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要离开利萨利了，因为我搭上了一辆顺风车。搭顺风车——这就是如今人们在这儿旅行的办法。那辆汽车是突然之间出现在已被荒废多日的公路上的。一看到它，我们的心跳就开始加快。车开近的时候我们挥手招呼。“您好，先生，”我们讨好地对司机说，然后满怀期待地问，“请问还有空座吗？”当然没有，因为车总是满的。但里面所有乘客都本能地开始使劲，他们已经挤在一起，现在，不用催也不用劝，挤得更厉害了。不知怎的，我们把自己塞了进去，所有人都挤成最扭曲的姿势，汽车开动了。上路后，我们才敢问旁边的人车往哪里开。这种问题很难得到准信，因为实在没人知道这辆车的目的地。它往哪里开，我们就往哪里去。

很快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每个人都希望车尽可能多开几段路。战争震惊了远在深山穷谷的刚果人，而刚果又是个没有公共交通的广阔国度，现在那些远离家乡的人，无论是外出谋生的还是想要探亲的，都想回去，但没有办法回去。他们唯一的心愿是搭上顺风车，朝他们想抵达的方向行驶，只要车在动就可以。

有些人已经在路上走了数周，甚至数月。他们没有地图，即使碰巧有一张，他们能否在上面找到他们想回去的村庄或城镇的名字，也值得怀疑。再者，即使能找到地名，对他们也没什么用——大多数人是文盲。令人震惊的是这些流浪者都默默承受着所遭遇的一切。如果有机会搭便车，他们就搭。如果没有，他们就坐在路边的石头上等。我最惦记的是那些迷失方向的人，他们一路上遇到的都是陌生的地名，实际上是离家乡越来越远。然后呢？他们要怎样才知道自己究竟身处何地？在他们现在待的地方，他们家乡的名字对任何人来说都毫无意义。

这么漂泊流浪时，最好结伴而行，成群结队地走。当然，那就不能指望顺风车了，只能步行——数天甚至数周。走就是了。路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流浪群体和部落。有时他们排成交错的长队，把所有的财产都顶在头上，要么用包裹，要么用盆或桶。他们的双手始终空着，这有利于保持平衡，能驱赶苍蝇和蚊子，还能擦去脸上的汗水。

你可以停在路边和这些徒步者聊天。答得上来的问题，他们会很乐意回答。若问“你们去哪里？”他们会回答，去金都，去刚果鲁，去鲁萨姆博。继续问“那是哪里？”他们就有些窘迫。该怎么向陌生人解释金都在哪儿呢？但有时他们中有人会用手示意方向，比如向南。再问他们“那里远吗？”他们就更窘迫了，因为说实话，他们也不知道。要是问“你是谁？”他们会回答说耶克、塔瓦或隆达之类。“你们人很多吗？”这下他们又不知道了。如果问的是年轻人，他们会建议提问者去和年长者聊。如果问年长者，他们之间就会展开争论。

从我带着的那份地图看（《非洲总图》，库姆里和弗赖出版社，波恩，出版日期不明），我位于斯坦利维尔[斯坦利维尔为刚果城市基桑加尼的旧称。]和伊鲁努之间。我准备去的坎帕拉，地处当时尚在和平状态的乌干达，我希望在那儿能与伦敦取得联系，通过伦敦向华沙发送消息。作为记者，在旅行中看世界可不是本职工作，我们首先必须履行职责，与总部保持联系并向他们传递重要的一手信息。这正是我们被派往世界各地的原因，唯一的原因。我盘算着，只要能到坎帕拉，就能到内罗毕，然后从那里到达累斯萨拉姆和卢萨卡，再到布拉柴维尔、班吉、拉密堡等地[达累斯萨拉姆为坦桑尼亚旧都，斯瓦希里语意为“平安之港”。卢萨卡为赞比亚首都。布拉柴维尔为刚果首都。拉密堡为乍得首都恩贾梅纳的旧称。]。我来到一座别墅，它被比利时人遗弃了，现在的屋主是家已经关闭的锯木厂的老板。我坐在迷人别墅的大阳台上，那里被九重葛、鼠尾草和攀缘而上的天竺葵淹没，我用手指在地图上比画，憧憬着今后的计划、打算、梦想，站在别墅周围的孩子们专心注视着我这个白人，不出声。世界上的事情好奇怪，明明前不久大人们还告诉他们白人走了，现在他们好像又回来了。

随着我非洲之行的不断深入，日积月累之后，这里的时空纠缠在一起——这里什么都有，事件层出不穷——我对非洲大陆的观感也在不可遏制地激增。我一边旅行一边写作，感受到周围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也必须见证这些变化，哪怕只是零零星星地。

尽管如此，只要精力允许，我仍会在空余时间设法阅读：1899年出版的《西非研究》（West African Studies），作者是英国女性玛丽·金斯利[玛丽·金斯利（Mary Kingsley，1862-1900），英国民族志学家、作家和探险家，多次游历西非。]，她行事勇敢，观察敏锐；《班图人的哲学》（Bantu Philosophy），牧师普莱西德·坦普尔斯[普莱西德·坦普尔斯（Placide Tempels，1906-1977），比利时方济各会在刚果的传教士。]著，1945年出版；还有深刻精巧的《暧昧的非洲》（Afrique ambiguë），作者是法国人类学家乔治·巴朗迪耶[乔治·巴朗迪耶（Georges Balandier，1920-2016），法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以其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研究而闻名。]（巴黎，1957年）。此外当然还有希罗多德。

但这段时间，我暂时抛开了他笔下人民和战争的命运，转而专注于他的手艺，他如何工作。吸引他的是什么？他如何找到信源？他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采访对象会怎么回答？我格外有意识地学习新闻报道的艺术，而希罗多德是位可贵的老师。我对他的经历尤其感兴趣，正因为我们所写的很多内容都源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我”和“他”的关系，“我”和“他们”的关系。可以说，这种关系的质量和温度直接影响了最终文本。我们依赖他人的帮助。新闻报道也许是最依赖集体的写作形式。

在阅读希罗多德相关的书籍中，我还注意到，没有任何权威专著关注《历史》的文本本身，关注其准确性和可靠性，大家通常不关心希罗多德如何收集原始材料，然后从中编织出广阔而丰富的画面。而在我看来，这正是值得深入研究之处。

让我如此投入的原因不止于此。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一再地回到《历史》，我对希罗多德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温情，甚至友情。事实上，与其说我对这本书感兴趣，不如说是对它的表达、对作者的性格感兴趣。这是一种复杂的感觉，我无法完全描述。他那种对不相熟的人的亲近，他处世的方式、生活的方式，都让我着迷，不论他在哪里，都能迅速成为社群的核心或者说黏合剂，使人们聚集在一起。

希罗多德是他所属的文化及在其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社会风气的产物。这一文明对人类非常友好。这是一种在友爱的长餐桌上展开的文化，人们在舒适的夜晚一起坐在桌旁吃着奶酪和油橄榄，喝着凉酒，长谈。无论是在海边还是在半山腰，那些不受墙垣限制的开放空间，解放了人类的想象力。宴饮的气氛让谈话者崭露头角，展开自发的较量，其中，那些能讲最有趣的故事、最擅长重述卓绝事件的人将获得尊重。哪怕事实与幻想交织，时间与地点误述，也不影响传奇诞生，神话成形。

读希罗多德，我们会觉得，他作为一个专心而放松的倾听者，会热衷于参加此类宴会。他一定有惊人的记忆力。我们现代人被技术的力量宠坏了，记忆力残缺，一旦我们手边没书本、没电脑就会惊慌失措。然而，即使在今天，仍有一些群体可以证明人类的记忆容量是多么地惊人。希罗多德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看似完全依赖记忆的世界中。在他的时代，书籍是稀缺品，石头和墙壁上的铭文更是难得一见。

社群由两个基本要素组成：第一，个体；第二，个体之间直接的切身交流。人要生存，就必须交流，要交流，就需要身边存在其他人，要看到他，听到他——当时没有其他交流方式，因此也没有其他生活方式。口头交流的文化使他们更加亲近；一个人的同伴不仅是帮他们采集食物和抵御敌人的伙伴，还是一个独特且不可替代的人，一个可以解释世界并指引其同伴渡过难关的人。

这种原始而古老的语言是多么丰富啊，人与人之间直接沟通，进行苏格拉底式的公平交换。因为交流中重要的，并不仅仅只有语言。这个过程中重要的，并且通常最要紧的，是通过手势、面部表情和身体动作无言交流的内容。希罗多德明白这一点，他像其他所有记者或者民族志学者一样，努力与他的对话对象做最直接的沟通，不仅要听他们说了什么，还要观察他们怎么说，以及他们说话时的举动。

他的任务艰巨：一方面，他知道最可贵的、几近唯一的知识来源，是他所遇之人的记忆；另一方面，他清楚这种记忆是脆弱的，转瞬即逝，毕竟记忆有消失的时刻。这正是他如此急切的原因，人们会遗忘，会搬迁，就再也找不到他们，最终他们永远逝去。因此希罗多德在外竭尽全力收集尽可能多的合理可信的事实。

因为知道记忆的不可靠和不稳定，他在记录时非常小心，不断发出警告，强调他对所提供的材料有所保留：

●据我们所知，居基斯是第一个向德尔菲神庙奉献牺牲的非希腊人……

●他们说，他想去伊萨卡……

●据我所知，波斯人有以下习俗……

●因而，我从已知的部分来推想未知的部分……

●据他们所说，我了解到……

●这是我根据人们的讲述记下的关于最遥远国家的传闻……

●这些材料的真实性如何，我也并不确定。

●我并不确定，在这场战斗中，哪些伊奥尼亚人是懦夫，哪些是勇士，因为所有人都互相指责……

希罗多德明白他所生活的世界充满不确定的事和不完善的知识，这也是他为什么经常为材料的欠缺道歉，为自己辩解：

●没必要反驳提及俄刻阿诺斯的人，因为传说的依据是模糊不清的。我从未听说过俄刻阿诺斯河的存在，我认为是荷马，或过去的某位诗人发明了这个名字，并把它用到自己的诗中。

●显然，没人了解欧洲，人们既不了解欧洲的东部，欧洲的北部，也不了解它是否被海洋所包围……

●这片土地后面是什么……没有人确切知道；我从任何敢说他曾亲眼见过的人那里都找不到任何线索……

●我无法确定斯基泰人到底有多少，因为我所听到的数字，彼此间出入很大……

希罗多德竭尽可能核查一切，要找到信源，要确定真相。考虑到他所处的时代，这意味着惊人的努力和强大的决心：

●尽管付出了很大努力，我仍无法找到一个见证者能告诉我，在欧洲北部是否有海……

●正如我调查后所确认的，这座神庙是所有阿芙罗狄忒神庙中最古老的……

●为了获得可靠信息，我甚至乘船到腓尼基的提尔城，因为我听说那里有一座赫拉克勒斯神庙……我和这位神的祭司交谈，向他们提问……但我发现他们的说法与希腊人的并不一致……

●在阿拉伯有个地方，我亲自去那里收集有关翼蛇的信息。一到那里，我就看到了蛇的骨头和脊骨，数量之多简直无法形容……

●（关于凯密斯岛）……埃及人宣称它是一个浮岛。我自己从未见过它漂浮或移动，而且……

●但这些故事在我看来是胡说……因为据我亲眼所见……

如果希罗多德知道些什么，他又是怎么获知这些的呢？他耳闻，目睹：

●我只是记叙了我从利比亚人那里听来的内容……

●此事是否属实，我不知道。我只是写下别人告诉我的……

●根据特拉齐斯人讲的故事，伊斯特河左岸被蜜蜂占据……

●迄今为止，我所有的记述，都是由我自己的观察、判断和调查而来。然而从现在起，我打算谈谈我所听说的埃及历史；其间也会不时穿插一些我自己亲眼所见的……

●凡是认为此类事件可信的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理解这些关于埃及的故事。在整个记述中，我的工作只是记录，我把我听说的消息都说出来。

●当我询问那些祭司，希腊人讲的这些事情是不是信口雌黄，他们申明，他们是从与梅内莱厄斯[梅内莱厄斯为斯巴达国王，美人海伦之夫，阿伽门农之弟，请求其兄出兵帮助从帕里斯手中夺回被劫的海伦。]本人的会谈中了解到的……

●（关于科尔斯基人）我先是自己意识到了，后来又听别人提及，科尔斯基人毋庸置疑是属于埃及民族的……我个人作出这样的推测，不仅因为科尔斯基人皮肤黝黑、毛发鬈曲……更重要的是，科尔斯基人、埃及人和埃塞俄比亚人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个施行割礼的民族，他们一直有这个习俗。

●我要转述一些波斯人的话，他们不想美化居鲁士的历史，而是想说明真相，他们说……

世界不断带给希罗多德各种各样的感受，有惊奇，有震惊，有喜悦，也有恐惧。对于有些人的话，他根本不予采信，因为他知道人们是多么容易被幻想冲昏头脑：

●还是这些祭司，说神亲自降临圣殿。我不认为这是真的……

●埃及法老兰普辛尼图斯……瞧他做了什么。故事是这么讲的，但我觉得令人难以置信，说他把他的女儿关在一个房间里卖淫，指示她接待所有男人……

●光头佬们说，山上住着这样一个民族，他们长着山羊腿，翻过此山，会发现另一个民族，他们一觉能睡六个月。我认为这纯属无稽之谈。

●（关于纽利人能变身为狼）：我个人不相信这个，但尽管叙述不合情理，他们仍坚持这么说，甚至发誓他们讲的是实话。

●（关于神像在人们面前跪下）：这件事对我来说不可信，但也许有人相信是真的……

这位历史上首个全球主义者嘲笑他同时代人的无知：有那么多人绘制世界地图，但却没一个说明这样做的理由，对此我只能一笑置之。他们把俄刻阿诺斯画成一条环绕地球的河，把地球画得那么圆，像用圆规画的，他们还把亚洲和欧洲画得一样大。我现在将简要说明每一块大陆的面积，以及它们在地图上应该是什么样子。

在画出亚洲、欧洲和非洲的轮廓之后，他用这句话结束了他对世界的描述：让我感到不解的是，为什么明明只有一个地球，却取了三个名字（都是妇女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