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两个月前，马丁·艾米斯透露正在写一本关于“人终有一死”的小说，只不过里面写的是三个真实的故人：菲利普·拉金、索尔·贝娄和克里斯托弗·希钦斯。拉金是他父亲金斯利·艾米斯最好的朋友；贝娄是艾米斯在文学上的义父；希钦斯是艾米斯最好的朋友。

既然是自传体，我无端揣测，小说可能盘旋向一场很精彩的饭局，是贝娄、艾米斯、希钦斯唯一一次同桌，其中更年轻的两位作者在自己的回忆录里都仔细描述过。1989年艾米斯带着希钦斯去觐见已经七十好几的贝娄，进门前反复警告希钦斯不可造次，但尽管艾米斯在桌下猛踹好友胫骨，还是没有阻止这次致敬之旅终结在一场九十分钟关于以色列的激烈争执中。自己右脚的“伤势”让艾米斯得出如下结论：“对付希钦斯，不管是生理还是智识的对抗都同样徒劳。”

当你拥有足够多的小说家好友，至少有一件事可以放心，就是身后会有不少关于你的动人故事在坊间流传。在一个纪念希钦斯的电视节目里，麦克尤恩说，有一次在他家里聚会，艾米斯先到了，希钦斯进门之后说刚刚经过隔壁巷子看到几个混混在纠缠一个姑娘，拖着艾米斯和麦克尤恩要去救美，说对方只有七个人，我们这儿已经有三个了……等他们赶到现场，混混们已经不见了，本在冷风中犹疑发抖的麦克尤恩大感释然。希钦斯是这样一个“无敌不欢”的人，他喜欢说愤恨虽然只能提供一种毒品般的能量，却是让你早早起床的好办法；他喜欢说别人都难忘初恋，但他却清晰地记得“初恨”是如何引发他写作的；他喜欢说，别人都告诉你对抗只能“擦出些热量，但光芒黯淡”，但没有热量，哪来光芒。就像他在巡回宣传《上帝没什么了不起》的时候，执意要出版方在每一站都替他找好“上帝队”的选手来跟他吵架。

对于我们这些曾经把追踪希钦斯的所有言论当成一项志业的人来说，他这种全身心散发的恨意从来都不是消极的。希钦斯的文字反而给你最显著的一个冲动，是想让自己更好，从而可以更不遗余力地压榨生活。（他生前最后一本文集《有待商榷》［Arguably］，卷首引语是亨利·詹姆斯的一句：“尽全力生活，否则就是错的。”）艾米斯说，希钦斯死了之后，开头一段万事无味期过去，你对生活的爱会大幅度地提升，就像希钦斯把自己对生活那股强烈的热情遗赠给了你。

另一点我和艾米斯深有同感的是，希钦斯随时随地要出来找我们聊天。他俩之间如暗号般上不了台面的笑话我是听不到了，但希钦斯似乎在所有我感兴趣的话题上（以及我不感兴趣的），都说了一些别人说不了的话，于是，不管在我笔端或头脑中发生有意义的讨论，他都会参与。（这就更让此刻没有希钦斯的美国政局像是没有解说的足球赛了。）希钦斯常告诫我们写作要如同自己已经死了（write posthumously），这样才能不挂念文章带给自己的毁誉，不会去迎合谁。在另外一个意义上，如果说写作发生在文字真正碰触读者的时刻，那么所有好的写作者都不会在生命结束的那一刻停止工作。众所周知，在特朗普的总统生涯慢慢铺展成现实的过程中，《1984》成了超级畅销书。自由派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我非常相近：买书。前两天还看到角谷美智子分析为什么奥威尔必读，写的大致也是恍如噩梦般的处处印证现实，但到最后一段氛围突然一换：“这当然是让人绝望的景象，但克里斯托弗·希钦斯曾指出，奥威尔在世时不断追求‘难以表述却能够验证的真相’，证明了人类的坚韧，也证明了人性中有一小块不可消磨的内核，总有办法抵抗欺骗和压迫。”希钦斯加入对话的时候，和他的偶像奥威尔一样，似乎代表了理智的某种硬度，从来不会有哭哭啼啼的气质，完全是正面的。马丁·艾米斯在《你不得不引的希钦斯》的序言里，称他是古往今来第一雄辩家。但不管这比赛要如何开展，希钦斯是不会浪费一秒钟学西塞罗的“O tempora! O mores!”（差不多就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他要的是左拉的“Allons travailler”（“开始干活吧”，这是希钦斯最喜欢的话之一，也是他的文集《未经公认的立法》［Unacknowledged Legislation］的卷首引语。）

几乎是每天看完新闻，怅然若失地等不来一篇希钦斯的专栏，会自说自话地臆想关于特朗普他会说些什么。在这次大选之前，希钦斯甚至觉得特朗普不配一辱。2000年的时候，采访者请他用最简洁的笔墨刻画公众人物，轮到特朗普的时候，希钦斯的第一反应是：你觉得我很空吗？（“Oh, please.”）然后用一句“他的成就是用30%的头发盖住了90%的脑壳”把问题打发了。

不管在历史上的演说家中座次如何，希钦斯有一点占了便宜，那就是伯里克利、德摩斯梯尼，甚至丘吉尔、曼德拉，都没有机会征服YouTube。读书的时候，经常吃完晚饭看他辩论，转眼就是凌晨了，在那三四点的兴奋和不支中，常有种幻觉是我似乎能预测他在任何宗教问题上的回应，因为就像他自己强调的，“要紧的不是思考什么，而是如何思考”。虽然要在特朗普那张喷了人工日晒的大脸上仿造一记“希区掌掴”，极有可能只是反刍我最近几个月摄入的大量自由派嬉笑怒骂，但这并不妨碍我自以为能感知希钦斯大致的姿态和一两件他会提到的事情。

去年十二月，美国迎来新总统的时候，是希钦斯去世五周年，我正好完成了《致愤青》的一个新译本。这是我当年读到的第二本希钦斯。希式文风中一下让我束手就擒的特质—从2009年也是十二月份，《上帝没什么了不起》将我摁在书桌前三四个小时没有动弹开始—就是他完全拒绝屈就那些阅读能力不足的读者。一个王尔德式的论调是为了句子动人，可以随时牺牲真理，但在希钦斯的意识中，为了不折不扣地说出自己想说的意思，他并不在意丢失两三个观众。他不会怠慢自己表达的任何一个意思，即使在最鄙夷或最愤怒的时候，句子也永远保持优雅和倨傲。

在《致愤青》中，或许他唯一一次主动放松了自己的陈词滥调警报器，让某种刻板印象代替了思考，是他指出自己打开邮包，里面那些攻击他的读者来信往往词不达意或者满纸拼写错误。他那一章就专门写来让一个独立思考者要警惕所谓“民意”。“聚合在一起的大众，往往比构成它们的单个人智力要低。如果不是这样，‘煽动家’这个词就没有意义了。”一个把“人民”两字当成咒语念的政治力量，往往是想取人民而代之。从特朗普胜选，到他在就职演说上说出“把权力交还给人民”，近日又把批评他的所有媒体划为“人民公敌”，我仿佛听到希钦斯在我耳边念出《致愤青》里的这段话：

我们要杜绝势利，不要厌恶人类。但我们更不能害怕批评那些总在试图迎合民众最低劣的想法、有时还会得逞的人。如果没有所谓的民众正等候着回应这样的迎合，批评此类行径本该是毫不费力的。随便哪个愚人都可以挖苦帝王、主教或亿万富翁。但要面不改色地挫败一群暴徒，甚至只是录制节目时的现场观众，都更需要一点坚毅。

希钦斯写过一本小书叫《为什么奥威尔依然重要》（Why Orwell Matters），他说本来书名要用的是奥威尔在《我为什么写作》里的一个词，叫作“直面的力量”（power of facing）。要肢解特朗普的可笑，任何一个有粗浅文字功夫的左派评论员都可以做到，但看到庸众躲在政治正确背后逃脱责任，才真的让人想念希钦斯。

每次写希钦斯，我的第一反应似乎都是把他织在一张友情和文事传承的网络中，同时也把自己受益于希钦斯的历史抽象地牵连在里面。艾米斯第一次读贝娄是希钦斯把《洪堡的礼物》塞在他手里，要他好好研习；希钦斯说自己早期文章像政治演说，是朋友们让他意识到文辞精美并不会“害意”，举了在艾米斯的影响下才读了很多纳博科夫作为例子。

最近我也做了件类似的好事，把希钦斯推荐给了一位对我写作非常重要的朋友（至于我们的友谊之前是如何在她对希钦斯置若罔闻的情况下破茧成蝶的，是个谜）。最先给她看的是希钦斯在生命末尾跟托尼·布莱尔辩论宗教最后的一段话：“你问我，‘为什么要拒绝灵魂不灭这样美妙的事情？’‘难道你不想见到那些你最喜欢的作家吗？’对我来说，这样的说法很虚妄，要说我想见莎士比亚，那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确随时可以见到他，他就永生在他的作品里。”在希钦斯看来，如果有人想提供给你“一种不可验证的无所不知，一种没有相反证据可以穿透的坚信不疑”，如果把接受类似的假设作为对话的前提，那还不如不聊。

回想当时如酗酒般地观看各种宗教辩论，可能迷恋的是一种自虐，就像李安给《色戒》写序，说张爱玲反复修改这个故事，“像受害者忍不住重现和变异痛苦来获得快感”。我看到一副副貌似强健的头脑可以被毒雾般的意识形态腐坏成什么样子，似乎有种别样的切肤之痛；同时，看刀锋般的智慧和妙语如何割破那层污浊的皮肉，也是另一层间接的快慰，好比是替我泄了私愤。就像最近小半年，美国政治电视的摄入量又几乎回到了上学时候，看特朗普的顾问—一个估计大学辩论赛想代表院系上场都困难的凯莉安·康维（Kellyanne Conway），绝望地修改和翻覆一个个谎言和可耻，是何等难得的娱乐。看史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大义凛然地恐吓主播，宣称总统权力恢宏，不可置疑，那种荒唐感就像希钦斯说的，能推动你读书写字，而看到屏幕上美国人的瞠目结舌，不敢相信一个公务员居然能无知至此，仿佛印证了我对现实的某些反应，滋养我那颗反抗欺骗和压迫的内核。

一方面，愿意感激地、不自量力地谈论希钦斯、翻译希钦斯（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没有比翻译更亲密地对谈了），正是因为他本就时时刻刻还出现在我们的对话里，对于艾米斯、角谷女士和在YouTube的评论里很多和我一样把发现新的希钦斯视频当作人生大事的人，都是如此。但说到底，我的希钦斯瘾，根源还是在那些我被剥夺的讨论中。

---20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