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向非常高远，但是怎么做到呢？曾国藩学做圣人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写日记”。

曾国藩向唐鉴请教如何自我管理。唐鉴告诉他，最关键的是每天都写日记。这是入圣之基。

曾国藩一开始并不明白。因为他以前写过日记，并没发现记日记有什么重要。我们翻开《曾国藩全集》中的日记部分，会发现现存的曾国藩日记起自道光十九年（1839）正月初一日。

不过，曾国藩的早期日记，和我们大部分人的日记一样，记得并不得法，存在很多问题。

第一个是不连贯，不能一直坚持。现存的曾国藩最早的日记，连续记了将近一年。从道光十九年（1839）初记到当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就中断了。曾国藩说这是因为他把日记簿“误置箱内，不能逐日取出，随意记载”[《曾国藩全集·日记》1，岳麓书社，2011年，第38页。]，这个借口显然很牵强，这次日记中断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偷懒。

第二个问题是把日记记成流水账，经常一整天的事就记成一句。比如曾国藩道光十九年（1839）四月二十七日日记就六个字：“沈明府请吃饭。”五月初九日日记五个字：“住上选叔家。”敷衍了事。

第三个问题是在日记中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并不能做到。在第一次日记中断了半年之后，曾国藩重新发愤图强，决心不再因循过日，于道光二十年（1840）六月初七日重新开始写日记，他在日记中说：

计划得不错，但是实践了多少呢？我们看这个月，从初八日记起到二十四日开始生病，十六天中，他日记中关于“宴起”的记载是八次，起床失败率高达百分之五十。他说要天天记《茶余偶谈》，结果这个月，他只记了两次。至于写字，他大部分天数都有写应酬字的记载，但是“习寸大字一百”，只有一天完成了。

唐鉴和倭仁告诉他，日记不是这个写法。记日记最重要的目的是反省自己。“静海先生每夜必记‘日省录’数条，虽造次颠沛，亦不闲一天，甚欲学之。”[《曾国藩全集·日记》1，岳麓书社，2011年，第47页。]唐鉴每天晚上都要记几条自省录，来督责、规范自己。即使在路上，或者有什么紧急事务，也不打破这个规律。

唐鉴还推荐他向倭仁学习写日记之法：“又言近时河南倭艮峰仁前辈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曾国藩全集·日记》1，岳麓书社，2011年，第92页。]

首先，要把写日记当成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日记要用恭楷来写，因为这样反映一种诚敬的心态。日记中规定的，就一定要做到。

其次，日记的作用是“研几”，几就是细节，就是抓住生活中的细节，通过每一个细节来改变自己，而不是在细节上轻轻滑过去。一个细节上滑过，整个自我管理的工程都可能垮塌，所以在写日记时要反思一整天的活动，不光是要逐一反思自己的行为，甚至要反思检查自己大脑中转过的每一个念头。

曾国藩曾这样描述倭仁的日课：“每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书皆楷字，三月则订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35页。]

曾国藩于是就效仿倭仁，从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一日开始恭楷写日记。把一天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都要细细地过一遍，然后反省哪件事做得不对，哪句话说得不对，“痛自警醒”，记载下来，深刻反省。他在给弟弟们的信中介绍说：

既然自我完善，首先当然就要抓紧时间，不能再“闲游荒业”“闲谈荒功”“溺情于奕”。从十月二日起，曾国藩给自己规定了以下基本学习日程：每日楷书写日记，每日读史十页，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这是必须完成的课程下限，除此之外，他还每日读《易》，练习作文。通过记日记的方式，曾国藩提高了学习效率。

他也通过这种方式，对自己的性格、脾气进行反省。他在日记中把自己跟郑小珊打架这件事记述了一遍，然后进行分析，这件事虽然两个人都有毛病，但是圣人教导说，改过要从自己做起，而且改过要从速，意识到了马上就要改。所以他撂下笔，马上就去向郑小珊赔罪。郑小珊也很感动，本来是俩人都有错，结果曾国藩主动道歉，于是两个人把酒言欢，尽释前嫌。[《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36页。]

对于自己最爱犯的“言不由衷”“虚伪”“浮夸”，他在日记中也是高度警惕。他反省道：“予此病甚深。孔子之所谓巧令，孟子之所谓餂，其我之谓乎？……试思此求悦于人之念，君子乎？女子小人乎？”也就是说，动不动就随口夸人，这正是孔子所说的“巧令”，是小人行径。曾国藩反思，评论人夸奖人要慎重，这样人家才会拿自己的话当回事。“我诚能言必忠信，不欺人，不妄语，积久人自知之。不赞，人亦不怪。苟有试而誉人，人且引以为重。若日日誉人，人必不重我言矣！欺人自欺，灭忠信，丧廉耻，皆在于此，切戒切戒！”[《曾国藩全集·日记》1，岳麓书社，2011年，第118页。]

所以每次与人聊天后，他都要在日记中写下聊了哪些内容，一犯“虚伪”之病就自我痛责，绝不轻轻放过。

至于戒“色”，他也动用了大量心理能量。一旦自己动了色心，多看了哪个美妇人一眼，他回家就立刻记下来，痛切自责一番。不但多看他人妻妾不能容忍，甚至对于自己的夫妻恩爱，曾国藩也战战兢兢。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对“欲望”，特别是对“色”的恐惧是一个特别的底色。中国人普遍认为，纵欲，特别是沉溺于“色”，是斫伐根本的危险之举。曾国藩身体一直不太好，所以认为自己有必要厉行节欲。因此对于夫妻恩爱，他也要求自己能省则省，能免就免。他下定决心“日日自苦”，通过每日勤学苦思，把精力耗尽，“如种树然，斧斤纵寻之后，牛羊无从而牧之；如爇灯然，膏油欲尽之时，无使微风乘之”，以求“不至佚而生淫”。[《曾国藩全集·日记》1，岳麓书社，2011年，第40页。]

当然，这种节制在某些年纪是很难的。所以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初四日，他为此大骂了自己一次。那一天他早起读了读书，没有所得，而“午初，人欲横炽，不复能制”，做了“不应该做”的事，遂骂自己“真禽兽矣”！[《曾国藩全集·日记》1，岳麓书社，2011年，第124页。]

圣人标准实在是太超绝了。它要求人每一分钟都展开对自然本性的搏杀，那真是针针见血，刀刀剜心，因此能够坚持下来非常艰难，但是曾国藩却坚持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倭仁给了曾国藩一个很好的建议。

曾国藩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一日以后的日记，跟今人写微博很像。我们知道，一则微博是一百四十个字，曾国藩的日记也不长，一天大概也是一二百字，而且关键是写完之后，他会按倭仁的建议，送给朋友们传阅。比如日记中有“走艮峰前辈处，送日课册，求其箴砭”[《曾国藩全集·日记》1，岳麓书社，2011年，第132页。]等记载。也就是每隔一段时间，把这些日记拿去让朋友都看一遍，而且要求每个人做点评，就像今天在微博下面的跟帖。所以今天我们看影印出版的曾国藩的日记，有些地方就有朋友比如倭仁的批语。比如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曾国藩日记中说：“申正，赴何子贞饮约。座间太随和，绝无严肃之意。酒后，观人围棋，几欲攘臂代谋，屡惩屡忘，直不是人！”边上有倭仁的批语：“我辈既知此学，便须努力向前，完养精神，将一切闲思维、闲应酬、闲言语扫除净尽，专心一意，钻进里面，安身立命，务要另换一个人出来，方是功夫进步，愿共勉之！”[《曾国藩全集·日记》1，岳麓书社，2011年，第132页。]

曾国藩为什么把日记给朋友看呢？因为外力远远大于内力。事必有所激有所逼才能有成。每个人的意志力都是有极限的，自己监督自己都是有盲点的，不容易做到彻底，但是人都有自尊心，因此通过自己的朋友、老师监督自己往往是最有效的，就好比一根基因不佳的竹子，随它自己生长，可能长得弯弯曲曲，但是如果把它种在竹林里头，周围都是长得笔直的竹子，和它们一起争阳光，它本身也就长直了。所以曾国藩说这就是“师友夹持”[《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31页。]。曾国藩把日记给朋友们看，主要的目的就是把自己的行为坦诚地公布在朋友面前，让大家一起监督，这样他就不好意思偷懒了。

曾国藩把这个习惯坚持了一生。后来离开北京，在外带兵，他就把自己的日记定期抄写，送回老家，给兄弟子侄们看。一是为他们做一个榜样，再一个是让他们监督自己。就这样，通过记日记这种方式，曾国藩的气质、习惯一天天地发生着变化。

曾国藩在学做圣人的道路上，取得的第一项成功是戒烟。

曾国藩的烟龄很长。湘中草烟的味道很辛辣，劲头十足。曾国藩读书之时，曾经是成天烟筒不离手的。三十岁以前他也曾试着戒过两次烟，不过都没有成功。

在立志自新，开始写日课之后的第二十一天，也就是十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发誓戒烟：“客去后，念每日昏锢，由于多吃烟，因立毁折烟袋，誓永不再吃烟。如再食烟，明神殛之！”

戒除多年的烟瘾，对任何人都是一件痛苦的事，戒烟第二天，曾国藩就开始彷徨无主，寝食不安。说自己如同“失乳彷徨”[《曾国藩全集·日记》1，岳麓书社，2011年，第120页。]。

把戒烟喻为婴儿断乳，可谓相当准确。

但是就像曾国藩一生中的其他事一样，一旦下定决心，他就没有退让过一步。不论多么痛苦难熬，他就是不再碰烟具。到快一个月头上，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他在日记中记道：“吾自戒吃烟，将一月矣，今差定矣！”

戒烟过程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他领悟到，破除旧习，必须有悍然之力。“遏欲之难，类如此矣！不挟破釜沉舟之势，讵有济哉！”如果没有一点“截断众流”的悍然，一个人不可能走得实、走得远。

对于自己戒烟成功，曾国藩终生引以为自豪，并且以此为例，教育子弟。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说：“十月二十一日立誓永戒吃水烟，洎今已两月不吃烟，已习惯成自然矣。”[《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41页。]

多年之后，他还对弟弟提到此事，作为“无事不可变”的例证：“即以余生平言之，三十岁前最好吃烟，片刻不离，至道光壬寅（1842）十月二十一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可见无事不可变也。”[《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19页。]

曾宝慈说：

这个推论相当有道理。

戒烟成功，极大增强了曾国藩“学做圣人”的信心。他自以为通过记日课，便可以迅速改掉所有缺点，成为焕然一新的圣贤之徒。但过了数月之后，他发现，戒烟乃是“脱胎换骨”事业中最容易做的事情。要改掉其他缺点，则远不如戒烟那么容易。

一个人想改变自己多年形成的行为习惯确实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在读《曾国藩日记》时，会发现大量他自我挣扎的例子。比如，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初九日，他到陈岱云家给陈母拜寿，他原来的计划是上午拜寿，中午吃顿饭，下午就回家学习，但是吃饭的时候，另外一个朋友何子贞叫曾国藩到他家里去玩，曾国藩抹不开面子就去了。去了之后，何子贞拉着他下了两盘围棋，下完围棋之后，曾国藩棋瘾已发，还不想走，站在那儿看别人下棋。一边看人下棋，一边在心里进行自我搏斗，就像我们在作文中常说的那样，两个小人儿在打架。一个小人儿说，你刚刚给自己制定了标准就破坏自己的诺言，还怎么学做圣人；另一个小人儿说，人生在世几十年，多不容易，何苦成天这么拘苦着自己，你苦了这么长时间了，该放松的时候不如就放松一下。搏斗到最后，还是前一个小人儿取胜，曾国藩抽身退步，回家继续读《易经》去了。

虽然立誓“夜不出门”，曾国藩还是经常仆仆于道。比如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二十四、二十五日两天，京城刮起大风，曾国藩仍然“无事出门”，回来后在日记中痛切反省自己：“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曾国藩全集·日记》1，岳麓书社，2011年，第122页。]当年十二月十六日，菜市口要杀人，别人邀他去看热闹，他“欣然乐从”。走在路上，曾国藩觉得连这样的热闹都要看，实在是“仁心丧尽”，还谈什么做圣人？但当着众多朋友的面又不好断然折返，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徘徊良久”，他还是最终停下了脚步，自己一个人回家了。[《曾国藩全集·日记》1，岳麓书社，2011年，第140页。]

他立誓不再与人吵架。然而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月初三日，他却又与人爆发了一场大冲突。对象是同乡兼同年金藻。曾国藩与此人气质不合，素来就对他心存厌恶，正月初三日，金氏和几个朋友来曾国藩家拜年，因为一言参差，勾起曾国藩心中的前仇旧怨，两人又大吵一架。过后曾国藩又自省道：“本年立志重新换一个人。才过两天，便决裂至此，虽痛哭而悔，岂有及乎！真所谓与禽兽奚择者矣。”

至于妄言、名心，更是几乎每天都犯。日记中这样的记载不绝于笔。比如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初二日：“午正，金竹虔来长谈。平日游言、巧言，一一未改，自新之意安在？”

初八日日记说：“何丹溪来，久谈，语多不诚。午正，会客一次，语失之佞。酉正客散。是日，与人办公送礼，俗冗琐杂可厌，心亦逐之纷乱，尤可耻也。灯后，何子贞来，急欲谈诗，闻誉，心忡忡，几不自持，何可鄙一至于是！”

十一月初九日：“今早，名心大动，忽思构一巨篇以震炫举世之耳目，盗贼心术，可丑！”

…………

经过不断的失败，曾国藩领悟到，这些性格深处的缺陷，并不像戒除一项单纯的嗜好，或者割去一个良性肿瘤那么简单。吸烟有形有迹，戒烟只需要做到一条：手不碰烟具即可。而更多的性格弱点是深植于人的本性之中的。它是多年形成的，与人的其他部分血肉交融成一个整体，远比烟瘾复杂、隐蔽，并非可以用解剖刀单独挑出来割掉的。“学做圣人”是终生的事业。许多根深蒂固的缺点、毛病，通过一时半会儿的“猛火煮”，不会彻底改掉，只有用一生的时间去“慢火温”，才有可能慢慢化解。

因此，在修身起始阶段，重要的是猛。在进行阶段，更重要的是韧。在自我完善的过程中，一个人肯定会经受无数次的反复、失败、挫折甚至倒退。关键是不能放弃。

因此，曾国藩一生最推崇的品质就是“有恒”。曾国藩一生不断强调恒之重要性，他说：“有恒为作圣之基。”他在写给几位弟弟的信中说：

要做到有恒，当然很不容易。曾国藩说：“极耐得苦，故能艰难驰驱，为一代之伟人。”[《曾国藩全集·日记》1，岳麓书社，2011年，第257页。]曾国藩也经常遇到熬不下去的情况。在这个时候，他只有一个办法：以强悍的蛮劲打通此关。他以练习书法为喻，说明人在困难、倦怠、麻木面前应该如何做：“（写字写到）手愈拙，字愈丑，意兴愈低，所谓困也。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不特习字，凡事皆有极困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406页。]

我们看曾国藩的日记，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这一生，就是不断自我磨砺的一生，一天也没停止修炼的脚步。从青年到老年，曾国藩都生活在不停地自省中，每天都在日记中不断反省自己的缺点，纠正自己的行为。从生到死，他都生活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战战兢兢”之中。让我们读几段他晚年的日记。

同治八年（1869年，曾国藩逝世前三年）八月二十日：

同治九年（1870）三月三十日：

一直到去世前的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初一日，他还在日记当中这样批评自己，他说：

也就是说，他批评自己这一段时间精神不够振作，做事不够努力，很多文件没有及时批复清理。这个官虽然做到了极品，但是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也没什么可取之处，一想起来，就非常惭愧。

六十二岁时已经功成名就的他，在日记中的自责自省，和他三十岁立志做圣人的时候，仍然一模一样。这就叫作“几十年如一日”。他用三十天戒了烟，然后用三十年，来戒掉其他更难戒的毛病。在一次又一次的反复磨炼中，曾国藩的气质性格渐渐发生着变化。他做事越来越有恒心有毅力，待人接物越来越宽厚、周到、真诚，朋友一天比一天多。他的品质越来越纯粹，站得越来越高，看得越来越远。

晚年，曾国藩总结自己的人生体会说，人的一生，就如同一个果子成熟的过程：不能着急，也不可懈怠。人的努力与天的栽培，会让一棵树静静长高，也会让一个人慢慢成熟：“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98页。]

曾国藩的修身过程之于后人的最大意义是，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一个资质非常平庸的人，如果真的实心实意地进行自我完善，通过“陶冶变化”，可以成为超人。他的胸襟可以扩展十倍，他的见识可以高明十倍，他的气质可以纯净十倍，再愚钝的人也会变得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回顾曾国藩的一生，我们发现，立志对一个人人格发展的意义是决定性的。因为人的巨大潜力往往是人类所不自知的。

心理学家费约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要求三群学生举起重物，看谁坚持时间长。他对第一群人什么都没有说。对第二群人说的是，想看看你们谁最有耐力。对第三群人，他则说，你们举起的这些东西关系重大，因为上面的导线连着一个电网。如果你们一放下手，这个城市就要断电。为了朋友和家人们，你们一定要多举一会儿。

结果，第一群人平均举了十分钟；第二群人竭尽全力，平均坚持了十五分钟；第三群人，却平均坚持了二十分钟。

可见，人的能力发挥多少，与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密切相关的。或者说，精神力量直接决定着身体潜能的发挥程度。

因此，“立志”或者说确立一个终生的奋斗目标，对一个人的精神成长是至关重要的。曾国藩对这一点体认极深。他曾说过，立志譬如打地基。“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业。……如居室然，宏大则所宅者广，托庇者众；诚信则置趾甚固，结构甚牢。”[《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414页。]只有基础广阔、结实，才能在上面盖起宏伟壮观的生命之殿。

马斯洛将自我实现列为人的最后一重追求。越过从食色性也到出人头地这些层次，才能达到自我实现。

而曾国藩直接把目标锁定在了自我实现，也就是做“圣人”“完人”。以“完人”为人生目标，确实可以称得上是“取法乎上”了。曾国藩一生成功的第一个要诀，就是立志高远。这一志向，驱动他一生不在小诱惑、小目标面前止步。促使他在多大的困难面前都不苟且、不退缩。促使他“洗除旧日晻昧卑污之见，矫然直趋广大光明之域；视人世之浮荣微利，若蝇蚋之触于目而不留”[《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4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