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从霍普港搬到多伦多过了差不多四年时间，尽管当时九岁的彼得已经不会再被关起来，他的家庭生活依然困难重重。他们从堂亲家里搬了出来，住在皇后街西端一间昏暗的一居室公寓里。放学后，他和姐姐会在小小的屋子里看电视等母亲回来。通过念书、看电视以及与姐姐对话，彼得的英文水平也有所提高。他不管去哪儿都会带着玩具钢琴，弹出他听到的每一首歌曲。他说：“小彼得只有八个琴键，所以当我弹奏《吉利根岛》[《吉利根岛》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著名美国情景喜剧。]的主题曲，我姐姐认出歌曲还跟着拍手时，我特别自豪。”

当时彼得的父亲——迄今依然在这位来访者的叙述中只占据很小一部分——变成了一个超重的糖尿病患者，他不仅毫不关心自己的胰岛素水平，还在妻子的提议下摄入糖分。离开霍普港的餐馆后，他的父亲由于疏于照管的糖尿病、超标的体重以及极其严重的抑郁症而难以找到工作，整天只是坐在椅子上听爵士乐。他偶尔会在听到一段特别动听的即兴片段时茫然地指指唱片。彼得明白，搞丢家里的积蓄后几乎不再与他有眼神交流的父亲是想要与他分享音乐。彼得听堂兄说起过，父亲小时候很有音乐天赋，看到新乐谱便能立即弹奏，但妻子并不赞成他将音乐当作事业，认为这些东西不切实际，是腐败的西方产物。

彼得的母亲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羞辱他的父亲“毁掉了这个家的未来”。她一分钱也不给他，哪怕是用来买他心爱的唱片或香烟。彼得后来得知，父亲来自一个音乐世家，用母亲的话来说，就是受到西方音乐毒害，并且涉嫌在越南参与鸦片交易。他的母亲将西方音乐视为造成他父亲游手好闲一事无成的一部分原因。

一天，彼得的姐姐正忙着做串珠的计件活，无事可干的彼得则与父亲一起坐在那里听爵士乐。这时，母亲出其不意地下班回家了，她见状气急败坏。“我能理解她为什么如此生我们的气，”彼得说，“毕竟她出门工作，我们却在家无所事事。她说我和父亲一个德行，都受到了西方思想和音乐的腐蚀，不比颓废的法国人和其他欧洲垃圾好到哪里去。”（在他母亲小的时候，越南还是法国的殖民地。）母亲越来越狂暴，声音里带着一种似曾相识的危险音调，把彼得吓坏了。“她冲进客厅，将唱片顶在自己的膝盖上一张一张掰断。我愣在原地，希望她不会冲我发火，但她还是过来了。”他回忆道，“她对付完父亲收藏的唱片后立即看向我，随后冲进我的卧室，一把抓起小彼得扔出窗外。”她使出的力道如此之大，把纱窗也一道扔了下去。

彼得当时九岁。表面上，他是因为没有串珠子而受到惩罚，但实际上，他受罚是因为他与父亲相像。我问他是否因为失去小彼得而震惊。他说他对失去已经习以为常，感受到的只有情感上的空白。“这很难说清楚。我看着窗外为小彼得感到难过，觉得它就像是童谣里的‘矮胖子’[矮胖子是西方童谣中最为人熟知的角色之一。在经典童谣《鹅妈妈童谣》中，坐在墙头的矮胖子摔下来后便再也无法恢复原状。儿童文学名著《爱丽丝梦游仙境》里也出现了矮胖子，而且是个鸡蛋的形象。]。我倒没有感到悲伤，就是空落落的。”他吞吞吐吐搜寻着字眼，“有点儿像是我没有待在自己的身体里一样。”

我指出，在二十五年前数以百万计的回忆之中，他记得的偏偏是小彼得的毁灭。我说我相信是因为这段回忆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创伤。“你当时遭受了人格解体（depersonalization），也就是你感觉与自己的心理自我产生了分离。你无法感受到自己内心的感受与情绪。整个世界似乎都很模糊，你与自己的联系也中断了。”

“我经常有这样的感觉。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充满精神创伤的童年，这往往处在自我分化[自我分化（differentiation of self），也称自我辨别，指的是个体理智与情绪功能的分离，其决定了一个人能否拥有清晰的自我感。这是婚姻家庭治疗大师默里·鲍恩（Murray Bowen）提出的核心理论之一。]的早期阶段，外加高度焦虑。”

彼得说他之所以清晰记得那天的情形，是因为几天以后发生的事。当时是夏天，学校放假，因此姐姐从早到晚一直都在串珠子。父亲示意他跟着自己一起出门。当时父亲虽然还不到四十岁，却已经需要拄拐杖走路，且步履蹒跚，十分吃力。父亲带着彼得慢慢走向商场，走得大汗淋漓、筋疲力尽，脚踝都肿了。等他们来到商场，父亲走到一家商店的音乐柜台拿起一个合成器，随后便离开商店朝商场的公共区域走去。一名保安拦住他们并报了警。警察意识到彼得的父亲有些不对劲，因为问话时他一声不响。他们在彼得保证家里有钱支付后开车将彼得和父亲送回了家。“现在回想起来，我猜警察知道我们两个不是小偷，而是精神出了问题。他们好心地默默把我们送回家，我则一路紧紧抓着合成器。”好在母亲当时并不在家。姐姐动用积蓄支付了合成器的费用。警察不可置信地打量堆满大量珠饰俨然工厂一样的房间，还询问姐姐为什么独自做着童工。彼得听见他们相互交流，姐姐说这只是“中国习俗”。警察似乎很不解，但并没有提出起诉。后来母亲回到家，警察在离开前交代了情况。

彼得的母亲就是在这个时候彻底失去理智的。他说母亲平时就很可怕，但他从来没见过如此令人恐惧的模样。母亲疯狂地拉扯父亲，将其打得摔倒在地。她用中文叫喊着，因此彼得不知道她在说什么。父亲摇摇晃晃地站起来，颓然地靠在墙上，接连好几分钟都在喘粗气，后来便心脏病发作去世了。彼得告诉我，他一直觉得自己对父亲的死负有责任，因为要是没有给他买合成器，父亲说不定还活着。

彼得没有什么关于童年的记忆，而其中之一正是父亲偷合成器的事。他小心翼翼地解释说，他感到羞愧是因为偷东西是无法接受的，而且他认识的人中也没有人会偷东西。不过从另一种角度来说，他认为这是自己短暂一生中唯一获得过的爱的表达。父亲虽然身无分文，但知道自己快死了，所以希望儿子有一架钢琴来取代被扔掉的那个。于是父亲一瘸一拐地走进商店拿起一个合成器，甚至都不屑于藏起来。彼得认为，这是垂死之人绝望之爱的表达。

他也承认父亲的死是一种慢性自杀。我问起他的母亲有什么样的反应：“她也许盼着他死，但等到事情真的发生了，可能她又有了另一番感受？”

彼得深深叹了口气：“不可能。她不是那种人。她盼着他死，等到他去世了便感到松了口气，说她少了一个负担。父亲死后，她除了说我像父亲一样又懒又蠢之外，再也没有提起过他。”

“你像你的父亲吗？”

彼得说像。他们都有音乐天赋，都识谱并且能够凭听觉记忆演奏。此外，他们都很安静，喜欢音乐，对赚钱或竞争则不太上心。彼得只会在自己的房间里玩合成器，因为他害怕一旦母亲意识到他如此珍视，就会毁掉它。

彼得的父亲去世没过几年，他母亲便买下一栋有四套公寓的小楼，四年之后又买了一栋。最后，她坐拥一排这样的建筑。她亲自维护、修缮、收租，还单枪匹马与市内的租金管制条令斗争。她在彼得二十多岁时将自己家附近楼内的一套公寓给了他。彼得的母亲依然每天晚上为他做晚饭，她会跑回家做饭，接着跑去做下一份工作。与此同时，彼得的姐姐一离开家就嫁给了一名非华裔男子，成了全职妈妈，母亲说她过着“懒散的加拿大式生活”。

彼得认为母亲将他视为负担。母亲称他为“窝囊废”，不断劝他去找一份正经工作。尽管彼得不在乎经济利益，乐队的巡演也没赚多少钱，但他其实在音乐界已经逐渐有了名气。

显然，彼得的母亲从他出生起一直到成年都认为他是个懒惰、迟钝的坏孩子。没有相反的证据能够说服她。这究竟是因为她憎恶彼得与她丈夫的相似之处，还是她认为西方音乐很邪恶，或是她整体而言不喜欢男人，我永远也不得而知。我唯一知道的就是，当母亲给我们贴上负面的标签，我们会当真——还有谁会造就我们的自我形象呢？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母亲生活的更多有趣证据浮现了出来，她的行为也随之变得合情合理。用弗洛伊德学派的话来说：“维也纳没有谜团。”

我们当时即将完成第一年的心理治疗。那段时间，彼得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柔和，而且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开始与我有眼神交流。由于极度缺乏情感上的经验，彼得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才信任我。他必须认识到我关心他，随后才能一起为恢复而努力。

然而，我还是担心彼得的预后情况。他错过了那么多成长阶段，我对于要如何帮助他构建自我感到担忧。原材料如此之少，要用什么作为基础搭建呢？在不牢靠的根基上构建自我显得有点儿危险。我感觉就像建筑师在摇摇晃晃的支柱上建造房屋那样惶恐不安。

给我带来希望的是彼得莫大的善心。如果有人缺钱，他就会借给人家。有一次，有位女士在我的等候室里哭泣，彼得没有询问她怎么了，而是直接出门帮她买了一杯咖啡，告诉她一切都会过去。他对母亲的忠诚——无论怎样被辜负——都令人动容。善意与宽仁之心能让人走得很远。

出体体验（out-of-body experience）指的是个体感觉到自己的意识与身体分离的一种体验。 可是，每当彼得感到愤怒或与他人的肢体接触过于亲密，便会经历人格解体并感到严重的焦虑。我怀疑这些情况是他阳痿的根源。他焦虑得都出现了出体体验 ，当一个人无法切身感受到生理上的兴奋，便很难在性方面获得成功。

心理治疗的目标是让彼得构建自我，这样他就能在面对压力时懂得如何应对，不会在情感上与自我分离。自我（ego）——即一个人的自我意识——是个抽象的概念，很难给出明确的定义。这好比是座一块块砖瓦搭建而成的屋子，就象征意义而言，这个家为我们提供庇护，保护我们免受外部世界的压力，是个安全的场所。如果彼得的母亲是一名心理更加健康的女性，就会说彼得很敏感善良、悟性很好、很聪明，还具有音乐天赋。赞扬这些正面品质能帮助彼得打下更坚实的基础。等到狼来敲门时，彼得——一如儿童故事里的小猪那样——就会在坚实的砖房中得到保护。

恰恰相反的是，彼得的母亲几十年来一直说他懒惰、愚蠢、无法应对生活。彼得没有由坚实砖瓦筑成的地基，而是身在一座稻草屋里。当彼得想要与他人交往或者发生性关系时，他无法在稻草屋中得到保护。他的自我还不够强大，他不得不离开自己的身体，经历人格解体。

我希望在心理治疗中达成两件事：首先，我希望彼得意识到他母亲的心理异常，并且认识到她是如何通过自身扭曲的视角来看待他的；第二，我希望扮演“好母亲”的角色，帮助彼得搬出稻草屋，住进砖瓦房里。我的工作就是要帮他看清自己的正面品质，以此免受狼的伤害。我希望他能够对狼说：“我是彼得·张，这是我的安全屋。需要离开的是你，不是我。”

心理治疗进入第二年，是时候关注彼得的阳痿问题了。作为乐队中的成员，他有大把机会结识女性。彼得说这与他的吸引力无关，无非是“搞乐队的人都会遇到的事”。我指出就职业危害性而言，这比煤肺病更厉害。

他渴望体验性行为，但与女性有肢体接触却让他感到极度不适。对此，我们讨论过可以先与女性建立友谊并慢慢发展关系，之后再以自己能够接受的速度发展下去。

我告诉彼得，为了解决他的阳痿问题，我们需要审视他自出生以来的完整心理状况。他遭遇的母爱剥夺（maternal deprivation）导致了英国著名精神病学家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所说的“依恋障碍”（attachment disorder）。对婴儿来说，母婴依恋（maternal attachment）比什么都重要，连食物都无法相提并论，婴儿会为之放弃一切。如果得不到，儿童就会焦虑，并且无法以任何正常方式探索或应对这个世界。依恋障碍不单单会影响到与母亲的关系，对各种社交、情感与认知发展都会产生影响。如果孩子没有依恋体验，就无法发展到第二阶段：信任他人、在情感上依恋他人，并最终在性方面对他人产生依恋。换句话说，如果婴儿时期依恋体验缺失，就无法在情感上获得成长。

动物学家康拉德·洛伦兹（Konrad Lorenz）指出——这也是他获得诺贝尔奖的部分原因——我们可以从进化的角度来理解依恋理论，即母亲可以为婴儿提供安全保障。依恋性意味着适应能力，能提高婴儿的生存机会，因此成了大脑中生来就存在的一部分。婴儿需要母亲的怀抱、爱和拥抱。

可是，彼得很难将自己在幼儿园的焦虑行为与他早年缺乏母爱联系起来，阳痿就更不用说了。心理治疗师时不时会碰壁，因此不得不通过一些极端或非正统的方式寻求突破，以此让来访者发现固有模式。为了帮助彼得更好地理解母婴依恋的概念，我安排了一场特别放映：心理学家哈里·哈洛（Harry Harlow）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对猴子进行实验的电影，这可能是在社会心理学家实验室中拍摄的最著名的电影。私人放映活动设在多伦多大学（我偶尔在那里教书），放映员同意在我希望为彼得讲解时暂停电影。尽管这些实验按如今的标准来看不符合实验伦理，但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依恋障碍的独特渠道。以前这些影片只有心理学专业的学生看得到，但现在，任何人都能在网上搜索观看。

哈洛的这些影片成了彼得心理治疗中的转折点。影片一开始，哈洛教授就解释了“母婴维系”（maternal bond）的概念——他称之为“爱”——即婴儿与母亲之间的纽带。实验人员将刚出生的猴子放在笼子里，与两个假猴子母亲一起饲养。“铁丝妈妈”端着一瓶牛奶，幼猴得跳到母亲身上才够得到。“布妈妈”也是用铁丝做的，只是上面盖着一块毛巾；它提供的并非食物，而是触感，能让猴子拥抱依偎。哈洛和其他人员震惊地发现，拥抱胜过了食物。小猴子每天抱着布妈妈的时间长达十九个小时，只有在需要喝奶时才会去铁丝妈妈那里待上几分钟。布妈妈被拿走之后，幼猴因为分离焦虑吓得又哭又喊。当布妈妈和铁丝妈妈都被拿走后，小猴子前后摇晃，还啃咬自己，把自己都给弄伤了。

彼得开始兴奋地说起话来，尽管他的声音依然略显单调。他认识到自己就是那个前后摇晃还啃咬自己的猴子；他独自躺在婴儿床里时曾经反复用头撞床，幸好玩具钢琴拯救了他。彼得说：“小彼得就是布妈妈，会唱歌抚慰我，还会用音乐拥抱我。”他其实还记得或想象得出他的小钢琴用舒缓的声音抚慰他内心孤独的情形。他说他并没有完全意识到是自己在弹奏钢琴发出声音。他将玩具钢琴视作生命体，一个能安慰他的活物。

电影继续，我们看着幼猴第一次被带出笼子，锁在一个没有布妈妈的房间。那个房间里放着猴子通常会喜欢的物品，比如梯子和秋千。但小猴子缩在角落里痛苦地颤抖，对一切都显得很害怕。当布妈妈被重新引入房间后，小猴子立即爬到它身上抱住它。等到小猴子从布妈妈那里获得些许安慰，便开始探索周围的环境。

彼得再次要求暂停放映。“我的天，”他说，“这就是幼儿园。其他所有人都有布妈妈，我却没有，因此害怕地躲在角落。我真为这只小猴子感到难过。我现在想起来了，以前我还纳闷为什么其他孩子没有像我一样被吓到。他们在那个布做的巨大毛毛虫通道里跑来跑去相互追逐，我却吓得要死。”

接着，影片中出现一个怪物形象，看起来就像一只巨大的金属虫子，长着硕大的牙齿和转来转去的脑袋。小猴子显然很害怕，于是跑去抱住布妈妈。等到猴子抱够了，得到了母亲的爱恋，它便转过身开始对大怪物发出威胁的声音。

彼得表示希望再一次暂停放映。“我受人欺负，找不到安慰。”他告诉我，“我只有躲起来，之后便陷入了不断被欺负的循环中。”

我们又看了几部哈洛的影片。研究者发现，那些母爱被剥夺的猴子长大后无法保护自己。最令人吃惊的是，它们都不愿意发生性关系。当它们被迫交配并分娩后也不知道如何当父母，无论公猴母猴都变得很残忍。它们行为上变得残暴，情感上则很冷漠，研究人员常常得将它们的后代移出笼子以确保安全。

最后一部影片放完，灯亮了，彼得却呆坐在那里。我凝视着他灰白的面孔。他一脸惊讶地看着我说：“它们不想性交。我的天！”

他终于恍然大悟。“没错，性是最终目的。”我说，“首先，你需要爱，接着是依偎、亲近，然后是保护，这样才能大胆地走向世界去闯荡。童年时与世隔绝的人们错过了所有的步骤，成年后便觉得性很可怕。”

彼得问我：“你看到那些只有铁丝妈妈的小猴子长大后要跟正常猴子交配时有多恐惧吗？我就是这种感觉。”我看到他腋下有很大一片汗渍，眨眼的速度也慢了下来。他太过心烦意乱，迟迟没有离开放映室。他经历了一次重温幼年时期的可怕历程。

彼得曾经听信母亲说他没用、窝囊又愚蠢的话。我企图改变这一印象，却并没能使彼得摆脱母亲对他的看法。直到看过哈洛的电影，他才明白自己错过了发展中的关键阶段。彼得后来告诉我，没有什么比哈洛对猴子的研究对他的影响更大。这一举措起了作用，自此，我们将心理治疗的过程分为“哈洛之前”与“哈洛之后”。

彼得开始意识到自己既不愚蠢也不失败，而是没有为生活做好准备。但他不解的是，为什么“其他有工作的中国父母的孩子没有遭受相同的命运”。我必须小心应对。彼得一直以来都对母亲很忠诚，从来没有说过她一句坏话。他反复提起的一句话就是：“她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好。”

在我看来，彼得母亲极其缺乏母性本能。但作为心理治疗师，我知道对彼得说这样的话无济于事。他需要亲自认识到这一点，而且得等到他有能力接受的时候。如果我们在来访者做好倾听的准备或愿意面对以前便指出一个“真相”——用一个比较好的词语来形容的话——他们就会对心理治疗师失去信任，内心被防备意识占据，并且只会在表面上有所改善。对来访者过度解释是心理治疗师缺乏经验或信心的标志。治疗师可以将来访者领到理解的大门前，但不应该强迫他们进去。来访者会在自己做好准备后踏入门内。

无论有多么曲折，从人格解体到找回人格的心理治疗过程都很缓慢。彼得从未被当作一个完整的人来对待，所以他最终并没有自己作为完整个体的感受。他在自己身体之外端详自己。心理治疗引导他踏上漫长的旅程，让他感受到自己的人格，也感受到自己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