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罗多德笔下的那些事情让我深深着迷，以致我在刚果那阵子，有时会觉得希腊人和波斯人之间一触即发的战争，比当下我负责报道的刚果武装冲突更真实可怖。当然，“黑暗之心”的国度也伤人不浅：枪战频发，随时都会被捕、被殴，甚至有死亡的危险，到处弥漫着风雨飘摇的不安感，最糟的情况随时随地会发生。这里没有政府，没有法治和秩序。殖民体系正在崩溃，比利时官员纷纷逃往欧洲，取而代之的是一股黑暗而疯狂的力量——喝得烂醉的刚果宪兵。

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无组织、无秩序的情况下，自由是多么危险。或者更确切地说，没有道德约束的无政府状态是多么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作恶的力量——各种形式的堕落、野蛮和兽性——迅速占据上风。宪兵统治下的刚果正是如此。与他们中任何一人的相遇都可能致命。

有一次，我正走在利萨利小镇的街上。

天气晴朗，道路空旷而安静。

突然，我看到两个警察从对面走来。我吓得呆住了。但逃跑是没意义的，根本无处可逃，而且天热得要命，连走路都困难。宪兵们身穿迷彩服，被盔形很深的钢盔遮住半张脸，每个人都全副武装，带着自动步枪、手榴弹、刀、照明信号枪、警棍，以及一副铲叉组合的金属装备——简直就是一个便携武器库。为什么要装备得这么齐活？我纳闷。但还不止这些。他们威风的身躯上布满各式各样的腰带和可拆卸衬袋，里面是金属工具，钉子、吊钩等小东西。

他们如果穿着短裤和衬衫，看着会是挺友善的年轻人，那种会礼貌地冲你打招呼，在你问路时乐意给你指路的人。但是制服和武器改变了他们的本性和态度，还使正常的人际接触变得困难，简直没有可能。朝我走来的男人不是平时遇到的那种普通人，而是非人的生物，来自外星球。一个全新的物种。

他们越走越近，我汗如雨下，两腿发软，根本抬不起来。关键是，他们和我都清楚，不管他们硬塞给我什么判决，我都没有上诉的余地。没有更高一级的权力机构，没有法庭。如果他们想打我，尽可以打；如果他们想杀我，尽可以杀。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你才会感到真正的孤独——独自一人直面绝对的暴力时。世界变得虚空，静止，荒无人烟，最终消失。

而且，在这个刚果小镇，身处此情此景的不止两名宪兵和一名记者。在场的还有一长串世界历史，在许多个世纪前就让我们彼此对立。我们中间站着一代又一代的奴隶贩子；我们中间站着利奥波德二世[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Ⅱ，1835-1909），比利时国王（1865年至1909年间在位），创建刚果自由邦，使刚果成为其私人领地，强征当地人做苦力，造成了数百万刚果人死亡。]残酷的手下，他们砍掉了这些警察的祖父们的手和耳朵；我们中间站着棉花和甘蔗种植园的监工，手里拿着鞭子。这些痛苦的记忆在部落故事中流传了多年，而我遇到的人应该是听着那些故事长大的，故事在结束时许下了一个报应的时日。他们和我都知道，那就是今天。

会发生什么？我们之间已经足够近，并且越来越近了。终于，他们停下了，我也停下。

“先生，请问您有香烟吗？”

这是一幅怎样的画面，我马上变得热忱而急迫，殷勤甚至谄媚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这是我最后一包烟，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拿去吧，我亲爱的孩子们，全部拿去吧，好好坐下抽完整包烟，马上，直到一口烟都不剩！

我的好运让奥托·兰克医生高兴。因为路遇宪兵的结局往往很糟。宪兵已经杀了很多人。白人和黑人都来找兰克医生看伤；受尽酷刑折磨的人得由其他人抬进来。宪兵不放过任何种族，他们杀起自己的族人也不遗余力，甚至比杀欧洲人更频繁。他们成了自己国家的占领者，无法无天。“他们没碰我，”医生说，“因为他们用得上我。这些人喝醉了，身边又没有平民可以发泄怒火时，他们就会跟自己人打架，然后被送到这里，让我缝好他们的头，接好他们的骨头。”兰克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描述了毫无意义的残忍，这些宪兵也是如此，他们施暴不需要给自己找理由。

兰克医生是奥地利人，从“二战”结束起一直住在利萨利。他身形瘦弱，虽然年近八十仍充满活力，不知疲倦。他说，他身板硬朗要得益于每天早上在日头还不太烈的时候，走去郁郁青青、鲜花盛开的庭院。然后他坐在凳子上，让仆人用海绵和刷子用力洗他的背。是真使劲啊，医生发出由衷的呻吟，既疼痛又满足。医生的叫唤声、呼气声，还有他身边围观按摩的孩子们的欢笑声，会把我吵醒，我房间的窗户就在附近。

医生有家小型私营医院，是座粉刷成白色的简陋房子，就在他住的别墅附近。他没和比利时人一起逃走，他说自己已经老了，在哪儿都没家人。这里的人都认识他，他们能保护他。他把我带到他的别墅，说这是为了安全起见。作为记者，我无事可做，因为没有任何渠道与波兰通信。这个地区没有一份报纸出版，没有正常运转的广播电台，没有政府。我是想离开这里，但怎么做到？最近的机场在斯坦利维尔，已经关闭，道路（现在正处于雨季）也被淹没，曾经在刚果河上航行的船只早已停运。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指望什么。我想可能需要一点点运气，还有周围人的善意。重要的是，我期盼局势会变好，这当然是幻想，但我必须相信一些东西。这些想法并不能阻止我紧张不安地走来走去。我感到愤怒和无助，这是做我们这行会反复出现的状态，我们把太多时间花在徒劳地等待与自己的国家、与世界取得联系上。

如果哪天镇上没有宪兵，就可以到丛林探险。它无处不在，向四面八方伸展，遮蔽整个世界。只有沿着被砍出来的红土路才能进入丛林。这个固若金汤的堡垒没有入口，只有大片大片绿色的树枝、藤蔓和树叶。各种各样的蜘蛛、甲虫和软体动物会像雨点般落在头上，腿会陷入黏黏糊糊、散发着恶臭的沼泽中。没经验的人可绝不敢钻进原始森林，在当地人看来，甚至这披荆斩棘的想法都是疯狂的。热带丛林与海洋或群山一样，是一个封闭的存在，自成一体，不容小觑。丛林总让人充满恐惧——捕食者会从灌木丛中突然猛扑过来，毒蛇会以难以觉察的速度袭击，还有听到时为时已晚的、箭射过来的嗖嗖声。

通常，当我出发前往绿色世界时，一群孩子会追着我，他们想跟我一起。起初他们兴高采烈，嬉笑作乐。但开始走入林中路后，他们就变得沉默、严肃。也许他们觉得在丛林幽深处，藏着鬼魂、幽灵和女巫，专门绑架不听话的孩子。在深林中保持安静并集中注意力，这是孩子都懂的道理，何况成人。

有时到了丛林的边界附近，我们会停下。这里仿佛暮色迷蒙，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香气。路上没有动物，但能听到鸟叫声。还有落在树叶上的声音。无法形容的簌簌声。孩子们喜欢来这里，他们熟知这里的一切，觉得亲切。他们知道哪些植物可以采摘、可以咬着吃，哪些碰都不能碰；知道哪些水果可以食用，哪些有毒；他们知道蜘蛛很危险，而蜥蜴一点也不危险；他们知道必须抬头观察树枝，因为蛇可能潜伏在那里。女孩子比男孩子更认真、更细心，所以我观察完她们的动作后，命令男孩子们有样学样。我们所有人都被同样的感觉所支配，这就像进入了一座宏伟、崇高的大教堂，在那里，一个人感到自己的渺小，并意识到万物都比他自己浩瀚得多。

兰克医生的别墅坐落在宽阔的公路旁，这条路横越刚果北部，靠近赤道，穿过班吉通往几内亚湾的杜阿拉，大致在费尔南多波岛结束[1960年8月13日，中非正式宣布独立，班吉成为独立后的中非共和国的首都。杜阿拉为喀麦隆最大的城市和港口。费尔南多波岛（Fernando Po）为比奥科岛的旧名，该岛为几内亚湾最大岛屿，属赤道几内亚，隔海与尼日利亚和喀麦隆相望。]。但那儿离这里很远，有两千多公里。这条路早就铺好了一部分沥青，但现在只剩下不规则的沥青碎片。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我不得不步行到这里（热带的黑暗是密不透光的），我缓慢地前行，拖着脚沿路走，利用触觉，尽我所能地摸索前路。嘘，嘘——我警惕地、小心地走，因为有太多看不见的洞、坑、凹陷。夜里，当成群的逃亡者从这里经过，有时会突然听到一声叫喊，那是有人掉进了深坑，可能摔断了一条腿。

逃亡者。一夜之间，所有人都成了逃亡者。随着刚果在1960年夏天独立，部落冲突爆发，最终升级为武装冲突，自那以后，路上到处都是逃亡者。宪兵、士兵和临时的部落民兵参与实际战斗，而平民则逃离——平民意味着妇女和儿童。逃亡的路线通常很难复制。一般来说，要尽可能远离战场，但不要远到迷路而无法返回。另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是沿着特定路线逃亡时，能不能找到吃的。这些人都是穷人，只有极少的财产：女人，只有一条细棉布连衣裙；男人，只有一件衬衫和一条裤子。除此之外，也许还有一块晚上睡觉盖的布，一口锅，一只杯子，一个塑料盘子和一个什么都能盛的盆。

但选择路线时生死攸关的因素是部落之间的关系：选定的道路是通向友好部落的领地，还是直接通往敌区？上天保佑后面这种情况不要发生。形形色色的帮派和部落，居住在路边的村庄和丛林的空地，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了错综复杂的知识体系，每个人都得从童年开始学习。这样人们就能够生活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中，避免不必要的冲突。我现在正好待着的地区，住着几十个部落。他们组成各种关系和联盟，其习俗和规则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作为一个外国人，这些知识我是一丁点儿概念都没有的，更别提破译和掌握了。关于姆瓦卡和潘达之间的关系，或者班达和巴亚之间的关系，我能得到什么指点呢？

但是当地人对此了若指掌；他们的生死存亡皆系于此。

他们知道谁在哪条路上放了毒棘刺，哪里埋了一把斧头。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部落？就在一百五十年前，非洲还有一万个部落。现在你只需沿着这条路走一段：一个村庄，是图拉马部落；下一个，是阿鲁西部落。在河的一侧，是穆尔勒部落；河的另一侧，是托博塔部落。山顶上住着一个部落；而在山脚下，又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部落。

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仪式，自己的神灵。

是怎么变成这样的？这奇妙的多样性、这奇异的丰富性从何而来？人类学家告诉我们，这始于一小群人。也可能是几群人。每群人需有约三十到五十位成员。规模再小，男人就无法自卫；更大的部落则找不到足够的食物。即使在我所处的时代，我还是在东非遇到了两个部落，其成员都不超过一百人。

好吧，就聊聊这三十到五十名成员。这通常是部落的起点。但为什么这种规模的部落非得需要自己的语言呢？人类的头脑怎么能发明出如此数量惊人的语言形式，并且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词汇、语法、语调变化，等等？一个拥有数百万人口的民族，通过长期的共同努力创造了一种语言，一种所有人都可以掌握的语言，这不难理解。但在这儿，在非洲丛林，不过是一个竭力维持生计的小部落，打着赤脚，总是挨饿；然而他们既有意愿也有能力为自己发明语言——独特的、专有的、属于他们的语言。

不止语言。和语言同步，肇始之际，他们就创造了神。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神。为什么他们没有同时敬奉一个神，而是一下子就创造了那么多神？为什么人类经历了数千年才发展出只能信奉单一神的想法？这样的概念明明应该第一时间出现。

更进一步说，科学已经明确人类起源于一个群体——无论如何，不会超过几个。随着时间推移，其他群体发展起来。奇怪的是，当新群体出现时，实际上不会从一开始就勘察环境，评估情况，了解普遍的知识。不会。新群体在出现的时刻就创造了自己的语言、自己的神殿、自己的习俗体系。他们单刀直入地亮出了自己的差异性。

一年又一年过去，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过去，这些小部落越来越多。这个星球上的人口日益增长，语言越来越丰富，神的数量也随之增多。

无论希罗多德身在何处，他总是记下每个部落的名称，记下它们的地理位置和风俗习惯。记下人们住在哪里。他们的邻居是谁。这是因为关于世界的知识不是纵向累加，而是横向增长的，无论在当时的利比亚和斯基泰，还是在现在的刚果北部，人们以鸟瞰的视角、综合的方法来理解世界。我认识离我最近的邻居，仅此而已；他们认识他们的邻居；而那些人还认识其他人。这样我们就会到达地球的尽头。谁来收集所有这些碎片并整理它们呢？

没有人。

它们无法被整理。

当我们读到希罗多德那些绵延数页的罗列，他详细记下的部落名称、它们的风俗，会觉得，邻居们是根据差异来选择彼此的。这解释了为什么他们之间有如此强烈的敌意，如此频繁的战争。兰克医生的医院也是如此。病人床边的家属，来自各个宗族和部落，占据不同的房间，夜以继日。医院想让每个人都像在家一样放松，并防止一方对另一方施咒。

我小心翼翼地试着分析这些差异。我在小医院里走来走去，张望着病房。这事不难，因为在这种炎热潮湿的天气里，门都是敞开的。但人看着都差不多，无不穷困潦倒、没精打采，只有细细听才能发现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如果你对他们微笑，他们会善意回应，但这样的微笑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有，并且只会在脸上停留片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