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决定离家出走的前夕，十九岁的百货商店女职员伊芙琳，坐在自己家的窗口，头靠在窗帘布上，鼻孔里满是灰尘的气味，凝视着暮色四合的林荫道，也回望着自己的过去。

这是詹姆斯·乔伊斯短篇小说《伊芙琳》开头时描述的场景。

混凝土的街道尽头，有一条煤屑路。那里曾是一片空旷之地，童年时代的伊芙琳和自己的两个弟弟哈利、厄内斯特，在那里度过了一小段快乐时光。与他们时常在一起玩耍的，还有街坊邻居的孩子们：迪瓦因家的，沃特家的，邓恩家的，还有小瘸子基奥。那时候，父亲虽然时常拿着刺李木拐杖来赶他们回家，但脾气还没有变得像现在那么坏。那时候，母亲还活在人世。

但这段短暂的往昔时光很快就结束了。一个从贝尔法斯特来的有钱人，买下了那块林间空地，并在那儿修建了一座屋顶闪闪发亮的大房子。当然，童年的终结也伴随着一连串更为严酷的事件：死亡、告别与离散。母亲死了，老邓恩死了。伊芙琳最宠爱的弟弟厄内斯特也死了。沃特一家去了英格兰，哈利成天在乡下为工作奔忙，很少回家。至于那个为提防父亲的突然出现，时常替他们望风的小瘸子基奥，最终去了哪里，小说没有交代。

在这段叙述中，作者乔伊斯明确提到“快乐”的文字，只有短短的一句：那时他们似乎很快活。[詹姆斯·乔伊斯：《都柏林人》，孙梁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Still they seemed to have been rather happy then.）

其余的部分则几乎都被浓郁的悲哀和伤感的氛围所笼罩。

伊芙琳坐在窗口回忆往事的时候，她注定了要首先与这些如同“夜色”般弥漫的悲哀氛围相遇。而其中最坚硬尖锐、刺痛的事件，当然是她母亲的死。只要她一陷入沉思，母亲一生的悲惨经历就会在她眼前一幕幕闪现，搅动着她的灵魂深处的不安与恐惧。

母亲临终的那天晚上，她躺在一间黑暗的小屋里。在神志不清的弥留之际，在死亡逼近的一阵阵战栗中，她望着自己未成年的三个孩子喃喃低语：我的小乖乖，小乖乖！……在濒死的寂静之中，窗外传来了手风琴那凄凉的乐曲声，父亲为了把窗外的手风琴艺人赶走，破天荒地给了他六便士。

与伊芙琳不敢触碰的“过去”相比，她的“现在”也好不到哪里去。

她有一个唠叨、狂暴、吝啬，让她不时心惊胆战的父亲。由于在教堂做装饰工的弟弟哈利常年滞留在乡下，很少回家，她不得不独自一人面对在生活重压下失去了理性的父亲。问题是，她的父亲并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恶棍，甚至偶尔还会显出很慈爱的样子。妈妈在世时，一家人去山坳里野餐，父亲为了逗孩子们发笑，故意戴上了妈妈的女帽来逗乐。而就在不久前的一天，伊芙琳身体不舒服，没去商店上班，在家里睡了一天。父亲特意为她念了一篇鬼故事，并亲自在火炉上替她烘烤面包。正是父亲偶尔流露的慈祥，以及在自暴自弃中一天天衰老的容貌，让伊芙琳在面对父亲的暴虐和威压时，完全丧失了自主意识与反抗的能力。

另外，伊芙琳上班的那家百货商店也让她感到糟心。她的同事加万小姐，时常通过冷言冷语的训斥和嘲弄，来彰显自己的高人一等。伊芙琳在百货商店没有什么存在感：一旦她离家出走，店方很可能会立即登出广告，招人来填补她的空缺。

当然，处在“过去”与“现在”双重压力下的伊芙琳，也并非毫无希望。因为她至少还拥有一个想象中的“未来”。一旦她决定跨出家门，就可以和男友弗兰克一起远走高飞，去开辟新的生活。

弗兰克在往返于都柏林与加拿大的一艘商船上当水手，每月挣一个英镑。他见多识广，到过很多地方，并曾穿越麦哲伦海峡。他时常与伊芙琳在百货商店外约会，给她讲巴塔哥尼亚人的异邦故事。他嘴里吹着口哨，带她去剧院的雅座看《波西米亚女郎》，并许诺跟她结婚，带她去遥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安家。刚开始，伊芙琳答应与弗兰克交往，只是为了有个关系亲密的伙伴，到了后来，她渐渐喜欢上了他的“异邦故事”和能说会道。

通过涉世未深的伊芙琳的内心活动，我们知道弗兰克是一个“心地善良，性格开朗，又有男子汉气概”的人。可发现女儿恋爱秘密的父亲，对弗兰克的评价与伊芙琳截然相反。父亲对弗兰克的真实看法，可以用他在斥责女儿时的一句话来加以概括：

“我知道那些水手是什么货色。”

最终，他与弗兰克大吵一架，不允许女儿再跟他说一句话。

在父女俩对弗兰克的不同评价所形成的争执和对峙中，究竟谁的看法更符合事实呢？在这一点上，叙事者（或作者）的态度是暧昧不明的。读者很难一下子找到隐藏在文本后面那个“作者”的意图和立场。但至少，读者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个能说会道、嘴里时常吹着口哨的水手，并不像伊芙琳本人所想象的那样“可靠”。甚至，伊芙琳在出走前的犹豫不决，似乎也预示着她对前景难测的“未来”缺乏信心。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伊芙琳》这篇小说，写的就是伊芙琳决定与弗兰克私奔之前的意识活动。而作为故事最重要的基础动力的“出走”一事，乔伊斯却写得影影绰绰，有若梦境。当然，你也可以认为，“出走”这样的行为，在故事中根本就没有发生。

伊芙琳坐在窗口回忆往事的这个“身姿”，连接起了她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在这个我们习以为常的时间序列中，每一个构成因素都同时出现了危机。

亨利·柏格森曾经区分过两种完全不同的“时间”形式。其中之一是均质化的、可以被准确计算的“物理时间”。这种时间，由一个个彼此互不关涉的瞬间连缀而成，实际上是一种“空间化”的时间。还有一种时间，是带有主观性的“意识时间”，柏格森将它称为“绵延”。在绵延中，每一个瞬间都是彼此渗透，互相缠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既不可分割，也没有明确的界限。

在人的意识活动中，任何已经发生的事，都不会真正消失，它随时都会从记忆中浮现，“侵入”并搅乱“现在”。而那些尚未发生甚至未必发生的“将来”事件，也会通过人的担忧、操心和焦虑，提前出现在人的思索或想象之中。用里尔克的话来说，人和动物最大的不同恰恰在于，在动物的意识中，存在着的事物只是一个平面。动物看到的是整体，因为它就生活在整体之中。而人的任何当下瞬间，意识活动总是与过去和未来紧密相连：我们在想着一件事的时候，另一件事的光亮或阴影，已经是具体可感的了。

威廉·詹姆斯将人的意识活动视为一条河流。曾经发生的事，正在发生的事以及将要发生的事，混杂、掺和、裹挟在一起，像河水一样向前流动。事物之间并没有清晰的先后次序、因果关系和线性逻辑。

从叙事上来说，这种意识画面之间的纠缠与混杂，被称为“时空倒错”。顺便说一句，尽管所谓的“意识流小说”，迟至十九、二十世纪才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但“时空倒错”本身，却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按照韦恩·布思和翁贝托·埃科的研究，在《荷马史诗》中，时空交错或时序颠倒就已现出端倪。

《伊芙琳》既不是意识流小说，叙事中也没有明显的“时空倒错”。但由于它对时间的沉思以及非同一般的处理方式，似乎预示了《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守灵夜》的诞生。

在这篇小说中，主人公曾经的过往，目前的处境以及对于未来的想象，彼此交错，汇集在了一起。对伊芙琳来说，不堪回首的“过去”，作为一笔沉重的债务，并不是矗立在远处供人瞻仰或打量的纪念碑，它在向“现在”讨要本金的同时，也在向“未来”索取利息。因为伊芙琳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母亲在临终之前嘱咐她照看这个家庭的遗言，早已渗透进了当下的每一个瞬间，其重负足以将自己压垮；而母亲在生活的重压下挣扎、生病、疯狂以及死亡的全过程，犹如一面镜子，也照亮了她可以想见的未来。在这里，时间统一体的每一个环节的能量，都已经被消耗殆尽。用乔伊斯自己的话来说，“时间”实际上已经处于瘫痪之中。

那么，在时间这个首尾闭合、循环的无望圆环中，伊芙琳又如何去拯救自己呢？这是乔伊斯向读者，也是向他自己提出的问题。

当伊芙琳坐在窗前四下环顾，望着房间里所有那些熟悉的物件，来打量这个被称作“家”的地方时，触目所见，到处都是“灰尘”。当然，她也看到了别的东西。

家里的墙上，挂着的一张泛黄的神父照片。她知道，这个神父，是父亲年轻时的一个同学。凝望着这张照片，往事再次浮上了她的心头。每逢家里来人，父亲总不会忘记让客人们端详这幅照片，并带着羡慕的口吻，向客人们“随意”炫耀说：“眼下他待在墨尔本。”

这个看似漫不经心的细节，对于我们理解这个作品并非无关紧要。或许，父亲的心里不仅镌刻着深深的绝望，也怀揣着一个和伊芙琳相同的梦想：希望和解脱，要么在完全陌生的“远方”，要么不在任何地方。

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伊芙琳恋人的水手弗兰克，正是“远方”的化身。他身上那种轻松自在、无拘无束的习性与气质，超脱于现实之上，让伊芙琳为之心驰神往。伊芙琳在憧憬遥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时，也发出了这样的希冀和感叹：

在新的家，在那遥远的陌生的地方，情况会多么不同啊！

为了斩断现实时间的恶性循环，她只剩了唯一的出路——那就是通过空间的置换，让时间“重新开始”，为自己开辟一个“全新”的未来。至于这个未来是好是坏，能否如她所愿，她暂时还无暇顾及。

在《乔伊斯传》一书的第七章，作者理查德·艾尔曼记录了这样一件事。一九〇二年十一月，一心想成为诗人兼内科医生的乔伊斯，因化学考试没有通过，加上家庭经济状况的恶化，决定从都柏林的圣西希莉亚医学院退学，转而去巴黎的医学院碰碰运气。他的这一决定明显不合逻辑，甚至让艾尔曼也感到迷惑不解：在他的家乡都柏林，学习与生活费用都难以筹措，难道去到了费用更为昂贵的巴黎，经济拮据的状况就会自动好转？另外，用英语都没法通过的化学考试，又怎能指望用生疏的法语顺利过关呢？

至于乔伊斯为何会选择巴黎，而不是效仿他的爱尔兰文学前辈萧伯纳、王尔德和叶芝前往伦敦，或许只有一个原因：经过长年的殖民统治，爱尔兰早已英国化了，而巴黎则是一个异质化的地域，且离他的家乡更远。

既然乔伊斯认定死气沉沉、精神瘫痪的爱尔兰处处与自己作对，在面对人生危机之时，“远走他乡”就成了本能的选择。

与伊芙琳的命运所不同的是，乔伊斯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漂泊与流亡中度过，辗转于巴黎、罗马、里雅斯特、苏黎世等地，最终客死异乡。而伊芙琳却在离家出走前的最后一刻，在轮船的汽笛声中，突然止住了她的脚步。

乔伊斯跨出了伊芙琳终未跨出的那一步，并从此不再回头；而从伊芙琳与弗兰克临别时的犹疑、痛苦和恐惧中，我们也不难窥见乔伊斯对故乡、对无法割舍的过往记忆的复杂情愫。

詹姆斯·乔伊斯特别擅长描写夜色。与喧嚣、嘈杂的白天所不同的是，夜晚是静思、回忆、出神和灵魂出窍的时刻。

在《死者》结尾处，当加布里埃尔在半明半暗的微光中，透过窗户，眺望平原、山峦、沼泽、墓地和香农河那黑沉沉的河水时，纷纷飘坠的大雪为他带来了出神入化的“顿悟”；在意味隽永的《阿拉比》中，夜晚的天空，总是不断变换着紫罗兰般的色彩，曼根姐姐那半明半暗的美妙倩影，也总是在迷蒙的夜色和雨中灯影下出现；在《悲痛的往事》中，辛尼科太太与离群索居的达菲先生约会时，经常故意不开灯，在静静延续的音乐声中，通过夜色将他们与周遭的世界隔开，让两个人的灵魂彼此挨得更近。

《伊芙琳》的整个故事，也是在夜色中开始的。就连伊芙琳（Eveline）这个名字，也很容易让读者联想起夜晚（evening）。夜色不仅为伊芙琳的回忆之路提供了恰当的氛围，赋予作品深沉、婉转的格调，也给作品中的“告别”和“出走”事件，蒙上了一层虚幻的光影——它在黑暗中酝酿，也在黑暗中结束。

甚至，计划中要带伊芙琳远走高飞的那艘船，那艘停泊在码头上的“黑黝黝的庞然大物”，也是一艘“夜航船”，船身还笼罩着一层让人看不真切的“迷雾”。

最后，当夜班船起航的汽笛声响起的一刹那，伊芙琳的心怦然一怔，感觉到“人间所有的惊涛骇浪在她心头激荡”。她凄绝地尖叫了一声，脸色惨白，无视弗兰克的呼唤，双手紧紧攫住铁栏杆，心里想着：

不！不！不！决不！

也许这一切根本没有发生。这个出走的场景，或许仅仅是伊芙琳在眺望暮色四合的街道时，脑子里偶尔飘过的一段思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