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德琳接受心理治疗的第四年对我们两人来说都极度混乱。我作为心理学家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一个我会为此付出高昂代价的错误。

玛德琳现在不仅准时赴约，还会准备一份待议事项清单。可是在有一次会面中，她看起来惊慌失措，还朝门外大喊：“咖啡，赶紧的！老天，我到底该怎么办？把楼面上的产品都打包装箱吗？”她把一沓纸扔在桌上说，“这些都是还没完成的订单。其中一件必须在周四之前送到洛杉矶的盖蒂博物馆。我想让安东送过去，因为这件产品很重要，但我敢肯定飞机会坠毁。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好起来啊？”

玛德琳似乎又陷入了严重的焦虑之中，对飞机失事的强迫意念也加剧了。“嗯，有三种选择。”我回答说，“第一种是让他坐飞机去送货，然后忍受自己的焦虑情绪；第二种是服药，这样才能让公司正常运转；第三种是通过心理治疗来改善。我如果是你，就会一边服药一边参加心理治疗。”

玛德琳对心理治疗进展如此缓慢感到十分沮丧，对服用药物治疗焦虑的想法则不屑一顾。“现在已经不流行吃药了。我可不想变得像我母亲那样。她什么药都吃，还喝酒，现在也依然如此。我父亲喝酒也很厉害，但他至少能正常工作。他虽然已经年过七十，却还是每周工作六十小时，年轻人都比不过他。”她沉默了好一阵，随后将脑袋搁在桌子上喃喃地说，“我的身体承受不住了。”

我看着她修长轻盈的身躯，不太明白她的意思。她在生活中的一些方面是个十足的强人，在其他方面却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她最后说，她得过四种癌症，而且相互之间都毫无关联：她在二十一岁时诊断出乳腺癌，二十八岁罹患甲状腺癌，三十五岁确诊子宫内膜癌，而现在，她得了黑色素瘤。

我摇了摇头，没开口。我其实已经从玛德琳父亲那里得知前三种癌症，但我想知道，她为什么过了那么久才亲自告诉我。我问她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她年纪轻轻就患上了这些彼此毫无关联的癌症。她说：“嗯，老实说，我相信科学，也喜欢阅读各种书，但我觉得我的免疫系统在小时候就透支了，已经没剩下什么能够保护自己的了。你可别问一些想当然的问题：‘那为什么其他蛇蝎心肠母亲的孩子没有得各种各样的癌症呢？’我不知道。”她开始用铅笔轻敲桌面，“我只知道我下周要做肾脏的X光检查，结果不出意料肯定是癌症。”我问玛德琳是否相信这是她作为怪物受到来自上天的另一种惩罚。她露出笑容说：“你终于理解我了，真是太好了。”随后她板起面孔，“我猜老天是这么想的：‘乳腺癌还不够，让她再尝尝甲状腺癌吧。接着再试试子宫，这样她就没法生小孩了。’”

“你想要孩子吗？”

她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我希望自己能有选择的权利。我因为得了癌症才没和乔伊生孩子。我觉得这好歹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是上天的惩罚，还是命运？”

“就像我母亲说的那样：‘全世界都会看穿你，你不会有好日子过的。怪物是藏不住的。’”（玛德琳把母亲的波士顿口音模仿得惟妙惟肖。）“要知道，我可不像以前那样笃信这句话了，但所有这些各不相干的癌症真是让我感到够呛。”

我问玛德琳二十一岁第一次得癌症时，夏洛特有什么反应。她并没有直接回答问题，而是讲起自己十几岁的时候，母亲离开了父亲。杰克在纽约开启一门新生意后便与夏洛特一起搬到了那里，冬天时，他们会南下佛罗里达，住在邓肯从父母那里继承后送给夏洛特的房子里。“没有她，生活轻松多了。”玛德琳回忆道，“我和父亲会外出用晚餐。他不仅坚持参加家长会，还来看我的比赛，甚至跑到渥太华观看我的辩论队竞赛。我们雇了一位住家管家奈尔欣达，她做事井井有条，为人亲切又善良。我非常喜欢她，几年前把她一起带到纽约来了。”

我很纳闷为什么玛德琳对我的问题避而不答，于是又重复了一遍。她摇了摇头，仿佛回忆起那段经历让她很难过。我从她的表情中可以看出，她不想重提这段往事。“我父亲告诉她后，她给我寄来了一张超市买的贺卡。我至今依然记得，贺卡上有一辆白色的小马车，上面堆满了紫色的紫罗兰。贺卡里写着‘早日康复’，署名是‘夏洛特’。”

“她没写‘妈妈’？”

“没有。”

玛德琳在十四年后患上子宫内膜癌时，夏洛特去医院看望了她。“我看到她大吃一惊。父亲也在病房，他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陪我。身穿粉色连衣裙和粉色皮鞋的她说：‘邓肯，你的秘书说你在这里。’接着，她简短地说了一句话向我表示慰问。”玛德琳问她为什么打扮得如此隆重，夏洛特说她和杰克是进城来参加婚礼的，他正在楼下车里等着她。“接着，她把离婚协议书递给父亲后便离开了。她每次缺钱花时都会用离婚来威胁父亲。而且啊，他们从来都没有离婚。她就是想按照法律规定亲自把离婚协议书送到他手里，然后走人。她根本就不是来看望我的。”

我说：“这想必让你感到特别失望。”玛德琳说：“这完全是因为——我是在心理治疗中意识到的——孩子永远都不会放弃希望。我真心觉得自己现在算是放弃了。她就像个被挖空了的南瓜：她被她的母亲挖空了内里的瓤和籽，瓜皮上还刻了个笑脸。她要是长得不好看，早就被当作精神变态关进当地的监狱了。”

“我认为你的评价十分公允——可如果你真心这样认为，为什么依然觉得自己是她所说的‘怪物’呢？”

“就逻辑上而言，我并不相信。我象征着她难以实现的角色：成为孩子的母亲。她因此记恨我。但话说回来，这一度是我唯一的身份。”

“那你的父亲呢？”

“你知道吗，他每个星期都会来纽约帮我的公司做一些国际贸易和关税方面的工作。我宁愿花钱找别人做。老实说，这样会少很多麻烦。”

“他什么都愿意为你效劳，就是不让你踏进家门。”

“正是如此。”

“最大的问题是，他如此害怕心理变态又自恋的女人，这是否意味着他不爱你？”

“我觉得他是爱我的。自己搞得一团糟的人还是可以爱自己的孩子的。安东也问过一样的问题。我深夜里加班的时候会跟他聊天。”

“听起来，他是你第一个吐露心声的人。”

“嗯。不管是我和乔伊还没离婚的时候、我出轨的时候，还是母亲和她那些朋友贸然登门拜访的时候，他都在。母亲喜欢在朋友面前炫耀我的成就，因为这能让她显得像个‘完美的母亲’。她当时还常常在朋友面前跟我说一些场面话，暗示我在为某个著名的客户工作。维也纳说她是‘追星族’。”

“整出闹剧安东都看见了？”

“嗯。我们开玩笑说，他的父亲和我的母亲一样糟糕，所以我们都要保持警惕。”她接着说安东聪明又善解人意，可他那差劲的英语拖了他的后腿。他和兄弟一起生活，在家只说俄语。很少喜形于色的玛德琳告诉我安东是个才华横溢的博物馆学家——他说得出几乎所有雕塑的创作年代，误差不大于五年。显然，要成为一名博物馆学家不仅需要了解数百种美学的历史与工艺技巧，还要有鉴赏作品的天赋或眼光。她说安东最近发现了一个假冒有六百年历史的明代瓷瓶赝品，佳士得拍卖行和她都没看出来。

我直截了当问她安东是否单身。玛德琳说，他二十多岁在俄罗斯生活时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现在已经离婚了。我问她是否在乎安东，她回答说自己还没有和他发生过性关系。尽管他们性格不同，所处的圈子也不同，但工作起来却配合无间。安东拥有莫斯科顶尖大学的博士学位，平时只在纽约的俄罗斯社群活动。玛德琳称赞他在艺术方面直觉敏锐，还把他的头脑比作无所不包的产品目录。“有一天，我们去拜访一位客户，他看到门厅里有个角落空着，于是说：‘我们几年前在爱沙尼亚资产拍卖中购入的那个蓝色芬兰柜子怎么样？’他永远独具慧眼。”她还说，安东毫无财务意识，她不能让他给任何东西定价，也不能让他经手账目。我指出如果她寻求的是商业头脑，大可以留在乔伊身边。我们随后都笑了起来。

接下来那个星期，我进门后见玛德琳面色疲劳。维也纳正指引星巴克的外卖员把咖啡放到桌上，她说：“我走以前，需要把一些想法讲给吉尔迪纳医生听。”

“维也纳，你薪水明明那么高，除了惹恼我之外却什么也不做。请你走吧。”

“我不走。吉尔迪纳医生，我想玛德琳可不会告诉你，她之所以有黑眼圈，是因为她已经连续工作了六百七十八天。我算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我也在场。任何人这么拼命都会得癌症的。我很担心她，她需要休息一段时间。”

“你是拿工资的，而且你每个周末都会带儿子来上班。”

“我不是在抱怨，我是关心你。听说过‘关心’这两个字吗？真是的！”她说完便慢慢走了出去。

我接过维也纳的话茬，提醒玛德琳——她堪称癌症病因与治疗方案的活字典——免疫系统过载的理论。如果一个人持续处在压力状态下，免疫系统就会透支，使其无力对抗癌症。（研究表明，遭受虐待的儿童罹患癌症的可能性比其他儿童高出50%左右。）

玛德琳反驳说，其他员工也每天上班。随后她更正道，晚上和周末来这里的只有她和安东，有时还有维也纳和她的儿子。她露出少见的微笑继续说：“我们就像一个小家庭。维也纳九岁的儿子雅克特别有意思，他对这里的工作很感兴趣，而且生来就眼光独到。”安东教了他不少，甚至还跟维也纳一起去参加雅克在私立艺术学校的入学面试——学费由玛德琳支付。

“安东听起来真是个好男人，而且不寻常的是，你每个星期都会提到他的名字。”

“他是个新移民。有时候，为了在周末的工作中休息片刻，我们会步行前往星巴克。他记不住杯型尺寸，必须用手指给店员看。”

“真是个悲剧。哇！我现在算明白了，你应该早点儿告诉我。”我故作严肃地说。

她笑了：“好吧，这只是个插曲。”

“在我们聊其他话题以前，你得想出一些比这个更糟糕的事例才行，毕竟安东是你生命中唯一对你忠诚的男人。”

“天啊，好吧，我老实交代。他为什么会对我感兴趣呢？我爱发牢骚又喜欢大喊大叫，我恋爱失败，还癌症缠身，我那么神经，特别可悲。”

“那他为什么不走呢？”

玛德琳说，他工资优渥，而且所在的领域工作机会稀少。她默默地坐在那里，随后露出微笑，整张脸看起来都容光焕发。“我很喜欢的一点是，他每天晚上离开以前都会摸摸我的脑袋说：‘Spokóynoy nóchi moy zavetnyy odin。’”我问她那是什么意思。她说：“我不知道，可能是‘晚安’。”

我觉得那么长一句话应该不只是“晚安”，于是当场拿出手机搜索。我一边查询一边说：“真是奇怪，你竟然从没问过他这句话的意思，也没有搜索过。我是说，毕竟你洞悉每天的日元汇率走向，还能在几秒钟内看透一份合同。有人每天晚上对你说相同的话，你却从来没有开口问过？”终于，我找到了这句话的意思，随即大声念了出来：“晚安，我的宝贝。”

玛德琳坐在那里久久地盯着桌子看，没有出声，几乎没有几根眉毛的眉头紧锁着。终于，她大喊道：“我的天！”

她的脸皱成一团，看起来极为震惊。谜团逐渐浮出水面。

然而，我就在这个时候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解读过头了。“你不希望他上飞机，对吗？”我开口说道，“你是个怪物，因此认为他会从你身边被夺走，他搭乘的飞机会失事。失去像安东这样优秀、善良又关心你的人，对你来说太可怕了。这种难以承受的恐惧，是你在以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告诉自己你爱安东吗？”

玛德琳大喊：“滚蛋吧！”随即踩着色彩多姿的莫罗·伯拉尼克高跟鞋噔噔噔地走出房间。

几分钟后，维也纳冲进来问我：“刚才发生了什么？大事不好了。玛德琳把一大堆纸塞进碎纸机，让我告诉你心理治疗永久结束了。我们会把支票寄给你的。”

玛德琳和她的家人向来都会这么说——哪怕是在情绪大起大落之际：“我们会把支票寄给你的。”

我婉拒了送我去机场的专车，漫步走在纽约的街头，一边穿越中央公园一边欣赏春日的美景：杜鹃花刚刚绽放，草坪上布满星星点点的粉色；平时不起眼的连翘灌木则在枝干上开出了奶黄色的花朵；掉落的花瓣散落在小径上，仿佛置身于我自己的婚礼。

探究我在玛德琳的案例中犯了什么错误毫无意义。答案很明显，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心理治疗师，我犯了一个新手级的错误：过早透露了自己知道的内容。

我不断试图以过快的速度在玛德琳的心理治疗中向前推进，还做出了过度诠释。我看得出她很在乎安东，不想失去他，但同时，她又觉得自己配不上他，母亲说她是怪物的回忆重新浮现，她的强迫性思维模式因此占了上风，不允许公司里的任何人搭乘飞机。她对飞机失事的强迫意念掩盖了她对真实依恋的恐惧。安东是个关心她的好人，只用俄语向她吐露过心意，而且他和玛德琳一样热爱艺术、美与辛勤工作。她的强迫意念会战胜她对安东的真实情感吗？

玛德琳的崩溃展现了强迫意念的本质：就根本而言，那是一种防御机制，避免来访者看清真正让他们感到恐惧的东西。玛德琳说她害怕飞机失事，可她小时候飞遍欧洲各地却从未心慌意乱。这种强迫意念是在她爱上安东之后才出现的。真正让玛德琳害怕的是爱与被爱。“爱”这个字对她来说意味着受到抛弃、失望和背叛。她的母亲对她做出种种残忍行径，然后说：“我这么做是因为我爱你。”她的父亲很爱她，却把两个自恋的精神变态者看得比她的幸福更重要。埃利·威塞尔[埃利·威塞尔是一位作家兼政治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与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后文的引言出自他1986年获得诺贝尔奖时的获奖感言。]说过：“沉默永远只会帮助施虐者而非受虐者。”丈夫乔伊到头来也只是更富有亲和力的母亲的翻版。

玛德琳光是为了活下去就拼尽了全力。她罹患四种癌症时都是自己上医院的。她要如何卸下防备去爱一个人呢？爱情的风险太大，让她感到害怕。她在经营公司方面不断冒险，但也因此成长为一名成功的生意人，在这方面从未失手，她的父亲和祖母都曾称赞她的艺术眼光和理财智慧。

如果有人一直说你是怪物，然后你爱上一个人，你就不会相信那个人也会爱上你。玛德琳认为最好把她对安东的感情隐藏起来也不足为奇。

我犯下的第一个错误是，当玛德琳认为某些事情（对安东的爱）很可怕时，我却将其说成是一件好事。其次，弗洛伊德发现并称之为“防御机制”的东西可没有那么好对付。我们无意识的需求非常强烈——强烈到足以将我们击垮。我们都极其渴望被爱，玛德琳也不例外。然而，每当她试图获得并给予爱时，得到的却只有痛苦。母亲说她是怪物，父亲将她拒之门外，乔伊也不在乎她。她无法冒险承受在爱中遭受挫败的痛苦。现在她爱上了安东，因此担心自己会在飞机失事中失去他。然而实际上，她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她对飞机失事的强迫意念掩盖了她对被爱的渴望，同时也掩盖了她对被爱的恐惧。极度渴望某样东西的同时又对其感到恐惧，这会给人带来极大的焦虑。对人的头脑来说，这也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拉锯。

探索无意识领域有点儿像是深海潜水。我们不能太快浮出水面，而是要逐渐适应越来越浅的水深，不然就会得减压症。玛德琳就患上了心理上的减压症。我以过快的速度抛给了她过多痛苦的内容。她的防御机制——通过对飞行的恐惧显露无遗——对她来说如此重要，她宁愿为此每月损失数千美元，还使生意陷入危机。她想保护自己不受爱情伤害的程度可见一斑。爱意味着展现自身脆弱的一面，爱我们的人也具有伤害我们的能力。因此，展现自我的脆弱面是勇敢的终极表现。这不仅非常可怕，也成了心理治疗需要耗费很长时间的原因之一。心理治疗师不能猛然扯掉来访者毕生建立起来的防御，必须慢慢将其剥下。就这个案例而言，问题不在于玛德琳接受心理治疗的时间长短——因为五年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了——而是我突然给出了草率的过度解读。

心理治疗师一旦犯了错误，就必须审视自身的动机。我知道自己有各种冲动与控制方面的问题，但我的办公室赋予了我作为心理治疗师的全副武装。在多伦多时，我有那把被我称为“客观态度”的椅子。然而在纽约，我不仅屈服于邓肯的压力为他女儿进行心理治疗，还屈从于玛德琳公司里其他人非心理方面的需求（害怕破产、工作压力，等等）。

另一个因素在于，我与玛德琳有相当多的共鸣。我也是独生女。我母亲为人从不残忍，但她自己也说过，当母亲不是她的强项。如果当时并非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女性没有被要求待在家里，她很可能会去搞学术研究。我的母亲和玛德琳的母亲一样，说过“我宁愿用滚烫的火钳戳瞎自己的眼睛，也不愿为七岁的小孩举办生日派对”之类的话。因此我会自己筹办各种派对，还会准备三明治和蛋糕，一如玛德琳小时候那样。我打心底里明白，她在自己尚未准备就绪时就不得不长大成人。我依然记得，我小时候听见朋友母亲说我的母亲疏于照管孩子时有多么震惊。我还以为她只是在忙自己的事情，而且所有母亲都是这个样子。

玛德琳读完我的回忆录《离瀑布太近》后十分感动，因为我们的经历在许多方面都十分相似。我们的母亲都从不做饭，家里也没有像样的食物。不过，每当我受到批评时，母亲都很支持我，玛德琳的母亲则充满了破坏性。学校里的修女责备我“试图通过搞笑博得大家的关注”时，我的母亲说：“好吧，那就让阿格尼斯修女去教室里活跃气氛吧。说实话，那个修女就算使出浑身解数也讲不出一个笑话来。”

我在中央公园的一条长椅上坐了下来，边上是一位身着绿色手术服的医生。他依然戴着手术室里戴的发网，显然是从西奈山医院径直走到这里来的。他双手交叠放在膝上，低头盯着自己脚上的红色手术鞋看。我开口道：“手术不顺利？”

“双胞胎里其中一个没活下来。”

虽然悲剧的程度并不相同，但我还是说：“我也失去了一位病人。我是个心理治疗师。”

“他们个头发育得都很不错，分娩时心跳也很强劲，但其中一个就是还没做好出生的准备。我还是没能完全搞明白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你呢？”

“我被解雇了。治疗中止。”

“怎么会的？”他问道。

“有时候，人们还没有做好了解自己的准备，就像婴儿没有做好出生的准备一样。一切都在于时机。”

“只能坚持下去。”他说着，将手臂举过头顶舒展身子。我们都站起身准备离开。

我当时已经离开翠贝卡步行了好几英里，深刻意识到自己犯了个错误，而且没有办法挽回。我考虑过给玛德琳打电话，但这是我的需求，对她而言并非最好的举措。我在某些方面确实帮助了她，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给她空间，希望我撕开的那个伤口能够愈合。

第二天，国际快递公司真的寄来了一张支票，上面没有任何附言。只有玛德琳会为了摆脱我而支付国际快递当日抵达的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