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正值冬天，无论是下雨还是下雪，没有哪里的天空比这里更远离大地，对天使们来说，飞行的路途太遥远，成群结队去冰岛的游客只是在往返于莱夫·埃里克松航站楼时途经这座小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来这里，他们都错开了它，仿佛凯夫拉维克根本不存在。我和阿里还记得八十年代末航站楼开通的那一天；电视上进行了直播，在贝格斯塔扎斯特赖蒂一座四层楼的顶楼，我们定定地坐在屏幕前，心里充满自豪。这个小国家居然能建成这样一座豪华机场，来取代美国军区深处的老机场，它坐落在一座荒废的老建筑里，看上去就像篱笆后面一匹衰弱不堪、一脸苦相的马，展示着美国徽章；就像某种证据，证明我们太弱小，无法自己站起来，若不倚仗美国的势力和金钱，我们甚至出不了国门。在莱夫·埃里克松航站楼建成以前，外国游客来到这个国家之后看见的第一样东西就是美国，仿佛冰岛是一个“小美国”，美国的殖民地。这对我们的自豪感和自尊心没什么帮助；很难想象外国游客不得不降落到荒地上的米涅斯荒原，周围全是熔岩，它们有时看起来就像魔鬼的念头；仿佛现实的冰岛只不过是美国的军事基地、嶙峋的熔岩、寸草不生的荒野，以及凯夫拉维克——最黑暗的地方，风的战利品。这伤害了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所以拥有这座豪华的航站楼简直妙不可言，红色和水泥灰的外体拔地而起，俯瞰四方，就像在庄严地宣称冰岛独立了，就像约纳斯·哈德格里姆松[约纳斯·哈德格里姆松（1807—1845），冰岛最受爱戴的诗人之一，被认为是冰岛浪漫主义的创立者之一。]所作的诗歌那样美，航站楼的墙上挂着有关冰岛风景的巨幅相片：瀑布、山脉、温泉，平静而阳光明媚的草地上吃着草的马儿，以及身穿羊毛衫的金发如云的漂亮女孩。相片上的冰岛不是米涅斯荒原或者凯夫拉维克，完全不是，连边都不沾。这就是为什么从机场通往城镇的道路铺得那么好，镇上的没有配额的生命全都倚仗基地，国家的尊严仿佛都依赖机场航站楼的风光。可是后来军队撤离了；如今我们该怎样描述凯夫拉维克，该用什么措辞——你能把一个失去一切的城镇称为什么？

我和阿里观看了莱夫·埃里克松航站楼的正式开幕仪式。

现场直播。奥马尔·拉格纳松[奥马尔·拉格纳松（1940—　），冰岛著名的媒体人和环境活动家之一。]坐着他的塞斯纳飞机在上空盘旋，让我们得以从空中观看这座建筑，从众神和游客的角度。嘿，我说，你看，那里是德朗盖岛的烘干架，我指着那些架子，它们就在离航站楼几千米远的地方，这一点也不丢脸，我们在架子上挂过那么多吨的鱼，在各种各样的天气下劳作，经历过最艰苦无常的冬天，并在夏天将它们拆除，那时荒野悄悄地、羞怯地、犹豫地露出它美妙绝伦的景色，仿佛害怕遭到嘲弄；这并不丢脸，虽说有些奇怪，我们单调又孤独的日常生活突然被搬上了电视屏幕，还是整个国家都在收看的现场直播！我们的过去，现场直播！遥远的过去；我们认为有些事情已彻底在我们的生命中消失，一去不复返，可就在这张旧书桌上，破电视旁边放着一份几乎完整的手稿，那是阿里的第一本诗集，想必里面都是些意义非凡的句子，想必它们能够照亮世界：

晨光凝成阳光；

就此停住／在这家肮脏的酒店／厕纸过期；

日子已不属于我们，而她，遥不可及。

我们两个都深信这本书的出版会让社会大吃一惊，它将成为一件大事；兄弟姐妹们，请注意，即将改变世界的文字就要诞生了！可最终这些文字什么也没改变，当然，我们的生命除外。我们印刷了五百本，计划将它们作为第一版，期盼很快可以再版，我们等待记者的来电，但唯一确实的回应是埃琳打来的电话，她是阿里的姑妈，奥斯蒙迪尔的母亲，阿里已经很多年没见过她了。一天清晨，不到八点她就打来电话，语气非常热情，她刚在报纸上读过关于这本书出版的新闻稿，想要预订六本。她和阿里聊了一会儿，带着前所未有的愉快和亲切，但聊着聊着突然哭起来，因为她提起了她的母亲玛格丽特，说母亲要是能看见自己的孙子出版诗集该有多高兴；玛格丽特的弟弟特里格维也会一样高兴，埃琳说，更不用说索聚尔了——就在那时她的声音变得嘶哑，当她提起哥哥。她停下来，阿里觉得他听见了她在抽泣。他害怕地想，亲爱的上帝，她在哭，他握着电话听筒的手开始出汗。但没有持续很久，只是片刻的难过，后来她两次清清嗓子，温柔地笑笑，说了一些话，怎么年纪大了反倒变得这么伤感，一点承受力也没有，像一只小鸟一样，她说，就像一只鹪鹩，接着她又笑了，说雅各布一定会对这个消息守口如瓶，我们家又添了一位诗人！是的，阿里想，他感觉很糟，手心全是汗，他几乎握不住下滑的听筒，他的父亲当然不会告诉任何人诗集出版这件事——因为他对此一无所知。第一版印了五百册，我们还盼着再版时印得更多。一个月后，我们手上还剩四百五十二册；书店几乎卖不出去，我们自己也根本没有销售能力。毫无疑问，诗歌能拯救世界，可读诗的人却没几个，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少；一个濒临灭绝的部落。给他们提供正式保护才会更保险，把读诗的人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

可日子已不属于我们，而她，遥不可及：这本书根本卖不出去。没有再版的必要——只需要一大笔钱负担印刷的费用，这就是为什么我和阿里去了南方，又折返，在德朗盖岛找到工作，最后，也许你能想起，以拆除那些烘干架了事。正是莱夫·埃里克松航站楼的开幕仪式上进行现场直播的主持人通过奥马尔·拉格纳松的航拍展示的那些架子。我看见那些架子了，他说，是的，奥马尔大声地说，那些的确是烘干架，随后他竟唱起歌来：

在海上航行的西南区男人们

似乎永远无法满足——

他们仍旧热切地航行着！[歌曲Suðurnesjamenn（《西南区男人》）的第7—8句，由冰岛作曲家西格瓦尔迪·卡尔达隆斯（1881—1946）作曲，诗人奥莉娜·安德列斯多蒂（1858—1935）作词。]

是的，哈哈，主持人笑了，他们是真正的水手，这毫无疑问，但是……凯夫拉维克就像我们的披头士乐队小镇，奥马尔突然插话进来，他很亢奋，因为飞行、现场直播、欢庆的气氛和聚集在航站楼里的成千上万的人——这里水泄不通，百分之七十的国民聚集在电视机前。主持人问：“怎么回事？”——这个跳跃对他来说太突然了，从鱼架到披头士。披头士乐队小镇？是的，奥马尔大声说，在这重要的一天，他的热情几乎让他情绪失控，鲁尼·尤尔和居尼·索扎尔都在凯夫拉维克长大，大部分时间他们都陶醉于美国电台播放的摇滚乐和披头士的歌曲，天啊！奥马尔又唱起了歌，他的歌声总是很完美：

这样深邃清澈

你闪耀的蓝眼睛

两颗星星照亮

我脚下的路。[来自赫尔约马尔的歌曲《你的蓝眼睛》（冰岛语：Bláu augun tín），由居纳尔·波扎尔松作曲，奥拉菲尔·格伊屈尔·波尔哈尔松（1930—2011）作词。]

你还记得吗？我问阿里，当时奥马尔提起了，或者确切地说，高喊出了鲁尼·尤尔和居尼·索扎尔的名字；你还记得一九七六年一月的那个清晨吗？！

阿里：有些事情忘不了。

我：不知奥斯蒙迪尔到底经历了什么？在我的记忆中，自从他把车开进那个院子过后，我几乎没再听说过有关他的任何消息。

他去了东部，阿里说，接着抬起手示意我别出声，向着电视机俯身，想听得更清楚——东部的北峡湾，加入了一艘渔船，自然是想从他年迈的外祖父手中接过大旗；不过，嘘，他说，因为主持人又开始谈论那些架子了，他好不容易才让忘乎所以的奥马尔沉默下来，坐着塞斯纳飞机盘旋在航站楼上空的奥马尔，一只手在操纵杆上，另一只手在拍摄，嘴里唱着居纳尔·波扎尔松的“你的蓝眼睛”，凯夫拉维克对“这里，那里，无论何地”的回应；西格伦的右眼。我们在布扎达吕尔的合作社的饼干区和她偶遇，她那由列侬谱写的左眼，“假如我爱上你”；当卡里在她身上不断起伏，在狂乱中露出牙齿，用他的白屁股在座椅上方冲着我和阿里眨眼的时候，那些眼睛在看着什么；那时它们在看着什么？

阿里抬起手示意我别出声，同时也让我们的记忆陷入了沉默，当卡里骑在她身上喘气时，她的眼睛在看什么？那个此刻不在、永远也不在的她，我们不必学会活在没有她的世界里，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感觉自己就像鸟儿再也感受不到空气，就像星星已经失去天空，再也无法闪耀。嘘，阿里抬起手说，因为主持人再一次谈论起了那些架子，他说，也许它们已经不是人们所说的骄傲的源泉了，它们距离这座豪华的新机场这么近，无可否认它们与航站楼不相配。该死的，阿里说，你听见了没，我们的过去配不上高雅的现代化；我们该怎么处理，该把它放在哪儿？也许我们必须忘了它，我回答他，电视屏幕上的画面已经从奥马尔的航拍图切换到航站楼内部，切换到人群中一位正举着香槟酒，因为喜悦而浑身发抖的记者身上。“这座机场，”他说，他仔细斟酌着自己的措辞，果断地盯着镜头，仿佛正在做一个关键的声明，“这座机场和全球的任何一座机场一样现代。它证明我们是国中之国，是一个现代国家，证明我们雄心勃勃，证明一个到处是茅舍的世界已被我们抛弃，被远远抛在身后，证明那些茅舍里拥挤的世界只属于遥远的过去。这座机场证明我们雄心勃勃，或许比大多数国家都更有雄心，只要我们能得到真正的机会去展示，去向全世界证明。谁拥有更公平的祖国？”[“谁拥有更公平的祖国”（冰岛语：“Hver á sér fegra föðurland”），冰岛作家胡尔达（于尼尔·贝内迪克斯多蒂·比亚克林德，1881—1946）所作的一首爱国诗的题目以及第一句，这首诗以1944年冰岛共和国的成立为创作背景。]这位记者如是总结，他受到自己演说的鼓舞，深深地凝视着镜头，仿佛他想预见未来，预见一个时刻，我们终于得到机会向世界展示我们真正的伟大；他凝视着未来，却没看见十二月的我和阿里，冒着冻雨和冷风走在哈布那加塔街上。

我们走过“1976年1月”酒吧，两个中年女人从里面出来，点上香烟，门在她们身后关上，她们把罗德·斯图尔特唱的《玛姬·梅》关在了里面。时间已是晚上，我们在酒店喝了些红酒和威士忌，此刻有些微醉，我们走在哈布那加塔街上，它比过去我们和奥斯蒙迪尔一起走的时候干净得多；西于尔永市长的清理工作做得不错。我们走在哈布那加塔街上，冻雨变成了雪，大海在我们右边，夜晚很黑，像一个安静的巨人，走到岸边扔石头，聆听海浪拍打沙滩的声音应该是件乐事，不过凯夫拉维克的居民们已经无法再去海边找乐子了，除非冒着风险，从赫尔古维克运来的巨石早就把长长的海岸线填满了，那些二十万年前的大石头；曾经有一两个人试着翻过这些巨石去海边，去获得大海的安抚，让内心得到平静，可他们却在湿滑的岩石上失足摔断了腿，他们的脚滑进了石缝里。几百吨重的石头把凯夫拉维克的居民从大海身边隔开。也许是为了强调他们和大海再无任何关系，强调他们的大海已经被褫夺，他们最好接受这个事实，切断联系。

我和阿里倾听着大海和雪花飘落的声音，低声谈论着那个我们走出宾馆时看见的美国人，那个从前的宪兵。他的妻子睡着了，他很孤单，想和人交谈，在这个国家我总是感到孤独，他对那个高大的服务生说；搞什么呀，就像该死的孤独出产自这里似的，就像它是随着你们这儿的火山喷发一起喷射出来的，把整个世界淋了个遍。孤独，他顿了顿，仿佛失了神，然后重复了一遍这个词，他又讲起军队的故事，两只脚轮换踩在地上，仿佛想在这个高深莫测的世界里维持平衡。我和阿里设法从他们身边悄悄溜过去，差一点被看见，害怕这个美国佬上前来对着我们劈头盖脸地说军队里的事和军人的生活，没完没了，每说一个词就要带一个“他妈的”，我们走到大堂门口，看着外面漆黑的夜迟疑了片刻，冻雨里的夜色看上去几乎是险恶的。我们迟疑了，看看四周，仿佛在寻找某种东西，给予我们力量走出去，走进黑暗和冻雨中，于是我们看见了航站楼的照片。那是一张近照，悬挂在大堂显眼的位置，是在阳光灿烂的时候拍摄的，照片下面是一句用冰岛语、英语和德语写成的题词，它详细地描述了航站楼开幕的盛况和机场的重要性。题词引用了胡尔达的诗句，“谁拥有更公平的祖国？”还有记者对于我们的伟大和理想的描述。胡尔达的诗句后面紧跟着的是有关莱夫·埃里克松航站楼的建设成本的详细信息，以及一则关于美国人承担了相当大一部分费用的说明，那则说明还规定，在“高风险环境”下准许他们接管机场。“我们由此可以问一问，”题词如是总结道，我和阿里意识到这些文字很可能是酒店经理西加亲自写的，“经过仔细的审视，冰岛人的自我形象究竟是基于幻觉，还是基于我们遗忘的能力，遗忘那些我们不愿铭记的事物？”

以前你知道这个机场吗？我问。不知道，阿里说，我们已经走到了迪苏斯，凯夫拉维克最老的地区之一，在我们和大海之间的是二十万年前的巨石，它们是美国军方出于为油轮修建港口的需要从赫尔古维克的悬崖上炸下来的。风从海上刮来，绕着我们打转，继而消失在黑暗中。贝尔吉兹悬崖，高耸在小船坞的上空，向大海的深处延伸，强力泛光灯照射着它，它就在我们眼前亮起，仿佛即将出发，准备逃离，贝尔吉兹这座古老的悬崖，某些地方是垂直的峭壁，仿佛连它都想抛弃凯夫拉维克，抛弃这座没有捕鱼限额，也没有军队的城镇，在这里几乎没有东西被冲上岸边，除了失业、破旧不堪的渔网、基地的记忆、消失的收入和那两个长刀一般的挪威人。不，他说，我不知道，如果说遗忘比铭记更快是个惊喜，或者说还算不上是人类最大的不幸的话，无疑是因为遗忘更方便，这样的话生活不会变得那么戏剧化，日子更简单、更容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把许多东西压在内心，不去理会，让逝去的岁月埋葬它，让它渐渐被遗忘。

我：就像你这样吗？

阿里：就像我这样。

所以我们站在这里，眺望着美军从赫尔古维克的悬崖上炸下来的二十万年前的巨石，它们后来被丢在凯夫拉维克和大海之间，仿佛是为了强调它不再是一座海滨小镇，强调有一段至少二十万年的历史横在它和大海之间。我们看着沐浴在光芒中的悬崖，它正在去往天空，或是其他地方的途中，因为它不被准许驻留在黑暗中，因为它已经消失在操场上；从现在起，这里不会发生任何事情，事实上这几十年来的确没发生过什么，就业市场转移到了别处，在这里不可能获得丰厚的利润，这就是我们衡量人命的方法，用利润而非心跳，用经济利益而非幸福来衡量，可我们却惊讶于自己的不幸、压力和犹疑。究竟有没有人能让我们幡然醒悟？

我们站在这里，带着醉意，刚才在西加开的酒店里喝了些威士忌，一九七六年一月的一个清晨我们第一次见她，冬天还和她一起在德朗盖岛干了几周活儿，那时阿里需要钱支付他的诗集的印刷费，我们和索尔拉屈尔一起拆除了烘干架，在西南区地产中介的橱窗里挥舞着拳头的索尔拉屈尔。阿里写过一首诗，关于西加的胸，它们很小，和西格伦的一样，西格伦的嘴角那一抹隐约的忧郁至少有二十万岁，她和卡里在他的拉达车后座上合二为一——在我们看来，那是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我们什么也不了解，一无所知，因为后来我们才知道黑暗在别处，而且异常沉重，比横在凯夫拉维克和大海之间的巨石还要沉重。所以我们才站在这里。因为阿里已经遗忘，由它去了，放下了他不想铭记、不想面对的事情；他任逝去的岁月埋葬了它，就这样顺其自然地生活，直到一切破裂，直到他的手臂像尖叫一样扫过餐桌。

还有：“从现在起，我可以去爱除你之外的其他男人。”

有些诗句比古老的巨石沉重得多，带着令人无法承受的重量压在我们身上，抬起它们的唯一办法就是铭记，看着自己的眼睛，不要移开目光。把所有丢失和遗忘的东西从深处拉上来。请记住北峡湾；记住玛格丽特和奥迪尔，当他握紧拳头，谱写他的情诗，还有不久之后，她脱下裙子，群山是献给天空的赞美诗。把每个故事都拉上来，关于东峡湾和凯夫拉维克的故事，不管有多丑陋，因为我们若是不敢铭记，不敢面对，若是在面对疼痛、伤害和羞辱时犹豫不决，我们就完了。或者换句话说，我们永远无法成为我们注定要成为的人。我们会被扭曲。我们会变得更肤浅。我们会背叛。

那么，我们从哪里开始，我说，不停地跺脚试图保暖；风从海上吹来，穿过凯夫拉维克，我们很难记住，在冰岛，风吹散了一切思想，有时寒风冷得刺骨，让你无法深入思考，你所有的能量都用于保暖，也或许用于写一首诗，用于讲一个故事。我已经开始了，阿里说。我想我是从哥本哈根开始的，那时我收到父亲寄来的照片，他和母亲的照片，可后来我意识到那并不是真正的开始，因为直到我走出航站楼，一切才真正开始。就好像我需要脱下衣服，光着身子弯腰趴在从小学搬来的讲台上，感觉奥斯蒙迪尔的指头在我身体里，像一种指责——直到那时我才记起。

也直到那时，我才敢记起。我明天要去探望父亲，我不知道会怎样。我们一直无法交谈；仿佛我们两个人从没在语言里找到正确的词。我可以引用莎士比亚的句子，描述遥远的星系，彗星的轨迹——但我无法和父亲交谈。无法探讨重要的事情。也许我们应该试着学习一种外来语言，汉语或者斯瓦希里语，某种绝对不会保留我们共同记忆的语言，在这些语言中，诸如“爱”“想念”和“背叛”这样的词还不足以沉重到让我们两个人瘫痪，或是对彼此恼怒，或者迫使我们谈论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借以藏身：政治、足球和天气。首先，我要去酒店房间读一读继母写给我的寄到哥本哈根的信——我的意思是，认真地读，并不像以前那样只扫一眼，也许那时我是想避免面对信里的内容——还要读一读西加的文章，不知为何，这篇文章也被附在了信中。我立刻意识到信里有不太愉快的东西，某种困难的东西在等待我，因此我才把信搁在一边，当然，我想让时间埋葬它——可是后来，我却被逼着趴在讲台上。

你的继母，我说，我一直想……

阿里：她穿过死亡来到我的生命里。

这一天过去了。它始于以每小时一百多千米的速度穿过雷恰内斯布勒伊特高速公路四周的熔岩区，终结于凯夫拉维克的一间酒店客房里。天在下雪。我们在最黑暗的地方收到天堂发来的白色信息，可是风把它吹开，撕碎，仿佛要阻止我们去读天堂想对我们说的话。阿里站在他的客房床边，傍晚很快就会变成黑夜。他看向窗外，除了任风摆弄的雪花，什么也看不见，除了一条杂乱无章的信息，什么也看不见。楼下的环岛不见了，和对面的大楼一样，那里曾是格洛津餐馆的旧址，能吃到羊肉、焦糖土豆、鸡肉和薯条，还能看见宇航员们的照片。这家餐厅经历了什么，我们感到纳闷，他们能在太空中航行多远，是否比我们在梦中更接近星星，他们是否见过和上帝很像的东西，或许能给予我们安慰的东西，他们是否发现北极光是音乐，是天空的教堂风琴？现在是十二月，雪大得连圣诞彩灯也看不见了，尽管这座小镇有许多彩灯，数也数不清，五颜六色，明亮鲜艳，一些灯奋力地闪烁着，仿佛极不耐心。

他回到房间，看见面前摆着九颗彩色糖果拼成的笑脸。有人把他的行李从床上拿下来，放在行李架上，把床单摊平，然后在正中央摆上了九颗糖果，把它们组成一个大笑的表情。不知是谁——也许是酒店经理亲力亲为，西加·阿里被逗笑了；这个世界上没有几样事物和笑容一样珍贵，一样重要。即便如此，一九八〇年冬天的勃列日涅夫和吉米·卡特也没有把笑容列入他们的商讨议程，那时铁托的心跳即将停止，即将进入永恒的沉默，但大家都很肯定，他们将要探讨这个星球的居民们所面临的最关键的问题。

阿里坐在小书桌旁，打开笔记本电脑，想浏览一下BBC网站，看看世界新闻，去那里躲一躲，谁知却看见了几封未读的电子邮件。唯一重要的一封来自他的大女儿赫克拉，半个小时前发来，阿里的心跳加快，眼中满是泪水，思念的、幸福的、忧伤的泪水：“亲爱的老爸！你回家过圣诞吗？！斯图拉决定待在西班牙，他说他想体验不在冰岛过圣诞的感觉。他觉得这有助于他的成长。平安夜他一定会疯狂想家的！哦，这个傻瓜要是能回来就好了！不过我会和格蕾塔还有妈妈在一起。你和妈妈说话了吗？要是你们能别再胡闹，两个人合好的话，那可就皆大欢喜了——妈妈不让我和她谈这些事；她会为此不痛快的。后来格蕾塔也哭了。你们俩真让人难以置信！你好吗，爸爸？你真的不回来过圣诞吗？你可以和我一起，甚至可以睡我的床，我睡沙发就好。你都一把老骨头了，不能睡沙发了（哈哈）！给我回信，杰克——别想给我偷懒！给你听一首歌，阿拉巴马雪克乐团的《没问题》，谁都会觉得好听。我们要去跳舞了！吻你！”

他听着这首歌，面带微笑，听着音乐的力量和生机，它让他想起赫克拉。他很想给她打电话，听她明亮的声音中暗藏内心的喜悦，听她清新的声音，可他必须先读一封信，还有一篇文章。他重新戴上老花镜，想先看文章，这时他放在桌上的电话振动起来；是一条短信，是他飞机上的邻座海伦娜和阿达姆发来的，寥寥数语，附带了一张他们两人在东沃德吕尔广场拍的照片，两个人都笑得开心极了：“嘿，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冰岛的国民们不堪忍受无能的政治家和腐败，最终敲着锅碗瓢盆在这里颠覆了他们无用的政府，好样的！你们是欧洲人眼中的领袖，引领了一个新的、更好的时代！我们真的很喜欢你们这迷人又小巧的首都。我们在一家高级的餐厅享用了美味的晚餐，还喝了不少好酒。我们俩都醉醺醺的，打算回酒店客房，我要和我高大英俊的男人做爱。记住，对你的眼泪心存感激，冰岛人！”

阿里看见了这对夫妻身后银色的议会大厦。他们可能在约恩·西于尔兹松的雕像前合影留念了。可怜的约恩·西于尔兹松不得不在这里日夜守护冰岛的议会大厦；我们没有善待为我们民族独立而斗争过的英雄——除此之外，他的表情如此严肃，双手放在衣服的翻领下面，仿佛打算在口袋里翻找一颗鸡蛋扔向大厦，仿佛随时准备从口袋里掏出鸡蛋，要是冰岛总统刚好打这里经过的话。我们还能拿这个国家怎么样，它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成为楷模，欧洲的英雄，谁知，就和过去常有的事一样，它是短跑冠军，可一跑起马拉松，它却一败涂地？

阿里再一次按了按手机中央的按钮，进入短信列表。第一行是海伦娜的国外号码，然后是“嘿，我们来到了……”接下来就是波拉的姓名和电话号码，还有她的头像，她对着阿里微笑，拍照时阿里刚好出现，这让她的嘴唇现出一抹笑容——他全都扔掉了。短跑冠军，缺乏耐力？“你父亲告诉我……”她在十五点四十七分键入了这些文字，差不多九个小时之前，距离只有五十千米。她的手指、双手、肩膀、脖子、黑发、声调和灰蓝色的眼睛。她偶尔对他微笑的模样！

对你的眼泪心存感激，冰岛人。

他擦了擦眼睛。我们该说什么，一切始于死亡？当死亡走过维菲尔斯塔齐尔医院的长廊，用它的大手，它那月光做的骨头轻轻地抬起她，把她带走，小心翼翼，免得割伤自己，小心翼翼，因此她就不会那么害怕。它轻轻抬起她，剥夺了她的生命，她对幸福的期盼，她想唱的歌，她打算写下的诗和她想探访的城市。夺走她的生命，把她从难以承受的痛苦中解放。当痛苦大过生命，我们就会死去。

阿里看着波拉的照片，拍照时她望着他，仿佛他是无价之宝。“假如我把头发放下来，你就会知道我裙子下面什么也没穿。”为什么这还不足以被爱，我们还需要什么，为什么它不能治愈我们的伤口，或者至少让伤口可以治愈，我们怎么可以摧毁最重要的东西，你会知道我裙子下面什么也没穿，群山是献给天空的赞美诗——为什么在这样美妙的时刻，闪耀的光芒会退去？难道是我们不够坚强，不够坚定；难道是我们总走捷径，总想寻找快速解决问题的办法——十个秘诀？她在微笑。她板起脸。她为什么要这样美丽？上帝保佑我们，她是多么美丽！然而人体只不过是元素，其中大部分是水。比如说，占我们体重的百分之十八点五的是碳；氮大约占百分之三点九。波拉的正常体重大约是六十五千克，也就是说，她体内含有略多于两千克的氮。阿里爱不爱这两千克多的氮？

他爱她。想念她！自从他去了侯尔马维克，第一次在他租了两周的公寓里醒来，他就止不住地想念她。在那之前，他就在出版公司的沙发上过夜，埋头工作，即使辛苦也不停歇，他在路上飞奔，搬进家具齐全的公寓，在那里精疲力竭地沉沉入睡，十二小时之后，他在痛苦的哭泣声中醒来，好一阵子他才意识到，哭泣的人是他自己。从那以后，他几乎什么都感觉不到，除了后悔，仿佛现实已经在那里停止了，在那里转动着它的轮子。他后悔了，仿佛它是一份全职工作。

你在做什么工作？

嗯，我在后悔。

她拒绝和他交谈，也不回复他的信息，她坚守自己在电子邮件里对他发过的誓，那时的他在侯尔马维克的酒店里：“从现在起，你从我身上再也得不到任何东西，除了冷酷。这是我的报复。”

几周过去了。过得很慢。慢得仿佛时间本身正在消亡。最后，才看见一丝希望。波拉最喜欢的作品之一即将在哈帕音乐厅上演：马勒的《第九交响曲》；她无疑会出席。这样阿里就可以和她碰面了，谁知道呢？也许会有转机，因为音乐是如此非凡，足以改变生活，把拳头变成花束，把悲痛化为理解。他买了一副歌剧眼镜，在侧面的楼厅预留了座位，他知道她会选择大厅中央的座位；他打算一直看着她，看着音乐让她的脸变得更美。他很早就到了。坐在柔软的座位上，眼睛紧盯着他笃定她会落座的那一排，一开始他的手抖得厉害，以致几乎无法戴着歌剧眼镜向外看。她也到了——分毫不差地坐到了他猜想她会坐的座位上！他们之间的距离非常近。几乎什么都不能切断那根绳子，无论生死，在早餐桌上爆发的一场愚蠢的骚乱自然也不能。他迫不及待地想趁着幕间休息去找她。看见她的微笑照亮她的面庞，那比任何音乐都更美丽。他会亲吻她的头发，闻她身上的香水味，感受她的温暖和低语，原谅我，请原谅我，我竟如此愚蠢，然后她会用手指轻轻摩挲他的一只耳朵，带着半遮半掩的微笑告诉他，你真是太傻了。

他不得不摘掉眼镜，擦干眼泪。他深吸一口气，又把眼镜举起来，却看见一个男人在和她交谈。一个坐在她身边的人。他们是一起来的吗？这个男人的头发很长，打理得很好，他蓄着深色的、茂密又略微蓬乱的胡子。他很消瘦，穿着一套休闲西装。艺术家。或者是做这一行的。可能是她在艺术学院的熟人。他们在笑。然后音乐会开始了，伟大的交响曲响起，仿佛希望在人间降临。阿里几乎没法摘掉眼镜。幕间休息之前，这个一脸胡子的男人靠向她两次，不知说了什么引她发笑。他的嘴唇凑近她的耳朵，几乎贴了上去。他也许是个外国老师，阿里想，她不得不对他示以职业礼貌。

阿里没在幕间休息的时候去找她，他在一根柱子后面观察他们，像一个小偷。这个一脸胡子的男人穿得无可挑剔，完美衬托出自己，鞋子也很时髦——根本不是她喜欢的类型，阿里想，感觉松了口气。真是庆幸。他轻快多了。接着事情发生了。他们站在一起，靠得很近，太近了，他们在交谈，男人略微抬起右臂，把手掌放在她的后腰上——哦，穿着绿色晚礼服的她优雅极了，礼服是两年前在意大利她和阿里一起挑选的——他的手放在她腰间。没有辩解、犹豫或谨慎行事，完全是若无其事的样子，由此可见这种行为得到了默许。手就放在那里。她轻轻抬起脸，笑得很温柔。接着那只手掌滑向下面，更下面，稳稳地抚过她的臀部。她的屁股。

幕间休息过后，阿里再也听不进半点音乐。

他坐在座位上，不停地出汗，憎恨、绝望和惊讶轮流向他袭来。

波拉平生最恨的就是自己的臀部在公共场合被人抚摩；这种行为显得一个女人就像一匹母马，任由男人随意抚摩或者拍打给别人看。若是几个月前，阿里对她做出同样的事，她是会感到愤怒的。在任何情况下，阿里都没想过这样做。可那个脚踩时髦的鞋子，一脸胡子的男人却在抚摩她的屁股，仿佛没有比这更自然的事了。她对他笑了。阿里就坐在那里，那首波兰诗歌像一把锯子，填满他的意识，锯开生命的意义：“从现在起，我可以去爱除你之外的其他男人。”

三周后，他坐上了飞往哥本哈根的飞机。

在地狱里的三周。在工作中，他设法控制好自己的思绪，只允许它们在他躺下睡觉的时候更加疯狂地攻击他——那一幕，男人把手放在她的屁股上，放在她的绿色晚礼服上；那个夜晚在之后他们做了什么？波拉有没有允许他陪她回家，进入她的房子；爬上那张她和阿里一起睡了很多年的床，他们曾在那张床上拥抱对方，一起苏醒；而他们又在那里做了什么？阿里自认为自己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她，那种了解甚至深入每个细胞，谁知一转眼她就允许那个男人在人群中，在众目睽睽下抚摩她的屁股。她怎么会跟他上床呢？他们做了些什么？她是不是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于阿里印象中的人？她的一些面目阿里是否从不了解，从没见过，直到他们分开之后才得到了释放？他在床上辗转反侧。他埋进枕头呼喊，用呼喊抹去他脑海中的图像，他们两个人在床上，在做什么——他喊得肺都快炸了。有时为了入睡他能干掉半瓶威士忌。他仿佛又回到了二十五岁，熬夜写诗，听汤姆·威茨的歌，“想赶走这些噩梦，需要很多威士忌”。直截了当地说：他逃到了哥本哈根。从此他再也无法忍受马勒。

阿里继母的来信上署明的日期是十月二日，刚好是两个月前，阿里还没读过那封信。他刚想读，又把它搁在一旁，尽管他已经回想不起原因；或许是电话铃响了，或许是灵感袭来，他必须立刻写下来，也就忘了继续读信。日期是十月二日，一封很长的信。信不出所料地写得很有条理，但又有些笨拙，那笔迹来自一个不惯于写作的人；继母本就不是一个适合写作的人。随信寄来的是西加写的文章，那个酒店经理，是她把五颜六色的糖果摆成一张笑脸，是她在三十七年前一个一月的清晨说过，假如我错过这个，那真是浑蛋，接着跳上一辆行驶的卡车，但后来也是她，才十五岁的年纪，就涉入海水，想淹死自己，结束生命。要不是继母想暂时摆脱生命的尖刀、失望与困难，借着抽根烟的工夫站在离海不远的墙边休息，西加就会真的没命。文章上有一张用回形针夹住的便条，黄色的，裁剪整齐，带有横线，继母在上面写了字，或者说，潦草地写了些什么，不像写信这么仔细，仿佛她很匆忙，可能桑德盖尔济的邮局——她的晚年是在桑德盖尔济度过的——快下班了，它只营业到下午四点，假如办事员要去理发店，去学校接孩子，或者在孩子放学前和丈夫约在家中，享受生活中短暂的激情的话，邮局下午三点就会停止营业——我们应该努力延续生命。这张黄色便条，或者说用纸裁成的便条，还夹在这篇未读的文章上，正、反两面都有匆忙之中潦草写下的文字：“你还记得西加吗，那个曾经想淹死自己的女孩？我能肯定你还记得。我当然忘不了！我有些震惊，因为那时候她的继父也命在旦夕。他得了该死的癌症，受了很大的罪。第二天，西加去上班，表现得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有人问她是什么天大的事非得自杀不可，还这么年轻。我想是罗莎问的，那个话匣子，她一直受不了西加。是不是因为一个男孩，也许？她问。我记得她问的时候带着嘲弄的语气，或者至少不是善意的，我觉得那样做很令人讨厌，因为不会有人只是为了好玩去自杀，背后一定有什么严重的事情，即便那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人，轻视这种事很令人讨厌。可能是吧，西加冷冷地回答，态度很傲慢。许多人觉得为了一个男孩自杀是一种相当冷酷和自私的行为，毕竟她的父亲——或者说这个能做她父亲的男人，从她两岁起抚养她至今——危在旦夕，受尽百般折磨，身边的人也都陪着他一起受罪。可我们知道什么？不管怎样，我想我应该把这篇文章寄给你，因为你曾经很了解西加。”

这篇文章，《男性的世界》，是一篇很长的报道，附带了一张一大群女性的照片。《男性的世界》有一个副标题——《供权贵之人带走》。带走什么？阿里想，他开始阅读文章，随后在第五行找到了回答，这里明确指出了文中的动词“带走”的意思：带走一个女人，虐待她，强奸她。一篇理性的、内容稠密的、挑衅的、引人注目的文章，关于凌驾于女性之上的男权，关于一个男人如何夺取权力，关于对他来说似乎与生俱来的态度，它根植于历史中，潜伏在语言、流行歌曲、电影、媒体和当今的电子游戏里。它存在于我们目之所及的每一个地方，西加这样写道，我们会撞见它，不断地遭遇它，不管事情轻重。“语言是雄性的，总是和女人针锋相对，常常趁我们不注意，试图制服她，死死地控制她。假如一个女人表现出十足的决心和果断，就会被人称作一意孤行。假如一个男人表现出决心和果断，就会被人称作坚强和执着。当一个女人努力挣脱束缚，挣脱男性权威指定给她的角色时，语言就会为她安插许多称号。对职场有强烈野心的女人常被指控为对子女冷酷或者缺乏母性，而假如一个男人把他的家庭而非工作放在首位，就会被看成一个阴柔的、可怜的工人，一个娘娘腔。”

如同煽动者一般的一篇文章。读到第十五行时，阿里几乎开始憎恨男人，而最沉重的打击还没到来：暴力、野蛮、不可饶恕。“这种态度根植于语言、文化、媒体和流行歌曲中，它授予男人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一种几乎从一开始就授予他们的霸权，因为男性自出生起就几乎握有全部王牌。此外，他们对这种霸权的肯定和与之相连的一种女性作为承受者和顺应者的印象，常常导致疯狂、暴力，以及虐待与强奸等不可饶恕的罪行。”

照片中有三百六十五名女性，和一年的天数一样多。她们都遭受过虐待或强奸，有些女性经历过不止一次。“她们被父亲、亲戚、朋友和牧师虐待，在家中，在俱乐部，在后院，在节日里，在一辆拉达旅行车的后座上被人强奸。”

*　*　*

阿里的心突然停止了跳动。

或是发出了一声巨响。

他的老花镜被蒙上了一层雾气。他摘掉眼镜，站起来，又坐下，抓起这篇文章，仔细查看那张和一年的天数一样多的女性的照片——它反映出这样的事实，每天都有女性被虐待、强奸，遭受严重的性骚扰。他仔细查看照片，可所有的人脸都模糊不清，他揉揉眼睛，想看得更清楚，这才意识到自己没戴眼镜。他又重新戴上。照片中所有的女性都很严肃，她们看起来并不阴郁和悲伤，只是严肃。这三百六十五名女性中最年轻的十六岁，最年长的九十二岁。她们都有自己的故事要讲。“很可惜，没有足够的空间让我在这里讲述她们的故事，”西加写道，不过她提供了一个和文章相关联的网页链接，365.lif.is，“你可以在这里找到她们的故事，以她们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故事。”阿里伸手去拿笔记本电脑，打开，找到这个网站，他的心剧烈地跳动着，手指胡乱摸索，感觉喘不过气。西格伦是第一百三十七号。这里有她的照片，她在微笑，比过去年长三十三岁。她就在这里。虽然很多年过去了，阿里还是立刻认出了她。她的雀斑还在原位。她的眼睛还在原位。“假如我爱上你。”“这里，那里，无论何地。”

“那是一九八〇年的秋天。我只是一个十六岁的乡下女孩，要去参加舞会。那年秋天，我一直在一个屠宰场工作，活儿干完了，在一个星期三收工，舞会在那个星期六举行。在入冬的第一天。我常常觉得它是一种荒唐的象征，因为在那一天，我生命中的夏天结束了，而漫长的冬天开始了。我是多么向往那场舞会！我对屠宰场的一个男人有点好感，同时也感觉到他喜欢我。他总是让我看见他无比亲切的样子。我让母亲帮我梳头，我的脚几乎没有提前碰过地面。不过，我不太记得舞会的情形了；那时我只是个孩子，不太懂得怎样喝酒，很多男人让我喝酒，不管他们递来什么，我都喝了。这是个错误。我的确记得，我一直在等那个我喜欢的男人走过来请我跳舞，可他一直没来。可能是他太害羞了。我也想过亲自过去把他拉进舞池。哦，我多想吻他！不过，让我完蛋的原因当然是把许多不同种类的酒掺在一起喝。我依稀记得自己靠在一张桌子上，努力忍着不吐出来。我注意到我喜欢的那个人就站在舞池边，我只能想着绝不能让他看出来我想吐；我可受不了这个——它会毁了一切！接着一个男人向我走过来。他不是这个片区的人，但有亲戚住在这儿。他三十多岁，已婚，有孩子。在屠宰场干活儿的时候，他在我附近，可我从来都对他没有兴趣，这是自然；他对我来说太老了。他有时会取笑我，以此来逗别人笑。我从没觉得他有趣，有一次还向母亲抱怨过他。我告诉她我不喜欢他取笑我，他说和我跳舞肯定很有意思，也许我应该嫁给他。有一次他还说，如果羊屁股和你一样可爱，做个农民会很有趣。我母亲说我不该被这事困扰，有些男人就是这样，总是开玩笑，这其实很有趣。事实上，她责备我太保守，说我就像我父亲那边的一些亲戚，太过傲慢。她还说这个男人是个正经人，一个勤劳的工人。我觉得他让人无法忍受。我吃力地站着，他却向我走来，这是我第一次醉得这么厉害，特别想吐，而且因为压力而不知所措，假如我喜欢的人看见我吐了，一切就都毁了。这个男人走过来问：‘亲爱的，你是不是感觉不舒服？’他的语气中带着一副关心我的样子，就像一个父亲，我想我只是点了点头，差点就大哭起来。他把我带到室外。我觉得很尴尬，所以头一直低着，却透过眼角的余光看见了我喜欢的人，我记起了刚才的想法，‘等我感觉好一点，我就进去，把他拉进舞池！’于是我靠着这个男人的车吐了起来，我记得那是一辆黄色的拉达旅行车。我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了。我记得这个想法飞掠过我的脑海，不能吐在鞋子上——想想吧，终于可以和你喜欢的人共舞，或许还是一支慢舞，可你的鞋子却沾上了呕吐物！这个男人对我很好，抚着我的背，说我做得很好，很快就没事了，接着他递给我一个瓶子，我以为是水，所以咕嘟咕嘟地喝起来，谁知是一瓶伏尔加，里面掺了低度数啤酒。我几乎呛住了，他却笑了起来，更放肆地抚摩我的背，开始吻我。我吓呆了。他吻我的方式就像我是他的私有财产。他狠狠地吻我，努力把他的舌头伸进我嘴里。我因刚才的呕吐和突然喝了他的伏尔加酒而感到头晕。一开始我感激他帮了我，所以觉得立刻推开他有些粗鲁——我也不想表现出自己的势利和狂妄，就像我母亲有时责备我的那样。总而言之，我只是个女孩，只是个孩子，只是喝得太醉，太震惊。这一切发生得太快，可同时又很缓慢。我突然发现自己在他的车后座上；他扯掉我的内裤，我像个傻子一样问他，‘你要对我做什么？’他有些喘不过气地回答说，‘没关系，宝贝’。可我觉得这并不好，我让他停下，又感到一阵恶心，想要逃脱，扭动着身体，想从他身下挣脱，可这却让他变本加厉，他把我按倒，他的力气比我大多了，接着强奸了我。事后他问我，‘有这么糟糕吗？’接着又把酒瓶递给我。喝一大口，他说，拍拍我的肩膀。我觉得自己已经远离了这个世界，从外面看自己，看见我的大腿在流血，同时我在想，但愿那个男孩没看见我们，因为那样他也许永远都不愿意和我跳舞了。后来我看见自己拿起瓶子喝了一大口。”

“我是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去参加舞会，我喜欢一个男孩，梦想跳一支慢舞，做着孩子气的梦，它有自己独特的甜蜜与美丽，我梦想我们住在一起，然后从爸爸妈妈手中接管农场。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我是怎么回家的，只是浑身散发着呕吐物的味道，鞋子也沾上了——为此我被大骂了一顿——一切都变了。昨夜去跳舞的那个女孩，她有一个心上人，可她死了；她被一个快四十岁的男人杀死在一辆汽车的后座上。我常常想，假如我没有被强奸，我的命运又会是怎样的？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有时我会想，我还会再见到原来的我吗？还是她真的死了？被杀死在那辆该死的拉达车的后座上？”

还不到一周时间，我们就在合作社的饼干区碰见了她，当时她移开目光，仿佛懒得去看我们时，她眼中的我们只不过是一首拙劣的流行歌曲，在世界尽头的热门歌曲排行榜上排第三百八十七位。

懒得去看我们。

我们什么时候才会说出事情的真相，世界的真面目又是怎样的？

我变了一个人，西格伦在网站上这样写道，接着描述她的自尊是怎样崩塌的。她觉得自己很肮脏，像一个妓女，觉得自己是罪魁祸首，全是她的错。有一阵子，她寄希望于没有人知道这件事，这样她会更容易忘记。“后来我碰见了我喜欢的那个人，在合作社。我看见他站在一条过道上，决定直接向他走去。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他若给我一个亲切的眼神，一切都会好起来。亲爱的上帝，当我走近他的时候，我小鸟一样的心脏跳得多快！他一定看见我走过来了，可他却假装忙着看饼干，显然并不想认出我，我想，上帝啊，他知道了，知道了我有多肮脏！我移开目光，低下头，急急忙忙地走过去，走到外面，免得让他看见我哭。圣诞节过后，我搬到了阿克拉内斯，我没法在家中安静地生活，就在一家冷冻厂找了一份工作，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和很多男人一起工作过，记不清具体数目，也不想知道。他们大多都是年纪大的男人。我只是觉得很脏。有传言说我很轻浮，很容易搞到手，不管我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他们当中有些人当然也虐待过我，对我做过可怕的事情。可我从没试过寻求帮助，直到一个周末，我和一个被我唤作男朋友的人一起在避暑别墅里过了两夜。他邀请了他的两个朋友同行，他们似乎把我看作某种可以随意使用的东西。当我带着醉意问其中一个人，能不能让我自己静一静，他仿佛很惊讶地回答，我和那么多男人都搞过，这种事对我来说他妈的不该有任何不同。”

列侬谱写的左眼，麦卡特尼谱写的右眼。

阿里站在酒店客房的床边，外面正在下雪。世界充满了来自天堂的信息。有一次我们去做智商测试，阿里的结果是一百三。不赖，我们自豪地说，仿佛被人授予了奖章或是证书，证明我们不只是平淡无奇的存在、单调的星期二和乏味的无名小卒。测智商很容易，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事情都要根据它进行评估。根据智力和分数进行评估；显而易见的事情。而要测量什么事情更重要、更有价值就困难得多：理解、敏感、道德。一个人的智商是一百三，但理解力只有十二。假如没有理解，智力又有什么用？我们看着卡里把她拉进他的拉达车，但什么也没弄懂。直到三十多年后，有人对我们清楚地阐明了事实。阿里站在窗前，透过几乎全黑的玻璃，他只看见了自己的影子。负罪感也会啮咬一个没有过错的人，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

她的眼睛。

“当卡里在她身上不断起伏，在狂乱中露出牙齿的时候，那双眼睛正看着什么？”

它们正看着什么？

它们什么也没看。只是一动不动。

或者只是流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