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那天请劳伦斯·雷丁来家里吃晚饭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当格里塞尔达冲进来训斥我，告诉我差两分钟就要开饭时，我大吃一惊。

“希望一切都好。”跟在我身后上楼的格里塞尔达大声说，“我认真考虑了你在午餐时说的话，我确实想出了一些好吃的东西。”

捎带说一句，我们的晚餐充分证实了格里塞尔达的断言：如果她努力了，反倒会适得其反。菜谱在理念上是野心勃勃的，玛丽证明自己能在半生不熟和煮过头方面做得更好，获得了任性的乐趣。格里塞尔达点了牡蛎，这似乎不在无法处理的范畴内。可惜的是，我们没有这个口福，因为家里没有开牡蛎壳的工具——这是一个临吃前才发现的疏漏。

我极度怀疑劳伦斯·雷丁能否露面。他要想找个借口非常容易。

然而，他准时到了，我们四人走进餐厅用餐。

不可否认，劳伦斯·雷丁的个性很迷人。我猜，他三十来岁。他的头发是黑色的，有一双明亮的、蓝得惊人的眼睛。他是那种样样精通的年轻人。他擅长运动，是一名出色的射手和业余演员，讲故事也一流。只要有他在，任何聚会都会热闹。我想，他静脉里大概流淌着爱尔兰人的血。他不是一般人概念里那种典型的艺术家。然而，我相信，他是位聪明的现代派画家。我自己对绘画所知甚少。

在这个特别的夜晚，他自然显得有些心不在焉。总的说来，他应付裕如。我不认为格里塞尔达和丹尼斯发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如果不是事先知情，我也不会发现什么。

格里塞尔达和丹尼斯的心情格外好，言谈间不断拿斯通医生和克拉姆小姐开玩笑——本地的丑闻！我突然感到微微的痛苦，因为意识到丹尼斯的年龄与格里塞尔达更接近。他称呼我伦叔叔，对格里塞尔达则直呼其名。这不禁令我心生孤独之感。

我想，一定是普罗瑟罗太太把我搞得心烦意乱。通常我是不会陷入这种无益的思考的。

格里塞尔达和丹尼斯时有过分之举，但我无心制止他们。我一直认为，牧师在场就会使气氛变得压抑，这不免令人遗憾。

劳伦斯谈兴甚高，我意识到他的眼睛不时朝我坐的位置瞟。晚饭后，他巧妙地将我引入书房也不足为怪了。

剩下我们两个人后，他的态度变了。

“你撞见了我们的秘密，先生，”他说，“你打算怎么办？”

面对雷丁，可以比面对普罗瑟罗太太时讲得更直白，我也是这么做的。他坦然接受。

“当然，”听我说完，他开口了，“你必然会讲这样一番话。你是牧师。我无意冒犯你。实际上，我认为你说得对。但我和安妮之间并非一般的男女私情。”

我告诉他，自古以来人们都这么说。他嘴角浮现一丝古怪的微笑。

“你的意思是，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恋情是独一无二的？也许是这样。但有一点你必须相信。”

他向我保证，迄今为止，“还没做什么错事”。他说，安妮是这个世界上最真实，也是最忠诚的女人。将来会发生什么，他也不知道。

“如果这是一本书，”他忧郁地说，“那个老头儿将会死去——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可喜的解脱。”

我责备了他。

“哦！我不是要在背后捅他一刀，不过，如果有人这么做，我会对他表示真心的感谢。这个世上没有一个人说他的好话。我很纳闷，第一任普罗瑟罗太太为什么没有杀了他。几年前我见过她一次，她看样子干得出那种事。她是那种冷静但很危险的女人。普罗瑟罗咋咋呼呼的，四处兴风作浪，如魔鬼一般卑劣，脾气也暴躁得很。你不知道安妮怎么躲着他。哪怕我有一点儿钱，我都会立刻带她走，不再惹任何麻烦。”

我对他说了一番非常诚恳的话。请求他离开圣玛丽米德。安妮·普罗瑟罗的命运已经很不幸了，如果他留下来，只会给她带来更大的不幸。人们会议论纷纷，这件事会传到普罗瑟罗上校的耳朵里——到时候，她的处境会更糟。

劳伦斯反驳道：

“除了你，其他人对此一无所知，牧师。”

“亲爱的年轻人，你低估了乡下人做侦探的本能。在圣玛丽米德，每个人都知道你最私密的事。英格兰没有哪个侦探敌得过一个年龄不明、手里有一大把时间的老小姐。”

他轻松地说，这没关系。所有人都以为是莱蒂斯。

“你有没有想过，”我问他，“莱蒂斯可能也是这么认为的。”

这个说法似乎令他相当吃惊。他说，莱蒂斯根本不在乎他。这一点他是肯定的。

“她是个古怪的女孩，”他说，“总是像在做梦，但我相信，她骨子里是个很现实的人。我认为，那些暧昧不清不过是摆出一种姿态。莱蒂斯非常清楚她在做什么。她还有一种可笑的复仇心理。奇怪的是，她恨安妮。简直是憎恨她！而安妮一直像一个完美的天使一样待她。”

当然，我不会相信最后这句话。在痴情的年轻人眼中，他们的恋人就是天使。尽管如此，据我认真的观察，安妮一直以仁慈和公平的态度对待她的继女。那天下午，听到莱蒂斯尖刻的语气，我自己也很吃惊。

我们俩只能谈到这儿了，因为格里塞尔达和丹尼斯突然闯了进来，还说不能让我把劳伦斯变成老古董。

“哦，天哪！”格里塞尔达说着，跌入一张扶手椅的怀抱，“真想来点儿刺激的！谋杀——或是做夜贼也好。”

“我想这里没有什么可偷的人，”劳伦斯极力迎合她的情绪，“除非我去偷哈特内尔小姐的假牙。”

“那些假牙发出的‘咔嗒’声真可怕。”格里塞尔达说，“不过，你说得不对，怎么没有可偷的东西。教堂旧翼就有精致的老银器——敞口矮盐瓶、查理二世时期的浅口碗——各种各样的东西，应有尽有。值好几千英镑呢。”

“那个老头儿可能会拿军用左轮手枪打你，”丹尼斯说，“他就喜欢干这种事。”

“哦！那我们最好一进去就先抢他。”格里塞尔达说，“谁有左轮手枪？”

“我有一把毛瑟枪。”劳伦斯说。

“是吗？太令人激动了！你怎么会有枪呢？”

“战争纪念品。”劳伦斯的回答很简短。

“今天，老普罗瑟罗拿银器给斯通看，”丹尼斯主动提供信息，“老斯通装出毫不感兴趣的样子。”

“我以为他们因为古墓的事吵了一架。”格里塞尔达说。

“哦，他们俩已经和解了！”丹尼斯说，“反正我搞不清为什么有人会四处挖坟掘墓。”

“斯通这个人挺令人费解的，”劳伦斯说，“我觉得他心神恍惚。有时候你甚至可以肯定地说，他对自己研究的学科一无所知。”

“那是因为爱情，”丹尼斯说，“温柔的格拉迪斯·克拉姆，你不是赝品。你一口皓齿，让我的内心充满愉悦。来，和我一起飞翔吧，我未来的新娘。在蓝野猪旅店，在卧室的地板上——”

“够了，丹尼斯。”我说。

“哦，”劳伦斯·雷丁说，“我得走了。克莱蒙特太太，非常感谢你让我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格里塞尔达和丹尼斯出去送客。之后，丹尼斯独自回到书房。一定出了什么事让这个男孩很生气。他在房间里漫无目的地踱来踱去，皱着眉头，踢着家具。

我们的家具已经够破旧了，经不起再被破坏，我觉得有必要温和地发出抗议。

“对不起。”丹尼斯说。

他沉默了片刻，然后破口大骂：

“传播流言飞语是一件多么恶毒的事！”

我有点儿吃惊。“怎么回事？”我问。

“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

我愈发惊讶了。

“太恶毒了，”丹尼斯又说，“四处乱说。不是说，而是暗示。不，如果我告诉你，我会下地狱的，对不起。恶毒至极！”

我好奇地看着他，但没有追问下去。我心里也很纳闷。这也太不像丹尼斯了，他从不把任何事放在心上。

这时，格里塞尔达走了进来。

“韦瑟比小姐刚刚打来电话，莱斯特朗兹太太八点一刻出了门，现在还没回来。没有人知道她去哪儿了。”

“为什么应该有人知道她去哪儿了？”

“她没去海多克医生那儿。韦瑟比小姐知道，因为她给哈特内尔小姐打过电话，哈特内尔小姐就住在海多克医生家隔壁，如果莱斯特朗兹太太去了他那里，哈特内尔小姐一定会看见她。”

“有件事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我说，“这个地方的人是怎么从食物中获取营养的。他们肯定是站在窗前吃饭，才能保证不错过任何东西。”

“不仅如此，”格里塞尔达兴高采烈地说，“他们还勘察了蓝野猪旅店。斯通先生就住在克拉姆小姐隔壁，但——是……”她用力晃着食指，“两个卧室之间没有连通的门！”

“那么，”我说，“大家知道了一定很失望吧。”

听我这么说，格里塞尔达大笑起来。

星期四一大早就很不顺。教区的两位女士因为教堂的装饰吵了起来，我被叫去为两个中年女人做仲裁。她们俩都气得浑身发抖。如果不是那么痛苦的话，这倒是一种有趣的生理现象。

然后，我又数落了唱诗班的两个男孩，做礼拜的时候，他们嘴里一直含着糖块。我一直觉得不安，所以也没有全心全意尽职尽责。

还有那个动不动就生气的风琴师，不知道谁又惹他发脾气了，我还得安抚他。

接着，四个贫穷的教区居民公开反抗哈特内尔小姐，她又气冲冲地跑来找我。

我正要回家，却碰上了普罗瑟罗上校。身为法官的他审判了三个偷猎者，看来心情大好。

“坚决！”他的嗓音很洪亮。他有点儿耳背，所以，说起话来像聋子一样嗓门很大，“如今我们需要的就是——坚决！以儆效尤！阿彻那个流氓昨天出狱了，发誓要找我报仇，我听见了。放肆的无赖！常言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下次他再敢偷猎我的野鸡，一旦让我抓住了，我就让他瞧瞧，他的复仇一钱不值！松懈！我们现在太松懈了！我相信，一个男人的行为才能说明他是什么样的人。人们总是要求你为他的妻小考虑一下。可恶的鬼话！胡说八道！为什么一个男人只要哭诉家有妻小就可以不必为他造成的后果负责呢？在我看来全都一样，无论他是干什么的——医生、律师、牧师、偷猎者、醉醺醺的流浪汉——如果抓到他做违法的事，就要让法律来惩罚他。我相信你同意我的观点。”

“你忘了，”我说，“我的职业要求我格外尊重一种品质，那就是慈悲。”

“哦，我是个公正的人。没有人能否认这一点。”

我没有回答。他厉声问道：

“你为什么不回答？告诉我，你愣着想什么呢，伙计？”

我迟疑了一下，才决定开口：

“我在想，”我说，“在我大限将至之时，如果我唯一的辩护词是公正，我会感到十分遗憾。因为这可能意味着只能给予我公正。”

“哼！我们需要一点儿好斗的基督精神。我向来尽职尽责，我希望是这样。算了，不说啦。我说过今晚要去你那儿。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可以把时间从六点改成六点一刻吗？我得去村子里见一个人。”

“这个安排对我来说很合适。”

他挥舞着手杖，大踏步走开了。转过身时，我又碰见了霍伊斯。今天早上他一脸病容。我本想温和地斥责他几句，在他管辖范围内的许多事要么乱糟糟的，要么被搁置一边，但看到他那张苍白紧张的脸，我觉得这个人是生病了。

我把这种想法告诉了他，他否认了，但语气并不强烈。最后，他承认自己不太舒服，似乎准备听劝，回家睡觉。

我匆匆吃完午饭，出门走访一些人。格里塞尔达乘坐便宜的星期四火车去伦敦了。

四点差一刻左右，我回到家，想为星期天的布道列一个大纲，但玛丽告诉我，雷丁先生正在书房里等我。

我发现他在屋里来回踱步，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面色苍白，形容憔悴。

我进屋时，他突然转过身。

“听着，先生。我认真考虑了你昨天说的话。为了这事我彻夜未眠。你说得对。我必须尽快离开。”

“我亲爱的孩子。”我说。

“你讲的有关安妮的话是对的。我留下来只会给她添麻烦。她——她太好了，不该受委屈。我明白了，我必须走。其实，我已经让她受了很多苦。愿上帝保佑我。”

“我想你已经别无选择了。”我说，“我知道做这个决定很艰难，但请你相信我，到头来，这是最好的选择。”

我看得出来，他肯定认为，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所以说起这种事来很轻松。

“你会照顾安妮吗？她需要朋友。”

“你放心吧，我会尽力的。”

“谢谢你，先生，”他握紧我的手，“你是个好人，牧师。今晚我去见她，向她道别，然后收拾行李，明天就走。拖延痛苦没什么好处。谢谢你让我在小屋里作画。很遗憾没能完成克莱蒙特太太的画像。”

“别为那事操心，我亲爱的孩子。再见，愿上帝保佑你。”

他走后，我努力静下心来准备布道词，但满脑子都是劳伦斯和安妮·普罗瑟罗的事。

我喝了一杯没加奶的红茶，冷的，难喝极了。五点半，电话铃响了。是通知我低地农场的阿博特先生快死了，叫我马上过去。

我随即给教堂旧翼挂了个电话，因为低地农场离这儿有两英里远，六点一刻我赶不回来了。我一直没学会骑自行车。

但是，我从电话里得知，普罗瑟罗上校刚刚开车出去了。我只得出发，并交代玛丽，万一有人来找我，就说我被叫走了，但我会尽量在六点半或稍晚的时候赶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