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到底是谁更在乎死的时候有没有见证人在场呢？是临终者，还是其亲朋好友？从媒体的采访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实是后者。我将这种心理称为“临终见证情结”。我有一个朋友，长期在家中照顾她的母亲和一个孩子，但她母亲刚好在她外出之时去世了，对此她一直很自责。我觉得她陪护了那么长的时间，哪怕最后咽气的一瞬间没有在场，其实也没什么关系，但她本人一直无法释怀。在那之前，她肯定有很多的时间跟自己的母亲道别，表达感恩之情，没必要非得在最后一刻紧紧依偎在母亲的床前吧。在超级老龄化社会里，死亡是可以预见的，是缓慢到来的。因此，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完全可以先跟临终者告别，表达感谢之情，不一定非要留到最后一刻。

我听说石牟礼道子[石牟礼道子（1927—2018），日本小说家、诗人、环保运动家。]女士临终的时候，身为她的盟友、知音的渡边京二["渡边京二（1930— ），日本思想史家、历史学家、评论家。]先生却离开了现场，当时在场的人说他是因为哭得太伤心回去了，他本人却说，他早就和石牟礼女士道过别了。

临终关怀师柴田久美子女士介绍过作家濑户内寂听[濑户内寂听（1922—2021），日本小说家，天台宗尼姑。]女士的一段话，这段话是濑户内女士在谈到玄侑宗久[玄侑宗久（1956— ），日本小说家，临济宗僧侣。]先生的小说《阿弥陀佛——无量光明》（新潮社，2003年）时说的，大意是，一个人去世的时候，会传递出巨大的能量给身边的人，那个能量大到可以将529个长度为25米的泳池的水同时煮沸。这个数字是怎么测算出来的，我表示怀疑。不管怎样，根据柴田女士的说法，如果逝者的亲朋好友不去接收这些能量，真的是一种浪费。不过，这样一来，我越发觉得，执着于临终时要在场的，其实是做临终关怀的这一方，而非临终者本人。

我有一位日本朋友，她在澳大利亚从事护理工作。她跟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情，澳大利亚的一位老人已经处于生命晚期了，她的儿子只是回来看望一下就回英国去了。对于澳大利亚人来说，找工作的时候，只要工作地属于英语圈，他们都会接受这份工作。所以，如果有澳大利亚人跟你说他们的子女离得远，那绝不是假话，是真的很远，完全可能分散在世界各地。这位母亲半年后去世了，护理人员通知了她住在英国的儿子。没想到她儿子回答道：“我已经跟我母亲道过别了，所以她的后事就交给你们了。”我的朋友在跟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说：“没想到还有这样的道别方式！反正作为日本人，我是接受不了的……”对于这种道别方式，我倒是觉得在不久的将来也可能会在日本出现。

最近，我一直在想，道别和感谢完全可以在对方还健在的时候进行。为什么一定要等到最后一刻才在母亲的病榻前哽咽地说：“妈妈，作为您的儿子，我很开心。”这种话早一点说出来难道不好吗？日本人的性格比较害羞，这种话平时难以启齿，总想着以后再说，可是子欲养而亲不待，随着年龄增大，父母会越来越迟钝，所以，不要等到父母去世以后，才后悔这也没有说那也没有问，你完全可以在父母头脑还清醒的时候跟他们说，想说几次都可以。最近，我想着人与人的相遇可能只有一次，所以，在和朋友聊天的时候，要有意识地去表达“你当时很热情地帮我，我一直都记得”，“我就是喜欢你这一点”，等等。毕竟人死了以后，不管你在葬礼上念多么动听的悼词，逝者都永远听不到了。每当我和同龄的朋友们见面的时候，我心里都会想“下次见面的时候，不知道还能不能凑这么齐”，而当我们又见面的时候，我会想“啊，又见面了，真好！”，心里美滋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