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中海的悲剧是阳光明媚的，而非雾气弥漫的。某些傍晚，在山脚下的海边，夜晚降临于小小海湾的完美弧线上，一种饱满的不安感从寂静的水面升起。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希腊人如果曾经感受过绝望，那也是通过美以及美的压迫感而实现的。在这金色的厄运中，悲剧抵达高潮。我们的时代却恰恰相反，它的绝望是从丑陋和动荡中滋生的。这就是欧洲丑陋的原因，其苦难历来是丑陋的。

我们将美放逐，希腊人却为它拿起武器。这是第一项差异，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希腊思想向来固守界限的观念。宗教也好，理性也罢，它不将任何事物推向极端，因为它也不否定任何事物，不管后者是宗教还是理性。它不偏不倚，平衡黑暗与光明。我们欧洲则相反，企图征服全体，是过度之女。它否定美，否定一切不受它推崇的东西。尽管手段多样，但它只推崇一样东西，即属于理性的未来帝国。它在癫狂中将界限往外推移，而黑暗的厄里倪斯[厄里倪斯，希腊神话中三个复仇女神的总称。]即刻向它袭来，将它撕碎。涅墨西斯[涅墨西斯，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时刻警戒着，她其实是限度的女神，而非复仇女神。所有越界者都将遭受她无情的惩罚。

花了几个世纪思考何为正义的希腊人，根本无法理解我们的正义观念。对他们而言，公平必须以界限为前提，而我们整个欧洲大陆却热衷于寻找一种全面的正义。在希腊思想的萌芽时期，赫拉克利特[赫拉克利特（Héraclite，约前540—约前480与前470之间），古希腊哲学家，爱非斯学派的创始人。]就已经想到，正义应为物质世界本身设立界限。“太阳不会逾越其界限，否则就会被守护正义的厄里倪斯发现。”[伊夫·巴蒂斯蒂尼译。——作者注]而我们的世界和精神却脱离了运行的轨道，进而对这种逾界的威胁一笑置之。我们在一片狂醉的天空中点亮一个个我们想要的太阳。但这不妨碍界限的存在，也不妨碍我们知晓这一点。我们的精神最错乱的地方在于，我们梦想着一种曾被我们抛在脑后的平衡，天真地相信，我们将在错误的尽头找回这种平衡。这是一种幼稚的推断，证明我们今天的历史是由一些继承了我们的癫狂的不成熟民族所引领的。

赫拉克利特还曾写就这样的简短片段：“推断，是进步的倒退。”比这位爱非斯学派哲学家晚了好几个世纪的苏格拉底，在面临死刑威胁时只承认自己有一个优越之处：他不认为自己了解自己所不了解的事物。这几个世纪中最堪称楷模的人物和思想都骄傲地承认了自己的无知。我们忘记了这一点，因而也忘记了我们的活力。我们更喜欢假装伟大的力量，首先是亚历山大大帝，然后是罗马的征服者，我们的教材编写者怀着无比卑劣的灵魂，竟教我们去仰慕他们。我们创下了属于我们自己的征服功绩，我们挪动了界限，掌控了天空与大地。我们的理性制造了空虚。最后，形单影只的我们在荒漠上建起了我们的帝国。自然与历史、美、善相平衡，数字的音乐甚至进入了流血的悲剧中——在此般高级的平衡面前，我们还能有怎样的想象力？我们背弃自然，我们以美为耻。我们卑劣的悲剧散发着办公室的气味，它们流淌出的血液呈现出油性墨水的色彩。

正因如此，今天的我们自称为希腊的子弟是不适当的。或者说，我们是希腊的变节子弟。将历史捧上上帝宝座的我们正在向神权统治迈进，和那些被希腊人称作蛮族并在萨拉米斯岛[萨拉米斯岛（Salamine），希腊阿提卡地区的一个岛屿。第二次希波战争中，希腊各城邦组成的联合舰队曾在其附近的海域与波斯海军交战。]海域与希腊人死战的人别无二致。你若想深入理解我们与希腊之间的差异，那就应该向我们哲学家中的某一位请教，他是柏拉图真正的敌手。“只有现代城市，”黑格尔放肆地写道，“才能为精神提供一个供它认识自身的场所。”我们就这样生活在大城市时代。世界被刻意截去了使之永恒的那一部分：自然、海洋、丘陵、傍晚的沉思。意识只存在于街道上，因为历史只存在于街道上，这就是法令。而我们最重要的文艺作品也遵循这一法令，见证了同样的情形。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来，我们在欧洲文学的伟大作品中再也找不到对自然风光的描写。历史既无法解释先于它存在的自然世界，也无法解释高于它的美。它于是选择将它们忽略。柏拉图海纳百川，荒谬、理性和神话尽含其中，而我们的哲学家却只能容纳荒谬或理性，因为他们对其他的东西都视而不见。鼹鼠在沉思。

开始用灵魂的悲剧取代对世界的沉思的，正是基督教。但它至少会援引精神性的概念，以此来维持某种固定性。而如今上帝已死，只有历史和力量尚存。长期以来，我们哲学家的所有努力都旨在用情境的概念取代人性的概念，用偶然的无序冲动或理性的无情运动取代旧时的和谐。希腊人为意志设下理性界限，而我们最终却将意志的冲动置于理性的中心，从而使理性变得凶残。在希腊人看来，价值先于任何行动而存在，它精确地表明了行动的界限。现代哲学却将价值置于行动的末端。价值并不是自己存在的，它是被造就的，而只有等到历史结束之时，我们才能完整地认识它。与这样的价值相随的，便是界限的消失。而由于对它们将成为怎样的价值有着不同的看法，由于没有了这些价值的约束，斗争必会无限延伸，我们目睹了今日各种弥赛亚主义之间的互相对立，它们的喧嚣消散于帝国的冲突之中。赫拉克利特说，过度是一场大火。火势蔓延，超越了尼采。欧洲不再用锤子[此处指尼采在《偶像的黄昏》中写到的，试图重估一切价值的“哲学之锤”，也就是对传统价值的批判和审视。]思考，而是用枪炮。

但自然始终在那里。它用平静的天空和理性对抗人类的疯癫。直到连原子都着了火，历史在理性的胜利和人类的垂暮中终结。希腊人从未说过界限不能被跨越。他们强调的是存在的界限，而胆敢跨越它的人会遭受无情的惩罚。今日的历史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反驳他们。

历史精神与艺术家，两者都想重塑世界。但艺术家的本性决定了他知晓自己的界限，而历史精神不知。这就是为什么后者的意图指向暴政，而前者的激情指向的是自由。今天所有为自由而斗争的人，归根结底都是在为美而斗争。当然，我们不是为了美本身而去捍卫美。美离不开人，而我们只有在时代的不幸中追随时代，才能为它注入伟大与宁静。我们再也不会形单影只。但人类同样也离不开美，而这正是我们的时代假装想要忽视的。我们的时代绷紧全身，以求达至绝对，支配一切；它想在耗尽世界之前改变世界的面貌，在理解世界之前安排世界的秩序。无论它怎么为此辩护，它都背弃了这个世界。在加里普索[加里普索，希腊神话中的女神，住在海岛上，奥德修斯（尤利西斯）从海上漂流归国时在该岛沉船，被她救起。她爱上了奥德修斯（尤利西斯），许诺说只要他留下就给予他永生，但遭到拒绝，因为他依然思念着故乡的妻子。最后加里普索只好用魔法迷惑奥德修斯（尤利西斯），将他留居了七年。]家中，尤利西斯可以在永生和返回故土之间做选择。他选择了返回故土，以及与之相伴的死亡。如此简单的伟绩对今日的我们而言是陌生的。别人会说我们缺乏谦卑。但“谦卑”一词总的来说是模棱两可的。我们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那些吹嘘一切，攀上星空，最后一下子就露了馅的小丑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只是缺乏坚守自身界限的骄傲，以及对自身境遇的清醒的爱。

“我恨我的时代。”圣埃克絮佩里[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1900-1944），法国小说家，曾任职业飞行员，代表作有《小王子》《夜航》等。]生前曾写道。他恨时代的原因与我前文所述的相差无几。然而，无论这声出自一个热爱人类一切优秀品质的人的呐喊有多么振聋发聩，我们都不会全盘接受。但在某些时候，引导我们转身离开这个阴暗、憔悴的世界的诱惑又是那么大！可这个时代终究属于我们，我们不能一边生活，一边又憎恨自己。它之所以如此堕落，只是因为它的美德太多，缺点也太多。我们会为拥有古代美德的时代而战斗。具体而言是哪一种美德呢？帕特罗克洛斯[帕特罗克洛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英雄阿喀琉斯的好友。在特洛伊战争中被赫克托耳所杀，其尸体被墨涅拉俄斯奋力夺回。他的死促成了阿喀琉斯与阿伽门农和解，重返战场，杀死赫克托耳，为他报仇。]的战马为其战死的主人流泪哀悼。大势已去。但阿喀琉斯继续战斗，终获胜利，因为方才挚友被杀死了：友谊是一种美德。

无知被承认，狂热遭弃绝，世界与人类的界限被设下，脸庞受到喜爱，美最终降临，我们将在这样的一座军营里加入希腊人的行列。从某种意义上说，明天，历史的意义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它蕴含于创造与审问的斗争中。无论艺术家们将因手无寸铁而付出怎样的代价，我们都可以期待他们凯旋。黑暗哲学将再次消散于波光粼粼的海面上。啊，正午的思想，特洛伊战争在远离战场的地方打响！这一次，现代城市的可怕城墙仍将崩塌，从而解救海伦的美——那“如宁静之海般安详的灵魂”[这是埃斯库罗斯的悲剧《阿伽门农》中描述海伦美貌的句子。]。

---（194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