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时代，办一次丧事需要耗费巨大精力。

在那个时候，几乎人人都重视风水，而寻找一块上好的吉地，非数月不可。因此九月十三日，曾家将江太夫人暂时葬在腰里屋后的山上，准备将来寻找到吉地再正式安葬。[《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241页。]

丧事料理粗毕，曾国藩就把随他回到湖南的三个仆人丁贵、孙福和王荆七都打发回了各自的老家。在给儿子的信中他说：“盖居乡即全守乡间旧样子，不参半点官宦气习。”[《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217页。]

然后他在家里自己动手，打扫干净一间书房，静下心来开始读书。

十三年的京官，做得太累了。他需要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实际上，即便不是母亲去世，他也不想再继续在京为官了。他已经看出来，在现在这个官场的大背景下，自己是做不成什么事的。现在自己官居二品，已经完成了光大家门、光宗耀祖的任务。他一生对学术都有强烈兴趣，追慕王引之父子，只苦于没有时间研究学问。如今，他终于有了大把的时间，接下来，他想转换人生重点，展开自己的学者生涯。

就在曾国藩决心息影山林的时候，朝廷却又想起他来了。

咸丰二年（1852）十二月十三日这天下午四点，天已黄昏，曾国藩正打算掩上书卷到书房外走一走的时候，听到门口有马嘶声。一会儿，家人来报，巡抚大人专差送来一封公文。

曾国藩打开夹板，取出公文，原来是湖南巡抚衙门遣人送来一封咨文。咨文转录兵部火票递来的上谕：

原来，咸丰二年（1852）四月，太平军挥师北上，湖南湖北各地，纷纷糜烂。咸丰皇帝情急之下，命各地在籍官员协助地方官员兴办“团练”。

前面说过，早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六年前，曾国藩就曾经预测，数年后将天下大乱。果然，道光三十年（1850）底，就在咸丰即位不久，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金田爆发了。这支一开始并不为人注意的队伍表现出惊人的战斗力。不久就建号称王，并且从广西打到湖南，又攻入湖北，越战越强，人数发展到近三十万人，竟然攻克了湖北省城武昌。

咸丰皇帝“吃睡不安”，所以除了命各地官员拼死抵抗外，还诏命曾国藩这样的在籍官员出山，兴办“团练”，以保卫乡里。如今虽然太平军已经进入湖北，但仍然随时可能南下，因此加强防务是当务之急。

接到这道咨文，毫无思想准备的曾国藩的第一反应是拒绝。

对各地的军事战况，曾国藩当然是非常关心的。武昌陷落，曾国藩的朋友、湖北巡抚常大淳在城门上吊死，他的妻子、长子和大孙女一并自杀，二儿子儿媳皆被太平军掠去。常大淳也是湖南人，和曾国藩很熟，两家来往很密切，八年前曾国藩还一度想和他结为儿女亲家[见道光二十四年（1844）五月十二日家书：“常南陔之世兄，闻其宦家习气太重。孙男孙女尚幼，不必急于联婚。且男之意，儿女联姻，但求勤俭孝友之家，不愿与宦家结契联婚，不使子弟长奢惰之习，不知大人意见何如？”]。因此曾国藩闻听这个消息自然不胜惊悼，说：“恐常氏遂无遗类矣。惨哉！”[《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68页。]湘乡虽然地处偏远，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如果王朝覆灭，曾氏家族也不可能独完。按理他应该挺身而出。

然而曾国藩并不打算出山。

第一，中国历来讲究“以孝治天下”，为父母守孝是天大的事。

第二，即使他没有重孝在身，他一个文官，从来没有带过一天兵，打过一次仗。由文转武，带兵打仗，岂是那么容易的？在皇帝命令之前，刘蓉就曾请他参加地方办理团练事务，曾国藩在回复他的信中说：“国藩于用兵行军之道，本不素讲，而平时训练，所谓拳经棍法不尚花法者，尤懵然如菽麦之不辨。”[《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97页。]

第三，也是更关键的，他对于咸丰皇帝已经失去信心，判定他不是大有为之主。作为官场上的一只倦鸟，刚刚归巢，怎肯复出？

所以他没有迟疑，当天就开始起草奏折，准备辞去这个差事。“草疏恳请终制，并具呈巡抚张亮基代奏，力陈不能出之义。”

但是，就在曾国藩写好了奏折还没有送出的时候，他的好友郭嵩焘到家里来吊孝。郭嵩焘与曾国藩相识多年，相知甚深，他力劝曾国藩出山。郭嵩焘说：“公素具澄清之志，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父何？”[《清史稿》13，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172页。]

也就是说，你以前总在信里抱怨承平时代，朝廷按部就班，死气沉沉，没法兴革，你的政治理想没法实现。乱世出英雄，现在天下大乱，岂不正是你建功立业，施展自己的才华，实现人生理想的大好时机？你成天抱怨上天不给机会，现在，不正是上天给的机会吗？

曾国藩一听，也恍然惊醒。是啊，在正常情况下，像他这样的人在官场上是得不到施展的。但是天下大乱，秩序崩解，皇帝对各地的控制力已经大不如前，岂不就为他赤地立新、开创局面提供了难得之机吗？曾国藩自当官第一天起，就立下了内圣外王、拯救天下之志。现在怎么能放过这个试验自己经世之才再造这个世界的机会？

曾国藩最终决定，出来给皇帝卖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