验尸于那天（星期六）下午两点在蓝野猪旅店举行。不用我说，这令当地人兴奋不已。圣玛丽米德至少有十五年没发生过凶杀案了。特别是普罗瑟罗上校这样的人在牧师寓所的书房里遇害，更是在村民中引发了巨大的轰动。

各种各样的议论飘进我耳朵里，其实我并不愿听。

“牧师来了。脸色很苍白，不是吗？他可能也动手了，毕竟是在牧师寓所干的。”“你怎么能这么说呢，玛丽·亚当斯？他当时正在看望亨利·阿博特。”“哦！但他们说他和上校争吵了。玛丽·希尔来了。你瞧她那样，摆出一副臭架子，不就是给牧师家做帮工吗。嘘，验尸官来了。”

验尸官是邻镇马奇贝纳姆的罗伯茨医生。他清了清喉咙，调整了一下眼镜，看上去神气十足。

将所有的证据重述一遍只会令人厌烦。劳伦斯·雷丁证明是他发现的尸体，并确认手枪是他的。据他所说，案发前两天，也就是星期二，他见过这支手枪。枪放在小屋的架子上，而且他的房门通常是不上锁的。

普罗瑟罗太太作证说，她最后一次见到她丈夫大约是六点差一刻，他们在村里的街上分开的时候。她答应稍后去牧师寓所找他。大约六点过一刻的时候，她取道后面那条小路，穿过花园门，来到牧师寓所。她没听到书房里有说话声，以为房间里空无一人，但她丈夫有可能坐在写字台前，如果是那样的话，她看不到他。据她所知，他的健康和精神状况都和往常一样。她没听说有哪个仇人对他如此怀恨在心。

接下来是我作证，我述说了我和普罗瑟罗约好了要会面，但我被电话叫到阿博特家。此外，我又描述了如何发现尸体，以及叫来海多克医生的经过。

“克莱蒙特先生，有多少人知道普罗瑟罗上校那天晚上要去见你？”

“我猜有许多人。我妻子知道，还有我侄子，那天早上我在村子里碰见普罗瑟罗上校时，他自己也提到了这件事。我想，有几个人可能听到了他的话，因为他有点儿聋，说话的时候嗓门很大。”

“这么说众所周知了？任何人都有可能知道？”

我表示同意。

海多克接着作证。他是一个重要证人。他详细且专业地描述了尸体的外形和具体的受伤部位。他判断死者是在写便条时被枪杀的。他把死亡时间定在六点二十分到六点半之间——肯定不会晚于六点三十五分，那是最晚的时间。对于这一点，他非常肯定，并加以强调。不可能是自杀，那个伤口不可能是自己造成的。

斯莱克警督的证词谨慎而且简短，他讲述了自己接到通知的经过，以及案发现场的环境。他出示了那封没有写完的信，让大家注意一下信上注明的时间——六点二十分，还展示了那只时钟。他推定死亡时间为六点二十二分。警方没有泄露任何消息。后来，安妮·普罗瑟罗告诉我，她被告知要把去牧师寓所的时间稍稍提前，早于六点二十分。

下一位证人是我们的女佣玛丽，她作证时说的话多少有点儿尖刻。她没有听到什么，也不想听到什么。来看望牧师的先生们通常是不会被枪杀的。他们不会。她有自己的工作要照管。普罗瑟罗上校是正好六点一刻到的。不，她没有看钟。把他领进书房后，她听到了教堂的钟声。她没有听到任何枪声。如果有枪声的话，她肯定能听到。当然了，她知道，既然这位先生遭人枪杀，一定有枪声——但仅此而已。她没听到。

验尸官没有继续就此追问。我发现，他和梅尔切特上校配合默契。

莱斯特朗兹太太也被传唤来作证，但法庭出具了一份由海多克医生签名的诊断书，证明她因病无法到场。

就剩下最后一个证人了，那是一个走起路来颤巍巍的老太婆。借用斯莱克的说法，她是为劳伦斯·雷丁“料理家务”的。

法庭向阿彻老太太出示了手枪，她认出这就是在雷丁先生的客厅里见到的那把手枪。“他就把它搁在书柜上，随处乱放。”她最后一次看到这支枪就在案发当天。是的——回答进一步提问时，她说——她确信星期四午餐时枪还在那里。她是一点差一刻离开的。

我记得警督对我说的话，因此不由得有些惊讶。当他询问她时，她说得含混不清，但现在她的语气却十分肯定。

验尸官用一种平静的方式总结了案情，但语气极为坚定，几乎立刻做出了结论：

谋杀由一个或多个尚未查明的人所为。

离开房间时，我看到外面有一小群年轻人，他们个个容光焕发，目光警惕，打扮有几分相似之处。其中有几个人看着脸熟，过去这几天他们老在牧师寓所附近出没。为了脱身，我又一头扎回蓝野猪旅店，幸好碰到了考古学家斯通博士。于是，我顾不上礼节，一把抓住了他。

“有记者。”我言简意赅地说，“你能帮我甩掉他们吗？”

“哦，当然可以，克莱蒙特先生。跟我上楼吧。”

他领着我爬上狭窄的楼梯，走进他的客厅，克拉姆小姐正坐在那里熟练地敲击键盘，打字机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声。她眉开眼笑地和我打招呼，对我表示欢迎，也趁此机会停下手头的工作。

“太糟糕了，不是吗？”她说，“我是说，不知道是谁干的。不是说我对这次审讯感到失望。我的意思是，太平淡了。从头到尾一点儿也不刺激。”

“这么说，当时你也在场，克拉姆小姐？”

“我当然在那儿。想不到你竟然没有看见我。你没有看见我吗？我有点儿伤心。是的，我确实很伤心。一个男人，即便他是牧师，脑袋上也应该长眼睛啊。”

“你也在场吗？”我问斯通博士，试图摆脱这种戏谑的揶揄。克拉姆小姐这样的姑娘总是让我很尴尬。

“没有，恐怕我对这种事情的兴趣不大。我是一个沉溺在自己爱好里的人。”

“那一定是非常有趣的爱好吧。”我说。

“也许你对此有所了解？”

我不得不坦白，我对此几乎一无所知。

斯通博士不是那种会因为我承认无知而被吓倒的人。他的反应就像我说我唯一的消遣活动是挖掘古墓一样。他热情洋溢、滔滔不绝地讲开了。长形墓、圆形墓、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史前石墓和环状列石，话语如激流般从他的口中喷发出来。我只能不住地点头，装出懂行的样子——我这么说也许过分乐观了。斯通博士说得很热闹。他是个小个子男人，圆脑壳，秃顶，圆脸。脸蛋红扑扑的，瓶底厚的镜片后面那双眼睛对着你微笑。我从来没见过这种得不到什么鼓励却依旧热情四溢的人。他谈到每一个赞成或反对他所钟爱的那个理论的论点，对了，我简直听得云里雾里的。

他详细讲述了他与普罗瑟罗上校的意见分歧。

“固执己见的粗人，”他愤愤地说，“是啊，是啊，我知道他死了，不该说死人的坏话。但是死亡并不能改变事实。用固执己见的粗人来形容他再恰当不过了。读过几本书，就自以为是权威了——反对一个终生研究这个课题的人。克莱蒙特先生，我把一生都献给了这份工作。我的一生——”

他激动得口沫四溅。格拉迪斯·克拉姆用一句简单扼要的话将他拉回到现实中。

“你再不注意就要误了火车了。”她说。

“哦！”小个子话讲到一半不讲了，只见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只表，“哎呀！只差一刻钟了？不可能。”

“你一说起话来就忘记时间。如果没有我照顾你，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

“完全正确，亲爱的，完全正确，”他亲切地拍了拍她的肩膀，“这是一个好姑娘，克莱蒙特先生，她从不会忘记任何事。我非常幸运能够找到她。”

“哦！继续说，斯通博士，”那位女士说，“你把我宠坏了，真是这样。”

我不禁觉得自己应该切实地支持一下第二种观点——这种观点预见斯通博士和克拉姆小姐将最终结成合法夫妻。我想，克拉姆小姐有她自己的方式，是个相当聪明的姑娘。

“你们最好动身吧。”克拉姆小姐说。

“好，好，我这就走。”

他消失在隔壁的房间里，出来时，手里拎着一个箱子。

“你要走了？”我有些惊讶地问。

“去城里待一两天。”他解释说，“明天去看我的老母亲，星期一还要找律师办点儿事。星期二就回来。对了，我想，普罗瑟罗上校的死不会影响我们的安排。我是指古墓的事。普罗瑟罗太太不会反对我们继续工作吧？”

“不会吧。”

他说话时，我在想，谁又将掌管教堂旧翼呢？普罗瑟罗可能会把它留给莱蒂斯。我预感普罗瑟罗遗嘱的内容会非常有趣。

“一个人死了会给家里人造成很大的麻烦，”克拉姆小姐略带阴郁地说，“简直不相信有时候会出现那么邪恶的灵魂。”

“哦，我真得走了。”斯通博士徒劳地想要控制住皮箱、一张大毯子，外加一把笨重的雨伞。我伸手相助。他拒绝了。

“不用麻烦你了，不用麻烦你了。我自己能行。楼下肯定有人的。”

但是，楼下连一个擦靴子的仆役的影子都没有。我怀疑记者们正在花钱款待他们。时间不等人，我们忙向火车站走去，斯通博士提着箱子，我抱着毯子和雨伞。

我们急匆匆向前走时，斯通博士还气喘吁吁地说：

“你真是个大好人……本来不想……麻烦你……希望我们不会误了……火车……格拉迪斯是个好姑娘……真的是个好姑娘……性格温柔……恐怕在家里不太开心……绝对的……有一颗童心……童心。我向你保证，尽管……我们年龄悬殊……却有很多共同点……”

正当我们拐弯向车站走去时，一眼瞥见了劳伦斯·雷丁的小屋。它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周围没有别的房子。我观察到两个穿着时髦的年轻人站在门前的台阶上，还有两个人向窗内窥视。这一天可够记者们忙的了。

“雷丁这个小伙子不错。”我说了一句，试探我的同伴会怎么反应。

这个时候，他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连说话都成问题。但他还是气喘吁吁地说了一个词，我一时没听懂。

“危险。”当让他再重复一遍时，他喘着粗气说。

“危险？”

“非常危险。天真的姑娘们……不会蠢到……上这种人的当吧……总是跟女人混在一起……不好。”

从这些话中，我推断，村里唯一的年轻人没有逃过漂亮的格拉迪斯的眼睛。

“天哪！”斯通博士喊道，“火车！”

这时，我们已经快到火车站了，于是赶忙飞奔过去。从伦敦开来的火车停在站台上，开往伦敦方向的火车正在进站。

在售票处门口，我们撞到一个衣着讲究的年轻人，我认出他就是马普尔小姐的外甥，刚下火车。我觉得这个年轻人不喜欢被人撞到。他以自己的平衡能力和超然物外的派头而自豪，毋庸置疑，粗俗的身体接触有损于这种仪态。他向后打了一个趔趄。我连忙道歉，然后从他身边走了过去。斯通博士爬上火车，我把他的行李递给他，这时，火车颇不情愿地颠簸了一下，启动了。

我向他挥了挥手，然后转身离开。雷蒙德·韦斯特已经走了，但我们当地一个药剂师刚好要去村子里。村里人叫他“智天使”，对于这个绰号，他欣然接受了。于是，我和他并肩而行。

“好险哪！”他说，“对了，案件审理得怎么样，克莱蒙特先生？”

我把裁决结果告诉了他。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我想也是这样。斯通博士要去哪儿？”

我把他告诉我的话重复了一遍。

“没误了火车，真幸运。搞不清这条铁路上会发生什么。我告诉你，克莱蒙特先生，真是奇耻大辱。可耻，我说。我来这儿坐的那趟火车晚了十分钟。而且，星期六谈不上有什么车。星期三——不，星期四，对，是星期四——我记得就是谋杀案发生的那天，我本打算给铁路公司写一封措辞强硬的投诉信，结果发生了谋杀案，我就把这事给忘了。是的，上星期四。我参加了药学协会的一个会议。你知道六点五十分那趟车晚了多长时间？半个小时。整整半个小时！你怎么看这件事？晚到十分钟，我不介意。可是，如果火车七点二十分还不进站，七点半以前就别想回家了。我想说的是，为什么要把这班火车定在六点五十分呢？”

“确实如此。”我急于摆脱他这番独白，这时，恰好看到劳伦斯·雷丁从马路对面向我们走过来。于是我以有话要和雷丁说为借口，走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