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着待产包入院的时候，我在前台一笔一画写下我原本的名字：王彩英。

渡边曾经有意无意地告诉我，在外面报日本名字会比较好。我没有问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他是指不会被人特殊对待。他太希望我融入日本社会了，就像希望我融入他的家庭，变成他的妻子，他的孩子的妈妈。这当然没有错，但我始终无法发出像日本人一样纯正的音调，在外面报出“渡边彩英”的名字之后不出三句话对方就会察觉我不是日本人，我没有得到特殊对待，但有时候我需要特殊对待，比如多为我解释几遍我才听得懂，比如我的思维方式一直很中国，需要时间来转换到日本思维，如果有特殊对待，我会比较容易生活。

妈妈紧紧跟在我身后，离我一步远的位置。这样她既不会撞到我，也可以随时扶住我。她穿着来的时候的那件淡黄色毛衣，毛衣松松垮垮地挂在她瘦弱的身体上。黑色宽松裤子，红色运动鞋。她的全身上下包括那个棕色斜挎包都是我给她买的，大概五年前回中国的时候。

她的眉头皱得很紧，嘴角又绷直了。我甚至感觉她的头皮都绷紧了，在这种陌生又安静的环境里她一定很紧张。她看着我一笔一画填写个人信息。

“我知道，这是住址的意思。”她指着表格上的日语“住所”一词，就像一个热衷于猜谜的孩子一样笑了。

“没错！那这个呢？”我指着日语“名字”那栏。

“名字！”

“这你都知道？”

“因为你在后面写了王彩英嘛。”妈妈简直笑成一朵花。

我也笑了。护士微笑着看着我们，我知道那代表让我们小点声。但这时候就是该使用我中国人特权的时候，妈妈笑的时候，天塌下来我都不会打断她。

“陪产家属……只有外婆一个人吗？”护士用日语问我，她一定是想问孩子爸爸会不会来，但又觉得直接问的话太冒犯了吧。

“是的。”我自然用日语回答。妈妈的目光紧紧盯住我的嘴，好像是能破译我们的语言一样。没几秒后她还是忍不住问我，护士说了什么？现在要做什么？什么时候轮到我们？

“护士想知道孩子爸爸会不会来。”

“你怎么说的？”

“我说不会。”

“她肯定以为你是单亲妈妈了。”

“我才不在乎她怎么想。”

“我也不在乎。”

“那你就不要问我们在说什么了，为什么什么事你都想知道？”

“我听不懂当然想知道，如果我能听懂我当然不会问你了。”

妈妈的答案无懈可击。

当晚，我生下了女儿小花。阵痛断断续续有三个小时，妈妈一直在我身边陪着我，我抓着妈妈的手，生完才发现她的手都被我捏青了。

小花被塞在我怀里，那么小，那么软，她完全依赖于我，我要保持专注、警惕、坚强……

我号啕大哭。花田助产士问我要不要照个合影。我抹把眼泪，请她给我们照相。

“很好，请再笑一笑……”

她连续咔嚓了很多声快门。

妈妈说：“这个护士人真好。给我们照相，刚才还给了我一瓶矿泉水。”

我也觉得花田助产士人真好。在我分娩的时候，她一直用最简单的日语告诉我如何用力和呼吸，因为她知道我是外国人。

产院推崇母子同室，所以当我被推回病房后小花立即被送了进来。妈妈忙前忙后，把小花捧在手心，我的恢复情况良好，不出几天就能顺利出院，我们三个人一起回家。

家，是两周前搬好的新家。离最近的车站要走路二十分钟，但沿途有两个大公园，一个图书馆，还有一个儿童乐园。我和妈妈一起去看房，对那儿一见钟情，觉得是适合育儿的好地方。

告诉渡边我要搬出去的那天，我第一次看到他那么激动的样子，也许他知道在这场重要官司里他已经不占上风了。他站在厨房，压低声音用日语问我：“是因为你妈妈不喜欢我？”

我摇头。

“你自己说过中国人的亲情太黏稠，父母和子女不独立的！你现在还要做这样的事？”看来他坚信是妈妈煽动了我，即便我否认。

“我不想跟你吵架。”

“是因为古井纯子？我立即就跟她断掉，保证再不联系。如果再联系……”他搜索着合适的惩罚，“再联系我就净身出户。”他一定认为自己说出了重量级的承诺，脸上甚至露出了一点得意。

“我已经找好房子了，还有工作。”

“怎么可能？你还要工作？”

“我要把博士学位修完，在这之前在大学做教授的助手。”

“你这样对肚子里的孩子好吗？”他已经筹码将尽，我知道。

“正是因为肚子里的孩子，我才想这样做。”

“你不热爱生活，总是不开心，你以为除了我，还有谁能忍得了你？”渡边终于暴露出可怕的一面，我隐隐约约意识到，但一直在回避面对的那一面。

“也许就是因为住在这里我才会不热爱生活，不开心。”在这一场短暂的辩论里，我的手一直放在肚子上，感受着随着我的情绪起伏而胎动的小花。我要坚强，因为我要保护你，我在心里默默说。

“你是孩子的爸爸，我不会拦你和孩子见面，你愿意的话这些细节我们都可以慢慢商量。我只是不再爱你了。现在我要走了。”

日语里很少用“爱”字，表达情感多用“喜欢”。这是渡边告诉我的。我还记得当我第一次羞涩地告诉渡边我爱他的时候，他的表情有点奇怪。在我的追问下他说，日语里“爱”这个字有点沉重。但他随即补充说：“你不必在意这些微妙的区别，就用你自己的语言表达就好。”

彼时我们正在热恋，坐在海边的沙滩，夏日的风吹起我的全白连衣裙摆，也吹动了他的淡蓝色牛仔服领口，我用不熟练的日语问他喜欢我哪里？他一字一句地说：“你总是有点胆怯，好像什么事都需要我帮忙，这让我觉得自己对你很重要。”

我似懂非懂地把这句话全盘收下，以为这是我的好运，他的怜惜。我们像每对热恋中的情侣那样谈彼此的过去，谈小时候的事，恨不得把对方了解个通透。当夜幕降临在海滩，白日的喧嚣变得寂静，就在我想站起来离开的时候，他突然说：“我很努力，不想变得像爸爸那样没用。”

“你爸爸是做什么的？”

“他以前是外交部文职人员，在那个年代是很吃香的职业，铁饭碗，人人羡慕。后来有一天，他说还是想搞乐器，就擅作主张辞职，用退职金开了个吉他行。”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而渡边只是看向海的远处：“吉他行一直亏损，我们家只能搬到了更小的公寓。全职带三个孩子的妈妈必须出去打零工补贴家用。我每吃一次冰淇淋，妈妈都要来提醒：‘这是妈妈挣来的钱买的，你要珍惜。我们并不需要你爸爸。’于是有天开始我见到冰淇淋就想吐，有天开始我再也没见过我爸爸。”

就在那时我第一次拉紧了他的手，作为回应，我告诉他我为什么总是胆怯——因为我觉得自己不被爱，因为我的童年总是一个人躲在书里，自己和自己玩耍。我尽力把记忆中的迷雾拨开给看他，任由他来抚慰我隐秘的伤痛。“都会好的。”渡边在我耳边轻轻说。

他实践了他的承诺。我们住在气派的高级公寓里，他一个人的收入足够养活我们全家包括未出生的孩子，我不懂的日本社会规则他都悉心教给我，我不擅长做家务他也不抱怨。

甚至，我们上一次搬家，所有行李都是他打包的。我自己理不清的物品，他比我还熟悉。久而久之，我已经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因果关系了——是因为我不擅长做这些所以他为我做？还是因为他为我做了这些所以我不用做？

离开那天，我把收拾整齐的行李放在客厅一角，等快递公司来取。渡边不可置信地看着我，像受到了重击的伤患。但我知道他总有一天会好起来，就像我一样。伤总会在那里，并会因为一直碰触而不得痊愈，我已经花了太多时间在这上面了。现在我有了更需要关心的小花，在她刚出生的半年里，我要不分日夜地给她喂奶，隔二十分钟就要检查一次她在睡梦中的呼吸，把房间布置成适合婴儿生活的环境，帮她排除每个不起眼的危险，和她一起迎接每一个她的第一次……会有很多事来分散我的注意力，而我要专注，要警惕。

曾经，渡边认识的我是一片羽毛，美丽而软弱，随风吹动。而他不知道的是，现在我和妈妈一样，也成了一座不起眼的、坚强的小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