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与考古学在很多方面都十分相似。我们一层层不断向下挖掘，然后小心翼翼地掸去出土文物上的灰尘，最终发现一整个比小说还要离奇的被掩埋的世界。

1986年，一位主治性功能障碍的泌尿科医生打来电话，说他有个不同寻常的病例。患者是一位三十四岁的华裔男子，名叫彼得·张，患有阳痿。泌尿科医生在他尝试同房前一小时为他注射某种强效药物，之后对结果感到震惊：“从业那么多年以来，除了有严重血液循环问题的病人之外，我从没见过这种药不起效的病例。”彼得并没有血液循环方面的问题。这种药物有时会引起并发症，可能导致持续三天都保持勃起状态。然而，这种百试百灵的药物对彼得·张却完全不起作用。医生推断：“不管他脑袋里发生了什么，都强大到足以抵挡这种万无一失的针剂。”

当我问起彼得是否有可能是同性恋时，医生说他声称自己是异性恋。医生告诉彼得，经过详尽的检查，泌尿科团队推断他的性功能障碍并非生理问题，而是心理问题，因此建议心理学家接手。医生说会寄一份书面转诊单给我，并且提议我要是查明病因可以一起会诊，因为他们科室的人全都对这个病例束手无策。他在结尾部分说：“这真是个值得一书的病例。每当我们以为自己无所不知的时候，就会有人证明，我们其实对人类的状况一无所知。”

尽管转诊时伟哥尚未被发明，但近年来我也遇到过来访者服用伟哥毫无效果的情况，不管剂量多大都是如此。（泌尿科医生向我保证过，伟哥比那些老式的注射剂药效更弱。）治疗勃起功能障碍的药物只有在身体确实出现问题时才会起效，血液流动再怎么增加都无法解决情感上的问题。不管是什么样的性反应，大脑都必须和身体协调配合才行。

彼得迫不及待想要开始心理治疗，因此预约了我最早的一个档期。我走进等候室，看见一个其貌不扬、说话轻声细语的男子，他打扮低调，身穿印着“雅马哈”字样的黑色T恤、牛仔裤和跑鞋。他走进我的办公室后并没有直视过我，而是以一种巨细无遗的风格交代了自己的过往。他诉说各种令人不安的细节时与其说是谈论自己，更像是在发表学术论文。

彼得在一个乐队里担任键盘手已经十五年了。为了补贴收入，他白天还有一份钢琴调音师的工作。他独自住在公寓里，没有伴侣。当我问起能以什么方式帮助他的时候，他说：“主要是我很孤独。我希望和女性谈恋爱，但好像做不到。”

我问他是不是在说性关系。“是的。”他轻轻说道，眼睛看着地板，“我无法进行性交，却还是渴望拥有情感关系。我希望有人一起聊天，一起分享。”

我问他之前是否尝试过建立情感关系，他表示肯定，又说经验十分有限。接着，他略带尴尬地笑了笑：“大部分都是我的想象。”

我告诉他，无论面对什么问题，心理学家都会收集有关病人家族史的信息，因为这些人际关系是其他所有关系的基石。1943年，彼得的中国父母取道越南来到加拿大。等到1952年，这对夫妇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彼得的姐姐比他年长四岁，如今已经结婚并有了一个小孩。彼得特地指出，他姐姐的丈夫不是华人。

彼得的父亲在他九岁时去世了。当我问起细节时，他扮了个怪相，想了半天之后说：“类似于自杀。我父亲有糖尿病，但他拒绝为此调整饮食。我的母亲每天都为他做甜食，告诉他是时候去死了。他变得非常胖，再也无法用肿胀的双脚站立。那几年里，他就这么静静地坐着，或者说是郁郁寡欢。我猜想他是陷入了抑郁。后来有一天，他心脏病发去世了。”

我十分同情，说他父亲去世时他才九岁，年纪还小。他说：“我很难过，但母亲说，这都是为了这个家好。”

彼得描述母亲是如何盼着父亲死去，还在明知他患有糖尿病的情况下给他吃甜食，导致病情加速恶化，并最终在他去世后表示解脱，就好像这一切稀松平常。我对他母亲的狠毒行为感到吃惊，但我不想在第一次会面时就显露担忧。我需要与彼得建立融洽的关系并了解他的过往。于是我故作轻描淡写，暗示他母亲有点儿严厉。然而彼得为母亲申辩：“我母亲是为我们好，她一个人要做三份工作。”我指出一个人的一天没有那么多时间，他说他母亲一次同时做两份工，接着再去做另外一份。他们在安大略省的小镇霍普港——现实证明，这个名字颇为讽刺[霍普港（Port Hope）直译的意思是“希望港”。]——开了镇上唯一一家加籍华人餐馆。

彼得告诉我，他父亲当时是餐馆里的厨师，母亲则是服务员，负责打点其他所有事情。当她有多余的时间，就会制作精美的串珠首饰卖给多伦多的一家高档百货公司。夏天她会在大花园里种大家平日吃的食物（中国蔬菜），还为中餐供应商提供批发业务。彼得顿了顿说：“我到现在都记得，我半夜里透过窗户能看见母亲头戴矿工灯一连好几个小时采摘蔬菜和除草的情形。”

“同时做三份工，还要照顾孩子？”

他迟疑了一下，随后平静地解释说，他姐姐待在厨房的婴儿床里，等长大一些，就会坐在餐馆的高脚凳上。母亲不准她说话，也不能弄出任何声响。“她一直很乖，我却不乖。我很小的时候——还不到两岁吧——会坐在凳子上打转，而姐姐则安静地坐在卡座里。我记得有一次我用菜单做了个纸飞机，想要飞着玩。我母亲可不允许有人在餐馆里这么胡闹。她忙得四脚朝天，我这么做会打扰到客人，可我就是不听话。”

我指出男孩通常比女孩更加好动，而他的举止其实很寻常。他谦恭地点了点头，接着又把之前说的那句话重复了一遍：“她这么做都是为了这个家好。”我注意到他已经牢牢记住了母亲的教诲，认为自己“特别淘气”，虽然他只是做了同龄的普通男孩都会做的事。我问起他母亲对于他的行为有什么样的反应。他说：“从我记事开始，除了折纸飞机的记忆，能记得的就是一个人被锁在餐馆的阁楼上。我母亲早上会送来当天的食物。她要是来抱我回家的话，我在那个时候一般已经睡着了。”我问他在阁楼上被关了多久，他说一直到五岁。彼得说他母亲每天都把他关起来，因为父母一直要从清晨六点忙到半夜。

我在椅子上坐直身子，感到难以呼吸。我意识到眼前的案例实属罕见：这名男子在童年至关重要的时期一直被关着。两位儿童心理学的先驱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与让·皮亚杰（Jean Piaget）提出，儿童的发展有若干关键阶段，其中的每个阶段都建立在前一个阶段的基础之上；如果彼得在大约两岁到五岁期间一直与世隔绝，他的身心发展就会脱节。他也许已经错过了最初的几个发展阶段，比如建立依恋关系和情感纽带，还有语言发展等。我们在儿童时期都会经历所谓的“窗口期”，在此期间会习得一些与发展阶段相对应的特定技能；随着儿童的成长，这些窗口会逐渐关闭。如果孩子错过了某个时期相对应的阶段，之后很可能也难以弥补。举例而言，与世隔绝的孩子往往无法弥补语言方面的缺陷。

我对彼得的骇人往事有所消化之后，开始以全新的眼光看待他：这位来访者的勃起功能障碍只是冰山一角。如果我发出警示或者让他觉得自己很不寻常，就有可能吓到他。于是我小心翼翼地继续提问，请他描述对那段独处时光的回忆。

“嗯，冬天很冷，夏天又非常热。”他说，“我被丢在婴儿床里。我记得自己有一天学着爬上栏杆翻出婴儿床。我挺高兴的，但等我发现门锁着之后，又变得很难过。”

“你早年印象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

“那段回忆有点儿难以启齿，但我想坦白。”彼得接着描述了自己小时候如何在一个空的番茄酱罐头里排便。他记得那是个商用的大容量装罐头，边缘特别锋利，根本没法坐在上面。“我担心极了。要是我弄到罐子外面，母亲就会很生气；要是我割伤了自己，她还是会很生气。”

我说：“一个两头不讨好的如厕体系。”

他微微笑着表示同意，脸上的表情不一会儿便消失了。“我记得自己因此很害怕那个罐头，我要是给母亲添了麻烦，她就会用竹鞭抽我，抽得我红肿出血。”

我说这听起来很痛苦，他便又一次说起口头禅，说母亲别无选择，只能努力谋生，不能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他皱了皱脸说：“我把绝缘材料剥下来做玩具那次被打得最惨。我当时想有个能拿在手里玩的东西。”

我插嘴说，要是母亲给他一个玩具，他就不会这样做。彼得说他们很穷，所有华人移民都得做出同样的牺牲，这是他们在加拿大生存的唯一办法。

事实当然并非如此。华人移民不是非得把自己的孩子一周七天、一天十八个小时一直锁在阁楼里，而且一锁就是好几年。彼得跟劳拉一样，早已将家长的病态行为视为常态。在他们看来，家长疏于照顾很正常，因此他们会维护自己的父母。

随着谈话的深入，我开始质疑彼得对华人移民生活经历的解读。最终，我问他是否真的以为所有华人男性在各自生命前五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被锁在房间里。他的回答令我震惊。“嗯，是我不好。”他静静地说，“我在柜台前的凳子上打转，还跑来跑去。我母亲没钱请人照看我。我的姐姐已经学会安静地坐着，我却不听话。”很显然，他还没有准备好要看清这无疑属于儿童照管不良与虐待的过去。

实际上，彼得最深刻的童年记忆——也是唯一被他视为快乐的回忆——是夏天时从阁楼的窗户看母亲坐在餐馆后门的台阶上切蔬菜。母亲偶尔会上二楼拿一包储藏在那里的大米。彼得听得见她的脚步声，巴望着她会到三楼的阁楼监狱来；彼得记得自己当时有多么渴望母亲会上来看他，因此心脏怦怦直跳。可是，母亲几乎没有来看过他。（她一直到半夜他睡着以后才会上来把他抱回隔壁的家中；天亮后，又会抱着熟睡的他去开工。）母亲回到楼下的餐馆后，他的心也因此往下一沉。

“最糟糕的就是孤独感。”他回忆那些岁月时说道，“虽然我偶尔会挨打和挨冻，但最令我痛苦的其实是挥之不去的孤独。”他记得自己看见树上的松鼠时会乞求它们到窗前来。“我当时还不识字，但我记得自己在离开阁楼很久以后才学会了‘孤独’这个词。大约七八岁的时候，我在电视上看到动画片《绿巨人》。绿巨人说他为了不被别人发现自己的身份而与世隔绝地生活，因此感到很孤独。他在动画片的最后不得不离开小镇，这时候的音乐显得十分悲伤。我记得自己对于别人也和我一样会孤独感到特别震惊，而且终于为那种糟糕的感受找到了描述的词语——一个叫作‘孤独’的标签。”

我在之后的会面中问彼得，母亲有没有为他做过什么贴心的事。他说母亲有一次送给他一个白色玩具钢琴。许多年后姐姐告诉他，这是一个带着年幼儿子的顾客落在餐馆里的。昏暗的阁楼里，彼得拥有的只是这个玩具钢琴和那个番茄罐头。他说：“我很喜爱这个钢琴，还把它当成朋友。”

我问彼得如何与玩具钢琴交朋友。他说：“钢琴的名字是小彼得。我当时除了父亲之外从来没遇到过别的男性，所以不知道其他名字。我希望小彼得能跟我说说话，于是我开始弹奏，把叮当作响的声音当作对话。我既可以让小彼得难过，又可以让它开心。”（每当彼得听到乔治·哈里森的歌曲《当我的吉他轻轻哭泣时》，就会想到小彼得。）彼得获得玩具钢琴后情绪也有所改善，他有了一个挚爱的朋友，对一直冲他发脾气还把他当成累赘的母亲的依赖也大大减少了。

我在会面的间隙去参考图书馆查阅关于彼得的信息（当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电脑还没有普及）。我发现他在一个知名乐队里担任键盘手，有一篇乐评还将他形容为“能让键盘说话、哀号、哭泣或雀跃的人”。我想起彼得提到过那个玩具钢琴之于他的意义，对这篇评论的准确性感到很惊讶。

小彼得是彼得仅有的亲密朋友，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说，是他的“过渡性依恋客体”（transitional attachment object）。儿童对母亲的依恋是一个复杂又关键的心理问题。正常的儿童发展过程中，在最初阶段，母亲就是儿童的整个世界。接着，在婴儿时期到学步时期，儿童意识到自己与母亲的差别，开始经历分离焦虑，当母亲不在面前时便会哭泣。通常，儿童为了避免焦虑，会选择一个能够代表母子依恋安全感的客体。这一客体就成了过渡性依恋客体，其通常是毛毯或毛绒玩具，会被蹒跚学步的孩子到处带着，尤其是上床睡觉的时候。过渡性客体可以帮助儿童更好地从依赖走向独立。

彼得与母亲之间的依恋关系非常不稳定。母亲从未向他表达过关爱，还从他很小的时候起就把他一个人关着。如果他调皮捣蛋、撒泼，甚或是在餐馆里大声说话，就会受到惩罚。他唯有在小彼得面前才能吐露情感，因此无论什么都只对小彼得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与小彼得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发牢固。

由于彼得只字未提父亲，我便问起他父亲在家里的位置。“我的父亲和我或是家里的任何人都不打交道。他人不坏，从不会训我或者打我。他的工作是在餐馆里烧菜，一直会用收音机收听美国的爵士乐。夏天里厨房的窗户开着时音乐声会传到阁楼上，我于是会试着用小彼得重复听到的旋律。我特别喜欢夏天的那些音乐时光。”

我问起是什么事情导致他父母的婚姻出现如此巨大的裂痕。他说：“我母亲把三份工作的收入全都存了起来，从来没花过一分多余的钱。我们的所有衣服，包括我父母的，都来自多伦多的堂亲。她在城里背着沉甸甸的包来来回回；她没有车，也从不坐公共汽车。我的父亲每个月会去一次多伦多购买日用品。我直到今天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但他在其中一次去多伦多的时候投资了一个毫无价值的项目，所有的钱都被一个假冒的西贡进口公司骗走了。我母亲存了31000加元，结果全没了。”

我在笔记里写道，他的母亲虽然不会说英文，却能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加拿大的房屋均价只有7000加元出头的时候存下31000加元，实在是数目惊人。我继续追问，希望能搞清楚彼得的父亲到底被卷入了什么样的骗局，可他当时年纪太小不记得了。他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鸦片上瘾、赌博上瘾还是只是投资失败。他一直没搞清楚。总之他冷漠的母亲动不动就发脾气，每天都盼望自己的丈夫死掉。

他们后来不得不卖掉餐馆还债，全家人从头来过。当年五岁的彼得在举家搬到多伦多时结束了与世隔绝的生活。他的母亲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则把计件的工作带回家做，一直忙到深夜。她还开始做某种食品进口生意，彼得一直没搞懂具体的内容。失去餐馆以后父亲再也没工作过。一家人住在中国城最贫穷的地区，与亲戚一起生活，后者虽然不乐意，但还是碍于情面收留了他们。

在多伦多待了不到一个月，彼得就开始上幼儿园。他讲到这里显得特别痛苦，比谈到自己的孤独时还要痛苦。他喃喃地说道：“我在幼儿园留级了，那是我最大的耻辱。我母亲说我太笨，在中国人面前给她丢尽了脸。”

我在好几次会面之后才搞清楚彼得在幼儿园里经历了什么，总之，他似乎被吓坏了。入园之前，彼得除了姐姐之外，只在开学前几周与亲戚的孩子略有相处，此外便几乎未跟任何小朋友打过交道。而且，他既不会说英文也不会说中文。他在人生的头几年里听到别人用任何语言说过的话一共就没几句。他和姐姐都没有学过如何说中文，这让他们感到特别羞愧，尤其是在中式婚礼与正式场合中。

我请教语言学专家时，他们表示，要么是孩子由于受到虐待而屏蔽了施虐者使用的语言，要么就是家长几乎不怎么与孩子说话，让他们难以在学习语言的关键年龄段学会这种语言。（他们的父亲在失去家里的积蓄后便整日沉默寡言。）两个孩子长大后既没有华人朋友也没有与华人结婚。彼得听到别人说中文时会感到些许焦虑。他说：“我直到今天听到女性说中文都会起鸡皮疙瘩。要是对方大声嚷嚷，我就会吓得要死。”

所以说，彼得开始上幼儿园时还不具备语言交流能力。其他孩子对他说中文他听不懂，说英文他也听不懂。一起玩游戏时，他害怕跟人手拉手围成圈。“我已经习惯用番茄罐头上厕所，而且一直是不管做什么都会挨打。有一次在幼儿园，我想上厕所却不知该如何是好，结果尿了裤子。”

他还惧怕跟人有眼神交流，这让他觉得自己像在公共场合赤身裸体。每当有人直视，他都觉得太过亲密想要逃跑。他也从不知道在与他人分享空间时的正常状态：由于一直独处，他觉得所有人都站得离他太近。每当他不知所措的时候，就会躲到教室里的黑色立式钢琴底下，抓着钢琴的木板条寻求安慰。实际上，那架钢琴对彼得来说是幼儿园里为数不多的美好事物之一。他将其视为小彼得的父亲，想要拥抱它、轻抚它，与它靠在一起。（钢琴成了一个更为巨大的依恋客体。）

令人难过的是，彼得在得知自己没能从幼儿园毕业这个坏消息之前，真心以为自己做得很好。彼得在钢琴之外获得的另一个积极影响来自一位善良的老师。彼得对于她的温柔感到特别惊讶。彼得起初很怕她，在她面前畏畏缩缩。可老师却对他微笑，这对他来说见所未见，他凭直觉认为这代表了接纳。老师也知道他热爱钢琴，因此在演奏儿歌《三只盲鼠》时便让他站在身旁。彼得会把手放在钢琴的一侧，感受弹奏时的振动与呼吸，像是拉着母亲手的孩子那样不肯松手。彼得把白色的琴键看作牙齿，整架钢琴仿佛在用灿烂的笑容接纳他。这是他经历过的最不同寻常的时刻。他听着音符化作歌谣，眼睛里涌出泪水。他相信钢琴是在对他说话。这是他在幼儿园的纷扰中领悟到的第一件事。

彼得得知自己留级之后震惊至极。他原本以为老师喜欢他，这下子则认为老师讨厌他。他母亲告诉他，其他所有人都升学了，现在他得跟比他年幼的孩子一起念幼儿园了。彼得认为自己就像父亲一样，在这个世界上失败了。“当我发现自己没能取得成功时，感到特别丢脸。”

我设法解释，在幼儿园顺利升学需要掌握多种习得性行为，被关在阁楼里便无法学会这些。彼得错过了太多阶段，根本没有做好入读幼儿园的准备。那位教师察觉到了，于是让他留级。我继而讲述一个人如何通过不同阶段的发展在世界上获得独立。如果这些阶段像彼得所遭遇的那样被打乱，发展就会有所延迟。

首先，在一个人以健全的方式进入这个世界以前，母爱必不可少。每当我说起这个，彼得便会反驳，说他母亲确实爱这个家，说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家。我说他的母亲无法直接对他表达爱，当他被独自关着的时候，也感受不到母亲的爱。

母亲必须抱着自己的孩子，感受到对其的依恋，反之亦然。到两岁左右，儿童意识到自己是有别于母亲的个体。为了锻炼自己作为个体的影响，儿童便会开始通过说“不”来反对周围的人（也就是“可怕的两岁”时期）。成功脱离母亲的幼儿实际上是在表达：“不，我不会按你说的去吃东西、不会穿上靴子，也不会按照你说的去做。我是一个独立的人。”这个阶段既帮助儿童学习“我的”这一概念，也是在学习如何坚持自我主张。然而，彼得没有机会在与母亲的关系中发现独立的自我。事实上，他说自己到现在都会不向母亲提出要求——以任何方式将自己与母亲区分开来——小时候就更不用说了。

彼得也很害怕其他孩子，不知道如何跟他们一起玩耍。棒球或其他各种游戏的规则对他来说也似乎太过复杂深奥。我再次解释这并不代表他很笨：大多数儿童在上幼儿园[加拿大幼儿园的入学年龄要求是四岁或五岁。]以前有四年时间参与集体行为。别的家长会把球投给孩子，让他们练习击打，或是带他们上公园看其他孩子如何玩耍。两三岁的儿童看到大家开心地玩滑梯的话，也会跟着轮流去玩；当儿童第一次爬上滑梯，他们的父母就在一旁看着。可彼得不知道“轮流”是什么意思，他以为自己应该站在原地转个圈。他不知道如何跟上其他孩子的节奏，那对他来说太过混乱。

我向他说明大脑在我们出生时并没有发育完全，而是一部分一部分搭建起来的。在儿童出生后的头四年里，他们应该建立所谓的“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前额叶皮层必须在大脑中建立通路，这样才能将学到的东西都联系在一起。举例而言，执行功能有助于培养选择性注意（selective attention）：学习如何忽略不相关的声音并对多种需求的优先级进行排序。这个世界何其复杂，我们需要循序渐进地去了解。

留级之后，彼得的情况大有改观。他又遇到一位相处时极其友善的老师。我问他“极其友善”是什么意思，他说：“她没有对我大喊大叫，也没有用竹鞭抽我。”那位老师很年轻，经常弹奏钢琴曲，其中就包括彼得很喜欢的《巴士车轮转呀转》。他觉得自己与大彼得都对歌曲十分陶醉。

那架钢琴也改变了年幼彼得的生活。彼得放学后通常由姐姐来接，但有一天，他的姐姐没有出现。他和老师有所不知的是，当天姐姐在学校操场上摔了一跤，于是去卫生室处理伤口了。老师去了解情况时，把彼得一个人留在了有钢琴的那间教室。

彼得走上前拥抱大彼得。他张开双臂靠过去时压到一个琴键，奏响了一个音符，随即开始弹奏。彼得说，他一开始就像老师那样以欢快的曲调弹奏《巴士车轮转呀转》，但接着，他又以一种仿佛车子在路上疲倦又迷失的忧伤情绪弹了一遍。他并不清楚“高兴”或者“悲伤”的意思，但他能通过钢琴传达。彼得不知道自己会弹奏这首曲子，他只是认真看过老师这么弹而已。接着，他又模仿老鼠奔跑的节奏以爵士乐的即兴曲调弹了《三只盲鼠》。他的腿太短，脚还够不到踏板，因此在弹奏个别音符时必须在琴凳上前后挪动身子才能踩到踏板。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等他抬起头时，看到几位老师站在门边上看着他，一旁还有他的姐姐、学校护士、校长和看门人。看门人鼓起掌来，其他人也都加入其中。

彼得的演奏生涯就此拉开帷幕。这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刻之一。他在回家的路上感觉自己像变了个人。他的朋友大彼得替他说话，而且神奇的是，大家竟然听懂了。他记得那是秋天里的一个日子，所有的树叶都在向他挥手。那天的色彩超乎现实。彼得意识到，在那一刻以前，他一直在用黑白两色看世界，而且是字面意义的“隧道视野”。他并没有注意过周遭的情况。他说他的深度知觉也就此改善，而且再也不像以前那样笨拙了。这是彼得在人生中第一次成功表达情感，他的心情无比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