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是我第一次与他者的相遇，我因此发现了新世界。那同时也是关于谦逊的重要一课。是的，这个世界教人谦逊。这次旅行回来后，我为自己的无知感到难堪，我竟然什么也读不懂。那时我明白了现在看来显而易见的道理：一种不同的文化不会因为我简单的示好就向我揭示其奥秘；必须要为这样的相遇做好充分的准备。

对这堂课，以及它所指向的我应该完成的大量功课，我的最初反应却是跑回家，回到我熟悉的地方，回到我自己的语言，回到我已经熟悉的标志和符号所组成的世界。我想要忘记印度，它标志着我的失败：它的广袤和多元，它的贫穷和富裕，它的神秘和深不可测，这些都让我叹服，震惊，并最终打败了我。我再一次庆幸，如今只需在波兰各地跑跑，写写那里的人民，与他们交谈，倾听他们的心声。我们因共同的经历而彼此连接，一下子就能相互理解。

但我当然没忘记印度。波兰的冬天越是寒冷，我就越容易想到炎热的喀拉拉邦；夜幕降临得越快，克什米尔灿烂的日出景象就越生动。世界不再是同一种冰天雪地，它变成了很多个世界，变得斑驳陆离：严寒与酷暑、白雪与绿意同时存在。

但凡我有空（只有一点点，因为报社有很多事要做），有点闲钱（不幸的是，这很难），就搜罗有关印度的书籍。但我在大众书店和旧书店的考察往往无果而终。在一家二手书店里，我找到了保罗·多伊森出版于1907年的《印度哲学纲要》（Outlines of Indian Philosophy）。多伊森教授是德国著名的印度问题专家，也是尼采的朋友，他这样解释印度哲学的精髓：“这个世界都是mâyâ[指印度教和佛教中的幻现之力、空幻境界。]，是虚幻……一切皆幻，唯一例外就是自我，也即阿特曼[阿特曼（Atman），梵语，本义为“呼吸”，在印度哲学中代表人的灵魂，或与人的自我合一的宇宙精神。]……［人］自身便能感觉到一切——正因其本身应有尽有，他便可以无欲于万物；他自身能感受一切——正因万物无损于他，他便无损于万物。

多伊森批评欧洲人。“欧洲人的懒惰，”他提出，“试图逃避对印度哲学的研究”——尽管也许“绝望”是更准确的缘由，因为经过四千年不间断的发展，印度哲学已经成为如此浩瀚、如此无限的体系，除了执着的蛮勇者和狂热者之外，所有人都会望而生畏。此外，印度教中深不可测的领域无边无际，其中蕴藏的丰富多样的内容充满了令人困惑、互相矛盾的鲜明对照。这里的一切都能以最自然的方式转变成其对立面，有形物质和神秘现象之间的界限是流动的、短暂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或者简单地说，你即是我；存在化为虚无，又分解并化为宇宙，化为诸天中无所不在的事物，化为消失于无底的虚无深处的神圣道路。

印度教中有无数神、神话和信仰，数百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流派、学术派别和宗教社团，很多种救赎法门、道德规范、净化习俗和禁欲规则。印度教的世界是如此之大，以致它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每个人和每件事，可以相互接受、包容、和睦相处。不可能数清印度教的所有典籍：仅其中一本《摩诃婆罗多》就有大约二十二万个十六音节的诗句，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加起来的八倍！

有一天我在一家旧书店发现了一本折了角、快要散架的书，是瑜伽士罗摩遮罗迦在1905年出版的《印度瑜伽呼吸科学：关于身体、精神、心理和灵性发展的东方呼吸哲学完全手册》。作者解释说，呼吸是人类最重要的活动，因为我们通过气息与世界交流。呼吸停止，生命就结束了。因此我们呼吸的质量决定了我们生命的质量，决定了我们是否健康、强壮、明智。不幸的是，罗摩遮罗迦说，大多数人，尤其是西方人，不懂得如何呼吸，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疾患、残障、病态和抑郁。

我对培养创造力的练习特别感兴趣，因为我自己缺乏这种能力。“平躺在地板或床上，”这位瑜伽士建议，“完全放松，双手轻轻放在腹腔神经丛上（在胃的凹陷处上方，肋骨开始分开的地方），有节奏地呼吸。在完全建立节奏后，每次吸气都会从普施的养分中吸收更多的‘普拉纳’（prana），也就是生命能量，这些能量将被神经系统吸收并储存在腹腔神经丛中。每次呼气时，普拉纳，也就是生命能量，都会输送到全身……”

我差不多读完《印度瑜伽呼吸科学》时，到手了一本1923年出版的《孟加拉掠影》，作者是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泰戈尔是作家、诗人、作曲家和画家。时人认为他可比肩歌德和卢梭。他在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据他描述，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小罗比——这是他的乳名——作为孟加拉婆罗门贵族的后裔，就以孝顺、读书用功和无比虔诚而为人称道。他回忆说，早上天还没亮的时候，父亲会把他叫醒背诵梵语变格。等天亮了，他继续写道，他父亲在祈祷后会让他喝完早上的牛奶。最后，在罗比的陪伴下，他的父亲会再次向神灵祝祷并颂念《奥义书》。

我试着想象这样的场景：天快亮了，父亲和还没睡醒的小罗比站在初升的太阳前，诵念《奥义书》。

《奥义书》是三千年前的哲思歌韵，现在仍然存在于印度的精神生活中并充满活力。当我意识到这一点，并想到那个小男孩用《奥义书》中的篇章迎接晨星时，我怀疑我到底能不能理解这个国家，一个孩子们以吟诵哲学诗文开始新一天的国家。

罗比·泰戈尔是加尔各答的孩子，在他出生的那个庞大的城市里，我碰到过以下事件。有天我正坐在酒店房间里读希罗多德，听到窗外传来警报声。我跑了出去。救护车呼啸而过，人们跑进门口避难，一群警察从拐角处冲出来，用长棍抽打乱窜的行人。空气中能闻到汽油和燃烧物的气味。我想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一个手里拿着石头飞奔而过的人喊道：“语言战争！”一边继续冲。语言战争！我不明白个中细节，但早些时候就知道，在这个国家，语言冲突可能会以暴力和血腥的形式出现：示威、街头打斗、谋杀，甚至自焚。

只有在印度，我才意识到我懂不懂英语其实毫无意义——这里只有精英才讲英语。他们占总人口不到百分之二。其余人讲的语言合计有几十种。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懂英语让我感觉自己更接近也更亲近城里的普通人或我经过的村庄里的农民。我们在同一条船上——我和五亿印度民众。

这个想法给了我安慰，但也让我困扰——我想知道，为什么我会因为自己不懂英语而惭愧，却不会因为不懂印地语、孟加拉语、古吉拉特语、泰卢固语、乌尔都语、泰米尔语、旁遮普语，或者这个国家使用的任何其他语言而惭愧？是因为英语更容易见到读到吗？这其实是无稽之谈：在当时学英语就像学印地语或孟加拉语一样稀奇。那么这是我的欧洲中心主义吗？难道我认为一种欧洲语言比我做客的这个国家的语言更重要？认为英语更优越是对印度人尊严的冒犯，对他们来说，与母语的关系是件敏感而重要的事。他们时刻准备用生命捍卫自己的语言，为此不惜跳入火堆。这种热忱和决心源于这样的事实：在这里，身份认同取决于一个人所说的语言。例如，孟加拉人意味着母语为孟加拉语的人。语言是人的身份证，是人的面孔甚至灵魂。这就是为什么关于其他事情的冲突——例如社会和宗教问题——会以语言战争的形式出现。

在寻找有关印度的书籍时，我会打听是否有关于希罗多德的书。希罗多德开始引起我的兴趣——事实上，我完全迷上了他。我很感激在印度时有他陪伴，他的书陪我度过了那些心怀迷惘和困惑的时刻。从他的文字来看，他似乎是一个待人和善、对世界充满好奇的人。一个总是有很多问题的人，并随时准备跋涉数千公里去寻找其中任何一个问题的答案。

然而，当我沉浸在各种资料中时，我发现我们对希罗多德的生平知之甚少，即便我们已掌握的极少数事实也不完全可靠。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或者与他同时代的马塞尔·普鲁斯特，都一丝不苟地剖析了自己童年的所有细节；但希罗多德，正如他那个时代的其他伟大人物——苏格拉底、伯里克利、索福克勒斯——几乎没告诉我们关于他自己的任何事情。他们觉得童年无关紧要？希罗多德只说过他来自哈利卡尔那索斯。哈利卡尔那索斯位于一个宁静的海湾上，海湾的形状像一个圆形剧场，那是地球上一处宜人的所在，亚洲西海岸与地中海交会于此。这是一片属于阳光、温暖和光明的土地，到处长满橄榄树，遍布葡萄园。你会本能地觉得，出生在这里的人，必然天性善良，思想开阔，身体健壮，总是爽朗快乐。

传记作者认为，希罗多德出生于公元前490年至公元前480年之间，有可能是485年。这是世界文化史上极为重要的几年。公元前480年左右，佛陀涅槃；一年后，孔子在鲁国去世。柏拉图将在五十年后出生。亚洲是世界的中心；即使就希腊人而言，他们社会中最具创造力的成员——伊奥尼亚人——也生活在亚洲。那时没欧洲什么事。它仅以神话里一个叫欧罗巴的美丽女孩为人所知，欧罗巴是腓尼基国王阿革诺尔的女儿，宙斯将她变成一头白牛，将她掠到克里特岛。

希罗多德父母的情况如何？他有兄弟姐妹吗？他家的住宅在哪儿？所有这一切都处于深深的不确定中。哈利卡尔那索斯[哈利卡尔那索斯是颇为特殊的希腊移民城市，在大多数其他希腊城邦早已摆脱国王的时代，哈利卡尔那索斯仍保留了君主政体。与此同时，当他们的伊奥尼亚邻居反抗波斯统治时，哈利卡尔那索斯仍然效忠于波斯人并且是波斯帝国的一部分，直至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33年占领了此地。]是一块效忠于波斯人的希腊殖民地，城中还有非希腊的原住民卡里亚人。希罗多德的父亲叫吕克瑟斯，这不是希腊名字，所以他可能是卡里亚人。他的母亲很可能是希腊人。因此，希罗多德是希腊—卡里亚人，一个混血儿。这些在不同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交融着不同血统，他们的世界观由边境、距离、差异、多样性等因素决定。我们在其中遇到了最丰富的人类类型，从狂热、极端的宗派主义者，到缺乏热情、万事不关心的地方主义者，到热衷开放、乐于接受新事物的漫游者——世界公民。这取决于他们的血是怎样混在一起的，内里有什么灵魂。

希罗多德小时候是什么样子的？他是冲每个人微笑并主动伸出手，还是闷闷地躲在母亲的衣服后面？他是不是永远的爱哭鬼、哼哼唧唧，害得饱受折磨的母亲不时感叹：老天爷，我怎么生出这样的孩子！还是说性格开朗，到处给人带去欢乐？他是听话有礼貌，还是爱用问题折磨所有人：太阳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它那么高，谁也够不着呢？为什么它躲到了海面下？它不怕被淹死吗？

在学校呢？他和谁一起坐长条板凳？他们会罚他坐在某个不守规矩的男孩旁边吗？或者——但愿不会这样——坐在这样的女孩旁边？他学会怎样快速在泥板[原文为“泥板”（claytablets）。希罗多德使用的更有可能是蜡板（waxtablets），即表面上涂有一层蜡的木板，在古典时代和整个中世纪都被用作可重复使用并且便携的书写工具。]上书写吗？他经常迟到吗？他会在课堂上局促不安吗？他会给同学传答案吗？他是个爱告状的学生吗？

还有玩具呢？生活在两千五百年前的希腊儿童玩什么？木雕的小车吗？他会在海边建造沙堡吗？会爬树吗？他童年经历的哪些事将被他铭记一生？对小罗比来说，最崇高的时刻是在他父亲身边做晨祷。对小马塞尔来说，是在黑暗的房间里等待他母亲过来拥抱他，道晚安。小希罗多德期待的是哪种经历？

他父亲是做什么的？哈利卡尔那索斯是个港口小城，位于亚洲、近东和希腊本土之间的贸易路线上。来自西西里岛和意大利的腓尼基商船、来自比雷埃夫斯和阿尔戈斯的希腊商船，以及来自利比亚和尼罗河三角洲的埃及商船，都停靠在这里。希罗多德的父亲是不是商人？也许正是他激发了儿子对世界的好奇心。他是否常常从家里消失数周或数月，留下他的妻子回答孩子的问题，“爸爸现在在……”从这里，他可以想象一系列地名并从中总结出经验——在遥远的某个地方，存在着一个无所不能的世界，它可能会把父亲永远从他身边带走，也可能（感谢众神！）把他再带回来。想要认识世界的诱惑就是这样诞生的吗？先是诱惑，然后心生决定？

从我们掌握的有限材料中，我们知道小希罗多德有一个名叫帕尼亚西斯的叔父，他是很多诗歌和史诗的作者。这位叔父会带他去散步，教他诗歌之美、修辞的奥秘、讲故事的艺术吗？因为《历史》是天赋的产物，也是作者技巧和高超技艺的典范。

希罗多德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由于他的父亲和叔父参加了反抗哈利卡尔那索斯僭主吕格达米斯的起义，他卷入了政治——这似乎是他一生中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僭主成功镇压了叛乱。反叛者在萨摩斯岛避难，那是个向西北方向划船两天才能抵达的多山岛屿。希罗多德在这里度过了数年，也许他就是从这里出发环游世界的。如果说他偶尔还会回到哈利卡尔那索斯，那也只是短暂的逗留。他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探望他的母亲？我们不知道。人们有理由推测，他从此以后没有回过这里。

公元前五世纪中叶，希罗多德来到雅典。船在雅典的比雷埃夫斯港靠岸；从这里到雅典卫城有八公里，通常是骑马或步行抵达。雅典当时是世界大都市，地球上最重要的城市。希罗多德是外省人，不是雅典人，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是外国人，虽然这些人的待遇比奴隶好，但还是不如雅典本地人。雅典社会对种族高度敏感，具有强烈的优越感，排他，甚至傲慢。

但希罗多德很快适应了他的新城市。这位三十来岁的男子性格开朗、友善，是位讨大家喜欢的家伙。他讲课，出现在聚会上、“文学之夜”上——他可能正是以此谋生。他与苏格拉底、索福克勒斯、伯里克利结交。这并不是什么难事。雅典当时有十万人口，地方不大，而且建筑密集，堪称杂乱无章。只有两个地方与众不同：一是雅典卫城，宗教崇拜的中心；一是“广场”（Agora），为集会、活动、商业、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中心。人们从清晨就聚集在这里。广场上总是人头攒动，充满生机。我们肯定也会在这里找到希罗多德。但他并没有在雅典久留。大约在他来到雅典那会儿，当局通过了一项严厉的法律，据该法律，只有父母都出生在雅典周边的阿提卡地区的人，才享有政治权利。希罗多德无法获得雅典公民身份。他再次启程，最终在意大利南部的希腊殖民城邦图里伊获得永久定居权。

关于后来发生的事情，意见不一。有些人认为他没再离开过那里。其他人则声称他后来又来过希腊，有人在雅典看到了他。甚至还有人在马其顿看到了他。但事实上都没有确凿证据。他可能在六十岁时死去——但是死在哪儿？在什么情况下？他是不是在图里伊度过晚年，坐在一棵悬铃木的树荫下写他的书？又或者他视力不行了，只能口述给抄写员？他记笔记吗？还是只依靠记忆？那个时代的人记忆力很强。他很可能记得克洛伊索斯和巴比伦、大流士和斯基泰人、波斯人、温泉关和萨拉米斯的故事，以及《历史》里讲述的许多其他故事。

或许希罗多德死在一艘船上，当时它正穿过地中海驶向某处？又或许他正走在路上，中途坐在一块石头上休息，再也起不来了？希罗多德消失了，他在两千五百年前离开了我们，去世的具体年份我们无法确定，地点我们也不得而知。

报社。

实地考察。

大会。小会。谈话。

我空的时候就翻词典（市面上终于有了一本像样的英文词典）和各种关于印度的书籍（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气势十足的《发现印度》刚刚出版，还有圣雄甘地的著名自传，以及装帧精美的《五卷书：印度的智慧》[《五卷书：印度的智慧》（Panchatantra），古印度的一部寓言故事集。]。斯大林去世后，审查制度放松了，多年来不见天日的一些书籍开始出现）。

每读到一本新书，我都觉得自己踏上了一段崭新的印度之旅，回忆起我去过的地方，从自以为熟知之处发现新的深度与面向，新的意义。这些旅程的维度远比我最初那段丰富。我还发现，通过阅读更多书籍、研究地图、观看绘画和照片，能进一步延长这些旅程，加深记忆与理解。更重要的是，这比真实的旅行更有优势——如此卧游的人可以随时停下来，平静地观察，回放之前的画面，如此等等。在真实的旅程中，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做这些。

正当我越来越沉浸于印度的独特和丰富，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国家将成为我全部心思的所在，1957年秋天的一天，我们的万事通秘书克雷霞·科尔塔把我叫出办公室，一副神秘而激动的样子，小声对我说：

“你要去中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