那里只收到1,000美元的事。

“不论他用其余的钱去做什么，我想我们都管不着。哦，快瞧啊！”他指了指客厅的玻璃滑动门，“现在，你看他呀，你怎么能说他不是个特别的孩子呢？”

约拿站在屋子正中，仍闭着眼睛，右臂下夹着蓝色枕头。在他的肚子中央，有一星针尖儿大小的银光透过肥大的黄色T恤，犹如萤火般闪耀着。

“他向来如此，”拉比柔声说道，“我相信这是他体内的神性——上帝的光辉正在他的最佳造物中闪耀。”

当安吉拉目瞪口呆地凝视他时，约拿周围的空间缓缓消失，世界变得愈发暗淡虚无，直到最后只剩下他——一个小小的闪亮的奇迹。安吉拉也渐渐明白，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他们领着约拿走向沙发，扶他躺下，然后站在周围，注视着亮光随着他的每次呼吸忽明忽灭。夜色越深，闪光就变得越发明亮；在安吉拉看来，那个可能性也越发得到证实——一百年间从没人深究过——拉斐尔之子居然名副其实。无法想象的事情竟会是真相，伪装成了事实。

渐渐地，她看到花园里出现了萤火虫、飞蛾和其他夜行生物——起初是孤零零的小小闪光，后来在转瞬间，它们便已成群结队，变成宛如针尖儿大小的荧光灯泡——它们冲着关闭的玻璃门拍打着翅膀；数量庞大，迅速聚集起来，照亮了整座花园。

黎明前几分钟，约拿醒了。他走到窗边，把长着焦糖色大眼睛的小脸儿贴在玻璃上，仿佛要沉浸在屋外萤火发出的暖意中。他看到安吉拉充满敬畏、一动不动，正想领悟他以及他所代表的含义，他对她微笑，仿佛是在祈祷——相信我——然后侧身打开房门，让成千上万即将在第一缕晨光中变得苍白的飞虫蜂拥而入。

那时是凌晨五点。一个小时后，整个房间充满了缤纷的色彩：现在，所有墙壁和天花板上，橱柜顶上和每一处空隙都染上了极其鲜亮的色彩，仿佛电影短片中用染印法制作的魔幻场景，奇妙无声地成了现实。院子里，七月的天空如玻璃般澄澈，甚至对夏日的洛杉矶而言，空气都很温暖。安吉拉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向玻璃拉门。她踩在西班牙地板砖上的脚步声打破了屋内的沉寂，在世间的某个地方震开一道缝隙，因为紧接着，所有人都看到色彩迅速从墙壁与家具上倾泻而下，在约拿头上聚集成一片云，如同祈祷声般盘旋，随后仿佛一只蝠鲼展开巨大的双翼在波涛中滑行，像在上演经过编排的舞蹈，铺天盖地地遮蔽了房门口，继而是台阶。曙光倾泻在颜色褪尽的露台地面上，犹如水彩颜料掠过纸页，将它涂染在他们永恒的记忆中。

在之后大约一个小时里，那片云朵向西飘去，飞向大海。地上的人们驻足凝视，用手机拍照，还给电视台打电话报告了这一景象。记者和昆虫学家纷纷揣测它的性质和形成原因；与此同时，在穆赫兰道安吉拉家的客厅里，带着电光般心脏的小约拿梦见了闪亮的魂灵。

安吉拉和拉比坐在台阶上，直到太阳投下影子。约拿睡醒了，走到窗户边。他赤着脚，怀抱着枕头，朝他们挥挥小手。拉比随即宣布，他们要出去吃早餐。“白天，我找到下山去文图拉的路应该不是很难，我们会找一家麦当劳，给你带点儿回来。”他对安吉拉说。他们离去时，她几乎都没抬眼。

她思忖着：如此说来，约拿确实有一颗会发光的心脏。那又如何？世界上有近七千种罕见疾病，有的甚至只会影响到两个人；何况还有其他数千种“症状”未被命名。在历史上一直被孤立的小规模社群里，许多稀奇古怪、无法解释的病症传了几代人，都不会引起特别关注。据伊朗犹太人所知，目前为止每个发光的病例都出现在索莱曼家族中，但这一事实也无法证明伊朗或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其他家族中并未出现过此类情况。

就像HIBM[HIBM是Hereditary Inclusion Body Myopathy的缩写，即遗传性包涵体肌病。]这种病一样，人们长期以来认为只有伊朗犹太人才会得。后来一个印度女孩被确诊患有此病，再后来是一个日本女人、韩国人、中国人、巴勒斯坦人……

况且，谁又能保证詹娜·罗丝声称拉斐尔之子是孩子父亲的说法是真的呢？

可话又说回来，这种概率有多大呢？

“我敢说微乎其微。”当安吉拉在电话里询问里昂时，他这样回答。那时还不到早上九点，但他的声音已变得沙哑而干涩。

“只要看看那孩子……”他顿了一下，“在我看到那个男孩以前，还以为所有关于你父亲家族的事情都是胡扯呢。”

这件事经常让安吉拉震惊，那些她只是偶遇，或从未谋面，甚至是出生在美国的伊朗人，竟然对她家族的历史如此熟稔。

“不管怎么说，”安吉拉厉声道，主要是因为她讨厌里昂提及她的过去，“这究竟和我有什么关系？”

他想必认为这个问题愚蠢至极，所以没答话，而这令安吉拉愈加气恼。

如果约拿证实了拉斐尔之子的合法身份，那么伊兹奇耶和亚伦又当如何？还会将他拒之门外吗？拉斐尔之妻道出了真相，几十年来却始终被拒绝，被嘲笑，她又会怎样？一直持错误观念的伊丽莎白会作何感想？

曾将自己觉察到的真相挂到面向全世界的网站上的安吉拉，又当如何呢？

真相就是：五十年来，拉斐尔之子心心念念想摆脱身为私生子的耻辱，因为他民族的同胞几乎完全依靠名声和血统来界定自身与彼此；五十年来，索莱曼家族始终拒绝让他认祖归宗。出于报复，他给安吉拉的父母制造了不可名状的痛苦，后来又使许多无辜的生命遭受重创。然而，他却发现自己造成的伤害越大，盗取的钱财越多，越是难以获得期望的成功。即使他已在美国有所成就，搬到荷尔贝山，又肆意挥霍，可那些了解他经历的伊朗人仍鄙视他；而只因为他是伊朗人，白人邻居也不喜欢他，彼此窃窃议论说不该准许他搬到这个地区来。

坐拥湖泊的老太太也许是靠害死大量吸烟者来发家致富的，但她显然认定身为外国人的罪过更大，因此，每当她驾着捷豹汽车从拉斐尔之子身旁经过时，都佯装没瞧见他。拥有“小凡尔赛宫”的女士或许是从丈夫的第一任妻子手中将他偷来，结果又将他输给了某个比她更年轻白皙的女人，但她命令司机驾驶宾利汽车时要避开拉斐尔之子的宅院，因为她无法忍受“看到那帮波斯佬”。就连谎报姓氏的那对古怪的匈牙利夫妇每次在街上看到他，都会厌恶得汗毛倒竖。且不说他们是面积14,000平方英尺[约1,300平方米。]的豪宅中的仆人，一个十几岁的俄罗斯男孩独自住在那儿；就连他们与某位东欧国王沾亲的冒牌血统都比拉斐尔之子的实际出身更加高贵。

倘若你不知道他多年来已证实自己是多么卑鄙无情，不知道他此前声称拉斐尔·索莱曼是他父亲的说法看着多么荒唐可笑，那你几乎要同情他了。若要对这种说法有半分信任，你从一开始就得相信死去的男人还能参与制造小孩的工作，当然这只是针对凡人而言；你还得相信，他和一个如此苍老的女人做了这种事，她恐怕要借助神力才能怀孕；这个老妇怀胎的时间也不是九个月，而是整整十三个月。

否则，你大概会按常人的平凡逻辑，得出这样的结论：拉斐尔之妻从什么地方买来、偷来，又或许仅仅是捡来一个孩子，带他回家，然后宣称他是拉斐尔之子，以便她能够染指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伊朗最殷实富足的家产之一。

“他本来可以要求做DNA鉴定啊，”安吉拉咕哝道，“这么多年……”

“我认为他自己也不信。”里昂说。

拉斐尔之子想必是盘算过了，与其确凿无疑地证实他的身份是假的，毋宁让这种说法永远得不到证实。

十一点时，拉比和约拿在吃过麦当劳烟肉蛋汉堡早餐之后回来了。拉比仿佛那天仍受邀留下似的，收拾了咖啡桌，从衣兜里掏出一副扑克牌。

“他算牌简直是神速，”他这样评价约拿，“想跟我们玩‘二十一点’吗？”

安吉拉心想，幸亏这个拉比相貌十分英俊，否则他的放肆专横简直令人无法忍受。

“我从没学过比‘小猫钓鱼’更复杂的玩法。”她坦承道。约拿听后哈哈大笑，这是安吉拉第一次见他笑。

她没让他们走人，因为她不敢肯定自己真想这么做。她也没问拉比想让她做什么，因为她自认为已经知道答案。

显然，即便在拉斐尔之子死后，拉比也希望那笔被艾迪·阿拉克斯挪用又逐渐缩水的抚养费仍能继续。这就是他带约拿来见安吉拉的原因——这样她便可作为中间人，与内达联络，说服她尽到义务，每月仍贡献出1,000美元。无论慈善机构多么穷困或富有，这些宗教人士总是在讨钱。

“我完全左右不了他父亲的遗孀。”她说。安吉拉指的是内达。那时，约拿为玩牌走进浴室洗手去了。

“我可以问问运营我母亲基金会的那个女人，”她提议道，“但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你最好还是自己去问她，因为那个蠢娘们儿讨厌我。”

她站起来找出一张纸，写下了斯蒂芬妮·达洛尔的联系方式。拉比抬起一只手来。

“不需要问她，”他边说边向回到屋里的约拿微笑，“我们不是来要钱的。”

他竟当着男孩的面说出最后那句话，安吉拉不由瞪了他一眼。这意味着她无法在不伤害约拿的情况下，质疑或辩驳他的说法。“我只想让你俩见见面。”

她宣称要小睡一会儿，于是走进自己的卧室，关上门，和衣倒在床上。一分钟后，她又起身去锁上门，因为她发觉这个拉比简直得寸进尺，甚至可能在她睡觉时走进来。

她转动门锁的时候，心想这简直是发疯——只为得到五分钟的私密时间，她在家里也不得不将自己反锁住；即使在那段时间里，她仍然感到约拿和拉比无处不在——既在门里，也在门外。

我父亲在今天午夜将近之时等着我。

她是从哪儿听到这句话的？

这是伊兹奇耶在预言自己大限将至那天写下的话。后来，他又回来带走了拉斐尔。

“我必须埋葬亚伦，因为他们没在那边等他。”多年后，伊丽莎白对安吉拉这样解释。杰伊·盖茨比抢在亚伦的祖先之前，过早地杀了他；又因为没人来认领他，他的尸体只得在伊丽莎白悲恸的暴雨中渐渐腐烂。

此刻，安吉拉恍然大悟：无论是谁杀了拉斐尔之子，倘若凶手知道他一旦死去，尸体就会消失不见，那又如何？假如他把车开到大门口，然后看到了熟悉的面孔——尽管他们在午夜时从暗处走出来，但他仍放心地摇下车窗，那又会怎样？他并没挂停车挡，只踩了刹车，然后扭头面对车道上的那个人。

他看到了刀，惊慌失措地猛踩油门，想赶快逃，可是车子启动后却撞向了大门，停住了。后来，拉斐尔之子就坐在那儿，血流不止，直到他的父亲来把他接走。

“哦——我——的——上帝啊。”安吉拉悲叹着瘫倒在地。

只有两个人——艾迪·阿拉克斯和内达——知道约拿有发光的毛病。

人们都说内达嫁给拉斐尔之子是因为她太过愚蠢，又过分屈从，所以难以拒绝他。安吉拉对此说法不以为然。她觉得，内达是认为她无权得到任何强过拉斐尔之子的人，因此才嫁给他，还一直跟着他——这也是为了女儿们好，她明白如果跟他离婚，拉斐尔之子会让她和孩子们变得贫困潦倒，以示惩罚，那些钱绝对要不回来。

经年累月，她想必已意识到，她消极被动，自认身价并不比拉斐尔之子高的心态，使自己越发泥足深陷，这种心态的影响还逐渐渗入了女儿们的心灵，这就是妮可那么孤独，而凯拉如此迷惘的原因。她想让她们自我感觉更好些。所有那些治疗专家和音乐老师、缅因州的夏令营和私立学校的教育、比任何犹太女孩成年礼都更奢华的生日派对，以及花费堪比大型婚礼的成年礼——然而，她现在想必也明白光这些是不够的。

她本该带着女儿们一走了之，可她缺乏那种魄力。

直到有一天，艾迪·阿拉克斯打来电话告知她约拿的消息。

“我不能见你，”他对内达说，“你也千万别告诉他这事是我告诉你的。”

这么说，拉斐尔之子曾对她不忠。这对内达而言原本算不上新闻。

他有了个孩子，却不认。

那意味着他和内达还能像从前那样过下去，在同一个屋檐下各过各的，再这么过一百年，或是直到其中一人死去。只要拉斐尔之子对男孩的事情秘而不宣，内达便可坚守住她最后一丁点儿酸涩的“阿比路”。

但事情还没完，艾迪说，那个男孩的心脏会发光，这是证明拉斐尔之子是合法子嗣的有力证据。多年来，艾迪始终瞒着他的雇主。他是在报复——不让拉斐尔之子得到他和他母亲曾经最渴望的东西。再说，每月克扣1,000美元也不是件坏事；只是现在，那个黑人拉比抓住拉斐尔之子不放，坚决要求他去见约拿，就见那么一次。拉斐尔之子对拉比下了逐客令，还威胁要起诉他领取了明知不是给他或是给他所在慈善机构的钱，但拉比保证他还会再来。

艾迪警告内达，总有一天，你丈夫会发现这个孩子能派上多大用场，而一被发现，就再也阻止不了他了——他会认下小孩，带孩子回家，然后满世界炫耀。

“到那时，索莱曼夫人，你打算怎么办？你没有离开他的勇气和谋生的手段，可你也不能把孩子藏起来。到时，大家都会知道，即使他已经在炫耀跟别的女人生的孩子，可你却还在维持这段婚姻。尽管无意冒犯，但我还是要告诉你，从男孩出落的模样看来，她生前肯定是个大美人。”

若是在二十年前，无论一个女人遭受什么虐待或是如何饱尝凌辱，她继续维持婚姻的做法不仅能被人理解，甚至是人心所向；人们认定她即便去死也胜过离婚。可在过去二十年间，一切都变了。如今，一个妻子能公开忍受的事情是有限度的，如果超过那个限度她还不走人，就会被当成彻头彻尾的傻瓜。

在忍受了多年辱骂、背叛和暴虐后，内达发现她还要面对这最后的耻辱。

一个是长期遭受压榨、极度依赖雇主的员工；另一个是受到不公对待、郁郁寡欢的妻子。这就像那些承受住了一次次强震的楼房，最终却在短短三秒的某次余震中坍圮了。

德黑兰和洛杉矶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建在主要断层线上的城市。

晚上，拉比称他另有安排——不消说，他不便带约拿同行——问能不能在这几个小时里“托付他的家人勉为其难地照看这个小伙子”。

“我和他该怎么办才好？”安吉拉问话时很不知所措。她知道拉比哪儿都不会去，只是要回家；他没有别的约会和目的，只是想让约拿跟她多相处一段时间。“我甚至连他吃的东西都没有。”

令安吉拉茫然无措的是，约拿是那么无依无靠，根本就没人要，甚至还不如当年的拉斐尔之子，因为他至少还有拉斐尔之妻的疼爱。

安吉拉曾经听说过也遇见过那种人，他们知道世上没有一个人关心自己。在工作中，她也碰到过成百上千起儿童死于暴力虐待或漠不关心的事件，因为没人插手去帮他们；她还听说过老人因受热或受冻，在人行道上窒息而死，因为没人抽空去关怀他们。

然而，她仍为这个孩子的无依无靠和彻底孤独所震撼。你可能会说，有说唱演员拉比关心约拿，他付出的关心已超出他所获得的酬劳，事实的确如此。在约拿的人生中，拉比付出的时间无人能及，所尽的心力也远超出其义务，可就连他也明白，就他能给予这个男孩的情感是不够的。他——这位没有会众的拉比——明白二者的区别：一个是有人照顾和满足你的需求；一个是拥有能真正接纳你的家庭和社群。

安吉拉也心知肚明。无论“珍珠大炮”曾多少次将家庭或世族当作攻击的靶子，也无论她对于在21世纪的洛杉矶仍维持“部落心态”的复杂性有过多少怨言，但有一点始终不渝：在她的出身之地，人们彼此需要，这毕竟是有意义的。或许，它值得你去经历随之而来的所有艰难险阻；或许，这也解释了安吉拉为什么没切断所有联系，而是始终对部落不离不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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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仍坐在桌边，尽管约拿早已放弃安吉拉为他做的“有机麦芽面包和不含盐的有机杏仁黄油三明治”。她一直把这堆东西储藏在冰箱里，因为它们是洛杉矶的健康食品，用于替代烤白面包片和带氢化油的加甜花生黄油，美国其他地区的正常人就以此为食，但她自己却死也不会吃“健康食品”中的任何一样。杏仁黄油味同烂泥；而无论就着多少咖啡，一个正常人的喉咙都不可能强行咽下发芽的谷物面包。她还储藏了一些无糖的杏仁饮品和椰奶来代替常规的食物，因为在洛杉矶，奶制品是公认的致癌物，仅次于香烟和糖类。因此，她每月在乔氏超市买一次“类牛奶”，一个月后再原封不动地扔掉，然后到她经常光顾的意式咖啡店，在享用早餐、午餐和下午茶时，坚持在拿铁里加普通牛奶，吃带巧克力碎屑的松饼。

“你喜欢In-N-Out汉堡[In-N-Out汉堡：美国西海岸一家地方性的连锁快餐店。]吗？”她问约拿。

他摇摇头，又重新抱起蓝枕头。他看起来甚至比昨天更瘦小了。

她突然意识到，他现在独自与一个陌生女人待在这儿，想必很害怕，而他唯一的朋友——那位拉比——已经走了，还保证今天晚上才能回来。不过，同情一个遭人遗弃的孤独孩子是一码事，突然间成为注定要解救他的人则完完全全是另一码事。

因为，她已经成了那个人，从她同意见约拿的那一刻起，她对此已深感于心。这也是里昂让她“亲自见他”的原因。伊丽莎白去世后，安吉拉就成了索莱曼家族唯一的幸存者——或者说，直到约拿出现以前，她曾经认为是这样。而今，家族中有他们两个人了。

她要么只能将约拿放归大海让鲸鱼吞食，要么就带他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