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在黑暗中走向凯夫拉维克。

他十二岁了，雷恰内斯布勒伊特公路太黑了，车的大灯几乎无法穿透黑暗——现在是一月。这是一年中最长的月份，比其他月份长两倍，其他十一个月份加起来也不比它的黑暗更浓重，它的夜更深邃。他们从雷克雅未克驱车前往凯夫拉维克，要开一个多小时，从萨法米利街的公寓楼——阿里从小到大生活的公寓楼，开到凯夫拉维克的单户住宅。他出生一周后就被带到那个公寓楼，在一个平安夜，带他去的女人已不在人世，她消失了，变成了他头顶的天空，变成了一种力量，推动行星的运转，让夏天到来，她会从面包房里取来糕点，还知道怎样用泡泡糖吹出大泡泡。“唯一一片没有失灵的天空／只是刚刚死去。”

他们花了一个多小时才远离她和阿里的父亲雅各布一起买的那间公寓。他正在开车，两手抓着方向盘，仿佛害怕黑暗会一把夺走他手中的东西。她的书籍、唱片、文学和古典音乐早就被封存在地下室，仿佛她的物品会妨碍雅各布和阿里的继母一起追求新生活。如今储藏室空了；阿里昨天去过，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她的书和唱片，还有冰箱、轮胎和工具全没了，只剩下光光的墙壁，灰扑扑的，刷得很粗糙，还有天花板上悬着的一个灯泡，一副刚被处决的样子。

这辆车，俄罗斯“莫斯科人”牌，正向着凯夫拉维克缓慢行驶，一月的黑暗如此深重，车速勉强达到每小时五十千米，整个旅程他父亲和继母一言不发，只是一动不动地盯着迎面而来的车灯。生命，不知何人说过，是一束光，擦过黑暗，然后消失。话虽如此，融入汽车后座的黑暗，与引擎的嗡鸣、轮胎低沉的杂音合为一体，这感觉很好，就像在隐身，似乎没人能触及你；我希望，他想，这趟旅程永远没有终点。可时间对人的梦想漠不关心；相反，它穿透一切，最终把生命变成死亡。如今连黑暗也救不了他。车是开得慢了点，但它的确在前进，在努力，阿里听见父亲轻轻叹气，像是感到释怀，“莫斯科人”驶入尼亚兹维克的一片光亮。他的继母看都不看一眼，她从来不施舍人东西，不过她瘦削结实的身体看上去的确放松了点。他们穿过尼亚兹维克，接着进入凯夫拉维克，沿着哈布那加塔街行驶，这条街是美国军方很多年前铺的，把一条坑洼不平的街道——人称“千湖之路”——改造成顺滑通畅的现代化大道。他们驶过斯库利百万冷冻厂，后来这座工厂连同主人的债务一起被烧毁，飞行酒店就建在这一片燃烧后的废墟之上。阿里——已长大成人，刚从哥本哈根回来——会在这家酒店住下。

*　*　*

他下了出租车，司机把两只箱子从后备厢取出，她的身体还保有那股神秘的韧性，他明白她仍旧可以威胁数学方程式，让科学手足无措。关上后备厢，她说，脸上带着难以捉摸的微笑，很难说是害羞、有所遮掩、神秘或是单纯的嘲弄，我记得你——你是诗人。

他们搬进一栋小型的三居室家庭住宅。一间主卧，一间给阿里住，还有一间留给一个永远不会出生的孩子，它慢慢成为一座纪念碑，纪念我们永远无法拥有的东西，成为一个墓穴，储藏着替代了幸福的悔恨。他们从首都搬到凯夫拉维克，来到世界的尽头，来到一个并不存在的地方，因为继母的家人——她的父母、哥哥和三个姐妹，已经在那里住了好几年，因为继母想找一份工作。她受不了萨法米利街的公寓楼，她的工作时间不规律，每次她去地下室，从冰箱里拿东西，都不得不面对阿里母亲的书和唱片，她再也忍受不了喝咖啡，忍受不了主妇们的蠢话和她们啜饮咖啡的噪声，忍受不了等待那些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情。因为无所事事，她的手变得枯皱，任何不工作的人都会枯萎、死亡，她说。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搬去凯夫拉维克。他们搬走了公寓里所有的东西，清空储藏室，阿里询问母亲的书和唱片被如何处置了，却没得到任何回复。

他父亲并不反对搬家，对他来说住在哪里都一样，再者，他的两个妹妹都住在凯夫拉维克，埃琳嫁给了一位颇有胆识、受人尊重的船长，奥洛夫也没有就近嫁人——她丈夫在基地工作，为美国人做事。她和她丈夫都是凯夫拉维克五旬节派教会的优秀成员，他们视耶稣为真理，多年来他们如同盾牌，不断抵御着针对教会和其成员们的偏见。奥洛夫是五旬节派教会的杂志编辑，该杂志每年出版四次，是上帝坚定的战士，十五年来毫不动摇，只有那么四五次，她失足受了撒旦的引诱。每次总以同样的方式开始，一种邪恶的力量用黑暗包围她，唤起她痛苦的回忆，剥夺她的睡眠，哪怕祈祷也不能再带给她任何庇护与安慰。她就像在黑暗中受困，只有痛苦的记忆相随。她想方设法掩藏内心所受的折磨，不让教会里的自家兄弟姐妹察觉出来，她这样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突然有一天，也许她想出去散散步，呼吸新鲜空气，舒展一下筋骨，她并未意识到自己正站在国家酒类专卖店门口，她意外地走进商店，买了一些东西，并不清楚自己买了些什么——同样意外地，她回到家，拿出袋里的东西，白葡萄酒、伏尔加和杜松子酒。她直接对着瓶子喝了第一口，我的上帝啊，居然这样好喝，这样让人松弛和平静。她走进客厅，拉上窗帘，坐进最舒适的椅子，来点音乐，美国乡村音乐，多莉·帕顿、约翰·丹佛和佩茜·克莱恩，面前放着一个酒杯和一瓶酒，她燃起一支烟，她以前从不抽烟，甚至没有意识到她买了烟，既然烟在眼前，那就抽吧，生活就会好起来，黑暗就会消失，记忆也不再令人感到痛苦，酒精在她血管里穿流，就像低声的安慰。

酒说：看见了吗？我永远不会背叛你。我会耐心等待，就算你长久地拒绝我、诋毁我，我也不会气恼。我会耐心等待，在你回归的时候张开双臂迎接你。当一切让你失望，只有我安抚你，帮你遗忘，只有我纠正世界，给你最好的视角去看万物。当你拥有我的时候，还要世界做什么呢？

奥洛夫是第一个在这所小房子的空房间里住过的人，确切地说，她是第二天来住的。他们还没有完全安顿下来，把这里的一切摸清楚。可奥洛夫需要一个地方恢复元气，她一连喝了几天酒，最后把孩子送去姐姐埃琳家，然后锁上房门，拉上所有窗帘。不久，她丈夫从基地下班回家，发现门锁了，他没有钥匙。奥古斯特敲着门窗，一开始，他温柔地请求她开门，后来开始大喊，是我，亲爱的，让我进来！我就在这儿，亲爱的，坚定地等着，我和主一起，都被你锁在门外，让我们回到你的生活中，我们一起把邪恶的灵魂赶走！我们一起割掉他虚伪的毒舌！

奥洛夫没有回答，她突然出现在客厅窗口，向他愉快地挥手，他正跺着脚抵抗寒冷，让我把撒旦从你的体内赶出去，奥古斯特看见了她，他拼命地喊，别听他的谎言，跪下吧，像我这样，你看，他喊着，冒着寒冷在屋外的人行道上跪下，膝盖陷进雪中，他开始祷告，声音有力而令人信服，就像教堂钟声的回响，就像天堂的号角，邻居们的脸浮现在近旁的窗口，有些人咧嘴大笑，因为凯夫拉维克几乎没发生过什么新鲜事，这里只有工作，只有鱼、美国佬和风，这样的消遣会让人们感到新鲜，他们看着这个五旬节派教会的白痴大喊着跪在家门外，而他老婆却在屋里喝得烂醉——这是多么神圣的一对！后来雪下大了，落在奥古斯特身上，仿佛老天都想让他闭上嘴。

酒：别让他愚弄你，他唯一想做的就是离间我们，而你会接着受伤。他不理解你，你又会感到害怕，又会想起一切折磨你、迫害你的东西。你走到客厅的窗边，坚定而快乐地挥手，这一点做得好极了，让他感到一切都很妥善，也就不会再来打扰我们了。

奥洛夫在客房里住了一个星期，恢复身体，戒酒，控制情绪，鼓起勇气再一次面对世界。

你们能来凯夫拉维克真好，另一个姐妹埃琳——奥斯蒙迪尔的母亲——对阿里的继母说，很久以后，死亡才用一辆黑色的奔驰车在她南下去柏林的路上对她痛下杀手。她嫁给了船长埃里屈尔，一个高大强壮的男人。奥迪尔对这个女婿尤为满意，但有时他的所作所为就像奥古斯特不存在一样，仿佛他充其量只是一个误会，并且坚持认为是奥古斯特让他女儿变得不幸而忧郁；什么样的女人能开心得起来？他说，嫁给一个为美国佬工作的，逆来顺受，对有关上帝的事情喋喋不休的人？奥迪尔晚年偶尔会和埃琳与埃里屈尔同住，他劝埃里屈尔让那个坚信上帝的人和他一起出海做水手，多个人手，海上踏实的工作一定会让他投入真实的生活，把他从基地平凡琐碎的事物中拉离。埃里屈尔当然没对此太上心，却也没有抵触；你没法长久敷衍一个老人。但这件事对奥古斯特来说简直太容易了，他极度渴望去取悦奥洛夫的家人；总被他们轻视的感觉很难受，此外，他是土生土长的凯夫拉维克人，孩提时期就向往水手的生活，向往伟大的海上事业，谁知年纪轻轻就得到一份为美国人效力的好差事，对舒适安稳的工作置之不理当然很愚蠢，每个发薪日，你会因为自己的报酬，因为到手的每一个克朗感到信心百倍，这是在鱼类加工厂没有的体验，在那里做事的人常常遭遇挫折，每一次薪水会被拖延数周。什么样的人拿不到工钱？一个陷入麻烦的人。一个陷入麻烦的家庭。

这个人没有自由，不得不和有钱人拴在一起。

一个阴暗的二月天，埃里屈尔带着奥古斯特登上了船；大海沉重而粗暴，刚上船的时候，奥古斯特浑身所有的劲儿都拿来呕吐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比晕船，比在大海深处晕船更糟糕，这感觉比死都难受；一个晕船的人迎接死亡，如同迎接一位神奇的朋友。奥古斯特坐在杂乱之中，或者说半躺着，大脑一片空白，丝毫不理会衣服上是否沾了呕吐物，那个极其讲究的男人，顾不上自己是不是在流口水，是不是在人前虚弱无力，他唯一能想到的就是赶紧抱着马桶呕吐。虽然身体不好受，他仍在不经意间察觉到船员们错得有多离谱，上帝有多遥不可及，他几乎感到主已遗弃了这艘船，仿佛这些年它一直在漂泊，没有主的赐福。船在麻木与苦难中一寸寸向下沉，晕船只不过是魔鬼狡诈的武器之一，专用于羞辱他，让他失去对上帝的信仰。他想，我是上帝的战士，才不会屈服！他反倒因为晕船而重获新生。船向着海的更深处驶去，黑暗的海浪如重重高山，船在摇晃、在颠簸，奥古斯特脚步蹒跚，他的双腿像软面包一样浸在水中，剧烈的起伏把他抛来甩去，有时他像一团垃圾一样被扔在某个船员的脚边，有时被甩进一堆鱼下脚料里，他呕吐着，晕船耗光了他的体力，可他却再次站直身躯，开始谈论上帝，谈论他光辉而雄壮的军队。他说，耶稣基督就是真理，并向船员们描述着那条通往天堂的闪耀之路。

埃里屈尔并没有认真去听自己的连襟滔滔不绝，他决定置之不理，同时也认为晕船会把他拖垮，但随着航行的深入，尽管埃里屈尔很不愿意承认，但他慢慢开始明白奥洛夫嫁给这个男人的原因，奥古斯特是一个太过懂礼，太过感伤，也太善于穿衣打扮的人，他在青春时期就已经开始为美国佬工作了。对于晕船的事，埃里屈尔一清二楚；他曾见过最壮硕的男人因为晕船倒地不起，仿佛他们就在死神的门外呕吐、啜泣，完全是一堆废物。此番他目睹了晕船的奥古斯特不知疲倦地挣扎，他看见他没有屈服，意外地看见了奥古斯特钢铁般的意志。

船员们被眼前这位圣徒，被他们称为奥古斯特的圣徒逗乐了，他口中不停地说着上帝和耶稣，仿佛他和他们之间十分熟络，仿佛他们每天清晨都会和他一起喝咖啡，因此才能源源不断地告诉奥古斯特有关永恒和天堂之光的最新消息。这是最让人愉快的消遣，在他为一次演说做总结之前，大家看着他尽力克服呕吐，等着见证到底哪个更强大，是上帝的旨意还是他的呕吐。不过，渔船还是被风浪拖延了行程；虽然他们在骇浪中行驶缓慢，但最终还是抵达了渔场，他们用铲子铲鱼，这也算是一种回报，后来大家感到越来越疲倦，因为奥古斯特一刻也不停歇，他无处不在，你一转身就能看见他，他一直在叽里咕噜地说着关于主和地狱之火的最新消息，假如大伙儿不改邪归正的话，很显然等待他们的将是后者，好像谁在铲鱼的时候还顾得上思考主、耶稣和魔鬼似的，你只会在圣诞弥撒或是快撒手人寰的时候想想这些，而当你的生命尚有盈余，在出海捕鱼手忙脚乱的时候，你根本没空去思考那些遥远而含糊的东西。啊，闭嘴吧，有人说。闭嘴，他开始反驳，是的，敌人希望我闭嘴，只要我闭嘴，哪怕只安静片刻，他就会允诺你们美好的东西，清净，他说，你值得拥有，他给你糖吃，一颗、两颗，还有第三颗，直到最后你发现自己若离开了糖，连一天都熬不过，他就赢了。你让我闭嘴，可你不知道他的伎俩，你不了解他是一个善于伪装自己的专家。

最后，局面变得讨厌至极。他们两次丢给他上好的鳕鱼，却不起作用。等他们转身的时候，士气变得更低落了；一些渔民需要拿手垫着坐下来，极力克制自己，他们真想把他塞进装满鱼下脚料的水桶里，把他从船上丢到海里去，只要能让他闭嘴。不过，有一个人能从奥古斯特喋喋不休的布道中听出主的声音，他是船上最年轻的水手，大约十八岁的年纪，虽然还有些青涩、脆弱，但他年轻的生命却饱受困苦；他的酒鬼父亲是个大老粗，他的女友不仅背叛了他，还羞辱他。一开始他和众人一样，对奥古斯特的劝诫付之一笑，但他最终还是感到了内心深处的骚动，那种骚动起初朦胧而犹豫，后来就像光明充满他的血管，歌声在他心中唱响，他紧紧抓住奥古斯特的话，那样热切，就像一个快要被翻滚的海水淹没的人，紧紧抓住抛向他的救生圈。他答应奥古斯特去参加下周的教堂集会，简直等不及了。当他们快接近凯夫拉维克的时候，浪潮渐近平息。奥古斯特走上桥，看见埃里屈尔双腿分开站在船舵边，看着城镇的方向，那儿的景色太美了；天空是铅灰色的，几乎发黑，他们出生的城镇亮起了灯火，灯火越来越近，像明媚的拥抱，奥古斯特的心中弥漫着喜悦。他低头去看埃里屈尔，意识到自己喜欢这个高大粗犷、经历如此丰富的男人，而他自己则出身贫寒，在穷困中长大，依靠着信念、决心和自制力一路奋斗至今。埃里屈尔，我们俩就像亲兄弟，奥古斯特说，他的声音发颤，因为饱含情感，因为热爱生命，因为热爱这座像灿烂的狂喜一般靠向他们的城镇。是的，我们站在这里，你和我，像兄弟一样，我们的城镇就像美丽的祷词一样迎接我们。

埃里屈尔向下看去，有一个船员正大步走向船的右舷，把船上的《圣经》抛上岸。接着，他久久凝望着凯夫拉维克，默默无语，奥古斯特也向同一个方向看去，不置一词；一对连襟就这样伸开腿并肩站在一起，这是美好的一刻。最后，埃里屈尔非常缓慢地说，仿佛事关紧要，因此奥古斯特必须一字不落地听他说，我一直不明白奥洛夫到底看上了你哪点，说实话，我从没拿你当回事，也从没喜欢过你。但现在我明白她的感受了。我在你身上看见了坚毅与力量，谁也无法将它们从你身上夺走。你是你自己的人。正因为如此，你才会得到尊重。但有一点你要清楚，我现在和从前一样不喜欢你。这次你和我们一起出海，我还从没见过哪个船员像他们今天这么烦躁——我想可怜的奥利[“奥利”是奥洛夫的昵称。]一定被你搅得心情烦乱，所以才会把你们的教堂会众说得如此不堪。你应该感到羞愧，因为你让这样年轻又单纯的人陷入困惑，这不光彩，也不能被原谅，让我告诉你，奥古斯特，假如奥洛夫没有嫁给你，我会毫不犹豫地把你扔进海里。

船靠向凯夫拉维克。凯夫拉维克是黑暗中明媚的拥抱。

没过多久，他们就摸清了周围的环境，继母和雅各布把各自的家人叫在一起，喝晚间咖啡，继母干活儿的时候动作很轻快，一件事不做完，她是不会休息的。奥洛夫还住在客房里，她坐在沙发上，客人们陆续到来，他们面色苍白，心不在焉，显得很痛苦，跟着她一阵痛饮，继母的三个姐妹中有两个和她一起坐在沙发上，她们闻起来像鱼，都在哈弗恩冷冻厂工作，周末过后，阿里的继母也要去那里工作了，现在是周五的晚上。她们的父亲身材矮小结实，皮肤饱经沧桑，看起来就像一块泥炭，他和埃里屈尔一起站在窗边，旁边还有一脸倦容的奥古斯特。埃里屈尔和这块老泥炭似乎在沉默中相处得很好，而奥古斯特的双手在背后不断扭绞，他的心像受伤的鸟在胸膛里打着趔趄，他试着挑起话头，不时回头去看坐在沙发上的奥洛夫，害怕有一天自己会完全失去她，害怕有一天她将永远被吸入酒精的地狱，她的内心不够坚强。当他第一眼看见她，就深深爱上了她，那时她十八岁，穿着冷冻厂的工作服走在蒂亚纳加塔街上，是那样生气勃勃，这个勤劳的女人一身才华，却怀有十分脆弱的内心和尚未痊愈的伤痛。他和这两个沉默的男人相对而立，沉默似乎让他们显得更强大，可他却得死死捏住双手，以免因无法自持而流泪，那样自己就会出丑。他无法想象没有她的生活。没有她的生活根本不叫生活。他所了解的最美的事莫过于她着迷地凝视蓝天，或是站在五旬节派教会的会众面前，向上帝和容光焕发的耶稣基督做证。在这样的时刻，她总是能言善辩，发言掷地有声，她就像一根弦，颤动在上帝和人类之间。难怪撒旦永远等待着她，不知疲倦地设圈套。奥古斯特扭绞着双手，我总得说些什么，他想，我得开始说话，否则非得崩溃不可。他看着眼前这两个人，张开嘴说，好吧，伙计们，新的一年到了，前景并不乐观，是的，就业市场惨淡极了。建筑业到处都在裁员，鱼汛期还没开始，所以冷冻厂也没什么活儿干，况且那些拖网渔船都没在这里停留，以增加就业机会，它们全都载满渔获去往别的国家了。是的，伙计们，你们怎么看？中央银行行长约翰内斯·努达尔刚刚在电视上说过——我准备过来的时候刚好看了电视——不是说你们必须想好退路，而是你们总会在上帝选择创造你们的时候遇上别人，对不对，伙计们？他一边说，一边暗骂自己总把他们称为“伙计们”，用这个词形容这两个男人实在愚蠢，埃里屈尔什么也没说，帽檐下的他紧闭着嘴，老人则冷静地把手插进口袋，眼睛仍然盯着奥古斯特，掏出旧烟斗，两只鼻孔轮流吸着鼻烟，他的一只眼眨也不眨，冷冰冰的。不管怎样，奥古斯特接着说，约翰内斯在电视上说了，经济状况确实很糟糕，涨工资是不可能的，对大众也撂了挑子；他说局势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这是我们第一次需要并肩站在一起，共同面对眼前的困难，顶住压力。我们要万众一心，而不是一盘散沙，他这样说当然讨人喜欢，非常成熟，他是个聪明人。可是伙计们，他没有说的是他和其他行长两个月前就涨了工资，金额相当于一个工人半个月的薪水，这些好心的绅士甚至连家门都不出——这事你们怎么说，伙计们？《冰岛晨报》奏着同样的调调，为独立党发声，也为这个国家金融命脉的操控者发声，强调工人必须做出认真负责的行为，要求加薪的做法极不负责，简直不可饶恕，因为通货膨胀会失控，那是他们用来压制民众的丑陋怪物。就是这样，你们对此怎么说，伙计们？

该死，又是这个词。

我一直忘了你不是保守党，埃里屈尔说；基地的人知道那儿有一个共产党在为他们做事吗？

我为美国佬做事，有工作保障，所以保守党不能用狡猾的伎俩暗地里把我怎么样。很明显，假如没有美国佬，我们的生活质量会更低；否认这一点绝对是假话与谎言，事实上他们不时地带动经济发展，在我们胃口太大、眼高手低的时候救助我们，我们的做事风格一直如此——假如军队不在了，还有谁会援助我们？

埃里屈尔：你是个奇怪的共产党。我永远都不会理解你给他们卖命的原因。

奥古斯特：我不是共产党。我只是一个人。你们有什么看法，伙计们？难道我们要一直对那些金融家卑躬屈膝吗？难道不是我们一直肩负重担，他们才能揣着鼓鼓的钱袋回家吗？

埃里屈尔：我想只要切给我一片面包就行——只要我有自己的船和鱼，我就能应付。我很难想象那些先生有足够的能耐夺走我的船和鱼！

奥古斯特：他们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强大。

我们的处境不妙，继母的父亲说，他的声音沙哑而严肃，似乎发自胸腔而非口腔。他向窗外看去，外面在下雪，他再没什么可说的了。

客厅里大家的话也少了，仿佛屋外的雪和漆黑的夜正向每一个人倾吐沉默，但他们喝了很多咖啡，几个世纪以来，正是咖啡让冰岛人得以忍受沉默和稀少的人群。最后，谦和又坦率的埃琳让几个姐妹的母亲，还有阿里的继母一起聊聊斯特兰迪尔，阿里的继母和她丈夫一样矮小苗条，简直就是一条直线，身量甚至宽不过自己的脊柱，她们就来自斯特兰迪尔，还一起谈论了群山和大片荒野后的峡湾，话到此处，三个姐妹活跃起来；我最想念的，其中一个坐在沙发上说，就是能吃到可口的海豹肉，没有什么食物的味道能胜过现抓的小海豹，众人听她这样说，突然大笑起来，好像她刚从嘴里吐出一块石头来——笑声传到阿里的卧室，他正坐在地板上，背靠暖气，眼睛盯着装满书的可调节书架，上面的书大多关于泰山和伊妮德·布莱顿[伊妮德·布莱顿（1897—1968），英国儿童文学作家，所作《我是淘气女生》系列深受欢迎。]，他的表哥表妹分别坐在床和两把椅子上，他在他们中间显得腼腆；他们几乎互不相识。他从箱子里取出的第一样东西就是这些书，文字的世界一直是他多年以来的避难所，是他欢乐的源泉，可如今在表哥表妹的陪伴下，他产生了一种不适感，这些书突然显得幼稚，这让他十分难过，就像失去一个朋友，就像世界的光芒开始暗淡。他靠着暖气坐直，外面在下雪。他预料自己在即将到来的周一开学日会挨揍。他自然感到焦虑，虽说暴力总会过去，但羞辱感更可怕——比如，他害怕别人扯下自己的裤子，然后是内裤，接着嘲笑他鸡鸡很小，甚至把尿撒在他身上，等回到家他会因为刺鼻的臭味而受到责骂。阿里宁愿他们全都离开房间，他想独自和书待在一起，消失在其中一本书里，永不复返。他什么也没说。不说话是件好事，人在沉默中通常是安全的。他尽量用单音节词回答表哥表妹的话，从而掩盖自己的口吃，回到雷克雅未克以后，他几乎不再受此困扰，可当他坐上“莫斯科人”的后座，向凯夫拉维克进发的时候，口吃的毛病又复发了。他精准地选择措辞，这让他的语速很慢，就像他很睿智一样，他试着找一些无关紧要的词，但口吃十分鬼祟，不知不觉就溜进了毫无戒心的话里。表哥表妹们好奇地看着他，看着他费劲地说出简单的话，他恨自己脸红，他的脸直发烫，背上冒着汗，他想，星期一去上学究竟会怎样呢？他背对温热的暖气坐着，对生命毫不期待。

一个长夜。

看似永远没有尽头，仿佛黑暗已将它挟为人质，但最终总要结束。他们准备离开，大人们因为久坐喝咖啡，身体有些僵硬，奥洛夫走在后面，她还不能面对立刻就要回家的现实，还没准备好应对日常生活。奥古斯特和女儿们一起向车走过去，他低下头，木讷地赤手扫去车顶和车窗上的雪，打开车门的时候，他的双手直抖；抖得太厉害，钥匙掉到了地上。他弯腰捡起钥匙，但不管怎么努力，他都没法把钥匙插进锁孔里，事实上他不明白为什么要锁车，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它们不住地颤抖，好像不再属于他一样。他放弃了，把手臂靠在这辆美国车的车顶上，额头抵着车窗，一动不动地站着。爸爸，小女儿说，她的声音听起来很害怕，她也开始发抖，好冷，一月的严寒覆盖了整个世界。马上就好，我的姑娘们，奥古斯特低声说，我可能只是咖啡喝多了。天又开始下雪，很平静，大大的雪片自黑暗中飘落而下，仿佛天空在做梦，奥古斯特的手臂很快就白了，他像一个被上帝抛弃或遗忘在凡间的天使，在最黑暗的地方，小女儿开始静静地抽泣。别哭，鲁纳，姐姐轻声对她说，别在这儿哭，可她也开始哭起来。这时埃里屈尔大步走出来，他没穿大衣，只披着西装，虽然外面很冷。埃里屈尔拍了拍姐姐的肩膀，快速地用手轻抚妹妹的脸蛋，妹妹不由自主地想，上帝啊，他的手是多么大，多么温暖。船下水之后，埃里屈尔说，他没有特意去看谁，就像在对雪说话，唯一能做的就是站在一起。这远比晕船严重得多，奥古斯特说，他的声音太微弱，几乎听不见。你必须给她时间，哥们儿，埃里屈尔说，也必须给一切时间，这位船长拍拍奥古斯特的背，或许不算友好，但他确实拍了拍奥古斯特的背，他的手，说，那边，那边。接着他拿起车钥匙，打开门，发动引擎，并为奥古斯特拉着车门，说，我还是觉得你应该找一份体面的工作。他伸开腿站在那里，站在马路中央，目送他们开车离去，奥古斯特在后视镜里看着他，他像一种无法被吹走的东西，即使世界来回颠倒，他也能牢牢地站立。

与此同时，在房子里，奥斯蒙迪尔，埃琳和埃里屈尔那十四岁、面相老成的长子，居然把阿里拉到一边说，明早八点准备好出门，要穿得暖和一些，天非常冷，别告诉别人。

告诉别人什么？

别告诉别人我明早过来，你和我一起。

我们要做什么，为什么这么早？

你最好什么都不知道，奥斯蒙迪尔回答他，他把手放在阿里的肩上，直视着他，阿里第一次注意到深埋在奥斯蒙迪尔眼中的绿色光芒，它们这样深邃，几乎看不见，仿佛它们一直在冬眠，只在合适的时候闪烁，它们让他的眼睛呈现出一种迷人而不可抗拒的颜色。为了取悦他，阿里情愿做任何事。我会准备好的，他说，他把身子站得笔直，像是要接受奖牌似的，我会准备好的，他说，丝毫没有口吃的迹象，奥斯蒙迪尔微微一笑，拍拍阿里的肩膀，而阿里却在渴望和焦虑之间挣扎。他渴望和奥斯蒙迪尔一起行动，又因为这种想法而感到焦虑——或许暴力事件根本等不到周一去到学校，而是明早就会发生。夜幕降临，伴随着一整袋一月的黑暗和天幕中如同遥远记忆一般闪烁的星星，伴随着它出于公正或偏私而给予的梦。一月的夜晚来临，这样深邃，这样昏暗，无论谁在夜里醒来，向外看，都会深信在黑暗和星星的世界里，太阳将永不升起。

你真不该让人久等。

早上七点五十分，我和阿里站在房门外，片刻之后，奥斯蒙迪尔现身了，他走在弯弯曲曲的路上，他的样子就像拥有全世界，就像一切事物都在效仿他，他的面容、步态与性格让人想起他的舅舅索聚尔，和他走在一起的感觉简直棒极了。清晨光线还很黑暗，但云层散开时几乎露出了一轮满月，月光照亮了雪地和沉睡的房屋，大海在其间时隐时现，像一个黑色帝国。我们的一个表哥住在这里，奥斯蒙迪尔说，我们正经过一栋两层高的小木屋。他是个厉害的人，奥斯蒙迪尔说，曾在乐队里演奏过，是个贝斯手，他认识赫尔约马尔乐队的人，你们俩听说过赫尔约马尔吧，还有鲁尼·尤尔和居尼·索扎尔[赫尔约马尔乐队（又被称作“雷神之锤”），著名的冰岛摇滚乐队，来自凯夫拉维克，在1963—1969年十分活跃。赫尔约马尔乐队的贝斯手是鲁纳尔·尤利乌松（鲁尼·尤尔，1945—2008），吉他手是居纳尔·索扎尔松（居尼·索扎尔）。]？奥斯蒙迪尔问道，他的语气让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只能点头说是，同时在记忆中寻找那些名字，被凯夫拉维克的男孩们视若珍宝的名字。我们的表哥，奥斯蒙迪尔说，和奥古斯特一样在基地上班，虽说这肯定不是一份真正的工作；爸爸说，短短几年时间，这种工作就会让最爷们儿的男人变成窝囊废，因为这些美国佬吸干了我们西南区人的骨髓，不过这个表哥一直表现不错，他真是了不起，记得把这些东西装在口袋里，他说，我们快走到社区电影院了，这是凯夫拉维克两家影院的其中一家，它里面就像缩小版的雷克雅未克的大学电影院，他给了我们一人一把用来切割纸板的刀，它们切东西好用极了，他补充说，每当他的头发遮住眼睛，他就会把头向后甩，他是这样卓尔不凡，竟然愿意和我们交谈，这真是奇迹。不过，我们仍旧没法完全感觉舒服，身在清晨的黑暗之中，这黑暗不断被月亮幻化成半明半暗的光，加深了阴影，仿佛一种恶意盘踞在四周。阿里看着我，嗯，我说，刀是不错，不过，嗯，咱们拿刀做什么？我是说，咱们要去哪里？奥斯蒙迪尔什么也没说，只是一味地往前走，我们焦急地跟在后面，我们俩都比奥斯蒙迪尔矮一头，他在街角停下来，挥舞着右手，仿佛要做一个重大宣言，或者甚至要把世界拱手送给我们。哈布那加塔街，他说。这时我们听见了大海就在我们脚下。哈布那加塔街，我们在口中重复。新影院，奥斯蒙迪尔说，他再次挥挥手，哈布那加塔街向着山坡延伸，你们可以每周四在那里看丹麦情色电影，我到现在也没办法溜进去看，它们应该很不错。我的一个朋友去年秋天，九月，偷偷溜进去看了，那些片子什么都演了，我是说，“一切”，他的阴茎一直勃起，直到圣诞节才恢复正常。

我们在黑暗中行走，大海在我们左边咆哮，月亮不时向外窥探，改变了一切，我们口袋里装着锋利的刀，一部丹麦情色电影近在咫尺，和我们在一起的不是别人，正是奥斯蒙迪尔，他倒是可以拥有整个世界，此刻阿里觉得自己能接受把家搬到这里，在世界背后，在熔岩和几近荒芜的土地背后。我们昂首挺胸地走着，心里想着那个词——“勃起”。以前从未听说过，却隐隐觉得它有意义，觉得自己值得拥有它，或是体验，或者想象它究竟是什么感觉。最起码，我们确信了解它是一件重要的事，这就意味着周末过后我们必须去图书馆寻找答案，最好周一就首先解决这件事，去字典里查查，思考我们是不是可以，然后怎样才能亲自体验一下勃起的感觉，总之要搞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可现在不是思考这些词语或者研究原理的时候，奥斯蒙迪尔停下脚步，他转过身，我们才明白，现在是时候了，现在我们就快知道在这样一个寒冷黑暗，伴着若有似无的月光的清晨走出家门的原因。我们正站在凯夫拉维克的邮局门外，心跳得很快，右边一半是焦虑，左边一半是渴望——在凯夫拉维克锋利的刀有什么用？

昨天下午，接近傍晚时分，一艘美国佬的船驶入港口。它停泊在长长的码头边，载满了一船给国防部队做补给的货物，它显眼的尺寸让凯夫拉维克舰队大大小小的船只显得单调乏味。奥斯蒙迪尔抄近路把我们带到一个隐秘之地，我们能在那里监视港口，那是凯夫拉维克的中心，挤满了渔船，几乎没有出海的船只，鱼汛期尚未开始，我们暗中监视那艘美国佬的船，它当然是一艘冰岛船，只是代表美国军队航行出海的时候，被取名为“美国佬船”罢了。奥斯蒙迪尔指着它庞大的身躯，里面的货舱塞满了货物，以供给美国军队和基地所有的居民，将近六千人，包括大约一千名儿童和青少年，对于那些受困于荒野的人来说，周遭是那样贫瘠而凄凉，就像他们在接受惩罚，一艘巨轮当然有用——因为，只是提醒你一下，这个地区被高高的栅栏围起，顶端覆以三层由锡、单调和乏味编织而成的带刺的铁丝网。看，奥斯蒙迪尔说，他用手指向最重要的东西，那是我们在这个特别的清晨，口袋里揣着锋利的刀前来此地的原因，他指着几十辆沿码头次第排开的卡车，车队从船体一直远伸到港口，等待货物从船舱里拖上来。卡车的引擎发动着，排气管里冒出的烟被风吹散，我们站在山里的隐蔽之处，那些尾气不断往我们鼻孔里钻，一些卡车司机在车里等着，另一些三五成群各自找地方躲着，在寒冷里跺着脚，等着装货。奥斯蒙迪尔一挥手臂，看着手表对时，时间如同饰物被他戴在手腕上。再等一刻钟，等他们开始动手，他说，咱们去见见其他人。

请记住：这是凯夫拉维克拥有四个基本方向的年代，不是三个——不是风、海洋和永恒，而是风、海洋、永恒……还有美国军队。军队在冰岛驻扎了二十五年，还不包括战争年代，因为战后有一个五年时期，从一九四六到一九五一年，在这期间冰岛没有任何军事力量，尼亚兹维克的牧场上没有美国人，没有盈利，没有工作，没有雨中的枪响，没有在房屋上空飞来飞去的战斗机——当时一切都倒退了一步。但在这二十五年间，有六七千美国人需要食物、糖果、家庭用品、袜子、帽子、玩具、杂志和报纸，他们还需要一寸家园，在这儿有房屋万间，为了在世界的尽头过活，为了身心健康地回家，最重要的是，摆脱一片贫瘠的荒野，在这里最危险的敌人是乏味，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佬的大船会定期停靠在凯夫拉维克港长长的码头边，许多年都如此。长期以来，船的抵达对凯夫拉维克居民来说是一件盛事；就像来自遥远星系的宇宙飞船，满载货物降落于此。在五六十年代，年轻人常常成群结队地拥上码头，兜里装满处理渔获赚来的钱，他们从船员那里购买音乐，每分钟三十三转或四十五转的唱片，这些音乐在冰岛其他地方买不到，甚至包括雷克雅未克，也许再过一年事情就会有所变化，那时你的青春期已经过半，生活到了爆发点，你会变成焰火。因此人们急不可耐地等待船只抵达凯夫拉维克；它们远渡重洋，载满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富足的一切东西。这些水手从美国本土购买唱片，再转手倒卖给凯夫拉维克码头的青少年，茫然不知自己已成为新时代的拓荒者。

但那些日子逝去了，美国佬的船已不是来自音乐星球的宇宙飞船，不会再漂洋过海拯救凯夫拉维克年轻人的命运，如今你能在蒂亚纳加塔街和哈布那加塔街街角的赫尔约马林德唱片店买到最新唱片，店主曾是赫尔约马尔乐队的主唱，奥斯蒙迪尔说，那会儿我们正要离开港口，去和一大群少年接头；他们大约有二十个人，尽管借着清晨昏暗的光线很难判断准确，他们的情绪看似都很激动，这更加深了我和阿里内心的恐惧与焦灼。我们走到近处，看见其中一个人躺在路面上，其他人都在发笑，还有两三个人在大声叫喊，刺耳的尖叫声让清晨显得糟糕透顶；躺在一个强健的少年脚边的并不是男孩，而是一个女孩，一定是的，因为有人大叫着，把她那该死的裤子扒下来，戈，其他人也跟着叫，扒啊，他妈的，伙计，让我们看看她的屄！

显然，男人比女人更容易接受某些观念。大约二十个男孩围住一个少年，他用一只脚踩住来回扭动的女孩，众人开始踩着节奏，用力在沥青路面上跺脚，压低声音齐声呼喊着，屄——屄——屄！如此强烈的热情，如此整齐的节奏，连地狱的屋顶都在回响。我和阿里站在人圈外，听着有节奏的踩踏声，起起伏伏的喊叫声，我们的眼睛再也看不见那个女孩，看不见那个名叫戈的少年，因为愤怒得几近落泪，我们同意跟随奥斯蒙迪尔来到这里，而没去选择躺在床上看关于泰山的书，泰山会把这些孩子推开，把戈像空袋子一样甩开，拯救这女孩。我们真想逃跑，就此消失，可我们不敢，我们不能，有什么东西在牵制我们，但愿是我们想帮助她的欲望，虽然我们连指头都没抬一下，但愿不是对接下来会发生的事的好奇心，但愿不是喊叫和跺脚产生的催眠力，但愿不是残忍的催眠力，但愿不是，然而人类是令人质疑的生物，历史曾记载了大批令人作呕的事件，许多正人君子随心所欲，行事卑鄙，他们攻击无辜的人，他们温文尔雅的微笑因为对暴行的强烈欲望而异化为讥笑。恶魔正潜伏在我们内心，我们温暖的血液孕育着极度的野蛮，唯有美才能拯救世界。

奥斯蒙迪尔看看手表，似乎在喃喃自语，接着挤进人群，一副坚决又恼火的样子，他们为他让路，站到一边，开出一条通往那个叫戈的少年和躺在他强足之下的女孩的道路；她沉默不语，却没有放弃，只是知道自己正和一种强大的力量做斗争。她大声喊叫过，我要把你们全杀了，你们这些该死的白痴，杀了你们，之后她就静静地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我要把你们全杀了，大概是指那二十个男孩，那是大屠杀，他们不可能把这种威胁当真，太荒谬了，他们笑着看她躺在那里，躺在一根柱子边，孱弱而悲苦。戈，那个霸王。戈，那个在众人跺脚大呼那个词的时候低头去看她的人，他被催促着去扒她的衣服，好让他们看看禁区的样子，那正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琢磨并梦寐以求的东西，正是会让他们失去理智的东西，他看着她一动不动地躺着，又抬起头轻蔑地看着众人。接着奥斯蒙迪尔看了看手表，扰乱催眠状态，喋喋不休的节奏瓦解了，叫喊声与践踏声消解为你一言我一语的、混乱无序的声音，好像每个人都能听见自己的声音，充满不安全感，或许是羞愧感，这感觉很难受，就像你突然被人群隔离。奥斯蒙迪尔的声音有些恼怒地划破了空气：别他妈的瞎说了，第一辆卡车五分钟后就要走了！这个叫戈的人平静地看着他，接着漫不经心地把他的脚从女孩身上挪开，女孩立刻从地上爬起来——她个子很小，留着一头黑色短发；燧石色的大眼睛像一声尖叫。那么，到了该站队的时候了，戈说，他啐了一口。

戈。

格维兹门迪尔·奥斯卡松。十五岁，领袖，船长，凯夫拉维克本土最具天赋的守门员，在大师联赛中为球队做过两次守门员，交过一个女友，抽过烟，醉过酒，好像他无所不能，他进过放映厅，看过很多次丹麦情色电影，没有人比他悄悄潜入基地的次数更多，他知道很多士兵的名字，会说美国话，在基地打过篮球，那些围着他转的人会自然而然地变得更漂亮、更好、更强壮。戈——他自己从英语中得来的绰号：“叫我行动”。行动。就像：预备，开始，行动。“行动！”——外加一个感叹号。

戈看着那个女孩，直视她愤怒的眼睛，直视那声尖叫，他咧开嘴笑了，张嘴想说话，但奥斯蒙迪尔打断了他，他在宣布，用一种几乎冰冷的口气，这女孩属于我的队，所以她受我保护。戈耸耸肩，戈啐了一口，戈做了手势让几个男孩跟着他，戈说，行，他离开了，却又转身说，她若挡了我的道，我就他妈的把她的裤子扯了。

没人知道哪些事件值得讲给别人听，哪些事件会出现，散发光芒，或是逐渐模糊、过时，热烈或者宁静。事件的规模大小总是相对而言的，总是千变万化的。

我和阿里也许上不了生活的头版，一个星期六的清晨，在哈布那加塔街和瓦斯内斯韦居尔街的交叉路口，当他站在飞行酒店房间的窗边，向外看着同一个交叉路口时，那个黑暗的清晨时光在他脑海中异常鲜明，床上放着一个打开的手提箱，阿里取出三个孩子的照片，放在桌子上。那个装有信件、诗歌和几张照片的黄色文件夹被摊开放在客房的小冰箱上。快四十年了，他又站在窗前，望着那个交叉路口，我们各有各的位置：我、阿里、奥斯蒙迪尔、那个女孩和那些男孩。根据阿里的回忆，很快天就下起雪来。他用前额抵着窗玻璃。美国军队早已在荒野上消失，凯夫拉维克的居民完全丧失了捕鱼限额，他们不再是渔民，港口空荡荡的，像一个框住虚无的圆括号。不久前，奥斯蒙迪尔把自己的食指插进阿里的直肠。

那些能够预见未来，并将己之所见告知于人的人，总被视作疯子。

那个星期六的清晨，天在下雪，雪落下来，覆盖着紧张，让人发痒的紧张，令人难以承受的紧张。我和阿里咽咽口水，舔着嘴唇，蹲在离街角不远的一堵水泥墙后，听着第一辆货车从港口转进瓦斯内斯韦居尔街，费力地喷着气，变速器发出噪声，车板承受着重负，全是货物，为那六千个美国人准备的，他们离我们只有几千米远，住在贫瘠的荒野上，被高高的栅栏围起来，栅栏顶端覆盖着三层带刺铁丝网，三层乏味，仅仅几千米的距离，就已足够遥远。奥斯蒙迪尔和那个名叫西加的女孩脸上满是兴奋与专注。西加，她对我、阿里和奥斯蒙迪尔冷冰冰地说话，我们躲进一个无人的庭院，跪在篱笆后面，院子里有一棵缠满了圣诞彩灯的干枯的杉树，它像极了绝望。西加，她说。我和阿里嘴里咕哝着自己的名字，奥斯蒙迪尔只是点点头，像是在确认叫西加这个名字没有问题。马路对面有三个男孩，他们藏在一辆棕色的美国雪佛兰车后面，另外三个躲在隔壁院子里，他们和奥斯蒙迪尔一伙，其余人跟着戈，他把他们分散在哈布那加塔街上，他自己则在法赫萨布勒伊特街和哈布那加塔街交叉口的不远处，在这个地点前往基地的车辆都会加速，因此司机们都感到很安全，这里是最难跳上货车的地方，不像我们所在的街角，货车大幅减速，几乎和停下来没有区别，但戈不想事情来得太容易，他在等，直到一辆货车开过交叉路口后开始提速，司机换了二挡，于是他跑起来，跳上车板，姿势很优雅，就像只有他会跳跃似的，他像一只大猫，带着威严一跃而起，那样敏捷、有力而适时，戈次次都能跳上车，在任何地方都没失过手，没在这里，没在门柱之间，他能阻截每一次射门，仿佛没什么能逃过他，仿佛他能抓住这辈子他想抓住的一切，然而他却没能跳出多年后将他劫掠的厄运。

我们听见第一辆货车开进瓦斯内斯韦居尔街，变速器发出摩擦的噪声，汽车引擎在落雪的沉寂和宁静中喘息，接着货车突然开始发动，带着全部重量向前冲，西加小声骂了一句，缓解自己的紧张情绪，显而易见，她很懂得骂人，最后，奥斯蒙迪尔准确地向我和阿里说明了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要按他的信号行事，万事必须服从规则，遵守纪律，目的是爬上车板，这可不是没有风险的，他压低音量坦白地说，特别是路况像现在这样结冰打滑；这种状况对某些人来说已经很糟糕了。另外，有些司机已经摸清了我们的底，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我们，比如故意让轮子打转，曲折前行，陡然改变车速，或者把头伸出车窗喊话威胁，这种情况还能应付，但有些司机会突然踩一脚刹车，暴跳如雷地冲下车，假如那样的话，最好快逃，就像校长在身后追你那样，若是被这些家伙抓到可就惨了。最重要的是，要抓紧车的侧板或者后挡板，如果没有侧板，就抓紧车尾，否则一个突然的颠簸就会让你失手，路面这么滑，你们会直接滑到轮子下面被碾成糨糊，这事以前发生过，有的男孩就这么翘了辫子。这可不是儿戏。别担心，只要想着怎么爬上车板，抓牢，让自己稳住，然后把刀拿出来，千万别提前拿，假如刀丢了，就是爬上了车也没用。拿出刀，随便找个箱子划一个大口，能从里面拿多少东西就拿多少。你们没时间挑箱子，或者停下来再开另一个——只把你划开的箱子拿空就好，哪怕里面装的全是尿布也无所谓，因为我们能卖掉所有的美国佬的货。另外四个人会沿路一边跑，一边接你们扔下来的东西，能搞定吧？

我们点头笑笑，说，能搞定。尽管搞不定，事实上根本没法搞定，可我们却点头了。接着清晨的第一辆货车开来了，蓝色的引擎盖向外凸起，货车没开车灯，像是在伪装自己，接着发出一声悲鸣，开过转角；咱们的目标是下一辆车，奥斯蒙迪尔小声说，这辆是戈的。

雪不下了，引擎音消失在远处，我们趴在墙上偷看，几个阴影突然开始快跑，一些像从土里蹦出来，另一些从车底钻出来，一群男孩在微光里，在昏暗中变成阴影；货车接近法赫萨布勒伊特街和哈布那加塔街的交叉路口时，不知不觉开始减速，司机没有及时发现那些影子，至少等他们快摸到车才有所察觉，只听司机一踩油门，催动引擎，货车就像一头突然失控的巨兽，发出令人胆寒的怒吼，那些阴影爬上车板，不久货物便从车上倾泻而下，有些被人接住，有些落在地上被人拾起；马上就该我们了，奥斯蒙迪尔说，他拿出自己的刀，试了试刀刃。

我和阿里跳上了第四辆货车，货车跟在另一辆后面，猜想着奥斯蒙迪尔和另一个男孩从割开的箱子里拿走了什么，看明白了该怎样动手，内心却十分焦虑，害怕司机的反应，害怕落得和奥斯蒙迪尔同样的命运，不得不面对货车司机严厉的警告，他放慢车速，把头从驾驶舱伸出来，冲我们吼叫，他不太愤怒，反而看起来很悲伤，仿佛我们的所作所为对他而言是一种侮辱，仿佛我们让他感到失望，你们该为自己感到羞耻，孩子们，这简直是一种侮辱，难道你们就没有一点自尊心吗？难道你们不知道美国佬在茶余饭后如何评价我们，称我们为野蛮人、爱斯基摩人和寄生虫吗？难道你们真要下决心证实他们所言不虚吗？你们知不知道我载着一堆被割烂的箱子开进基地是什么感觉，他们都在摇头，简直是丢人现眼，你们一点也不自重；做冰岛人还有什么意义？他最后向我们吼道，或者说似乎在吼，仿佛我们能回答他一样，我们想他应该会放过我们，他的态度突然有些缓和，他不再冲我们吼叫，而是坐回驾驶室。不久，他又伸出头，直直地看着奥斯蒙迪尔，他正在疯狂地清空一个离他两米远的箱子；听着，孩子，你是从北峡湾来的埃琳的儿子吧，玛格丽特的外孙，我认得那张脸，你和索聚尔简直一模一样，难道你看不出自己正在侮辱自己的家族吗——警察怎能允许这种事发生？！后来他再没说话。缩回头，重重地关上门，开始踩油门。这该死的杂种毁了我的乐趣，奥斯蒙迪尔走回来的时候，口中骂骂咧咧，你俩负责下一辆车，他对我和阿里说，并向西加做了个手势，让她闭嘴，她的话正像一阵风刮来，问道，那我呢？

我和阿里很幸运能负责那辆车。司机转进哈布那加塔街的时候非常谨慎，仿佛他运送的是极易碎裂的物品，我们追着货车跑，腿因为兴奋和紧张直发颤，接近车身时我们定了定神，血液在血管里沸腾，我们跳起来抓住车的侧板，翻身上车，抽出刀，阿里从后视镜中看见了司机的眼睛，于是他将手放进口袋开始犹豫，他僵硬起来，感到胸口猛地一紧，可司机只是笑笑，或者说咧开嘴笑，往嘴里塞了一根烟，点着，摇下车窗，把手肘伸了出去，他沿着哈布那加塔街开得很慢，表现得似乎没看见我们，没看见我们怎么在箱子上划口子，贪婪地把手伸进去，抓住里面的物品，有东西发出了窸窣声，我们拉出来一看，原来是一袋M&M's巧克力，这可是只能在国外或者免税店才买得到的宝贝，我们兴奋地打着嗝，把箱口开得更大，一袋袋地往外扔，把它们全掏出来扔出车外，下面的男孩一边接货一边激动得直叫。接着西加也上了车，和我们一起，她本该沿着马路跑的。假如我错过这个，那真是浑蛋，她说。她闪电般地划开一个箱子，撕开，再把窸窣作响的袋子往马路上扔。

后来我们就完事了。

我们偷了将近十辆货车。

已经快上午十点了，凯夫拉维克的天空明亮起来，一种犹豫而脆弱的光，在黑暗的领域里充满歉意。有人外出走动，还有一辆警车，这当然意味着是时候停手了。一些司机在咒骂我们，试图甩掉我们，对着我们大声责骂，其中一名司机把车停在哈布那加塔街上，跳下车，想抓住正在路上收捡货品的西加，不过她还是跑掉了，跳跃的身影在庭院间闪现，嘴里咯咯地笑着，动作迅速而敏捷；当司机追不动转身往回走，喘着气咒骂时，车板上至少有六个男孩，他们划破了无数个箱子，把里面的东西撒在路上，使那里看起来就像刚刚发生了一场爆炸：罐头食品、午餐肉、饼干、冷冻鸡肉和泰迪熊。这名司机，一个身材矮小健壮的男人，走向自己的车，对那六个男孩一言不发，他笨重地爬进驾驶室，沿着哈布那加塔街慢慢开，向基地开去，在它前面还有不少货车，很多车上载的都是破烂的箱子。这辆车爬上斜坡，穿过格赖瑙丝闸口，一个冰岛警察和一个美国宪兵在站岗，他们看着货车如同受伤的巨兽一般缓缓驶过，宪兵站在外面，双腿分开，一脸严肃，警察站在门口，靠在门柱上抽烟，脸上的表情难以捉摸。

我们扛着战利品，有些人不得不跑两趟，把这一大批赃物送入独立党总部的院子，一个距离哈布那加塔街几个街区的地方。这个距离很安全，院子是封闭的；戈就在那里分赃。

很久以后，西加会在系列文章《谁是冰岛的主人？》里讲述这一事件，文章写于她在《每周新闻》担任编辑期间，它是一份周报，会被分发给西南区的家家户户，读者们都是从头读到尾。这些文章让她失去了工作，在她发表第三篇，也就是最后一篇的第二天，她就被炒了鱿鱼。再过几个月，经济就会崩溃，在谈论一些别的话题的同时，她也深入探讨了冰岛人如何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巧妙地利用军事基地的优势，直接的也好，间接的也罢。在最后一篇文章的末尾，她谈及凯夫拉维克的一种习俗，当地的青少年喜欢抢劫载满美国佬的船只运来的货物的大货车，有时他们会趁货车停在称重站的时候跳上车，有时像我们曾经做过的那样，在哈布那加塔街对车辆进行伏击。“常常如此，”她这样写道，“我们把这些赃物带到独立党总部院子里一个安全的地方，进行瓜分——用毫不友好的方式。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当然意识不到，选择这个特定地点具有某种惨痛的象征，不幸的是，这个政党大院，无论是在直接方面还是间接方面，都比其他任何处所都更漠视公正与诚实，自我们脱离丹麦的统治独立以来，党派成员就合伙瓜分了冰岛的财富。”

但这个星期六清晨，西加的脑海里压根儿没有这些尖锐的思想。他们抢来的一切都在这里，都被瓜分了，每个人都用“毫不友好”的方式分得了一份——戈比其他人“平等”得多，他的团伙拿走了最好卖的东西。记不记得，有人说，那声音中混着悔恨和欲望，那次我们找到了色情杂志？记得，另一个人叹了口气，十六本《好色客》，真该死，哥们儿！

后来大家都回家了。

带着他们的战利品。他们的宝藏。

有人偷偷把它藏在自己的卧室，或者车库安全的角落，其他人则根本不需要隐藏，他们和家人一起愉快地享用这些罕见的美国货——火腿片、罐装食物和饼干。我和阿里得到一袋M&M's巧克力、几袋饼干，还有一盒某种含糖的谷物早餐。这些东西冰岛没有卖的，连雷克雅未克也没有。感觉就像那个星期六清晨我们去环游世界了。这就是凯夫拉维克的生活，回家的路上阿里这样说，虽然阿里常常没有办法用那个大而麻烦的词“家”来表示他住的小屋；我们走过凯夫拉维克市立公园，那里的树木长年累月对抗着风和随之而来的盐粒，生长十分缓慢，一棵三十年的老杉树只有十二岁男孩的肩膀那么高。是啊，我附和着他，这里的生活的确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