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诸神也无法改变过去。”

——希腊谚语

经历了所有这些有意思的事儿，在清澈的奥巴里哈河赐予了我们快乐的节日后，对一个老早以前的故事作一番回忆，便再合适不过了。它淡淡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为了弄明白和搞清楚我们生活在哪里，我们都知道什么，为什么要追踪我已经讲过和还要讲的，需要花点时间，回忆一下往事。弟弟生命垂危。他受尽了痛苦，开始失去活下去的勇气和耐力。他打算自杀，准备好了子弹，给枪装上了弹药，只等一个时机。

我们感到不妙，退出了枪里的子弹，把它藏到了顶楼。麻醉剂，只有让病人变得傻傻的昏昏沉沉的麻醉剂能使他稍微摆脱些痛苦。可是在上帝保佑的楚什镇里到哪去找麻醉剂呢？夜里，在狗叫、鼾声的折磨中，他就像在摆脱篱笆的钉子，正在将自己从醉鬼无赖汉和顽皮的年轻人中解脱出来。医疗站的护士小心地拿着注射器悄悄地进了弟弟的屋子。

她喘了口气，大胆地朝我和弟弟笑了笑，打开了装着棉球和注射器的铁盒，让病人脱掉衣服给他打了“一小针”。

护士因为罪过，努力地又笑了一下，祝病人晚安，便消失在黑暗的走道里了。这些篱笆和棚子走道户户相邻，院院相连。随着楚什镇里的狗叫声渐渐远去，听不见了，最终完全安静下来，我们也安下心来，轻松地呼吸着。护士平安回到了镇里的医疗站，它设在三十年代式样的木房子里。

然而这样的光景不长。夏天时，一群流浪汉从海洋上聚集到了楚什，为的是有麻醉剂的注射器和去犯罪。光棍儿、流浪汉，也是惊险故事的主角阿基姆，臂弯上夹着斧子送护士到医院，因为忙碌和弟弟的病，故事差点就和她没有关系了。

时光流逝。“一小针”的作用越来越小，护士的笑也越来越有罪恶感。夜里、坏天气时，她仍旧不顾个人安危按时前来完成已经几乎没有意义的工作。于是我打算去找邻近城市的朋友，他妻子在区卫生科工作，或许能搞到需要的药。

我没有马上走。

当时正是仲夏。在杜金卡就挤满了诺里尔斯克工人的那些白色的内燃机船从楚什疾驰而过。北方的大款们休假去了。

终于有天夜里，一艘船在楚什靠了岸。我找到了当班的驾驶员，他穿着奶油色的漂亮衬衫，戴着制服帽。我向他说了我必须得走，求他随便给个什么位置，“哪怕是在甲板上”。

驾驶员听到说甲板上的位置后，甚至哈哈大笑起来。这是以前人们的心理——现如今没人坐甲板、木柴、麻袋和四等舱出行，这等舱早就没有了。

我明白自己让原始的本能客套搞砸了一切，便使用了希望渺茫的极端手段，掏出了一张薄薄的、淡褐色的证，它粘在硬皮笔记本下面。

用指甲揭下证件后，字母“苏联作家协会”在它的硬皮上阴暗地闪着光，里面则是湿乎乎的烟草斑迹。当时我真的不吸烟，但是烟草到处可见，嗬，传染啊！驾驶员怀疑地看着这个证，然后更加怀疑地打量着我，说：平生第一次拿着这样的证和见到活着的作家。我由于这番关注开始有些发窘，然后精神了起来。对于我个人写过什么的问题，说了两部最近在西伯利亚出版的书。驾驶员承认说没有读过我的书，也从来没有读过航海的书，但是从收音机里听过一些。这些苦役地的人们亘古以来便充满了警惕性。驾驶员以防万一又问了我，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阿斯塔菲耶夫是否是我的亲属，他在“卡林尼柯夫”号轮船上做机械师。我说，是亲属，他是我叔叔的儿子，绰号“四十”，战争中被杀害了。

又解释说，想给“卡林尼柯夫”号发封电报，可是镇里的电报机坏了，前来修理电报机的修理工们突然间不由自主地都喝多了。

驾驶员陷入了沉思。他在解决某个难题，还得快点解决掉。停泊在青色码头上的轮船已经开始松开缆绳了。

“我们有一个座儿，可是……”

我取消了对他的第一个要求。我完全可以不占座位，在甲板上站一下……

“您把自己看成什么了啊！”驾驶员喘了口气，说：“好吧，那就一个旅客坐双人舱吧。交了钱就走。多舒服，大款！我们给他付差价。您可别说出去啊……”

驾驶员带我到收款窗口，又去叫醒了女售票员。

我警觉地听着下面机器的轰鸣，船长桥楼里传来的认真低沉的各种指令，紧张地盯着使轮船和码头隔得越来越宽的那道缝……

离城市已经不远了的时候我醒了，我得在那里上岸。阳光透过百叶木窗，淡淡地洒下一片斑驳。

舱门边有位健壮却身体苍白的男人，穿着白色的毛织短裤，腰上接头处有点泛黑，在认真地做操。

“早上好！”他背对着我精神十足地高声说道。我没有马上明白他是从门上的镜子里看到的我。

“本想吵一架的，可是……是个不吸烟的旅客，还是个作家……”

他精神十足地说着这些话，一边做着运动，丝毫也不气喘。看，又开始身体前倾，把微翘的臀部甩给了我，甜腻的毛料短裤紧紧地绷着他的“阳物”。我不知道为什么忍无可忍地想照着做体操人的“屁股”踹一脚。

舱主仔细地洗漱了好长时间，又用更长的时间擦干玫红色的毛巾，在镜子前照来照去，自我欣赏，活动自己的肌肉，一边用手掰开嘴，好像觉得牙有什么毛病或者是已经习惯了作怪相。他从桌子下掏出瓶白兰地，一个大酒杯，像只鹅蛋，向里面倒入了琥珀色的液体，然后捧起一杯，喝了几小口，漫不经心地将几瓣橘色的橙子扔进了嘴里。

我看着，感到奇怪。这个人可真的是在哪有了文化，我们呢，也是些一副土头土脸混进知识分子行列的人，这样合适吗？应该文明地大吃大喝，否则就太荒唐了！我们不会打造雅致，不会纵酒作乐中无拘无束的随意。人们那特有的精致的教养，甚至就像对过度生活和安康的厌倦。

我的好友们每逢首都的喜庆日都会聚拢在饭店的单间。抽着烟，嚷嚷着，用唯一的茶缸子轮流喝酒，有人机灵地从卫生间拿来涮杯盆。人们麻木地大口喝着昂贵的白兰地，狼吞虎咽地吃着橙子，有时洗都不洗，没有时间，因为得大声地嚷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嚷嚷它对祖国文学总的危害影响，也包括对我们自己。因此，不会有人发觉也不会有人记得喝了多少，夜里是向谁花了多少钱买的，是就着什么水果喝的。

早晨，胆大的机灵鬼会去讨好女服务员，把十卢布的纸币塞给她，因为弄脏了房间，砸碎了最后一个酒杯，后背撞掉了墙上的挂画。

舱主不慌不忙地开始穿衣。新袜子、新衬衫、新的灰色毛料裤，上面带着白得像肠虫的吊带。穿上这些，就是啪的吐一口痰嘛，可是他拖拉着，享受了半个小时。用鞋刷刷完鞋，纯褐色甚至于淡红色的鞋，他刮去鬓角稀疏的汗毛，拍打了下肉色秃顶上的细毛。我懂了，这才是他今天生活中担心的主要事情。

他一边做着这些，一边呷着白兰地，还不住地絮叨着，随口说出了在和五金部旅行团“出国航行”，以及局里的四个战友正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等着他呢。当提到了在“灯光”（小型的“叶尼塞河灯光”饭店）的相遇后，他已经过些天就去巴黎了。“巴黎的美女啊，哎哎哎！”

“没去过巴黎吗？可……惜啊！不想来口白兰地吗？……”

“我喝家酿酒。”

“您咋这么凶啊？懂了，不走运；懂了，太累了。您真的是作家吗？对不起，外表看起来……”

“您知道，我遇到的所有的作家啊，他们全都不太像的……”

“哈，哈，哈，哈！我看重机智！……”

“哪有什么机智可言？”

这个男青年，他很敏感，善于避开预感到的不妙。他换了一种推心置腹的亲近语调，说：

“读过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第一圈》吗？”

“没有，没读过。”

“您说什么啊？！”他不相信地说。“您是行得通的啊。”

“不，行不通。”

“当真，哼……”

“钻被窝里偷偷地读，和老婆咬耳朵批评当局，在兜里攥拳，我觉得对于自己这个退伍军人和俄罗斯作家来说是种侮辱。因此，我不用什么‘当真，哼……’，甚至不听夜台（收音机）。”

“也没有用啊！瞧着吧，但愿有个新样儿啊！如此看来，人家说文学落后了也不是白说了……”

“落后于生活？”

“就算是吧！”

“生活的秘诀就在这里，小伙子，它，就像是霍乱，起初是落在后面的，但肯定会赶超上去的…………”

“巴黎人”厌烦了，我转身张望着窗外。整个冬天，我们带来着新的生命，“巴黎人”悄悄地偷走妻子的两三份计件工资，把钱存入储蓄所。他在留言里奉承上级，赖掉了给瘦弱的北方弱视男孩的极地补助，那个孩子因此没有了自己的脂肪和维生素。色鬼冬天时一粒粒地啄食，好打造自己“奢侈的生活”。

于是就打造好了！一把糖块不经意撒满了桌子，小橙子星星般地裂开着，“花早已干枯，失掉了芳香”[1]，他闲躺着，抠抠这儿挖挖那儿的镀金小玩意儿闪着光芒，瓶子口用痛苦的塞子塞住了，以防酒香外泄。

酒杯没有立起，侧倒着。酒杯里的白兰地像生鸡蛋一样，不能舔着喝，不能大口地喝，只能吸吮。我真想呕吐，这个苏维埃的小老爷大概还好，习惯了。嗬，我们国家的成就多么的大啊！嗬，我们升到了多么高的才智巅峰啊！

这个失去自我、缺乏我们文明造就的人，曾是或者还是个可爱的人，曾几何时行进在少先队员的行列中，齐声高唱：“我们是少年先锋队员，全都是工农的孩子！……”然后吃着土豆，吃着胡萝卜，得到了技术学院的奖学金。他疲惫的、不言不语的母亲或者带着孩子、被男人抛弃的姊妹则在某个科斯特罗马或者阿尔汉格尔斯克破败的乡村，不然就是在叫做扎托诺耶工人新村边上度日或者过上一辈子。她们活着就是为了连最小的孩子也要成才，使他“成人”。

这些人已经不去送葬，无论步行还是开车。知识分子会在“圣母”圣像前燃起永恒的蜡烛，它们是从故乡带来的。他会在妻子同意下喝醉，会听录制的教堂音乐，轻易不往衬衫上落泪。躺下入睡时，忧郁地呜咽：“唉，唉，唉，生活，狗日的诺里尔斯克冒烟的烟囱……妈妈乞求安魂祈祷，可是哪有教堂呢？在这永远死去的冻土上吗？……”

“或者不管是谁落后于谁，那也总有得可追。这样，社会才不会衰败。您也听说了吧：兔子没人追的话，会死绝的。”舱主继续了充满理性的谈话，他兀自做了些准备，进行了某种自我治疗。

“令人震惊的发现。或许不是最好的，但整个理性时代最狡猾的文学因为简单的原因什么都不想赶超，就怕露出原形。”

“您是辩证法学家吗？”

“别提那个啦！我的辩证法真的不是黑格尔式的，我是通过亲爱的父亲和导师的讲话领悟了辩证法的。瞧，在这儿，”我用脚后跟踏了下船舱地板，说，“小伙子，在家乡河岸和实践中，实现了他的召唤：‘干部决定一切！’小伙子，您看看，不是人民，不是个人，而是干……部！总是哪里哪里的，可这个辩证法就是在你们的太阳城得到了最灿烂的实现……”

男青年面色黯淡起来，脸上的红晕一下子褪掉了。他烦躁起来，手插进衣兜里拍打起自己，又瞪大了眼睛好像要找什么东西。这个人真能堵我们还没堵完的碉堡口！这个人真能捍卫朋友，捍卫邻居！这个人真能改变世界啊！

我的邻居又出现了，充满了活力、友善，就像被叶尼塞河风剥掉了层皮。他从枕头下面掏出了一个小的电影摄影机，有个机枪似的小孔，朝着开着的窗户嗡嗡了一阵。因为没有人说话便窘迫地提议到饭厅去：“那有饭菜，确实……”我回答说没有去饭厅的钱，我会挺到目的地码头的，那里我朋友有自家菜园，有不花钱的土豆。

“好吧，这点钱都没有。真是的，听说肖洛霍夫有几百万啊！”

“小伙子，您的消息不准啊！有几百万，这是那些侦探小说家啊，譬如，瓦西里·阿尔达马特斯基。”

“阿尔达马特斯基？阿尔达马特斯基？他写了什么？”

“《阿巴依之路》。”

“啊，啊！是呀，是翻译的小说。按说我是喜欢外国文学的，比如，法国的。没事玩玩文字。Кесь-кесю,месье?[2]”他露出了刷得干干净净的牙齿，说道。

“就像布杰尔维里先生唱的是咱家乡的《松明》[3]歌，彼季帕[4]去指挥的就是特列帕克曲[5]！……”

“这是沃兹涅辛斯基写的吗？”

“您是怎么猜出来的？”

“强烈的节奏。还有激情！激情！”

“是啊，他在咱们国家当真论得上有节奏。叶夫图申科也是节奏行家嘛！总是撕扯开胸前的衬衫！衬衫可是别人的啊，真的，是个壮小伙子。”

“你们认识？”

“上帝不给机会啊。”

尽管做体操可还是胖乎乎的小伙子向甲板蹿去，他腿快地带着一群女孩和弄得嗡嗡响的电影摄影机跑过了窗口，边跑边把手伸进窗户抓了瓶酒和两个橙子。甲板上传来了喊叫声、叽叽喳喳的说话声，甚至鼓掌声。

我的邻居被白兰地和玩乐弄累了后回到了船舱，躺在枕头上半眯起眼睛。我的床铺已经收拾好了，女服务员这会儿却好长时间找不到我根本没用过的毛巾。卷成一卷的床单搭在沙发背上。女服务员一边忙着，找着毛巾，一边不时地充满了怀疑地看看我。我想起认识的一个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作家从四层跌到楼梯平台上，屁股撞碎了木条凳。他自己甚至都没有划痕，侧面口袋里的一瓶白兰地也完好无损。他的第一个念头非常接地气，令人吃惊的简单：“真是的，还得赔偿凳子……”

我的思绪也是在围着毛巾打转，甚至想要赔上多四倍的钱，好不让好心肠的驾驶员挨训：“瞧，你弄了个什么家伙到舱里啊！”那个到巴黎-阿达马诺夫（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下面的一个码头，旁边是少先队夏令营里的诺里尔斯克的孩子们，他们受到了某种核污染，娇生惯养，北方的那些“巴黎人”在养足精神，积蓄着力量）前都是我的邻居，我的到达阿达马诺夫前的“巴黎人”会问：“黑利[6]，厄普代克[7]会偷毛巾吗？”

一个小姑娘像只白胸脯的小燕子一样有一两次跑过窗前，头发被风吹得飘了起来。她晃动着扬起的头，欢快地哈哈笑着。每次她闪过窗前时，我邻居的眼皮都会抖动，苍白虚弱的鼻翼也像野兽似的向里翕动着。

是……呀，我强烈地破坏了诺里尔斯克知识分子们文明的休假，强烈地！

“听着，小伙子！这个岬角后是个岛，后面还有一个岛，然后在河岔子拐弯，我和您就会在那告别，请原谅带给您的不便。但作为您问了我那么多问题的交换，我想问您个问题。您总是和我讲诺里尔斯克的奢侈生活，讲玫瑰园、游泳池、薪水、水运和空运的水果，甚至法国的卫生纸，上面还有色情画，可是没有一句话讲到这座城市，就是它的历史……”

男青年眼都没睁，仍然躺在那喘着气，耸了耸肩膀，说：“它难道有历史吗？”

说完了！再没别的话了。有个结过婚的城市诺里尔斯克，也就是加拿大的特鲁多[8]总理在市民政局登记结了婚，应该由着他的性子。应该向特鲁多乞讨小面包，就用黄金换吧。这可不是苏联农庄庄员给您的，可以什么都向农庄庄员，却什么都不用给他们。特鲁多看到了有许多喷泉、宫殿和纪念碑的城市，艰难却有着高薪生活的城市，现代交通工具抛弃了数以百计的村庄和叶尼塞河流域破败的老旧小城，载着至极的美味和时尚向其飞驰。但是也有他不想说也不愿想的城市，那里信息爆炸，先进社会的现代建设者看不起文学，因为它“满后于生活”。这种生活里的人们才真的是空谈、做决定、鼓掌、跳舞、喝酒和歌唱大大地多于写作。

就是，就是的。但是这个现代生活和光辉未来的创造者“读完了”中小学，在技术学院里也“考试通过了”我们过去的辉煌的文学。对于舒适的生活所需要的一切他都读完了，得到了。

他城市的历史让他感到难堪，没法忍受。可能会头痛城市的历史，你会因此开始沉思。可是这个色鬼并不想沉思什么。为什么呢？他在等待美女小燕子飞进船舱，我却在纠结“历史”。

啊，纠结于哪门子的历史呀！

我们弟兄三人、爸爸和姓维索京的流刑移民在叶尼塞河上捕过鱼，旁边是杰米扬诺夫-克柳齐镇，它在伊加尔卡市上游五十俄里。仲夏过后，我们很快就被偷了。在泰加，三十年代初在扎波利亚里耶架设线路的邮电通信人员建成的小木舍，甚至都没有上锁的门栓，因为没有歹徒，可是却被偷了。

从偷走的都是食物、带子弹的枪和衣物来看，很容易明白，是诺里尔斯克人偷的。当时把“诺里尔斯克人”叫做冻原[9]来的逃犯，他们在那儿建了座陌生的很少有人知道名字的城市“诺里尔斯克”。建设者铺设了最北的铁路——从杜金卡到未来的城市。这条路立刻就出现在了所有的地图上。各所中小学的老师和学生都高兴地用手指戳着它，激动地谈论着它，就好像是他们自己建设了它。不知道也不再想知道更多的了。

从春天到深秋川流不息的驳船队向北方运载着各种设备、机器、伙食和生鲜商品。“囚犯”一词是后来才有的，当时委婉地把他们叫做特殊移民、特种兵、被招募的、被押送的人，以及一些花哨的、神秘的称呼。囚犯散关在轮船和驳船的底舱里。北方的叶尼塞河，风暴强猛，巨浪滔天，但是有押解员。胆小鬼和下流鬼不敢打开船舱，卸船上岸后轻松高兴得就像到了天堂，到了享福的新大陆。

北方流传着一个比一个可怕的传言，但是那会儿的时代真的是像说的那样：“不要相信您的眼睛，要相信我们的良心”，人们怀着孩童般的信任听着它们。

但是没有无火的烟，也没有无烟的火！跟着诺里尔斯克人的传说，慢慢地就出现了诺里尔斯克人。他们起初只是在叶尼塞河畔公开现身，衣衫褴褛、胡子拉碴的，被蚊子叮咬，满身疮痂，感冒咳嗽着，饿得两眼塌陷。

他们顽强地、坚忍不拔地沿着河畔向上游走啊，走啊，在泰加弄到什么就吃什么，也靠渔民、猎人和路人的施舍充饥。他们绕过了一座座城市和一个个大乡镇，躲开了强盗、偷窃和抢劫。古人还守着条没写下来的西伯利亚规矩：“不问逃犯和流浪汉的来头，只给饭吃。”

三七年时，英明的惩戒营领导实施了条措施：逮住和交出诺里尔斯克逃犯，奖赏一百卢布奖金或者赏金，它们因此被隐晦地称为犹大的银币。

特殊移民、本地矿工，最主要的是那些老古董都没有被腐臭的鱼饵“钩住”，他们在泰加的林中隘谷、在流放地和监狱里领悟了一条条的规矩，它们严酷、很少被捍卫却是命定的地球规矩。可是那些招募来的家伙、贪财鬼，已经接受各种贿赂的腐化分子，还有纯朴的北方各个民族——多尔甘人、恩加纳桑人、谢尔库普人、凯特人和埃文基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便开始抓捕“人民的敌人”，把他们送到军队的各个哨位，它们都设在水很深的河口。

押解员和巡警因为烦闷、虱子和住在狼窝一样的地下土窑里，变得像野兽一样。他们凶狠地毒打抓住的人，将他们送回各个“工程段”，那里的快速法庭会因为逃跑一次加刑五年。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各位英雄则和异族野人酒鬼靠着飞来之财，直喝到流出绿色的鼻涕——廉价的酒，热情高涨、麻木的时代。

仲夏时节，沿着寂静的叶尼塞河驶来一只木筏，上面立着个十字架，像钉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一样，一个瘦弱、赤裸着身子的男子被用生锈的钉子钉在架上。他的胸前挂着一块小木板，板上用彩色铅笔写着：“寄生虫为了一百卢布献身，谁还想多要？”

这是个挑战。战斗开始了。从一个镇子到另一个镇子，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到处都是传言：“塔利尼奇诺内岛上的多尔甘人一家被杀光了。”“女孩被强暴，乳房被割。”“浮标看守人和妻子在房舍里被烧死。他进行了回击。”“诺里尔斯克的一群渔业工带着步枪甚至还有机枪去了伊加尔卡，包围了城市，眼看就要有事了。”

村村镇镇、渔业大队都武装起来，上好门锁，不让孩子们单独进林子，妇女们结伴去割草和采集野果。

传言，都是传言！我们的地球是在它上面，可是现在还不能太信它。

这就是我们在杰米扬诺夫-克柳齐镇的小木舍和收到的东西。里面发生的事在当地算是骇人听闻了。在波洛伊村的铁匠铺锻制了挂锁的门鼻子和闩门的门环，从店里买了把挂锁。于是泰加林区的小木舍已经不是简单的泰加式的了，它成了能藏人的密室。不过那把锁防备的不是林里的流窜犯，却是自己人……

夏末时像通常一样睡不好觉，我们有四个早晨都没精打采地起来下网捕鱼。大家冻得缩成一团地从小木舍里一个接一个地探身出来。天已经亮了，八月里稍纵即逝的黑夜才刚刚开始。初霜降临了，周围静止了一样。小木舍白色的台阶上落满了黄色的树叶，像一枚枚刷洗过的五戈比的硬币。松鸡在小木舍后的松林里欢快响亮地鸣叫着寻找雌鸡。最后一些受了冻的雪松果敲打着树干掉了下来，四周响起飞龙鸟忧虑的叫声，湖上传来潜水鸟群飞走的忧伤的呜咽声。

漫长秋日的第一道熹微，第一口冷气触碰了泰加，浸入到它的深处，我们的捕鱼活很快就结束了。

传来一声短促的吆喝，我想是爸爸在叫我了，便赶紧沿着小路下坡向河边走去，迎面看见了维索京和爸爸。看到他们时不知为啥并没有马上感到有什么不妙，刚刚睡醒还对他没什么感觉，也不害怕。爸爸和维索京应该在小船上，收拾船桨、钓竿、修补渔网的针、备用锚箱和所有要用的东西工具。显然是有人路过要来我们这儿，他们就回来了。维索京的圆脸不知为啥惊惶失措的。爸爸穿着雨衣，下摆扫到长满苔藓和青草的浅滩地上，留下了一条霜印。他忙乱的脚步缓慢地交替着，好像他没有动步，只是雨衣一翘一翘、冻僵了似的向前闪动。

爸爸盯着空地，一眼不眨地走了过去，一句话也没和我说。喝醉后，我父亲常常就是这样生气，不睬人。我甚至从小路上向后退了一下，让他过去。维索京和父亲身后跟着两个人。年轻的那个男人，麻脸上有好多抓伤，两眼明亮，挂着泪痕，一撮眉毛由于出血干成了硬块。他整个外表都破衣烂衫、脏兮兮的，抓伤的麻脸上明显地长满了小痘痘，让他一副凶残的样子。可是他长长的脖子，像孩童一样的无助，春草色的眼睛，滑稽的眉毛，结着乌黑疮痂的嘴唇上的飞沫——这一切都说明着他的随和，或许，甚至是这个人温柔的个性。

但就是这个人向前斜提着把单筒猎枪，扳动着扳机。他后面的男人，胡子乱蓬蓬的，脏得要死，像是澡堂擦澡的树皮擦子，早该扔了。他脚上包裹着破渔网烂布，啪嗒啪嗒地快步走着。眼睛眨闪了下，灰色的头发，凌乱不堪，受过枪击，蚊虫叮咬，沾着剩饭，多半是松子壳。他步履沉重，前倾着身快步上坡，可是快不起来，他已经疲惫不堪了。

我内心震颤了一下，立刻怔住了，心像铅锤一样掉底了：“诺里尔斯克人呀！”

我疑虑地打量着小路上一个接着一个走来的这帮人，走在最后面的米什卡·维索京莫名其妙地带着笑容。好奇怪。我细细地端详后，发现笑容是凝固的，米什卡脸上的一切：嘴唇、双眼、睫毛都僵硬不动。他在不由自主地拖着腿走，拖着自己走，自己却没有感觉，不知道是在走还是在飘。

我立刻感到自己也开始莫名地堆起笑容，可是动弹不了。大胡子走过我的时候，扭头挥了下手，随口喊道：

“喂，喂！小伙子，不要锁门！”他朝佩坚卡喊了起来，佩坚卡正在把锁插到门鼻子上。他怎么都插不进去。佩坚卡离开门，一手拿着锁，一手拿着钥匙，耷拉下脑袋。他好像觉得，假如他来得及锁上房舍，那是谁也钻不进去的。

维索京和父亲已经垂手站在台阶边。麻脸男子显然犯了什么事，不久前他还是个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年轻人，因此他那张粗糙得发黑的脸——鼻子、脑门和脸颊上，一点胡子荐也没有，脸刮得一片青白。他起身远远地对着屋门，枪的扳机特别的小，向后拨开着。是把过时的破枪，只要一扳枪机……

我开始害怕起来，吓得后来的事情都记不住也说不出来了。好像把我浸到水底，就地转得头晕目眩。佩坚卡这会儿手里把弄着锁头，喀嚓一声把锁头锁上，再拧动钥匙，把锁头打开。维索京按口令似的老实地站着，特别笨拙。米什卡仍旧满脸微笑，爸爸努力地想记起什么，譬如，喜爱的醉酒名言：“权贵穿皮靴，咱们穿毡鞋。”

大胡子男人一边用裹脚布的乱毛抹去我们的脚印，一边跳上白色的台阶，从佩坚卡手里抢过锁头，扔到了小木舍旁的碎劈柴上，上了冻的草刺把劈柴扎出了好些窟窿。佩坚卡向后打了个趔趄，眼看要从台阶上摔下来，维索京从后面一把托住，扶住了他。木舍的门大敞四开。我好想说：“要冷的呀。”木舍里待着客人。我们站在门边，没精打采地想的还是：“唉，屋里的热气要跑完了，得烧热啊！”我脑里琢磨着。大胡子男人出来站到台阶上，像普加乔夫[10]一样面对众人，他长得也有几分像普加乔夫。

“枪在哪？面包呢？”

“我们被偷了。枪都被扛走了。”爸爸清楚地、一字一顿地答道。

“面包还没来得及回去拿。”维索京接着爸爸的话说道。

“维索京在说什么？在说什么……要是他们爬上顶楼呢？我们的面包在那儿啊！他忘了吗？忘了吗？会被打死啊！”想要纠正长辈的错误，供出顶楼，但是我们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既然维索京这样说了，那他就是相信我们。

“面包都在桌子上。”维索京补充道。而桌子上只有我们剩下的半块面包，用桦树皮盖着。

大胡子打了个手势让大家跟他进到木舍里。我们进去了。规规矩矩的好像外人一样坐在板床上，上铺是男人们的，我们三个小孩在自己的铺上。木舍里有些暗，米什卡的笑容看不大清，渐渐地变成了抽搐。他的颚骨走形得越来越厉害，男孩的脸抽搐着伸向一边。我们坐着，闲得吧嗒着脚。佩坚卡两手扶着板床，样子像是准备随时跳起，冲出去做点什么。

“我们得捕鱼了。我们是工作的。”父亲不知为什么鼻音很重地开口道。“请说，你们需要什么？”

“太想抽烟了！”麻脸青年出现在门口，把上膛的枪靠在门框上。父亲把烟袋递给了他。

“您怎么？这么待自家的兄弟？……”他怪罪地摇着头。

大胡子已经折断了好几根火柴。

“狼才是兄弟！”他随着吐出的烟圈从胡子里咯出口痰。匆忙间搓卷的纸烟，湿湿的，在他的嘴里散开了，烟丝顺着胡子掉了出来。

跨坐在门槛上的青年也着急地抽着烟，但是他卷的烟太平实太紧。看到他的烟卷根本不能吸了，他便把它给了父亲，自己又卷了一支，然后把烟袋里的所有烟丝都倒进了口袋，不作声地把烟袋还给了父亲，手心里攥了盒火柴。

“还有马合烟吗？”

我们立刻一起抬起了头。大家头上爸爸床铺旁的墙上，用索环挂着一个白色的袋子，扎紧了口，里面就是火柴和马合烟。

“拿下来！”大胡子命令着佩坚卡。小伙子像黑水里浮出的茴鱼一样抓住白色的浮物，从钉子上猛地扯下了钓线绳。

麻脸青年看都不看地将装着烟的布袋扔进了自己的麻布袋里，他的破麻布袋里还有做好的曳索绳。

“脱鞋！”大胡子命令维索京。维索京窘迫地挪动着铺下的两只脚，上面穿着新胶鞋。

“您这是干什么呀，小伙子！我们是渔民呀……让我怎么……”

“脱鞋！”大胡子突然间挥手戳着维索京的胸。佩坚卡突然闪到一边喊叫起来：

“啊呀……呀呀呀！……”

大胡子的戳打好像打破了几分钟前束缚他自己的窘迫，他吹胡子龇牙，骂骂咧咧地在房间里折腾起来：开始乱扔我们的铺盖；钻到床铺下扒出干草碎片屑；扯下挂钩上佩坚卡的棉袄往身上穿，穿不上就揉成一团扔掉了；抓起床头上的裤子、衣服，飞快地穿在身上；站在地上破烂衣服堆里，急不可耐地一个个地挑试着，好让两只脏脚舒服起来，早点穿上温暖、干爽的鞋。

“给！”

维索京朝大胡子脚下扔去一只鞋，然后又扔了另一只。

“噎死你！”他看着维索京，充满着被激起的仇恨，大声地说。爸爸马上试图缓和这一愚蠢，他经受的生活和人的摧残远多于维索京。他温和地嘟哝着什么，开始帮我生炉子，为啥不生火呢，咱的炉子啊？！柴火像火药一样，桦树皮要多少有多少，它们烧得炉子呜呜地响了起来。两个诺里尔斯克人向它靠了过去。

“哼，裹脚布！”

维索京解开裹脚布留在铺上。这会儿，尽管他只是脱掉了鞋子，可是他光着的大脚让他看起来像是脱得精光，没鞋也没穿衣服。他赤着的两只大脚，瘦骨嶙峋的。顺着脚，淡蓝色的青筋斜露在脚面上，看着又凄凉又可怜。大胡子直接坐在木舍的地中间，咔咔地穿上了鞋。他起身试着踩了踩，像小孩子高兴得了新东西一样，跺了下脚，呲牙笑了。于是他的胡子里闪起道白光，他的牙很健康，没有坏牙，就是说在北方时间不长，还没得上坏血病。

“喂，行了吗？完了吧？再没啥拿的了。我们得去捕鱼了。”

“别吵吵，爷们，坐下！”麻脸青年拿起枪放在膝盖上，平静地命令维索京说：“让一个小伙子弄点鱼来，另一个弄点柴火，再一个把炉子烧旺。你自己好好坐着，别搅和事儿！我不是押解员，不会开枪警告的。”

“炉子烧着呢。别互相吓唬了，这里没有逃兵。”维索京吼了起来。

“哼，你个说客！”

“还是个勇士……该送他去诺里尔斯克，送井底去。”

傻瓜佩坚卡拿来了最好的油腻腻的小鲟鱼，它们埋在河岸上的桶里，大胡子却大发雷霆。

“这也叫鱼啊？！谁吃这种脏物！看，全身都是刺啊！”

“你忍忍吧！”他的同伴抬了下手。“爷们，没有狗鱼、鲶鱼吗？”

“这样的东西多得很！”

佩坚卡跑去拿来了腌的咸鲶鱼和尖嘴狗鱼，狗鱼有一块劈柴那么大，开了膛的肚子软塌塌地晃着。

“这才是好吃的烤鱼啊！”诺里尔斯克人满意地搓着手说。“习惯了。鱼有油吗？”

“有油，只有鱼肝油。”

“这更好了。已经开始出现蚊虫造成的失明了。我们落到了这步田地。”

“会有好着落的……”

他们好不容易等到了烤盘里的东西烤好了。吃着半生不熟的鱼，盐也没有都泡掉。他们在那里贪婪地吃着一块块鱼，小伙子把枪放在两膝中间，枪机扳起着。他俯身靠向桌子时，枪口就顶着他的下巴。我啊，不是我自己一个人，我们大家都等着，害怕突然间射出一枪，打飞小伙子的头和他还没咽下去的鱼。哼，那大胡子也活不成了。维索京一巴掌就能把他扪死。

炉子上的水烧开了。我们辛劳的桶式水壶，熏得黑黑的，水嘴管子欢快地喷着热气。

“来吧，来喝茶吧，事情已经这样了！”维索京说道。他穿上只破鞋，我们平时捕鱼后在屋里直到起风前都穿着它。维索京从钉子上取下茶缸子，在桌旁张罗着，好像没注意到身边的任何人。

“喂，挪一下，亲爱的客人！”

“要有美妙的伏特加配着佳肴多好啊！”吃得困倦无神的大胡子诺里尔斯克人闷声闷气地说。

“还得加上个婆娘呢！”我爸爸对这个可拿手了，他调皮地眯缝着眼睛接茬说道，然后毫不迟疑地倒了满满一茶缸子的茶。

“啊哈……哈哈……”诺里尔斯克人高兴起来，笑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可是粥还在响着吃奶的呼哧声，来的人便开始朝地上擤鼻涕、吐唾沫。

维索京皱起眉头，我们的木舍一向干干净净的。

“在波洛伊村。”爸爸朝窗外点了下头。诺里尔斯克人不解地盯着他。

“在波洛伊村又有婆娘，又有酒，我说如果朝后走，去后面的卡拉西诺，你们也找得到。”

“那儿还有村苏维埃、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你去吧，毒蛇！”大胡子诺里尔斯克人伸出根手指威胁了下爸爸。

“不在克拉西诺，不在波洛伊，在其他地方反正也会遇上的。”维索京愁眉苦脸地结束了自己的话。他已经平静下来，似乎无意地看了眼窗外。

“啥？”拿着枪的诺里尔斯克人喊了起来。“那里有啥？”

“嗯，啥也没有……”

“哼，狗日的……”两个诺里尔斯克人骂骂咧咧的，急忙出去了。

他们把没吃完的鱼往废铁锅里一扔，还有面包块，问哪里有盐，装满了一袋，然后命令我们两个小时不得走出木舍。“他们的同志们都在灌木丛里呢。”他们急忙上路了……

我们把诺里尔斯克人生满虱子的破烂衣服和鞋套扔进了火炉。烟囱里冒起了黑烟。大圆炉子和炉道冒着一股煤烟味。

佩坚卡在霜冻的草地上找到了锁和钥匙。我们锁好门向小船走去。维索京穿着破旧不堪的鞋，像是从脚上开始毛没拨光的山雀。男人们都不敢正视我们的眼睛，默默地把我们的船推下水。小船又快又轻，船舷和船底上的霜已经化得看不清了。装好桨叶，修整好桨叉。检查完是否东西都带了，夜里，我们都默不作声、互相谁也不看谁、慢慢地驶离岸边，沿河行驶而去。夜晚，充满了和解和某种疏离、冷淡，有着似乎远离水面的白茫茫的陆地。

亮天的时候，我们驶出去了很远。沿着深入到叶尼塞河的佩夏内岬角有两个人影，慢慢地远去。瞧，地平线上冒出了一只快艇或者小轮船，人影一动不动的，可马上就消失在沿岸的河柳里了。

……我们的小木舍门上有了一个打制的强力门钩。

漫长的九月的夜晚，周围一片漆黑，只有炉子不停歇地吭唷着，好像在轻松地爬山，小木舍的门颤动起来，门环里的铁门钩晃动了一下。

男人们的故事五花八门。维索京知道好多传说。刚好在给我们这些小家伙讲到可怕的、骇人听闻的事，我们吓得连核桃都不敢磕了。

大家一下子都朝门盯了过去。门对面是一个夏天烧黑了的铁炉子口，炉口闪着火光。于是不仅是门钩，就连那些黑黑的各种各样的裂缝也都看得很清楚。

门钩又轻轻地颤动起来，在门环里跳了一下，但是仍旧完好地钩在里面，没有从门环里跳出来。

“谁？”男人们小声地问道，一边从床头下操起斧头，小家伙们则抓起刀来。我们已经这样商量好了，如果诺里尔斯克人再闯来，男人们就站在门口两侧，我们蹲在地上，让他们进到黑暗的屋里，不管他们有多少人，都会剁成肉酱！

门后没人回答，也没动静了。

“谁？”维索京更大声地重复道，一边打手势示意我们不要大声地抽鼻子。当然，就是他不示意，我们也屏住了气。我、佩坚卡和米什卡可能因为屏住了胸口的呼吸，忍不住地想要咳嗽。咳嗽已经升到了嗓子眼儿了。

“请放我进去吧，好心肠的人啊！”门后有人轻声地说道，声音里听得出紧张和惊恐，充满了一颗无家可归的心灵永远的苦痛。

“你是谁？”

“我是逃跑的。”

“越来越不轻松了！”

烧焦的木头在炉子里滚动、散落，劈啪作响。木舍里光线昏暗，听得见外面的雨声，窗户上组合玻璃的啪嗒声。

“窗户！在朝我们窗户打枪！”

炉火又旺起来了，漏缝的炉门里开始跳动黄色的火苗，烟囱两侧满是燃烧的草茎。

“应该把炉子浇灭！”米什卡小声地说着，蹑手蹑脚走近茶饮，它放在炉边，散发出略苦的霉味，是典型的茶藨子灌木和金丝桃树根的味。父亲抓住去往炉子的米什卡，把他塞到了自己背后的黑暗处，好像无意地用斧子碰了下落叶松板墙，粗声地，也是恳求地说道：

“走吧！走！……”

“请让我进去吧，好心肠的人。我要死了。”逃犯的话说得一字一句，极其亲切，心平气和。他的声音里充满了痛苦，只有真的濒临死亡的人，或者伟大的演员才能领悟这种痛苦。或许逃犯就是个演员？天晓得，听说，在诺里尔斯克什么样的人都有。

“别开门！”三个孩子的嘴都冻木了，一起低声说吧。

可是谁会听孩子们的呢，特别是在这样极端的情况下！

“这儿已经来过外人了，都偷光了，抢走了。没什么好拿的了……”我爸爸出声了。我听出了他声音里的犹豫不决和缺乏自信。

“你们来这的！”维索京接着更不自信地问道。“你们是几个人？”

“一个人，我是一个人！”逃犯的声音听起来在下面某个地方，也没有马上听到。我们猜他从门把手往下出溜到了台阶板上，躺在门下面。“没抢……我不抢劫……我不趁火打劫……”声音中断了一下，“我在被世界和上帝拯救……”

“被世界拯……拯救，”维索京低声嘟哝起来，“我们现在知道，什么鬼世界啊！……”维索京或许以为他的声音很轻，只是嘟囔着。可是门后的那个怪人，都听见了，还想反驳什么，可是他突然间不住声地咳嗽起来，膝盖、鞋或许还有头都碰撞到门上。咳嗽变成了呼哧呼哧的、嘶哑的窒息声。逃犯尽力地调整好呼吸，以自信的嗓音在门外许诺起来：

“我……我……我不……”他咳了口痰，仍旧上气不接下气，但已经克服了哮喘，声音清楚地说道：“我不走，我上顶楼，我会等。没有别的办法……”

上顶楼！顶楼上有一袋面包，松子也散装在大桶里。干爽的屋顶，干爽的房梁，堆放着桦树皮，黄褐色的一片。木舍的小窗窄窄的，罪犯抵着门，进不来。我们这些小家伙可能……大人们，也……

逃犯没催我们，给我们时间考虑他的威胁，掂量掂量一切。维索京摇了下头，父亲挪到门前，摘下了门钩。维索京贴在门框后的墙上，举起了斧头。

此时，我的内心深处意识到了经常在书上见到的话：“几秒钟简直是无限之久……”爸爸从门环上摘下门钩时，我全身都紧张得耳边或者耳上面什么地方响起了尖细的叮当声，越来越响，越来越刺耳，我好像在不可抗拒地沉入深渊。父亲从门环上取下了门钩，像宝物一样悄声地把它放在门框上，突然使足了力气踢开门，然后藏到一边，也举起了一把黑暗中闪着光的斧头。

外面飘起寒冷的雨雾，不断地散发出湿润的松林和腐坏枯叶的气息。

门口没有人出现。空荡荡的院子悄无声息，静止了一样。只有不平静的泰加林连成一片，在风的吹拂下沙沙作响，一阵一阵地抽打着墙面。雨水从木房顶的小水道，淌到顺着木舍的土埂冲打出来的水槽，里面已经灌满了水。但是水流声，掺杂着森林的喧哗、连绵细雨冲刷树叶的沙沙声，水滴从房顶落下的敲打声，我们都习惯了，就像习惯了我们住的木舍里的寂静。它们并不妨碍我们听见和知道其他一切运动，甚至夜里最小的喀嚓声和簌簌声。

“别胡闹，爷们，”门下面响起了说话声，“请收起斧子……”

我紧紧地抓住圆圆的木头刀柄，虽然还不知道能怎么用它来杀人，如果他扑向我的话。我感到木舍里其他的人都握紧了自己的武器。尽管他们也和我一样，不知道能不能大胆地对人猛砍、猛戳，大家都希望能自然而言地有效。

门槛上出现了一团头发散乱着、模糊不清的东西，滚过了门槛子，爬到炉子旁，呻吟着倒下了。他在炉旁低沉地嗥叫着，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

“请关……关……关上门！”

逃犯让关上门，那他真的就是一个人。门关上了，点起了灯，往炉子里填了柴火。

炉子旁这个人一脸苦相，像被拨了半身毛的灰色乌鸦，几乎抱着个铁盒子，几乎趴在了光滑的盒子上面。他一点儿都不像个歹徒。逃犯身下积聚起一摊水，向房舍门槛流去。从逃犯的破衣服上，从他灰色的布帽，甚至从他遮住脸的头发上，冒起了热气。很少很少，但他的牙齿还是清晰地磕磕作响了。客人不是马上，也不是突然地恢复着知觉。他第一眼看到和听到的是炉子上咝咝作响的水壶。他伸手去握水壶，但没敢要热水。不知道因为什么，或许是因为这个恳求的手势和出于同情，或许是因为乞讨人的破烂衣服，或者是出于天生的怜悯心，我不再害怕和愤恨。把刀塞到被褥下，从桌子上拿起茶缸子，绕过逃犯，开始从开水壶嘴里倒茶。

往缸子里倒热水时，逃犯始终盯着那家什，我却对他什么都不能特别地打量，只有那个湿乎乎的大鼻子，好像光秃秃的悬崖，独立于茂密的阔叶林；瘦筋巴骨的大手，老得要死，时不时地攥一下；被风吹得红肿发炎的眼珠，不是眼睛，是眼珠，就像旧圣像画上重重地用烟熏黑的双眸。

我想他会从我手中抢走茶缸，弄洒茶。但是逃犯用手搂着家什，像是抱着只小鸡。因为猜到了我的想法或者是受到我所做所为的鼓励，他来回舔着满是裂口和疮痂的嘴唇说：

“面包！”

我从桌子上拿了一大块面包，看了眼桦树皮盖着的烤盘，那里还剩有鲟鱼头骨、鱼翅和鱼杂烩，还有点儿面包块没蘸完的汤汁。我们因为刮风下雨已经两天没捕鱼了，饭量也减少了些。

“叔叔真走运！”我心里说了一句，拿着食物向门槛走去，嘟囔着塞给了逃犯。似乎不太满意地又想，这就像人们在门槛边施舍乞丐。不知为什么这让我有点不自在，可是逃犯感觉不到，他顾不上这些虚礼。

“上帝保佑你，孩子。”他说，用牙咬下了一大块面包，晃了一下，呻吟起来。面包的硬皮刺痛了他的嘴唇和裸露的牙龈。我猜到了，便递给来人一把木勺。他小心地、一口一口地喝着烤盘里的汤汁，往里面弄碎了一点面包，嘴里的鲟鱼骨发出轻轻的喀嚓声。

我的同伴们不看我也不和我搭茬。他们默默地在床铺上闲坐着。

来人火速地搞定了食物，在炉子旁动也不动地仍旧蹲着，伛偻着腰，他是个缺了只脚的人。

“谢谢，好心肠的人！”终于听见了有人在炉子旁说话。

大家哆嗦了一下，动了动。我们以为逃犯睡着了。

“别怕我。我是个和气的人，尽管也当过兵。”

“你也别怕我们。找个地方，躺下睡觉吧。孩子们要往火炉里添柴火的。然后就上帝保佑你了。”维索京代大家答道。“这么警惕呢不是没有原因的。不久前有人洗劫了我们，有两个人……”

“两个人？！”逃犯突然猛地从炉子那儿转过身来，皱了下眉，可能灯光刺痛了他红肿的眼睛。“一个是麻子脸，小青年，有枪？另一个是大胡子，像我一样，脏？狠？脑瓜灵？”

“嗯。”

“那就是还活着。在走，在动……”逃犯沉默了一阵，蹲着蹭了蹭，然后像老头似的用手支着膝盖，站了起来。“嗬，好样的，爷们，你们没有反抗！他们是些凶恶的暴徒。可怕的人。他们会……”他抬头向着我们这些并排坐在铺上的小家伙们说道：“他们就连孩子都不放过的……”

逃犯已经理智地，甚至充满了某种失去的尊严，请求给他烟吸，然后如果有可能，他请求让他洗个澡。

“我明白，其实什么都明白，”他解释道，“我躺在这儿，你们却因为我开始睡不着觉……可我还要洗澡……你们会帮我的，请你们放心，我也不担心……亲爱的小家伙，拿柴火来。”他对我说，身子动了动，原地翻了个身，好像在压实他的地儿。他等了一下，想了想。传来了他低沉厚重的嗓音。

“澡堂的炉火在烧着，我给你们讲讲自己和那两个人……现在有幸告诉你们，去年的时候我是个军人。军衔是上校。”过了一会，逃犯开始了讲述，不慌不忙、若有所思地，估计会讲得好长。“尽管小时候就有人预言说，我会是个有教职的神职人员，可是命运发生了逆转：军事学校代替了宗教学校……去忙，去忙吧，小家伙们。”他对我和佩坚卡说：“我等你们，我不讲了。未来的路，你们应该听听我说的……”

我和佩坚卡往澡堂搬了些柴火烧石头炉子，逃犯趁机打了个盹儿，又有了精神，只是还不停地咳嗽着，撕心裂肺地，但是，看样子以前是个健康、受过训练、刚强的人。

“如果没有革命，我或许就当了牧师，得到一个教区，多半是乡村教区，像我已故的父亲一样。可是当时不只是我的生活和命运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尖锐转折，不只是我一个人从一个宗教学校安静勤奋的预备生，突然变成了一个砍大刀的人，一个骑兵。受到谢苗·米哈伊洛维奇[11]本人的注意，获得了勋章并入了军校，后来被派往远东，在一次与叛军的战斗中受了伤。伤看起来并不危险，可是跟腱被打断了。在部队医院里我得到了第二枚红星勋章，出院时却成了跛子，没有合适的有用的活干，因为整个青年时期都是骑着马过来的，只会干军队里的事儿。

“我说的那段无所事事的日子里，已经打算去一个新的建筑工程，在那学会一门手艺，重新开始生活。可是这时各大军区开始补充兵员，于是我被派到基辅军区，在一个骑兵分队军事战术部得到了个职位。

“唉，很快就找到了这个战术，它从国内战争起就没变过，谁都没有改变它的想法。骑兵们照料好战马，砍劈藤条，挥舞马刀，勇猛疾驰，高唱战歌：‘我们的果实，不容进犯，布琼尼的骑兵师，向前！向前！向前！’

“与此同时，协约国各国建造了飞机厂和坦克厂，法西斯掌握了德国政权。周围情况危急，我们各处却还在节庆、歌舞，谈论着胜利……

“总之，我在检查完骑兵团及相关部门后，在军事委员会批评了他们。要求我把自己的特殊意见写下来，我立刻就做了。这时开始了夏季演习。作为军事顾问，我是一个骑兵军的代表，我们应该袭击‘敌人’的大后方。

“军长过去是沙皇军官，受过军事训练，素养全面，像通常所说，无论是战术还是实战。他在国内战争中表现出了自己的诚实和勇敢。但是他的助手，特别是骑兵连的指挥官中还有很多平民，他们会用马刀剽悍地砍杀，大喊‘乌拉’，却不习惯动动脑筋。

“情况是一团糟。突袭开始时已经分歧不断，那些还是多次抄自帝国主义战争[12]时的旧地图，也只有军团指挥官才有，骑兵连没有地图。他们并没有特别难过，他们相信凭借嗅觉一切зробят як трэба[13]。可是很多人的‘嗅觉’已经衰退了，规定的演习速度已经不是爷爷辈的了。一开始，我们就损失了几个骑兵，可是和平年代，假装的战斗，他们不会完蛋的，我们这样想。但是我们忘了到处都有人在留神着奸细、内部和外部敌人，留神着突然袭击。我们损失的‘野’骑兵的数量天天在增加，他们没有深入‘敌后’，而是陷入了雷区。演习近乎于实战，地雷带着导火索。很多老骑兵没有亲眼见过地雷，开始慌了手脚，战马惊慌了，牺牲了几个人，有人受伤，但主要的是我们中断了‘作战’。没有协调好与坦克兵团的关系，骑兵的突然出现吓坏了坦克兵，在有些地方便开始向骑兵们开炮……

“军长、军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和军区军事委员会代表被革职并送交法庭。他们三位被判刑五年，我因为‘特殊’的书面意见，散布对红军队伍的不信任，获刑十年。各大军区，各个部队突然开始了‘清洗’，听说到现在都没有停止。押送走的军人，后来也有文职人员，塞满了车厢和驳船。

“冬天去往西伯利亚的车厢，一天一夜只给一次水喝，吃的是说都不要说了。大家排队舔车厢的锈螺栓，上面有冻霜，舌头上的皮都掉了。

“春天，用驳船把我们运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没有床铺，水在光秃秃的木板下哗啦哗啦地流着，把我们运到了北方。‘十号’船是艘有名的老驳船，往北方轮番运土豆或者人。船长和守卫懒洋洋地从船上向外抽着水，铺板上都是水，我们当时就站着睡觉，‘像亲兄弟一样抱在一起’。一天一夜吃上一次黑乎乎的稀粥和冻土豆。不许我们上甲板，我们收拾和我们一起装运的那些鱼桶。有些天，记不得在哪起了风暴，鱼桶撞击着我们，在船里滚来滚去，翻来覆去。把人折腾成了死人，撕成了碎块，冲刷了铺板下的污垢。

“我们差不多走了一个月到达了杜金卡。终于到了，在没膝的血、呕吐物和腥粥饭中，光秃秃的扎波利亚里耶河岸在我们眼里成了福地乐土，村庄、杜金卡码头上的冻土和摇摇晃晃、高矮不一的木房，几乎就是上帝的天堂了。

“我们被赶到冻原深处，步行去的。路上我们开始遇到工棚、岗棚和建造铁道路基的人，他们穿得各式各样的。‘喂，兄弟，我对自己说：刀也甩过了！不该损坏一切，总有一天还要建设……’

“冻原上耸立着一座大山，侧面终年白雪皑皑。下面还有几座山和一些山地，就在一条小河岸上，在湖水和沼泽之间，有工棚，有许多工棚；有房屋，几座二层楼的房子，有一座甚至在屋脊上挂了面红旗！这就是最初的未来城市诺里尔斯克。

“我看到了红旗，看到了住房。知道吧，人和火光甚至有点儿让我安下心来了。既然命运要这样，我就建设，好好劳动，我要把这个算在刑期内，那我很快就自由了。‘命该如此在白波运河。’囚犯们说。他们不是五年而是两年半的时间建设了运河，所有活下来的人都被释放……”

“是的，剩下来的人很少，剩下的活着的人，”我的父亲突然接茬，“伟大运河的建设英雄。尽管建了一个废物。”

“您说什么？”诺里尔斯克人停止了讲述。

“很少，我说，活下来的人很少啊。他们躺在了石头里、泥土里……讲吧，讲吧……”

来人沉默了下，想了想，往茶缸里加了点水，喝了口茶。

“好吧，一句话，要有自己的十字架，更得有啊。我的十字架比不上拖家带口的人和中年人的重。

“第一年和第二年在工地还忍受得了。还没有劳改营总局。囚犯们似乎在向大片的极寒地带迁移。都应付过去了，有取暖的东西，自备的。用不着报怨伙食，但是建设工程发展起来了。船运来了越来越多的人，在广阔的冻原他们还是感到拥挤。窃贼、土匪、骗子和惯犯们开始结为一伙，在当地生活中为非作歹，恐吓住户。这些住户好歹凑在一起算个小城，他们离开冻原到了岸边，铺设了最北面的铁路。

“当然了，那儿给人们带来了坏血病、伤风感冒、采矿场崩塌、风暴和严寒，但是还没有大批的死亡。是的，我们的建设速度没有合乎一些地方和一些人的心意，我们的生活没有安排好，准确地说，是国际形势恶化了和正在恶化，需要我们的矿石，需要金属。建设工程的领导任务到了一些人手里。有一个自由人像是全俄冻土带所有牲畜和当地人的皇帝，统领一切。他这个人可不一般，很凶狠，算得上是坏人堆里长大的歹徒。养活和教育他的人奉行的规则是：‘砍伐树木就会木屑横飞。’

“劳动指标真是够高的了，又提高了一倍。食物发放根据劳动量定，休息时间也根据劳动量定。不能有闲暇时间，不能生病和报怨。劳动！劳动！劳动！加码！只有加码！无话可说。住房建设减慢了。已经盖了一半的医院停建了。工棚里的人喘不上气来。咳嗽、呻吟、打架、大屠杀、偷窃和残忍的押解，一点违规就用枪托打牙，一反抗就开枪。只有一个解释：‘试图逃跑！’

“往哪？什么逃跑？难道从那跑得了吗？到杜金卡有一百多公里，到主干道两千多公里。可是工地领导要产量啊，每次生产碰头会都会把桌子拍得啪啪地响：‘我们运来了足够的劳力，矿石却挖得很慢。整个冬天来的劳力严重地减少，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我就从你们这些工程师、军事警卫和所有的其他干轻活的犯人中，找出重劳力！’

“那个冬天死了很多人。但是春天起沿着叶尼塞河成船结队地来了新的劳力，替代了那些去了阴间的人。全国都汹涌着逮捕和流放的浪潮，大规模地拘捕人民的敌人、破坏分子、富农和其他各种坏人。

“不知道是什么，可是确实有什么提醒了我：我们工地的情形会更糟，更严重。预感没有骗我。诺里尔斯克的矿厂得到了扩大矿石开采的指示，因此，要扩大矿石工程，让劳动热情大到极限。‘听，我们国家荡漾着金属之歌！开始了，开始了更多！铜铁，成倍增多！’收音机里喊叫着。

“我已经说了，全俄冻土带的皇帝是个不一般的人，凶残、能干、聪明，善于随机应变，是的，他有个恶魔似的脑袋！他以前是个地质队员，精通古生物学，知道他领地上飞舞的‘木屑’落到地上，不会腐烂在永久的冻土里，它们施有防腐剂，能够像猛犸一样永远地躺在冻土里。如果后代找到了他们呢？关于他，如此著名的获得奖章的领导，历史会说什么呢？也有可能不是这个，可能是更加普通的理由主宰了他们，就是在冻土里埋葬死尸很难，让很多人丢下主要工作，分心于不值一提的事情。

“于是他从身心健康的人中组建了安葬队。

“夜里，我们那整个冬天都是黑夜，比这儿，伊加尔卡附近的夜晚要长，我们从工棚、矿井和矿场拖出死尸放到道碴车上，撒上一层雪或者道碴，运到杜金卡，在那再换上大马车运到奥谢廖德什岛。很简单却是伪善的算计：春汛会淹没群岛，会将上面的一切冲刷成白沙。叶尼塞河下游几乎没有居民，那里住的都是异族人、移民、留下来过冬的人，他们学会了对任何事都不见怪，也不吱声。广袤的叶尼塞河下游如此辽阔，河流交错，父亲河叶尼塞会带走死者，只不过是带到顺着树丛和冻土的低洼地里，鱼咬鸟啄，野兽啃光他们的骨头。

“夏天时开始尝试逃亡。第一批，人很少，几乎所有逃亡的人都死在了冻土带，有一部分人，虽然很少，却在冬天到来前被抓回来，刑期增加了五年，派到潮湿的井底。可是这些疯狂的暴徒以自己的经验和教训讲述了怎么逃跑，往哪里跑。

“还是冬天时我就想好了逃跑，开始准备，精神病帮了我的忙。您知道，现在的春天又长又无聊，老早就开始了，拖到老晚，又是下雨又是结冰的。尸体的数量在这个冬天增加得很快，冻在了一起，冰坨没有在水压下冰消瓦解。岛子露出时，堆成山的尸体已经被绿苔、垃圾冲得无影无踪，原地留下了千疮百孔的冰坨和圆木。

“喁喁怨言在杜金卡河畔，后来又从渔民到快艇，从快艇到轮船，从轮船到沿岸慢慢地流传，开始越传越广了。听说突然间上面，好像是政府的委员会从天而降了。

“真的是突如其来，从天而降了。但是此前尸体已经用斧子劈碎，铁棍、镐头凿毁，岛子也收拾干净了。再往后就是父亲河叶尼塞的工作了，发水、冲走、冲洗、积满淤泥除去犯罪的痕迹。

“这之前，在一个囚犯的帮助下，我从安葬队转到了面包厂干活。听说有几个人疯了，可是不知怎么我已经根本不相信这个了。安葬队因为‘有害的工作’额外分发了口粮，每人一个白面包和八分之一磅烟叶。我亲眼看见，那些脑残的人如何坐到死人堆上吃着那个面包，吸着马合烟，眉头皱都不皱一下。是呀，见识了所有噩梦般，甚至本身就是病态的可怕情景后，他们还能感到什么痛苦呢！

“我们有学问的皇帝把事情做得简直就差人吃人了。国家特别地需要诺里尔斯克的矿石，假如还有食物供给的话，供给还是可以忍受的，罪犯是不许安排伙食的。但是据说好像是在科雷马和阿特卡‘见多识广的人’埋的死人全都是没有臀部的。他们的臀部被丧失了人性的囚犯割下来做了生肉片。

“我们这里一切都干得更阴险更狡猾。索洛维茨基岛、白波运河、科雷马、乌赫塔、因迪吉尔卡的经验被成功地仿效，并针对这里进行了创新。秋天，每逢初霜冻时，所有的‘到头的人’[14]、干轻活的犯人、病人和极度虚弱的囚犯——大概有一千五百来人，都从各个工棚、医务所、医院里一下子清除了出来。对他们宣布说，他们要去塔尔纳赫，那里的条件更轻松一些，暂时还没有矿山、矿井，在建设新区，那里是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几乎没有押送队，几乎是自由自在的，就像最初几年在这里，在诺里尔斯克。

“他们被带着过了冻土，沿着咯吱咯吱作响的苔藓，穿过小白桦和枝条缠绕的河柳编织的乱树丛网。他们身后绵亘着红色的印迹，那是他们踩烂的浆果山都柿、红莓子果、蓝莓……

“病人们所受的教育是相信人和始终尊重政府，因此他们这些筋疲力尽的人没有马上发现，少数的押解员在哪里蒸发，在哪里消失。不幸的人们醒悟过来时，他们身边既没有看守也没有狗。这个重要的实验后来不只一次地重复。谁都不会知道他们是如何走入冻土区，以及成千上万的人是如何永远地消失在了那里，了无痕迹。

“‘得有多么发达的智慧，多么坚强的心才能以这种方式摆脱吃闲饭的人，不用冬天里给这些未来的成千上万的死人凿坑。’

“我有时高兴自己没有成为神职人员。要不然我怎么向上帝祈祷呢，向给我们带来这些痛苦的上帝？为什么？难道我们在乱世中比其他民族更有罪或者上帝在因为顺从、盲目、失去理性的暴乱和弑兄而惩罚我们吗？或许上帝想展示我们的遍体鳞伤、备受折磨、丧失人性，以使其他民族对我们的不信上帝、我们的放荡和混乱害起怕来。我们是祭品吗？我们在牺牲吗？但是，上帝啊，您的惩罚是不是太大了啊！……”

有什么使得逃犯内心颤动，波涛汹涌。他转向炉后的屋角，传来一阵咳嗽或者悲泣声。他拿起冷杉笤帚，往炉后垃圾那儿好长时间地咳着痰，擤着鼻涕，喘过气来后哽咽地乞求道：

“对不起！可能，也不应该当着孩子说……可是他们要长大，要生活。应该有人知道这里发生的事，知道我们干的事。人们是如何英勇地征服了北方。恶棍们在掩盖，真的，在掩盖他们的罪行。他们能觉察自己的行径，会沉默不语。不过……不！不，不行！不能掩盖，不能沉默！……罗马皇帝尼禄[15]在世时也曾建功立业，可是到了现在，对他的别称是‘嗜血的尼禄’。嗜血的！尽管死在他手上的呀是三百人。与那个我们工地的领导、当代全俄冻土带皇帝相比，这个尼禄不过是个学龄前儿童、少先队预备队员！吭咔……咔，咔！……请再给我支烟，喘口气……”

诺里尔斯克逃犯吸了口烟，在炉子那摇晃了一阵。我往炉子里填了柴火。窗外已经开始发灰，太阳正从泰加林上升起，天蒙蒙亮了。水仍旧沙沙地滴在窗户上，好像铁钉想让钉帽进到玻璃里，窗户上留下了一道又一道闪亮的水痕。

“我让你们厌倦了。睡吧，也让我去洗澡吧。”

“啊，不，”维索京在铺上动了一下，“哪还睡得着啊？！继续说吧。我们今天不捕鱼了。有风。”

他似乎想确认这一点，看了眼泛灰的窗外。我们大家都听见了风呜呜地刮着房顶，湿透了的树皮抽打着房梁，风吹到墙上，像把一捧小砂粒零散地砸了上去。在萨满教巫师的眼里，泰加林幅员辽阔，在我们周围不祥地呜呜叫着，与天空融为一体，天空卷集着低矮的乌云。很难，几乎不可能想象，在这个黑沉沉的、深不可测、无辺无际的汪洋某处，藏着渺小的孤独的人。

他们步履艰难地走在几乎没有自由和获救希望的路上，也步履艰难地走向他们的既定目标。

“我们从诺里尔斯克一起出来三人，都是自己人，身强力壮的。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和心愿，就是到莫斯科去，去见斯大林或者加里宁，告诉他们发生的事，我们的新建工程出了什么事。我们夜里逃出来，一路向着冻土深处，进入到还是冬天时造的秘密藏物处。我们在叶尼塞河的一个支流上确定了藏东西的地方。几天后大家顺利地聚集到了一起。东西藏得像模像样的，有点像帐篷，用面袋子和一块防水布缝的，有三把斧头、刀，甚至还有半把锯子。此外，也有张复制的当地地图，虽然复制得不太好。我们得上到主干大道上，要是到了大道上那多好啊。我想，灾祸在第一段路上就瞄上了我们。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走到叶尼塞河，再沿着河流向上游走。两千多公里啊！大家都是成年人，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猜得出来并非都做得到，但是哪怕有一个人能成功，也就够了，也就是胜利。但是我们摊上了什么事，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甚至在我们所想的最严重的时候，甚至在噩梦里都无法设想的……”

逃犯吸完了支烟，把它在火柴盒上搓灭，然后沉思起来，注视着火光。他很喜欢看火光。老早以前的习惯了，自己都没有觉察到。

“我们捆扎了一个木筏，安稳地在大河上搭着它顺水而上。庆幸这么远的距离我们不用走潮湿、荒凉的冻土，并且我们还将处于所有的巡逻和警卫区外。

“走了一天，或是划桨，或是撑杆，在春天涨潮的河水里，我们本来就够胆大包天的了。可是我们想快点，快点前进！因此我们漂得特别来劲，木筏下浪花飞溅、波涛汹涌的时候，我们一点都没有在意。根据我们粗糙的地图，这个几乎还是无人区的地方平坦、笔直，各方面都很安全，但是普托拉那山的一个支脉偏向着河流。我们听说过这座山，可没想到偏斜得这么远。总之，这条笔直的、波荡起伏的河流上出现了一个个的石滩。我们这些陆地上的人发现它们时，已经无能为力了。木筏天旋地转，冲上了石滩，四周一片嘈杂、轰鸣，河水钻进石缝，顺流而下。我叫同志们躺下，抓住木头，自己也这样做了。可是我们抓不住木头，木筏散了架，顺着腾起的白色的巨大浪花崩裂进了翻滚的水槽。木头撞了我一下，于是我抓住了它，头晕目眩地顺着这条深水槽漂着。槽岸像陡峭的墙一样立在河上。好像悬崖下有一个血淋淋的人一跃而上，喊了一声，不见了。我抓住木头，划到那个地方，但是在那什么也没看见，我自己却已经糟糕了，冰冷刺骨。

“这时我想起了上帝，如果他没有完全忘记我们，他有罪的奴仆，就让他把脸转向他们中的一个，帮助他。是否是上帝的祷告和命运延续了我的生命。这根木头把我拖上了岸。在河水冲刷的石岸上醒来，我眼前便出现了一对目不转睛的眼睛。我呻吟了一声，坐了起来，一只北极狐从我旁边跳了出去。它干瘦的身上的碎毛已经褪色，人肉和当地的小野兽成了它们的美食。这只北极狐嗅着，等着能开始对我下手。

“若不是我们中的一个人想到把火柴盒用松焦油浸泡，用树脂封起来，我那夜可能就死掉了。黑暗中我成功地拢起个火堆，也不是火堆，是拢在砾石上的枯死桦树残枝的火苗。我烤了会儿火，然后在河水冲刷过的岸上晃荡起来，在石头缝里划拉了些干燥后能用的湿漂木。我在火堆旁考虑了自己的处境，看了看自己身上穿的和还剩下了什么——靴子、囚服外衣、裤子、衬衣、内衣，我就穿着这些，也就剩下了这些衣服，连帽子都没有。外衣口袋里有一对钩子、插着针线的小针线袋、一块水泡过的面包干，一小把湿烟叶和我马上开始烤干的一片报纸，它泡得快成了纸浆。

“一整夜我都在等着从石头上向火堆走来的喊声、脚步声，我不想相信我的朋友们都死了。哪怕有一个能幸免于难呢。早晨我顺着河岸走，发现了我的一个同志不幸遇难。他躺在水边，腿断了，脑袋破了个窟窿，还有热乎气。他口袋里有两只小钩子、火柴、折刀、针线包、一罐烟叶，裤袋角有水泡过的一块糖。我用石头安葬了我的同志，把石板紧紧地压在上面，以防北极狐吃掉尸体，又向他请求饶恕，只让他穿着内衣。我又在石滩上待了一夜，等着第二个同志。

“这段时间，我用同志的衬衣缝了一个口袋，用裹脚布缝了一个像帽子似的东西，给口袋做了根背带。然后收拾起他的靴子和死者的衣服，我只是晚上穿。开始时我顺着河岸走，再就是晒太阳，太阳一天天热了起来。顺着河边，没法在相互碰撞的大冰块上走。溪流和深河床涨满了冰水，它们任意奔流，闪烁发亮。

“两天后我重新来到那条河、那个石滩。我在冻土和它少见的那些小岛上打转，并不害怕、气馁。这条河、这些没有生命的石头对于我舒适得已经有了某种魔力，是的，这儿有柴火，真是难得的、令我欢喜的东西。躺在冰凉的石头上，我从岩石上看着下面。先是看到了石头上的雨衣，然后是鱼群，下面是像镜子一样闪光的东西，它可能是个有酒的背壶，也或许是只小锅，我是太需要它了。我可能摔死、抽筋淹死，可还是得把这个东西弄来。

“我一个猛子扎了下去，弄来了！你们想不到我弄到了什么啊？斧子！我乐得直哭，对自己说，有了斧子我就不会完蛋了。再也不会烦扰无限仁慈的上帝，我会想起已经忘记的祈祷，在上帝的保佑下来到叶尼塞河。

“我又一次试图深入冻土，也再次相信了，春天的冻土不仅没有笔直的路，任何路都没有，江湖和小河逼得人只能原地绕圈、打转。

“况且，我算什么呀？你们要比我更清楚扎波利亚里耶。经验丰富的人假如倒霉落到了那里，他得钩鱼，养足精神，等待春汛过去。我却是一直地走，一直在折腾，走了一星期的路后见到了远处森林。我都不想相信，我想我看到的是冻土带的落叶松林或者石山的残丘，这可能说明我远远地偏向了北方，已经没有力气回去，回到工地，回到诺里尔斯克。靠吃没盐的鱼、去年的野果和苦松子是撑不了多久的。

“信仰和上帝的佑助使我信心大增。我走向森林冻原，然后进入了茂密的森林。真是白欢喜了。这里已经解冻，蚊子满天飞。它还不厉害，烟雾般在脸上留下个记号，还可以摆脱它，但是天气热起来会怎么样呢？甚至想都不敢想啊。

“并且我已经失去了几个钩子，因为狗鱼根本不懂得害怕，它们只知道自己什么都能任性地咬住，没人敢抓住它们，它们缴了我的械。我的捕鱼简单又粗野。用钩子抓两三条鳊鱼，把一条放在有铁丝保护的鱼钩上。这样的渔具我们刚入冬就做好了，带着乱动的小鱼斜着放进湖底或者河底。狗鱼立刻从藏身处像鱼雷似的飞了出来，这里两条或那里三条，飞快地咬住鳊鱼，咀嚼着使劲地游向黑黑的水底残株或者陈草泥浆，一边在路上吞食着猎物。我使出全身的力气拽住钓鱼线，狗鱼上了岸，却不松开咬住的猎物。它好长时间都不明白自己在哪，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它在没有水的地方。如果是用不上渔具的鱼，我就用棍子赶它。我曾抓过鲫鱼、高白鲑、白鲑，甚至在一个清澈的湖的沙土水底里碰上条鲟鱼，可是实在是吃腻鱼了，都没法看它，咀嚼着就像野草。

“我曾感冒得很厉害，开始衰弱下去。但这时我遇上了雪松林，虽然长在北方，细细的，可真的是雪松林，特棒的树。它们下面沉睡着干爽、温暖的树枝、松子，就算是苦的，是往年的松子，也还是食物啊。也开始在林子里遇到越来越多的去年的越橘果。

“有一次我发现了只濒死的鹿，躺在棕色淤泥沼泽地的湿坑里。它吃光了周围的灌木、地衣、苔草，连带草根，啃土，一直啃到了冻土层。鹿腿的开放性骨折处爬满了蠕虫，它们在鹿腿皮下已经进到了鹿光滑脱了毛的腹股沟。野兽的骨头向外露出，有股味。鹿看见我，在泥坑里打起颤来，它试着起来，可是随着使劲抬腿的呻吟声，又摔倒在泥里。

“担心鹿在我用斧子打它前咽气，我眯缝起被小飞虫叮咬充血的眼睛，猛劲地向坑里打去。

“我在被打死的鹿旁待了几天，假如没有让人发怒的小飞虫，还会再待下去。我用鹿皮给自己裁了个睡垫，又做了几个暖和的靴子垫，还有主要的是，浸泡后又裁出了几条细鞣皮带，抽出野兽的跟腱，用它们修补衣服、鞋，甚至打算用作钓线。当然，我早就知道迷路了，失去了所有坐标，因为愚笨不记得记号，但是不想承认这些，仍然希望着，瞧，我一定能到叶尼塞河，我不能错过这个伟大的主干道，上学时人们就这样称呼它。可是，泰梅尔冻土、扎波利亚里耶的原始森林太大了，以致叶尼塞河可能迷失其中，对于如此广阔的空间而言，人就是只蚊子、蚜虫和一根草。

“假如你们这些北方人不知道北方森林和冻土，不知道在里面迷路了是什么样，我可能就讲给你们这一切了。但是我看你们都见多识广，你们的孩子也不是公子哥儿。只想说，对未来充满了力量和信心的我，不只一次地后悔没有和我的同志们一起死在那里，死在石滩。

“不知道几点，几号，月，日，但是森林冻原的花已经谢了，鸟儿歌唱的春天已经过去了，雌鸟在窝里，掉毛的雄鸟躲在堡垒里。我从雌鸟窝掏出蛋吃了，如果窝的主人在，就抓来在火上烤了。我用棍子追赶打到几只掉毛的山鹑和松鸡，把鸟连同羽毛、内脏埋到了火堆下面的地里，开始时充满了恐惧，后来就几乎无所谓了，往最后一盒火柴里看了看。除非天气不好，我已经不是每晚都生火了。当剩下最后一根火柴时，我决定最后再生火一次，然后就永远地躺在火边。”

逃犯用手捂着眼睛，他的喉咙里有什么呼噜呼噜地响了起来，我们明白了，他在强忍着喊叫和哭泣。爸爸把烟袋递给了来人，他摸索着接了过去，吸了一口，说道：

“谢谢您！上帝保佑你们和孩子们……”

“您还吃点吗？”我打断了来人的话。

“不，不，谢谢，孩子。上帝保佑你，在这个坏年头，不要玷污，不要触怒一颗仁慈的心。”

“或许来点咸鱼？”

“不，不，盐。”

我给了逃犯一小桦树皮的盐，他小心地捏着盐，放进嘴里，又甜又痛得发出哞哞声，盐使皲裂的嘴唇痛苦万分，露出坏血病的牙床。

“唉，我们多么没心没肺啊！”他喊了起来。又吸了一点盐，他大声地，近乎发誓一样地想让我们相信：

“如果我能活到好日子到来，我会弄一个角落，全铺上盐。这是盐啊！……不，你们不知道这是什么，盐！你们有很多盐，几整桶，你们挥霍它。但是不该，不应该，特别是孩子们，要让他们知道这个，让他们感受我们的痛苦。像通古斯人所说，上帝救命……唉，我们多么没心没肺啊！会有盐，会有面包吃，可是——心呢！……

“嗯，是啊，再一次抱歉，天亮了。我让你们没睡成觉。可，可是，我早就没有，或许也不会再有这么好的听众了……

“不知道是发生了谵妄还是鬼使神差，我开始感到林子里还有什么人。没有脚印，没有火堆的痕迹，没有烧过的火柴，可就是感觉，我旁边有人跟着或者在打转。不，不，我已经不怕邪了，我想这是我的死神在头上转呢，缩紧圆圈，散发出坏牙病、腐烂和坏血病的气息，想要我从痛苦中解脱。我根本不怕死，不怕鬼魂，仍然敬重生命，需要生命的不是我一个人，还有那些在极其可怕的拷问室里、在服苦役的我的那些战友，他们有的已经死了，有的正在死去。假如不是这样，有一次我真的就不从鹿皮垫子上起来了，林鼠、北极狐和别的小动物会连同碎皮子一起吃了我，就完事了。可是我还在抗拒。意识已经模糊，血几乎被蚊子吸到底了，走了调儿地干咳，我穿着烧坏了的脏衣服，走呀，走呀。多少次已经看到了叶尼塞河，走近了它，洗脸，洗手，喝水，幸福得直哭。可是，这原来只是个湖，封闭的水塘，像通常所说的又得重来一遍了。

“蚊子、小咬和蠓虫儿闹得我头昏脑涨，我尽量在夜里走路，特别是在荒凉、静止的泰加林，蒸汽和小飞虫弄得人都没法呼吸。白天我找到个通风口，倒在睡垫上，变得冒冒失失、心不在焉。小飞虫搞得我迷迷糊糊，无力地哀号着。孤独摧毁了我，我朝天上叫喊着，用拳头威胁着它。

“我剩下了一个钓钩，打满结的钓鱼竿、四根火柴、一把斧子和一把刀。都是抱着斧子睡觉，它成了我最信赖的朋友和救星，我甚至和它聊天……

“瞧，蚊子嗡嗡叫的夜里，我看见了泰加林闪烁的光亮，就想，这是做梦，是幻觉，开始大声地让自己相信，这是天的反光，是星星在水里的反光。夜晚早就被浓雾冲没了，太阳缓缓地悬挂在慢坡徐徐的泰加，不落下来。

“我先是跑了起来，然后改成爬，终于看见一堆小火，便放轻脚步，接近火堆，藏在了树后面。火堆旁边的树枝上互相挨着睡着两个人。第一眼看上去就断定了这是‘自己人’。他们穿得没有我破烂，但也胡子拉碴，像个野人，蚊子在他们头上一团团地飞着。我是什么样呀？想起来都可怕。我咳嗽了一声，重又躲在了树后。两个诺里尔斯克人马上跳了起来，一个抓起了放在两个逃犯之间的斧头，另一个操起一把自制的刀。我简短地向他们解释了我是谁，为什么在这里。

“‘还活着，就待这儿吧！’他们命令着我，又拨了下火。我走向火堆，顺从地待了下来。

“‘好，好呀！’两个陌生人摇了下头，扑向了我的袋子。

“‘盐？面包？烟？’

“抖落完口袋里的东西，他们郁闷地不作声了。然后用干青苔叶子和鹿香草卷了烟，吸了起来。那个又瘦又年轻、灰发、灰脸、灰眼睛，穿着灰色衣服的人，又疲惫又好奇地问道：

“‘游荡好久了吗？’

“人们叫他谢雷[16]，是个可怕的人，一个劣迹斑斑的强盗，多次离开劳改营。四月时从惩戒营逃走了三个人。我们工地还没有人这么早地逃走。冒险鬼。但是看起来，他们失去了第三个人。这有什么呢？我们也是三个人一起跑的。

“是不是该说我是多么高兴见到了人啊，就算这些人是谢雷和什梅尔[17]，反正一样都是人，命运将我们拴在了灾难中，用逃犯和秘密将生活联系在一起。谢雷和什梅尔也迷路了。但是他们顽强地走着，毫不迟疑地顺着扎波利亚里耶泰加林走。他们相信，朝南走早晚能到叶尼塞河支流，再顺着支流就到了父亲河叶尼塞，那里有人，有人生活，有地方也能找到人捞一把，能抢劫，能掠夺，搞到酒，搞到婆娘过把瘾。

“可是我高兴得太早了。命运让我们一起落难，但并没有让合伙人成为思想和目的一致的同谋。合伙人分成了两拨，少数派当然就是我。

“谢雷和什梅尔休息时，我钓鱼，抓些没有翅膀的小鸟，准备些蘑菇柄、草，用这两人的锅熬稀汤。最初日子里我们和睦相处。我相信，和这些斗士在一起我不会完蛋的，一定能到叶尼塞河，到了那里我们就不便在一起了。可是一天天，一星期一星期地过去，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从森林冻原脱身。衣服全穿破了，人也都消瘦了。鹿皮早已没毛，煮后吃了。我们抓旅鼠，松鼠，甚至幼鼠吃，煮蘑菇，这些都没有盐，没有盐啊！我们嘴唇失血，都板结了似的，里面散发出一股腐烂味。小飞虫咬人的脸、手脚、脖子直到所有露肉的地方，顺着它咬的地方开始溃疡。我们这伙人剩下了一根钓鱼竿和带着一个坏鱼钩的渔具。

“我们现在开始轮流钓鱼。谢雷和什梅尔睡觉时，我钓鱼、煮鱼，然后我睡觉，他们钓鱼、煮鱼。

“然而谢雷和什梅尔奉行的狼性法则很快让我知道，他们不再给我吃的，但我得无条件地给他们准备食物和柴火。你们想想，经历过我们那种突击建设工程后，和他们讲良心和德行，简直就是废话。他们比我强壮，保持得比我好，可我也没让自己完全衰弱下去，尽量在两个伙伴睡觉时，找到哪怕一点吃的东西。更倒霉的是，我弄断了最后一根鱼竿。我手里拿着鱼竿睡着了，鳊鱼啄起小蠹虫，突然一只狗鱼向它窜了过去。我被猛劲一拉醒了过来，一下子慌了，可是已经晚了。狡猾的狗鱼已经钻到水底，一路上把鳊鱼的头甩来甩去的，身后都是碎掉的麻纱钓线，鱼鳞一团团地升起。我的合伙人要打死我，可是我说渔具我藏起来了，不会说出藏在哪，假如他们想打死我。另外，我还有两根针，可以做鱼钩，是的，用折叠刀起子，可以烧热它，弯曲成钓鱼竿。我还能想法子结活扣抓鸟，抓浅滩上的狗鱼。

“这些使我的生命延长了一段时间。但是‘羊’这个可怕的词越来越经常地出现在我的意识中，虽然不能相信谢雷和什梅尔带着我是为了危在旦夕时把我吃掉。逐渐地成了他们的搭伴，我打听过那个绰号叫‘鼻子眼儿’的、他们的第三个同伴哪去了。谢雷和什梅尔想让我相信，就像我的同伴一样，他在过河时溺水死了，可很快他们觉得没什么可向我隐瞒的，也不值得撒谎，我躲不开他们，便讲了他们的抽火柴游戏，一根短的，两根长的火柴。“鼻子眼儿”抽到了短的。他是个无期徒刑的囚犯，经验丰富的步行者，老律贼，他像当代英雄一样恭顺地接受了命运的游戏。把刀放在胸前，压住它，求他们按压他的后背。谢雷帮他减轻了死亡的痛苦。

“搭伙人用斧子收拾好‘羊’，用火烤肉，一直坚持到鸟飞来冻土。我们没有成功地顺着冻雪壳走出冻土。滑雪板坏了，吃光了存的东西。以后，他们只有一根长火柴，一根短火柴棍了，已经不玩抽火柴棍游戏了，他们爱护火柴胜过爱护眼睛。

“这时我就出现了。自己撞上来的，是只真羊！没有角，没有头脑，鬼送来的祭物。

“有天夜里，谢雷和什梅尔两手空空地回到火堆旁。他们还不会结活扣捕鸟，神经不发达，习惯于什么都用蛮力。野果还没熟，坚果带着白浆，鸟展翅飞翔，在泰加林什么吃的都没有了。

“谢雷和什梅尔无力地倒在了火堆旁。‘啊？’什梅尔闭上眼，说道。我明白这个‘啊’的意思。他开始毫不隐瞒地祈祷了。‘算了，我们睡觉吧。或许夜晚就会冒出什么来了。不要看见这个死东西了！全身都是疮痂病！……’‘烘焦了他！’‘呸！’谢雷吐了口痰，‘尸体好嚼！……’‘我们连尸体都没有。我们自己很快能制造出尸体……’‘去死吧！先不让你蹬腿，先活着！抱抱地婆。睡吧。我们休息好，就开工了……’

“谢雷的身体比什梅尔弱，但精神要强一些。什梅尔凶狠得可怕，却不够机灵。

“我等到火堆的火小了，我的同伴呼呼大睡之时，暗自说道：‘上帝饶恕你们，伙计们！’爬着离开火堆，一跃而起。‘突然间力量大增！’拔腿就跑。仿佛记得我甚至喊了起来，觉得好像后面有人在追。我记得跑进浓雾里时，甚至来不及高兴，就无力地倒下了。

“太阳已经升得很高，我睡醒后看见雾气中涌出一股巨大、宽阔的水流。顺着沙岸流淌着静静的湖水。我向水里看了一眼，就急忙闪开了。水中的我双眼发炎红肿，看起来已经不太像个人了。

“巨大的水面上，风儿吹来，海鸥盘旋，成群的小鸭在游水，有东西一直在动，倾斜的地平线外烟雾缭绕。‘这难道不是叶尼塞河吗？’

“我怀疑着，晒起太阳，歇息着，摆脱了严重的小飞虫叮咬，很快就又睡着了。冲上沙滩的浪涛打醒了我。我跳起来，看见了水上河岸口黑黑的轮廓。什么都弄不明白，可是有种清楚的意识已经完全涌出、冲击着我：‘我到叶尼塞河了！我到叶尼塞河了！叶尼塞河上行驶着轮船！……’

“我早就不相信奇迹了，直到在内燃机船的船舷上读到‘斯大林号’，没法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船上有乘客、妇女、儿童，有人向我挥手，可我没法挥手回应。

“浪涛和眼泪使我浑身湿透。我跪在潮湿的沙滩上，向大地鞠躬、祷告，感谢上帝赐予我奇迹——生的奇迹！于是相信，在那一刻相信，船上的人是特别幸福的人。我因为恶意和误解遭受了痛苦的考验。我需要、需要找的正是总书记、正是这位公正的人，这艘美丽的船就是完全正确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会听我讲话，他会理解我。他本人曾被流放这些边远地区，自己逃离了这里，受尽所有的凌辱。他，只有他能够拯救所有人，能够消除这个国家和痛苦不堪的人民的沉重灾难。”

来人坐在渐渐熄灭的炉火边，手里捧着搪瓷茶缸。一天中最洁净的光线无意间从窗户透进木舍。逃犯看了眼窗外，喝光茶缸里的剩下的热茶，着急地说道：

“嗨，你们还要再听些什么吗？谢雷和什梅尔紧跟着我也走到了叶尼塞河，比我更上游一点。我很快发现了他们的‘足迹’——夏季去捕鱼的特里同[18]打劫的帐篷，帐篷后被杀死的狗，被奸杀的衣衫不整的妇女。显然就是这两只胡狼把那个渔民打得落入河里，拖轮队找到渔民救了他。这两个逃犯在帐篷里搞到了吃的、盐和衣服。都是土著渔民从冻原迁移叶尼塞河两个多月要穿的衣服。搞到了枪，就是吓唬你们的枪。枪里可能已经没弹药了。好在你们没和他们打起来，他们会把你们锁在木舍里，然后放火烧了木舍。他们‘自由自在’，他们进到居民区里‘闲逛’。他们会继续逃亡，绕过大的村镇和城市，奸淫掳掠到冷天，然后投降。他们没有任何目的和任务。我顺着他们的足迹走，公开进到村镇。两次被拦住，送到了村苏维埃，两次被放了。我不偷，不盗也不隐瞒我的意图。上帝保佑放了我，所以我相信自己能比谢雷和什梅尔走得更远。仁慈是我的动力。我会到达莫斯科，无论要我付出什么代价。同志们的记忆和人们的痛苦都让我完成这一职责，或许这是我一生中最后最主要的职责……再给我点盐！”

逃犯嘬了好几次盐，在炉旁蹲着摇晃着，好像想好了似的大声说：

“反正不该当着小孩子们的面……”

“我们的孩子在伊加尔卡长大。”维索京回应说，并留心听了听外面。“刮风吗？刮风，刮风呢。天气一直不让我们完成计划。应该离开这片泰加林。哪都不让人消停。是啊，孩子也该上学了。”

“是，是啊，秋天到了！”逃犯从炉子那应声答道。“该抓紧了，冬天前我要是出不去扎波利亚里耶，就完蛋了。”

“爷们，睡一小会吧，然后就走。会有伊加尔卡来的采松球和浆果的人，鬼使神差，突然会有巡逻队的，我们也没有好下场。”

“是，是的，您是对的。我就走，就走。请给包盐，给块面包吧，还有剪刀——头发野人样了……”我爸爸说道：

“来吧！我会一点点。”

逃犯坐到木舍中间的凳子上，爸爸给他系上一块麻袋布，便在顾客四周忙活起来，剪刀喀嚓喀嚓地响了一阵，但不是平时剪的那么有条有理。

我把剪下的头发打扫进了炉子。

维索京往麻布口袋兜子里放了盐、小白面包和一盒火柴、一块糖，一边说着“瞧，多么丰盛”，把袋子给了来人。

“谢谢！上帝保佑你们！”

“不客气！上帝也没啥用。天晓得，我们明天会怎么样呢？”

“别生气，别对至高无上的主发火——天有不测风云……不应当这样。不该活着没有宗教信仰。”

“该在哪坚定它，坚定信仰呢？在你那吗？”

“是啊，哪怕在我这儿呢。我没有失去信仰，甚至在死亡的边缘，在冻土带。我追求公正，上帝会帮助我的。”

“好的，好，追求吧。我们在这，在伊加尔卡，看够了这种公正，公正已经没有地方可去了。”

“不，不，不，爷们，恨世者无法战胜人间自古以来的善良。现在，他们毁掉的不是一切，不是所有的人。不是所有人，不是所有人。无论多么奇怪，知识分子阶层，就是被监狱和劳改营里残忍的暴徒仇恨、最不幸的这部分人中，有着如此坚忍不拔的人。他们以其刚毅震撼了嗜血成性的屠夫。你们自己想想，被殴打、关禁闭、饿得几乎失明的老哲学家向劳改营负责人和政治副队长宣称：‘我是囚禁不了的。是你们被永远地囚禁……’‘怎的？’负责人公民哈哈大笑地说：‘瞧着，上级马上进来，你们会一跃而起，两手按在光头上。我呢，怎么坐在凳子上，还是那样坐在那，继续思虑着以前没来得及考虑的事情。我会考虑人类，考虑你们，因为你们是不幸的、误入歧途的败类。你们就没啥可想的了，你们失去了思考的工具……’”

“是啊，你讲得很好，庄稼人、农夫则被带上了枷锁，痛苦不堪。”

“反正善良和忍耐会解除恶的武装，会消灭恶。”

“你痛苦地解除了什梅尔和谢雷的武装吧。”

“是，是的，您是对的。这些人甚至连上帝的话也听不进去。他们已经是新时代的产物了。”

“是的，他们永远是老样子。并且他们也有信教的父母，农村人，可能也是无产者，但是都一模一样。”

“但愿不要如此，不要如此啊！爷们，即使谢雷和什梅尔，还有他们的造物主要开始统治世界。”

“当然，当然了，但愿不要如此。”

“好的，上帝保佑你！继续干吧，风好像停了，我们很快要去捕鱼了。”

中午时，我们去捕鱼了。跛脚的人已经不在澡堂里了。上小船后，我们看见了他，右脚瘸得很厉害，离开木舍两公里左右。他朝着波洛伊镇走去，顺着河流往上游走向自由，走向被冤枉和被压迫者的庇护者。唉，他还要走很远很远，还要走很长时间，才能到达公正之地。霜融化了，河岸上升起股薄雾。很快，跛脚的人在河水冲刷过的岸上跳了起来，渐渐变小的浪涛拍打着波光闪烁的河岸。他离开了河岸，像蛾子一样飞着，在淡蓝色的烟雾里盘旋……向上飞腾。

……他在库别科沃村睡觉时被抓了，这个村子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郊外。他们将他送了回去，加了五年刑期。他又逃跑了几次，在一次逃跑中冻坏了脚掌。治好后被派惩戒劳动，去了道碴采石场。他再也不能从扎波利亚里耶逃跑了，从诺里尔斯克逃跑也一年比一年困难起来。城市有了苏维埃现代工业的面貌，劳改营、囚犯区、铁丝网、荷枪实弹的警卫岗棚等都与城市分开，修筑了防御工事，加强了武装。壁垒森严的各个部门设置在舒适的房屋里，有暖气，有电，有政治处和科、股，它们建在城市中心。一切都顺顺利利，安家落户，生儿育女，稳固而长久，内部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坚定地相信会永远如此。

“前”押解员祖比洛负责带惩戒营上工，他的消遣就是让糙皮病少年从采石厂垂直的墙上跳过去再立刻起身跳回来。采石厂的斜坡塌了，少年绝望地手脚划拉着，爬着，动弹不了。

高兴的押解员笑得两肋直疼，把绳子的一头扔给少年帮他起来。但是被折磨的人还没来得及说“谢谢，公民领导”，那个人就把他放了下去，上下牙像枪闩似的上牙打着下牙，开心地笑着：“喂，快上来！喂，到了，真快，真快！……”

“停！”头发斑白、绰号“瘸子”的受惩戒的军人叉着两腿突然走来说道。

押解员凶猛地翻着白眼，朝着“瘸子”拉动了枪闩，可是还没来得及射击，空中闪过一把大锤，一堆灰白的新砂砾上，像是倒出来的发面一样，一小把更灰白的纷纷扬扬的土块掉了上去：押解员短了一截的身体冒出了血，军裤的棉裆变黑了。祖比洛的忠实朋友和助手——警犬汪汪叫了一声，深深地哀吠起来，突然冲向采石厂，一分钟后已经抓挠着广阔的冻土了。

瘸子说：“谢谢，弟兄们。”他拿起祖比洛的枪，用三声枪响唤来了卫兵队长，没等他走近，就喊了起来：“杀死押解员和队里一点关系也没有，我打死了他！”

瘸子手上拿着枪，猛地转身朝着采石厂翻了个跟头。

卫兵队长和上气不接下气的看守朝着采石厂悬崖跑去，只听一声：“斯大林同志万岁！”紧接着严寒中传来了孤独的、没有回音、啪的一声枪响。

* * *

[1] “花早已干枯，失掉了芳香”，普希金诗歌《一朵小花》（1828）中的诗句。

[2] 意为：“先生，这是什么？”

[3] 俄罗斯民歌。

[4] 彼季帕（1819—1910），法国芭蕾演员，19世纪圣彼得堡马林斯基剧院最著名的编导，俄国古典芭蕾奠基人。

[5] 俄罗斯民间舞曲。

[6] 阿瑟·黑利（1920—2004），英国（同时拥有加拿大籍）畅销书作家。

[7] 约翰·厄普代克（1932—2009），美国作家。

[8] 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1919—2009），加拿大第15任总理。

[9] 指北极圈内以及温带、寒温带的无树平原，是寒带地区的地带生物群区，地下有永冻层。

[10] 普加乔夫，十八世纪俄国农民起义领袖。

[11] 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即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1883—1973），苏联元帅。

[12]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13] 乌克兰语，意为“都会做得好”。

[14] 指垂死的囚犯。

[15] 尼禄·克劳狄乌斯·德鲁苏斯·日耳曼尼库斯（37—68），古罗马帝国的皇帝，历史上有名的残酷暴君。

[16] 谢雷（серый），俄语原意“灰色的”。

[17] 什梅尔（Шмерь），俄语原意“（劳改营）值班员”。

[18] 古希腊神话中的海神，海王波塞冬和海后安菲特里忒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