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7年算起，在诺尔被绑架的十八周年之际，伊丽莎白和霍尔注册登记了他们的公司“Z工业”。一年内，他们就已筹资创造并试验了一台样机。又过了两年，他们开始生产制造雷达。直至2000年，他们又有十几项设备已经申请专利或在研发中，还创建了从帕洛阿尔托到特拉维夫乃至班加罗尔的天使投资网络。

他们的圆满成功，湮没了他们共同记忆中多年的奋斗与艰辛、深夜的祈祷与清晨的绝望，抹销了伊丽莎白没陪在安吉拉身边从而导致母女关系淡漠的那些时光，还消除了霍尔彻底的心碎神伤，这心碎已让他失去了牙齿、头发和他这个年纪的男人应有的每一丝青春活力。在Z工业成功的神话中，四十年的钻研与试验，两个杰出头脑的通力合作，以及这对执着痴迷者付出的不懈苦功，都被概括为只是交了好运，它只是一个恰逢科技爆炸时代，形成、胀大并持续膨胀的泡泡，用人们的话说，这全仰赖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荒谬繁荣。只不过，这个泡泡没有被撑破，究其原因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因为伊丽莎白的才思极为敏捷，绝不会做出差劲的投资；也有人说是因为霍尔极其聪明，所以始终领先市场一步。然而，这两种解释都不正确。

不论股票市场如何波动，Z工业都能持续兴盛的原因其实在于它的根本目标并非逐利。伊丽莎白和霍尔都不曾像正常人那样，有过一星半点贪图享受的念头。对他们而言，金钱是你用来换取机遇，去追求其他更长远路途的东西——那条路会将他们带离平凡的生活，让他们沉迷于静谧而恒常的数字模型中。

在侯赛因·泽莫罗迪作为21世纪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成了《华尔街日报》头版人物的十年之后，他仍旧穿着不搭调的衣服、戴着松垮的假牙到处跑。有时，他的确想显得体面些，于是就会穿着各式各样彩色蜡笔画似的衣服——蓝色或橙绿色，还有一次是黄色——从巴尼斯或拉夫劳伦的店里走出来；他不在乎，因为他是色盲，不过他自己并不知道。商店的营业员也不愿冒着得罪持有黑卡顾客的风险，指出他整套服装选择上的问题。他始终未婚，也不交女朋友。他把全部家当装在一只大旅行箱里，辗转于一家又一家酒店的客房，衣兜里揣着一点点现金，打死也看不出本田和兰博基尼的区别。

伊丽莎白对待财务问题则敏感得多，不过就像约翰·韦恩一样，她的“补救办法”是设计出更加新颖的方式，将钱给出去。她在有足够的钱购买独栋住宅甚至只是公寓之前，便已创立了一个基金会，还聘请约翰·韦恩昔日的女友来运营。那人名叫斯蒂芬妮·达洛尔，是名律师，瘦得像铅笔杆，总是喜欢把自己晒成健康的古铜色。从那时起，伊丽莎白就已不再是孤苦的寡妇伊丽莎白·索莱曼了，她成了当地神话中“了不起的伊丽莎白”。

拉斐尔之子决定改建伯克广场的住宅，于是带着内达迁到了位于威尔夏区曼宁走廊大街的公寓。在安吉拉看来，他这么做是因为那幢楼里住的大多是伊朗人，这意味着他可以炫耀自己取得的新近胜利，确保社群中的其他人比他在《洛杉矶时报》上刊登一整版公告还更迅速地听闻此事。这也是他在房地产市场树立自身财务优势的机遇：由于前任业主们欠他债务无法偿还，他便收回了他们公寓的抵押品赎回权。

楼里的所有邻居几乎都知道或听说过索莱曼家族，还有他们与拉斐尔之妻及其子的敌对关系。许多人知道他在伊朗身为“贾迪德·阿尔”的岁月，有几位甚至曾是他敲诈勒索的受害者。无论是在大厅和电梯里，还是在楼道和车库中，他们都用困惑与义愤交织的眼神盯着内达，窃窃议论她日渐膨大的肚子和过于紧绷的衣服，谈论她明知他和他母亲都是什么样的人，知道他们极不光彩的过去，明白他带她入住的公寓其实是从真正的房主手中攫夺来的，那她夜里怎还能睡得着觉呢。有时，年长的女人会在过道里截住内达，为的只是要提醒她，她父亲享有美名和声望，做子女的要保住父母的“阿比路”是多么重要。

邻居之间窃窃私语：你想想看，虽说是个新娘，可她看起来的确早就有孕在身了；说实在的，对一个在美国养大的姑娘，你还能指望什么呢？这儿的孩子毫无责任感可言，他们不会感到愧疚，也不认为对父母负有义务。难道你还没从他们所有的电视节目里看出来吗？孩子一贯正确，他们总是告诉父母要如何生活；每部情景喜剧每一集的结尾都是父母向孩子道歉，或至少是承认孩子最明智。

直到妮可出生，内达才终于有了个需要照顾的人；在此之前，她始终低头耷脑的，让别人根深蒂固地认为她简直是太愚蠢了，就连自己有多难堪都不知道。在那之后，她将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女儿身上，甚至以女儿为借口逃避家庭聚会，刻意避而不见伊丽莎白和安吉拉，甚至她的亲生父母。仿佛她与魔鬼做了交易，打算坚守自己的结局；又仿佛她委身于拉斐尔之子，是为了换取生养孩子的机会。

但可悲的是，倘若内达希望通过疏远别人能将他对她父母和伊丽莎白造成的痛苦降至最低的话，那她就错了。对他们而言，到20世纪的最后几年，在最艰难岁月里曾维系两家关系的友谊与信任的纽带，已逐步瓦解。

安吉拉从法学院毕业以后，继续待在纽黑文工作；妮洛则前往波莫纳钻研火箭。无论她俩如何主动联络内达，内达都反应冷淡。她的父母既不能心平气和地接纳拉斐尔之子这个女婿，又无法彻底与女儿断绝关系。有几次，他们曾痛苦地试着忍受拉斐尔之子在场作陪，直到他最后宣布，他们对他毫无用处，还对内达说不欢迎他们来他家。如果她想的话，可以独自去看望他们，甚至可以带孩子一起去，“只要别带他们到我近前就行，不然的话，我就得叫他们把三流的昔日‘塔夫提’式的傲慢都抛到九霄云外去”。

内达在婚后一如她婚前那般孤独。只是如今，她没法再欺骗自己说，有朝一日，在某个地方，她会培养出一种性格，找到一些勇气，克服导致她跟几乎所有人相处都感到羞怯窘迫的那种局促不安。她是个尽心尽责的母亲，可就连跟女儿们相处时她仍然怀疑自己，猜忌她们的一举一动，后悔做出的每个决定。后来，当她每天开车接送她们上下学时，从没一次有勇气站在其他家长身旁跟他们聊天。她独自去参加所有的家长会，观看她们的演出和放学后的比赛，因为拉斐尔之子“总是拼命忙着赚钱，这样才能维持你们时髦的生活方式”。她大着胆子去参加午餐会、女孩成人礼和学校的筹款会，身穿昂贵的衣服，吞下大把的阿普唑仑来帮自己克服社交恐惧。她全程都坐在同一个地方，呆板地微笑着，佯装乐在其中，之后开车回家时却一路痛哭不已。

后来，拉斐尔之子走了，还盗走了每个人的钱，内达这才切实地尝到不受待见的滋味。

从长远的角度来说，金钱本身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期那几年，金钱充斥着整个社会，太多的人挣钱都过于容易了。正因为它充斥全社会，寻常的洛杉矶人在参加安息日晚宴，去犹太会堂，或是参加孩子学校的家长会时，以及女士们在每周的牌局中，谈话总是不可避免地沦为情绪激动、夸大其词又极为详尽地讲述“别人”上周赚了多少钱。赚钱的路子不只是发展迅猛的网络科技或是价格高涨的房地产业；亦不限于股票市场、九十九美分的低成本商贸或电子产品。这些“别人”只要早上醒来或是一息尚存，就能捞进数百万美元，或者像“了不起的伊丽莎白”那样，懂得该买入什么样的小型初创企业，然后在什么时候卖掉它。

挣钱看似易如反掌，任何没能暴富的人不是鲁钝迟缓，就是不够积极主动。医生、律师、会计、建筑师和工程师——尤其是工程师——任何挥霍岁月去追求更高的教育、后来依靠支付时薪的工作还清助学贷款的人都是在虚掷光阴。且不说他们的父母做出各种牺牲才把孩子送进大学，也不说这些孩子在高中和大学里焚膏继晷，刻苦钻研，耗费数年求取学位和完成实习，毕业时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可如今又怎样？如今，他们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一年只能挣上十万美元，而他们班那些“不太聪明”的同学、退学生和逃学生们，今天在拉斯维加斯买了块地皮，不出一个月将它卖掉，便能获利一倍。

至于伊朗人嘛，他们最终坦然接受了“名字在美国一钱不值”的事实。它伴随个人的生死存在或消亡；只要花上几美元，就能通过法定手续修改；除非你是范德比尔特[范德比尔特（Vanderbilt）：美国最富有的家族之一，因经营铁路和水上运输致富。]或肯尼迪家族的一员，抑或其他某个亡命徒摇身变成的政治家，否则你的名字还不如社会保险号、邮政编码或银行账号更能说明你本人的情况。

在革命后的几年里，这就是伊朗人在亚特兰大、纽约、洛杉矶和帕洛阿尔托发现的真相：美国富人头上围绕的光环，实际上就是把一美元变成十美元的那个零；零的个数越多，光环就越闪亮。对多数人来说，似乎周围每个人都在大把捞取这些“零”，唯独他们自己错失良机，只得靠努力奋斗去支付房租或偿还房贷，还要付租车费、私立学校的学费和不可少的成人礼的筹办费。

此时，拉斐尔之子现身了。他眯着一双近视眼，步态好似企鹅；他声称塞满行李箱的所有那些钞票都是他的“祖产”；当他“砰”的一声打开箱子，宣布在他挣钱的地方还有好多钱可赚，只要跟着他一起投资，你就一定能把钱捞回来时，一直等待机会赶上美国致富大赛的所有那些伊朗人，以及所有那帮盼望让自己在美国已赚得的数百万财富翻番的家伙，都将常识和浅显的道理弃于一旁，把他们毕生的积蓄交到拉斐尔之子手上，甚至大多连收据也没有。

他们这么做——信任一个出身有污点、编造血统，往好里说，财富来源也算可疑的人——是因为他们喜欢他的承诺，还眼见这种事就发生在他们周围二十岁的大学生身上：这些年轻人最大的成就无非是敲击电脑键盘，直到突然冒出个不错的点子，转瞬间就成了亿万富翁。

且不说他从伊朗带出来的“祖产”都不是他自己家的；也不消说，他从富人的妻女们手中敲诈勒索了大量现金、宝石、古董地毯和千年艺术品，革命让那些富人锒铛入狱，甚至被判死刑，直到政府和大批像拉斐尔之子这样的“促成人”获得相当可观的“捐赠”后，他们才获释出狱。甚至也不必提起他自己的会计员——那个满脸病容、每天抽四包万宝路红标香烟、竭尽全力作死的亚美尼亚人，还经常告诫上了年纪又不那么富有的“投资者们”别把钱交给拉斐尔之子。可人们依旧说，这个家伙白手起家，赚了大钱，他肯定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他们是对的，拉斐尔之子的确明白他在干什么。

对于自己为什么能为任意数额的存款支付如此之高的利息，拉斐尔之子的解释是，他投资的方式旁人几乎都做不到。在那个年代，华尔街造就了几十亿美元的利润，硅谷和其他地方也纷纷传出“乞丐变富豪”的故事，因此这也并非多么不可能的事；况且干那一行的也不止他一个。他的投资者们正如其他曾经陷入骗局中的任何人一样，都要承担自己鲁莽草率的罪责。

而拉斐尔之子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要追求自身的富足，还想毁掉他的受害者。他对朋友与仇敌、家人和陌生人“一视同仁”。最终，他就连岳父也没放过。

多年来，他不停地对内达说，无论她的父母怎样假充斯文，他们的寒酸不仅对他，甚至对妮可和凯拉来说也很难堪。

“当别人看到你过得像女王，而你爸爸却跟骡子似的，拖着一箱箱黄瓜和一袋袋大米，这可不合适，对我们的影响也不好。”

2005年，他提出要帮瑞伊斯夫妇“成为了不起的人物”。

他说如果他们同意偿还抵押贷款，他就会交纳首付款，以便他们能买下一爿商店。

若是在以往，当瑞伊斯医生尚未丧失尊严与傲骨，没将雄心壮志跟奖章和回忆一同埋葬的时候，他宁可从行刑队面前昂首走过，也不会从拉斐尔之子手里拿一毛钱。即使是现在，当他的后背已经因搬举重物受到永久性损伤，双手像农夫似的皴裂时，他对这个提议的第一反应仍是义愤填膺。

“告诉你丈夫，我们谢谢他，”当内达为他和吉芭捎来拉斐尔之子的口信时，他说，“但我们不是乞丐，不会为了要活命去欠他的钱。”

当时，他们租住在凡奈斯区穆尔帕克街上的一幢没有电梯的大楼里，吉芭已经失业五个月了。他们的收入只有从本尼农产品店挣来的每小时七美元的工钱。妮洛在美国航空航天局工作，参与火星探测项目，她一直给父母寄钱；吉芭在伊朗的兄弟们亦如此。内达本也想帮忙，可她从来攒不下什么钱：拉斐尔之子允许她刷信用卡，却刻意确保她手头总是缺少现钱。

从他们结婚之初，他就一直这么干。内达曾一度试图在购买杂货或在药店买药时，通过要求返还现金的方式绕开这一限制，但拉斐尔之子在月底检查信用卡账单时发现了。他销掉了她的信用卡，一连十二周都没给她新卡。他直接给女仆发工资，这样内达手上根本不过现金，而他给女儿们的零用钱却颇为慷慨。他想让内达记住是谁在供养她，她又是多么需要他。

或许是因为对父母爱莫能助而感到内疚，也可能是害怕他们拒绝的话会触怒拉斐尔之子，总之，内达坚决希望父母接受提议。每周一次，她会在瑞伊斯医生不上班那天去看望他们。她开车去到谷区，在他们的公寓里度过下午的时光，因为不朝阳，屋里永远是半明半暗的。每次探望或与吉芭通电话时，她都要强调这一点，因为她们俩都明白，一旦她——吉芭——答应了，那么瑞伊斯医生也只好同意。他在美国很快悟出了这一点——在家里做主的人不一定是父亲，而是挣钱最多的那个人；在伊朗时，他曾因忽视妻子的恳求而危及全家人性命，使他们沦落到后来的田地，因此他再也不能独断专行了。

当你正依靠曾极为敬重你的成年子女给的一点钱度日时，也无法在许多决策上独断专行。而最终，当你已逾退休年龄，却仍在等待自己取得重大突破时，就更无法拒绝类似拉斐尔之子施舍的这种机会。

在皮科－罗伯逊区的所有伊朗杂货店里，本尼农产品店规模最小，利润也最薄。店主巴不得卖掉这个鬼地方，留待瑞伊斯夫妇去让它起死回生呢。

在结婚九年后，拉斐尔之子终于让妻子感到嫁给他的姗姗来迟的幸福：他对她父母的态度，交钱和签合同时的轻松与迅捷，甚至表现诚恳地与瑞伊斯医生握手并亲吻了吉芭——“祝贺您，夫人，我祝你们取得成功；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请随时联系我的助手艾迪”——所有的举动都使内达相信，他的为人实际上要胜过自己对他的评判。

他们的两个女儿，一个九岁，另一个七岁，因此不妨说，内达在过去八年里都不曾与丈夫亲密过；自打他们从医院把凯拉接回家以后，便一直分房睡。在内达哺乳期里，拉斐尔之子搬到了走廊另一头，以便夜里睡个好觉。在那之后，他作为父亲的主要功能就是写支票，外加抱怨私立学校的学费和孩子们的课外活动费用太高。他为女儿们花钱举办奢华的生日派对，甚至更为豪奢的成人礼，但从不在策划工作上花一分钟时间，宴会刚一开始便急着走人。

我们究竟是不是真的对自己最需要的人怀恨最深？拉斐尔之子是否因此而对他如此渴望接纳自己的社群深恶痛绝？既然他最终已达成心愿，砸开了大门，将自己安插到每次商界聚会、非营利机构的委员会和社会活动中，却又为什么几乎无法容忍那里面的人呢？

或许可以预见的是，那个唯一看到瑞伊斯医生从本尼农产品店的售货员升为店主以后并不高兴的人是安吉拉。她从妮洛那里听到消息后，立即警告说这样做会招致可怕的恶果，例如但不限于破产、入狱、离异，或是“幸运的”新店主遭人谋杀或自杀。那年，安吉拉三十三岁，在一家大型高档律师事务所工作，较之以往更加放肆和武断。她不在乎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已变得多么富有，也不关心在抵押贷款相当容易取得的年代里，在男女老少面前，成功之门是如何豁然大开，她清楚拉斐尔之子是个什么样的人，也能猜到他对岳父母打的什么算盘。

她前往本尼农产品店当面告诫瑞伊斯医生。医生仍旧每天穿着正装，系着领带，站在收银台后面，查看着一磅又一磅的日本茄子、印度茶叶和以色列腌黄瓜。她警告说他犯下了平生最大的错误：“这比你当年不听吉芭姨妈的劝告，结果被困伊朗还要糟。”他不仅跟魔鬼立约，还向他借钱。“我想说的是，谁告诉你这是个好主意的？我不知道他会做什么，但我保证他居心叵测，一旦你让这地方好转起来，盈利了，他就会出手。”

瑞伊斯医生觉得，在本尼开始盈利之前，他和吉芭恐怕早已作古。他们买下这地方还不到一个月，它便已耗费了他和吉芭仅存的全部精力。她总是这儿疼那儿痛的，不停地跟他们雇来接替瑞伊斯医生在库房工作的洪都拉斯男孩寻衅吵架。她只有在不得已时才跟别人说话，而内容总是关于卖家如何欺骗他们，或是顾客如何轻视她。瑞伊斯医生早就料到，尽管他之前已为本尼农产品店服务多年，但他和吉芭年纪太大了，也缺乏经营这种商店的经验，在他们接受拉斐尔之子的提议前，他就说过许多类似的话，可如今他们已到了这般田地——又能怎样呢？——他们只有奋力一搏才能不败。

“别太担心我和妻子，”瑞伊斯医生对安吉拉说，“我们已经时来运转了。在我离开你们大家以前，你只用确保自己和妮洛都找到丈夫，再生几个娃娃啊。”

较之其他任何问题，安吉拉在婚姻问题上与“迷惘一代”的伊朗女性尤为相近，她们在幼年或少年时逃离祖国，陷于东西方之间的尴尬境地无可依傍。她们逃离故国时太年轻，还尚未被传统价值观塑造成形；可她们业已长大，又无法彻底理解和适应美国的现代生活方式。这些女人在寻求“明智的”婚姻带来的安全感和“真爱”的吸引之间摇摆不定；她们意识到应该充分利用青春和美貌，确保经济上的安稳，创建朝气蓬勃的健康家庭，却又被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脑力和个人力量深深诱惑。大多数伊朗男人觉得她们太过摩登，而大部分西方人却认为她们太过守旧。

正如拉斐尔之子对阿拉姆兄弟道出的名言那样，洛杉矶实际上是座第三世界国家。城市的形象中充斥着身材高挑、金发碧眼的加利福尼亚姑娘和小伙儿，他们全都面色红润，身穿超短裤，在沿着海滩骑行。可事实上，住在此地的每个人几乎都不是加利福尼亚本地人，金发碧眼也只是化学作用的结果，另外在洛杉矶县人们使用的语言超过了224种。

这种状态让外国人更容易感到舒适自在，但也确实存在一些弊端：每个族群的成员只要一到此地，便立即加入他们各自的小部落，之后永远待在那里，或多或少也还算和睦。但每个部落都有很强的占有欲和领地意识，并始终受到邻近部落的成功或扩张带来的威胁。在城中某些地区，他们将恐惧诉诸AK-47步枪和《宪法》准许持有的其他大杀伤力武器——因此，该市以“世界帮派之都”而闻名。在其他地区，比如在西区，他们将战争带到了私立幼儿园的沙坑和操场上，带进了市议会的会议室和犹太会堂的圣所中。

在每个部落内部，当西方价值观初现威胁，进而蚕食，甚至吞没昔日的信念和传统那垂死的残骸时，一场消耗战就此上演。安吉拉了解那种战争。对她来说，这场冲突塑造了她成年后的全部生活。因此，她去接受一流的教育，事业有成，掌控自己的命运；也因此，她始终独身，没有孩子。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前中期，安吉拉正处于约会的年龄，社群中的年轻人都被寄望于跟其他伊朗犹太人结婚。若非如此（比如跟一个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结婚），那么做父母的只得守丧七日。对此，安吉拉经常感到荒谬可笑，因为他们已然选择在美国而非伊朗生活；但这大体上与她本人无关，反正也没有“正常的”白人男子曾对她表示过真正的兴趣。实际上，正常的白人男子认为，他们能找到比伊朗女人更好的伴侣。

所有那些抱怨伊朗人不愿混同和融入更大范围社群的洛杉矶本地人，责怪伊朗父母坚决要子女跟其他伊朗人结婚，也埋怨那些子女基本只跟其他伊朗小孩亲近。所有昔日的移民都对新来的移民缺乏尊重，正如他们自身也曾经历的那样；如今，他们却忽视了自身在维持部落之间的分隔状态中所起的作用。

正常的伊朗适龄男子也没在安吉拉面前排起长队要求迎娶她。她不够漂亮，满足不了未来婆婆对外貌的要求；她也不够富有，无法左右他们的父亲放弃那些要求。二十五岁一过，她就不仅是不够漂亮和富有了，而且年纪也太大。不知不觉间，她就二十七了，年长的女人会说“她这辈子都嫁不出去了”之类的话，那语气仿佛她已经死去或是命在旦夕，错过了姑娘们被认为是值得娶进门的三分钟机会的窗口。后来，她三十了，拥有常春藤学校的教育背景和高薪的工作，但在社群里任何人心目中，她都是个现成的悲剧，因为她一直没嫁出去。并且后女性主义——这种思维方式并不是伊朗人特有的：大多数美国女性也一样——认为婚姻才是最佳选择。

当安吉拉年满三十岁时，她在穆赫兰道买下一栋俯瞰山谷的小房子，还告诉自己必须学会接受她无法改变的事。三年后，即2005年，她三十三岁，已然接受自己或许正朝着永远“没有丈夫”的终点进发。大多数时候，她对此并不介怀，但是每隔一阵子，当她看到一个孩子，通常是陌生人的孩子时，总会心头一沉，直到多日后才能摆脱那满腹的忧伤。

自从约翰·韦恩去隆波克自首以后，她就再也没见过他，但她一直算着日子，知道他快要出狱了。他被判十三年监禁，已服刑十一年。在联邦监狱，犯人每年如果表现良好，可以获得五十四天减刑。假如他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减刑，在接下来数月中的某个时间，他就能获释了。直到现在，安吉拉始终尊重他孑然自处的愿望，可“凡事总有个限度”，她向伊丽莎白宣布了自己要去探望约翰·韦恩的意图：“他现在随时都会出狱，需要有人帮他过回正常的生活。”

安吉拉关于“约翰·韦恩需要帮助”的想法是对的，但她算错了出狱的日期。她到达隆波克时，才发现他在六十三天前就获释了。“因为五十四天的规定嘛，您瞧呀，从东海岸来的律师女士，它可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都喜欢约翰·韦恩，连看守也是。”

她焦头烂额地试图在能想到的每条路上找寻他的踪迹。那时，她正担任公职律师，工资比在私营律所时少了一半多，所以雇不起她认为要追踪一个决意隐遁的有前科之人所必需的那种调查员。她觉得这是伊丽莎白欠她的情，实际上是她欠约翰·韦恩的情，尽管他曾一度恳求与她们断交。

安吉拉并非有意生母亲的气。她过了三十岁以后，确定自己已经能够理解，甚至谅解为什么伊丽莎白没有时刻对她关心呵护，因为幼年时，伊丽莎白的母亲就没这样对待过她。安吉拉能够理解，早年间的损失、颠沛流离与随之而来的艰苦奋斗是如何扼杀一个人心中被女儿渴望获得的那种柔情的，即使是像伊丽莎白这样坚定执着的人。她也能想象到，在埋葬了一个孩子以后，伊丽莎白或许会犹豫该不该对另一个孩子爱得太深。

不过还有些事情，即便安吉拉已经谅解，却无法释然。其一是自幼年时起便被灌输进她头脑中的极端自立的习惯；另一件是孑然独处和疏于联络。这在曼哈顿很容易做到，她在那儿没有家人，也不喜欢任何一个同事。但当她搬回洛杉矶之后，经常碰见高中时代的老相识，还有一些认识她，尽管她并不认识的人会走上前来，在马路中央、餐馆里或是说实在的，在随便什么地方截住她，打听“你亲爱的妈妈”。最终安吉拉才搞明白，他们对伊丽莎白的个人情况掌握得比她还多；并且，仿佛这样对她当众羞辱得还不够，他们总是继续询问安吉拉自己的隐私，好比说她结婚了没有，如果没有也“别担心，现在的姑娘结婚都晚，有的甚至跟美国人约会。你肯定会遇见不错的小伙子的，你那么聪明，事业有成，还有其他好多资本呢”。

“翻译过来就是，”安吉拉在电话里气冲冲地对妮洛说，“也许你很聪明，可一点儿也不漂亮；或者说，一定会有什么人为了得到你妈妈的钱而娶你。”

最后这一点——关于伊丽莎白的财富很可能为安吉拉招来夫婿——算是合理预测，因为世界各地的每个社群中都有这种事，尤其是当它涉及巨额资产的时候。

伊丽莎白的宅院位于布伦特伍德的奥克蒙特街，她花费重金使它看起来并不奢华，反倒颇具禅宗的简洁。所有的线条和框架都笔直流畅，每道墙面都平滑朴实，每种色彩都柔和悦目。女仆身穿CK的无袖灰色女装，男仆身穿白色正装衬衣和量身定制的灰色套装，打着灰底白条纹的领带。他们讲话的声音都如同休闲健身中心的服务员——训练有素，音量仅略高于耳语，它昭示着价格不菲的安静肃穆、用黄瓜片调味的自来水、十八种草药茶和雪尼尔浴室拖鞋。

在此背景下，伊丽莎白家中那位自封大管家、处处提防的看门人斯蒂芬妮·达洛尔犹如恋爱中衣着考究的人般显眼。她身材高挑，瘦削，很享受在日光沙龙里把皮肤晒成古铜色，看上去就像一名里约热内卢的沙滩排球运动员。斯蒂芬妮·达洛尔属于那种在加利福尼亚沿岸随处可见的不幸身处富贵之家的人，她们通常是些四五十岁的女人，内心纠结而痛苦，曾一度相信自己能够并应该得到一切。起初，她们受过良好教育，聪明伶俐，迷人而自信——哦，没错，还身材苗条，有着健康的褐色皮肤和结实的身体——她们认为生活——还有男人——将会公平地回报她们所能给予的一切。在离过一两次婚和一连串的恋爱失败之后，她们依然聪明、受过教育，依然只穿4码的衣服，可如今她们依靠不加调料的沙拉和脱脂拿铁度日，改用喷雾剂而不是躺着晒太阳让自己变黑；要是在圣莫尼卡的台阶上跑上跑下，肯定会弄伤膝盖，所以她们只好每小时付180美元，雇用健身房里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小伙子来帮忙完成“定点减肥”训练。比这些女人年长十岁以上的男士不会考虑与她们约会，因为她们太老，要求也太多，还有“太多的包袱”。同龄的已婚女人对她们退避三舍，未婚的则同她们争抢新近离异或丧偶的男士们的注意，而那些在离婚前或妻子刚患病的一刻没被人抢走的男士可谓凤毛麟角。

斯蒂芬妮穿着铅笔裙和蜥蜴皮的便鞋，在她的车里听着自助课程，用“亲爱的”来称呼每个人。她无可挑剔地服侍着伊丽莎白，却讨厌伊丽莎白的不知感恩与抠门，当然，她抱怨伊丽莎白吝惜的并非金钱或工资，也不是批准度假或病假，而是在分享介绍她那些英俊富有的单身男性朋友和同事方面。据斯蒂芬妮所知，伊丽莎白身边这种人可多着呢。七年间她们天天见面，伊丽莎白却从不过问斯蒂芬妮的私生活。你可以称赞她尊重员工的隐私，或许也可以认为她不问是因为漠不关心。而斯蒂芬妮认定是后者。周二下午她正要出门时，门卫来电称安吉拉来了。

“告诉她不行，”斯蒂芬妮冲门卫吼道，“索莱曼夫人正忙着呢，不见客。”

两分钟后，安吉拉驾驶着她的普锐斯，犹如神风特攻队飞行员开着一辆玩具坦克似的，沿车道一路猛冲过来。

一个男仆引安吉拉来到藏书室，关上房门。几分钟后，他端来一个小银盘，上面放着一瓶苏打水、一只水晶杯和一个装着馥颂巧克力的多姆糖果盘。他将托盘放在其中一张极简抽象风的桌子上，那种桌子经常被置于现代艺术博物馆中展览。他用极其微妙的目光瞥了安吉拉一眼，问她要不要水。安吉拉此刻正如同一个不服管教的十岁顽童般，四仰八叉地坐到双人沙发上。

“不用，”安吉拉气势汹汹地说，“但请你转告我妈，我可没工夫整天泡在这儿。”

她琢磨着，这个男人好像是叫杰拉德。他好像曾在一家男士奢侈品商店当过经理，虽然挣着最低的工资，外加零星的回扣，可行为举止却仿佛他就是店主，还蔑视那些花了不少钱的顾客，直到最终被一个比他长相更英俊、手脚更勤快的人所替代，被迫去别处找工作。

“你在她这儿干了很长时间吗？”她尽量柔声问道。她明白自己在亲生母亲家感觉像个陌生人并不是他的错——实际上，她在母亲家的确是个陌生人。

“到今年八月就满五年了。”他说话时眼睛看向别处，小心翼翼地以此来表示对她举止的不满。

“嗯，”安吉拉高声寻思着，“我想知道为什么——”

“以前我们的确见过，女士，”杰拉德插话道，“见过几次。”他漫不经心地低下头，离开了房间。

难道她们——安吉拉和伊丽莎白——在对待别人时，当真有天壤之别吗？

她听到鞋跟在灰色木地板上快速走来的声音，仿佛节拍器开始进入急板，她感觉自己的心因情绪而绷紧了。

“你来了我真高兴。”伊丽莎白在门口出现时说。转瞬间，她已抱住安吉拉，亲吻着她的双颊，之后说出了每个伊朗犹太母亲的标志性话语：“愿我能为你牺牲。”

“我一直想见你。”

安吉拉听到伊丽莎白说出“愿我能为你牺牲”或是其他任何母亲表达喜爱之情的话语时，总是感到沮丧。对安吉拉而言，这些说法感觉像是在蓄意破坏她几十年来对母亲发动的冷战。

伊丽莎白身穿一件普通（无疑很昂贵）的米色连衣裙，脚上是一双两英寸高的高跟鞋。她浅妆淡抹，除手表外没戴任何首饰。

“你工作很忙吧？”她用波斯语问。

“不忙，但我想让你做件事。也就是说，我希望你履行一项你一度疏忽的义务。”

听到这话，伊丽莎白的目光暗淡下来。她点了点头，然后苦笑道：“你是指约翰·韦恩吧？”

安吉拉常常惊异地想起，五十一岁的母亲是如此年轻，却又总显得那般睿智，理解和领悟事物总是那么神速。安吉拉不由得敬畏她，钦佩那种曾帮她多次浴火重生的力量。

“我根本找不到他的半点儿踪迹，”安吉拉说话间突然感到像是失去了亲人，“我觉得你应该雇个专人。我想这么做，可他们要价太高。”她匆匆环视了一下房间，仿佛是在证实伊丽莎白能负担得起。

“你觉得他想让你找到他吗？”伊丽莎白柔声问。

她说“你”，而不是“我们”，这在安吉拉看来真是个冷酷无比的立场。

“真见鬼，妈妈！”当她听到声音在屋里回响时，才意识到自己是在叫嚷，“你也应该找他，你就不该一直不去看他。”

这不是安吉拉第一次责备伊丽莎白遵照约翰·韦恩的意愿而背弃他。

“我知道你想帮他。”伊丽莎白冷静地说。

“必须有人这么做。”

当伊丽莎白进门时，安吉拉起身问候，之后便一直站着。现在，她无力地坐回沙发上。

“他是为了我们才蹲的监狱。”她发觉自己快要迸出泪来，于是用一只手捂住脸来遮掩。

曾有过太多太多的渴望，又有过太多太多的失去。

“安吉拉，”伊丽莎白柔声说，“我也曾像你现在这样——年纪轻轻，认定自己想要什么。我了解那种需要，知道它看起来有多重要，又多急迫。但我希望你相信我说的话：有些真相还是不说为好，因为你知道的越多，就越会被未知困扰。”

瑞伊斯医生成了“矿坑中的金丝雀”。[“矿坑中的金丝雀”（the canary in a coal mine）：比喻脆弱和容易受到外界影响的东西。这个习语源自一种古老的习俗：17世纪，英国矿井工人发现金丝雀对瓦斯十分敏感。空气中存在极其微量的瓦斯时，金丝雀就会停止歌唱；而当瓦斯含量超过一定限度时，虽然人类毫无察觉，金丝雀却早已毒发身亡。当时在采矿设备相对简陋的条件下，工人们每次下井都会带上一只金丝雀作为“瓦斯浓度预警”，以便在危险状况下紧急撤离。]

2008年，他收到一家银行发来的“取消抵押品赎回权通知书”，而之前他从未与那家银行打过交道。他猜想是寄送失误，于是给银行打电话，告诉他们发错了。他本以为事情会到此为止。

21世纪的头几年里，抵押贷款很容易申请到。拉斐尔之子几乎以他拥有的每样财产为抵押，取得了第二、第三笔贷款。贷款的实际用途只有他本人和开曼群岛的某些银行经理才知晓；但当破产日迫近时，他开始让银行在他加了过多杠杆的财产中随便拿。当然，没人通知瑞伊斯医生，以他的商店为抵押的贷款现已属于另一家银行。据他所知，拉斐尔之子在2005年完成首付之后就撒手不管了，而将商店登记在瑞伊斯医生名下。医生每次把抵押贷款支票交给艾迪·阿拉克斯，再由他转交给银行。

在瑞伊斯医生手握被汗水浸透的“取消抵押品赎回权通知书”匆匆赶来那天，艾迪痉挛得异常剧烈。他刚看到瑞伊斯医生进来，便开始低声咒骂，随后用他那种在恼羞成怒时变得愈发浓重的亚美尼亚口音说：“跟其他所有人一起在过道里等着。”

此时，瑞伊斯医生往身后一瞥，这才留意到他进来时因情绪太过激动而漏掉的一幕：一队躁动不安、神情焦虑的男男女女沿着走廊，一径排到办公楼大堂，最后排了出去，一直站到了电梯旁。他很快得知，他们每一个人都带来了以为是误寄的信函或通知。

拉斐尔之子“破产”的消息传到洛杉矶的方式，就像其他大多数西海岸突发的头条新闻一样，都是通过长岛伊朗犹太人之间运转顺畅的流言网络扩散出去的。也许因为长岛只是美国的第二大伊朗犹太社群，所以早在移民开始大批涌入之前，“洛杉嫉人”[此处原文为“Los-Aan-jealous-syiah”，是美国东海岸伊朗犹太移民对他们西海岸同胞的戏称。]就对东海岸人具有一种稀奇而持久的吸引力。那时，只有几十个伊朗犹太人离开德黑兰到美国谋求出路。大多数人在纽约定居，投身房地产市场；许多人都极其成功。但那是在伊朗经济扩张的黄金时期——树上都会长出钱来，获利成了生而有之的权利；周末从德黑兰飞往伦敦的购物之旅，夏天在法国里维埃拉的三个月公费旅游；工作日在将近午夜时分开始的通宵达旦的派对；私有村庄和纯种赛马，还有令英国王冠上所有宝石之和都为之失色的珠宝首饰。尽管这些离经叛道的伊朗人在纽约发展得风生水起，却尚未给德黑兰的家人留下深刻印象，也无法说服他们背弃古老的家园——“因为我们是伊朗人，你知道的，我们是血肉至亲，永远都是”——转而投奔曼哈顿那落满煤烟的高楼、拥挤狭窄的居住空间和被闯黄灯的司机撞倒的风险。

革命唤醒了一部分身在伊朗的“血肉至亲”，促使他们拖着行李来到长岛，忍受暴风雪和飓风天气；但大多数人避开了这种刺激，去了西海岸。他们穿着厚厚的紫貂大衣，戴着貂皮耳罩，坐在前往曼哈顿的火车上，希望在那儿能咨询到最好的整形外科医生；纽约人自我安慰地想，洛杉矶的气候让那些“洛杉嫉人”精神浅薄，外表虚荣。儿子带回家来的阿什肯纳兹犹太“怪兽新娘”，未来儿媳用他们的钱（因为对伊朗人来说，都是新郎家为婚礼买单）雇来的强盗般的派对策划人，都令他们进退维谷；他们彼此安慰说，影视文化让“洛杉嫉人”变得太过浮华放纵。经年累月，那些看透了抗拒无效的人都打点行囊，悄然搬到洛杉矶。其余的人始终在寻觅第一万个住在长岛上更好的理由。其实，只要单单一条就够了，那就是东海岸的女士和先生们受到了R. S. 索莱曼的殷勤礼遇。

在移民西方以前，伊朗人将美国奉为地球上唯一一个法律力量胜过立法者的国家。

“在美国，”他们心怀敬畏地对彼此诉说，“即便总统犯了法，也会被弹劾。”

总统或许如此，但华尔街的玩家们却是例外，哎哟，对了……还有拉斐尔之子和“杂牌军”。2008年的金融危机向此前曾吹捧美国司法体系的众多移民证实，这与他们已经逃离的故国颇为相像，法律基本只对穷人生效。

瑞伊斯医生没能从艾迪·阿拉克斯那儿得到答复，之后每天给拉斐尔之子的办公室、家和手机打去很多电话。他留了言，还试图自我说服并没在做蠢事。毕竟，比他更出色的商人已将更大数额的投资款委托给拉斐尔之子；他们不可能都是傻瓜。包括超级正统派、改革派和重建派在内的拉比们都称赞拉斐尔之子有金融头脑，对犹太教的每项事业都慷慨奉献；他们不可能全看错人。

他向内达、甚至向外孙女们求援，他对妮可和凯拉说：“拜托让你们的爸爸给我回电话——事情紧急，十万火急。”他回到世纪城的办公室，却骇然发现更大一帮惊慌失措、怒不可遏的客户正威胁说，如果艾迪不开门就要破门而入。

艾迪像风中的稻草人一样颤抖着，貌似快要中风了。他在屋里尖叫道：“我今天没法给你们钱！我根本就没钱。”

在之后的几天里，果然还是难觅拉斐尔之子的踪迹，有传言称他正准备进入破产程序，而他那帮在九十九美分廉价商店工作的土包子亲戚却正在用现金买下市中心和其他地区一个又一个街区的房产。艾迪被越来越多的客户围困起来，要求归还他们的存款。起初，他的言辞尤为尖刻，脾气也火爆；后来他的确感情崩溃了。别人冲他尖叫，他也尖叫着还嘴；他们恳求他，他就痛哭流涕。

“我什么也做不了，”他每天要重复一百次，后来终于关掉了他办公室的门铃和手机，“不该我还钱。”

他食欲全无，烟抽得也更凶了。他要吞下一整板安必恩才能勉强睡上两三个小时；他感觉浑身不舒服，盘算着如果他飞往伯利兹，谁还能照顾他的母亲。他打拉斐尔之子的私人手机——极为私密，只有约书亚·辛查、哈达萨·辛查和艾迪三人知道号码——冲他大吼大叫，直到拉斐尔之子挂断通话。

“你过来亲自答复这帮人吧。”他说。

“即使你不见他们，至少给他们回个电话，这样他们就不会来烦我了。”他说。

“如果你打算失踪，告诉我账本和办公室要怎么办。”他说。

艾迪无法说服他的老板不再躲藏，也避不开那些债主，就连在格伦代尔他自己家里也不行。他闭门不见老人和寡妇，因为不忍心直视他们；对于损失数百万的更为富有的债主们，他则往伤口上撒盐似的说：“如果你是笨蛋，那混账是小偷的话，这可怪不得我。”

后来，贾克内和雷西——“帽中鼠”和“那该死的蛇”来拜访了他，他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性命堪忧。

安吉拉与妮洛开车前往市中心的庙堂街，希望说服破产法庭拖住或阻止拉斐尔之子和“杂牌军”的“抢劫”。在路上，安吉拉突然发现了约翰·韦恩。她们在主街和第七街的路口停下等红灯时，她碰巧抬头扫了一眼旁边车道上那辆橙白相间的城市公交。车窗边的男人看上去丝毫不像她幼年时熟悉的约翰·韦恩，可她还是当即认出了他。安吉拉挂上停车挡，把车泊在十字路口，连引擎都没熄、妮洛也还坐在副驾驶席上，便猛冲向公交车，使劲儿砸车门，直到司机注意到她。他没开门，而是指了指一街区开外的车站。安吉拉叫嚷着让妮洛坐到驾驶席上，跟上公交车，然后她自己跑着去跟公交车会合，不等乘客下车就上去了。她在台阶上跟约翰·韦恩撞了个正着。

从监狱获释时，他在一个旧账户里有几百美元，还有包括霍尔和伊丽莎白在内的一帮有钱的旧友，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帮他东山再起。但他从感情上不愿再回去，也没脸再见他们；他不愿想起自己曾是什么样的人，后来境遇又如何：他曾是个大施主，如今却要靠施舍度日。

他搭乘巴士从隆波克出发，经过175英里来到洛杉矶。他在旧日厨房帮工曼纽尔的一居室租屋里借宿了两夜，同住的还有四个在市中心亚当斯区工作的无证移民。他在狱中瘦了三十磅，脸色蜡黄憔悴，衣服破旧过时。他不遗余力购买的一排排牛仔靴，还有他曾经酷爱穿戴的昂贵套装、丝质领带、领带夹和衬衣袖链，全都被堆在一只大行李箱里，放在好莱坞藤街旁的一个储物柜中。它们闻上去有一股混杂着灰尘、樟脑球和陈腐空气的味道。即使在被清洗之后，它们穿在他身上仍松松垮垮的，好像是从卡车上偷来的。

在隆波克时，他曾被分派到厨房帮工，所以他努力想找一份快餐厨师的工作。他特别害怕碰到以前认识的任何人；鉴于他申请职位的范围，这种事倒是不太会发生，但这也意味着他得不到推荐，找工作时没法求助于任何老相识。最后，他从几个俄罗斯少年手里买了一张伪造的社保卡，跟六个无证工人一起，到奥维拉街的肌肉健身房旁边的一家美式墨西哥料理餐馆打工。当安吉拉刚开始寻找他时，他就在那里。他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还省吃俭用，以便能搬离洛杉矶，然后远走高飞，找到一个他负担得起的便宜地方，哪怕不得不到死亡谷[死亡谷（Death Valley）：加利福尼亚州和内华达州之间的峡谷，两侧是悬崖绝壁，十分险恶。]的中心也好。之后他要给住处安装下水道，再支个旧炉子，挂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警告：此处供应监狱饮食”。

安吉拉穿着安泰勒牌律师套装，约翰·韦恩则穿着一条破旧的黑裤和一件褪了色的黑色T恤衫，他们站在主街和第八街路口的人行道上，等待妮洛停好车后来会合。从远处看，他们像两个经常碰面却总不知该从何谈起的老相识。妮洛随即赶来，一下子扑进约翰·韦恩怀里，哭喊道：“约翰叔叔，我一直好想你！”她的声音里没有丝毫的怨愤。他张开双臂抱住了她。

他现在刚开始在第六街和主街路口的“工匠坊”当导购，店主是两个伊朗孩子，尽管他年纪太大，但他们还是雇了他，就因为他是伊朗人。他住在可谓贫民窟的第六街和圣佩德罗街区，但他的公寓有不错的浴室和厨房，况且他也不介意要先跨过别人、穿过帐篷才能到家。

他一口气把自己的情况报告完毕，仿佛已为这类场合事先准备过，预演多次，铭记在心。他的头发已变得稀疏，身上隐约显出一两处永久性损伤，但最显著的却是空虚感，是他和姑娘们之间的情感空缺。就好比你回到自己成长于兹的城市，却发现自从你最后一次见它后，它已被烧毁又重建了。

他十分礼貌拘谨地问起伊丽莎白和瑞伊斯夫妇。

“他们都好，”安吉拉替自己和妮洛回答，“但你肯定不会想知道内达的事。”

倘若这话是想请他追问下去，他却没选择接话。

很快，他们彼此就无话可说了。

“我们要不要去哪儿坐坐，叙叙旧？”妮洛迟疑地提议道。

约翰·韦恩上班要迟到了。他没有手机，但他记下了安吉拉的电话，还许诺会打给她。

在拉斐尔之子宣告破产后的几个月里，瑞伊斯医生像西绪福斯那样，徒劳无功地试图从不知怎的便拥有了商店的“影子银行家”手中救回他的店铺。在艾迪没接他的电话，而拉斐尔之子为了吓跑债主，在自家门外安插了一对夜总会的保镖后，瑞伊斯医生去过警局，也找过地方检察官和法律援助署；他还找过“杂牌军”的每一位成员以及他们的配偶和朋友。他一次又一次地求助于内达，仿佛她对丈夫的事务有什么发言权似的。他写了一封雄辩有力、感人肺腑的家书，在信中请她伸出援手，算是回报“你母亲和我在你尚且需要我们时为你付出的一切”。

之后，他搜寻到其他债权人，建议他们共同商讨，齐心协力。可一开始就没多少本钱、现已全部赔光的那些人认为，最好还是保持沉默，避开是非，盼着拉斐尔之子人性未泯，在尘埃落定之后把钱归还他们。他们不想冒险因团结一致而疏远拉斐尔之子。而更有钱的债主们听说那笔对瑞伊斯医生利害攸关的金额是如此之“小”时，大笑了起来。

“但愿我只损失了这么多。”他们说。

瑞伊斯医生仍无法接受这个现实：在21世纪的美利坚合众国，在标榜“我们如此自由开明、为其他所有人树立了标准”的加利福尼亚州，竟能容忍像拉斐尔之子犯下的如此不义之举。

他最新想到的主意是给银行行长写一封申诉信，提醒行长作为一个人的责任，还请求面谈，以期“达成一个友好和睦且被双方认可的解决方案”。

除受害者外，委托人以“破产”为由招来的那些吸血噬尸、不择手段捞钱的律师和法庭会计师也认为，拉斐尔之子所作所为的天才之处在于刻意不保存文件资料。21世纪已经过了十年，但索莱曼公司的所有账簿都仍以老式分类记账法用铅笔书写，没有任何复印件。办公室里没有电脑，只有一个电子计算器，就连这也几乎没怎么用，因为拉斐尔之子和艾迪都是伊朗教育体系的产物，他们能在头脑中记忆和存储海量的信息，并且处理复杂的数学运算。

当然，拉斐尔之子的大部分客户都留意到了文件档案的缺失，尽管它的确吓跑了少数潜在投资者，但其他人却熟视无睹，反倒把它当作与能提供如此稳定高利息的机构做生意的合理代价。再说，当他们在每周五的安息日晚宴上饮下几杯龙舌兰酒之后，或是每周六晚上当七百个最亲密的朋友齐聚一堂时，就会对彼此说：“那个艾迪简直是活脱脱的电子表格啊。”

只要进展顺利，投资者就乐于依靠艾迪在瞬时之间便能从大脑调出信息的记忆力，他能将他代表拉斐尔之子收支的每一笔钱精确计算到分。当拉斐尔之子说他“不存书面记录是为了避税”“国税局真该死”“等亨利·保尔森为他的收入交了税，我才会交自己那份”的时候，大多数人都相信了他。拉斐尔之子唯恐他们以前没听他讲过这个故事，总是在这段声明之后追加一番解释：在保尔森给全世界挖了个大陷阱的同时，保尔森自己是如何从高盛集团获得了7亿美元；2006年，当他离开公司，成为乔治·W. 布什内阁的财政部部长时，国会通过了一部法律，“碰巧”免除了保尔森应缴纳的5,000万美元税款。

“为此，同时也因为他太愚蠢，看不出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保尔森才能到奥巴马政府时仍能守住财政部的高位。”

然而，一旦钱没了，艾迪就被留下来背黑锅。拉斐尔之子对债主们说，他根本没法弄清他欠每个人多少钱；他对律师们说，他们应该跟艾迪谈谈，毕竟他才是保管账簿的人。在针对他的唯一一起诉讼中，他向地方检察官暗示，只有他们指控艾迪做假账才能更好地结案。而他对艾迪则解释说，根本不用担心：“你没有财产可损失；如果最终我们当中必须有一个人坐牢的话，我会确保你母亲受到很好的照顾。”

的确，在普莱森特瓦利州立监狱中安安静静地服刑一两年，或许对艾迪的狱外生活还是一种改善，那里因绿色的草坪和宽松的管理而以“乡村俱乐部”闻名。况且，尽管他从未直接因欺诈获利，但这么多年来艾迪始终明白他的老板在搞什么名堂。关于他在脑子里记住每个数字的故事——那当然纯属一派胡言。艾迪的确留存了分类账，只不过它们是用铅笔手写的，很容易擦除或按照拉斐尔之子的指令调整。

有一周多时间，约翰·韦恩在“工匠坊”的老板一直想要联系上他，不过最终放弃了通电话的念头，而是在一个周五的晚些时候出现在约翰·韦恩家门口。他敲门之后没人应，现场也没有物业管理员，但门板很不结实，铰链也很老旧，所以他用力一推，门就开了。

这套公寓不足八百平方英尺[约为74平方米。]，T字形布局，狭小的客厅里靠墙摆着一个老旧的黄白色沙发，对面是一台更老式的电视机。一间小小的卧室和一个更小的厨房分列于起居区的左右侧。在它们之间的后墙上，有一扇装着廉价铝质窗框的方形窗户，俯瞰着楼下拥堵的十字路口。这扇窗户不得不始终关着，才能阻挡灰尘和吵闹的车流声，可即便如此，公寓里还是弥漫着汽车的声音和汽油的味道。

老板在黄昏时走进公寓。在他的后方，拧在天花板上的唯一一枚灯泡射出白光，照在塑料折叠桌上。在门边，狭窄入口两旁各有一盏台灯，发出微弱的淡黄色亮光。厨房里的冰箱已被清空，擦拭干净。洗过的盘子被放在沥水架上。卧室里的窗帘都被拉了起来。床铺整理好了，抽屉都好好关着。床头柜上摆着一个相框，里面是一张约翰·韦恩非常年轻时的照片，他的手臂轻轻揽着一个女子。窗台上还有一张照片，上面是同一个女子，还有个更年轻的姑娘，身穿学位服，戴着学位帽。

浴室里一尘不染，右手边是洗手池，放着两块森林绿的毛巾，叠得整整齐齐。在这之旁，约翰·韦恩吊在钉于天花板的拉力杆上。

约翰·韦恩的葬礼定于周日下午一点，在米申高地的伊登纪念公园举行。每隔两小时，波斯语闭路广播、以色列电台由米纳什·阿米尔主持的节目，以及伊朗电台AM670频道都会宣告一次葬礼的日期和时间，随后播放一段逝者的生平简介。最近刚从纽约迁来的一位伊朗拉比受雇来吟诵惯常的祈祷词，他被明确告之待在墓地的时间不得超过分配给他的二十分钟。

这些都是由安吉拉来安排，伊丽莎白负责买单的。无论是在殡仪馆还是在跟拉布·柴姆通电话时，她都自称是逝者的挚友；拉比对此并不在意，也无须知道得更多，因为安吉拉的母亲拥有良好的声誉，又毫不迟疑地接受了他的报价。尽管经济萧条，死亡率仍一成不变，不过经常有人要求“殡葬专家”提供折扣或无息分期付款套餐。

安吉拉竭尽全力使葬礼流程显得既庄严又深刻，但她不了解犹太律法中关于埋葬逝者的头等大事，这造成了麻烦。当人们于周日来到伊登，准备面对一副华丽的棺木和一片白色的花海——每个伊朗犹太葬礼的必需品——进行祷告时，安吉拉把一只小骨灰瓮递给拉布·柴姆，指着墙上一个12英寸×12英寸[约0.9平方米。]的方洞给他看。他面色苍白，惊愕不已地对安吉拉解释说：“真正的犹太教徒是不该被火化或埋进墙里的，如果他们还恪守最起码的教规的话，就不该这么做，他们不会像那帮内心已经不是犹太教徒的改革派和重建派一样——如果你愿意，可以从那帮拉比里雇一个来，把骨灰瓮塞进墙里，但你休想让我因违背犹太教的两条最基本的律法，而毁掉今生和来世的名誉。”

你不得不同情拉布·柴姆：他是个正统学者（比方说，他确实上过拉比学校并从那里毕业），观点相对温和。若是在当今的时代，你会把这算作他的优点；但在他事业起步的长岛，他发现自己愈发被一群更加正统（黑色礼帽、络腮胡和全套装饰）的年轻拉比边缘化了，他们的思想观点已开始在社群中引发共鸣。这几乎成了一种风尚，人们对这类在伊朗并不存在的正统趋之若鹜。就在几年前，犹太教徒还对自身的“现代化”（竟达到公开食用有壳的水生动物[犹太教教规认为，凡在水中、陆地或空中靠食腐物为生的动物，包括无鳍、无鳞、无骨、有壳类的水生动物，均属不洁净的食物，不可食用。]、承认自己每年至多去两次犹太会堂的程度）引以为豪，如今却变得越发严守教规，也因此背弃了像拉布·穆萨这样的拉比，转而投向观点更加严苛、态度更不宽容的拉比们。

20世纪90年代时，拉布·柴姆在东海岸就已经被当作多余的人了，于是他将目标锁定为洛杉矶的犹太人。他于90年代初期来到这里，几乎与西渐的正统之风同步抵达，随之而来的是他极力想避开的那伙人以及他们大大小小的复制品——他们蓄着胡子、摇着手指，还向别人保证地狱中有硫黄火湖的磨难；而这一次，他已走投无路。有一阵子，他掘壕固守，试图培养一批观念保守却态度宽容的信徒，再以此为基础建立自己的会众。不过，他想要接触的那些比较温和的伊朗犹太人早已遇见西奈寺的美国拉比大卫·沃尔普，紧密追随于他。而其他那些人——谷区和西区的伊朗犹太人——并不敬仰沃尔普，因为他们发觉他太过“放任”，但又疑心拉布·柴姆是否会全心致力于他已开始宣讲的那些原则。

拉布·柴姆奋力在洛杉矶保住一席之地，被迫依靠私下讲授《托拉》和希伯来语课程来贴补收入，他的处境不允许他拒绝任何提供服务的邀请，可他也不能在公众记忆中留下自己身为拉比，却纵容焚化尸体，并将残骸置于骨灰瓮中埋进墙壁的行为。

这个男人是自杀身亡的，而和他关系最近的亲属只有伊丽莎白、安吉拉、瑞伊斯医生及其家人，这就已经够糟的了。在伊朗犹太教徒看来，葬礼上的亲戚屈指可数几乎是所能想象到的对逝者最大的侮辱。在伊朗，人们甚至会雇用职业的哭丧人在葬礼上滥竽充数。毕竟，他们的文化是以有多少眼泪洒落在一个人的墓地上来衡量他的名望的。

这些伊朗人在悲痛时，也会带着他们热烈欢愉时那种蔚为壮观的澎湃激情。他们注意到，美国人在葬礼上比他们参加派对时穿得更讲究，也更爱交际：在派对上，他们穿着短裤和人字拖到场，端上薯片和一碟小菜，到晚上九点就散场。而在葬礼上，他们给逝者做专业的发型，还要上妆。至于家属，即使他们想落泪，也只会在背地里这么做，然后面向世人做出宣告：“我必须继续向前，走向人生中的新篇章。”

最终，约翰·韦恩的葬礼看起来纯粹是美式的——简单，仓促，参加者寥寥。

拉布·柴姆留下来继续参加葬礼，但吟唱卡迪什[卡迪什（kaddish）：犹太教徒每日做礼拜时或为死者祈祷时唱的赞美诗。]的任务却落到了瑞伊斯医生身上。事后，医生独自驾车离开了伊登，没告诉任何人他要去哪儿。他给他那辆轮胎歪歪扭扭、排气管嘎嘎作响、外壳坑坑洼洼的银色现代汽车加了三十七美元的汽油，然后前往世纪城。他把车停在距离瓦特广场一百英尺的禁区边上，坐在那儿，没熄引擎；因为焦虑，双手直冒汗，又湿又黏。他在等拉斐尔之子现身。

瑞伊斯医生并非暴力之徒。除了那群蹂躏抢劫了伊朗，迫使他逃离祖国的暴徒外，他从不想任何人遭殃。他将自革命以来三十年间所经受的无论何种困苦和侮辱，统统归咎于他是一个没有祖国的人。他既不指望美国能弥补伊朗政府对他的不公对待，也不指望他们能弥补他维护自身财务安稳的失利，但他确实希望能从美国的司法体系中获得某种公正。

在伊朗，一个无法偿债的人会待在债务人监狱里，直至他死去或还清债务为止。他的共犯和同谋要么随他入狱，要么声名扫地，结果只得逃离伊朗或坦白罪行。可在洛杉矶、纽约和特拉维夫，拉斐尔之子和“杂牌军”目前得到的唯一“惩罚”就是利用价格下滑的时机，有能力光靠现金来维持一场“抢购热潮”。

瑞伊斯医生在车里坐等了三个小时。他的手机响过二十多次，妻儿都在找他，但他没将手从方向盘上挪开过，也没熄灭引擎，因为他要随时做好准备。

要进入办公大楼的停车场，租户和访客必须穿过一条人行道。那晚7点15分，拉斐尔之子刚从楼里出来，瑞伊斯医生便发动汽车，踩下了油门。他瞄准拉斐尔之子径直冲了过去，显然意在将他恰如毒蜘蛛似的碾死。

然而，医生汽车的前轮撞到了马路牙子上，爆胎了。

妻女将他保释出来，还聘请了一位律师。拉斐尔之子坚决要求地方检察官提起诉讼，但安吉拉跟她的同僚们长谈几次后，最终他们决定只提出警告，责令医生为社区服务十八个月。法官毅然签字同意，同时建议医生参加瑜伽和冥想课程——她煞费口舌向他说明，即使对于城中的临时住户来说，比弗利山庄的公园和休闲娱乐部门所提供的这类课程的收费也是微不足道的。

约翰·韦恩没有留下任何笔记，没向别人吐露过心声，也没想把他的生平或死亡记述下来，供人留存或凭吊。最终，对于安吉拉、伊丽莎白和其他每一个曾被他感动过的人而言，他留下的一切唯有回忆——他的仁慈善良，还有他对自身福运美好而持久的信念。安吉拉对自己说，自从“幸运99”被烧毁以后，或许是持续不断的羞耻感和致命的罪恶感吞没了他；又或许，击垮他的是周遭的新环境，是他对特劳斯戴尔故居的回忆——所有那些开阔的空间、沐浴阳光的起居室和在房内随处可赏玩的窗外的花园景致。

当我们不再确信生活只会日渐宽广、眼界总会不断开阔时，该如何自处？即便这种确信本身是虚无缥缈的。

守丧仪式在伊丽莎白位于奥克蒙特街的家中举行，因此也成了十年之间参与人数最多的重大活动之一。一连六天（第七天是安息日），每天下午，宅子里都挤满了赶来参加祷告的访客。他们停留的时间从五分钟到五小时不等；他们喝着用豆蔻煮的热茶，吃着大枣和削了皮的黄瓜。为他们端上这些东西的是恼怒而乖戾的亚美尼亚女人，她们过去在伊朗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可如今却沦为仆人，因为她们既不会讲英语，又没有身份证件。奢华的晚宴是罗勃托免费供应的。他是个年轻的危地马拉人，属于“基督复临派”，曾在多埃尼与皮科街的俄罗斯犹太洁食肉店打工，并成功地使之升级为一家全面经营伊朗犹太餐饮服务的公司。

有些访客早在“幸运99”的辉煌时期就认识约翰·韦恩，于是前来致敬；而大多数来到这儿的人，只是为了满足他们长久以来对伊丽莎白私生活的好奇，或是要看看他们通过观察她的居室内部能收获哪些零星信息；还有少数人是索莱曼家在伊朗的故交，在亚伦去世后，他们与伊丽莎白失去了联系，借助守丧仪式终于算是勉强重聚。亚伦的儿时好友奥米德·阿巴布便是其中之一，他抛弃了在德黑兰的妻儿，于革命前夕追随情人来到美国。“月姑（美丽如月的）蜜黎安”[此处的蜜黎安与后文中的莉莉和茉希狄，均为本书作者另一部小说《天使飞走的夜晚》中的人物。]来了，虽已不带一丝一毫昔日闻名的美貌娇容，行为举止却仍像个正在执行任务的海军军士。莉莉也到了，她是那个俄罗斯“小三”茉希狄的养女。茉希狄一心想成为好莱坞的电影明星，但她在荧屏事业上一败涂地，却在房价非常便宜时买下了城里好几座街区的房产，全都留给了莉莉。之后，在第四天，迟来了三十年的那个男人终于到了。

他走进来时，身后跟着一队年轻男子；他们全都身穿黑色长外套，戴着黑帽；目光低垂，生怕看到任何女人；他们因为毕生都坐在屋里研习《托拉》，全都脸色苍白，好似一群黑鸟般跟随着老人。老人步履沉重地穿过走廊，步入接待大厅，蓦地停住，显然是震惊于这间屋内的男男女女之间竟然没有任何区隔，就那么坐在一起；随后，他垂下头，将下颌转向身后的人，低声命令他们退下。于是，所有年轻男子都退后靠墙站好，以防目光游移到一个女人身上。他一直等待着，直到斯蒂芬妮·达洛尔走过来请他进去。她的身体舒适熨帖地裹在黑色铅笔裙和黑色绸缎上衣里，这件上衣还衬托出她在日光沙龙晒得黧黑的醒目脖颈。他告诉她，他不能进去，问有没有男人能以神圣的方式坐下祈祷的房间？这样问的结果是引来了管家比平时“你肯定是在跟我开玩笑”更加尖酸刻薄的回应。那个男人始终不卑不亢，将众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了他自己和斯蒂芬妮身上，直到她最终气冲冲地屈服，带他和那群随从去到一间更为私密的客厅为止。之后的三个小时里，他们一直坐在那儿，以同样的节拍和速度哼唱着祈祷词，那声音听上去就像一个享有盛名的蜂群正等着被认出。晚餐时，他们不请自来，鱼贯进入餐厅，但他们甚至连面包和酒水都没碰，唯恐食物够不上洁净的标准。

第二天早上七点，他们又来了，在奥克蒙特街的大门外等候着，直到随从去叫门，杰拉德才来应门。他们自称是来包裹经文匣的，于是再次获准进入客厅。他们连续两日都如此，并在待客的礼节和高雅的品位上都要求服丧者尽心尽力地接待。其他来客对这群人的身份猜想联翩，起初认为他们是“黑帽帮”的家伙，那群人经常出没于全城犹太富人的住宅和办公室索要捐款，但有人曾看到那个男人乘坐专职司机驾驶的加长版梅赛德斯轿车到这儿，之后那种论调便偃旗息鼓了。

在守丧仪式的最后一天，伊丽莎白路经客厅时问道：“我们能帮您什么忙吗？”

老人彬彬有礼地回答：“我的儿子不幸离世，我们来为他的灵魂祈祷。”

穆萨·瓦拉斯泰先生是加拿大官佐级勋章的获得者，这是仅次于同伴级勋章的荣誉，并且是由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陛下亲自颁发的。他从安吉拉的专栏通告（好吧，七十亿人里的确还有个人愿意读那讨厌的东西）得知约翰·韦恩去世的消息，当即命令助手让机长为他的“里尔喷气式飞机”加油。那时，他已将自己的一批黑大衣和钩织的犹太小帽装进行囊；在二十四小时内，登记入住了比弗利希尔顿酒店的总统套房。

他选择这家酒店，是因为店主是个犹太人。一个热情过度的侍者对他说，瓦拉斯泰先生应该感到荣幸，因为仅仅四个月前，惠特尼·休斯顿就是在他如今下榻的套房中去世的，他被安排睡在此处是无上的荣耀。即使听闻此事，他仍决定住在那里。无疑，侍者原本料想这则消息会令他兴奋不已，多给点儿小费，然后急匆匆地在套房各处拍照，这样他就能用电子邮件把照片发给朋友们。但事有凑巧，这位先生不仅是安吉拉的通告在世间的唯一读者，还是唯一不喜欢跟死去的名人在同一个浴缸里洗澡的人。想到将要在休斯顿用过的浴缸里洗澡，他就极为反感；事实上，他在倏忽间也曾考虑过搬到五星级的比弗利山庄酒店，甚至是比弗利的威尔夏酒店去。不过，他迅速打消了念头，因为那两家酒店是个阿拉伯人开的，后者的特色之一是餐厅拥有一位名厨——这个城里难道没别人注意到吗？——他刚好来自诞生了阿道夫·希特勒的那个国家。

瓦拉斯泰先生是个极其良善的模范教徒，但他首先会告诉你，他笃信宗教的原因更多是出于畏惧，而非信仰。

在八十四载的生命中，穆萨·瓦拉斯泰曾两度赢得“上帝在世间最差子民”的头衔，无论多少祈祷和善行都去除不掉那些污点。

第一次是他在拉姆萨尔抛弃了妻子和八岁的儿子，独自离家去寻找发迹的机会。当时他三十岁，他自六岁起便每天干活。他的父母很穷，有五个孩子，于是他们将身为长子的他送到一家瓶子工厂，每天工作十个小时。他每周都把收入上交母亲，自己却几乎吃不饱饭。但他意识到身为人子的责任，并未抱怨或怠惰。十四岁时，他辞掉了工厂的工作，来到设拉子中央集市的一家织品店做推销员。在他二十岁那年，母亲认为他应该结婚生子了，他也的确这么做了，再次履行了作为儿子、丈夫和父亲的义务。两年后，妻子抱怨他在织品店挣的工钱永远也不够养活那么多人，于是他去了一家烟草出口公司上班。他的工作是将伊朗种植的烟草卖给美国和加拿大的香烟制造商，他们会在里面掺入适量的致癌物，经过迷人的包装，再提价数倍，将它返销给伊朗人。穆萨·瓦拉斯泰跟美国人打的交道越多，就越盼望能离开家乡和祖国。

他花费数月精心策划如何启程。他选择加拿大的埃德蒙顿作为未来的归宿，因为那里天寒地冻，远离德黑兰，人口又稀少，他的妻儿不会轻易想到去那儿找他。

在埃德蒙顿，穆萨本想寻找一个犹太会堂或犹太中心，结果找到了一个哈巴德派会堂。在那里，有人为他提供了他数周以来的第一餐热饭，还告诉他在哪儿能寻到廉价的租屋。翌日，他走进市中心的一家织品店，买下一匹他能找到的最便宜的羊毛，把它扔上左肩扛着，然后开始在市中心附近的居民区沿街叫卖。他几近文盲，能讲的英语仅限于他在伊朗跟美国人交往时学来的基础会话。他敲响别人的家门，在人行道上拦住路人；按尺出售羊毛，卖价比成本高不了多少；他坚持不懈，直至卖掉最后一片毛块。那是1960年的事；到2000年时，穆萨·瓦拉斯泰已是加拿大的大富豪之一，女王也肯定了他对国家制造业做出的贡献。

现在，他有钱了，却无法设想回到伊朗去探望家人，也无法直视他们的眼睛，解释他为何离去。这不只是出于愧疚；如果距离足够遥远，便会使心灵淡忘。

他在埃德蒙顿建起最大的零售中心，在全国各地拥有油井和石化工厂，慷慨地捐助慈善事业，还恪守犹太律法，可他从没有一天忘却自己曾经背叛和遗弃了妻儿。

他的加拿大护照上没提及妻子或孩子，于是他在1970年结婚了，1977年又再婚。她们都是年轻的阿什肯纳兹犹太女子，心灵纯洁，守身如玉，本可为他生育许多儿女，结果却连一个都生不出来。医生查不出她们有什么毛病，而穆萨尽管没有道破却心知肚明：他是能生育的——然而，人又怎能扭转上帝的意志呢？1985年，他将离婚协议交给了第二任加拿大妻子，决意接受自己无子的事实，作为对背弃贾汗沙的惩罚。两年以后，他去多伦多出差时，在哈巴德会堂邂逅了一个伊朗犹太裔的孀妇，并娶她为妻。

这位新夫人已逾生育年龄，但她跟第一任丈夫育有一个十五岁的女儿。女孩名叫沙巴南姆，费丽简称她为“沙巴”。这在穆萨看来很别扭，因为“沙巴”在波斯语中意为“夜晚”；他相信一个人的名字会影响她的命运；他向费丽解释说，因为这样，伊朗犹太人不会用那些生活不幸者的名字为自己的孩子命名。以沙巴为例，名字已经为她打上了阴郁的烙印，因为这个女孩经常数周或数月沉溺于晦暗忧戚的情绪中。她一直沉默寡言，忧心忡忡，似乎就连自己的母亲也不信任。对她唯一有利的是她的艺术才能，但她却利用它反反复复地描绘那几个相同的意象，仿佛是在讲述一个她认定必须要讲，却无法通过其他任何方式表达的故事。

埃德蒙顿经常下雪，但不怎么下雨。这对沙巴而言是件好事，因为她往往会太过在意雨，从最初落下几滴雨开始，她便会滑入深深的抑郁之中，一直躲在阴暗的房间里，状态几近紧张型精神分裂症；点起只有上帝才知道的什么线香或香薰蜡烛——它们能散发出强烈的大海气息，这味道会紧附在石膏圣像上，怎么也洗除不掉。

穆萨和费丽试图为女儿寻求帮助。他们带她看过十几位心理医生和二十多个治疗师。他们送她去参加艺术夏令营、瑜伽和冥想课程，又让她尝试一系列“身心食疗法”。费丽将女儿的每一次抑郁发作都看作是对她本人的公开羞辱，确信沙巴是“上帝对我所有恶行的惩罚”。穆萨为了能免除他遗弃了第一个家庭的“原罪”，开始收养孤儿和被人遗弃的男孩，还忧惧沙巴是被上天派来的，就是为了提醒他给亲生骨肉带去的痛苦与折磨。至于沙巴呢，她对自己极度痛苦的根源所说的只有：“我有一种感觉，我不属于这个世界。”1990年十八岁生日那天，她上了床，拉上窗帘，把门锁住，然后用一把剃刀割腕，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你不能怪罪这个男人浑不知情：他早在1960年便已离开伊朗；十六年后，杰伊·盖茨比才在亚伦头上打了个洞，然后跳窗自尽，以捍卫自身的尊严。直至那时，穆萨还从没去过德黑兰，也从未听闻过索莱曼家族。后来，他躲到一片遥远大陆上最僻远的角落，将自己隐蔽在黑帽和浓须之下，以躲避偶尔一见的伊朗游客，绝口不提他原先的家人。两个阿什肯纳兹犹太妻子很容易应付，她们在地图上都找不到伊朗，又认为自己根本无权过问丈夫的过去。伊朗妻子费丽（即费列什泰赫）也同样好对付，她对自己的事所说甚少，问得就更少了。她曾告诉穆萨，她出身于喀山市的一个显赫家族，他认为这解释了她守口如瓶的天性——喀山的犹太人自古便很隐秘——而且他们还住在伊朗。她的丈夫已经过世，死因是他爬上家的平屋顶铲雪时，在冰上滑倒，摔断了脖子。她说，在那之后，夫家将她和女儿撵了出来。她不得不在自己父亲的帮助下取得护照，上面只有她娘家的姓氏。

当他们在多伦多相遇时，穆萨没有理由怀疑费丽的故事。他更担心的是向她吐露他自己曾经的罪过。在求婚前，他对她讲述了伊朗妻儿的事，“这样你就会明白，无论今生还是来世，我都难逃罪责”。

费丽对上帝对穆萨的惩罚不感兴趣；她只在乎他是个颇为阔绰的体面男人，如果你已人老珠黄，跟一个感情脆弱的孩子住在天寒地冻的地方，那么这一点就至关重要。她还没蠢到会为了回报他的诚实相告，就把自己的过去和盘托出：像穆萨这种男人，无论自己多么罪孽深重，也不会原谅像她这样的女人。因此，她听他说着，不时点头应和：是的，她确信他已真正遵照了上帝的旨意。直到沙巴自杀以后，费丽悲不自胜，意识到她的婚姻在这之后将再难维系，自己无论如何都没法继续待在埃德蒙顿，这才将真相告知穆萨——关于她曾与前任丈夫十几岁的外甥偷情；关于杰伊·盖茨比如何枪杀了亚伦·索莱曼；还有那个老寡妇在揭露她的风流韵事后，继而发誓称自己与索莱曼家尚未了断，远远没有。

1977年时，费列什泰赫·盖茨比是个曾经离异、现又死了丈夫的人，她毫无指望，没有钱，也没孩子，并且她名誉上的疤痕使该隐[该隐（Cain）：《圣经》中亚当和夏娃的儿子，因憎恶弟弟亚伯而将其杀害，受到上帝的惩罚，上帝还在他前额留下一个记号，免得别人遇见他就杀他。]前额上的记号都相形见绌。在亚伦与拉斐尔之妻这场互相厮杀的骇人闹剧的所有幸存者当中，她——费列什泰赫——蒙受的损失最大。不错，亚伦的孩子们失去了父亲，他的妻子变成了寡妇，但伊丽莎白已跻身商界，作为单身母亲过得也还不错。她无疑会再嫁人，生育更多孩子。

因此，当拉斐尔之妻登门拜访时，费列什泰赫让她进了屋，在听她诅咒伊丽莎白时甚至生出了几分快感。她听到“黑母狗”提议结盟，共同抵抗“疯子数学教师的女儿”，但费列什泰赫划定的底线是不伤害孩子。

“可我们拿她怎么办呢？”她为这个主意的癫狂而大笑道，“我们要把她藏到哪儿去？再说，除了让我们的脖子被套上绞索以外，这么做又有什么好处？”

就跟其他许多罪名一样，诱拐儿童在伊朗会被判处死刑。

那一次，她对拉斐尔之妻下了逐客令，叫她别再回来。不过，费列什泰赫仍住在莫拉维大道，距拉斐尔之妻上夜班的医院只有几步路远；拉斐尔之妻每隔几天就顺道过来，又按门铃，又猛敲房门，直到她被放进去为止。

她们只会把孩子扣留几天，只要足以让伊丽莎白担惊受怕，让她明白自己有多脆弱就行。她们会用药把小家伙迷昏，悄悄藏到费列什泰赫家里，因为任何人都想不到来这里寻找。拉斐尔之妻有个朋友在“大宅”工作，可以托付她打开门锁，并且她会守口如瓶。她——拉斐尔之妻——可以在当班时偷溜出去一小时，也不会有人找，但她需要一辆汽车把她载到亚斯花园，在那里等她，然后载她和孩子回来。

只是几天——仅此而已。她们只会把孩子扣留几天。

她们会带走那个小女儿，因为抱走她比较容易。这会让伊丽莎白尝到真正的无助和受制于人是什么滋味。之后，她们会把孩子放到某条街上——她心惊胆战，仍因药物处于昏睡状态，又因年纪太小而无法提供有用的描述。

费列什泰赫每次在莫拉维大道上听到这个主意，都知道这是在作恶。在二月那个天寒地冻的夜晚，当她在安宁大道坐在“逃逸车”里时，也清楚这是个馊主意。当她看到拉斐尔之妻从亚斯花园的院门里钻出来，肩上扛着麻袋时，费列什泰赫有一种头也不回、尽快把车开走的冲动。

但她没这么做。她等拉斐尔之妻带诺尔上车后，载着“黑母狗”返回拉兹医院，然后把女孩带回了家。

她不是在某天睡醒后突发奇想才决定留下诺尔的。那些最重大的错误往往不是这样铸成的。每一次，你都会滑落一厘米，直到已坠得太深，无法自拔，于是便这么放任坠落下去。或者你只是停滞不前，袖手旁观，然而真理就这么渐行渐远，最终再也无法企及。费丽的处境便是如此：与其说是她带走了诺尔，毋宁说诺尔硬是被留给了她。

德黑兰对诺尔失踪的反响之大，远超出费丽和拉斐尔之妻的预想。她们料想警方甚至情报机构会介入其中，伊丽莎白会独自或与自愿帮忙的人一起搜寻，还会发布一两则新闻通报。之后，她们就会将孩子放了，再幸灾乐祸一番。费丽将重归她莫拉维大道上离群索居的幽闭生活，而拉斐尔之妻会在“嫠妇之叹”名下标记又一次胜利。此举大胆而草率，没错，也很愚蠢，但她们本不想制造震惊全国的事件。

费丽事后扪心自问：把一个名门望族的孩子从床上掳走，而当时孩子的母亲就在隔壁，宅子里还有一帮仆人，她协助做这件事究竟想从中得到什么呢？要知道，伊朗对绑架的惩罚与谋杀一样严厉；要知道，失踪孩子的母亲是像伊丽莎白这般意志坚定的人。

费丽有好几周没法出门。她向诺尔脸上吹鸦片烟，让孩子始终处于半昏迷状态，把她的脚捆在床上，强行给她喂饭。宅子足够宽敞，周围还有两英亩空地，外加像其他大宅那样高达十英尺的砖石院墙。自从盖茨比死后，费丽已雇不起仆人，也没什么朋友会惦念她。她自然也不想让拉斐尔之妻造访——那女人是主要嫌犯，无疑正被人盯梢。

当费丽非得出门，匆匆跑去买食物或其他必需品时，她将诺尔锁在卧室里，尽快赶回。她终于等到了拉斐尔之妻的电话，在一番泄愤之后要求道：“今晚，你在医院的后巷里等我，我会带小孩来，把她留在那儿，往后就是你的事了。”

“你要是那么做，”拉斐尔之妻警告说，“她就会冻死，或者溜达到街上被车撞死——相信我，他们马上就能顺藤摸瓜，从她身上查到你。”

她们只好干等混乱的局面渐渐平息下来。

女孩仍像一头被困在阴暗牢笼里的幼兽，胆战心惊，不停地哆嗦，但每次鸦片的药劲儿过后，她已不再号哭，喂饭也更容易了。她不再呕吐或把自己尿湿，这可着实让费丽轻松了不少，因为她无法忍受去触碰秽物，也受不了那股味儿。后来，寒意渐退，冰雪消融。一天早上，费丽被广播里的声音惊醒，有公告称：“已故亚伦·索莱曼先生失踪的女儿已被寻获。”

“如果你现在放她走，”拉斐尔之妻从她家附近的一处公用电话打过来，“既然已经没人再找她了，她肯定不是被吉卜赛人捡走，就是被妓院老鸨偷走卖掉。

“给她买个假出生证，带她去西方，把她丢在那儿，没人能想得到。”

加拿大使馆发签证的速度比美国快，他们的提问也更少。

在瓦拉斯泰先生讲述的整个过程中，安吉拉一直注视着母亲的脸，她觉得伊丽莎白随时都会举起手来，结束这场骗局，然后说：“求您了，先生，我已经听够了，赶紧带上您编造的故事离开，去把它说给比我更绝望的人听吧。”伊丽莎白脸上全无表情，极为淡定，静默，她好像对男人所说的话半个字也不信。

似乎有某个小伙子随时会站起身，宣布这是一场老人搞的恶作剧——“的确如此，女士们、先生们，这是在极不合宜的时候，开的一个糟糕的玩笑，给你们添麻烦了，我们为此向你们致歉，我们不是很会搞笑，您瞧——我们整天都在读《托拉》，每晚跟同一个女人上床，时常感到沉闷无聊，因此我们穿上大衣，戴上帽子，飞越1,800英里来到陌生人家里，佯装忏悔一番，权当娱乐罢了”。

说实在的，倘若瓦拉斯泰带来的是真相，那么除了证实即便知情也全无用处以外，它还能证明什么呢？

安吉拉平生始终寄望于弄清真相与虚幻，明白分辨两者的重要性。当她父亲死去时，没人告诉她发生了什么，或他为什么死了；当诺尔被带走时，没人知道是谁劫走了这孩子；当她们离开亚斯花园，离开德黑兰和她们唯一能称作祖国的国家时，安吉拉不断告诉自己，总有一天——只要她保持坚强并能自我防卫——总有一天会得知所有真相。她就是以此来支撑自己健全的心智的。

除此之外又能怎样？一旦你已算清自己无法阻止的损失，承受了你绝没想到会发生的伤害之后，那唯有从对它们“如何”又“因何”发生的领悟中，才能获得些许安慰吧。

安吉拉祈祷着，伊丽莎白随时会说今晚到此为止，然后走出这间屋子，走出这第二个真相，走出这关于诺尔下落的另一个版本。她将回到从拉斐尔之子那里听来的故事，相信它；它就似浩劫般的洪水巨浪，突如其来；它每天都在打击着你，如今又再次将你淹没。她将回到她在伊朗时为之哀恸并埋葬的那个孩子，如今在洛杉矶，再一次为她哀恸，再一次将她埋葬。

那天晚上，当安吉拉驾车回家时，穆赫兰道下起了雨。街上灯光昏暗，风雨交加，山谷里的亮光远在一千英尺开外，她只看得清汽车前灯照亮的路面。不过，每当一滴雨打到挡风玻璃上时，安吉拉都会看到一寸光在黑暗中昙花一现。它在半秒内一闪即灭，紧接着又出现一寸，雨下得越大，闪光坠得也越快。越来越密的闪光照亮了地平线，每一道都如同安吉拉童年时在树丛中看到的蓝白色磷火。过了一阵儿，闪光密如牛毛，仿佛月亮从空中陨落垂挂在了她前方的路上，从它冰冷而光洁的表面射出光亮；正是在这个月亮上，她第一次看到人们讲述伊朗故事时所说的拉斐尔的身影：他通身被由内而外地照亮，周围环绕着飞蛾，身后尾随着众多生灵——就连安吉拉这个在普林斯顿受过教育、一向追求真理的头脑，也从未认真思考过这些生灵的存在。他是那么真实，那么明亮，那么步履稳健地在另一片陆地上行进着。安吉拉只得靠边停车，透过现已厚厚的雨幕注视着他。她告诉自己，伊朗那些老妪过去常说的话千真万确：决定你看见什么的不是你身在哪里，而是你看向哪里，还有你选择相信什么。

的确，伊朗人常说，往事会像魔咒一样跟随着你，这也是真的。

伊丽莎白纵身向后一跃，坠入大海，犹如船锚终于得以离开它的泊地；她下落得离水面越近，身体就越是向往海水。时值正午，太阳发出炫目的白光，在滚滚热浪中，海波平静而慵懒。她漂浮了一两秒，然后开始下沉。接着，耀眼的白光退去，世界变得黑白分明。

“了不起的伊丽莎白”利用她被赋予的生命，究竟做了些什么？她又是如何动用别人——她的兄弟、丈夫和女儿——不曾拥有的岁月的？

设法穿越自降生起便环绕在她身边的静默之墙，与另一个灵魂会合，包容并抚慰他们受伤的心灵。这是她原本想要做的。

从在“大宅”的安息日见到亚伦的第一夜起，她便始终在追逐这个梦想。她知道蚌壳里的珍珠藏在何处——这种迫切的需要，只有通过两个生命间的紧密结合才能平息。她尝试过，她本想建立那种亲密的纽带，但是，只有感受还不够；在大门关闭、机会丧失殆尽之前，你必须找到借以表达的词汇，发现达成目标的通途。

一个寡妇被拒之门外，在她的诅咒下，伊丽莎白失去了父母和兄弟；在一个不被允许跨过某道禁爱门槛的男人的报复下，她失去了丈夫亚伦；而愤懑取代了安吉拉对母性温暖的渴望，她因此失去了安吉拉；约翰·韦恩的羞耻感替换了单恋，这使她失去了约翰·韦恩。她曾一度失去诺尔，后来又再次失去了她。

除了站在门的另一侧之外，伊丽莎白（了不起的，冰女王）·索莱曼究竟做了些什么呢？

她仍在下沉，但她能听到大雨滂沱，能感到仆人们的焦躁不安，他们从一个房间奔到另一个，用力将毛巾牢牢塞进护壁板的缝隙里，接住从窗户铰链中渗进的水。她能听到他们彼此高呼着，关闭一道又一道房门，还猛敲她卧室的门，想要叫醒她——“快醒醒，小姐，雨下得太快，土里全是水，都变成暴洪了，城里的下水道也不够让它排走的。快醒醒，咱们到屋顶上去，我们没准会被风刮下来，但至少不会被淹死。快醒醒，小姐，你以前见过这种雨，你知道得逃走。你从水中来，你是一滴雨，本该像其他所有雨滴那样落进里海，却落入了女人的子宫。你身上既有血肉，又有海水。你没法拼命喊出自己的恐惧、痛苦，甚或是爱，当你由它泛滥时，它就变成了一场洪水，带走了太多太多。快醒醒，你的女儿，你失去的那个，想必曾是你身上的那些水，你没法紧抓住她不放，就像你也抓不住这场暴雨，抓不住泥沙、断枝和枯叶。它们已经冲破了过道那头的屋顶，现在正朝我们涌来。你还有个孩子，她完全是血肉之躯，充满决心和定见。快醒醒，小姐，我们必须马上离开，不然就会被困在泥石流里。这栋房子建得像座堡垒，能抵御机关枪的火力，也许甚至是坦克的炮火，能抵抗高达7.3级的地震，防盗水平就像美国造币局一样，但它不能阻挡区区一滴雨水乘以数百万倍的强力。快醒醒吧，小姐，大水已经把房门从墙上扯下来了，不论有什么在另一边召唤你，不论是什么阴影或希望正在引诱你，都可以先搁在一边。还有时间啊。”

对伊丽莎白而言的确还有时间，可她已不再想要了。2008年12月12日晚上，她孤身一人，淹没在自己悲痛的暴风雨中，终年五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