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初夏的一天，我回老家看望母亲。

因家中只有两间房，母亲和照顾她起居的弟弟各处一室，我就在网上订了一间快捷酒店的客房。它离母亲住的小区不远，矗立在刚刚竣工的“航空小镇”那细碎而明亮的灯火之中。晚上喝了太多的酒，外出散步时，我在惝恍的醉态中越走越远。

直到一片黑魆魆的树林挡住了去路，我才意识到自己迷了路。

一阵突如其来的急雨，从田野和林间沙沙地漫延过来。我不得不窜入路边公交站的塑料顶棚下避雨。我在站牌下静静地吸着烟，心里并不慌乱。凭着直觉和残存的记忆，我知道这一片如今已变得极其陌生的地域，距离我自童年时代生活了十六七年的村庄不远，尽管那个村庄早在二十年前就已被夷为平地。

我听着顶棚上密集的雨声，左顾右看，怎么也无法辨明自己身处何地。我本想打电话让弟弟开车来接，随后又改变了主意。

无论如何，一个人是不可能在自己的故乡迷路的吧。

除了偶尔疾驰而过的快递小哥之外，街道上几乎看不见什么人。不远处的十字路口，红色、黄色和绿色的信号灯，交替着在湿漉漉的马路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夜已渐深，马路两侧的厂房、商店、街心公园的人工湖面、货摊、食肆以及正在施工中的居民小区，都已浸没在黑暗之中。唯有一排排柿黄色的灯柱，纵横交错，衬出了棋盘似的城市街道。

我呆呆望着在灯柱上方腾起的空濛水雾，一时找不到什么可以与过往记忆通联的标志物。奇怪的是，我在站牌下躲雨的这段时间里，没有任何一辆公交车在这里停靠。在阒然无声的静寂中，我忽然悲哀地想到，好像有什么东西，带着某种恶意，一心要把我与记忆中的家乡隔开，将过往的一切，锁闭在陌异昏暗的雨幕之中。

最后，当我幸运地从街道旁矗立的路标上，看到“厚斝路”三个字时，不由得长长地松了口气。所谓“厚斝”，不过是“厚角”的旧称——我似乎曾听老家的人说过，“厚角”之所以被改回它的古称“厚斝”，是为了让这个早已消失的村庄听上去显得“更有文化底蕴”。这么说，我在雨中驻足的这个地方，正是记忆中熟稔而亲切的“厚角”地界。

当我确凿无疑地意识到自己所处位置的时候，低落的情绪一扫而空，一时间竟有些亢奋，酒也醒了大半。而我的眼前，立刻就敞开了一条在田野中延展并逶迤远去的道路。

从我们村庄到厚角的直线距离，不到五华里。因厚角村地势较高，那条在田畴中被人踩得发白的道路，远远看上去，就像一条被放倒的梯子。

夏天时，如果雷雨从南边来，我们站在村口，就可以看见黑沉沉的雨云沿着那条小道，一点点地压过来。冬天下雪时，白花花的雪原上，一条铅灰色的细线，似有若无地伸向天边，线上挂着的三三两两的行人黑点，初一看，几乎凝滞不动。到了晚上，皎洁月亮，总是从道路两侧自东向西，开始它的例行巡游。而当太阳的位置正好处于道路顶端的蘑菇房上空时，差不多就是正午时分。

村里的人去到厚角，除了走亲戚之外，通常只有以下两个理由：碾米或路过。

进村时，必得穿过一条短巷。巷子口紧挨着一处圆形的池塘，方圆几十里唯一的碾米加工厂，就耸立在池塘的东南角。要从巷子口抵达高处的碾米厂，就会经过一条令人望而生畏的坡道。母亲推着独轮车去厚角碾米，我和弟弟时常在车前替她拉绳背纤。

更多的时候，我们前往厚角村，不过是打那儿路过，去到更远的唐村、石桥、姚家桥、华山、埤城，乃至奔牛、丹阳和常州。如果我们启程前往江边码头，并从那儿摆渡过江去扬中的外婆家，厚角就是漫漫长途的第一站；而如果你想去华山赶集的话，到了厚角，就已经走了一半了——站在碾米厂边的高坡上，一眼就能看到集市上的那棵六百年的白果树。

我们家在厚角村没有亲戚。尽管我无数次地路过那里，却对那个村庄的格局，对于那里的人和事，没有什么太多的印象。我所熟悉的，唯有那条小路。如果硬要较真的话，我也可以认为根本就没有去过那里。

我幼年生活的那个小村庄，犹如一个孤岛。包围着它的，是绵延的田野以及像毛细血管般密集交错的道路。从理论上说，这些道路可以带你前往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你去丁岗镇，是为了去那儿的公共澡堂洗澡，或是去集体供销社购买布料和日用品；你每年清明节都会去一次大路镇，是为了登上圌山的报恩塔，俯瞰烟波浩渺的长江；你去到一个名为“山脚下”的小村庄，是为了给祖父的一个腿脚不好的外甥传口信；你频繁地去往大港镇，是因为你的伯父和姑妈恰巧都住在那里；你去北角村，多半是为了去表姨丈的一位姐姐家做客。你去五峰山的绍隆寺陪母亲烧香，去黄日观逛庙会，去不知名的村庄围观因触电或溺水而亡的死者，去所有大大小小的村庄看露天电影……

应当说，我的所有的童年记忆，首先是与蛛网状随处延伸的乡村道路联结在一起的。如今，无论是厚角，还是散落于各处的寂静山村，包括村庄之间迷宫般的道路，都早已夷灭无闻。所有的过往、历史和记忆，犹如一个不能出口的秘密，被封闭、收束在了城市街道的一个可疑的路牌中。

一个事物消失了，就是为了给新生事物腾出地方。而新事物的到来，只是为再次的消逝预做准备。道路，不过是个印迹，它可以随时被抹去并得到重写。

唯有作为基底的“大地”岿然不动，缄默不语。

《人面桃花》故事的起始点源于一个名为“普济”的寂静江村。事实上，我外婆家所在的那个村子就叫普济。它有三个挨得很近的村落连成了一体：普庆、普丰和普收，合在一起就叫“庆丰收”。

这个名为普济的村庄，坐落在长江环绕的一片沙洲上，地势低洼，遍地竹林。村庄呈狭窄的长条状，两边各有一条南北向的河流，将它夹在了当中。河道上的用泥土堆成的堤坝，就成了村子通向外界的一条条道路。

普济村的每一户人家，都隐伏在茂密的竹林中。那些覆盖着稻草的泥坯房，也有着大致相同的格局和规制。到了过年时节，家家户户飘出来的做饭的香味都是一样的。小时候，我每次去外婆家做客，不论是走在村子的东侧还是西侧，总会有一种本能的紧张、眩晕、乃至恐惧：眼前那一条条横亘在河流上的平行道路，究竟哪一条路通往外婆家？如果没有母亲领着，我和弟弟因走错人家而闹出笑话的事，也时有发生。

我想，《人面桃花》中的那个连蜜蜂都会迷路的“花家舍”，大概就是儿时那种眩晕感的馈赠吧。有时候，事物的复杂性，往往并非来自它的眼花缭乱或杂乱无章，反而源于它自我复制的整齐划一。

二〇〇三年春天，我在韩国南部的庆州动笔写作《人面桃花》时，其实并没有认真思考过道路、村庄与场所之间到底是个什么关系，所有的地点、人物和事件都像是“自动”展开的。通常，哪里出现了村落、河流、溪涧、山丘、沟壑以及远近不同的场所，哪里就会有一条条道路将它们联结在一起。对我来说，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在这部小说问世后的二十年间，从未有人就小说的“地理线索”提出过任何问题。不过，等到它前年被译成日文时，庆应义塾大学的关根谦教授以他一贯的严谨和细致，终于开始认真琢磨村庄、道路、风景标志物与地理方位之间的空间关系了。他先是画了一张陆秀米家的草图，逐一标示出院落、正房、东西厢房、天井、账房、假山、凉亭、荼靡架以及柴屋的位置，接着，他给我发来一个微信，让我帮他核对一下小说中所涉及的主要场所、地点与道路之间的地理关系，并列出了令他感到疑惑的一些问题。虽说我没有重读自己作品的习惯，但也不得不放下手中正在做的事情，在搁笔近二十年后，立即开始重读这个作品。

还好，由于漫长时光的间隔，这次阅读并没有让我感到任何不适。打个不太确切的比方，我就好像是在阅读别人的作品一样感到轻松自在。不过，这次重读和核校，不仅帮我修正了有关地理方位的一两处错误，也给了我许多全新的体验，并促使我对久存于心中的一些问题展开了思考。

比如说，我意识到，在小说中“自然生长”的道路，与各处场所、地点或风景标志物之间的关系，若是按照严格的现代地理观念来考量，是很难完全准确地进行还原的。因为，传统地理关系源于一种习焉不察的估算和“寻视”，而非测量与定位。

另外，我意识到，不论是从实际功能方面，还是从隐喻和象征意义的层面，“道路”一词的意义，在今天都已经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变化。换句话说，“乡村道路”所隐含的意义，与今天常见的城市道路完全不同。在过去，如果说“道路”预示着人的命运的话，到了今天，道路已被简化为了“规则”或“法则”。而在日益繁密的规则和法则的约束下，原子化的个体，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命运可言了。

道路有宽有窄，有直有弯，有平坦有崎岖，但若要说到衡量道路的最重要的指标，或许只有两个，那就是“方位”和“距离”。而这两者，在传统的乡村生活中都是相当模糊的。

当你经由某条路，由一个村庄走向另一个村庄的时候，有时候免不了会停下来问路。如果你问的是“怎么走”，人们的回答，通常不会涉及东南西北的具体方位。他们可能会说，看见前面那个磨坊了吗？过了磨坊之后，就可以望见不远处的那条小河，河上有一座单边护栏的石桥，过了桥之后，即可见到一座耸立在竹林边的寺庙，到了寺庙跟前，你再找人问。

在《金瓶梅》的第六十八回，陈敬济就是如此这般地给玳安指点道路的。

也就是说，当人们在给你指路时，方位并不重要。其着眼点往往是道路上的标志物。这种指点路径的方式，可以被概括为“某物后面有某物”。

而如果你问的是距离目的地还有多远，人们大概不会用5公里或3.5公里这样的长度概念来预估距离，而是直接把距离换算为更加模糊的时间概念：“约莫一袋烟工夫”或者“就到了”，甚至是“还得走上一阵子”。

那么，“一袋烟工夫”到底有多长，这恐怕涉及到你对于抽烟速度的大致估算，而“一阵子”则可长可短——你可以理解为十分钟，半个小时，当然有可能是一两个小时。这取决于你对指路人语气如何判断。

这种大差不差的对距离及方位的理解，所忽略的正是“道路”本身。相对来说，标志物与场所是恒久不变的。从根本上来说，“道路”不过是两个标志物之间的一片虚空。它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可以这样存在，也可以那样存在。

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中，除了为数不多的官道、驿道和通衢大道之外，绝大部分的道路都是可以权宜变化的。你可以选择人烟稠密的“康庄大道”，以避开强人剪径的“猛恶林子”，遇有急事，也可以偶尔“抄近路”。你如果害怕村口的大黄狗，也可以从村旁的田间小道“斜刺着穿过去”。有时候，你走着走着，路就断了。但路断了，并不表示无路可走。有时，你被一条又宽又深的沟堑挡住了去路时，仍然可以发现沟壑的草丛中的羊肠小路，以及沟底水流中预先有人垫上的砖头、石块或树干。在我的儿时记忆中，很少有什么道路是坚实、平坦，一通到底的，你总得不时跨越随时可能出现在眼前的沟沟坎坎。

因此，道路可以被看作是，在“寻视”的意义上，将不同的标志物、目的地串联在一起的结缔组织。重要的是联结，而非道路本身。在乡村社会中，道路绝非是严格布局和精确测量的产物，它带有某种随机性乃至任意性，因为没有什么地方是不可抵达的，也没有什么障碍是不能越过的。只要有人，就会有人积聚的部落或村庄，就会有劳作、娱乐或游戏的一个个场所。在这些目标物或场所之间，道路随时随地被行人的脚步“开启”出来，扩展、交错、延伸，成为越来越多的人遵循沿袭的某种踪迹。

如果被开启的道路很久没有人走，它也就渐渐地荒废，其踪迹或被时间抹除，或被杂草覆盖，最后无一例外地被一望无垠而总是沉默不语的大地回收。

乡村道路的这种模糊性、随机性和任意性，所象征的是生存本身的无规定性。而所谓的人的命运，正是这种无规定性的产物。人在一生中所经历的，不是可以被精确测量并被预先知晓的均质化时间，而只是一种“绵延”。在绵延之中，你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就会有怎样的命运。它无法被确切地预知，也充满了神秘莫测的变数。

在《没有个性的人》中，罗伯特·穆齐尔曾经区分过人类社会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道路”。

其中之一是“台球”的道路——它一旦被击出，只能一味向前，伴随着一个不可改变的既定轨迹。不用说，我们今天就行走在这样一个被计算出来的、可以提前预知的，甚至是不可更改的道路上。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无命运的。

另一条则是“云朵”的道路。云朵在聚合、离散和移动时的轨迹是不可预测的。它可以走走停停，也可以站住不动；它可以快速移动，也可以四下张望；它可以在一个瞬间突然消失，也可以在下一个瞬间重新聚合；它想去某个地方，但命运或许最终会将它带往另一个完全陌生的地域。

不久前我与一位友人在北京有过一次公开对谈。在回答听众有关“人生道路”的提问时，他不假思索地这样说道：在我们小时候，没有多少道路可供选择，可你仍会觉得生命有无穷的可能性。而在今天的社会中，道路随处可见，但你反而时常会觉得无路可走。

我觉得这位朋友也是从“踪迹”与“开启”的意义上来理解道路的。没有开启的愿望、决心和行动，就不可能有所谓道路。

《景德传灯录》卷十中，曾记载过一桩著名的禅宗公案。

一位僧人在云游途中，向一位婆子打听去五台山的路该怎么走。老婆子的回答是：蓦直恁么去。僧人听了婆子的话，转身就走了。婆子在他身后又说了一句：“又恁么去也！”

僧人大概是觉得婆子的这两句话不好理解，等他到了五台山后，就把这件事告诉了禅师赵州和尚。赵州禅师当时没说什么，到了第二天，他决定去实地查看一下。他找到婆子后，问了同样的问题，婆子照例用“蓦直恁么去”来回答他，随后也发出了那句让人不明所以的感慨。

不过这一次，赵州禅师不仅立即就明白了婆子的心迹，而且对这一问答中所包含的“禅理”已了然于胸。

那么，在婆子与僧人（包括赵州和尚）的一问一答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作为参禅悟道的方便法门，佛门中人大多是从“无须迂回，直悟本性”的意义上对它加以解释。这个典故在后世的流传中，文人雅士也竞相引用，有时不免望文生义，强为之解，赋予了这则公案越来越奇妙深奥的义涵。

但我还是愿意在最简洁朴素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个公案。

“蓦直去”的意思就是“径直去”“直接去”。从赵州禅师第二天便能去找婆子问话这一事实可以知道，僧人在向婆子问路时，他距离目的地五台山或许已经很近了。从婆子当时的心境来看，既然目的地已近在眼前，却还要向人问路，岂不可笑？她的回答“蓦直去”显然带有一定的玩笑成分。虽是玩笑，但“蓦直去”这三个字其实并不简单。它既有实指意义，也就是径直去，直接走过去，同时也有譬喻意义，似乎在讽刺僧人一味寻路，却对简单直接的答案本身视而不见。

也就是说，婆子在开了句玩笑后，本想接着给他指点具体路径。可没想到僧人居然是在实指意义上来领会这三个字的，将玩笑误认为答案，于是转身便走。婆子只得把他叫住，并说了第二句话：“又恁么去也！”

“又恁么去也！”的言下之意是，您就这么“蓦直去”啦？或者，“您如此这般地‘蓦直去’，真的能走得通吗？”

后来者在研习这个公案时，几乎无一例外地把这个婆子塑造成道行极深的“禅者”，其实大可不必。在我看来，这个婆子不过是一个寻常农妇，在日常遇合中说了两句平平常常的话而已。

但一个平常的人所说的平常话中，也有可能蕴含着至高的义理。

在我的童年记忆中，“蓦直去”一类的话时常可以听到。在前往目的地的路上，只要你愿意，也随时可以丢开迂回盘曲的现成道路，朝着自己的目标“蓦直去”。不过，在今天的城市生活中，这样的事情基本上不会发生。“蓦直去”这个概念，以及其中所包含的意蕴，也早已被我们遗忘。

相对于乡村道路，现代城市的交通网络是按照一个全新的逻辑建立起来的。有关道路的观念，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乃至颠倒。

在过去，总是先有人的居住或活动，才会有房屋、村舍和形形色色的场所。而场所之间的道路，最后才会被一步步地开启出来。而在当今的城市中，特别是那些现代化的工业园区，道路总是会被先行规划并预先修建。道路通向哪里，哪里就会出现厂房、民居、商店，最后抵达的才是人。

当然也有极端的例子。马路、街道修好了，商品房小区建立起来，配套设施完工了，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却完全没有人群向那里聚集。于是，那块地就撂了荒，随即无人问津，杂草丛生。

现代的城市道路，意味着某种既定法则。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曾经揶揄说，麇集在这条道路上互不相关的人，如果说有什么共同的默契，那就是“行人靠右”。如今的城市街道上，装有密集的红绿灯和各类监控系统，道路中间还有金属隔栏，不要说在行人与目标物之间，你就是想过条马路，都无论如何没有办法“蓦直去”的。

同样的道理，就算卡夫卡笔下的K能够看得见近在咫尺的城堡，他也只能在城堡之外徒然耗费一生，始终不得其门而入。

在鲁迅先生的小说《故乡》的结尾处，有这样一段看似平常却饶有深意的话，常常被人们作为励志格言来引用：

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这段话的意思十分清楚明了，本来无须对它加以专门分析。不过，自从初中时读到这句话之后，几十年来，它一直深深地印刻在我的意识之中。咀嚼、琢磨的时间一长，也会让我无端地生出一些不一样的感慨来。

首先，一个没有传统乡村生活经验的人，一个没有在无名大地上踩出蹊迹的人，大概是不太可能写出这样的话来的。

其次，不管那时鲁迅先生的心境有多么的绝望，从“蓦直去”的意义上说，这段话还是有些禅意的。只有当人真正理解地上原本并没有路，或者说，路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时候，你才能体悟到“行动”或“行走”的作为中，所隐含着的意向性、自由、创造力与生命意志。“路”的重要性，从来都不在“迹”，而是在“走”。正因为这个原因，鲁迅先生很少正面回答“有没有希望”一类的提问。因为希望之有无，要看你怎么走。

最后，鲁迅先生的这段话，也可以帮助我们来思考所谓的“道路”，与承载着它的“大地”，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在汉语中，用来表达道路的词汇有很多（严格来说，道和路的本义也有所不同），诸如途、径、蹊、衢、阡、陌等，各有其特质与所指。另外，汉语中很少会有什么词汇像“道路”那样，有着如此丰富复杂的引申或象征含义。

而从道路一词演化而来的“道”，既可以被理解为通达目标的路径或手段，也可以被解释为事物的一般规律、道德律令、真知或真理，甚至也可以用来指代语言或言说。

无论是实指或本来意义上的“路”，还是引申或象征意义上的“道”，它的所指无非是全部的人类活动在大地上留下的印迹。

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中，海德格尔将“道路”直接表述为世界的本质呈现。简单来说，道路即“世界”。但“世界”并不是“大地”。所谓“世界”，当然是人的世界。但“大地”却并不是专门为人类准备的，它是世界的建基之所和承托者。“世界”消失之后，“大地”依然会存在。

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大地始终是它应有的样子，并处于漠然的锁闭状态，一直保持沉默。而建基于大地之上的道路，则意味着开启、澄明、解蔽和敞开。在世界与大地相依为命的争执与合作中，人的生命历程既是有迹可循的道路，同时也意味着生生不息的创造、自由与无限的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