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尔马之夜，生活向着市场后面欢歌阵阵的咖啡馆街区缓缓涌去：一条条黑黢黢的街道寂静无声，直到抵达几扇百叶门前，才会有光线和音乐渗漏而出。我在其中一家咖啡馆里度过了将近一个夜晚。那是一间特别低矮的小小厅室，呈长方形，墙壁刷成绿色，饰有粉色花环。木制天花板上覆满红色的迷你灯泡。这方小小的空间里奇迹般地塞进了一个管弦乐队、一个陈列着五颜六色的酒瓶的吧台，以及摩肩接踵、快要挤死了的顾客。全是男人。中央有一块两平方米大小的空地，一杯杯、一瓶瓶的酒从那里端出，被服务生送至厅室的各个角落。在这里，没有一个人是清醒的。所有人都在大喊大叫。一个像是海军军官的人朝我的脸上喷着酒气，说着客套话。在我的桌上，一个看不出多大年纪的侏儒向我讲述着他的生活。但我太过紧张，没能听清他在说什么。管弦乐队不停地演奏着几首乐曲，但我们只能听清楚乐曲的节奏，因为所有人都在用脚打着节拍。有时候，后门开了。在各种喊叫声的簇拥下，一个新来的顾客被塞进两把椅子之间。[在真正的文明中，人在享乐时会有一种自在的感觉。而西班牙民族是欧洲为数不多的文明民族之一。——作者注]

突然一记钹响，一个女人猛地跳入咖啡馆中央那个狭小的圆圈。“二十一岁。”海军军官跟我说。我惊愕不已。一张少女的脸庞，却雕刻在一座用肉堆成的山峦中。这个女人的身高可能有一米八。骇人的是，她可能重达三百斤。她笑意盈盈，双手叉在腰间，身着黄色渔网衣，白皙的肉体在网眼中拱起一个个方格；两处嘴角都在向耳朵传递一道道微小的肉浪。在这厅室里，兴奋不再有边际。可以感觉到，大家都熟知、爱慕、期待着这个女孩。她总是笑意盈盈。她用余光扫视一圈顾客，依旧沉默且笑意盈盈，挺着的肚子微微起伏。观众尖叫起来，要求她唱一首似乎很有名的歌曲。那是一首安达卢西亚歌曲，带着鼻音，乐鼓每隔三拍便低沉地打一次节奏。她唱起歌来，随节拍舞动身体，模仿爱的模样。伴随着这单调却激情满怀的摇摆，一波波真正的肉浪涌起于她的腰间，扑向她的肩部，然后消散在那里。厅室似乎快被压垮了。然而，在唱到副歌的时候，少女旋转着身体，双手抓住乳房，张开红艳而潮湿的嘴巴，重拾起旋律，与观众合唱，直至所有人都在骚动中站起身来。

她站在中央，挺着那鼓胀于黄色渔网衣间的粗腰，大汗淋漓，头发蓬乱。她就像是一位刚出水的污秽女神，笨拙地低着额头，双眼空洞。只有从像参加完赛马比赛后的马匹那般颤抖的膝盖，才能看出她还活着。观众跺着脚，她身处这欢乐氛围的中央，仿佛一幅肮脏不堪却使人兴奋的生活画像，空洞的眼睛里满是绝望，肚子上包裹着厚厚的一层汗水……

没有咖啡馆和报纸，旅行会很艰难。一张印有母语的报纸，一个可以在每天晚上试着结识些伙伴的地方，它们可以让我们以习以为常的姿态模仿在故乡时的样子，摆脱在遥远异乡时的陌生模样。因为旅行的代价就是恐惧。旅行打碎我们内心的布景。再也不可能弄虚作假——戴上假面，躲在办公室与工地的工作时间之外（我们强烈抗议冗长的工作时间，可它也是我们在对抗孤身一人的痛苦时的可靠保障）。正因如此，我一直乐于写一些小说，里面的主人公会这么说：“如果没有在办公室的时间，我会做些什么？”或者这么说：“我的妻子死了，但幸运的是，明天我还有一大堆包裹要寄，有好多邮单要填写。”旅行从我们身上夺走了这一庇护所。远离亲朋好友和母语，脱离了一切倚靠，夺去了假面（他竟然不知道有轨电车的票价，对其他的一切也都一无所知），我们全然暴露于自我的表面。但与此同时，自觉灵魂抱恙的我们也会为每个生命、每件物品赋予奇迹般的价值。一个什么也不想的舞女，从帘子后瞥见的桌子上的一瓶酒：每幅画面都化为一个符号。我们觉得，只要我们此刻的生活都浓缩在符号中，那么全部的生活也都映照在其中。能感受到一切馈赠的我们，又怎能描绘我们所能品味到的各种互相矛盾的醉意（甚至包括清醒的醉意）呢？除了地中海，也许没有任何一片土地曾将我带至离自我如此遥远又如此接近的地方。

也许，我在帕尔马那家咖啡馆时的激动情绪便由此而来。但中午在冷清的大教堂街区，在带有凉爽庭院的老旧殿堂间，在弥漫着阴影气味的街头，打动我的反倒是某种缓慢的观念。这些街道上空无一人。几个老妇人一动不动地待在屋顶的观景台上。我沿着房屋行走，驻足在栽满绿植、立满灰色圆柱的庭院里。我融入这寂静的气味，丢失了自己的界限，只剩还在作响的脚步声，还有那群鸟，我可以瞥见它们的影子映在依然洒有阳光的墙壁顶端。我在圣方济各隐修院度过好多个时辰，那是一座小小的哥特式建筑。它精美、高贵的立柱闪耀着华美的金黄色光泽，这也是西班牙古迹普遍的特征。庭院里栽种着夹竹桃和秘鲁胡椒木，还有一口围着熟铁栏杆的井，井里悬挂着一把生锈了的金属匙，路人可以用它取水喝。有时候，我依旧会想起它掉到井底石头上时发出的清脆声响。然而，这座隐修院教会我的并不是生活的温暖。在鸽群嘶哑的振翅声中，在突然蜷缩于花园中央的寂静中，在水井链条发出的孤独声响中，我与一种崭新却又熟悉的味道重逢。在这独一无二的表象游戏面前，我头脑清醒，面带笑意。在我看来，这块映着世界笑脸的水晶似乎只消一个动作就会被打碎。某种东西将不复存在，鸽群将死去，每一只鸽子都会展开翅膀缓缓坠落。这一切都那么像一个幻象，只有我的沉默和静止让它变得合乎情理。我进入游戏中。我屈服于表象，却不为它所骗。一束美丽的金色阳光温柔地烤热隐修院黄色的砖石。一个女人正从井里取水。一个小时以后，一分钟以后，一秒钟以后，或许就在当下，一切都可能崩塌。然而，奇迹继续发生。世界依然持续地存在，害羞地、讽刺地、隐蔽地存在（就像女性之间某种温柔、含蓄的友谊）。一种平衡继续维持着，但因对其自身结局的担忧而染上了颜色。

这便是我对生活的爱：一种对我可能即将失去的东西的无声迷恋，一种火焰中的苦涩。每天离开这座隐修院的时候，我就像被剥夺了自我，在世界绵延的时间中仅停留了短暂的一瞬。而如今我很清楚地知道，当时的我为何会想起多利安人铸造的阿波罗像那空洞无神的眼睛，以及乔托[乔托（Giotto，1267-1337），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画家、雕塑家、建筑师，其宗教画的画面具有逼真的三维空间和浓厚的生活气息，将西方艺术带入写实的道路。]画笔下那些炽热却凝固的人物[古希腊雕塑和意大利艺术的衰落都始于笑容和眼神的出现。仿佛精神的开始就意味着美的结束。——作者注]。正是在那一刻，我真正理解了这样类型的国度所能带给我的影响。我惊叹于人们竟能在地中海沿岸找到生活的规则和确定性，使自己的理性得到满足，并证明了一种乐观主义和社会意识。因为说到底，那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并不是一个按照人类的尺寸打造而成的世界，而是一个在人类身上开合的世界。不，如果说这些国度的语言与回响在我内心深处的声音相通，那不是因为它能回答我的疑问，而是因为它可以将这些疑问变得无用。涌到我嘴边的不会是感恩祷词，而是只会诞生在被烈日压垮的景致前的这声Nada[西班牙语，既有“没什么”“没关系”的意思，又有“虚无”之意。]。若无对生活的绝望，就无对生活的爱恋。

在伊维萨岛，我每天都坐在港口沿岸的咖啡馆里。将近下午五点钟的时候，当地的年轻人会排成两列，沿着海堤散步。那里是举行婚礼的地方，也是整个生活发生的地方。你会不由得认为，用这样的方式在世界面前开启生活，其中必有一种伟大。我坐下来，依然因白天的烈日而晕晕乎乎，脑中充斥着白色的教堂和白垩色的墙、干旱的田野和枝繁叶茂的橄榄树。我喝了一杯甜腻的巴旦杏仁糖浆。我凝望着面前群山的轮廓。它们向大海缓缓地倾斜。傍晚变成了绿色。在最高的那座山丘上，最后一缕微风推动磨坊的风车旋转起来。拜自然所赐，每个人都压低了嗓音。于是，只剩天空和几缕向它飞升的歌声，但这歌声听起来仿佛来自遥远的地方。短暂的黄昏被某种转瞬即逝的、忧郁的东西所主宰，能感受到这东西的不只有一个人，而是一整群人。至于我，我渴望去爱，正如我渴望哭泣。我觉得从此以后，每一段在睡梦中度过的时光都将是从生命中偷走的……也就是说，是从无目的的欲念时光中偷走的时间。就像在帕尔马咖啡馆和圣方济各隐修院的那些激动时刻一样，我静止而紧绷，无力对抗这种想要将世界置于我手中的巨大冲动。

我很清楚自己错了，因为人是必须为自己设定些界限的。只有以此为前提，人才能创造。但爱没有界限；如果我能拥抱一切，那么即使我拥抱得很糟糕，也没有什么关系。在热那亚，我曾爱上几个女人的笑容，爱了整整一个上午。我不会再见到她们了；当然，再简单不过了。但言语无法掩盖我遗憾的火焰。在圣方济各隐修院那口小小的水井前，我望着鸽群从上方飞过，于是忘了自己的干渴。但干渴重生的那一刻总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