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辆深蓝色七人座厢式大轿车，最新型号的派卡德[派卡德汽车公司是一家创立于美国底特律市，红极一时，但如今已经倒闭的高级汽车制造商。]定制款。平时要坐这种车子，你得戴上自己的珍珠项链。车停在一个消防栓旁边，驾驶座后坐着一位肤色较深、外国人模样的司机，他的脸就像用木头雕刻出来的一样。车内到处铺着厚厚的绳绒垫。印第安人把我安排到后座。我单独坐在那里，感觉自己就像一具高级尸体，正被一个很有品位的殡仪馆工作人员摆弄着。

等印第安人坐上副驾驶座后，车子在马路中央掉了个头。这时，街对面有个警察喊了一声“喂”，声音轻得就跟发现自己喊错了似的，之后他赶快弯下腰，系起了鞋带。

我们向西进发，开上日落大道，悄无声息地沿道路行驶。印第安人坐在司机旁边，一动不动，只是他身上特有的气味会不时飘到后座来。那位司机表面上像在打瞌睡，却驾车超过了一个又一个开敞篷跑车的追风小子，就跟他们都是被拖车吊着走似的。一路上我们都没碰见红灯。有些司机就这样，逮到的都是绿灯。

我们在日落地带行驶了一两英里，经过了招牌经常出现在电影里的古董店，经过了一扇扇由蕾丝花边点缀、摆满古代锡器的橱窗，经过了那些拥有知名厨师和知名赌场、由人模狗样的前紫帮[“紫帮”又名“糖厂帮”，一个于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底特律市猖獗一时的传奇犯罪团伙，成员主要是犹太人，主业为贩卖私酒和抢劫。20世纪30年代，“紫帮”因内讧等原因而走向覆灭。]成员经营的新派夜总会，经过了风光一时的乔治殖民时代老建筑[“乔治殖民时代建筑”，指1714—1830年英国国王乔治一世、乔治二世、乔治三世和乔治四世在位时期的英属殖民地建筑风格。]，经过了一栋栋好莱坞皮条客在里面张口闭口都是钱的气派现代建筑，还经过了一家派头与周边设施大相径庭的汽车餐厅[汽车餐厅，指汽车直接沿餐厅周围停靠的圆形建筑餐厅。在这类餐厅用餐时，顾客从点菜到用餐都不必下车——点菜通过固定对讲机，上菜由服务员送到餐厅外。]——尽管里面的姑娘都穿着白色丝质衬衣、头戴圆筒军鼓手礼帽、臀部以下只穿着闪闪发亮的小山羊皮黑森佣兵靴[黑森佣兵靴是一种于19世纪初开始流行的皮质军靴。黑森佣兵，指18世纪服役于英国军队的德国团。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以黑森-卡塞尔地区的腓特烈二世(1712—1786)为代表的德国领主，募集了上万名士兵派往北美援助英军作战。]。经过了这一切之后，我们转过一个大弯，开上比佛利山庄的跑马径。我看到南边有一片灯光，看到光谱中的所有颜色，看到四周在没有雾气的夜晚里一片澄澈。之后，我们经过北面山丘上的阴暗宅邸，驶出比佛利山庄，走上一条蜿蜒的山间林荫道。我突然感觉到了夜晚的凉意，以及海上袭来的阵阵的微风。

下午的时候还挺热，但此时热气已经散去。我们快速驶过远处一片亮着光的房子，以及一栋栋接踵而至、距离道路仍有一段距离的灯火通明的宅邸。我们绕过一个巨大的马球场和一个同等规模大小的练习场，随后再次轰鸣转向山顶方向，开上一条陡峭的水泥山路。山路两旁是橘园。这肯定是某个阔佬的癖好，因为美国不产橘子。渐渐地，一扇扇亮着灯的富豪家的窗户消失了，道路变窄了，我们终于进入了斯蒂尔伍德山庄的势力范围。

鼠尾草的气味从一道峡谷中飘了上来，这让我想起了某个没有月光的夜晚和某个死人。几栋泥灰房零星平铺在山的一侧，像山体上的浮雕。再后来就看不见房子了，只有几座静谧的小丘、山丘上方一两颗提早亮起的星星、一条窄窄的水泥路，以及道路一旁的山谷——里面长满了胭脂栎，还有你静候一旁能听到鹌鹑叫的常绿灌木。山路的另一侧是一道未加防护的土坡，上面几朵顽强的野花像不肯睡觉的顽皮孩子那样挺立着。

曲折的道路慢慢变窄，几乎拧成一片发卡，巨大的轮胎悄悄碾过石子。这时，车子稍稍加大动静，擦着地面，拐上一条两边长满野生天竺葵的长长车道。在道路的尽头，微弱的灯光点亮了一座孤单如灯塔的山巅城堡——那是一座鹰巢，一栋嵌有玻璃砖块的尖角泥灰建筑。这房子粗犷、现代，但又不算丑陋，可认为是心理咨询师挂牌营业的理想场所，因为没人能听到里面传来的任何尖叫声。

车子转到房子旁边停下。在某扇厚墙上的黑门后，亮起一盏灯。印第安人嘟囔着爬下车，打开后排车门。司机用电子打火机点起一根烟，一股呛人的烟草气味驾着夜色轻轻飘了过来。我下了车。

我们走到黑门旁边。门缓缓地自动打开了，透出一丝凶兆。门后是一条直通房子深处的狭长廊厅，玻璃砖墙后隐隐亮着灯光。

印第安人喊道：“哈。你，进去，大人物。”

“你先请，普兰庭先生。”

他满脸不快地走了进去。我们身后的门再次静悄悄地关上了，就像先前打开时一样诡异。在狭长廊厅的尽头，我们钻进一个小电梯，随后印第安人摁下按钮。电梯安静地爬升，没发出一点声响。我再次闻到了印第安人身上的臭味，此前的味道与之相比，简直像月光下的影子那样淡雅。

电梯停下来，门打开了。我走进光明，来到一间位于塔楼的房间内，从这里能看到白天的最后一丝光线正依依不舍地走向消逝。房间四面都有窗户，远处是波光粼粼的海面，黑暗之色在一座座山丘上方不慌不忙地巡查。屋内没有窗户的地方镶着板墙，地上铺着色调柔和的老式波斯地毯，还摆着一张怪异的接待办公桌，看起来就像用失窃的古代教堂雕刻木板组装起来的一样。在桌子后面，坐着一个面带微笑的女人，她的笑容又干又老，就好像你碰一下就会变成粉末似的。

她长着一头顺滑的卷发，以及一张暗淡、消瘦、憔悴的亚洲人面孔。她耳朵上戴着厚重、浮夸的宝石耳环，手上戴着几枚大戒指，其中有一枚镶着月长石，另一枚用银质戒座镶着绿宝石，这颗石头可能是真的，但看起来总跟分元店[“分元店”，在美国指店内货品统一售价五到十美分的廉价日用品商店。]里的手链一样廉价。她的双手干枯、黑暗、苍老，并不适合戴戒指。

她开口说话了，声音听来很熟悉。“啊，马洛先壬(生)，你能来恨(恨)好，安托尔会恨(恨)高兴的。”

我把印第安人给我的那张百元钞票放到桌子上。我回头看了看，印第安人已经坐着电梯下去了。

“抱歉，好意我领了，但钱不能收。”

“安托尔，他——他相(想)雇你，不是吗？”她又摆出一副笑脸，嘴唇皱得像面纸。

“我得先知道是份什么差事。”

她点点头，在桌后慢慢站起来。她摆动着身子，小号连衣裙紧贴在屁股上，就像美人鱼尾巴上的鳞片，这显示出了她的好身材——如果你能接受腰部以下尺寸比一般人大上四号的话。

“我赖(来)引荐你。”

她摁下镶板上的电钮，一道门静悄悄地打开了。门后透出一道柔和的光，我进门之前回头看了一眼那女人的笑脸——它现在变得比古埃及还要老。门在我身后悄无声息地关上了。

房间里空无一人。

这是个八角形房间，到处都覆盖着从天花板垂到地面的黑色丝绒布，就连高高的天花板也不例外。在毫无光泽的煤黑色地毯中央，摆着一张八角形白桌，刚好够放下两副胳膊肘和中间那颗黑底乳白色圆球。白球是屋里唯一的光源，至于这是怎么做到的，我也不清楚。桌子两边各放着一把白色八角高脚凳，外形为桌子的缩小版。靠墙的地方还放着一把同样的凳子。没有窗户。除了这些，屋里就没别的东西了，什么都没有。墙上连照明设备都没有。就算有门，我也没看到。我回头看了看进来的那扇门，但什么都没看到。

我在那里坐了大概有15秒，模模糊糊地感到自己被监视着。在房间某处应该有个监视孔，但我没找到。我干脆放弃，静下来倾听自己的呼吸声。房间里什么动静都没有，我能听到气息在我的鼻孔中穿梭，蹑手蹑脚，就像薄窗帘在拂动。

这时，房间对面的一扇隐形门打开，一个男人走了进来。门在他身后关上。那人低着头，径直走到桌子旁边，坐到一把高脚凳上，用我迄今为止见过最美的一双手轻轻一挥。

“请在我对面坐下。不要抽烟，也别紧张，尽量放松。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

我坐下来把一支烟放到嘴里，搁在嘴唇上滚动，但没有点燃。我把眼前的人仔细瞧了个遍。他又瘦又高，像根铁签，长着一头我见过的最白、最光滑的白发，一根根发丝像从纱网里抽出来似的。他的皮肤像玫瑰花瓣一样娇嫩。年龄既有可能是35岁，也有可能是65岁——他压根儿就没有年龄。他的背头像巴里摩尔[巴里摩尔家族是美国著名的演艺世家，当时活跃在好莱坞大荧幕上的男性巴里摩尔有两位：哥哥莱昂纳尔(1878—1954)和弟弟约翰(1882—1942)。这里应该指的是知名度更高的约翰·巴里摩尔。]那样紧紧贴在脑袋上，眉毛是煤黑色，跟墙壁、天花板和地板的颜色一样。他的目光深邃，简直深不见底，就像服了安眠药的梦游者的眼睛。这对眼睛让我想起一口故事里的井。它有900年历史，坐落在一座古老的城堡里。你可以扔一枚石子进去，站在旁边等着听声音。正当你准备放弃，放声大笑，要转身离开时，一个微弱的溅水声从井底传来，那声音是如此渺小和遥远，让你简直不敢相信世上竟然有这么深的井。

他的目光就那么深邃，而且那双眼睛没有神采，没有灵魂，它可以麻木不仁地看着狮子把人撕成碎片，也可以看着割掉眼皮的人在烈日下被穿刺[一种古代酷刑，即用一根固定在地上的木棒，插入人体的特定部位，如直肠、阴道、口腔等。]、发出哀号而无动于衷。

他穿着一身双排扣公务套装，剪裁极其讲究。他漫无目的地看了看自己的手指。

“请别紧张，”他说，“那会打破平静，让我无法集中注意力。”

“那还会让冰块融化，让黄油变软，让猫咪惊叫。”我说。

他极为勉强地笑了笑：“你肯定不是来这里捣乱的，我猜。”

“你好像忘记了我为什么要过来。顺便说一句，我把那100块钱还给你的秘书了。或许你还有点印象，我到这里来是为了几根香烟的事情。俄国大麻烟，中空过滤嘴里卷着你的名片。”

“你到这里来，是想弄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吗？”

“没错，而且应该是我付你100块钱才对。”

“那倒不必，因为答案很简单：有些事我不知道，你说的就是其中之一。”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几乎就相信他了。他面容就跟天使的翅膀一样平静。

“那你干吗要给我100块钱，还派了辆车子和一个臭烘烘的印第安硬汉来接我呢？顺便问一句，那个印第安人非得那么臭吗？既然他为你工作，你就不能让他去洗个澡吗？”

“他是自然介质，这种人太稀有了，就像钻石；和钻石一样，这种人的出身有时很肮脏。在我的印象中，你是个私家侦探？”

“对。”

“我觉得你是个非常愚蠢的人，你看起来就很愚蠢。你从事一个愚蠢的行业，来执行一项愚蠢的任务。”

“明白了，”我说，“我很愚蠢。待会儿‘愚蠢’就要写进我的大脑了。”

“看来我没必要让你在此耽搁了。”

“不是你耽搁我，”我说，“是我耽搁你。我想知道你的名片是怎么跑到香烟里去的。”

他极为勉强地耸了耸肩：“任何人手上都可能有我的名片，而且我也不会把大麻烟交给我的朋友。你的问题还是很愚蠢。”

“这么说或许能让你明白一点：那些香烟装在一个廉价中式或日式仿玳瑁框烟盒里。你见过这种烟盒吧？”

“没有，想不起来了。”

“再说明白一点吧，烟盒是在一个叫林赛·马略特的人身上找到的。你听说过这个人吗？”

他想了想：“听说过，我曾治过他的摄影机恐惧症。他当时想进军电影行业，但那完全是浪费时间，因为电影行业并不需要他。”

“我想也是，”我说，“他在大荧幕上肯定会像伊莎多拉·邓肯[伊莎多拉·邓肯(1878—1927)，美国著名舞蹈家，现代舞的创始者之一。邓肯终身都未涉足如电影之类的“大众艺术”领域。]。我还有一个疑问，你为什么要给我100块钱？”

“亲爱的马洛先生，”他冷冰冰地说，“我可不是笨蛋。我投身的是一个敏感行业，我是个江湖医生，也就是说，普通医生做不到的事情，我能做到，因为我没把自己关在胆小自私的职业规范里。正因如此，我时时刻刻都处在危险之中，得提防着像你这样的人。我所做的，只不过是在危险发生之前，事先评估一下它的危险程度罢了。”

“我的危险程度好像有点低啊？”

“几乎没有。”他礼貌地说，同时抬起左手做了个奇怪的动作，把我的注意力引开一下。他异常缓慢地把那只手放到白桌上，用眼睛瞧着它。最后，他抬起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睛，抱起双臂。

“你的听觉——”

“我已经闻到了，”我说，“但脑袋里没想着他。”

我把脑袋向左一转，看到印第安人正坐在靠墙的第三把白色高脚凳上。

他身上罩上了一件白色工作服，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双眼紧闭，脑袋微微前倾，就好像已经睡了一个钟头似的。他那张黢黑、强硬的脸上覆满了阴影。

我又回头看了看安托尔，他脸上仍带着难以察觉的微笑。

“我敢说那能把老太太的假牙吓得掉地上，”我说，“他平时干什么工作，坐在你腿上唱法语歌吗？”

他摆出一个不耐烦的手势：“麻烦你说重点。”

“昨天晚上马略特雇我一起出去，到指定地点付钱给一帮歹徒。我被人打晕了，醒来时发现马略特被杀了。”

安托尔脸上没太多变化，他既没有尖叫，也没有跳上墙，但对他而言，那反应已经足够剧烈了。他解开双手，换个姿势盘起来。他的嘴巴看起来很严峻。之后，他就坐在座位上一动不动了，像图书馆门口的石狮子。

“香烟就是在他身上找到的。”我说。

他冷冷地看着我：“但不是警察找到的，是你，因为警察那时还没赶到现场。”

“没错。”

“100块，”他异常温和地说，“看来不够啊。”

“那得看你想用它买什么了。”

“你身上带着那些烟吗？”

“只带了一根。不过这说明不了什么，就像你说的，谁手上都可能有你的名片，我只是好奇它们是怎么出现在马略特身上的。你有什么想法吗？”

“你跟马略特先生很熟吗？”他轻轻地问。

“一点也不熟，可我对他已经有了些判断，很容易做出的判断。”

安托尔用手指在白桌上轻轻敲打。印第安人还在打盹儿，下巴沉在壮硕的胸脯上，厚厚的眼皮紧紧闭着。

“顺便问一句，你见过格雷尔太太没有，一位住在湾城的阔太太？”

他心不在焉地点点头：“见过，我矫正过她的说话习惯，她原来有点口吃。”

“你的治疗卓有成效啊，”我说，“她现在都和我一样能说会道了。”

他对这个玩笑并不感冒，仍在用手指敲打桌面。我听着敲打声。我不太喜欢那声音里的某种东西，因为它听起来像暗号。这时，他停下来，盘起手向身后的空气一靠。

“这份差事里大家相互都认识，我喜欢这一点。”我说，“格雷尔太太也认识马略特。”

“这你是怎么知道的？”他慢慢地说。

我一言不发。

“你肯定得把香烟的事情告诉警察吧？”他说。

我耸了耸肩。

“你肯定在纳闷，我为什么没把你扔出去，”安托尔用愉悦的口气说，“普兰庭第二随时都能把你的脖子折断，就像折断芹菜秆一样。我自己也在纳闷，不过你好像做过些推理。敲诈对我是没用的，我不吃那套，而且我认识很多朋友。但很自然，这件事里肯定有什么对我不利。心理学家、性学专家、神经病学家，还有手里拿着橡胶锤、书架上摆着充斥专业术语的书籍的肮脏小人物，他们都是所谓的医生，而我呢，只是个江湖医生。你的判断是什么？”

我想用眼神吓吓他，但发现那根本不可能，我自己倒是先舔起了嘴唇。

他稍稍耸了耸肩，说道：“我不能怪你不肯说出来，这件事情我自己也得琢磨一下。也许你没想象中那么愚蠢，我也会犯错误，而且——”他向前探身，把两只手都放到了白球上。

“我认为马略特是个专门勒索女人的家伙，”我说，“与此同时还是个抢劫团伙的眼线。但是，究竟是谁告诉他应该对哪种女人下手呢？这样，他才会进一步了解她们的习惯，和她们接近，跟她们谈情说爱，让她们外出时穿金戴银，然后偷偷打电话告诉同伙在哪里动手。”

“原来，”安托尔谨慎地说，“这就是你对马略特和我的判断。我有点犯恶心了。”

我凑到离他的脸不足一英尺的地方：“你有麻烦了，无论你怎样辩解，都无法改变这一点。这不只是名片的问题，安托尔，就像你说的，谁手上都可能有你的名片。同样，这也不是大麻的问题，因为你没必要冒险做出那样不堪的事情。但是，每一张名片背后都有一片空白的地方，在这些地方——即便上面印着字——有时可以写下一些肉眼看不到的东西。”

他冷冷地笑了，但我几乎没有察觉到。他的双手移到白球底座上。

突然，灯灭了，屋子里变得一片漆黑，就像凯里·内松[1846—1911，历史悠久的美国“戒酒运动”中的激进分子，她号称自己是“耶稣脚边的斗牛犬，怒斥一切耶稣所不喜的事物”。]头上的旧式女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