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考试，对曾国藩父子来说，都是一次痛苦的经历。

首先是辛苦。别的不说，“徒步橐笔，以干有司”[《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365页。]，提着沉重的考篮，徒步到考场，就非常辛苦。考篮的上一层，是笔墨纸砚，还有书籍。下一层则是食物和水果，加起来有二三十斤重。秀才考试分为三关：县试、府试和院试（也就是省一级考试），需要从白杨坪走一百二三十里到湘乡县城，再从湘乡县城跋涉二百多里地到长沙府。这一次是父子俩第六次并肩去考秀才，对曾麟书来说，则是第十七次踏入考场。如果以单程三百五十里计算，曾麟书为了考一个秀才，已经足足走了一万一千九百里路，而曾国藩也走了近五千里。

其次是屈辱。科举虽然是“抡才大典”[《曾国藩全集·奏稿》，岳麓书社，2011年，第194页。]，其实对读书人毫不尊重。天色尚浓黑时，就要来到考场点名。点完名，发了卷子，就要接受搜检。不但考篮里的东西得一一拿出打开，连馒头都要一掰两半，甚至还要脱掉鞋子，解开衣服，让吏役们遍体摸索。搜检完，钻进狭窄低矮的号舍，个子高点儿的站里面连腰都伸不直。正如《聊斋志异》中所描写的那样：“秀才入闱，有七似焉：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吏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场也，神情惝恍，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

当然，最痛苦的莫过于看榜时名落孙山的打击以及他人的嘲笑讥讽。曾国藩打小自尊心很强。头两次失利，他并没有感到特别难堪，一两次不中也很常见。然而第四次、第五次落第[年谱载，曾国藩十四岁始应童子试，最好的成绩，是十六岁那年，在长沙府试考了第七名。此后十七至二十一岁未记载考试，然而这黄金年华，不可能不应考。童子试三年两试，这五年至少参加了三次考试。所以到二十二岁那年是第六次考试。]，他意外地在众多“童生”中“脱颖而出”，大有取代父亲，成为湘乡县科场新焦点之势。这让他如芒在背，如坐针毡。

因此这一次，曾麟书父子都拼了命。要是再考不中，两人实在无颜再见江东父老。

压力带来动力，县试和府试，父子俩居然都顺利通过了。院试，父子俩也都感觉发挥得不错。因此出场以后，人虽然极为疲倦，但是精神都非常振奋。

院试发榜这天一大早，父子俩就满怀期待地赶去看榜。

这一次，曾麟书的大名赫然写在榜上！

曾麟书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简直比范进中举还高兴。这一年，曾麟书已经四十三岁了。老曾家破天荒，五六百年，终于出了一个秀才！“五六百载，曾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列。至是乃若创获。”[《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265页。]

可是，曾国藩在榜上找来找去，却没找到自己的名字。他第六次落榜了。

不过，曾国藩在榜单边上的另一张告示牌上，倒是发现了自己的名字。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曾国藩不仅落了榜，还被学台“悬牌批责”。[《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488页。原文为：“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

每次考试后，主考官都会挑几篇文章出来，作为范文。当然，有正面范文，也有反面典型，曾国藩的这次考卷就被当成了“反面典型”。主考官（学使廖某）说，此文是文理欠通的典型，文笔尚可，道理没讲通，大家要引以为鉴。[《李肖聃集》，岳麓书社，2008年，第568页。]

“文理欠通”是很严重的批评。大清顺治九年（1652），给考试定了“六等黜陟法”。“文理平通者列为一等，文理亦通者列为二等，文理略通者列为三等，文理有疵者列为四等，文理荒谬者列为五等，文理不通者列为六等。”[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故宫出版社，2014年，第33页。]

所以被“悬牌批责”为“文理欠通”是一件很难堪的事情，相当于被全省示众。这一下，曾国藩不光在湘乡出了名，还在全省出了名。

当然，考官认为，曾国藩的文章虽然文理欠通，但是通过文字能看出来基本功还是很扎实的。为了安慰曾国藩，主考官让他“发充佾生”[《李肖聃集》，岳麓书社，2008年，第568页。]。佾生是祭孔时的乐舞生，本来也算是一种荣誉，而且下次考试可以免考县试和府试。所以黎庶昌后来给曾国藩编年谱时，干脆就不提主考批语，只说：“公从应试备取，以佾生注册。”[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