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发生在中央大街一片族群混居的街区——住的不都是黑人。我刚从一家只放了三把椅子的理发店出来，我的委托人认为，一位名叫迪米特里斯·阿莱迪斯[希腊裔人名。——译注(如无特别说明，本书中注释均为译注)]的理发师可能在这里轮班。不是什么要紧事，他妻子愿意花笔小钱让我把他找回家。

我没找到那位理发师，阿莱迪斯太太也没付钱给我。

当天接近三月底，天气偏热。我站在理发店外，抬头看着二楼一家名叫“弗洛里安”的餐饮娱乐中心的霓虹灯招牌。另外一个人也在看这块招牌。他盯着二楼灰蒙蒙的玻璃，一副陶醉、专注的神情，仿佛东欧移民头一回见到自由女神像。这人体格巨大，虽说他的身高不会超过六英尺五英寸[约195厘米。]，身宽比拉啤酒的货车窄一些。他站在距我约摸十英尺远的地方，双手垂在两侧，一根被遗忘的雪茄在巨大的手指之间冒着烟。

沉默、苗条的黑人沿街路过，他们纷纷侧目，瞥一瞥眼前人。这人确实很有瞧头。他头戴毛料博萨利诺帽[19世纪起源于意大利的一种男士礼帽，材质多为毛呢，帽型硬挺，帽檐较宽，帽顶揉出松弛造型。在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的西方，以博萨利诺帽为代表的礼帽，是体面人出行着装的重要组成部分。]，身穿纽扣有高尔夫球那么大的灰色粗呢运动外套，里边是棕色衬衫配黄色领带，下身一条灰色法兰绒带褶便裤，脚踩鞋头绽出白色爆裂纹的鳄鱼皮皮鞋，胸前口袋垂下一方手帕，和领带一样是亮黄色的。头顶帽子的绑带下，还饶有兴致地插了几根彩色羽毛。哪怕身处衣着风气算不上十足稳重的中央大街，他也和白蛋糕上的狼蛛一样惹眼。

他皮肤苍白，胡子该刮了。他是需要经常刮胡子的那类人。他长着一头黑色卷发，两道浓眉在大鼻子上方几乎连成一片；生着一对就他这副体格而言还算小巧的耳朵；眼睛里闪着灰眼珠特有的、近似泛泪的光泽。他像尊雕塑般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过了好久，才微笑起来。

他慢慢走过人行道，来到通往二楼的对开弹簧门跟前。他扒开门，用冷漠而空洞的目光朝街道张望一番，接着走了进去。如果他个头再小一些，穿着再保守一些的话，我可能会觉得他是去抢劫的，不过，看他那身衣服、那顶帽子，还有那副体魄，绝对不可能。

弹簧门向外弹出，几近停止。就在正要停住不动时，两扇门又猛然向外弹至敞开。什么东西突然飞出来，越过人行道，落到两辆车之间的排水沟内。那东西用膝盖和双手把自己撑起来，发出一声惨叫，像无路可逃的耗子。接着，他慢慢站直，捡上帽子，回到人行道上。被扔出来的是个消瘦、窄肩的深色皮肤年轻人，他身穿淡紫色套装，胸前别康乃馨[胸前别花，一度是西方男士在着装方面的时髦之举。]，黑发梳得油亮。他张开嘴哀号了一阵子。路人茫然无措地盯着这玩意儿。最后，他心满意足地戴好帽子，横行到墙边，一瘸一拐、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片街区。

一片寂静。突然间，街道又恢复了喧闹。我走到双开门跟前停下。那两扇门已经陷入静止。这不关我的事，于是我推开门，朝里望去。

黑暗中，一只足以让我坐下的大手伸了出来，抓住我的肩膀，就跟要把我挤出汁一样捏着我。那手把我拖进门，又随意将我拎上一级台阶。一张大脸瞧着我。一个低沉、柔和的声音低声对我说道：

“这里好像有黑鬼？搭个手帮忙，伙计。”

楼道里很黑，也很安静。二楼传来模糊的人声，不过，楼梯上只有我们两个人。大块头严肃地瞧着我，同时仍在用那只手蹂躏我的肩膀。

“有个黑鬼，”他说，“刚被我扔出去。你看到了吧？”

他松开我的肩膀。骨头倒没碎，可手臂已经麻木了。

“这地方一向如此，”我一边揉着自己的肩膀，一边说，“不然你觉得谁会来光顾？”

“别那么说，兄弟，”大块头用假声说道，听起来像四只刚吃过晚餐的老虎，“魏尔玛原来在这儿上班，小魏尔玛。”

他又伸出手，想要抓住我的肩膀。我试图躲闪，可他的动作快得像只猫。这时，他更加专注地用钢铁般的手指钳着我的肌肉。

“没错，”他说，“小魏尔玛。我八年没见她了。你说这儿现在变成黑鬼的地盘啦？”

我沙哑地说“是”。

他又把我拎上两级台阶。我奋力挣脱，想为胳膊争取到一点活动空间。我当时并没有带枪，寻找阿莱迪斯这种事好像用不着。我甚至怀疑带着也没用，大块头估计会把枪从我手里抢过去吃掉。

“你自己上去瞧瞧。”我说道，尽力掩饰着痛苦。

他再一次把我放开。他看着我，眼里流露出忧伤的神色。“我心情很好，”他说，“所以不想和人闹别扭。一起上去吧，咱们还可以来两杯。”

“他们不会招待你的。跟你说了，这是有色人种来的地方。”

“我八年没见到魏尔玛了。”他用他那低沉、忧伤的声调说道，“上次道别后，整整八年。她有六年时间没给我写信，她肯定有自己的苦衷。那时候，她就在这里上班，可爱得很。咱们一起上去吧，行吗？”

“行，”我嚷道，“我跟你一起上去，但别拎着我，我自己能走。我好得很，早就长大了，会自己上厕所，什么都能自理，所以别拎着我。”

“小魏尔玛原来在这儿上班。”他温存地说，根本没注意听我讲话。

我们爬上了台阶。他让我自己走。我的肩膀很疼，脖子后面一片潮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