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的一个初夏，我应邀去外地，为喜欢文学的中学生们做了一场讲座。那天来了很多学生，演讲厅里坐满了人。我讲座的题目是“文学的真知”，主要想和中学生朋友聊一聊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文学写作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表达个人情感或见解的方式，那么这种方式在当今之世有何特殊性？

尽管我事先为这个题目做了充分准备，但讲座的效果并不理想。演讲厅里自始至终笼罩着一种让人惊异的安静。但这种可疑的安静，并不表示学生们对我的讲座听得入了迷。仅凭直觉，我就意识到他们或许并没有听懂。事后的提问，很快就证明了我的判断。因为傍晚还要坐高铁赶回北京，我在简要回答了四五位同学的提问后，就匆匆离开了。

我在教学楼前与主持讲座的老师告别后，发现有一位戴眼镜的女生从远处跑过来。她问我能不能给她五分钟，因为她有一个“很紧要”的问题要跟我谈一谈。望着她急切而稚嫩的面容，我只得将耽误行程的焦虑暂时放在一边，认真面对她的提问。

但那天她其实没有向我提出任何具体问题。大部分时间都是她一个人在说话。她的主要观点是，文学不像她原先想象的那么好。在当今的现实中，它不仅没有什么用处，反而十分有害。她的理由是，如果一个人不去读卡夫卡或者其他什么作家的作品，本来活得好好的，可一读小说和诗歌，脑子反而立刻就乱了。文学除了让人陷入自我怀疑之外，对我们的生活其实没有任何切实的帮助。言下之意，似乎这个世界上要是没有文学就好了。

虽说年轻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或许并不奇怪，但我一时也不知道如何应答，只是简单地问了她这样一个问题：“你原本期望的文学，应该是什么样子？”

“一个纯净的世界。”她毫不犹豫地答道。

几个月之后，我和一位作家同行出席一场向社会公众开放的文学讲演。到了现场提问环节，一位听众举手要求发言。他的情绪看上去有些激动，滔滔不绝表达对我讲演中的某个观点的强烈质疑。

他说，在福楼拜的名作《包法利夫人》中，爱玛这个人物，其实是个“很不道德的人”。她的所作所为令人不齿，但奇怪的是，我们在阅读这个作品时，不仅不会对她的行为表示愤慨、鄙夷和不屑，反而还会对她的遭遇寄予深切的同情。这样一来，读者无疑会产生一种道德上的困惑。如果人人都像爱玛那么行事，那社会岂不是一下子就乱了套？

我已经记不清当时是如何回答这位听众的质疑和诘难的。但我知道，在《包法利夫人》的接受史上，他不是第一个提出此类问题的人，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你也可以将同样的疑问抛给列夫·托尔斯泰。因为安娜·卡列尼娜带给读者的道德困惑或许更为典型。事实上，福楼拜本人在出版《包法利夫人》这部传世之作时，也差一点为作品的“有伤风化”而坐牢。至于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在美国出版时，也曾引发法律诉讼，时至今日，它仍被很多人视为世界上“最危险”的书籍之一。

近些年，读者从公共道德的层面对文学加以理解和阐释的声音日渐增多。甚至也有人对文学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与合法性，提出了根本的质疑。这当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诸如此类的质疑包括：为什么文学作品中会存在那么多负面的东西、负能量内容？存在着那么多令人疑惑的社会或人性的阴暗面？正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到如此多的困惑，才会求助于文学，希望在文学的世界里找到代偿或平衡，为我们的困惑提供解答的途径。但文学有时不仅无助于问题的澄清，反而使得读者的困惑和疑虑变本加厉。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文学写作固然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但与社会公众对待文学的态度所发生的转变相比，前者或许根本不值一提。

我曾经有过一个幼稚的看法，关于文学存在的合理性问题，文学与社会道德的关系问题，经过八十年代的“文学启蒙”，这些疑惑已经被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社会公众已经在文学理解方面达成了某种“共识”，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基础，并形成了一个足以彼此沟通的“知识平台”。但这种想法已经被证明为一厢情愿的虚妄。

文学如果也可以被视为一种“知识”，它与科学知识的积累过程完全不同。科学研究所搭建的知识平台相对坚固。科学的发现和进展，往往被“定理”“公理”“假说”加以界定，构成认知或研究的常识或基础。当然，“公理”和“定理”或“假说”，尽管也可以被质疑、推翻或证伪，但它在局部领域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依然会得到尊重。由于科学领域的“准入”门槛相对较高，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每当一种新的“假说”或“理论”被提出来，社会公众就算对该领域的科学知识一无所知，也会本能地对科学家的工作给予极大的信任。

文学却没有这样的特权。在一个时期被“解决”掉的问题，到了另一个时期，还是会一次次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提出来。也就是说，对文学的理解，总是会不断回到它的原点。一切都得重新来过。

应当说，不论是在演讲中阐述自己观点的那位听众，还是在外地遇见的那位中学生，他们对文学的思考都是严肃而诚恳的，其观点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两者之间的共同之处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将文学所要传达的“意图”，理解为一种现成的，可以直接拿过来加以使用的“知识”，而不是从“隐喻”或“中介”的意义上来理解作品所要传达的“信息”。

严格来说，文学尤其是现代文学，其实并不是一种公共领域的“现成知识”，但它往往会被作为一般性的公共知识来加以理解和传播。

形形色色的书籍中有可能隐含着某种“危险”，并在某种程度上妨害人的思想和生存，这是一个古老而普遍的担忧。类似于“焚书”这样的行为，在人类文明史上一再发生。在《传习录》中，王阳明也倾向于认为，对于世道人心的败落和沉沦，著述者应当承担很大的责任，文学书籍自然也概莫能外。

文学作品能够给读者带来娱乐和美的享受，给人情感上的慰藉，帮助读者认识自身与外部世界，进而更好地来理解人的生存，这自然无须多谈。但如果读者将文学作品视为一种现成的知识，直接模仿作品中人物的言行，用作品中的观点或观念来指导自己的日常行为，文学作品绝非毫无风险，它也可能对读者的生活带来“妨害”，甚至产生严重后果。

在文学的阅读和传播史上，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举例来说，因嗜读《红楼梦》而成瘾的痴男怨女代不乏人，而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也曾在问世之初导致了多桩读者自杀事件。

尽管《包法利夫人》在后世未能避免“有伤风化”一类的指责，但奇妙的是，福楼拜本人对于文学作品中潜藏的危险，有着十分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对文学有可能导致人生悲剧的明确警示，本身就是《包法利夫人》的主题之一。我们知道，作为主人公的爱玛，其爱情观和人生观的塑造，正是源于对浪漫主义文学的痴迷和狂热。对文学作品虚幻世界的直接模仿，为她后来的爱情和人生悲剧埋下了隐患。

不过，福楼拜并不是第一个在作品中表达这类主题的作家。即使从法国现代文学史范围内来看，《包法利夫人》也有所谓的“底本”或“先驱”。我这里指的是巴尔扎克的《乡村教士》。

无论是从人物命运、故事结构，还是主题和叙事意图，《包法利夫人》与《乡村教士》都存在着太多的内在关联性。比如说，两部作品都同样描述了乡镇女子的爱情、性爱和婚姻经历，导致她们的命运发生逆转或沉沦的原因，都是源于对浪漫主义小说的不当阅读。最奇怪的是，让《包法利夫人》中的爱玛与《乡村教士》中的韦萝妮克沉湎其中而不能自拔的，竟然是同一本书——那是法国作家贝尔纳丹·德·圣彼埃尔的《保尔和维吉妮》。

由于《包法利夫人》一书早已广为人知，我在这里稍微介绍一下巴尔扎克的《乡村教士》中的相关内容。

索维亚夫妇在外省的利摩日，拥有一家经营废铜烂铁的五金商铺。他们惟一的宝贝女儿韦萝妮克，在夫妇俩的百般宠爱中一天天长大，渐渐出落成了一个面容姣好、身段迷人、性格沉静的少女。说来也奇怪，商贩索维亚本人将金钱视为人生的惟一宗教，却一心要将女儿与追名逐利、世风日下的社会隔开。

韦萝妮克整日待在商铺的阁楼上，除了日常的缝纫与刺绣，她偶尔也会看着窗台上的一盆鲜花发愣。除父母之外，她平常接触最多的两个人，不是修女，就是被她视为人生导师的年轻的教士。为了替她消愁解闷，教士也会给她推荐一些读物，那无非是《使徒行传》和《传教士书简集》一类的“无害”书籍。她的天真、善良、纯洁都受到了严密的保护。

到了韦萝妮克十八岁那一年，她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

一天，索维亚一家三口在外面散步，经过一个书摊时，韦萝妮克看到了一本带着精美插图的小说。不用说，它正是最终让福楼拜笔下的爱玛坠入深渊的《保尔和维吉妮》。

出于对女儿的溺爱，父亲索维亚花了一百个苏，买下了这本“要命的书”。在这里，巴尔扎克用“一件意外的事”和“要命的书”这样的文字，来强调这本书在女儿日后命运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至于说，这本小说给少女韦萝妮克造成了怎样的心灵颤栗，作者是这样记述的：

一只手——神明的手抑或是魔鬼的手？——为她揭开了一直遮住天性的纱幕。[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第十九卷），王文融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沉浸在小说中的韦萝妮克，换了一副眼光来打量周遭的世界。她忽然发现，眼前原本庸碌平常的一切，转瞬之间已变得完全不同。窗台上的鲜花竟然是那么的美丽，她甚至能听得懂花的语言。她“心潮激荡地凝望蔚蓝的苍穹，泪水无缘无故地在眼眶里打转”。平日里时常与韦萝妮克谈心的年轻教士，发现她的肉身已经苏醒，遂建议索维亚夫妇将女儿出嫁一事提上议事日程。

出嫁这样的小事，自然难不倒精明老练的五金商贩。老索维亚想都没想，就刮了胡子，穿上节日的盛装，一句话没对妻女说，独自出了门，直奔衰老、富有、鳏居、悭吝、毫无情趣的银行家的宅邸而去。韦萝妮克与爱玛大致相仿的人生悲剧就此拉开了大幕。

在此，不妨说句题外话。当年我在阅读这本小说时，时常被巴尔扎克锋利的讽刺才华和不动声色的幽默感逗得笑出声来。

那么，那本让两位美丽少女走上人生迷途并导致巨大悲剧的《保尔和维吉妮》，到底是一本怎样的小说呢？我自己没有读过这个作品，在《包法利夫人》中，福楼拜对此书的具体内容也略过不提。不过，巴尔扎克在《乡村教士》中，对于这部小说进行了一番简洁而生动的评价。这部被叙事者揶揄为“法国语言中最感人肺腑作品之一”的浪漫小说，以法兰西岛（毛里求斯）为背景，描述了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同时，作品也集中呈现了回归线炙热地带的秀丽风景。

我们知道，遥远他乡的淳朴生活、青年男女的恋爱悲剧以及对异域风景的细致描绘，本来就是现代浪漫小说极易辨识的主要元素。

老索维亚用一百个苏从书摊上买了这本小说之后，出于一贯的谨慎和细心，曾要求女儿将书交给刻板的教会司铎去审查。司铎审查后很快予以放行，说明此书的内容不仅无害，反而十分有益“健康”，至少无碍于当时的社会道德。甚至就连叙事者本人，也认为这本书“天真无邪”。但接下来的事实证明，一本“天真无邪”的书，对读者所造成的戕害往往“比淫书更坏”。这一评价从一个侧面提醒我们：完全符合公共道德，甚至是纯洁天真的书籍，并不见得全然无害。

这是一个在阅读行为中往往被我们忽略的重要教训。

爱玛或韦萝妮克的命运转折，并不取决于她们共同的启蒙书籍是否符合社会道德，而是源于她们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认知错误。她们把文学作为一种现成的知识加以全盘接受，把作品中想象性、虚拟性、象征性的生活场景把握为现实或生存本身，把极其复杂且会出现无数歧义和分岔的语言系统，简单概括为可以记诵的“箴规”或“格言警句”，并直接去摹仿书中人物的行为。

文学从不直接说出真知或真理，而是通过语言这个中介，通过隐喻、变形、反讽等一系列的“手法”，来暗示自己的写作意图。举例来说，如果一个作家使用了现代小说中比较罕见的“反讽”手法，那么作者的观点和倾向，就必须从表层叙事的反面去寻找。法国学者朗西埃在谈及这个问题时曾告诫我们，文学中所呈现的真知，不能被直接用于实际生活并指导个人的行为，而是需要将你所捕捉到的“真知”或“真理”，放置到实际生活中加以验证。只有通过这种验证或冥会，读者才能真正与作者建立价值上的认同。

因此，“理解”和“会心”，并非是阅读过程中立竿见影的一种报酬，在很多情况下，所谓“领悟”都是严重滞后的，需要读者自身的经验与生活实践参与其中。

《保尔和维吉妮》将异域风情、远方的消息、山川风光，以及浪漫爱情带回到现实中的读者面前，符合现代小说的总体特征。一方面，远洋航线的开通，对殖民地的征服，以及遍及全球的商品贸易，为现代小说呈现远方图景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这种带有强烈幻想性的文学书写，不过是枯燥乏味的“现实图景”的一个镜像而已。也就是说，异域他乡的远离尘嚣、风俗淳朴的田园诗意、恬静优美的山川风光，往往是作为现实世界“无趣”或“短缺”的一个反例，在想象中被构建起来的。在歌德的传世名作《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也发生在一个民风淳厚，人情古朴，风光秀丽，与世隔绝的“乌有之乡”。

当然，圣彼埃尔无须为爱玛和韦萝妮克的生活悲剧负责，就如歌德也无须为模仿维特的众多自杀者承担责任一样。

与传统的叙事作品相比，现代小说通常会给读者带来更多的“道德困惑”，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在读《三国演义》的时候，读者在价值认同方面，很少会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很容易找到作品中的那个“作者立场”，并设法与它保持一致。可我们在阅读《红楼梦》的时候，情况就会很不一样。薛蟠这样一个恶棍，在与薛宝钗和柳湘莲的日常交往中，居然流露出了活泼、天真、可爱甚至是“仗义”的性情，有道德洁癖的读者想必会为此感到不适，并对作者的“手法”以及价值立场的“暧昧”产生疑虑。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与《三国演义》相比，《红楼梦》呈现出了较多的“现代气息”。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传统作家在写作中就不会遇到“道德困境”。只不过他们总是有办法将那些困惑、矛盾、荒谬轻松化解，让读者处于相对“安全”的境地，并维持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固有信念。

在司马迁的《魏其武安侯列传》中，作者详细交待了魏其侯窦婴与武安侯田蚡生平事迹，并着意描述了两人相与共事、明争暗斗的复杂过程。由于刚直、莽撞的灌夫的介入，整个故事变得更加离奇诡谲、波澜壮阔。但不管怎么说，在以窦婴、灌夫为一方，以田蚡为另一方的搏杀与争斗中，事实与是非曲直本来是很清楚的。由于作者采用了深隐高妙的“春秋笔法”，他貌似“客观”的叙事，几乎不留痕迹在字里行间暗示了自身的“道德立场”，读者也很容易与作者建立价值认同，并在情感上选择站在窦婴与灌夫一边。

但问题是，事件最后的结局却出人意料。“恶人”田蚡飞黄腾达，而耿介之士窦婴和灌夫，要么于渭城大街上被斩首示众，要么全家被灭族。就单纯的历史事实而言，作者在叙事中遇到两个棘手的难题：第一，“好人遭殃，坏人得势”的结局既有违“天理”，亦有碍“道德”的规定性，自然也会让读者被“正义得不到伸张”的恶劣情绪所裹挟。第二，如果作者一味站在窦婴、灌夫的立场，对他们的命运寄以同情，势必会将下令杀人的“今上”汉武帝置于难辞其咎的不利地位——说起来，田蚡还是汉武帝的亲舅舅呢。总而言之，事情的最后结局，既不符合司马迁的叙事意图，也不符合读者的道德期待。面对这样的难局，作者司马迁又会如何处理呢？

他决定让鬼魂出场。

于是，在交代完窦婴和灌夫的命运之后，作者立刻进行了一番“补叙”。在这个补叙中，势利小人田蚡很快就被窦婴、灌夫的鬼魂死死缠住。尽管他不断向二人求饶谢罪，但最终还是免不了一命呜呼。随着恶人遭受报应，汉武帝可能会有的过错也被一笔勾销。作者煞有介事地向读者解释说，在决定生死的“廷辩”中，年轻的汉武帝其实是站在窦婴、灌夫一边的，只是碍着王太后（也就是田蚡姐姐）的面子和权威，没办法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罢了。最后，作者又让汉武帝直接表态，说出了这样让人解气的话：如果武安侯田蚡没有死，今天也该灭族了。

行文至此，获得了安慰与满足的读者，想必会长长地吐出一口恶气吧。

紧接着，司马迁在全文末尾“太史公曰”那段文字中，直接以作者的身份露面，再次对整个事件进行了一番评述。他将“窦婴和灌夫”尊称为“两贤”和“二公”，明确表露了自己在此事上的立场，并认为在两个人的悲剧中，他们自身的性格缺陷（“沾沾自喜”与“无术不逊”）也要承担一部分的责任。

这样一来，这个作品中所有的矛盾、“裂隙”和“皱褶”都被敉平了。天地、道德与世界秩序，依然恒行如常。

在中国传统叙事中，利用“鬼神”一类超自然的事物来惩奸除恶的例子十分常见。在世界各地流传的民间故事、神话和传说中，类似的“修辞”也不胜枚举。

雷蒙·威廉斯就曾指出：在传统叙事中，所有的矛盾与道德困惑，最后都会得到解决，或象征性地加以解决。如果实在无法消除的话，也不要紧。因为到了问题无法解决的最后时刻，上帝本人必会亲自登场，直接进行调解或干预。

《乡村教士》中的韦萝妮克与福楼拜笔下的爱玛一样，她们都看到了生存本身向其敞开的那个“深渊”和“裂隙”。韦萝妮克通过让自己重新投身于上帝的怀抱，特别是通过“自我舍弃”和“自我惩罚”来彰显上帝之爱，才勉强弥合了那个裂隙。而爱玛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她最后无可救赎的惨死，明确地提示我们，时代的巨变已经在福楼拜与巴尔扎克的文学之间划出了一道清晰的界限。

我们当然不能说，福楼拜比巴尔扎克更为残忍。福楼拜作品中彻底的悲剧性，说到底是时代所赋予的。用福楼拜本人的话来说，与巴尔扎克笔下的世界略有不同的是，在爱玛生活的时代，利欲熏心的资产阶级早已羽翼丰满了。

在传统叙事中，这个“裂隙”或许可以通过求助于鬼神、上帝或超自然事件来加以象征性的补救，但经过理性和现代科学的不断去魅之后，鬼神或上帝的无所不能的威力和神通，已经丧失殆尽。现代文学所面对的那个“裂隙”更像是弗洛伊德所说的那个“开放性的创口”，深渊不可跨越，原罪不可救赎，裂隙无法敉平。

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除了社会、时代、现实环境、历史进程的巨变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作者”这一角色的功能，也发生了意味深长的转换。

在遥远的过去，讲故事的人，通常以“智者”的面目出现，给受众提供智慧和道德教训；而现代小说的作者，正是遭遇社会和时代疏离的那个孤绝的个体。他们不仅无力提供智慧，甚至自己也会深深陷入困惑或自我怀疑之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尼采所形容的“不合时宜的人”，或者如阿甘本所描述的那样，是“深深地凝望着他们时代黑暗的人”。

哲学家谢林在谈到中世纪神秘主义的“舍弃”（lassen）一词时，为它赋予了全新的理解：

只有那些曾经舍弃了一切的人，以及自身远离了一切使万物沉沦其中的事物的人，只有那些曾经通过无限的东西独观自身的人，才能抵达自身的根基，也只有他们才能认识到生命的深奥之处。[参见瓦尔特·舒尔茨《德国观念论的终结——谢林晚期哲学研究》，韩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当我们将探寻的目光投向世间万物的时候，我们总有办法对“世界”加以解释。但如果这道探寻之光转向我们自己而“独观自身”时，就会出现一个不透明的“盲区”。这是因为，人既是世间万物的一部分，同时又是一个有灵魂的认知主体。换言之，人既是观察者，同时也是被观察的对象，既想解释世界，也试图理解自身。现代文学因其强烈的“向内探寻”的倾向，总会与这个“盲区”相遇，进而为自身的存在寻找根基。

文学（尤其是现代文学）并不提供现成的知识，也不提供固定的、一成不变的“真知”或“真理”。

文学文本说到底不过是一个语言装置。就阅读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它说了什么，而是它没有说什么，或者说暗示了什么。真正优秀的文学文本，总是不断从“时趋”的暗面出发，通过语言这个中介，将自己和读者，重新带回到“问题”和“根基”面前，进而思考生存的目的、意义与可能性。因此，对于那些“本来生活得很好的人”或者无意凝视自身根基的人来说，它往往意味着敌意、危险或冒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