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和大流士多待一会儿，我打乱了旅行发生的顺序，现在从1960年的刚果快进到1979年的伊朗。这个国家正发生剧烈的伊斯兰革命，领导人是阿亚图拉·霍梅尼，他是个须发已白的老人，神情严肃，性情坚忍。

时间无情推进，我们不过是奴仆和牺牲品，但我们偶尔还是难以抵挡驾驭时间的诱惑：从一个时代跳到另一个时代，站在时间之外，随意并置、组合、拆分，全然不顾时间客观的节点、阶段，甚至时代——哪怕只是暂时如此，哪怕明明知道这都是梦幻泡影。

那为什么大流士如此有吸引力？读希罗多德对那些东方统治者的描述，我们会看到，虽然他们行事残忍冷酷，但偶尔也有不一样的作为，这种“不一样”可能是有益的事，甚至是善事。大流士就如此。一方面，他嗜杀成性。比如他率领军队攻击斯基泰人时：此时，一个名叫奥约巴佐斯的波斯人，因为他的三个儿子都参加了远征，恳求大流士留下其中一个。大流士友好地回答，他会把三个人都留下，仿佛这个要求合情合理。奥约巴佐斯听到国王免除了儿子们的兵役，高兴坏了。但大流士命令负责此事的人把奥约巴佐斯的三个儿子全部杀掉。这样他确实把他们都留在了苏萨，只不过是在割断他们的喉咙后留下。

然而另一方面，大流士是一位优秀的管理者，他修筑道路，疏通邮政，铸造货币，发展贸易。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几乎从他戴上王冠的那一刻起，他就下令开始建造一座宏伟的城市，波斯波利斯，其名望与荣光足可媲美麦加和耶路撒冷。

我在德黑兰见证了伊朗国王统治的最后几周。这座巨大的城市散布在一大片沙地上，平时就嘈杂喧嚣，现在完全陷入混乱。每天无休止的示威活动导致交通瘫痪。这里的男子都长了一头黑发，女子都戴着头巾，他们走在一公里甚至几公里长的队伍中，反复喊口号，叫喊，有节奏地挥舞着他们举起的拳头。装甲卡车不时驶入街道和广场，向示威群众开火。他们开火是来真的，随着死伤者倒下，惊慌失措的人群要么四散逃跑，要么躲进建筑物的门洞。

狙击手从屋顶开火。一个人被子弹击中，像是被绊倒了一样，正要向前倒下，被走在他身边的人抓住了，他们把他抬到人行道旁，同时队伍继续行进，拳头继续有节奏地举起。有时，身着白衣的女孩和男孩走在队伍最前面，额上缠着白色头带。他们是殉道者，准备迎接自己的死亡。他们的头带上也是这样写的。有几次，在队伍开始挪动之前，我走到他们跟前，试图读懂他们的表情。可什么都看不出。无论如何都看不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描述，找不到准确的词汇。

下午，示威活动停止，商人们开始营业。这里有很多二手书商，他们在街上摊开自己收来的书。我买了两本关于波斯波利斯的集子。国王很为这座城市骄傲。他在那里举行盛大的仪式和节日庆典，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至于我，我无论如何都想去那里，因为它是由大流士开始建造的。

幸而斋月到了，德黑兰也平静下来。我找到巴士总站，买了张去设拉子的车票，那里离波斯波利斯很近。我没费什么事就买到了票，尽管后来大巴也满员了。那是辆装有空调的豪华奔驰大客车，它安静流畅地驶过平坦的高速公路。我们经过大片深米色的岩石沙漠，时不时还看到贫瘠、没有任何绿意的村庄，都是泥屋，看到孩童结伴玩耍，还有成群的山羊和绵羊。

在休息站，能吃到的东西就这些：荞麦饭、热羊肉串、水，以及作为甜点的茶。我没法跟人聊天，因为我不懂波斯语，但气氛挺愉快。男人友好地微笑，妇女则会把脸转向另一边。我知道我不该直视她们，那是被禁止的，然而在她们身边待了一段时间后，总会看到她们中有人整理头巾，在那一瞬间可以看到眼睛从头巾下隐隐露出——无一例外的乌黑大眼睛，亮晶晶的，有长长的睫毛。

我在大巴上的座位靠窗，但车开了几个小时，风景还是没变化，于是我从包里拿出希罗多德，阅读有关斯基泰人的章节。

说起战争，斯基泰人的习惯是这样的。当斯基泰人杀死他的第一个敌人后，会喝一些敌人的血。无论他在战争中杀死多少人，都得把敌人的头颅献给国王；因为这样就能分得一份战利品，而没有头颅就没有战利品。斯基泰人剥头皮的方式如下：沿着耳际在头部做一个环形切口，然后揪起来晃动，使头皮从头盖骨脱落；接下来，用牛肋骨刮去头皮上的肉，然后用手揉搓，把头皮揉软，当手巾用，他会自豪地把这块手巾系在他坐骑的笼头上。在他们看来，一个人拥有这种手巾越多，就越勇敢。他们中许多人会把头皮缝合在一起，做成拼接皮革的衣服，例如皮大衣……我们知道，人类的皮肤很厚，白得发亮，事实上比任何其他兽皮都有光泽。我没再往下看，因为车窗外突然出现了棕榈树林和宽阔的绿色田野，还能看到建筑物，更远处有街道和路灯。屋顶上露出清真寺的圆顶，闪闪发亮。我们到设拉子了，花园和地毯之城。

宾馆前台告诉我，去波斯波利斯只能坐出租车，而且最好在黎明前出发，这样就能看到日出，看到帝国的废墟如何被第一缕阳光照耀。

天还黑着，司机已经在宾馆门口等我了，我们迅速出发。天上是一轮圆月，所以我可以看到我们是在一个平原上，如干涸的湖底一样平坦。在空荡荡的路上走了半小时后，这位叫贾法尔的司机停车，从后备厢里拿出一瓶水。这个点太冷了，水都是冰的，我也冻得直打哆嗦，贾法尔好心地给我披了条毯子。

我俩只能通过手势交流。他对我做了个洗脸的手势。我照做了，正准备擦脸时，他又做了一个不要擦脸的手势：不能擦脸，必须让太阳晒干水分。我明白这是一种仪式，于是耐心地站着等待。

沙漠中的日出永远光明灿烂，那一刹是神秘的奇观，那个傍晚时分从我们身边驶离、消失在夜色中的世界，突然回来了。天空重显，大地和人重现。万物复苏，尽收眼底。附近如果有绿洲，我们会看到绿洲；如果有井，我们会看到井。在这个动人的时刻，穆斯林会匍匐在地，开始一天中的第一次祈祷——晨祷。他们的狂喜也传递给了非信徒。沙漠中的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体验太阳回归地球；它召唤出的也许是唯一真正的普世情感。

光明降临，波斯波利斯展现出帝国的荣光。这是座巨大的石城，寺庙和宫殿坐落于一片开阔的平台，这片台地开凿在山坡之上，一旁峻急的山体陡然耸立，就在我们此刻站立的平地的尽头，没有任何缓冲。太阳晒干了我的脸，仪式要求不能擦脸的原因如下：太阳和人一样，需要水才能生存；如果醒来时它能从人的脸上喝几滴水，就会在它变得残忍的时刻（比如中午）对人更友善。它给人提供荫凉表达仁慈。它不会直接提供阴影，而是借助各种其他事物，诸如一棵树、一个屋顶、一座山洞。我们非常清楚，如果没有太阳，那些事物本身不会有阴影。因此，照射我们的太阳也为我们提供了防御的盾牌。

公元前330年1月底，也就是大流士下令建造波斯波利斯两个世纪后，在一个和现在差不多的黎明时刻，亚历山大大帝率军逼近这座城市。他还没有见过这些建筑，但他听说过它们的宏伟，以及里面的无数宝藏。正是在贾法尔和我站着的这片平地上，他遇到了一群奇怪的人：他们在河对岸遇到了一群人。这些人衣衫褴褛，和亚历山大迄今为止打交道的那些人、那些精致的功利主义者很不一样。他们的呼喊，以及他们手里拿着的讨饭棍，都表明他们是希腊人：要么是中年人，要么是老年人，也许是前雇佣兵，曾在对抗暴君阿尔塔薛西斯·奥科斯的战争中站错队。他们所有人都被残忍地毁容了，看着可怜又可怖。那是波斯人惯用的惩罚，他们的耳朵和鼻子都被割掉了。有些人少了手，有些人缺了脚。所有人额头上都打着烙印，面目全非。“这些人，”狄奥多[狄奥多（Diodor），即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公元前一世纪出生于西西里岛的阿格里翁，古希腊历史学家，著有《历史丛书》。]说，“精通手工艺，个个游刃有余；他们的肢体被选择性砍掉，只留下从事其职业所必需的部分。”

尽管如此，这些不幸的人仍然请求亚历山大不要命令他们返回希腊，而是让他们继续留在这里，留在他们正在建造的波斯波利斯：如果他们这种人出现在希腊，“每个人都会被孤立，会成为被怜悯的对象，被社会抛弃”。

我们抵达波斯波利斯。一条又长又宽的台阶通向古城，台阶一侧是座高大的浅浮雕，由深灰色、抛光良好的大理石雕刻，浮雕的内容是臣属走向国王，向他致敬，表达他们的忠诚与服从。每走一步就有一名臣属，有几十步。每当你踏上一级台阶，就会有指定的臣属陪伴你，当你踏向更高一级台阶，他会把你交给下一位臣属，而他自己则留在原地，守卫着自己的台阶。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臣属雕像不论外貌、比例还是形状，在最微小的细节上都一模一样。他们都身着华丽的拖地长袍，头巾上有褶皱，双手举着长矛，肩上挎着装饰精美的箭袋。他们神情严肃，尽管前方等待他们的是卑躬屈膝，但他们此刻仍笔直地行走着，仪态充满了威严。

伴随人们拾级而上的臣属们，因为外观相同，会让人产生一种在静止中运动的错觉：因为登台阶时总是看到相同的人，会觉得自己站着没动，仿佛被困在了隐形的哈哈镜中。当到达顶端，转身回头，看到的景色壮美至极：脚下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沐浴在耀眼的阳光下，只有一条路从中穿过——通往波斯波利斯的路。

这种景象造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完全对立的心理。

从国王的视角：国王站在台阶顶端，俯瞰平原。尽头处，也就是很远很远的地方，他发现了一些烟尘，一些几乎看不见、很难辨认的烟尘。国王挺好奇，纳闷这会是什么？过了一会儿，尘屑和谷粒靠近，逐渐变大，慢慢成形。他想，这些人可能是他的属臣，但因为第一印象总是最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它是“尘屑和谷粒”的印象，将永远定义国王对其属臣的理解。又过去了一段时间：他已经可以看到人影，看到人的轮廓。好吧，我没看错，国王对他周围的侍臣说，那些是属臣；我得尽快赶到大殿，赶在他们到之前坐到王座上（国王不坐在王座上时，不能和属臣说话）。

让我们再从相反的角度，从属臣和所有其他人的角度来看：他们从另一头出现在舞台上，面向波斯波利斯。他们看到了它神奇的、令人惊叹的建筑，它的镀金和釉质饰面。他们叹为观止，匍匐在地（虽然他们这样做了，但他们还不是穆斯林；伊斯兰教影响此地还得再等一千年）。恢复镇定后，他们起身抖落衣服上的灰尘。这就是刚才国王看到的烟尘。随着他们离波斯波利斯越来越近，他们的狂喜不断增长，但他们也越来越认识到自己的卑微，自己的不幸和渺小。是的，我们无足重轻，国王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我们；即使他将我们处以极刑，我们也得一声不吭地接受判决。但如果能从这里全身而退，这些人将在其乡民中获得何等尊贵的地位！其他人会说，他是觐见过国王的人。以此类推，后代就是觐见过国王之人的儿子、孙子、曾孙，等等。人们以这种方式确保家庭未来的地位。

你可以围着波斯波利斯一直走个不停。整个建筑群寂静空旷。没有向导、警卫、小贩、密探。贾法尔留在下面，我独自一人待在巨大的石头废墟之上。石头被凿成柱子和墩子，雕刻成浅浮雕和大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是自然形态的，是它在地底下或山坡上的样子。每一块石头都经过精心切割、安置和加工。多少年来，到底有多少人投身于此，那成千上万的人又付出了多少血汗？他们中有多少人死于托举这些巨石？多少人因疲惫干渴而倒下？当看着死寂的庙宇、宫殿和城市时，我们不禁想知道建造者的命运：他们的痛苦，他们折断的脊背，他们被碎石片剜瞎的眼睛，他们的风湿病。想知道他们遭遇的不幸，他们受过的苦。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果没有那些痛苦，这些奇迹会出现吗？如果没有监工的鞭子，没有奴隶的恐惧，没有统治者的虚荣心？简而言之，历史的丰功伟绩真是由人的弱点和邪恶造就的吗？人性的幽暗只能被他创造的美征服吗？以及他于此间所做的努力，他的意志与决心？难道唯一不变的真的只有美本身吗？以及我们内心对美的渴求？

我穿过入口，穿过百柱大厅，穿过大流士的宫殿、薛西斯的后宫和宝库。天热得要命，我没有力气再去阿塔薛西斯的宫殿，也没有力气去议事大厅，去其他数十座建筑和废墟，它们构成了这座死去的国王和被遗忘的众神之城。我走下大台阶，再次路过从石头中走出来的属臣队伍，他们正走在觐见国王的路上。

贾法尔和我开车回设拉子。

回头望去，波斯波利斯变得越来越小，车尾扬起的灰尘逐渐模糊了后方的视线，直到最后，当我们驶入设拉子，它在第一个转弯处完全消失了。

我回到德黑兰。回到示威的人群中，回到口号和呐喊声中，回到轻型武器射击的噼啪声和瓦斯的恶臭中，回到狙击手和二手书商的世界。

我随身带着希罗多德，他讲述了奉大流士之命留在欧洲的指挥官麦加巴佐斯如何征服色雷斯。希罗多德写道，色雷斯人中有一个叫“特劳希人”的部落。特劳希人的习俗与色雷斯人大致一样，只是在出生和死亡方面的习俗不同。每逢婴儿降生，其亲族会前来围坐一团，述说人生实苦，痛心于孩子来到人间后将遭遇的烦恼。而当有人去世时，他们会欢天喜地把他埋葬，理由是他已经摆脱人间疾苦，现在处于极幸福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