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会发生此类事件，其实与“生前预嘱”和近年来厚生劳动省倡导推广的“预先护理计划”[预先护理计划（advance care planning，ACP），又称预立医疗照护计划，指患者在意识清楚时，在获得病情预后和临终救护措施的相关信息后，凭借个人生活经验和价值观，表明自己将来进入临终状态时的治疗护理意愿，并与医务人员和/或亲友沟通其意愿的过程。]有关。医院方面声称，他们是按照知情同意制度，征得患者本人确认和同意的。主治医生在回答记者采访时说道，对治不好的病进行透析是一种“无益的延长生命的措施”。一直接受透析的病人属于“临终期”，既然如此，停止透析只不过是为了抑制临终期的医疗而已。

日本尊严死协会建议人们在仍有能力自主决定时，留下一份书面的预先指示，说明他们希望如何死亡。该协会的注册会员超过十万人，提供保管“生前预嘱”的业务。该协会认为，安乐死和尊严死是不同的。安乐死是一种协助患者完成自杀的积极行为；而尊严死则是一种抑制不必要医疗的消极行为，是根据患者本人的意愿，拒绝临终期那些“无益的延长生命的措施”，如心肺复苏、切开气管、胃造瘘和注射点滴等。而所谓“生前预嘱”，就是患者事先将其意愿以文字形式明确下来的指示文件。

临终期的过度医疗一直饱受批评，人们称之为“意面综合征”（Spaghetti syndrome），因为患者全身插满了各种各样的细管和电线，就像意大利面一样。特别是胃造瘘术，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它只是机械性地维持患者生命而已，所以接受胃造瘘术的人数已经锐减。“社会医疗诊疗行为”的统计数据显示，胃造瘘的数量从2008年的一年10万例降低到2014年的一年6万例。而且，也是在2014年，政府调低了胃造瘘的诊疗费。根据久富护先生（医生兼咨询师）的分析，单就75岁以上的老人来看的话，人均胃造瘘术的数量从2011年到2017年直接减少了一半。当初胃造瘘术引进日本以后，手术数量不断攀升，可是当媒体开始反胃造瘘术运动以后，胃造瘘术的数量急转直下，两相比较，有时我反而觉得很不安，我们的医疗行业这么容易被媒体或潮流影响，真的好吗？毕竟，作为医疗技术的胃造瘘术，应该也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

关于抑制临终期医疗这一话题，落合阳一和古市宪寿这两位年轻的文化名人在2019年的言论引起了轩然大波[落合阳一、古市宪寿：《“平成时代”结束，“魔法元年”开启》，《文学界》2019年1月号。]。古市指出“医疗费增加最多的是临终期那一个月”，落合则提倡“把临终期延长生命的治疗项目移出医保，由个人负担”。他们认为，这样一来就能够有效地减少临终期的医疗。

他们的这些言论，马上就有专家出来批驳。其实什么时候才算临终期，只有等到人死后我们才会知道，不可能人还没死，我们就能判断从哪天到哪天是临终期。医疗经济学者二木立、福利经济学者权丈善一更是用实际数据反驳道，临终期的医疗成本很高不过是大家想当然而已[二木立：《二木教授的医疗时评42关于临终期医疗费的荒唐数据》，《文化连情报》351期，2007年6月号。权丈善一：《我有点担心的医疗和护理 增补版》，劲草书房，2018年。]。他们二人指出，死前一个月的医疗成本，仅占全部医疗费的3%，“抑制死前的医疗费开支，对于整体医疗费用的影响并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