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人们在贝拿勒斯能找到希望之源——在圣河中净化，并随之改善其精神状况，接近永恒的应许，那么加尔各答的锡亚尔达站产生的效果截然相反。我从贝拿勒斯乘火车来到加尔各答，变化不啻从相对而言的天堂到彻头彻尾的地狱。贝拿勒斯站的售票员打量了我一眼，问道：

“你的铺盖在哪儿？”

我能听明白他在说什么，但在他看来我似乎没明白，过会儿他重复了他的问题，这次更加急切：

“你的铺盖在哪儿？”

原来，即使是中等富裕的人——更不用说像欧洲人这样的“天之骄子”——坐火车旅行也要带上自己的铺盖。他们在仆人的陪同下到达车站，仆人头上顶着卷起来的床垫，以及毯子、床单、枕头，当然，还有其他行李。上车后（车厢内没有座位），仆人为主人整理好床铺，然后一言不发地消失了，就像消失在空气中一样。我是接受同志情谊和个人平等的教育长大的；一个人空着手，另一个人背着床垫、行李箱和一篮子食物走在后面，这种情况对我来说极度可憎，必须抗议和反对。但进入火车车厢后，我迅速重新评估了自己的立场，因为人们的声音从四面八方响起，他们显然很惊讶。

“你的铺盖在哪儿？”

我觉得自己很愚蠢，除了手提行李我什么都没带。但我怎么知道除了车票之外还需要带张床垫呢？即使我知道并买了张床垫，我自己也搬不了，还得请仆人。但是我在那之后拿仆人怎么办呢？又拿床垫怎么办呢？

我发现，这里的每项活动、每件杂务都分配给了不同的人，每个人都警惕地守护着自己的角色和位置——这个社会的平衡似乎取决于此。有人早晨端茶，有人擦鞋，有人洗衬衫，还有人打扫房间——诸如此类，没有尽头。千万不能要求熨衬衫的人帮我缝纽扣。我是在前面所说的那种环境下长大的，觉得纽扣自己缝缝就行了；但这样一来，我就会犯下可怕的错误，因为我剥夺了别人的生计，那人背负着一个大家庭，不得不靠给衬衫缝纽扣谋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任务、归属和用途，呆板却严丝合缝地精心编织在这个社会中，需要老到的经验、渊博的知识和敏锐的直觉来洞察和破译其构造的精妙之处。

我在火车上彻夜难眠，那节可以追溯到殖民时代的老旧车厢摇晃着，隆隆作响，把人甩来甩去，雨水从关不上的窗户扫进来，打在身上。当我们驶入锡亚尔达车站时，天色阴沉。在庞大终点站的每一寸土地上，在长长的站台上，在轨道尽头，在附近松软潮湿的田野里，成千上万消瘦的人坐着或是躺着，在滂沱大雨下，在泥泞里；现在是雨季，热带的倾盆大雨一刻也没有减弱。这些湿透了的瘦骨嶙峋的人，他们的贫穷让我震动，这些人不可胜数，更吓人的是他们一动不动。这片阴郁景观由毫无生气的人们组成，其中唯一的活跃元素是从天而降的雨水。当然，这些不幸的人彻头彻尾的逆来顺受也有一定的逻辑和合理性：他们不去躲避倾盆大雨，因为他们无处可去——这是他们的归宿——他们也没有费事去遮雨，因为他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遮挡。

他们是几年前结束的一场内战的难民，战争发生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它见证了独立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诞生，并导致了数十万乃至数百万人死亡，还有数百万人成为难民。这些人流浪了很长时间，无人救助，听天由命，在锡亚尔达车站这种地方自生自灭，最终要么饿死要么病死。但不只他们如此。这些战后流民沿途还会遇到其他群体——被印度强悍又肆无忌惮的河流驱逐出家园的大批灾民。于是，数以百万计无家可归、茫然无措的人在路上拖着脚步，精疲力竭地倒下，往往再也站不起来了。其他人试图到达城市，指望在那里喝口水，也许还能讨到一把米。

光是走出火车车厢都很困难——月台上没地方可以落脚。通常，与众不同的肤色在这里会引起人们注意；但没有什么能让锡亚尔达火车站的居民分心，因为他们似乎已经在生命的彼岸把自己安顿好了。我旁边的一位老妇人正从她纱丽的褶层里掏出一点米。她把米倒进小碗里，开始踅摸，也许是找水，也许是找火，好用来煮粥。我注意到她附近有几个孩子盯着碗看。目不转睛地，一动不动，默默无言。这只持续了片刻，这一刻很漫长。孩子们没有扑到米饭上；大米是老妇人的财产，这些孩子被教会了比饥饿更强大的东西。

有个男人从拥挤的人群中挤过去。他挤开老妇人，碗从她手中跌落，米粒掉在月台上，撒进泥里，落进垃圾堆里。就在那一瞬间，孩子们扑倒在地，钻进那些还站着的人的腿间，在淤泥中挖来挖去，试图找到米粒。老妇人两手空空地站在那里，另一个男人推了她一把。老妇人、孩子们、火车站，所有的一切——都被热带大雨无休止的洪流浇透了。我也湿漉漉地站着，不敢迈出一步；何况我也不知道该去哪里。

我从加尔各答继续南下，来到海得拉巴。北方所见的种种悲苦，在南方荡然无存。南方看上去开朗、镇定、懒洋洋的，还带点乡土气息。当地某位王公[王公（Rajah），旧时印度的邦主、王公或贵族。]的仆人一定是把我错认成了别人，他们在车站隆重地迎接我，然后直接开车把我送到一座宫殿。一位彬彬有礼的长者欢迎我，让我坐在一张宽大的皮扶手椅上，他显然希望和我进行更长时间、更深入的交谈，那超出了我这种简陋英语的能力。我结结巴巴地说了些什么，觉得自己脸变红了，汗水从额头上流下来。长者慈祥地笑笑，给了我一些勇气。这情景简直像在做梦。仆人们把我带到宫殿侧翼的房间。作为王公的客人，我要住在这里。我想叫停整件事，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找不到合适的词来解释其中有误会。也许仅仅因为我来自欧洲，就给王宫带来了某些声望？不知道。

我每天坚持不懈地狂热背单词。什么照耀天空？太阳。什么坠落大地？雨。什么摇撼树木？风。诸如此类……每天记二十到四十个单词。我读海明威，我试图理解杜波依斯神父的书中关于种姓制度的论述。开始其实并不难：有四个种姓嘛。首要的一级是婆罗门，他们是祭司、精神导师、思想者，是指引道路的人。接下来是第二级的刹帝利，他们是战士和统治者，从政和打仗的人。第三级，是更低一级的吠舍：商人、工匠和农民。第四级，也是最后一个种姓，是首陀罗——劳工、农民、仆人、雇工。问题来了，因为事实证明这些种姓分为数百个次种姓，而这些次种姓又各自分为几十个次次种姓，直至无限。印度的一切都是无限的——无限的神和神话、信仰和语言、种族和文化；无论何事，无论何地，都有令人晕眩的无穷无尽。

与此同时，我本能地感觉到，我从周围所感知到的一切，只不过是外在的信号、图像、符号，它们底下那个广阔而多样的隐秘信仰的世界，我一无所知。我也想知道，我无法进入这个世界，究竟是因为缺乏关于它的理论和知识，还是有更深刻的原因，即，我的脑袋里完全渗透了理性主义和唯物主义，无法认同和掌握像印度教这样充满灵性和玄学的文化。

在这种状态下，再加上法国传教士书中的丰富细节令人不堪重负，我就放下书，进城去。

王公的宫殿——所有阳台（大概有一百个）都装上了玻璃，当玻璃窗打开时，一缕清新的微风吹过房间——周围环绕着郁郁葱葱、精心打理的花园，园丁们在花园里忙个不停，修剪，割草，耙地。再往后，在高墙之外，就是城市了。沿着狭窄且总是拥挤的小街小巷走到那里，路过无数五颜六色的商店，货摊和卖食物、衣服、鞋子和清洁用品的摊位。即使不下雨，街道也总是泥泞不堪，因为这里所有的垃圾都被倒在街道中间，只因街道不属于任何人。

到处都有喇叭，播放刺耳、响亮、连续不断的歌声。它来自当地的寺庙。都是一些小型建筑，通常不比周围那些一层或两层的楼房大，但数量众多。它们看起来都差不多：涂成白色，披挂着花环和亮闪闪的装饰品，像参加婚礼的新娘一样明亮而喜庆。这些小庙宇里面的氛围可谓吉祥喜悦。里面人满为患，人们窃窃私语，烧香，眼睛骨碌碌转，伸出手掌。有人（司事？助祭？）向信徒分发食物——蛋糕、杏仁糖或糖果。如果手伸得久一些，可以得到两份，甚至三份。信徒必须把他得到的东西吃掉，或者放到祭坛上。进入每座寺庙都是免费的：没有人会问你是谁，或者信仰什么。每个人各自敬奉，没有集体仪式，因此有种松弛、自由的气氛，甚至有点乱哄哄的。

这种敬拜场所到处都是，因为印度教里有无数神灵；没人能理出一份完整的清单。此外，神灵之间并不竞争，而是融洽和平地共处。一个人可以同时信仰一个或多个神，甚至可以根据地点、时间、心情或需求改变信仰。所有特定神灵的追随者在尘世最终的抱负，都是建起一处专用的圣所，建一座寺庙。请记住，这种开明的多神主义已经存续了数千年，我们可以想象这带来的实际影响。天长日久，有多少寺庙、礼堂、祭坛和雕像拔地而起，又有多少毁于洪水、火灾、台风、与穆斯林的战争。如果曾经建造的所有这些仍然存在，它们肯定能覆盖半个地球。

我在闲逛中偶遇了迦梨女神神庙。她是毁灭女神，代表着时间的破坏性作用。不知道参拜能否平息女神的怒火，毕竟凡人无法阻挡时间。迦梨女神高大，黝黑，伸出舌头，戴着骷髅头项链，张开手臂站立。她是一个女人，但最好不要跌进她的怀里。

通往寺庙的路要经过两排摊位，它们出售刺鼻的香水、五颜六色的粉末、画片、吊坠，以及各种俗气的小玩意。一群汗水淋淋、激动不已的人挤挨着缓缓移动，蜿蜒地走向女神雕像。圣所内弥漫着让人透不过气的供香、热气和黑暗的浓烈气息。在雕像前会进行象征性的交换——你交给祭司一块之前购买的小圆石，他又递回另一块。我想意思是你交出未开光的那一块，接受一块蒙福的。但我也不确定是否如此。

王公的宫殿里满是仆人。你看不到其他人，真的，就好像整个地方都交由他们绝对统治。数不清的管家、男仆、侍者、侍女、贴身侍从，专司泡茶和装饰蛋糕的、熨衣服的、送信的、灭蚊灭蜘蛛的，还有更多职责和角色说不清的人，他们不断地穿过房间和沙龙，沿着走廊和楼梯走过，清扫地毯和家具，拍打枕头，整理扶手椅，剪花浇花。

所有人都悄声走动，动作流畅，小心翼翼，给人一种略带畏惧的印象。但没有明显的紧张感，没有人跑来跑去或比手画脚。仿佛有一只孟加拉虎在这附近的某个地方转悠；人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轻举妄动。即使是白天，在耀眼的阳光下，仆人也像没有特征的影子，一言不发地走来走去，始终如此以保持在外围，小心翼翼地不引起别人注意，更别说挡别人路了。

根据职责和等级，他们的着装也各不相同：从镶有宝石的金色头巾到简单的“缠腰布”（dhotis）——是这种等级制度底层的人缠的。有些人身着丝绸、绣花腰带和闪闪发光的肩饰，有些人则穿着普通的衬衫和白色卡夫坦长衫。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赤脚。即便那些身着刺绣和流苏、织锦和羊绒的人，脚上也什么鞋都不穿。

我注意到这个细节，是出于自己的经验。那是战争期间，德国占领的时候。我记得1942年的冬天快到了，我却没有鞋子。我的旧鞋坏了，妈妈没钱买新的。波兰人可以买到的鞋子售价四百兹罗提，厚帆布鞋面有黑色防水涂层，鞋底由浅色椴木制成。上哪儿找四百兹罗提去？

那时，我们住在华沙的克罗赫马尔纳大街，靠近犹太区的大门。我们住在斯库皮耶夫斯基一家的公寓里。斯库皮耶夫斯基先生有个小作坊，做一种绿色的洗浴肥皂。“我会给你一些肥皂寄售，”他说，“卖够四百，就够你买鞋了，你等战争结束了再还我。”那时的人们还相信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他建议我去华沙——奥特沃茨克铁路沿线，那里常有度假的旅客；他说，度假的人会想着买块肥皂来稍微纵容一下自己。我听了他的话。那年我十岁，我流下了一生中一半的眼泪，因为实际上没人愿意买小肥皂。我常常是走了一整天，什么也卖不出去。哪怕只是一块肥皂。有一次我卖了三个，开心地回到家，红光满面。

揿响门铃后，我会开始热切地祈祷：上帝，请他们买东西，至少让他们买一块！我实际上是在乞讨，试图引起怜悯。我会走进一间公寓说：女士，请从我这儿买一块肥皂吧。它只需要一兹罗提，冬天来了，我没有鞋子。这招有时管用，但不是万能的，因为还有许多其他孩子也想解决困难，通过偷东西、骗人、倒买倒卖。

冷飕飕的秋天来了，我的脚底被冻坏了，我疼得不得不停止卖货。我存了三百兹罗提，但斯库皮耶夫斯基先生慷慨地又给了我一百兹罗提。我和妈妈一起去买鞋。如果用法兰绒包住自己的腿，再在上面绑上报纸，即使最严寒的冬天也能挺过去。

如今，当我见到无数的印度人赤足行走，我觉得自己仿佛也属于这个群体，与这些人有着亲缘关系，有时候这感觉异常强烈，就好像我又回到了童年的故乡。

我回到德里，回国的机票随时都会到。我找到了我的旅馆，甚至住进了先前的房间。我考察这座城市，去博物馆，试着阅读《印度时报》，研究希罗多德。我不知道希罗多德是否来过印度；考虑到当时这段旅程的困难，似乎不太可能，尽管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毕竟，他知道那么多离希腊很远的地方！他确实描述了二十个省份，被称为“总督辖区”，属于当时地球上最强大的波斯帝国，而印度是其中人口最多的省份。印度……是已知世界迄今为止人口最多的，他断言，然后谈到了印度及其位置、社会和习俗，印度在亚洲最东的地方——据已知可靠信息，比其他任何民族都靠东——因为再往东就是沙地，不适合居住。有大量的印度部落，他们并不都说同一种语言。其中一部分，不是全部，是游牧的。有些人住在河流形成的湿地，吃从藤条做的船上捕获的生鱼……这些居住在湿地的印度人穿着灯芯草制成的衣服；他们先砍下这种植物，从河里收集起来，像编篮子那样编织起来，像胸甲那样穿上。

居住在这些湿地的印度人以东的另一个印度部落，叫“帕代伊人”（Padaei）……据说有以下习俗。如果他们的同胞生病了，病人最亲密的男性朋友（假设生病的是男人）就会杀死他，理由是如果他久病不愈，他的肉就变坏。他不承认自己生病了，但他们不予理睬，杀了他，还大摆宴席。当女人生病时，她最亲密的女性朋友也会遵循完全相同的程序。他们把年老的人当作牺牲献祭再分食，但这种情形很少见，因为所有未到老年就生病的人已经被他们杀死了。

然而，另一个印度部落有着不同的习俗：他们不杀任何活物，不种庄稼，也没有建造房屋的惯例。他们吃蔬菜，还有某种带籽的野生植物……他们采集、烹煮……然后食用。如果有人生病，他就要前往偏僻的地方躺下等死，人们任其自生自灭。

上述所有印度部落的人都在公共场所交媾，像群居动物那样。此外，他们几乎和埃塞俄比亚人一样黑。他们射进女性体内的精液和他们的皮肤一样黑，不像其他男人那样是白色的；埃塞俄比亚人的精液亦如此。

后来我去了马德拉斯和班加罗尔，去了孟买和昌迪加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确信我在做的事情是让人沮丧的、无法完成的，我不可能认识和理解我所处的这个国家。一个人如何描述这一切？在我看来，它没有边界，没有尽头。

我收到了一张从德里到华沙的返程机票，经停喀布尔和莫斯科。我在喀布尔降落时正赶上太阳落山。深粉色的，几乎是紫罗兰色的天空将最后的光投射到山谷周围深蓝色的群山上。白天即将结束，陷入彻底而深邃的寂静之中——这是属于一片风景、一块土地、一个世界的寂静，不论驴脖子上的铃铛，还是小步跑过机场营房的羊群发出的细碎的嗒嗒声，都不会打扰它。

警察因为我没签证扣留了我。但他们不能把我遣返，因为我来时乘坐的那架飞机已经飞走了，跑道上没其他飞机。他们开车进城之前交换了一下意见。只有两个人留下了，机场警卫和我。他身材高大，肩膀宽阔，留着深褐色的胡子，眼神温和，脸上挂着似有似无的腼腆微笑。他穿着一件长款军大衣，扛着一杆来自军品店的毛瑟步枪。

夜幕降临，立刻变冷了。我冻得打哆嗦。我是直接从热带地区飞过来的，身上只穿了一件衬衫。警卫带来了一些木柴、引火物和干草，并在一块水泥板上生了火。他把他的外套给了我，然后用一条深色的驼毛毯子把自己眼睛以下的部分都裹了起来。我们面对面坐着，谁都没说话。周围只有寂静。远处有一些蟋蟀醒了过来，后来，在更远的地方，一辆汽车的引擎发出轰鸣声。

早上，警察带着一位老人回来了，他是一个商人，在喀布尔为罗兹[罗兹，波兰第三大城市，罗兹省首府。]的工厂采购棉花。别拉斯先生答应会设法办理签证；他来这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有一些门路。事实上，他不仅搞定了签证，还邀请我去他的别墅玩，他很高兴能有人作伴。

喀布尔尘土之下还是尘土。风刮过城市所在的山谷，从附近的大漠带来沙云。一种浅棕色、浅灰色的颗粒物悬浮在空气中，覆盖着一切，四面八方无孔不入，只有在风减弱时才会落下来。然后空气会变得清澈，剔透。

每天晚上，街道上都仿佛在上演一出自发的、即兴表演的神秘剧。穿越那无孔不入的黑暗的，只有街边小摊上燃烧着的油灯和火把，微弱摇曳的火光照亮了摊贩直接摆在地上、马路上和门口的廉价商品。在这一排排灯火之间，人们静静地经过——弓着背、裹得严严实实的身影被寒气和风吹打着。

当来自莫斯科的飞机开始在华沙上空下降时，我的邻座浑身发抖，双手紧握着椅子的扶手，闭上了眼睛。他有一张灰色的、饱受摧残的脸，布满皱纹。一件有霉味的廉价西装松垮垮地挂在他瘦削的身上。我用眼角的余光偷偷看他。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片刻之后，我听到了压抑但明显无疑的抽泣声。

“对不起，”他对我说，“对不起。但我没想到我能回来。”

那是1956年12月。还有人从古拉格释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