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的凯夫拉维克在下雨。没有下雪，雨让今年的十二月更晦暗，阿里走进大厅，没有其他旅客，游客都走光了，他看见最后一辆巴士驶离机场。外面的大地显得很沉郁。

一点也不疼。奥斯蒙迪尔用指头蘸取了一大团软膏，左手放在阿里的左屁股上，接着把他粗长的手指插入阿里的直肠，轻柔而彻底地探查，像是在寻找他渴望的东西，被我们错过的东西，却一无所获，当他抽出手指的时候，出现了一点微小的、黏糊糊的声音。阿里沮丧地想——其实他快要哭了——但愿我在凯斯楚普上厕所的时候把屁股擦得很干净。阿里感觉肛门不疼，却特别痒，所以他溜进到达大厅10-11商店外的明信片货架中间，用力抓挠自己，同时看着那些五颜六色的明信片，上面印有冰岛自然界的珍珠和几匹马。然后他拿出手机，戴上眼镜查看手机短信，希望是女儿们发来的，嗨，欢迎回来，亲爱的爸爸，类似这样的话，还有甜言蜜语，你对于我很重要之类的。但这些信息不太可能来自她们，他并未告知她们自己突然回来了，他原本就必须向她们解释，告诉她们他的父亲，她们的祖父已经命在旦夕，但首先他想弄清楚父亲的病到底有多严重，情况是不是真的很不乐观，他不想让孩子们有不必要的担忧，因为他们对这样的事都很敏感，尤其是格蕾塔，假如她很在乎的人遭遇不顺，她就会消瘦，无法到校上课，他和波拉分开后的前几个月就是这样——阿里知道，他永远不会因为这个事实原谅自己。

是的，这些短信不是女儿们发来的，第一条是我发的，问他今晚能否碰面，一起喝免税店买来的酒——第二条是波拉发的。他盯着屏幕。他盯着她的名字，盯着左手边她的头像，她正倚着墙对他微笑，上一次她对他那样微笑几乎是三年前的事了，我的上帝，她真的对他那样微笑过，那些时光存在过，是他令她拥有那种微笑；他是怎样毁掉了自己的生活，怎样误解了一切？他是怎样想到他能离开她生活的，或者他根本就想这样做？真是个该死的白痴。因为他的日子很快把他绑在一根柱子上，用四把步枪对准他无情地扫射：悔恨、渴望、自我厌恶和绝望。他盯着她的头像、她的名字，和下面的话：“你父亲告诉我……”

空间不够了。他必须按着屏幕看完剩下的话。这些是指向幸福、指向和解的话吗？还是来自那四把步枪冰雹一样的子弹？他的心脏还能承受多少子弹？他把拇指放在屏幕上，轻轻地按，可文字出现的时候，他又抬起头看明信片。所有的明信片上，天气都很好：平静，碧空。所以那才是冰岛：除了大自然的珍珠、平静的天气、蔚蓝的天空和温驯的马匹之外，什么都没有。

也许我们永远不会说出全部真相。有时候半个字也不说，我们总是缄口不言，让生活更易于操纵，避免不愉快。也许常常出于自欺，让自己显得更漂亮，也许常常出于懦弱。我们把沉默变成谎言，变成背叛。很少说出全部真相，也因为如此，永远不会拥有正直。难道是因为我们不敢面对自己，不敢面对我们创造的世界吗？难道人的生命仅由逃避和幻觉组成？阿里看着明信片和手中的电话，屏幕的光灭了，语言陷入黑暗——明信片展现的并非真实的冰岛，而是我们幻想中的冰岛；它们展现不出风，展现不出天气的喜怒无常、变幻莫测，展现不出潮湿，展现不出这些浑身湿透、在雨中滴着水的马儿，展现不出飑、雪橇和灰暗的天色，而且绝对展现不出凯夫拉维克。凯夫拉维克不是冰岛，不属于幻想的那一部分。这些明信片为我们展现的是幻觉，是我们不敢用双眼去正视的东西。

一点也不疼。奥斯蒙迪尔脱去手套，向他的同事塞瓦尔介绍阿里，塞瓦尔刚把讲台搬开，他看起来很生气或是紧张。我的表哥，以前是诗人，现在是出版商，奥斯蒙迪尔说，他咧开嘴略微笑了笑，阿里不清楚他是不是有意折磨塞瓦尔，这个刚刚骂过诗人和诗歌，并将其与搞破坏的左派相联系的人，他用的是“以前”这个词，含沙射影地指向阿里。无论怎样，他从奥斯蒙迪尔的话里捕捉到一丝批判，或者假定如此，他突然想起，就像一扇窗户在他记忆中打开，奥斯蒙迪尔的母亲埃琳曾给他寄过一封短信，那时奥斯蒙迪尔刚刚接受了一次关于阿里的访谈，他说阿里作为一个出版商，有志于出版文学价值高的诗歌，特别是翻译作品，世界文学——这将是他对冰岛、冰岛文化和冰岛人民的贡献；假如我们没有翻译像托马斯·曼的《魔山》，或者费尔南多·佩索阿的诗歌那样的作品，我们就算不得一个崇尚文学的国家。访谈最后记者问他，你自己的写作如何，你已经出版了两本诗集和两部小说，你所有的书风评都很好，其中一部小说被译成四种语言，你不认为自己也有影响力吗？不，他笑着回答，像人们对天真无邪的童梦报以的微笑……不，有好些作者比我优秀得多，他们都才华横溢。在这方面，我的影响程度和他们的相比远远没有那么大——我已经放弃写作了。

后来阿里收到埃琳·奥德斯多蒂寄来的短信。一封完全出人意料的信。这十年期间，阿里既没见过她，也从未和她交谈过，像他对待父亲家的其他成员一样。他父亲除外，每年他们父子会见三到四次面，两个人都对那些真正要紧的事绝口不提，只谈论一些肤浅的话题：天气、政治和足球。“我真的感到难过，”她写道，“当我读到你在访谈里对自己写作的评价的时候。你应该知道，我和家里大多数人一样，撇去你父亲不谈，也因为有一个在出版业工作的亲戚而感到骄傲，尤其是一个目标崇高、野心勃勃的亲戚——这会让我的母亲，你的祖母，非常开心。但她也会因为你对自己写作的评价感到痛惜。也许你不明白，对我们来说，看见自己人在这个特殊的领域打拼有多重要。它几乎让我们感觉每件事都有意义，尤其是困难，感觉一切都顺理成章，感觉——不，我不想；我不想再多说了。你一定对这样的事略知一二，所以你能理解我的痛苦，也会明白我为什么要写这封信给你。话虽如此，我还是要向你道歉——对于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一个如此优秀的作家，我必须得补充一句，原谅我的打扰，收到自己无知又年老的姑妈寄来的让人尴尬的信，可能是件烦心的事。我还记得我哥哥索聚尔很讨厌看见与表达的距离，还有感觉与写作的距离。当然，我不太可能记起来；有时候是听母亲说的，还有我妹妹安娜（我知道她对你在访谈里说过的话也感到遗憾，可她不愿打扰你。我总是一个喜欢打扰的人，或者一个向来学不会处事的人）。直到我看见自己的思想在变化，在我眼前变得笨拙不堪时，我才完全明白。或者说，嗯，有些放肆。但我希望你能明白我信中哪些内容重要。原谅我的胡言乱语，不过我年纪大了，但也许还算不得太老，足够我去怀疑，或者去理解，那一时刻总会到来，那时再想说什么都来不及了。现在向你问好还不晚，我的侄子。我们一定会继续买你出版的书，虽然我没法完全读懂。”

他当然无法把这封信背下来——事实上还差得远；只记得语气，也许还有几句话，不过他晚一点会在酒店房间里重读一遍。两个小时后，出租车司机把他送到凯夫拉维克的飞行酒店，他从一个厚厚的，塞满信件、剪报、照片、诗歌和韵文的黄色文件夹里抽出这封信，他一直随身携带着这个文件夹，用老克里斯蒂安的话说，将它像石头一样拖在身后，但多年来他都没打开过——似乎害怕这样去做。奥斯蒙迪尔口中的这个词，“以前”，带有的斥责语气和他第一次读那封信时感受到的责备并不一样——他读完信，随即搁在一边，那封信像许多别的东西一样，被丢在一边，饱受压制，像一个古老的幽灵、一种指控和一个误解，不断被压制、被否认，不断——直到某些东西碎裂。直到它碎裂。直到他毁了——一切。他的日子很快把他绑在柱子上，四把步枪同时开火。以前是诗人，奥斯蒙迪尔这样说，塞瓦尔怀疑地看着他们，好像奥斯蒙迪尔和阿里正在联手对付他，好像刚刚发生的事，阿里浑身赤裸地趴在讲台上，表弟的手指插入他的直肠，压根儿就没发生过。你又开始写作了吗？奥斯蒙迪尔帮阿里收拾行李的时候问道，他假装没有注意到阿里把色情杂志塞进另外两本书下面，并发誓自己到了酒店就将它扔掉，或是趁散步的时候丢进垃圾桶。你又开始写作了吗？奥斯蒙迪尔问，他拿起手稿，读了读书名——《黑暗所知的太多：约翰·西于尔永松漂泊的日子》，他声音中的热情让阿里感到不适。不，阿里说，我一直想写写约翰，只在业余时间写；你妈妈还好吗？他匆匆问了一句，像往常一样把话题从自己身上移开，他问得很急，太急了，刚问出口就想起来，尽管话还在嘴里，可他还是晚了一步，没能及时打断这个残酷的问题，所以当他看见奥斯蒙迪尔的表情时，他在想，给他一拳反倒更体面。

你妈妈还好吗？——埃琳，她三年前就去世了，在柏林度假时被车撞了。车在路上全速行驶，埃琳的一只脚踩在路面上，撞车后被甩出三米多远。车开走了；司机可能喝醉了，喝高了，好像什么也没看见，他开着一辆崭新的黑色梅赛德斯－奔驰车回家，上床睡觉，早上醒来时根本不知道自己撞死了一位冰岛的老妇人，一位在东海岸、在北峡湾长大的女人，她的哥哥索聚尔，喜欢在清晨轻嗅她的头发，拥抱她娇小温暖的身体，喜欢挠她的痒，因为她的笑声“像银子，像快乐的阳光”。事故发生后没多久她就死了，被人依恋和哀悼，尽管“事故”也许不是一个恰当的词，它更像是一种袭击，一种处决。我看上去一定很可怕，她低声对丈夫说，他跪在她身边，他伏在她身上，她在哭，他也在哭，那个高大有力、坚毅的船长，他的脸像饱经风霜的悬崖，听见她这样说，他哭了，他看着她，接着她对这个世界再也没有任何话了。

他怎么可能忘记这个？！

他注意到奥斯蒙迪尔的表情，急促地说，一副惊恐的样子，他说得很诚恳，原谅我。

你离开得太久了，奥斯蒙迪尔只说了这一句话，把手稿递给阿里。

阿里看着明信片和手中的电话，波拉的留言在黑暗的屏幕后面等待，这是一部三星手机。他看着明信片想，它们为我们展示了我们的梦想。他悲哀地想，有时候我们的梦想只不过是幻觉、逃避和证明，证明我们不敢承认世界的真面目，不敢面对这个世界和身在其中的自己。他想，当我问及在凯夫拉维克逗留期间我和他是不是应该见一面的时候，奥斯蒙迪尔是不是在暗示我？——你觉得安全吗？他问，你觉得我们能承受吗？

他是不是想说：因为接下来我们可能需要谈论我们在逃避什么，需要面对三十年前的自己，并解释清楚今天的我们到底是谁——这样的解释不太可能让人感到舒服。实际上这种可能性很小。

你还好吗？

这个声音把阿里吓了一跳，他的手机掉到地上，后壳弹开，电池跳了出来，波拉的留言沉入了黑暗深处。10-11商店的一个收银员挪开明信片货架，阿里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站了大概五分钟，谁会那样站在一堆向游客兜售的明信片中间，除非有什么不对劲，除非这个人病了，正面临一场危机，心脏病突发，在哭泣，觉得事有可疑，也许他是个变态狂，天知道，也许他正对着照片手淫，因为他知道店里有两个女人？

这个女人，一个年方二十的姑娘，小心地把一个货架从另外两个旁边挪开，她说，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忙吗？却又立即纠正了自己的话，假如这个人是变态狂怎么办？假如他并不沮丧痛苦，而是一个变态狂，就像你在报纸上或者网上看到的那样，他站在那里，他的阴茎像个小恶魔一样被他握在手里，回答你，什么？是的，你当然能帮我！所以她急忙纠正了自己，问道，你还好吗？她一边挪开货架，一边说。另一个收银员，也是个年轻姑娘，在一边等着，手里拿着电话，时刻准备打电话呼救。谁知那个变态狂原来只是个中年男人，在记忆复杂的风景里迷了路。他捡起手机，重新装好，小声说对不起，那个姑娘也道了歉，吓了他一跳，可他还是纹丝不动地在那里站了很久，她们除了他的脚什么也看不见，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办；不，另一个姑娘说，你永远都不会知道的。阿里对着两个姑娘抱歉地笑了笑，她们的脸庞青春洋溢，其中一个人下唇戴着两个唇环，另一个头发是粉色的，两人都略显圆润，挪开一个明信片架不会让一个人的体重损失四十或五十千克的，这种负担对于这样年轻的人来说不在话下，她活着的每一天都要承担额外的五十千克重量，仿佛她永远，在她年轻生命的每一秒，都被判处了苦役。人们吃得太多，锻炼太少，体重增加，恣意发胖，可怜的地球，不得不载着我们所有的人一起旋转，难道它不评论我们的文化，不说它正在堕落，不说我们生活在被死亡沾染的时代吗？阿里这样想，但他很快就因为这样的想法感到了羞愧，她们只是两个可爱的孩子，那个戴唇环的姑娘给他找来一个购物车，方便他在雨天的下午把提包放进去，他接着想，像是在为自己找借口，这是文化的错误，不是你的，你是时代的受害者。接着他走了出去。

出租车司机，一个大概和他同龄的女人，从车上下来，快速地把他沉重的箱子放进了后备厢，他几乎来不及感谢她的帮忙。他闻见她身上有一股好闻的淡淡香水味，对她说，凯夫拉维克，飞行酒店。离这儿不远，她愉快地回答。对我来说挺远的，他钻进汽车，自言自语，接着点开手机上波拉发来的短信，重新找回那些黑暗中的话语：“你爸爸告诉我你要来了。他们详细查过吗？对不起，我没法不提示他们，让他们了解你的问题不止眼前这些，他们完全有理由好好查一查你，是吗？他们有没有发现什么？他们有没有发现你对所有人都隐藏的东西，尤其是对你自己——他们发现你的不忠了吗？”

阿里把手机放进夹克口袋。系好安全带。

出租车还没来得及开走，司机的电话就响了；你介意我接个电话吗？她温柔地问，通过后视镜看着阿里，棕色的大眼睛。完全不介意，他说。她戴着耳机，双手放在方向盘上，交谈时完全不受干扰。她和电话那头的人通话，一个她关心的人；一次简短的通话，她说了两遍“我的爱”，每一遍都饱含深情。

我的爱，棕色的大眼睛。阿里现在认出了她，一晃三十年过去了，他想，她对我问候的时候真像一个来自过去的信使，他已记不得她的名字，尽管还记得她的脸——他是怎么记起来的？她当然已经老了，时间穿过一切——人、动物、房子、篱笆桩子和岩石——以不同的速度；慢慢地穿过岩石，快速地穿过篱笆桩子和人，再更加缓慢地穿过一些生命，她就是其中之一。作为一个出租车司机，她是不是长得过于漂亮了？三十年前。那时候史密斯乐队、恐怖海峡、埃戈乐队和埃纳尔·马尔的诗集大行其道，勃列日涅夫刚刚去世，他的冷酷还在操控着人们，莱昂纳尔·里奇的《你好》是学校毕业舞会的慢舞歌曲[埃戈乐队是由歌手布比·莫滕思于1981年组建的一支冰岛乐队。埃纳尔·马尔·古德蒙森（1954—　）是冰岛著名作家。]。我和阿里是她的高中同学。高中的前两年她毫不起眼，只是一个戴着大眼镜的勤勉认真的女孩，但是第三年的一个秋天，一切都不一样了，她出现在校园里，焕然一新，穿着短裙和绿色“V”领套头衫，挺着胸脯，一头蓬松的金色长发披在脑后，她自信地走着，就像一个赢得伟大胜利的人，她纤细的腰身带着一种迷人的柔软和神秘的韧性。我们就这样度过了那个秋天和那个冬天，她让许多事情都乱了套。整个冬天她的数学老师都难以集中精力，他是个三十多岁的已婚男人，简单的问题对他来说开始变得复杂，仿佛她的存在、她的短裙和她神秘的韧性让数学定律全部失去了效力。那年秋天，她当选了凯夫拉维克的“选美皇后”，之后获得了“冰岛小姐选美比赛”第三名。阿里仍然记得自己的惊讶，甚至愤怒，她怎么没能当选“冰岛小姐”的冠军，满世界奔走，去废除一切的数学定律，彻底扰乱科学，挑战语言极限呢——我和阿里经常为她写诗，结果那些诗都很乏味。他凝视着她的身影，她微笑着，她的牙齿洁白整齐，她温柔地笑着说，这可能是第四次了，我的爱。也许，阿里眺望窗外低洼的米涅斯荒原，一片平坦荒凉的土地，在雨中泛着褐色，这时他想，也许裁判们不愿意相信这样的美人来自凯夫拉维克，这个国家最黑暗的地方：这样他们就能重新评定一切。

他又看向她，情不自禁，我们也不应该阻止自己去观赏美丽的事物，很明显，生命太过短暂，反复无常，容不得我们移开目光。她说话的神情只有幸福的人才会拥有。难道是幸福让她这样美丽，充满魅力，从而减弱了时光的摧毁力？

阿里注意到，他们正在接近一个环岛，那里的出口通往四个方向，其中一个通往桑德盖尔济方向的荒野，他突然做出了一个无疑非常愚蠢的决定。你能稍微绕一下路吗？他问，我想顺道看看桑德盖尔济。她点点头，在镜子里冲他微笑，脸上带着明显的惊讶——有谁会想绕弯路去看桑德盖尔济呢，何况是在十二月，何况是在傍晚？雨像哀愁一样洒落，像一个无情的句子落在米涅斯荒原上，一片广阔无垠、平坦和几近荒芜的土地，上帝最后创造了它，在最后一刻，他几乎已经大功告成时，用尽一切办法，在感到乏味和疲惫的时刻创造了这片土地。这就是为什么上帝从不低头看看这里，这就是为什么这里的大地离天空最遥远。阿里知道她心里的想法，他一定是桑德盖尔济人，这是唯一的解释，她眉目间的细纹传达了这一切，有好几秒钟，它们看起来很好奇，试图确定她是否认出了阿里，一个和他年龄相近的、来自桑德盖尔济的男人，后来她把车开向通往桑德盖尔济方向的荒野，慢慢接近上帝的乏味，很明显她不记得他了。当然不会，我和阿里在她眼中就像无名小卒，隐形人，而她穿着迷你裙，对数学定律构成了威胁。她说，我的爱。

我真想再看一看桑德盖尔济吗？他想，他对自己的决定感到惊讶，还是单纯地拖延时间，为了晚一些到达酒店客房，一个人独处，不得不打电话给爸爸，不得不打开装满信件、诗歌片段、照片和剪报的文件夹？他知道自己会这样做，也必须这样做，阅读埃琳给他的信；我是否只想继续生活在犹豫之中，避免面对自己，面对生活，面对失败？亲爱的上帝，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把自己沉浸在约翰的经历和诗歌中吗？并非为了实现年轻时的梦想，恰恰相反——难道这样我就不用面对了吗？一个用白色翅膀穿过黑暗的梦想。“他们有没有发现你对所有人都隐藏的东西，尤其是对你自己——他们发现你的不忠了吗？”

他眺望着灰暗的荒野，为自己的想法而悲伤，感到万念俱灰，他写的这本有关约翰的生活的书就快收笔了，这在困境中于他是一种安慰，一种源于自身信念的牢固的幸福感，他坚信自己将竭尽全力，用尽自己的每一个细胞、每一滴血，去完成一番事业，无论成败他都会坚持，可现在，忽然，也许是因为波拉的短信，因为奥斯蒙迪尔，因为荒野的残忍，因为雨落下的方式，不幸的是，一切变得显而易见，这本有关诗人经历的书无关他年轻时的梦想，恰恰相反：这只不过是又一次的背叛，又一次的逃避，逃避在达利尔西边山腰上许下的承诺，那时黑暗向雷鸟的白色翅膀笼罩过来，它们毫发无损地飞走了，用生命和飞行穿透黑暗。坐在出租车的后座上，驶向米涅斯荒原的更深处，驶向桑德盖尔济，与过去会合，他问自己，那么我究竟是怎样生活的，为什么活着？火焰在哪里？他想，奥斯蒙迪尔说得对，也许见面不是个好主意，像三十年前那样面对自己。他瞥了一眼后视镜，想看看她的眼睛，想朝幸福的方向看，看看是什么让一个五十多岁人还能一遍遍地说，我的爱，可她正专注地开车、打电话，正专注地说，我的爱，阿里注意到挂在镜子上的卡片，它在慢慢地旋转，一面写着上帝的启示，他今天爱你如同昨天，多么大胆的宣称，他想，卡片转到另一面，上面写着西南区地产中介的广告，好像这两件事之间有直接的联系，好像上帝和地产中介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西南区地产中介将为您找到一个家！”

他们的车开过荒野，向南一直开到桑德盖尔济。阿里让她在这座小镇，或者说村庄的雕像旁停车，总之“小镇”这个词对桑德盖尔济而言太大了。接着他下车走进雨中。

傍晚。他在眺望这些房子。他看见了大海，看见了它的浩瀚和雨对它的击打。他什么也没想，闭上眼睛，倾听雨敲击他的额头——就像天空在敲一扇门。他的记忆在内心回应，它们苏醒过来，带着如此高涨的热情向前拥挤，几乎成了一种愤怒，因此他的头脑不停地翻涌，这让他感到恶心，他不得不靠在雕像上，将额头抵在冰冷的铁皮上休息。后来这种眩晕不见了。阿里平复过来，平稳地呼吸；他清楚地想，只是很冷而已。糟糕的天气。十二月了，再加上下雨，气温只有七摄氏度，照亮黑暗的雪在哪里？从宇宙深处为我们带来星星的寒冷在哪里？

他回到车里，记忆在那里等他，填满了后座，几乎没给他留下任何空间。他盯着计价器想，我还得为它们付钱吗？接着他轻声说，好吧，我们现在去凯夫拉维克，她点点头，照做了，本应在全世界奔走的她，迫使科学界质疑数学方程式的她。她把车掉转方向，轻轻地加速，轻轻地，像是企图保护他，仿佛他是易碎的货物，她打开CD播放器问，你介意吗？他不介意，而且立刻听出了来自爱尔兰组合克兰纳德乐队那朦胧、略微阴暗却充满梦幻的曲调，这是另一位来自过去的信使。他们往回开，经过米涅斯荒原的时候，他回望了那片空旷、低平的荒野，它曾构成了我和阿里的日常生活，一九八〇年一月，我们坐着特拉班特车第一次去那里，车是德朗盖岛鱼类加工厂的，马力很弱，所以顶着强风穿越荒野非常困难。很快，这辆车就被换成一辆九座的丰田，那时正值鱼汛期，劳动力的需求比平时更大，一辆特拉班特可装不下。一周六天，我们在黎明时分从凯夫拉维克开车回桑德盖尔济，开车回家吃午饭，到家时已经快到傍晚了，常常又在晚饭后开回来。

阿里坐直身子，试着回忆德朗盖岛鱼类加工厂的烘干架过去立在什么地方，冬天的时候我们慢慢地在架子上放满鳕鱼的鱼头和鱼身。老克里斯蒂安一般都被分配去做烘干架上的工作；对这把年纪的人来说，在那里工作太冷了，有几次他去干活儿，那时天气还算将就，他却把所有的事弄得更糟，匆匆忙忙从水桶中抓起剖好的鱼或成堆的鱼头，想都不想就乱抓一气；所有东西统统缠在一起，我们用了很久才把它们重新解开。清晨，那些鱼头被穿吊起来，时辰尚早，天空似乎还未从夜色里解冻，我们头脑呆滞，身体还因头一晚的工作疲惫不堪，柴油叉车一直工作到上午九点半，那是我们工间喝咖啡的休息时间，叉车负责加工后的清理，堆起鱼头，取下咸鱼桶，桶里的寒冷空气随着柴油机烟变得越发浓重，油烟熏盖着上层码放整齐的咸鱼，它们像黑色思想一样在那儿躺着。我们把鱼头穿起来，根据大小，每根绳子上穿六到八个头，针从鳃下插进，再穿过眼睛，等这些活儿做完，有时我们还要处理手边等待加工的鳕鱼，假如鳕鱼数量很多的话，能在存放区的一边堆成一堆，看上去就像一大堆魔鬼的咒骂。我们给每一条鱼去鳞，两条两条地捆起来，我们打着哈欠，骂骂咧咧，说着脏话和荤段子，有人讲了一个故事，另一个人默默地抽烟，克里斯蒂安小声嘀咕着埃纳尔·本的诗句，希望它们赋予他和我们并肩的力量，希望它们是盾牌，能够去抵御时间的武器。后来我们开车去荒野，去烘干架置放点，这片荒野让上帝感到羞愧，可它拥有一种独特的美，它极少将它的美展示于人，并且小心地躲开我们，那时候我们坐在卡车车厢上，蜷缩在驾驶室后面，因为避不了风，车的速度让行车变得更加痛苦。马尼倚着方向盘，嚼着烟草，我们的车开出村子，天在下雨，冻雨，雪，纷飞的雪，潮湿，厉劲的北风中有一轮黄色的太阳，在霜打后的晴朗遥远的天空下，每个人都穿着“66°向北”的橙色工作服，没有其他颜色，只有一种式样、一种颜色，世界也许会变得简单一些，但我们的心不会，它们从不是只有一种颜色或只有一种简单的式样。厚厚的布料很快因为寒冷而变得僵硬而坚固，好像在和我们斗气，我们尽可能快速地将水桶倒空，把鱼挂在横梁上，每个人手里能拿多少鱼就拿多少，两个人把鱼从水桶里拖出来，咒骂着彼此纠缠着的鱼，特别是鱼头，它们如此糟糕地缠在一起，仿佛恶魔亲自出马追赶我们，把我们赶到荒野上，企图折磨我们。要是马尼嫌我们的手脚太慢，他就会按喇叭，而我们站在车厢旁边，把鱼挂上架子的顶梁，对着天气发怒，咒骂着寒冷、成堆的鱼头、鳕鱼，还有时间，它过得实在太慢，好像遗忘了我们，把我们丢给了永无止境的劳作，身边只有一大堆可怕的彼此缠绕在一起的东西，刺骨的风和把天空一分为二的寒冷。回去的路上，我们把两只桶竖着放置，坐在里面，享受着完美的保护，在里面休息、打瞌睡、说说笑笑，同时期盼着下周六晚上的到来，我们能在周日早上睡懒觉，还能坐在萨博敞篷车中，听着带劲的音乐穿过同一片荒野：恐怖海峡、深紫、齐柏林飞艇和平克·弗洛伊德。我们坐在水桶里，把剩余的碎片从卡车后面扔出去，这时海鸥突然出现，像天使一样洁白，像小恶魔一样贪婪，它们如此突然地现身，仿佛空气在一瞬间织出或吐出它们，如此这些碎片就不会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白白浪费。坚硬的荒野为我们囤积了美好时光，夏日柔和的天空下，青苔散发着芳香，蝇虫嗡嗡飞过，土地里种满了一排排土豆，岩高兰浆果颜色很深，红脚鹬是蓝天上一声尖锐的音符，我们取下鱼干，清空烘干架，一边唱歌一边处理；那时活着充满乐趣，当几千米外的美式战斗机轰然离地冲向天空时，有人说，真他妈的见鬼。

时间创造了距离，那些烘干架早已不在。八十年代末，我和阿里，还有马尼和另外两个工人一起拆除了它们，那时莱夫·埃里克松航站楼刚建成不久，那座优雅的建筑，一座现代化航站楼，国家的骄傲，由于它的建筑位置，烘干架附近突然成了一条主干道，每一个途经这条路的旅客都看得一清二楚。我和阿里暂时回到鱼类加工厂工作，没有继续大学的学业，阿里想攒些钱印刷他的第一本诗集，我也加入了，感觉前途未卜，不知今后何去何从。我们回到德朗盖岛鱼类加工厂，继续腌晒咸鱼和鳕鱼，并非有意地在仲冬时节干起了拆除烘干架的工作，冰岛总统办公室来电，要求（确切地说，是非常粗鲁地要求）马尼把它们拆除，然后挪到遥远的荒野上，绝不能让人在公路上看见它们。它们是眼中钉；要是昨天挪走最好，总统和国家正准备迎接贵宾，他们对冰岛投来的第一眼无须落在这些装满咸鱼的破烂架子上，对陌生的客人来说，这样的景象简直是侮辱。让他们往另一个方向看就行了，马尼在挂断电话前这样说。可他并没有离开电话，而是身子后仰，把假牙从下牙龈上拔了下来，在光秃秃的牙肉上撒些烟草，再把假牙装回去，这样等待就不那么无聊了；半个小时后，渔业部打来了电话。马尼拿起话筒，只是听着，没说话，也没有回答，接着挂断，十五分钟后，我们开车离开工厂，他和船长的儿子比约吉坐在驾驶室里，我、阿里和索尔拉屈尔盘坐在卡车车厢脆弱的棚子里，北风像刀一样吹过荒野，生命原本不必这样艰难。

我们一忙就是三天。再加大半个晚上——就在贵宾们带着他们敏感的眼睛抵达机场的几个小时前，我们才把最后几根柱子拆除，最后一天我们马不停蹄地干，从早上八点半一直忙到第二天凌晨四点，借着卡车大灯的光；我们不得不艰难地穿过架子下面的雪堆，天太冷了，我们疲惫不堪，几乎想要给对方几拳。索尔拉屈尔骂得最厉害，措辞最高超，脾气最暴躁，他和大多数给马尼卖命的人一样，来自北部的斯特兰迪尔；他的动力似乎都源于焦躁的性情和粗俗的语言，在周末的打架斗殴和西南区各社区中心的舞会上，它们都能派上用场。才周一他就已经迫不及待地盼望着下一个周末了，他的脸上时不时会有抓痕，指关节也有瘀伤，假如他输了，就会满腹牢骚，但这很少发生，他体格强壮，出手敏捷，凶狠利落。三十七胜，三败。我们只花了三天半时间就拆除了三十年来放过数百吨鱼干的烘干架，而这一切全都因为一些该死的外国人，他们也许从未在盐海里撒过尿；没人乐意去看放满咸鱼的烘干架，事实上他们只要看这些架子就够了，我是说，如果他们真想了解冰岛人的话，这样那样的烘干架是冰岛经济的基础，支撑着雷克雅未克所有光彩照人的浑蛋，他们晃着自己的香臀，放着优雅的屁，拉着优雅的屎，妈的这个周末我怎么才能把雷克雅未克那些该死的傻子揍出屎来？那晚索尔拉屈尔厉声说道，手指在手套中感觉很麻木，完全没感觉，最好是一个有大学学位的蠢货来带头，我会把他撕成碎片，操翻他的马子，让她再也懒得看他，这些该死的娘儿们，他们所有人！

索尔拉屈尔，阿里坐在出租车后座上自言自语，我怎么能把他给忘了？

他们快到凯夫拉维克了。穿过镇外草丛中新建的公墓，它建在一片开阔之地，离城镇异常遥远，就像凯夫拉维克的居民正试图忘记死亡这码事。大多数十字架上都挂着圣诞彩灯，它们在雨中冒着隐约的光，像死亡在发出朦胧的信息。赫尔古维克的新工厂，西于尔永市长的骄傲，高耸在公墓之上，死者之上，几百米开外的地方，矗立着西南区的垃圾处理设施，可以想象，此设施的建造是为了强调，人类永恒的生命，人的意志，会像垃圾一样，在死后重获新生。

出租车驶过凯夫拉维克郊区，狭窄的连栋房屋排得很长，大部分房子维护不善，墙漆褪色，很多地方水泥开裂，窗帘又脏又破，这些房子就像精疲力竭的老人，正前往墓地参加自己的葬礼。车转进韦斯特加塔街。克兰纳德乐队还在歌唱。接着转进哈布那加塔街，突然，阿里对生命感到害怕。他害怕被他遗忘和压抑的一切，假如你把很多事情都忘了，那些人和事件，那么活着还有何意义？这不正意味着人的生命是一次性的？就像是为了强调遗忘是多么不应该，一张真人大小的索尔拉屈尔的照片出现在西南区房产中介的窗口前，尽管事过境迁，他体形变胖，要认出他还是很容易，他高傲地站着，双腿分开，面带微笑，下巴抬起并前伸，紧握拳头的样子仿佛已准备好迎接战斗。照片上的话——年度最佳经纪人——在他的头上形成一种光环，他的脚下是同样大小的一行字母：索尔拉屈尔为你而战！

阿里移开目光。

他的记忆正在等待他吗？难道命运、波拉或是奥斯蒙迪尔早已做出安排，所以他才无法逃避回忆？

记住，生命本是一场穿透黑暗的白色飞行。

车仍沿着哈布那加塔街前行，开得很慢，没法加快速度，一辆巨大的白色货车正在他们前面慢吞吞地开着，路过新影院，我们曾在这里看过《第三类接触》《疯狂的麦克斯》和几部丹麦情色电影，冬季每个月的第三个周四放映，场场爆满，电影画面经常在老放映机上跳动，无法聚焦，就像那个年纪更老的放映员，他来回摸索调试机器，对着年轻人的口哨和叫喊声打手势，聚焦画面，聚焦我们对性的感知。沿路再往前走一小段是一家商铺，我们去电影院之前在那里买糖果，价钱比电影院小卖部便宜得多，可现在它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家酒吧。从残破的霓虹标志上很难认出酒吧的名字，它忽明忽暗的光像在试图挣脱，最终达到了目的，名字的光芒射入短暂而黑暗的冬日，那个名字像棒球棒一样对着阿里一顿暴击，像一根粗壮的篱笆桩。他想，该死，他想，不，这太荒谬了，他听见出租车司机的声音，仿佛从一个遥不可及的地方传来，也许她留意到了他注视的地方，看到了他的反应，她说，像是满怀歉意，不错，这名字对酒吧来说很奇特，但酒吧老板比吉的妻子，在开业前几个月就去世了。酒吧本来应该叫“体育酒吧”或者类似的名字，但比吉突然改变了主意，想用妻子的名字给酒吧命名，却又不行，因为她叫佐尔法伊格，哪有叫“佐尔法伊格”的酒吧的呢？此外，她的母亲也恳求比吉别这样做，每个人都能看见哈布那加塔街的一家酒吧闪烁着女儿的名字，这简直难以想象，考虑到这里时不时会有一些酩酊大醉的酒徒，他最终才定下这个名字，它代表了他们初吻的年份和月份，挺浪漫的，你不觉得吗？飞行酒店到了，她说，回头看了看阿里，他在记忆的重负下一动不动——一个标志在后方几百米处闪烁，把它的名字送入黑暗的傍晚，把过去的岁月砸在世界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