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我以往的人生中，曾就这个问题思考过两次。对于重要的问题，再费脑筋也得好好去思考，因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即使问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但是花时间认真去思考本身，也会使你今后想起这个问题时，觉得是很值得的。

幸运的是，我每次思考这个问题时，都获得了令人满意的答案。甚至可以说，是我这一生中获得的无数答案中最好的答案。

我最开始对“孩子为什么要上学”的问题产生强烈的疑问——还不是思考，是在我十岁那年的秋天。那年夏天，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被打败了（日本是在和美国、英国、荷兰、中国等国打仗）。也是在这次战争中，原子弹第一次被投在了人类居住的城市里。

由于战败，日本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直到战败之前，我们这些孩子，包括大人，一直被灌输的是：要相信我们日本最强有力的天皇是一位“神”。可是，战败后我们明白了，天皇也是人。

交战国中，美国是我们最惧怕、最憎恨的敌对国家，而现在，这个国家是日本要从战争废墟中重新站起来的最为依赖的国家。

我小小年纪也觉得这种转变是对的。我懂得了，比起“神”主宰的社会，还是人人享有平等权利、携手共进的民主主义要好。我还切身感到，从此不必再去当炮灰，不必再以杀敌为名去别的国家杀人了——也可能被人家杀死，是多么巨大的变化。

可是，战争结束后一个月，我就不想去上学了。

这是因为曾经一直跟我们说天皇是“神”，要我们向天皇的照片顶礼膜拜、说美国人是“恶魔”“禽兽”的老师，从战败那天起，忽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若无其事地说起相反的话来，而且也没有跟我们解释一下以前的看法、教育方法是错误的，应该反省，等等。总之，老师极其自然地开始教我们说“天皇也是人”“美国人是朋友”这样的话了。

美国兵开着几辆吉普车，进驻了森林峡谷中的小村子——那里是我出生的地方。学生们摇晃着自己做的星条旗，夹道欢迎他们到来，还朝他们喊着：“Hello！”只有我从学校悄悄溜出来，跑进森林中去了。

从山上俯瞰山谷，汽车模型似的吉普车沿着河边开进了村庄，虽然看不清楚只有豆粒大小的孩子们的表情，可是，他们喊的“Hello”我却听得一清二楚。我的眼泪流了出来。

2

第二天早上，我一到学校，就从学校后门出去，进了森林，自己一个人在那里一直待到太阳落山。我带了一本厚厚的植物图鉴，照着图鉴，一一比对着每一棵树的名称和特性，把它们都记在脑子里。

我们家从事的工作与森林管理有关，所以我把各种树木的名称和特性记下来，将来也派得上用场。森林里的树种多得数不清，甚至每棵树都有自己的名称和特性，这让我着了迷，实在太有趣了。至今我还记得的一些树木的拉丁文名称，就是那段时间在森林里实地学到的。

我不打算去上学了。自己一个人在森林里对照着植物图鉴，把各种树木的名称和特性记下来的话，长大以后靠这些知识就可以养活自己了。再者说，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对树情有独钟，而学校里没有人能和我一起谈论它们，无论老师还是同学。既然这样，我为什么还要去学校，学那些和将来的生活毫无关系的东西呢？

仲秋的一天，我冒着瓢泼大雨进了森林。雨越下越大，森林中四处水流成河，连道路也被泥沙阻断了。直到天黑，我也没能从森林里出来，并且还发起了烧。第三天，村里的消防队员发现了昏倒在一棵高大的七叶树的树洞里的我，才把我救了出来。

回家以后高烧也没有退。从附近的镇子上请来的医生对妈妈说：“这孩子救不活了，我无能为力了。”——我恍惚在梦里听见有人这么说。医生说完就走了。但是妈妈始终没有放弃我，一直悉心看护着我。一天深夜，我还发着烧，也很虚弱，却从昏昏沉沉中睁开了眼睛，脑子十分清醒。

我躺在榻榻米上，身下只铺了一床褥子。这是日本人家的传统做法，如今，农村里都很少见得到这种做法了。妈妈正坐在我的枕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她已经几天几夜没合眼了。我和妈妈说的是方言，为了让年轻人能看懂，我把这段对话译成普通话。

“妈妈，我会死吗？”

“你不会死的，有妈妈为你祈祷啊。”

“我都听见了，医生不是说‘这孩子救不活了，我无能为力了’吗？我以为我快要死了。”

妈妈沉默了一会儿，对我说：“你要是死了，我就再生你一次啊，你放心吧。”

“可是……那个孩子，和死去的我是不一样的孩子吧？”

“不，是一样的。我会把你从出生到现在所看到的、听到的、读过的书、做过的事，全都讲给新生下来的你听的。这样，新的你就会像你一样说话了。所以说，这两个孩子是完全一样的呀。”

听妈妈这么说，我虽然似懂非懂，心情却平静下来，安心地睡着了。第二天，我开始好起来，尽管好得很慢。而且一入冬，我自己想要去上学了。

3

我在教室里上课，或在操场上打棒球时——这是战争结束后开始流行的体育运动，会不自觉地独自发呆，胡思乱想起来。现在的我，会不会是那个发了高烧死去后，又被妈妈重新生出来的孩子呢？原以为是属于自己的那些记忆，会不会是妈妈把那个死去的孩子所看到和听到的事、读过的书、做过的事都讲给我听，才会有的呢？还有，我会不会是接替了那个死去的孩子，在想事、说话呢？

在这个教室里和操场上的孩子们，难道都是听了大人讲的那些没长成大人就死了的孩子看到和听到的事、读过的书、做过的事，而成了他们的替身吗？其证据就是，我们都在使用同样的词语讲话。

我们不正是为了使这些词语成为自己的东西才来上学的吗？因为不仅语文、自然和算术课，就连体操也是为了继承死去的孩子所需要的！自己一个人去森林，照着植物图鉴辨认树木，是不能替代死去的孩子，不能成为和那个孩子一样的新孩子的。所以我们才到学校来，大家一起学习，一起做游戏的……

大家可能会觉得我讲了些莫名其妙的话。因为我感到，现在成了大人的我，回想起被记忆封存已久的小时候的事情时，以为那个初冬，大病初愈后怀着平静的喜悦到学校去时，自己已经很明白的事，其实并不太明白。

而你们这些孩子——新的孩子或许能够理解这一切。此时此刻，我正是怀着这样的希望，才讲了上面那些从来没有写进小说里去的回忆。

4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我成人之后。我的头一个孩子叫作光，他出生的时候脑部异常，后脑上带了个大瘤子，就像脑袋后边又长了个小脑袋似的。医生把它切掉了，缝合伤口时尽量地不影响到大脑。

光健康地长大了，可是到了四五岁时还不会说话。不过，他对音调和音色格外敏感。他最先学会的是辨别各种野鸟的叫声，而不是人的语言。只要一听到野鸟的鸣叫声，他就能说出那种鸟的名字来——这是他听唱片知道的。光就是这样开始说话的。

光七岁的时候，比正常的孩子晚一年上了学，进了“特殊班”。这个班里都是有着各种残疾的孩子。有的孩子老是不停地大声叫唤。有的孩子坐不住，总爱转来转去，不是撞到桌子上，就是弄翻椅子。我每次从窗户往里看时，都看见光用手堵着耳朵，紧张地绷着身子坐着。

于是，我又一次向自己问起了那个问题：光为什么一定要去上学呢？这孩子只能听懂野鸟的叫声，还喜欢把鸟的名字告诉给父母。既然这样，假设我们回到村子里去，在林中高地上的房子里生活又如何呢？我比照植物图鉴辨认树木的名字和特性；光一边听野鸟鸣唱，一边念叨各种野鸟的名字；妻子给我们父子俩写写生，做做饭。这样不是也挺好吗？

谁知给我这个大人解开这一难题的，竟是光本人。光上“特殊班”后，遇到了一个和自己一样讨厌噪声的小朋友。从此，他们两个人总是躲在教室角落里，握着彼此的手，一起忍受教室里的噪声。

渐渐地，光还帮助起那个比自己活动能力弱的小朋友去上厕所了。能为小朋友做点儿什么，使在家里一切依赖妈妈的光，感受到了新的喜悦。后来，他们俩就把椅子搬到离其他孩子远一点的地方，一起听广播里的古典音乐了。

一年过后，光渐渐意识到，比起鸟的叫声，人类创作的音乐已经成为更能使自己理解的语言了。他甚至能把俩人一起听音乐时，那个小朋友喜欢的曲子写在纸上带回家，并从家里的光盘中找出来。就连老师也注意到了这两个不爱讲话的孩子的对话中，出现了巴赫、莫扎特的名字。

5

光和那个孩子从“特殊班”一直上到了残疾儿童学校。在日本，读完高中，智障孩子的学校教育就算完成了。我以家长的身份去学校参加了光的毕业典礼。在毕业典礼上，老师要告诉即将毕业的光和同学们，明天他们不用再来学校了。

在毕业典礼的宴会上，当听到老师一遍又一遍地说“从明天开始不用来学校了”时，光很感慨地说：

“真是不可思议啊。”

那个小朋友也充满感情地跟着光说：

“真的是不可思议啊。”

两个人脸上都露出了惊讶而又恬静的微笑。

从小受到母亲音乐启蒙的光，现在已经可以自己作曲了。我根据他和小朋友的这段对话写了一首诗，光谱了曲，这个曲子就是后来的《毕业变奏曲》，在各种音乐会上演奏。

如今，对于光来说，音乐是他用来确认蕴藏于自己内心深处的丰富情感，并与他人沟通，使自己与社会联结起来的最有效的语言。虽然这语言萌生于家庭，却是通过上学结出果实的。对于孩子们来说，不只是语文课，自然、算术、体操、音乐课等，也都是使孩子能够真正了解自己、与他人沟通的语言。还有外语也是如此。

所以我认为，不管到了什么时候，孩子们为了学习这些，都是要去上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