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凯夫拉维克的人们几乎算不得住在冰岛，也算不得住在这个世界上；他们住在别处，在万物背后，在三个基本方向之中。当然，那些年除外，那时这里有四个方向，因为美国佬的战斗机从我们的头顶和屋顶上飞过，淹没了老师的声音，在列举形容词变格的时候，在讲述斯诺里·斯蒂德吕松的时候，在解释数学等式的时候，他们不得不等着飞机呼啸而过，那些蓝天上的嚎叫，当美军——第四个基本方向——搜寻敌人的时候，一切都必须保持安静，敌人给了他们存在的理由，给了他们力量，让他们的国家成为超级大国；那些战斗机驾驶员必须拥有敌人，这样他们才有指南针，才有祷文。飞机从凯夫拉维克的屋顶上呼啸而过，本国最黑暗的地方，一九四四年冰岛总统这样说，这几个词是他第一次对我们进行访问时带来的代表共和国的礼物，迄今为止，也只有这一次访问，他让这些沉重的词语像石板一样落在我们身上，我们仍然躺在下面，听着空中的呼啸声。若非事务紧急，没有人会来这里，来者之中有人谋取军事利益，有人处理海产，有人在港口泊船，有人参加篮球比赛或者舞蹈比赛。后来，军队——第四个基本方向——从这里撤离，因此只剩三个方向，除此之外，捕鱼遭到了禁止，很难为此找到合理的解释，事关经济利益，经济利益比常识、正义和人性更重要，你可以问问约恩尼，他就在空旷的港口上自己的汉堡快餐车里，军队撤离之后，没有人来这里，绝对没有人，仿佛我们根本不存在。西于尔永市长可能有一些手段；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挪威人——那些大刀一般的人——会在酒店现身，这不仅仅是为了庆祝市长的六十大寿，或者促成与美国公司的协议，还是为了让人们前来游览，让小镇充满幸福而富有的游客。我们可以完美地设想一下，在镇外挂上巨幅签名：欢迎来到本国“最黑暗的地方”！最好附带一张笑脸。有些人，居家型的人，也许对这几个字会错意，掉转方向回去。游客们可以去“1976年1月”酒吧喝一杯咖啡或啤酒，我和阿里会告诉他们当年我们是从哪里跳上美国佬的货车的，或是干脆找人在舞台上重演整件事；他们可以去参观鲁尼·尤尔和贡尼·托雷阿尔儿时最喜欢去的地方——八岁那年他们从侯尔马维克搬到凯夫拉维克——可以顺便给空旷的码头拍几张照片，去尝尝约恩尼的“限额欺诈”汉堡，看看那两片公寓楼群，那些遗留在港口上方的惊叹号，那片无权出海的渔夫们的收容地。假如无论游客什么时候来参观，都有水手愿意走到客厅的窗边，那可太好了。约恩尼可以给他发信号、发短信，于是他就可以手拿咖啡杯站在窗边，带着悲伤俯瞰港口，他的脸上布满皱纹，真是绝佳的拍照机会：“一个被经济利益抛弃的水手。”

*　*　*

请稍等，让我们稍微放慢速度，我们离那一刻还远着呢，约恩尼还是德朗盖岛鱼类加工厂的舵手，我和阿里还很年轻，只有十六七岁，除了挥舞自己的双手，做不了别的事，军队还没有撤离，早着呢，它还在到处获利，时节仍旧是冬天，一九八〇年二月，铁托的心脏在地球上蹒跚而行，像一头苍老的驼鹿，苏联入侵了阿富汗，不可思议的是几乎没有人知道那片遥远的山区的存在，红军庞大的力量正对抗着马背上的游击队员，这不公平，可人类不太可能做到公平，对权力、统治和财富的欲望根植在他们内心深处，就像一条毒蛇盘踞在他们心底的洞穴里。我们还能成就什么呢？我们是否没有希望迎接一个更好的世界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每一天都很相似，阿里和他的父亲在沉默中喝着继母为他们准备的粥。父亲上厕所的时候，阿里伸手拿来报纸，快读翻到第四十二页，想仔细看看那一页的广告，那上面有张非常年轻的姿态性感的女人的照片，她的嘴半张着，双唇很湿润，眼神让人着迷：“清晨温暖而温柔——为你。”这是来自雷克雅未克一家面包店的广告；她正拿着一片新鲜出炉的面包。阿里盯着这张照片。火辣而柔软，她半张的嘴——为你。她的乳沟这么深，她穿着黑色紧身裤，他的阴茎开始变硬，膨胀，那古老的权杖，向着天堂升起，向着上帝的荣耀升起。所以这就是女人存在于世的原因，那根权杖象征着权力，是上帝与人之间的契约，是天地间的桥梁，所以女人的作用，就是让它勃起吗？女人，让我们看看你的乳沟吧；穿上迷你裙，这样我们就能勃起，就能更接近上帝，就能向着天堂，向着神的荣耀举起我们的权杖。我和阿里一周六天都从维塔泰居尔的单户住宅出发，沿哈布那加塔街走到斯库利百万，总是走同一条路，我们却感到困惑，不知道我们想成就什么，也不知道前进的方向在哪里，或许最为吃惊的是我们已不再是小孩，不再是两个夏天去乡下玩耍，迷失在草丛间，熟睡在铺满芳香干草的谷仓里的少年。我们为不再和泰山、伊妮·布莱敦和汤姆·斯威夫特有关感到困惑和悲伤，尤其沮丧的是，我们必须决定自己的志向与前进的方向。我们困惑而痛苦，不得不面对生活。我们不是小孩，也不是大人。我们游走在两个世界的缝隙里，没有归属。困惑。是的。沮丧。是的，还有痛苦，尽管如此，却还想着面包店的广告，想着那个性感诱惑的女孩，想着她的乳沟。她也许比我们年长，少说也有十九、二十岁的样子，她美丽又自信，而且不会，绝对不会拿正眼瞧我们，我们是毛头小子，无用的蠢货，她才不会在我们身上浪费一个眼神一个词呢，可她又这样性感诱惑地说：“为你。”

甚至连我们也能成为“你”。

每个人都能成为“你”。广告上没有关于“你”的定义，“你”的后面也没有附加条款或者括号注解，没有任何文字表明这个范围不包括我们这种一无是处的人；她与我们不同，模样性感、美丽、自信，任何人都唾手可得，包括我们，这令人难以置信，简直妙不可言，不过当然也荒谬至极，因为我们低入尘埃，而她显然高贵得多。我不理解，阿里说，我不理解这个世界，太荒谬了，世界是荒谬的，根本不可能理解。是的，我同意，可能你是对的。我们沿着哈布那加塔街走，车辆缓缓驶过，像巨大而笨重的野兽，风吹来，卷起尘土、沙子和海上的泡沫，我和阿里走进斯库利百万，两张迟疑的生活笔记，两根断裂的琴弦，我们穿上僵硬冰冷的工作服，走向加工室，“西班牙尤利”坐在叉车上打呵欠、抽烟，他把单放机紧紧地系在车上，这是他在西班牙旅行时买下的唯一一样东西，并且没有遗失，他一看见我们就开始大声嚷嚷，他的声音穿过房间，每个人都能听见，包括那些我们从来不敢打招呼的女孩，每次她们和我们说话，我们都感到呼吸困难；嘿，伙计，今天早上你们打飞机了吗？听说你们那儿小得要用镊子才能夹住，是真的吗？他大笑着开动叉车，调大单放机的音量，一天的工作就这样开始，尤利离开后，空气里全是柴油机排出的烟，这台嘈杂的机器，全速行驶的叉车上方断断续续响起船长与坦妮尔的音乐，尤利大声地跟唱这首我们熟知的热门歌曲，其他人也唱起来，虽然他们几乎听不见音乐声，我永远也不会对你感到厌倦：

再给我一次

和你这样的男人一次永远不够。

再给我一次

我永远也不会对你这样的男人感到厌倦。

没有音乐的世界如同没有光芒的太阳，没有喜悦的笑声，没有水的鱼，没有翅膀的鸟。如同受到宣判，必须住在月球背面，只能与黑暗和孤独为伴——这就是为什么二月的一天，铁托的心脏变得异常脆弱，阿里却带来一套立体音响。

那年秋天，自我们在西部的布扎达吕尔的一家屠宰场工作时起，他就一直在存钱买音响，那是个看上去被时光湮没的村庄，尽管从鱼汛期开始他口袋里就所剩无几了，年轻时候的日子很难，以每小时一千千米的速度穿越时空，自然而然展现出对金钱的感觉和控制也很难；这样的事无疑违反了生活定律。阿里爱上了一个西部女孩，她脸上长着雀斑，一双眼睛就像两首流行歌曲，一首是列侬写的，另一首是麦卡特尼写的；我们每天至少三次从她身边走过，她的工作区域在生产线起点附近，主要是在钩子上挂满动物骨架的操作台上，我们一开始在羊圈干活儿，和电击工一起，我们把小羊、绵羊和公羊往他的方向赶。我们常常把手放在小羊背上，仿佛是为了安抚它们，感受着手掌下的它们因为恐惧而战栗。我们看着它们的眼睛，特别是趁等待的时机，它们因此有机会再多活片刻，尽管害怕，生命却得到了延长，接着消失在那个不可知的世界里。我们看着小羊的眼睛，努力安抚，让它们知道有人在乎，同时确保还要不让其他人看到。在死神降临前那段短暂的时间里，我们偷偷抚摩它们的头，有时电击工会吸吸鼻烟，或者在宰杀老公羊的时候遇到了麻烦，电击枪在公羊坚硬的额头上不起作用，电流无法打穿头骨，他不得不伸手去拿能射出真弹的手枪，花点时间上子弹，公羊痛苦地呻吟，它的额头被打伤了，在小羊生命最后的时刻，我们想给予它一些陪伴和温暖。小羊的眼睛也是世间最美的事物；它们的纯净让人想起世界苏醒时那莹蓝的清晨，我们看见一道电流从电击枪的枪膛中迸射而出，直入它们两眼间的骨头——那样的时刻在生命中并不美好。两极之间，黑暗与光明之间的距离在世间总是最微小的；因为我们很快经历了最美好的时刻，在去吃午饭、喝咖啡的路上，或者换班结束的时候，我们都会经过阿里心爱的女孩身边，我们走过整条生产线，看见那些小羊、绵羊和一两只公羊被夺去生命，看见它们的皮毛怎样被剥去，他们的枪怎样拔出来，它们的脑袋怎样被砍掉，我们看见世间的残酷，抑或生命的样子，朴素而简单；根本不像音乐一样优美。我们走过生产线，幼稚或者天真地期望着绵羊也拥有天堂，那里永远绿草茵茵，没有屠宰场；我们看见死去的小羊变成一块块肉，不过，当我们走近那个给动物的尸骨剥皮的女孩时，阿里的心还是怦怦直跳；她有着卷曲的头发，像吻一般的雀斑，还有那双眼睛，一只写着“这里，那里，无论何地”，另一只写着“假如我爱上你”，这就足够了，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这个世界拥有那双眼睛，也因此得到拯救。

活着能有那双眼睛为伴是多么大的福气、多么好的运气，此外，我们还生活在同一个地方，偏远西部的达利尔，一个无人造访的地方，还有布扎达吕尔，一个甚至连上帝都闻所未闻的村庄，没有教堂，没有公墓，兄弟姐妹们的死讯和永恒避开了这个村庄，天使不打这里飞过，可是那年秋天，那双眼睛依然在那儿闪烁了好几周，那些像吻一样的雀斑常常出现在合作社；假如这都算不上头版头条，那什么算得上？她的眼睛这样迷人，她的雀斑比星光更闪亮，假如这样的女孩都算不上头版头条，那什么算得上？她是整个宇宙，至少是银河系。我和阿里因为媒体的粗心感到震惊，不理解为什么全世界的主流报纸不好好对此报道一番，《纽约时报》应该把那双眼睛放上头版，让它们占满一整页，除了她的眼睛，什么都别刊登，也许它们会引发大量的故事，许多人会因此得到安慰，杀人犯会把枪扔掉不再犯案，父亲们也不会再打孩子。第二天，报纸会刊登她的雀斑，那些献给世界的吻，然后火箭发射器会变成花房，父亲们的拳头会变成温柔的爱抚。但这样的事不会发生，说句实话，除了我和阿里，似乎没人注意她的眼睛，她那像吻一样的雀斑，这个世界究竟有多冷漠？在屠宰场干活儿的这些人大多数都是农民的儿子，他们眼中只有姑娘们的奶头和屁股，尽管他们中的一个最后提起过她，在入冬第一天举行的收工舞会上，那时秋季该杀的牲畜都已杀完，多棒的舞会，真是上帝的恩典，那难道算不得一场舞会吗？！

在舞会上做表演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吉尔蒙迪尔·瓦尔蒂松[吉尔蒙迪尔·瓦尔蒂松（1944—　），冰岛音乐家、农民，常被人称作“摇摆舞之王”。]，他像发条玩具一样活泼，我们十四个伙计早就从南部订了杜松子酒和伏尔加，很多瓶，因为我们正打算大喝一场，找点乐子，妈的，因为活着并不是一件小事，我们才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岁。我们十几个人约定黄昏时分在一座房子外碰面，房子是我们中的五个伙计合租的，有人提到了她的名字，虽然她拥有列侬和麦卡特尼共同谱写的眼睛，可那个人却对此只字不提，它们应该登上世界的头版，它们的美可以用来拯救世界，可是没有，他只是提了她的名字，西格伦，说她的奶头真他妈的太小了，像小小的羊屎蛋，你根本懒得去拧捏，单靠看根本硬不起来。

羊屎蛋一样的乳头。

单靠看你根本硬不起来。

阿里喝了一些杜松子酒，他把这些酒兑入低度数啤酒中，这种混合让人们得以想象自己正在国外喝真正的啤酒[1989年，冰岛取消了啤酒禁令，在此之前，伏特加或杜松子酒常被混合制成酒精浓度为2%的“淡啤酒”（冰岛语中将此称作“比尔森啤酒”），这种酒酒劲更大。]。他喝了一大口，然后看着我。他从没想过西格伦的嘴唇以下的部分，她的嘴唇微微向下撇，仿佛出于一种十分模糊或者十分古老的忧郁，仿佛她在时间刚刚诞生不久时，就保有一些记忆。我们从没想过她的身体：奶头、腰胯、大腿、屁股；我们只知道这一切都必须存在，可它们的作用都是为了支撑她的眼睛、雀斑、嘴唇，承载着它们走遍世界。我们不是天使，不是天真的人。我们熟知《激情流浪汉》《有伤风化的故事》和《她从不满足》这样的书[第一个书名“激情流浪汉”是由约翰·德克斯特（笔名）所著的一本英文书的原名，此书在1970年被译成冰岛文版本，Götustelpan: líkaminn var hennarbankabók（《街头女孩：身体是她的存折》）。另外两本书的原名不详。]，曾经有几次，我们从凯夫拉维克的书店里偷了几本黄色杂志，上面什么都有。所以我们多少知道一些事情，可西格伦不属于黄色杂志或色情小说的世界。她是，就像阿里在他的一篇浪漫狂想中写的那样：永恒的夏天，太阳系的梦，上帝的呼吸。

羊屎蛋一样的乳头。

接着我们跳起舞！

舞台上，吉尔蒙迪尔·瓦尔蒂松大喊着来跳摇摆舞，他的脚奋力踩着舞池，一些人的确在尝试跳起来，但大多数人只是左右晃动着身体，带着醉意狂欢。这里有饱经风霜的农民和他们奶油色的妻子、儿子和女儿，最年轻的只有十六岁，最年长的已步入古稀之年。老人中资历最深的是来自布鲁的格伊，七十九岁，他总说自己想在乡村摇摆舞会上喝醉酒然后跳着舞死去，不要和一些老垃圾一样，躺在老人院里等死，像被风吹走的干草，像下体滴滴答答正在腹泻的牛犊。他从没离开过舞池，棉衬衫浸满汗水，他脸上喜气洋洋，掉光牙齿的嘴绽出一个大大的笑容，他的假牙被留在桌上喝得半空的伏特加酒杯里，当我跳舞的时候，他说，它们在我嘴里不停地响，让人烦躁，进入舞池之前，他把它们插在杯边，跳完再重新戴上它们，感觉一定好极了，他补充道，笑得身子直抖，满脸喜悦，他的兴致真高，相形之下，上了发条似的跳着摇摆舞的吉尔蒙迪尔看起来就像一具僵尸。西格伦，他的侄女，太阳系的梦，这一晚总和他一起跳舞，她穿着蓝色紧身牛仔裤，白色上衣，她也在流汗，太热了，她跳得很带劲，后来我们有意去看她的乳房，它们一点也不大，相反非常小巧，我们也注意到她的大腿，她的屁股，虽然我们不太思考那个词——屁股——很少去想，但我们发现它很美妙、丰满，就像某种事物，我们想亲眼看着它得到释放，它在我们眼前变了模样，因为当她在舞池里扭摆着腰肢的时候，当她跟着节奏快速而柔软地摇摆的时候，当她旋转的时候，她变成了一颗彗星，带着耀眼的光芒从黑暗的太空中逃离。

我和阿里看见了这一切，我们靠在社区中心的一根柱子上，在那里等待，消磨时间，阿里喝酒给自己壮胆，想请她跳一支舞。以前我们走过生产线时，她总是对我们微笑，和我们说话，在食堂她曾经两次坐在我们旁边，紧挨着阿里，他们离得那么近，他甚至能感觉到她大腿的温度，离得那么近，这纯粹的幸福几乎让他无法呼吸。她在舞会上对我们微笑，有一次还走过来和我们说了几句话，我们还没来得及回答，一个叔叔还是阿姨就把她拖回舞池，在那儿她立刻变成一颗彗星，照亮世界的黑暗。阿里喝着酒，等待勇气的降临。或许，我们说，更聪明的做法是等到凌晨三点，在慢歌播放之前赶上最后一支舞，只是这样想想，慢慢地和她共舞，天堂与之相比不过是一坨狗屎。好主意，阿里说，他喝了一杯，盯着舞池里的她，看着老格伊，因为疲乏和酒精的作用，他已经有些站不稳了。时间是凌晨两点，两点半，三点。太他妈爽了，不是吗？吉尔蒙迪尔在舞台上尖叫，他的一些乐队成员似乎醉得很厉害，根本不知道自己正在演奏什么乐器，耶耶耶啊啊啊，舞池里的人尖叫着回应，格伊的声音最大，他重新戴上假牙，又来了精神。他的侄女，那颗彗星，西格伦，也在大声呼喊，耶耶耶啊啊啊，可是她突然不再耀眼，突然变得黯淡，她突然不再是一颗飞掠过这个世界的彗星，至多变成了一轮忧郁的月亮。或许，我说，她这么伤心是因为你没有请她跳舞。我们看着她，她把手放在其中一张桌子上，如此美丽、如此苍白，她的雀斑从未如此显眼，毫无疑问，她是我们见过的最美的事物，快满十七岁的她倚着其中一张桌子，额头沁出汗珠，她半闭着眼睛，肩膀垂下来。她看起来不太舒服，我说。是的，我们得去帮帮她，阿里说。我觉得她想吐，我说。亲爱的上帝，他说，他拼命地重复着这句话，我们得去帮帮她！可我们什么也没做。我们没有动，害怕引起注意，害怕她会推开阿里，轻蔑地呵斥他，别烦我，你真以为我想看见你吗？你这幼稚的、红头发的结巴，要是我对你有一丁点儿兴趣，那才真是见鬼了，要是我梦见你，那才是真见鬼了，滚开吧，一枪崩了自己吧，你就像一首蹩脚的流行歌曲，在北极你甚至都进不了热门排行榜前一百名。这就是我们犹豫的原因。但是卡里，这个来自阿克拉内斯的男人就不同了，他娶了一个农民的妹妹，每逢夏天，阿里就为那个农民干活儿。卡里三十多岁，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也来到西部的屠宰场上班，他的工作区域在生产线上，离西格伦不远，他做起事来手快得像闪电，他毫不犹豫地去搭救她，搂着西格伦的肩膀保护她，安慰她，他对她说了些什么，或许是呼吸新鲜空气能让她好受一些，总之是一些出于经验和责任感的明智的话，因为我们看见卡里带她走出去，在拥挤的舞池里为她开出一条道，她摇摇晃晃地走，而他的头抬得很高，假如没有帮助，她根本无法走出去，她不可能走得出来，非得吐别人一身，那该多么丢脸，卡里是个好人，假如没有像他这样的人，这个世界会变得更糟糕、更艰难。他领着她穿过舞池，拨开狂热的人群，把她带到室外呼吸新鲜空气，我们犹豫地跟出去。等她缓过劲，我再陪她一起进来，阿里说。接着我们走出去，站在寒冷的夜里、寒冷的空气里，辽远的夜空缀满星星，我们想到永恒，想到天堂的音乐，它们是穿透黑暗的光芒，可是西格伦靠在卡里的车上吐了。我和阿里偷偷溜到那辆蓝色路虎车边，那辆车属于一个农民，从一九七五年起，每年夏天阿里都和他一起干活儿。我们想藏起来，假装没看见她的尴尬，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她，为了保护她，要是还有人能像我们一样尊重她该多好。我们溜进车前座，听见卡里的声音，听见社区中心传来的动感节拍，生命欢快的节奏，酒精和狂欢。我们打开车上的卡式录音机，打开布里姆克洛乐队，那是比约格温·哈尔多松，也就是博，他唱的是真正的流行歌曲。现在她吐完了，我的上帝，她是多么苍白，天堂的上帝啊，她是多么美丽，我们的心脏在颤抖，变成了眼泪的形状。卡里把手伸进车里想拿什么东西，也许是一张纸巾，好让她擦擦脸，他把纸巾递到她嘴边，她嘴边隐约藏着一种古老的悲伤，不，他拿着一个瓶子，想让她喝口水恢复精神，等等，不，那是一瓶伏特加，他递给她，而她主动接过去，奇怪的是，她还想喝，这真令人失望。夜色更加深了，她半闭着眼睛喝酒，喝下一大口，咳了起来，酒水从她口中喷出来，卡里笑了，所以这全是他的设计，他抚摩着她的头发，她的脸蛋，她的像吻一样的雀斑，她那应该登上《纽约时报》头版，能改变世界，能把杀人犯变成园丁的眼睛，接着卡里开始热烈地亲吻她，仿佛在这个世界上不是阿里而是他深爱着她，爱她胜于任何人。她在他怀中，似乎因为喜悦而不能自已，他用一只手打开后车门，现在他们都在车里，在后座上，车门关了，很快车尾就开始震动。这是一辆拉达旅行车，它在震动，摇晃，起伏，很快一个白色的东西在后座上拱起来，那是卡里的屁股，它在座位上方窥视，仿佛在瞭望，确认是否有人偷看，或者像两个孩子一样开心地跳上跳下，越跳越快，时隐时现，这样幸福，这样喜悦，所以这才是她想要的，让一个老男人操他，幸好阿里没有请她跳舞，否则她会耻笑他，羞辱他，他只是一首蹩脚的流行歌曲，就算到了世界末日，也别想进入热门排行榜前一百名。录音机里放着布里姆克洛乐队的音乐，比约格温·哈尔多松唱着歌，他的声音像蓝色天鹅绒一样温柔优美：

请握住我的手

无论我去向何方

因为我永远不会忘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