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到这里，我们应该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大清王朝举国之力供养训练了一百多年的正规军队不堪一击，而一介书生曾国藩花一年时间练出的湘军就能所向披靡呢？

换句话说，湘军的战斗力来自哪里呢？

湘军的战斗力来自曾国藩的“反思”习惯。

我在这句话里所说的“反思”，用的字面意思，也就是反向思考。曾国藩在创建湘军的时候，并没有首先去想“湘军怎么才有战斗力”，而是先来分析“绿营兵为什么没有战斗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其实很多时候做事不需要你有什么超天才的想法。你只要好好总结一下别人都犯了哪些错误，然后你反着来，你可能就成功了。

那么绿营为什么没有战斗力呢？曾国藩通过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绿营兵败就败在制度缺陷上。

晚清军营存在着很多怪现状。第一个怪现状，就是士兵普遍都有第二职业。这些军人一边当着兵，一边还忙着别的事，有人经商做买卖，有人种地，有人杀猪，有人开茶馆，还有人在市场上卖鱼卖肉……鸦片战争期间的定海县官员向上级汇报，当时定海的军人，有一半的真正身份其实不是军人，而是理发匠，是修脚工，有的还是仆人。林则徐也在一封奏折中向皇帝汇报说，鸦片战争期间，长沙的士兵们忙着照顾自己的买卖，没心思好好打仗。他举例说，长沙青石街的双美茶室就是四名绿营兵合伙经营的。其实这种情况清朝皇帝们心里也很清楚。比如嘉庆皇帝在上谕中就曾经讲过，士兵们不会打仗，就是因为他们“在外兼习手艺，训练生疏”。[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省志·军事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37页。]

那么，原本以打仗为职业的士兵，怎么会出现“小贩化”倾向呢？

这也是清代军队的第一个制度缺陷，“低饷制”惹的祸。

清代对文官实行“薄俸制”，就是给他们开很低的工资，其实军队也是这样，实行“低饷制”。

清代一名普通军人的收入是多少呢？绿营兵平均每月收入白银一两三钱六分，此外还有大米三斗，加一起也不到二两银子。我们要注意，这不是一个人的收入，因为那时候妇女不工作，所以军人还要养家糊口。这点钱，按今天的币值，不到四百元钱，养活一家人，根本不够。所以清代军队才出现经商潮。士兵纷纷经营第二职业，忙着挣钱糊口，军队训练的时候，他们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去，就雇人顶替自己。所以清代史料说，操练之时，“兵丁等往往正身不到，私自雇人替代，有名无实”[《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〇六，第9547页。转引自郭太风：《迈向现代化的沉重步履》，学林出版社，2004年，第9页。]。你说这样一支军队，还谈什么战斗力呢？这是晚清军队第一个怪现状，士兵经营第二职业。

第二个怪现状，是部队广泛经营第三产业。士兵们做点小买卖，军官们则玩儿大的。军官普遍动用军事装备来经商赚钱。比如鸦片战争时期任福建道员的张集馨记载：“漳郡城外有军工厂，每月督造战船一只，以为驾驶巡缉之用。其实水师将船领去，或赁与商贾贩货运米，或赁与官府往来差使。[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第63页。]”也就是说，福建水师每月都会造一只战船，但是这些船都被水师军官租给商人贩运大米，或者租给官府用作官船，至于收入呢，当然就纳入军官们的私囊了。还有的地方部队靠出租军事用地赚钱。如浙江军队把自己的操场租给地方上用，因为操场位于城里，地段好，地价高。操场是用来训练的，这样就搞得军队没有地方进行训练。当然，晚清军队最令人痛恨的事，是他们走私护私，违法犯罪。在鸦片战争以前，广东水师就大肆收受贿赂，听任犯罪分子在海上走私鸦片而不管，有时甚至还出军舰为这些鸦片贩子保驾护航。

以上种种贪腐行为，大部分都是朝野皆知的公开秘密，但是在大清朝却常年都这样，难以取缔。主要原因，当然是清代军官收入也不高。清代高级军官，比如绿营提督，官居从一品，比地方上的总督级别还高点，每年的法定收入是多少呢？不过才八十一两，虽然此外还有八百八十两的养廉银，加到一起，年收入也不足千两。这点收入，根本不能满足他们日常生活和官场应酬的需要。因为军队里面盛行大吃大喝，这点儿工资还不够他们请客吃饭的，所以他们只能利用手中的权力来非法寻租。这些情况，从道光皇帝到咸丰皇帝都很清楚，但是皇帝们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们舍不得给军官们涨工资，所以这些非法收入已经成为军队中招待费的来源，如果取缔了这些收入，就必然影响军队的“稳定”。

因此，军队的“低饷制”与文官的“薄俸制”一样，都是一种非常短视的财政制度。从皇帝的视角来看，低饷薄俸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财政经费，是件好事儿。但事实上这是典型的占小便宜吃大亏，让军队训练水平下降，战斗力几乎为零。

曾国藩创建湘军，在制度上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实行厚饷原则。

因为他深知军饷太低是军队风气败坏的主要原因，所以他规定的湘军士兵的收入，每月四两到六两白银，是国家正规军的三倍左右，也比农民务农收入多三四倍。这样高的军饷标准，使士兵能够专心训练，这就为湘军形成战斗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湘军军官，曾国藩更是采用高薪养廉的政策。湘军中级军官，每月的纯收入可达一百五十两，一年就是一千八百两。正规军中的高级军官一年还不到一千两，中级军官只有三五百两。湘军中级军官的收入，是正规军同级军官的三倍到六倍。湘军高级军官收入更高。曾国藩规定，统率一万人的高级军官，每年净收入五千四百两，这个数字是国家正规军同级别的六倍左右。

因为军饷高，所以湘军招人很容易。“将士愈饶乐，争求从军。[王闿运、郭振墉、朱德裳、王定安：《湘军史料四种》，岳麓书社，2008年，第170页。]”湘军在招募时，往往“募千人则万人应之，募万人则数万人应之”[王定安著，朱纯点校：《湘军记》，岳麓书社，1983年，第338页。]。曾国藩一开始只想练一万人，结果因为报名的人多，后来达到了一万七千人。

曾国藩是一个文人，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他做事是非常脚踏实地的。文人最容易犯的毛病是唱高调，但是实际上要做任何事情都首先要解决物质基础。

湘军在制度上的第二个特点是“将必亲选，兵必自募”，这一创新，也是军事门外汉曾国藩殚精竭虑、集思广益的结果。

绿营兵最大的问题是“兵与勇不相得，兵与将不相习，将与将又各不相下”[《江忠源集　王錱集》，岳麓书社，2013年，第38页。]。这是因为清代皇帝都极有权术，生怕军官拥兵自重，所以十分重视兵为国有，而不是兵为将有。所以每逢战争，“东抽一百，西拨五十，或此兵而管以彼弁，或楚弁以辖黔镇”[《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348页。]，临时组成军队。这样做的好处是，将军和士兵之间互不熟悉，没有私人感情，甚至语言都不通，大家都只听皇帝的，没有皇帝的命令就不能调动军队，这就保证了皇帝的安全。但是坏处是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甚至兵不识兵，将不识将，彼此都非常生疏。打个比方，这就好比让你移栽一棵大树，你却去砍树枝，东砍一根儿，西砍一根儿，然后捆到一起，绑成个大树的形状，但这些树枝形不成一棵有生命力的树，形不成一个整体。因此出现“卒与卒不习，将与将不和”[《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220页。]的局面，所以绿营“兵畏贼，不畏将。将畏兵，不畏法”[赵畇：《遂翁自订年谱》咸丰二年。转引自龙盛运：《湘军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7页。]。将与兵如同路人，“胜则相忌，败不相救”。[《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220页。]

在致李鸿章和江忠源的信中，曾国藩指出了绿营兵制的根本弊病，他说：“今日兵事最堪痛苦者，莫大于‘兵败不相救’四字。”“虽此军大败奔北，流血成渊，彼军袖手而旁观，哆口而微笑。”[《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348页。]“见其胜，则深妒之，恐其得赏银，恐其获保奏；见其败，则袖手不顾，虽全军覆没，亦无一人出而援手拯救生死呼吸之顷者。[《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185页。]”这支军队大败，血流成河，另一支军队却袖手旁观，面露微笑。这支军队胜了，另一支就非常嫉妒，怕胜者得到赏银，怕别人升官。

所以曾国藩说，这样的军队，即使“诸葛复起”[《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214页。]，就是诸葛亮活过来，也是打不了胜仗的。因为这不是个人的道德水平的问题，是制度问题。

曾国藩痛于“败不相救”现象，制定了“将必亲选，兵必自募”的原则，也就是说，他挑选他认识和欣赏的人做营官，营官再去挑选自己信得过的人去做统领，这样一层层挑选下去，直到普通士兵。“勇营之制，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曾国藩全集·奏稿》10，岳麓书社，2011年，第437页。]”曾国藩的这个做法，是基于一种最为朴素的认识：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这也就是湘军这个“湘”字的起源。这个“湘”字，原本是指湘乡县。曾国藩认为，“同县之人易于合力”，他最初训练的军队，军官和士兵来源几乎全是湘乡县人。曾国荃则“不独尽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内之人”[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410页。]。老乡观念，达到极致。[除了都是老乡之外，湘军军官之间的关系还错综复杂，大家相互间都是同乡、同族、同学、师生、挚友关系。比如罗泽南和王錱、李续宾、李续宜三人是师生关系；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是同学关系；曾国藩兄弟五人有四人从军；江忠源兄弟五人从军；刘坤一、刘培一兄弟，李续宾兄弟三人，王錱、王勋兄弟，也都是兄弟兵。至于姻亲关系就更复杂了，仅以曾国藩一人为例，他与罗泽南、李元度、李续宾、郭嵩焘、左宗棠、胡林翼等人，皆有直接或间接的“姻亲”关系。]

这样，每一层上级和下级之间都知根知底，且有选用提拔之恩。本来是公家发给的军饷，但是经过招收自己的军官发到手里，感觉就好像是这个军官发给自己的。彼此有一种“恩义”在。这样下级才能忠于上级，故能收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之效。“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湘军就像一棵大树，“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组织内部打通，成为一个由感情纽带凝聚起来的整体。[《曾国藩全集·奏稿》10，岳麓书社，2011年，第437页。]

这就解决了绿营兵的“胜则相忌，败不相救”的问题，形成了曾国藩所说的“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的“死党”[《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188页。]。这是湘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来源。

这是湘军与绿营的另一个重大不同—组织原则。当然这个原则实际上违反了清朝“兵为国有”的原则，湘军私人性极强，每一级只效忠自己的统领，不听他人调遣，实际上开了后世军阀的先河。[如浙江战役中，胡林翼调唐训方（他本人升任粮台长官）手下归萧翰庆指挥，但唐训方的兵士不愿为新主人卖力，接阵即逃，害得萧翰庆本人也在阵中为太平军所杀。刘坤一升任江西巡抚，必须受命赴任，他手下二十营湘勇无人敢接。朝廷只得根据刘坤一的要求，让他弟弟刘培一来当这二十营的主将。而刘培一当时的身份，仅仅是一小小县丞，其兄手下将官中，文有臬司、道台，武有提督、总兵，却都对刘培一俯首听命。]

第三个不同，是选人原则的不同。

曾国藩选人，有一句话叫“选士人领山农”[王定安著，朱纯点校：《湘军记》，岳麓书社，1983年，第337页。]。“选士人”，就是军官都要用没有打仗经验的读书人，而不用那些有经验的绿营军官。清代国家正规军的军官多是武人出身，大字不识几个，文化素养很低。而湘军的将领大多是知识分子，在可以考证的湘军179名将领中，书生出身的达104名。

上战场打仗，比的是勇气和体力，因此历代都用行伍出身的莽夫。军事是一项专门技术，自然以经验为宝贵。那么曾国藩为什么偏要选没有经验、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呢？这是因为曾国藩一贯认为，精神的力量远大于身体的力量。行伍出身的莽夫虽然有一时之勇，但是没有坚定不移的信仰。曾国藩要建立的是一支有信仰有精神力量的军队，因为信仰出战斗力，精神出战斗力。程朱理学是这些湖南书生的共同信仰，他们在信仰之下，可以迸发出惊人的勇气和能量。

如谓不信，我们可以看一看罗泽南的例子。他是一个以理学治军的典型代表，从他身上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曾国藩用书生打仗的成功之处。

罗泽南是一个老秀才，也是湘乡人，比曾国藩大四岁，出身极穷，“少好学，家贫，夜无灯，读书月下，倦即露宿达旦。年十九，籍课徒自给”[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岳麓书社，1989年，第70页。]。因为家贫，三个儿子都在大灾之年饿死了，他本人则考了七次，年过三十，才考上一个秀才，四十以后，仍然是以教书为生，遇有灾年，仍然无米为炊。但是此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论多穷多苦，却从不以个人之穷达为忧，而是专心理学，以经世致用为志，坚信自己能成大事。太平军起，他率领弟子办理团练。曾国藩出山后，他就成了曾国藩的嫡系。虽然以前从来没摸过兵器，但是他带兵作战，居然卓有成效，征战四年，克城数十，历经二百余战，几无败绩，屡屡以少胜多，堪称湘军中的战神。

此人之所以如此能战，第一原因是勇敢。理学是生死之学。因为学养深厚，他早把生死放在度外，所以打起仗来，从不怕死。胡林翼评价“每战必先，忠勇冠时”[胡林翼撰，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1，岳麓书社，2008年，第59页。]，在他带领下，湘军树立起“踔厉敢死”的风气。第二是经世致用，一直致力于有用之学。自创立以来，理学就有空谈心性而不切实用的弊病。但是湖南理学一直提倡经世致用。罗泽南是以理学经世的典型代表，他对地形勘察与军事地图的绘制甚为重视，在尚未从戎之前，他就撰写了地理专著《皇舆要览》，“穷阴阳之变，旁及州域形势”[《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第305页。]。入军后，他注意实地考察地形，绘制地图，选择有利地势来作战。第三就是因为理学功夫深，在极乱的战场上，能做到不动心，所以头脑冷静，分析战况，分毫不差。有人问他制胜之道，他说：“无他，熟读《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数语，尽之矣。[朱汉民：《湖湘学派与湖湘文化》，湖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88页。]”曾国藩说他“行军有伸有缩，有开有合”[《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73页。]，可以说是一个军事天才。

罗泽南带兵的方式，也极有特点。他在营中亦不忘老塾师故技，“朝出鏖兵，暮归讲道”[《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第345页。]。每天白天打仗，晚上他把部下召到一起，教他们读书，给他们讲理学道理。“所部壮丁习刀矛火器之暇，以《孝经》《四书》转相传诵。每营门夜扁，书声琅琅出壕外，不知者以为村塾也。[小横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观》，中华书局，1915年，第164页。转引自朱东安：《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团结出版社，2013年，第182页。]”故有人说：“湘军自讲学起，修道为教。[《异辞录》第1卷，第23页。转引自朱东安：《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团结出版社，2013年，第182页。]”曾国藩也说：“吾湖南近日风气蒸蒸上。凡在行间，人人讲求将略，讲求品行，并讲求学术。”[《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497～498页。]

后来，罗泽南在攻打武汉时，被炮弹弹片击中额头，重伤死于武昌城下。临终之时，胡林翼赶到战场，见了罗泽南最后一面。此时罗泽南已经“神散气喘，汗出如洗”，但仍然一语不及私事，只谈军政学术，特别嘱咐胡林翼说：“危急时站得定，才算有用之学。”胡林翼也不得不感叹“其心术学术，不愧名儒”。[胡林翼撰，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1，岳麓书社，2008年，第101页。]

正如梁启超所说：“罗罗山、曾涤生在道、咸之交，独以宋学相砥砺，其后卒以书生犯大难成功名。他们共事的人，多属平时讲学的门生或朋友。自此以后，学人轻蔑宋学的观念一变。”[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5页。]

所以曾国藩选军官，特点就是“选士人”。选士人的下一句，是“领山农”。

什么叫“领山农”呢？

绿营兵除了以上我们提到的那些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兵源不好。中国传统时代有一句俗语，“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当兵的大部分都是地方上的地痞流氓，或者游手好闲之人。“良民有职业者，皆不肯应募。其应募者，皆游手浮滑之徒，无事则坐领工食，有事则闻风溃散；一有征战，见贼则退，扰民则勇往。”[《曾国藩全集·批牍》，岳麓书社，2011年，第32页。]

曾国藩在这一点上也是反其道而行之，招收兵员，有一个原则，绝对不收当过兵的人，不收退伍军人。“不杂一卒，不滥收一弁。[《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349页。]”因为他怕这些绿营兵把绿营的习气带到湘军中来。所以他招募的人以“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406页。]

主要收纯朴的农民，而且是山农。因为中国有句古话，近山者仁，近水者智。“山僻之民多犷悍，水乡之民多浮滑，城市多游惰之习，乡村多朴拙之夫，故善用兵者，尝好用山乡之卒，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461页。]

所以曾国藩在选择人员上，很有特点。这些人组成了一支军队后，军风军貌与绿营兵自然是完全不同的：“勇丁帕首短衣，朴诚耐苦，但讲实际，不事虚文。营规只有数条，此外别无文告，管辖只论差事，不甚计较官阶。而挖壕筑垒，刻日而告成，运米搬柴，崇朝而集事。”[《曾国藩全集·奏稿》10，岳麓书社，2011年，第436～437页。]

就是说，湘军军人穿得很朴素，一个个都能吃苦，只讲实际，不讲那些虚头巴脑的程序。军营的规定也很简单，军官们也不太在乎级别差别，只看谁负责哪一摊事。如果要扎营，当天马上就能完成。要运米运粮，也比别的军队做得快得多。

曾国藩对自己的这些做法也很得意，他后来总结说：

曾国藩后来就是靠这样一支军队，成了大事。

除了以上几点，湘军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是重视政治教育。

太平军是一支有信仰的队伍，非常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洪秀全深知宗教对太平天国运动的重要性。太平天国规定，加入太平军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掌握教义：“凡兄弟俱要熟读赞美天条，如过三个礼拜不能熟记者，斩首不留。[陈力主编：《中国野史集粹》3，巴蜀书社，2000年，第847页。]”虽然战事倥偬，但是他们坚持每天早晚都要敬拜上帝，每七天举行一次集体礼拜。礼拜之时一定要虔诚郑重，“凡闻锣不至或稍涉嬉戏者杖责数百，无故缺席三次则斩首示众”。太平天国还建立了“讲道理”制度，即定期将军队召集在一起训话，以通俗的语言，理论联系实际，来进行深入浅出的思想动员，要求他们放弃杂念为天国事业忘我牺牲。

思想政治工作对太平军战斗力的提升作用极大。关于太平军的士气和精神状态，以钦差大臣身份主持广西军务的赛尚阿深有感触。他说：

时人对太平军的这种精神状态记述颇多。比如《武昌纪事》也说：太平军“或临阵，或患病，举凡一切事，皆对天祈祷，口喃喃求天父默佑，所谋遂意。祝毕，赴汤蹈火在所不顾”[罗尔纲：《太平天国史》2，中华书局，2009年，第216～217页。]。《金陵纪事》则说：“其胆皆泼，心多入魔，目直视若痰迷者。”[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45页。]“视死如归，赤身扑敌。”这种精神力量显然来自对宗教的虔信。

要对付这样一支军队，湘军也需要有自己的政治教育。

在曾国藩创建湘军以前，中国的正规军队是没有思想政治教育这一说的，而曾国藩是一个非常重视精神力量的人。他知道，物质力量是有限度的。他说：“古来名将得士卒之心，盖有在于钱财之外者；后世将弁专恃粮重赏优，为牢笼兵心之具，其本为已浅矣。是以金多则奋勇蚁附，利尽则冷落兽散。[《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261页。]”也就是说，真正厉害的将军，不仅要搞物质刺激，还要抓住这支军队的心灵。

所以曾国藩建立湘军，还有一个重要的创新，就是他非常重视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曾国藩把军队的训练，分成了“训”和“练”这两个部分。所谓“训”，就是“训话”，也就是政治思想教育。“练”，才是练习军事技术。“训”和“练”相比，曾国藩更重视“训”。

如前所述，他每逢三日、八日，就要把军队召集到操场上，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孔孟之道和“不要钱，不怕死”的岳飞精神，激励将士，教育他们忠君爱国，严明军纪，不得扰民。为了达到效果，他确实苦口婆心：“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

曾国藩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落脚点放在军纪上。他苦口婆心宣讲的主要目的是“盖欲感动一二，冀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200页。]。除了宣讲之外，他还亲自编写了《爱民歌》，采用民歌歌谣的方式，进行爱民教育，这是曾国藩的一大发明。

《爱民歌》说：

三军个个仔细听，

行军先要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

全靠官兵来救人。

百姓被贼吃了苦，

全靠官兵来做主。

第一扎营不要懒，

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房搬砖石，

莫踹禾苗坏田产。

莫打民间鸭和鸡，

莫借民间锅和碗。

…………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人又和。[《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398页。]

建立了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制度，湘军就和以往的军队有了本质上的不同。蒋廷黻说：

曾国藩治兵的第一个特别是精神教育的注重。他自己十二分相信孔、孟的遗教是我民族的至宝。……他是孔孟的忠实信徒，他所选的官佐都是他的忠实同志，他是军队的主帅，同时也是兵士的导师。所以湘军是支有主义的军队。其实精神教育是曾国藩终身事业的基础，也是他在我国近代史上地位的特别。[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武汉出版社，2012年，第44～45页。]

事实证明，曾国藩的建军思路是非常高明的，湘军日后的成功正是基于这些制度基础。

我们讲过，曾国藩是一个笨人，智商并不太高。为什么他能制定这些高明的思路而当时那些更聪明的人不能呢？这是因为他“不惮烦苦”，精心苦思。他能比别人更吃苦，更扎实，更无情地鞭策自己。曾国藩并不比别人聪明，然而他做事却非常高明。曾国藩的高明，就是建立在笨拙之上，建立在绞尽脑汁、殚精竭虑之上。“笨”到极致就是“聪明”，“拙”到极点就成了“巧”。功能强大的计算机，不就是建立在最简单的只有“1”“0”两个数字的二进制基础之上的吗？

曾国藩说，自己“天分……不甚高明，专赖学问以求精明”[《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473页。]。曾国藩一生经历千难万险，处理过无数大事，大体都很得当。其过人之处就是不怕费心费力，对事物进行不留死角的深入分析。在对事物进行精到分析的基础上，再找出要害，把握关键。每次处理完了之后，还要总结经验教训，为下一次做参考。“智慧愈苦而愈明”[《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340页。]，是他的切身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