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越是思考玛德琳的案例，越是纳闷自己到底是如何陷入了这个光怪陆离的迷宫。于是，我向我的其中一位导师、精神病学教授米尔奇博士寻求帮助，他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心理治疗师之一。我曾用大量时间观看他与来访者交谈的录像带，还通过单向玻璃现场观摩他展开心理咨询。他是德国犹太难民，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取道纽约来到加拿大，如今已经八十多岁。他是最后一批与精神分析理论奠基人共事且频繁引用他们的著名心理学家之一。我相信我们之间交情匪浅，因此，尽管他早已退休，我还是打去电话向他寻求建议。米尔奇博士同意我到他家见面。

我在他摆满书籍的房间和他面对面坐下，从不寻常的开始到国际快递寄来的支票，把这个案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随后，米尔奇博士带着浓重的口音总结说：“所以说，亲爱的，你告诉这个人——邓肯——你不做婚姻咨询，结果却答应了下来。你让他一个人来，他却带来了女友。他不准女儿踏进自己的家门，你却把注意力放在他那位精神不太正常的女友身上，而不是这位父亲本人。后来，你因为已经不再执业，拒绝为他的女儿进行心理治疗。他尾随你去餐厅，跟踪你，然后你就同意每周飞一趟纽约，去他女儿的公司，甚至都没有要求他的女儿来见你。在我看来，这一案例从一开始——甚至在你见到来访者以前——就注定会失败。你为什么会为这个几乎没有几面之缘的男人破坏所有的规矩呢？”

我哑然无言，意识到自己从一开始就对邓肯产生了反移情，可是，我并没有完全察觉到这对我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邓肯看起来确实和我的父亲有点儿相似：说话都带着美国人的莽撞态度，还会穿上了浆的衬衫。而且，他和我的父亲一样是位魅力过人的生意人。米尔奇博士让我明白了这种反移情的潜在影响：我未能仔细探究邓肯在情感上抛弃女儿的原因。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他能够经营一家在全国各地拥有数百名员工的企业，却在九十磅重的妻子发脾气时不得不躲进地下室。最关键的问题依然尚未得到解答：他为什么依然爱着——确切而言，有如青春期时一样迷恋着——如此残忍的女人？而且之后又和凯伦在一起，重复了这一行为？

这些问题我一个也没有解决，我也没有真正地——在我的无意识中——认为他对此负有责任。

米尔奇博士提醒我，我拥有二十五年心理治疗师执业经验，曾在大学任教，还指导过心理学专业的学生。我出现如此明显的反移情，意味着我与父亲的关系之中存在情感创伤，或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不太稳定。我向博士保证我与父亲的关系十分融洽，小时候也很高兴能去药店和他一起工作。

随后，米尔奇博士并没有手下留情，他说他要概括一下我在无意识中对父亲的感受。“他非常成功，聪明又受人喜爱，可是在你十几岁的时候，他开始失去理智。他随后做出一些古怪的事情，让你感到尴尬，比如错过免下车柜台，径直把车开进了餐馆。他还因为投资失败输光家产，使你和你的母亲一贫如洗。除此之外，你还欠了钱，高中时就得打两份工。他背叛了你、离开了你，还把你丢给一个无法应对现实的母亲。他等于是在说：‘你十四岁了，是时候挑起大梁来养家了。’”

我对此表示反驳，说父亲在我十几岁时得了脑癌，所以这一切错不在他。米尔奇博士举起手做了个“打住”的手势。他指出无意识从不在乎事实究竟如何。“无意识只知道遭遗弃的感受。”他强调无意识并不取决于实际情况（我的父亲罹患癌症，无法通过手术治疗，不久便去世了），而是会记住情感上受到的影响（我遭到遗弃）。我的无意识中早已刻下被迫挑起贫穷又破碎的家庭重担的恐惧。“玛德琳的父母因为去俄罗斯旅行而遗弃了她，在你与当年的玛德琳差不多大的年纪，你的父亲则因为死亡而遗弃了你。”我点头表示同意。

米尔奇博士说：“现在你了解了这些以后，说说邓肯对你而言代表了什么？”

我思考了很久，终于领悟过来：“他代表了我父亲罹患脑癌以前一帆风顺时的模样。我希望重现那段时光。我被邓肯的轻松诙谐所吸引，因为那与我的父亲十分相像。”

他表示同意：“当你成为慈爱又成功的父亲眼中备受宠爱的女儿时，你希望能冻结住时间。”

我意识到自己扮演了一个希望取悦父亲的女儿的角色，不再是一个探究来访者问题成因且边界分明的心理治疗师。很明显，我应该早点儿来找米尔奇博士的。人无法独自克服过去的全部问题。我以为自己不需要帮助了，这一点显然大错特错。身为一名有经验的心理治疗师，意味着拥有丰富的阅历与智慧，但相应地，这也会使人滋生自满。

很久以后，我在撰写这本书的时候又发现了另一种联系。虽然女孩由父亲抚养长大不太常见，但我选择书写的每一位女性——劳拉、艾伦娜及玛德琳——基本上都是由父亲抚养成人。我直到很久以后才意识到这一点，对此感到无比震惊：我治疗过数千名女性，却在无意识中选择了这三个成长经历——在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和我相似的女性。难怪我会感到和她们有共鸣。这是心理学家受无意识掌控却毫无察觉的一个完美例证。

三十六天后，维也纳打来电话，在我们以往会面的时间段预约了下一次的会面。“老天，”她说，“我们真是痛不欲生。等你‘刀了’再和你细说。”（维也纳用法语口音说“到了”，她讲话时经常掺杂近似法语的词句。）“美好的翠贝卡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多了系统分析师、顾问、计算机专业人员，连墙壁都翻新过了。焕然一新！”

我抵达以后，玛德琳身穿阿玛尼服饰走进办公室，她的头发梳成法式麻花辫，耳朵上金色的宝格丽耳钉闪闪发光，眉毛和嘴唇都一如既往画着精美的妆容。她坐下后说道：“好吧，你说得对，忠言逆耳。我必须采取行动。我要是一听到什么可怕的事情就崩溃，那我九岁的时候就会被关进精神病院，穿着约束衣整天淌口水了。

“我大病了一场。简而言之，在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身上的每一个孔口都忙活个不停。不过我还是扛过来了，而且还列了一张待办事项清单。”随后，玛德琳拿出一本印有字母组合压花、缀有皮制蝴蝶结的粉色皮面笔记本，断断续续地大声念出上面写着的内容。“第一点。”她开始说道。玛德琳请来IT顾问，后者建议她创建一个所有员工都能访问的数字库存系统。此外，她找人设计了一个更加优化的网站，现在还从中国与匈牙利雇人为公司物色古董。“这里的所有人都必须进修，学会自己本来就他×的需要掌握的技能。”她说，“整个库房也正在重新编目。总之，我正在学习如何把工作委派给他人。”

玛德琳说她厌倦了对别人缺乏信任。她和安东也厌倦了在办公室忙到半夜，而她那些收入不菲的助理却声称只有玛德琳真正了解这些产品，自己则跑去吃晚饭了。她说，现在他们要么学习，要么滚蛋。她以前之所以留住他们，是因为她认为自己是个怪物，担心没有其他人愿意为她工作。“他们的薪资比任何一家博物馆的都要高，所以是时候开始他×的给我挣钱了。”

我点了点头正要开口，却被玛德琳打断。“吉尔迪纳医生，你说得已经够多的了。”她告诉我，“这次会面听我说吧。”

她接着念道：“第二点：我完全崩溃，喘得特别厉害，最后只好用纸袋子来帮助呼吸。我八年级时就学会这么做了。”她的嗓音变得嘶哑，但还是继续说了下去，“哦，对了，我跟安东说了我爱他。”（我很想知道他作何反应，但还是按捺住好奇心没有开口。）“还跟他说‘你最好也爱我’。他说他确实爱我。

“第三点：新生活。他搬进了我的住处。我跟父亲说我和安东恋爱了，另外，我不想听到‘他不适合你’之类的评价。我的类型就是开玛莎拉蒂的浑蛋，而安东平时骑自行车，还他×的读书，平时会给母亲寄钱。”（好在邓肯说只要玛德琳高兴，他就为她感到高兴。）

所有出差飞行计划都已经恢复正常，玛德琳继续说，实际上，他们当周就有十三个航班要飞。不过，她说，她有时还是会哭着告诉安东千万别飞机失事。安东则会握住她的手，安慰说她不是怪物（并指出他走去星巴克的路上被杀的概率更高）。玛德琳还通知全体员工，虽然公司正全速发展，但大家还是要在她好转以前学会应对她的焦虑症状。她从来都不担心顾客——她永远知道要如何应付他们。

她和安东带着一些梅森瓷器飞往棕榈滩时，她决定不去探望母亲。“我打算就按你说的做：按照母亲的付出给予相应的回报。她能做的无非是忘记去机场接我，或者说安东的坏话。我自己其实不在乎这些，但我想保护安东，他不应该受到这种待遇。”

玛德琳在我面前举起手，示意我“别开口”。“我知道你想说‘你也不应该受到这种待遇’。我正在为此努力，知道吗？”

她吃不下任何固体食物，奈尔欣达——常年照顾她的管家——因此为她准备了婴儿吃的辅食。“不过我会坚持下去的。恐惧可吓不倒我。我今天只能穿平底鞋，因为我双腿抖得特别厉害，像是穿着高跟鞋的初生牛犊。安东叫我别再穿高跟鞋了。他说看见我穿高跟鞋脚这么疼，觉得鞋跟不仅要把地板戳出洞来，还戳痛了他的心。”

终于，轮到我开口了。“我很抱歉在上一次会面时让你感到不知所措。”我充满歉意地说，“这是我的错。”

玛德琳用一种就事论事的冷漠语气表示不以为意。“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毕竟领略过高手有多可怕，而且毕生都不得不战斗。”接着，她笑盈盈地加了一句，“这成了我的强项。”

玛德琳的声明完全符合布鲁斯·梅耶[布鲁斯·梅耶是一名加拿大学者兼教授，著有数十本诗歌、虚构与非虚构类作品。后文中的《英雄：从赫拉克勒斯到超人》是他于2007年出版的一本非虚构作品，解析文学作品内外的著名英雄经久不衰的现象及原因。]在《英雄：从赫拉克勒斯到超人》中对“英雄”的定义。他在书中写道：“简而言之，英雄主义就是故事之中生命的力量比死亡更强大的那个时刻。”

玛德琳那天害怕极了，她腿颤抖得只能换上平底鞋。可是，她依然大步迈向战场。这是一个自出生以来不断遭受情感创伤却坚持继续生活的女人。她并非只上过一次战场、打过一场胜仗的成年人，而是一个每天都为自己的理智而抗争的小女孩，而她的敌人恰恰是自己的母亲。她必须把母亲吐在餐巾里的肉偷偷带出餐厅，为母亲的外遇打掩护，忍受母亲和初恋男友上床的背叛，而且明明瘦削无比却因为想好好吃一顿饭而被说成是肥猪。她孩提时希望获得母亲的关注，却被称为怪物。她还被父母连续数周遗弃在家独自生活。而且，她的父亲也帮不了她，因为父亲和她一样害怕。

她八岁的时候，有一天，邓肯在车上转过头对她说：“玛德琳，我们该怎么办啊？”玛德琳对夏洛特的恐惧中，有一部分来自邓肯自己对夏洛特的恐惧。她不仅要保护自己，还必须保护父亲。

即便如此，玛德琳还是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她拒绝接受家族财产，而是将自己的信托基金支票捐给了癌症研究机构，她的父亲为此十分气恼。她的祖母把翠贝卡的房子和古董都留给了玛德琳，但除此之外，她全靠自己在打拼。玛德琳打造的宏大事业已经远远超过了她祖母收藏的古董的价值。她没日没夜地工作，从没说过：“我那么有钱，没必要工作。我四十岁前就得了四次癌症，我觉得我需要休息。”如果这都不算英雄，那谁才算得上呢？

玛德琳情绪崩溃的那个星期——或者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当我他×的发疯了的时候”——彻底改变了她。最重要的就是，她向安东告白了。二人自那以后关系一直很好；我此后再也没有听到她表示过任何担心或者犹疑。性、爱与亲密感，样样都有了。二人还拥有共同的兴趣爱好与职业道德。安东在与她恋爱之前早已是她的朋友，这一点也很有帮助。

有一天，我走出玛德琳的办公室，刚坐上开往机场的豪华轿车，一名又高又瘦的英俊的金发男子敲了敲贴着防晒膜的车窗。他对我竖起大拇指，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我摇下车窗（尽管在纽约，英俊的金发男子也有可能会朝人开枪），他对着渐渐驶离的轿车用口型默示：“我是安东。”他长得与巴雷什尼科夫[米哈伊·巴雷什尼科夫是俄裔美国舞蹈家，出生于苏联时期的拉脱维亚，被公认为是二十世纪最出色的舞蹈家之一。]相似，只是腿更长一些。玛德琳从未提过安东有多英俊，真是有她一贯的作风。我再次见到玛德琳时说起了这一幕。她嘲弄地看着我说：“我虽然有点儿神经质，但品位可不差。”

玛德琳把情绪崩溃后的那些会面称为“天启过后”。在宗教术语中，“天启”说的是天堂突然显现并打开大门，展现其中不为人知的景象，以便让人们更容易理解尘世间的种种现实。对玛德琳来说，在此之后一切也确实变得更容易了。我见证了她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变化。

玛德琳和安东周日不再上班，而且会纯粹以休闲为目的去欧洲度假。他们还带着维也纳已经十几岁的儿子一起去阿斯彭滑雪。玛德琳与父亲也已经和解，父亲每个星期都会飞往纽约与她和安东共进晚餐。

我每周远赴纽约，穿过丢弃着不再新鲜的冷冻鸡翅与成堆垃圾的街道，与玛德琳进行为时两个小时的会面，一晃已经过去四年多时间。如今我认得她公司里的每一个人。当我发现自己辨别得出某些类型的骨瓷时，我意识到我在那里已经待得太久了。

心理治疗临近尾声的时候，尽管玛德琳的心理状态谈不上完美，但治疗师必须清楚意识到自己的大部分工作在何时应该告一段落。这跟养育孩子其实有点儿相似，家长必须知道“支持”与“依赖”之间的区别。我回顾我们一路走过的历程——尽管我在此期间犯了错误——我依然为我们的进展感到骄傲。玛德琳一如各种患有PTSD的前战俘一样，状态仍有可能反复。当她感到疲劳、压力大，面对触发点或是一些逆境时，她的症状——主要是沉迷于工作——就有可能再次出现。

玛德琳与安东一起搭乘飞机出行，标志着她克服了自己最大的障碍。安东想带她去圣彼得堡的冬宫博物馆，还想带她见识他喜爱的其他俄罗斯景点。通过爱人的眼睛领略世界美景，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妙的事情呢？

在我们的最后一次会面中，我正喝着超大杯脱脂无咖啡因拿铁，维也纳走进来搂着我哭了起来。“我们会想你的。”她啜泣着说。玛德琳以惯常的假正经姿态开玩笑说：“别担心，就我这种运气，她早晚会回来的。”

富裕的人在大家看来什么都不缺，因此常常遭到误读或误判。一位杂志记者就曾将玛德琳形容为“生性傲慢”，因为她既不微笑也不与人进行眼神交流。如果她并不富有，就会被描述为“害羞”。那名记者的猜想显然大错特错。玛德琳不与人产生眼神交流是因为她害怕任何形式的亲密或关注；她不微笑则是因为她的母亲曾经说她笑的时候像是一只“露着紫色牙龈跳舞的鬣狗”。

玛德琳是我的英雄。她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在自己家中遭到洗脑的战俘。她有一个看似体面实则自恋又精神变态的母亲。有时候，有夏洛特这样的母亲——在外体面，私下里却对自己的孩子十分残忍——比有一个明显精神错乱且众人皆知的家长更加艰难。至少在后一种情况下，孩子明白自己遭受虐待的原因不在自己。

玛德琳置身于五星级的豪华监狱，被反复告知自己是个怪物，不仅娇生惯养，脾气暴躁，还又懒又胖。可她实际上非常漂亮，还是班长、网球冠军和学生会主席。我见到过她小时候的照片，照片里的她身着华丽的派对礼服，美丽如画。然而玛德琳一如所有的孩子，对母亲所描述的她深信不疑。当玛德琳偶尔指出自己的成就时，夏洛特就会说只有她知道玛德琳的真面目是怎样的一个怪物。

夏洛特本能地知道如何从方方面面给女儿洗脑。心理学家玛格丽特·辛格（Margaret Singer）是洗脑研究领域的专家，她在著作《我们之中的邪教：与隐藏威胁的持续斗争》（Cults in Our Midst: The Continuing Fight Against Their Hidden Menace）中列出了洗脑的一些基本规则：

1. 不让其察觉现状并逐步对其心理上施加影响。

玛德琳的母亲在和她一起生活的那些年里，每天早上都叫她怪物。

2. 系统性地使其感到无助。

所有孩子都非常无助，而母亲则十分全能，这是核心家庭所固有的权力结构。夏洛特的权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她那个掌管数百名员工的丈夫不得不和女儿一起躲到地下室去。

3. 群体操纵是一个包含奖励、惩罚与经验的系统，以此促进其学习群体所持有的意识形态或信仰体系以及群体所认可的行为。

玛德琳的家里有两种相互抗衡的意识形态。她的父亲代表真理、文明行为与社会契约的重要性。（然而，他的一个重大疏忽就是未能保护女儿免受掠夺成性的母亲的伤害。）母亲嘲笑父亲的条条框框，称他不滥交是“假正经”，说玛德琳没有和青少年时期的男友睡觉是“幼稚”的表现。与此同时，夏洛特将自己的心理变态行为形容为“有趣”，而邓肯符合道德的行为则“无聊又乏味”。相比之下，夏洛特更加冷酷无情，因此她的思想在家中占了上风。她要是去给情报机构工作，肯定也能将敌人成功洗脑。

距离我上一次见玛德琳和邓肯已经分别过去了十四年和二十年。我一直通过各种杂志关注她公司的近况，有一次还看见一张夺目的照片，照片上的她身穿古驰及地长裙礼服，挽着身穿燕尾服的安东的手臂。杂志专栏里有关医院慈善舞会的那篇报道中，二人都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玛德琳在邮件沟通中告诉我，她依然和安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的癌症没有复发，和父亲的关系也更紧密了。凯伦年事已高，不得不住进护理机构；玛德琳也因此得以重新踏入儿时的家。她已经学会原谅父亲未能在母亲与凯伦面前维护自己的过往，也对邓肯试图做出的各种弥补欣然表示接纳。

虽然玛德琳的母亲和年轻时比起来温和许多（精神变态者年纪上去后往往会有所消停），但是她本质上并没有改变。精神变态者晚年时常常状况不佳，因为他们无法与人建立长久的人际关系——人类存在的主要目的之一。夏洛特一度拥有美貌与金钱，还享受着丈夫的社会地位。然而她后来的同居伴侣杰克去世时身无分文，她也因为年纪增长、吸烟酗酒、日晒与缺乏锻炼而失去了美貌。不出所料，她现在突然想花更多时间陪伴女儿。玛德琳难以信任这种冷不丁冒出来的情谊，因此只尽一个孝顺女儿应尽的义务。玛德琳和她的父亲都给过夏洛特钱，但此后拒绝再给更多。他们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用玛德琳的话来说就是：“多亏了心理治疗和来电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