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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在有关祖母的许多回忆中是比较靠后的，所以那时候我大概有七八岁。还是在战争中，祖母给我讲了她的名字为什么叫“毛笔”（日语发音是Fude）的秘密。祖母说，她是为了把森林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而出生的，就如同这名字。我心想，假如祖母把她知道的故事记在了本子上的话，我倒是很想看一看。

我犹豫了一番，终于拐弯抹角地问祖母记录过没有，祖母答道：“我记得挺清楚的呢！不用记呀。”接着又补充了一句：“等我岁数再大一点，记性不行了，再记也不迟。到时候还得你给帮忙哟。”

我真希望自己能帮这个忙呢。就算不是为了帮忙，我也特别爱听祖母讲故事。祖母能把自己脑子里的故事讲得特别生动风趣。每次讲故事，她总喜欢兜个大圈子，从我熟识的地方、人家、人名，讲到盛开着山茶花的地方，以及某户人家的祖辈名叫左卫门，等等。来了兴致时，祖母会声音悠扬地不停地讲下去。

祖母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这个山村里呀，每个人都有一棵‘自己的树’，这些树生长在森林里的高坡上。人的灵魂从‘自己的树’的树根出来，下降到山谷村庄里，进入刚出生的婴儿身体里。人死的时候，光是身体没有了，灵魂呢，就回到属于自己的那棵树的根里去了……”

我问祖母：

“我那棵‘自己的树’在哪儿呢？”

“人快要死的时候啊，要是能睁开灵魂之眼，就会知道‘自己的树’在哪儿了呀！”祖母回答，“你这么小，急着想知道这个有什么用啊！据说啊，聪明的灵魂吧，当它降生的时候，会记住自己是打哪棵树根儿来的，只是不随便告诉别人。还有啊，进了森林，偶然到了‘自己的树’下的话，有时会碰见上了岁数的自己呢。可是这种时候，小孩子面对那个人多半会惊慌失措的，所以，最好还是不要靠近‘自己的树’啊。”

祖母这么叮嘱我。

说心里话，我小时候常常为自己的灵魂不够聪明，以至于连“自己的树”都记不住而感到遗憾。有一次，我独自一人走进了森林深处，在一棵相当高大的树下站住，等着见到老年的自己。要是能幸运地见到“那个人”，我想问他一个问题。我还做好了用学校里学的普通话提问的准备。

“你是怎么生活过来的？”

我所说的“怎么1”这个词包含着“用什么样的方法”和“为什么”这样两层意思。那时我还是个孩子，似乎是想把这两层意思合在一起提问。按说一般人是先确定下来要问哪一个，然后再提问。可我当时就想两个问题一起来问，总觉得那个人会把两个问题很好地糅在一起做出解答的。

1着重号为原书所加。下文同。 转瞬之间近六十年过去了，现在我已经真的成了老年人。我不禁想象起来，当我回到故乡的森林里，从那棵大树下走过时——尽管不知道它是什么树，说不定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小时候的自己，会在那棵大树下等着我，提出这个问题吧：

“你是怎么生活过来的？”

我常常想，自己不是一直通过写小说在回答这个问题，而非啰啰唆唆地一一解答的吗？我这个想法是反复地阅读夏目漱石的小说《心》得出来的。顺便插一句，当你感觉某本书确实是本好书时，那你就隔上一段时间后再重新读一遍。如果每次阅读时，都能用彩色铅笔在重要句子下面画线条，或写写眉批，会对你有所裨益的。

现在回到《心》这部小说来。小说中引起我注意的，是那位被称作“先生”的人对年轻人说的一句话：

“请你记住，我就是这样生活过来的。”

这句话给我一种感觉，漱石的一生不正是一直在“自己的树”下，讲述长长的故事般地写小说吗？

《心》里面还有一句话使我不能忘怀。

“当我的心脏停止跳动之际，倘若能在你的胸中孕育新的生命，我当无憾。”

我一边写文章一边也在幻想着，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后，能化为新的生命继续存活在年轻人的心中，是我最大的心愿。可是，我没有勇气说出来。换句话说，我没有为年轻人、尤其是为小孩子写书的勇气。我想，这正是我已经写作了四十年，却仍未完成的课题吧。

2

尽管这样，在我内心里，就像在“自己的树”下和他们聊天那样，为年轻人、尤其是为小孩子写书的愿望越发强烈了。

从一九九九年秋末到今年开春，我在柏林自由大学讲学。与学生们的交往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重要的经历。在柏林工作的日本人很多，有的是一家人都在那里，也有的家庭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日本人。他们的孩子，有的去德语授课的学校上学，也有的在日本人办的学校里学习。

家长们为了让孩子们掌握日语，自己筹集办学资金，借用公立学校休息日的校舍，办起了一个柏林日语补习学校。我认识了一些从事学校管理工作的家长，尤其是经常得到其中一位母亲细致入微的帮助——由于我一个人生活，像购物之类的事都不太擅长。这位母亲曾邀请我去那所学校给孩子们讲一讲。

其实四年前，我在美国的普林斯顿也有过同样的经历，那时候，我就琢磨出了一个给孩子们演讲的“方法”。因为对于听讲的孩子们来说，某一天，一个不认识的大人来给他们演讲，当然不会引起他们的兴趣。而对于去演讲的人来说，站在一群不认识的孩子面前，也不知该从哪儿说起。

因此，我就让来听我演讲的孩子们提前写一篇作文。我用红笔修改一些不确切的表述，以及虽然没错但不够通顺的句子；调整文章的顺序，使其最想说的内容一目了然。古代日语管这种改法叫作“添削”，自己对自己写的诗或文章进行修改时，则叫作“推敲”。

不过，这两个词我都不太使用。对于别人的文章，我也像对自己的文章一样精心地进行修改，最终打磨成一篇好文章，因此，我喜欢用英语的elaboration（精心制作）这个词来表述我这种做法。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添削这个词给人一种老师居高临下给学生改作文的感觉；推敲，总觉得含有出于兴趣爱好的意思，也许这只是我自己的理解。而“精心制作”这个词呢，给人的印象是和对方站在同一个位置上，一起修改文章，这样对方和自己都会在作为一个人的层面上逐步得到提升。

我把从普林斯顿得来的经验加以改进，又同样在柏林实施了。这次在柏林，给学生出的作文题是《比较德国人和日本人》，并让每个孩子都和老师仔细商量想要写什么，再加上孩子们把在日语学校的入学体验也作为生动的素材写了进去，所以收上来的作文都非常有趣。

从每篇作文很有条理的开头可以清楚地看出，孩子们是和老师反复商量过的。而且，一些孩子对自己的经历经过认真的思考，无论对德国人还是日本人都能抱有公平的态度。我还从他们的文章中感受到了生活在外国城市里，使用两种语言生活的孩子们对于语言特有的敏感。那年夏天，学生的母亲们聚在一起，对我的“精心制作”加以充分活用，即采用能够看明白什么地方怎么修改的印刷方法，将孩子们的作文制作成了很漂亮的作文集。

为了回应孩子们的努力，我把对自己童年时代的回忆和患有先天残障的儿子的事情写成了文章，并在孩子们面前朗读了这篇文章。在一位听说了这次演讲情况的德国记者的要求下，我把这篇文章改写成《答德国小朋友问》，刊登在了南德意志的报纸上。给这些生活在柏林的日本孩子修改作文，成了自己为年轻人，尤其是为小孩子写文章的契机。而且，自己这一热情不断增长之后，也终于收获了第一粒果实，这果实就是本书的第一篇文章。

3

我回到日本后，再次萌生出继续写这一类文章的念头，起因于二〇〇〇年夏天在长野县的高原与指挥家小泽征尔先生的几天长谈。我和小泽先生的谈话内容已经在报上发表了，我想你们的爸爸妈妈中会有人读过它的。

以前，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我都没有和妻子还有光，在这样安静的饭店里悠闲地住过。几天来，清晨，我们踏着遍地的黄色野菊花散步，这种花一到夜晚就会卷成紫色铅笔似的细管儿；白天，我和小泽先生聊天；晚上，我们受邀去排练现场，观看小泽先生与美国著名的四重奏乐团原首席小提琴手一起教授年轻人音乐，指挥他们演奏弦乐四重奏或大提琴协奏曲。

当聆听、观看年轻的演奏家们在小泽先生指挥下排练时，我由衷地为之感动，因为这正是一个“精心制作”的典范。这是一个四重奏曲目，演奏者由少女模样的小提琴手以及演奏中提琴和大提琴的年轻人组成。小泽先生不时地打断他们，让他们仔细想想，自己要创造出什么样的音乐，为此该怎样去演奏，又该怎样去与同伴配合。小泽先生说话简明扼要，还辅助以表情和身体动作加以启发。在小泽先生的指导下，学生们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和反复多次的练习，终于演奏出了不断超越原先水准的优美旋律。

我在观看排练的同时也欣赏着动听的音乐，一边感慨着：这些年轻人完成了一次他们人生意义上的“精心制作”，而我则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

我猜想，小泽先生也是怀着这样的期望来指导他们的：当自己的心脏停止跳动后，新的生命能在这些年轻的心中延续下去。

小泽先生对我说：“时间已经不多了！真有种紧迫感啊！”

第一位指挥日本人将欧洲人创作的音乐演奏出世界级水平，并获得了欧洲人认可的指挥家就是小泽征尔。他为使年轻人能继承这一事业而辛勤工作着。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的繁忙生活之余，他来到这个高原，我感受到了他发自内心的快乐……

只要是在日本，我就不会有去“现场”传授经验的机会，但我想要把迄今为止我作为一个小说家所知道的事情推而广之，告诉给年轻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