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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夫·詹姆斯的消遣都很高眉。巨著《文化失忆》洋洋八百多页，库切称之为“文明的速成课”。其中我最喜欢的片段往往是他炫耀博学时那种正当的沾沾自喜。讲意大利语文学大家孔蒂尼（Gianfranco Contini）那篇，说到陪孔老先生去看歌剧，归时大雨滂沱，汽车好比在潜水，詹姆斯蜷在后座用意大利语引了句《神曲》：“ché la diritta via era smarrita（字面意思：正确的道路已被丢失）”，老先生在副驾驶位置回转头来，嘴角咧到耳根，詹姆斯加了一句“可惜这句子不是我写的”，老先生大笑。那是八十年代早期发生在佛罗伦萨的事情。

七十年代中期在伦敦，每个礼拜五，克莱夫都负责打电话提醒大家一起吃中饭，总觉得人数不够没有意思。和他吃饭有风险，《文化失忆》中描绘他酒足饭饱之后，和布罗茨基（Josef Brodsky）跳上餐厅椅子互砸法语德语诗。要有何等样的才情能接得到詹姆斯的电话？名单里包括马丁·艾米斯，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刚冒出来的小说家朱利安·巴恩斯和伊恩·麦克尤恩，新秀诗人詹姆斯·芬顿（James Fenton）。那是七十年代的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这个小团伙是艾米斯发起的，当时他们主要都给《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写点东西，其他的报刊其实也都在左近。他们玩的文字游戏都有学问。比如，把房子（house）换成袜子（sock）。狄更斯的名著成了《荒凉袜子》（Bleak Sock），或者，你有没有读过爱伦坡的故事《厄舍古袜子的倒塌》（The Fall of the Sock of Usher）；英语里面粗话，指代某人为女性身体器官，于是他们把man替换成那个c打头的单词，海明威是不是写过一本书叫《老X与海》，韦尔斯（H. G. Wells）则有《隐形X》（The Invisible C-），甚至还有人讲出了蝙蝠X（batc-）和超X（Superc-）；当然，也可以用“那话儿”（prong）来换：弗莱明的邦德有这么一部《带着金枪的那话儿》（The Prong with the Golden Gun）？老不正经的格雷厄姆·格林总写些《第三个话儿》（The Third Prong）、《我们在哈瓦那的话儿》（Our Prong in Havana）……不亦乐乎之时，詹姆斯想出了“A Shropshire c- by A.E. Sockprong”，即A. E.豪斯曼（A. E. Housman）的诗集《希罗普郡少男》，那大家只能起身倒茶斟酒上厕所，想下一个游戏了。

当时他们还不认识萨尔曼·拉什迪。《午夜之子》1981年出版，英国文坛神魂颠倒。希钦斯八十年代中期从美国回诺丁山，在狂欢节有人引见拉什迪。按照希钦斯的说法，自此后，和英国友人鱼雁往来、围炉闲唠，很少不提及这个头顶稀疏的印度裔男人；而另一个变化是每次聚餐之后，文字游戏的质量大幅提升。游戏有老的，比如以屌（dick）代心（heart），名曲《我将我X遗忘在旧金山》（I Left My Dick in San Francisco），康拉德名著《黑暗的X》（Dick of Darkness），麦卡勒斯的《X是孤独的猎手》（The Dick Is A Lonely Hunter）……希钦斯说这种游戏上身，几个月之后某个恍惚，你发现自己还在寻觅什么地方有心可替，但千淘万漉也难敌世事诡谲，多年之后，伍迪·艾伦和前女友的养女突然此情不可待，要成亲，撂下一句话，“心里要的东西，没有办法（The heart wants what it wants）”，这帮人肯定为这句话又开了几瓶酒。

1988年，《撒旦诗篇》问世，全球出版业一涉此书，血光剑影。

希钦斯依然是拉什迪最好的朋友。去伦敦，要见他，和安全部门商量妥当，某时某地，萨尔曼会突然出现，离开时，墨镜帽子加各式当场创制的伪装、掩护，钻进汽车，不知去向。1993年冬天，拉什迪去华盛顿见希钦斯。后者的公寓霎时刀枪不入，变为拉什迪安全统战指挥部。两个英国人相见不易，在大西洋另一侧碰面，天南地北文史哲；兴之所至，还说想去街上走走，几个王朝马汉心中肯定是不迭叫苦，而这两人散步时估计不少工夫还是花在文字游戏上。拉什迪发明了“差一点点的书名”，就是把名著改一个字，总觉得比大家所熟知的那个版本有所缺憾：《有名的盖茨比》（The Big Gatzby）、《良好前程》（Good Expectation）、《日瓦格先生》（Mr. Zhivago）……还有拉什迪仿《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 22）拈出的“Hitch 22”。Hitch是朋友们称呼希钦斯的昵称，“Hitch 22”成了希钦斯回忆录的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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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圣诞前后，我在南京路等两个朋友吃饭，虽冷冽，熙攘中升腾着资产阶级为弥赛亚庆生的腐朽情调。好像是在恒隆广场旁边一个奢华的商场顶楼，有一小爿端庄的洋文书店，见到希钦斯黄蜡蜡一卷《上帝没什么了不起》（god is Not Great）。当时我读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上帝的错觉》（The God Delusion）手不释卷，对西方这一波无神浪潮很感兴趣。认识希钦斯是因为他喜欢上电视，信奉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的箴言“绝不要放过任何一个上电视或者做爱的机会”。美国的各种时评节目，一张肿脸，一嘴英国口音，讲话上下嘴唇不屑分开，发声浑浊，语气镇定，任何话题都举例子讲道理，不慌不忙地出口成章。九十年代在美国电视上做访谈还能抽烟，希钦斯常常镜头前烟酒齐下，好像是到了自己的酒吧。后来他支持伊拉克战争，四处演示推翻独裁之义正词严，没过多久自由派媒体反战、嘲弄布什已成例行功课，骂布什脑子不灵、语言功能紊乱最是不费心力，既刺激又没有风险，老少咸宜，一档节目可以准备十几个这样的段子。希钦斯和主持人辩论伊拉克，对方又顺手塞了个布什笑话，观众雀跃，大肆鼓掌，希钦斯说：“嘲笑布什谁都会，观众一听就鼓掌，实在肤浅。”底下有人喝倒彩，希钦斯索性朝他们扬了扬中指，带着坏笑念着“fxxx you”。

回到家十点多，翻开《上帝没什么了不起》从第一页开读。希钦斯用词考究，句法跌宕，虽然不时见得生趣，但又不像他的好友马丁·艾米斯一样字字费尽心机；希钦斯的文气，只觉得他牛X哄哄坐在桌子对面不动声色地朝你言谈，而其中的韵味节奏，直承莎士比亚狄更斯伍德豪斯拉金这一路英文文脉，推着你向前，停不下来。那一晚如醉如痴，两三个小时没有起身。

本书的副标题是“宗教如何毒害一切”，意即除了要清算以神圣为名的种种恶行，本身这种毫无条件的臣服就是人类最可鄙可弃的一种品性。他喜欢说（奥威尔可能就是希钦斯最喜欢的作家）：“上帝是二十四小时的监视器，你一出生就他就目不转睛盯着你，而真正的好戏，还是你百年之后：这是天上的朝鲜，而在朝鲜，你他妈至少死了总行了吧。”希钦斯说人生在世，最好的东西是一种面对世事的反讽姿态（irony），没有这个，活不下去。在揭露宗教机杼百出的可笑和残暴之时，希钦斯的这种气势磅礴，但又冷嘲不尽的笔意，就让人难以抵挡。比如他讲宗教扭曲人性，说“给你怀里放一个刚出生的孩子，你的第一反应是：‘多么美妙，简直无瑕。’但如果你信了个什么，给你一个刚出生的孩子，你会想：‘多么美妙，简直无瑕。快，给我找块利石，我来修改一下他的生殖器。’”（他指的是在非洲某些地区，盛行一种规矩就是女娃降生，要割去阴唇，甚至用麻线缝起下身，直到新婚之夜由郎君强行解开。）但很多人也清楚，其实批判宗教中荒唐不堪的一面，以及戏谑《圣经》中大违事理之处，就和信口诌来的指涉布什弱智的笑话一样便当，所以下笔分寸尤要考量，希钦斯被褒奖“第一次有人把上帝当作成年人来批判”，显然夸得很有心思。

希钦斯感谢上帝让这本书成了畅销书，《纽约时报》好卖榜，第一周就跃居第二，被另一本名著哈利·波特压在身下也没什么好说的，但第三周便成了冠军。就在那段时间《纽约客》有幅漫画，丈夫拎着本书回家，在沙发上捧着一本书的妻子看到后说：“我不是说了让你别去买克里斯托弗·希钦斯的书嘛！”希钦斯后来提起这幅画，自嘲：“《纽约客》终于知道我的名字了！”叫卖《上帝没什么了不起》，希钦斯像个歌手一样巡回美利坚，每个礼拜都要和宗教人士辩论。当时反宗教风起云涌，其他三个大牌巨星是道金斯、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和山姆·哈里斯（Sam Harris），2007年他们还一起坐到希钦斯的家中，郑重其事地闲聊了两个钟头，探讨无神论的古往今来，录成光碟散播。DVD的名字里称他们为四骑士，暗指《圣经·启示录》中代表瘟疫、饥荒、战争、死亡的骑着四色马匹的魑魅魍魉。

希钦斯这些辩论，不只安排在“异教横行”的海岸，也有很多是在耶稣粉丝甚众的美国腹地，但依然无比叫座。有来给上帝队加油的，有半出柜的无神论者终于找到组织出来过节的，但我一厢情愿地猜想，更多是来听希钦斯说话的，就像我能吃完晚饭在YouTube看他（或者道金斯）的辩论视频一路马拉松式地跑进凌晨。他们称希钦斯言辞最为精妙有力处为“希区掌掴”（Hitchslap），能直取对手面门，能呼啸生风，能修改对手的脸部特征。他驱驰文辞也非一朝一夕之功，当年在牛津是个社会主义青年，每天面对同志和大众吆喝，做些煽动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那个年代，你只要能上台发言，就永远不用担心会独自用餐，或只身就寝。

最近新书《你不得不引的希钦斯》（The Quotable Hitchens）出版，他的钟子期—马丁·艾米斯挎刀写序，称希钦斯为历史上最让对手恐惧的雄辩家之一，不管什么话题，就算对手是西塞罗，是德摩斯梯尼，他也会把筹码推向希钦斯这一侧。希钦斯的头脑是个比谷歌更精良的搜索引擎。麦克尤恩说所有希钦斯读过的书，见过的人，听过的事，好像都在他脑中铺展着，随时待命，扑向对手，俘获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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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回到Hitch 22，写友情明媚如五月，艾米斯、拉什迪、芬顿都独立成章，写揣着笔记本横行天下，从哈瓦那到布拉格，从葡萄牙到波兰。1979年，希钦斯、芬顿、艾米斯有张合影；2009年有个“马丁和他的朋友们”的摄影展，这张照片也出现在宣传这个展览的图册中，底下的说明文字：“马丁·艾米斯当时任《新政治家》杂志的文学编辑，与他共事的有朱利安·巴恩斯和已故的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希钦斯是酒精不离手的，把自己最喜欢的饮料Johnnie Walker称为“沃克先生的琥珀色提神剂”—好好翻着图册突然读到自己“已故”，估计要呛着提神剂吧。

“提前的讣告”是他回忆录的开头，希钦斯说一直觉得写回忆录还为时尚早，但读到自己亡故的消息，明白写回忆录总是“尚早”的，这本书的截稿日不打招呼、不由分说，“交稿迟了”就不用交了。

然而，没有比这更浓烈的一语成谶的故事了。这时希钦斯已文名嘹亮，世界百大公知榜居然排到了第五，Hitch 22一上架，好比是迪卡普里奥要卖电影，铺天盖地的宣传活动。在纽约，希钦斯被送进了医院。可他视肉身为无物惯了，不听劝阻又跑了佛罗里达、芝加哥、费城三站，直到再次倒下。食道癌，四期。正如他自己说的，没有第五期这一说。

在纽约希钦斯上《每日秀》（The Daily Show with Jon Stewart）我看了，上来的寒暄“How are you?”他总是回答“现在还早，不好说”。他母亲从小就教育他，世间最大的恶是无趣，所以希钦斯从不会给你陈词滥调，但这次的玩笑有点惨烈。希钦斯病危消息散布开来，举文坛同悲，最手到擒来而毫无破绽的惋惜便是：“这是何等样的一生呵……”不得不说，此君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活着，就如同你明天就会死去”的人物之一。牛津毕业之后，他给舰队街的报刊写写书评，和一众新交旧识过着张扬而温饱的知识分子生活。但天生是写政治的，他开始走出国门报道世界大事，接下的十年，如同小说或者影视当中的名侦探—他到哪里，哪里死人，而七十年代这个星球上何处有动荡和不幸，希钦斯就会偷偷隐现在那个陌生国度的陌生群众之中。

塞缪尔·约翰逊说错了，厌倦伦敦，不一定就是就厌倦人生。八十年代，希钦斯觉得伦敦没劲，狭小的英伦政坛肃穆，不说死水最起码是微澜，于是他去了美国，觉得在华盛顿他终于可以像他倾慕的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一样，作为一个英国人，毫不利己地横穿大西洋，用笔杆动摇国事。在《上帝没什么了不起》之前，希钦斯口碑好，但书卖不了几本，人家奚落他，说你也就是个写政治宣传小册子的（pamphleteer），他觉得你总算夸到了点子上。

在诊断出癌症之前，有十五本书在希钦斯的名下，他经营着三个专栏，每个礼拜还要四处奔波去辩论。人们常疑问他每个礼拜那些信息量巨大且文辞考究的文章到底是什么时候写的。和他同名的作家克里斯托弗·巴克利（Christopher Buckley）说，有一次他们一帮人和希钦斯吃饭，从中午一直吃到半夜，饭局解散之后，他都想去附近的医院躺下了，但希钦斯回去写了篇长文发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名利场》的著名写手、编辑格雷顿·卡特（Graydon Carter）回忆，希钦斯有次去他们家做客，前一天刚做了化疗，他们一些朋友吃饭聊天喝酒又晚了，希钦斯突然说：“我还要发个专栏。”卡特说：“不用吧，他们应该会体谅的，你昨天刚……”希钦斯扬了扬手，包里抽出个笔记本电脑，坐到一边敲了半小时键盘，又回到酒桌旁边。卡特说他第二天看了那篇文章，觉得是不是自己也应该去做做化疗。

现在希钦斯回答“How are you?”的时候会说，“我快要死了，仅此而已，不过你们不也是吗？”（I’m dying... But so are you.）他说他治疗期间有时不能写作，除了孩子的丧父之痛，这一点最让他担心，“因为如果不能写作，恐怕我坚持活下去的愿望也没有那么强烈了。”希钦斯在他的一本小书《致愤青》中有一句话乍读到如醍醐如惊雷如被踹中小腹，以后也经常想起：“我只能活一次，滚他妈的，可鄙的妥协让步就是一秒钟也不行—有时候这样告诉自己，还挺有用的。”如果允许我用一些矫情的辞藻：希钦斯是一个打定主意和生命抵死缠绵的人，在烟酒熬夜上面，他也和在世间公义上一样，绝不退让分毫。抵御癌症挑衅死神期间，（见到他的照片或影像，会想起王道乾的名译，“你现在备受摧残的容颜”），希钦斯接受采访，问他现在有没有觉得过去生活得太忘我，太压榨自己的身体了。英文里常把这种生活方式称为把蜡烛两头一齐点着，希钦斯说他自己向来是这样一根蜡烛，两头烧光芒更曼妙一些。

（希钦斯现在正接受一个刚研发的治疗方案，效果未卜。当然对他来说，几个肆虐的晚期癌细胞绝不是偷懒、不看书不写字的理由，近期依然可以不时读到他的专栏文章，看到他演讲和辩论。）

---2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