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悬牌批责”对曾国藩刺激极大，这是他长到这么大第一次被人家当众批评。

曾国藩后来回忆自己的生平，说这是自己平生第一大挫折：“余生平吃数大堑……第一次壬辰年（道光十二年）发佾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488页。]

回家之后，他听由全家操办庆祝父亲入学的宴席，自己一头钻进书房里，再也不出来了。

他坐在书房里，反思自己这么多年读书考试的经历，要找出失败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当然是自己太笨了。

曾国藩成名之后，湖南乡下流传着一个关于他小时候读书的小笑话。说是曾国藩从小读书非常刻苦，每天不背下一篇文章不睡觉。有一天黄昏，他坐在书桌前背《岳阳楼记》，有一个小偷，潜入他家，爬到房梁上，准备等这家人都睡着了，下来偷东西。结果没想到，曾国藩这篇课文怎么也背不下来。小偷在房梁上睡了两觉了，醒来一看，曾国藩还在那儿背呢：“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听来听去，连小偷都背会了。到后来，小偷实在忍无可忍，从房梁上跳了下来，指着曾国藩的鼻子，破口大骂：“就你这个笨样，还读什么书？你听我给你背一遍！”说着，从头背到尾。然后，一甩门，扬长而去，留下曾国藩在屋里目瞪口呆。

这当然只是个传说，不过这个传说说明了两件事：一个是曾国藩确实很用功，另一个是曾国藩确实很笨。

确实，曾氏家族的遗传基因非常一般。事实上，不仅是曾麟书、曾国藩科考如此费力，曾国藩的叔叔曾骥云一辈子也不过是一个老童生。后来曾国藩的几个弟弟，也一个个很早就开始读书，结果也没有一个能考中举人。

连续六次考秀才失利，让曾国藩确认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虽然自己有着极强的进取心，但是上天没有给自己一个与雄心相匹配的聪明的大脑。后来他在日记当中说自己是“受质本薄……志亢而力，不副识远而行不逮”[《曾国藩全集·日记》1，岳麓书社，2011年，第431页。]“资质之陋，众所指视”[《曾国藩全集·日记》4，岳麓书社，2011年，第234页。]。天赋太差，志向远大但能力不副，这一点每个人都看得到。

但是曾国藩和爷爷一样，身上也有一股天生的倔劲。

曾国藩对自己的祖父从小就有一种崇拜心理。他后来在家书中经常谈到祖父的一些言行：“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301页。]在困难面前表现懦弱，被失败击倒，是一个男人最大的耻辱。因此他一生做事都和爷爷一样，倔强到底，绝不放弃。后来他说：“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301页。]

解决自己雄心与头脑的差距，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超人的努力。去年，曾国藩曾为自己取了个号，叫“涤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换句话说，他要把失败的过去彻底扫去，发奋努力，重新做人。这次被“悬牌批责”的耻辱，如同当众一记响亮的耳光，更激起了他的斗志。他要破釜沉舟，再一次发奋，挽回自己的颜面。

当然，用力不能用蛮力。再重复老路不行了，他一定要从过去的学习思路中突破出来，寻求改变。主考官说我文理不通，怎么个不通法呢？以前的学习，有什么经验教训？他把自己历年的考卷和那些模范试卷放在一起反复对比，看看自己到底差在哪里。

其实曾国藩之所以屡次失败，主要是曾麟书的教学方法有问题。曾国藩开蒙后，很长时间内是由父亲曾麟书亲自教授。曾麟书读书很笨，教育方法也十分落后，就是四个字，死记硬背[曾麟书说：“吾固钝拙，训告尔辈钝者，不以为烦苦也。”我本身笨，所以教你们这些笨儿子，我倒也不感觉烦苦。]。这样教的结果，虽然基础打得扎实，却把曾国藩的灵性拘泥住了，怎么学也没有长进，写出的文章虽然四平八稳，但是笔力孱弱，缺乏打动人的地方。

把自己的文章和他人的同题作文逐股对比，看来看去，曾国藩总结出来，自己的主要问题在于写东西过于拘谨，过于重视局部打磨，缺乏大局的贯通和整体的气势。那么，接下来，自己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在文章的大局观和整体气势上下功夫。

道光十三年（1833），又是科试年，曾国藩又一次离开高嵋山下那个农家院落，踏上了科举之路。经过一年的苦学，他的脚步似乎比以前更加坚定自信了些。

院试当天凌晨，曾国藩就起了床，来到考场。天还未明，学台大人就开始亲自点名。贡院中灯烛辉煌，学台大人端坐在正中，各县知县、教谕等排列两旁，都全副顶戴补服，气氛异常威严庄重。

这次入场，曾国藩自信已经找到了作文的门径。通过苦苦反思，以前学了十六年没有学通的他，感觉打通了关节。曾国藩悟到怎么写文章，才能表达自己的真见解、真感觉，把道理讲通讲透。看过考题后，曾国藩并没有像以前那样急于下笔，而是先默坐思考了半个时辰，在胸中构思好了整体脉络，然后才一股一股地展开，最后在文笔上细细打磨。几场下来，他自己感觉发挥得比以前都强。

放榜的那一天，他又是起了个大早。立在人群中举目搜索，结果这一次，他的名字果然赫然在列！虽然位于榜单的尾部，但是他毕竟成了“秀才”！

消息传来，曾家上下喜气洋洋，在大门口搭起一座高大的彩绸扎成的龙门。曾玉屏不惜花费，办了二十多席。老曾家终于扬眉吐气了！确实，曾国藩成为秀才和曾麟书入学不同。曾麟书中秀才只相当于获得了一个荣誉性的结尾，因为他已经四十多岁，不可能在科场上继续奋斗了。而曾国藩比父亲早中了二十年，还有大把的时间去考举人考进士。

从这一年开始，老曾家的气运似乎彻底转过来了。中了秀才之后第二年，恰是乡试之年，这年秋天，曾国藩又到长沙参加了举人考试。

考举人的难度比考秀才高多了，每次乡试，湖南全省不过能中四五十人。应试与录取之比，大约为八十比一。所以和曾国藩第一次去考秀才一样，曾家人本来是没抱太大希望的，哪知道，曾国藩居然一考即中，在这一科取中了湖南省第三十六名举人。中秀才之后马上中举人，这就是所谓“联捷”。

为什么秀才考得这样艰难，而考举人如此顺利呢？这是因为曾国藩已经掌握了考试的诀窍，写应试文章越来越得心应手。事实证明，被学台“悬牌批责”，成了他命运的转折点。

中了举人这年十一月，曾国藩离开湖南，兴冲冲地赴京赶考，看看能不能来一个三联捷。

考进士比考举人多了些周折，因为考进士的难度与考举人不可同日而语。大清朝全国的读书人有几百万，进士一般每三年考一次，一次录取三四百人。也就是说，全国平均每年不过才出一百多个进士。根据学者何炳棣的研究，在清代，进士占总人口的比例是0.000048%。请注意，小数点后有四个零，就是说，百万分之零点四八，比我们说的“万一”这个概率还小。所以考进士不光靠实力，也要靠运气。很多人才华横溢，文章很好，但是缺乏考运，终生打不通科举之路，比如后来的另一位湘军将领左宗棠就是这样。

所以第二年曾国藩春闱和第三年的恩科未中，并不奇怪。道光十八年（1838），又逢会试之期，曾国藩再一次进京拼搏，背水一战，终于高中了进士[这一年会试，主考是大学士穆彰阿，副主考是朱士彦、吴文镕、廖鸿荃。考题《四书》首题“言必信，行必果”，次题“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三题“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诗题赋得“泉细寒声生夜壑”。]。这一年，他二十八虚岁。这个年纪在今天看起来虽然已经不小，但是在当时算得上“早售”。因为明清两代，进士的平均年龄为三十八岁。就是说，曾国藩比全国中进士者平均年龄年轻了整整十岁。在考试后，曾国藩正式改了名字。据说由于“其师某病其鄙俗，始为改之”[徐凌霄、徐一士：《曾胡谈荟》，《国闻周报》第6卷，第27期。]。“中式后，更名国藩。”[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5页。]就是说座师认为“子城”这个名字太俗气，给他改名为“国藩”，寄以“国之藩篱”之意。[唐浩明：《唐浩明评点梁启超辑曾国藩嘉言钞》上，岳麓书社，2007年，第368页。]

中了进士之后，曾国藩满怀兴奋地又参加了一次考试，叫作“朝考”。这次考试是为了从进士当中选拔翰林。

清代最重翰林，“有清一代宰辅，多由此选”[《清史稿》卷一〇八，《选举志》三。]，“卜相（选宰辅、大学士）非翰林不与”[朱克敬：《瞑庵二识》卷二，见《大观》正编，第六册，第3463页。]，大学士一定要翰林出身。也就是说，如果不是翰林出身，你就没有机会做到“位极人臣”。此外翰林升官一般较快，“列卿尹、膺疆寄者，不可胜数”[《清史稿》卷一〇八，《选举志》三。]。甚至“大臣饰终必翰林乃得谥文”[朱克敬：《瞑庵二识》卷二，见《大观》正编，第六册，第3463页。]，就是说，你要不是翰林出身，死后谥号中不能有“文”字。因此，进不进翰林院，一个人的仕途可能大不一样。

按理曾国藩是没什么机会中翰林的。因为他进士中的是三甲[曾国藩中进士的名次不高，是三甲第42名，按当时惯例，一甲进士“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赐同进士出身”听起来不太好听，似乎对进士这个称呼承认得有些勉强。所以有一本书，叫《儒林琐记》，说什么曾国藩的下属和幕客后来曾以这个三甲出身，以对联“代如夫人洗脚，赐同进士出身”讽刺他。还说当初曾国藩看到这个名次，“大恚，即日买车欲归”。经朋友苦苦劝说，才参加了朝考，但“终以不登二甲为恨”。应该说，这个传说是不靠谱的。因为进士分三甲，第一甲就是前三名：状元、榜眼、探花。第二甲、第三甲各有100多人。我们以清光绪癸卯科为例，共录取进士360人：一甲3人，二甲183人，三甲174人。三甲相对一二甲来说，只是名次较后，其他权力区别并不太大。每次会试，都会有差不多五分之二的人是三甲，所以这个名次并不丢人。就比如一个人想考北大，好不容易考上了，只不过在班里排名中等靠后，会一生气不去上学了吗？《儒林琐记》中以对联“代如夫人洗脚，赐同进士出身”讽刺曾国藩，其实只是反映了传说首创者的趣味之恶和想象力之差。其实这类传说以前已经多次出现在其他人名下，只不过曾国藩名盛之后，人们拿来附会罢了。不过考了三甲，确实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按惯例，三甲这样名次的人进翰林院的机会相对较小。]。按当时惯例，一甲进士也就是状元、榜眼、探花直接进翰林院，二三甲则均须参加朝考。朝考中三甲中选的比例很低。结果曾国藩在这次考试中发挥得异常出色，居然取得一等第三名。道光皇帝亲自阅卷审核时，读了曾国藩的文章，非常喜欢，改为第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

这样，曾国藩就在仕途上获得了一个绝佳的起点。

消息传来，整个湘乡都为之沸腾了。出了一个翰林，是全县甚至全省的大事。年轻的翰林公，将来最不济也能当个知府道员，混得好，部堂总督大学士，也都在意料之中。湘乡曾氏从此就由社会底层的普通农家上升到了金字塔接近顶端的官宦人家。如同《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一章的描写一样，前来攀附者络绎不绝，许多人前来送钱送物，问寒问暖，湘乡县令也坐着八抬大轿，前来曾家拜访，和曾国藩的弟弟们称兄道弟，把手言欢，又把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称为“老太爷”，把曾玉屏称为“老老太爷”。曾氏一家人激动得夜不能寐。平时严肃少言的曾玉屏夜里一次次起来，去看那张捷报，总感觉自己是在梦中。

曾玉屏当初送孩子读书的决定，现在看来不再荒唐，而是无比英明。

漫长的九年秀才考试生涯，是曾国藩生命中的痛苦记忆。曾国藩后来回忆道：“余……小考七次始售。然每次不进，未尝敢出一怨言，但深愧自己试场之诗文太丑而已。至今思之，如芒在背。”[《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86页。]

然而接下来的春风得意又是曾国藩一生中凯歌行进的华彩乐章。而相比之下，曾国藩的那些同学，有的人早早成了秀才，然后就站在边上看曾国藩父子的笑话，结果这些人后来却连举人也没出一个。

艰难的科举经历对曾国藩是一次极好的自我教育，强化了他“愈挫愈奋”的性格特点。虽然自己比较笨，但是也能走通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走不通的科举路，可见只要努力，天底下没有任何事是做不成的。曾国藩在后来的生命历程中，越遇到挫折，越能激起斗志。和曾国藩比起来，同时代的另一个著名人物，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就“同途殊归”了。洪秀全比曾国藩小三岁，算是同龄人。和曾国藩一样，他也是出身于普通农民家庭，全家人也是全力以赴供他，要他走通科举之路，但是他的抗打击能力显然不如曾国藩。他考秀才三次落榜之后，就受到严重刺激，晕倒在榜前，做了那个著名的升天的梦，梦到了“上帝”。第四次失利，就彻底放弃了科举，转而创立“拜上帝教”，走上了与曾国藩完全不同的另一条人生道路。

艰难的科举过程还塑造了曾国藩独特的人生哲学，那就是“尚拙”：崇尚笨拙。

今人尚巧。办事越巧妙，越少费力气，越走捷径，当然就越好。很多人办事，都追求高效率，甚至不择手段。然而曾国藩不这样。曾国藩说：“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就是说，笨拙胜过机巧。办事笨拙，才靠得住。

这种独特的人生哲学，得自曾国藩的自身经历。

曾国藩能够打通科举这条路，靠的完全是“笨功夫”。父亲的教学方法非常简单，就是要求他不读懂上一句，不读下一句。不读完这本书，不摸下一本书。不完成一天的学习任务，绝不睡觉。曾国藩回忆说：“国藩愚陋，自八岁侍府君于家塾，晨夕讲授，指画耳提，不达则再诏之，已而三复之；或携诸途，呼诸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彻乃已。”[《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364页。]就是说，八岁起，我父亲就亲自教我。他从早到晚，教导不停，我记不住，他就反反复复教，听不懂，他就一遍一遍讲。走在路上，他也在讲；晚上睡觉躺在床上，他也在讲。一定要我学会了才罢休。这种“笨拙”的学习方式，在曾国藩身上培养起超乎常人的勤奋、吃苦和踏实精神，也打下了非常扎实的知识基础。

作为一个笨人，曾国藩发现下笨功夫有下笨功夫的好处。

第一，笨拙的人没有智力资本，因此比别人更虚心，更肯付出。第二，笨拙的人从小接受挫折教育多，总是失败，因此“逆商”也就是逆境商数比较高，抗打击能力特别强。第三，笨拙的人不懂取巧，不走捷径，遇到问题只知硬钻过去，因此做事不留死角。

他考秀才考了七次，举人和进士却考得顺利，就是因为他基础打得牢。开了窍后，就能一顺百顺。相反，那些有小聪明的人不愿意下笨功夫，遇到困难绕着走，基础打得松松垮垮，结果走不远。所以，“笨拙”看起来慢，其实越到后来就走得越快，就好比盖房子，因为基础打得牢，房子就盖得比别人高。

所以，曾国藩的人生哲学是“尚拙”。既然天性钝拙，那么曾国藩就充分发挥钝拙的长处。他一生做事从来不绕弯子，不走捷径，总是按最笨拙、最踏实的方式去做。涓滴积累，水滴石穿，追求的是扎实彻底，一步一个脚印。他做人讲究“拙诚”，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不玩心眼。他带兵讲究“结硬寨、打呆仗”[《曾国藩全集·奏稿》9，岳麓书社，2011年，第212页。]，从不凭奇谋诡计，只凭坚忍踏实，死磕到底。这种方式正如“重剑无锋”，表面上看起来迟钝，实际上锋利。就好比郭靖的降龙十八掌，表面上简单笨拙，实际上却大气厚重，所向披靡。这是曾国藩一生成功的秘诀，也是他常向别人谈及的道理。

他在《送郭筠仙南归序》中这样说：“君子……赴势甚钝，取道甚迂，德不苟成，业不苟名，艰难错迕，迟久而后进。铢而积，寸而累，既其纯熟，则圣人之徒。”[《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234页。]那意思就是说，君子不走捷径，不图虚名。锱铢积累，艰难前进。君子成功也许比别人晚，但一旦成功，就是大成功。

曾国藩在同时代大人物当中是最笨的一个。梁启超说：“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梁启超全集》5，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933页。]自古以来的名人，在科举第一步上如曾国藩般蹭蹬的人不多。左宗棠虽然后来没能中进士，但当初十四岁第一次参加湘阴县试，名列第一。胡林翼因为家里不让他过早科考，二十二岁才参加科举考试，结果当年就中了秀才，接下来举人和进士也都是一考即中。李鸿章也是十七岁即中秀才。比曾、左、李时代稍晚的梁启超更是天资超迈，十一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曾国藩自己常说“吾生平短于才”[《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492页。]“秉质愚柔”[《曾国藩全集·书信》2，岳麓书社，2011年，第729页。]。他说，自己读书做事，反应速度都很慢：“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413页。]这不完全是谦辞，事实也一定程度上确是如此。左宗棠一向瞧不起曾国藩，后来屡屡不留情面地批评他“才短”“欠才略”“才亦太缺”“于兵机每苦钝滞”[《左宗棠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4年，第513页。]。学生李鸿章后来也当面说过他太“儒缓”（曾国藩日记：“（少荃）论及余之短处，总是儒缓。”[《曾国藩全集·日记》2，岳麓书社，2011年，第180页。]）。

但是，在同时代的这些人当中，曾国藩取得的成就最大，达到了立功、立德、立言这“三不朽”境界，左宗棠、李鸿章则远不如他。其中的一个差别，就在于他们缺乏曾国藩的“笨拙”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