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患上了认知障碍症，那就必须委托别人来替你做决定。如果你没有特别指定的话，一般就会由你的子女等家人来代行决定权。但是，就目前我所看到的情况而言，即便是家人，你们的利益也会不一致。比如，老年人想待在家里，家人却不希望他们待在家里。残疾人权利运动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即便是父母也无法代表子女的利益，更何况是由子女来代表父母的利益，那更不可能。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称的。子女对父母的好，是赶不上父母对子女的好的。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举个例子就能看得出来，比如，父母在找托儿所的时候，哪怕附近就有托儿所，也还是要到各处去找一找有没有服务质量更好的托儿所；子女在给父母选择养老机构的时候，却是哪家能最快排上号、最快入住就去哪家，很少会像找托儿所那样执着于服务质量。

为了保障当事人的最佳利益，“成年人监护制度”[我国也有类似的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编第二章第二节第二十八条规定如下：“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一）配偶；（二）父母、子女；（三）其他近亲属；（四）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须经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应运而生。最明智的做法是，不要指定有直接利益冲突的家庭成员担任你的监护人。随着越来越多的老人不能或不想依靠家人，对成年人的监护人的需求也越来越大。有需求就会有供给。迄今为止，成年人的监护人，主要是由律师或司法文书代写人等专业人士担任，只是他们虽然可以代为管理金钱等，但不对日常起居之类的事项进行监护。其实，担任成年人的监护人是不需要任何特殊资格的。只要被监护人愿意，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其监护人。最近很流行“市民监护人”讲座培训，但听说培训完了以后很多做法进入“休眠状态”。这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谁也不会粗心到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随便委托给一个陌生的“市民监护人”，而且，很多时候，只指定一名监护人也是很危险的，因为“好心人”随时可能变成“坏心人”。所以，最好还是指定可靠的社会组织，比如社会福利协会、福利公社、福利生活消费合作社和非营利组织等。而且，如果想让“市民监护人”制度运作起来，最好是让他们到可靠的社会组织去注册登记，以该组织的信誉作为后盾来开展工作。

此外，成年人监护制度还有一个缺陷，那就是合同的有效期问题，只要当事人一死，合同就终止了。所以哪怕当事人临终时监护人在场，但那之后的事情（如丧葬事宜），监护人都不会参与。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缺陷逐渐为人所知，所以现在如果由监护人来操办丧葬事宜，监护人是可以要求支付相关费用的。不过，当事人去世之后的丧葬事宜，比如提交死亡证明、殡葬代领骨灰等，很多监护人还是会另外请志愿者机构来做。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就出现了能够提供一条龙服务的机构，它们将成年人监护人、日常生活监护、死后事务委托这三块统合在一起。其中有一个机构属于非营利组织，名为“人生全支援”，它的负责人三国浩晃先生写过一本书，《独自一人临终吧——到最后也要做自己》（弓立社，2017年）。我给这本书写过如下的推荐语：“当你能自主决定的时候，你可以独自一人生活……但假如有一天你无法自主决定了，那该如何是好？对于这一个问题，老实说我是不安的。但是这本书消除了我的这种不安。”

三国先生有个客户，是一位老太太，之前长期生活在国外。她没有子女，丈夫也已过世，一个人住在公寓里，她的姐妹们一个劲地催她赶紧住到养老机构里去。于是她交了租金，准备去入住。到了入住当天，她孤零零一个人在家里等着三国先生来接她。三国先生到了以后，她问道：“我是不是必须住到你们那边去啊……”三国先生觉得这个时候应该要尊重她本人的意愿，便很温暖地支持道：“不是的，如果您不想去的话，现在也可以解约啊！”三国先生说，他当时便决定，他要帮这位老太太实现居家养老和居家临终。像三国先生这样的人，会让人放心地将自己的晚年生活委托给他。从这个故事，我们也可以清楚地明白一点，那就是入住养老机构到底是为了谁？与其说是为了老人的幸福，不如说是为了让家人安心。

长野县松本市有一家非营利组织，叫作“人生设计中心”，成立于2001年。他们说最开始的时候，许多客户的监护人都是官方选定的，[在日本，成年人的监护人一般有两种选定方式。一种是当事人在还有清晰的判断能力的时候，提前指定自己将来的监护人。另一种则是在当事人的判断能力已经下降，无法自己指定监护人时，由周围的人提出申诉，让法院选定监护人。]但现在更多是客户提前指定好了监护人。这个中心出版了《告别设计帖——个性化的“临终计划”指南》（亚纪书房，2016年）一书，我也参与了这本书的一点点编写工作。我问他们：“你们做这些能赚钱吗？”得到的回答是“不赚钱”。好在他们服务过的客户偶尔会给他们一些可观的遗赠，他们才得以松口气。仅凭这一点，他们就值得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