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顶住了重重压力，全力投入造船、练勇、筹饷之中。历尽了千辛万苦，水陆两师的筹建终于初具规模。

咸丰四年（1854）年初，太平军西征军攻克汉阳汉口后，又挥师南下湖南，直指长沙。

咸丰四年正月，曾国藩亲率水陆大军齐集誓师。在衡州城西演武场两丈多高的旗杆上，挂着一面杏黄旗，旗上绣着斗大的一个“曾”字。一万七千名湘军士兵整齐列队于操场之上，各式战船三百六十艘载大炮五六百门排列于港口之中，将士衣甲鲜明，军威雄壮。誓师之后，湘军由衡州水陆并发，兼程北上长沙，据守于此，迎战进入湖南的太平军。

此时太平军水师已据有长江天险，战船密布，桅樯如林；陆军则席卷皖、赣、鄂三省，数千里连营结寨，战鼓如雷，气势远非湘军可比。但太平军考虑到湘军已经集结到长沙，如采取攻坚，部队伤亡可能较大，决定对长沙围而不攻，一部从陆路绕过长沙，疾趋南下，攻占湘潭，另一部又攻占长沙附近的一个重要港口靖港（靖港位于资水入湘之口，距会城六十里），对长沙形成包围圈。曾国藩腹背受敌，外无救兵，内缺粮草，时间一久，可能困死城内。

曾国藩与众将商议，决定主动出击，冲出包围，攻打湘潭。战斗序列是以塔齐布为首的五营水陆大军先一日出发，他自己则在第二天率领剩余五营陆师和船只前往湘潭增援，以求必胜。塔齐布出身满族，本是三等护卫，后来被派往湖南，任绿营守备，防备太平军。在曾国藩约集绿营会操时，其他绿营将领不以曾国藩为然，只有他恭谨听命，且“每操军，执旗指挥，虽甚雨，矗立无惰容”，曾国藩“见而伟其才”[王定安著，朱纯点校：《湘军记》，岳麓书社，1983年，第13页。]，因其忠勇可靠，识拔他于绿营军中，委以重任。派他做先锋，曾国藩是放心的。

塔齐布走后，曾国藩安排出征事宜，准备第二天增援湘潭的行动。然而，就在这天夜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变故：靖港一带的民兵跑来汇报，说靖港一带的太平军人数不多，有机可乘。“长沙乡团来请师曰：‘靖港寇屯中数百人，不虞我，可驱而走也。已做浮桥济师，机不可失。’”[王闿运、郭振墉等：《湘军志　湘军志评议　续湘军志》，岳麓书社，1983年，第231页。]说是靖港的太平军只有几百人，防守薄弱。

曾国藩一算，除了后继五营，他手中还有水陆兵员三千多，处于绝对优势，胜算极大。更重要的是一旦拿下靖港，就解除了长沙北面的威胁，并且可以截断湘潭之敌的北归之路。

战机稍纵即逝，不容错过。

曾国藩迅速做出决策，临时改变计划，改为先攻打靖港。

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曾国藩有一个重要考虑是首战必胜。先打弱敌、首战必胜，历来是用兵重要原则，这样才可以奠定士气基础，为军队开个好头。曾国藩还有一个自己的盘算，要用一场亲自指挥的大胜，来向皇帝，向湖南通省官员，证明自己。以多击少，以百练之师攻击太平军一个分支，曾国藩认为此战有万全把握。

四月初二日（公历4月28日）清晨，曾国藩率领水师大小战船四十只、陆勇八百人，从长沙出发，很快到达了距靖港二十里的白沙洲。曾国藩在这里驻扎下来建立指挥部，命水师五营顺流而下，直攻靖港。

曾国藩在衡阳苦练湘军，今天终于要真刀真枪开始战斗了。他信心满满，不用半天，就可以解决战斗。他的声威，湘军的声望，必因此一战而稳固建立。

然而战斗的进程远远不是曾国藩所想象。靖港太平军远远比民兵们汇报的多得多，而且准备非常充分。他们一见湘军水师到来，立即以岸上的密集火炮发炮射击。此时恰逢天公不作美，南风骤起，水流迅急。湘军战船本应回撤躲避，无奈水急风紧，将湘军的战船全都吹到了太平军炮火兵营前面，想退都退不回来。水师哨船首先中炮起火，后面的船乱成一片。无奈之下，只能连忙降下风帆，然后派人到岸上，用人力牵着纤绳拉船逃跑。

这种情况下怎么能顺利逃跑？太平军陆上出动人马，袭击牵着缆绳的湘军，水里出动了二百只小划船，顺着风势，向湘军船只抛送火球，袭击敌船。很多湘军水师船只或者首领被俘，或者被烧。

驻在白沙洲的曾国藩听说水师失利，急忙率领陆师向靖港方向增援。谁知陆军得知水师大败后，军心已乱，与太平军交锋，一触即溃。败兵争逃活命，抢渡浮桥，浮桥被挤塌了，溺死者无数。曾国藩一看，勃然大怒，在岸上竖起“曾”字大旗，亲自拿着利剑，大喊：“过旗者斩！”然而也无济于事，败兵纷纷从他身边绕过，砍也砍不过来。王闿运在《湘军志》中说：“国藩亲仗剑督退者，立令旗岸上曰：‘过旗者斩。’士皆绕从旗旁过，遂大奔。”[王闿运、郭振墉等：《湘军志　湘军志评议　续湘军志》，岳麓书社，1983年，第231页。]

这一战彻底失败，湘军战舰损失三分之一，炮械损失四分之一。

一心想首战必胜的曾国藩，迎来了首战惨败。自己亲手训练出的士兵在靖港表现如此，那么想来攻打湘潭的那一支表现也好不到哪儿去。眼看几年来的心血，平生的指望，转瞬之间化为乌有。曾国藩眼前马上浮现出长沙官员那一张张讥笑的脸，浮现出咸丰皇帝那刻薄的神情。他既羞愤，又沮丧，水师船只经过铜官渡时，他一步跨出船舱，扑通跳进水中。不成功，就成仁，这是他早就做好的打算。“国藩愤，自投水中。”[王闿运、郭振墉等：《湘军志　湘军志评议　续湘军志》，岳麓书社，1983年，第231页。]幸亏身边的护卫们早就看出大帅神情不对头，马上跳下去相救，强把他拉到船上来。

曾国藩仍然不罢休，拉着架子还要再跳下去。人们日夜看守，不让他有机可乘。曾国藩一看寻死不能，只好把残兵败将先带回长沙再说。

其实一开始，湖南官场就对曾国藩没有什么信心，没人拿他练的这支湘军当回事，觉得他就是在浪费国家的钱。所以当初曾国藩在长沙城外准备出兵靖港前，“骆吁门从而和之，泊舟郭外，骆拜客至邻舟，而惜跬步不见过”[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231页。]。塔齐布去攻打湘潭时，“长沙惴惴居贼中，人自以为必败”[王闿运、郭振墉等：《湘军志　湘军志评议　续湘军志》，岳麓书社，1983年，第231页。]。

现在，你看，果然，曾国藩灰溜溜地回来了吧！回到长沙城外，曾国藩不出意外地迎来了众人的嘲骂。湖南提督鲍起豹说曾国藩是引狼入室，劳民伤财，所以关上城门，不让曾国藩进城。此时湖南按察使陶恩培荣升山西布政使，长沙官场送往江边登舟赴任，湘江码头离曾国藩的座船咫尺之遥，但所有的官员竟然就像没看见曾国藩，无一人顺道过来拜访一下。

长沙通城官员在传曾国藩的笑话，说什么早就知道这个二愣子成不了事。甚至曾国藩的亲兵想进城都进不了，在城门口被老百姓追着打，人们纷纷说他们是废物，白吃老百姓给的粮饷。以布政使徐有壬为首的长沙几个官员，幸灾乐祸，煽风点火，准备起草奏折，弹劾曾国藩。曾国藩自己回忆说：“甲寅年（咸丰四年）岳州、靖港败后栖于高峰寺，为通省官绅所鄙夷。[《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488页。]”曾国藩年谱也载：“公之回长沙也，驻营南门外高峰寺。湘勇屡溃，恒为市井小人所诟侮，官绅之间，亦有讥弹者，公愤欲自裁者屡矣。”[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41页。]

曾国藩晚年又一次对赵烈文回忆了这个难忘的时刻。他说：“起义之初，群疑众谤……藩司陶恩培、臬司徐有壬以吾有靖港之挫，遽详骆抚请奏参。黄昌歧及吾部下出入城门，恒被谯呵，甚有挞逐者。”[赵烈文：《能静居日记》2，岳麓书社，2013年，第1082页。]

曾国藩羞愧至极，那身湿衣服说什么也不脱下来，他不吃不喝，不洗头不洗脸，只是坐在那奋笔疾书，起草遗折，也就是写给皇帝的遗书，打算再找机会寻死。他的老部下李元度描述当时的情景说：“文正衣湿衣，蓬首跣足，劝之食不食。乃移居城南妙高峰，再草遗嘱，处分后事，将以翼日自裁。”[章寿麟等：《铜官感旧图题咏册》，岳麓书社，2012年，第514页。]曾国藩在遗疏中说：“为臣力已竭，谨以身殉……臣愧愤之至，不特不能肃清下游江面，而且在本省屡次丧师失律，获罪甚重，无以对我君父。谨北向九叩首，恭折阙廷，即于△△日殉难。”[《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165～166页。]他还嘱咐弟弟曾国葆护送自己的棺材回老家，还嘱咐不可办葬礼，不收礼金。一通安排搞得大家都提心吊胆。

就在曾国藩修改遗折，打算寻找自裁机会的时候，曾国葆闯了进来：“大哥，塔齐布来信了，湘潭大胜！”

原来曾国藩派出的另一路湘军在湘潭取得了大胜。这场胜利是太平军军兴以来清军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

三月二十八日（公历4月25日），塔齐布奉曾国藩之命，率部赶到湘潭城外。塔齐布是一员猛将，一到之后，立即对太平军展开猛攻。曾国藩平日的训练见了效果，湘军非常奋勇。塔齐布“手执大旗，麾各路兵勇奋勇向前，周凤山严督后队继进，手刃临阵退缩之勇七人”[《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156页。]。湘军闻炮即伏，炮止即进，直冲太平军营垒。面对湘军的猛烈进攻，太平军毫无心理防备，渐呈难以抵御之势。

湘军取胜的第一个原因是纪律严明，官军用命，勇敢无畏。除此之外，西式武器的运用也是湘军取胜的关键原因。四月初一日（公历4月27日），曾国藩所派的后继湘军水师五营也到了湘潭，在湘江内与太平军水营展开激战。曾国藩为了等待广东的洋炮，曾一再推迟出征日期，现在被证明是非常正确的。出征之时，他军中的洋炮已达六百尊，这种英式大炮比太平军的土炮先进很多，火力凶猛，射击准确，往往一炮就能掀翻太平军一只战船。“褚汝航亲开大炮……营官彭玉麟、杨载福亲坐舢板小船往来督战，炮声如雷，湘波鼎沸。”[《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158页。]湘军水师凭借船炮的优势，往返冲击。由民船仓促组建的太平军水营，难以抵挡湘军水师的进攻，三天之内被毁大小船数百只，伤亡逾千人。曾国藩后来说：“湘潭、岳州两次大胜，实赖洋炮之力。”[《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186页。]

四月初五日（公历5月1日），当守城太平军战士缘梯而下，准备接应城外太平军入城时，湘军伏兵骤起，将出城之太平军战士砍死，乘势夺梯登城，打开城门。大队湘军立即冲入，夺占了湘潭城。

湘潭之战，湘军水陆不足万人，与三万之众的太平军做殊死战，前后六天，十战十捷，以少胜多，毙敌近万，太平军逃散者也上万，太平军精锐林绍璋部几乎全军覆灭。

这是太平军军兴以来，清军取得的唯一大胜。也是太平天国与清朝命运的一个转折点。“自粤逆称乱以来，未受大创。湘潭一役，始经兵勇痛加剿洗，人人有杀贼之志矣。”[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41页。]湘潭失守，靖港的太平军闻讯大惊也自动撤退，长沙之围遂宣告解除。

这一下，曾国藩终于不再想死了。“迟明，捷报至，官军拔湘潭，燔贼船数千，殄灭无遗种，靖港贼亦遁。文正笑曰：‘死生盖有命哉。’乃重整水陆军。”[章寿麟等：《铜官感旧图题咏册》，岳麓书社，2012年，第514页。]

在太平天国起义上，咸丰皇帝一开始表现得非常有魄力。在军费开支上，他一反道光皇帝小气吝啬的风格，出手非常大方果断。他不用官员请求，主动从内务府拿出自己的私房钱一百万两[《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第342页。转引自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4页。]，拨付广西，以求迅速建功。他甚至还把宫中的三口金钟熔作金条，用于军需。

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咸丰调兵遣将，先后派出了名臣林则徐、广西巡抚周天爵、钦差大臣李星沅、军机大臣大学士赛尚阿等人前往镇压。他也在宫中日夜不停，阅读战报，下达指示，拿出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

咸丰的决心和气魄确实让大臣们很佩服。在咸丰看来，他花了这么大力气，这些边远省份的小小毛贼，应该不难迅速“剿”灭。然而怎知越忙越乱。咸丰皇帝一路调兵遣将，太平天国却一路势如破竹，咸丰二年（1852）二月，太平军攻打广西省城桂林，咸丰二年四月，太平军打出广西，进军湖南。咸丰二年十二月，太平军居然攻入武昌，这是他们攻占的第一座省城。咸丰三年（1853）初，他们又沿长江而下，攻取了他们心目中的“小天堂”—南京。

自从镇压太平军以来，咸丰所接到的都是兵败如山倒的失败报告，曾国藩总结清代正规军镇压太平天国的战绩说，“督抚两标之兵习于淫侈、偷惰，已久不可用矣。自咸丰二年粤匪至鄂，迄今不满三载，而全兵覆败大溃者五次，其间小溃小败不可胜数”[《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460页。]。咸丰自己也在上谕中说，清军主将“尽皆怕死贪生，敌未临境先有退志”，“或苟且捏饰以偷生，或仅一死以塞责”。事实证明，大清国家正规军已经烂透了，毫无战斗力。这样的军队派出去，如同浇在火上的热油，前往的军队越多，太平天国的势力反而越盛。

从《清实录》可以看出，咸丰四年（1854）起，皇帝对战争已经失去信心。他不再像一开始那样天天费心琢磨如何用兵用人，“虽说每日依旧勤奋地批阅军报，但下达的谕旨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公式化文章，一看便知军机处例行公事，所做的朱批只是痛骂加催促，看不到先前在命将、调兵、战略乃至战术上的果敢的大动作”。朱批上充满了对大臣们没头没脑的痛骂，谕旨中到处都是悲观绝望之词。“他不再细心制定新的作战方略，而是将之下放到前方统兵大员。[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3页。]”只是一门心思忙着派人去挖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韦昌辉等人的三代祖坟，并明确指示将坟后“坐山后脉概行凿断”[章开沅主编：《清通鉴》，岳麓书社，2000年，第872页。]，以坏其风水。

咸丰甚至已经开始设想自己的结局。稗史记载，太平军北伐时，他曾对杜翰说道：

也就是说，明代的天启皇帝很昏庸，但是没亡国。崇祯很勤政，却亡国了。如果太平天国势大，明代亡国的事要重演了。可惜我是像崇祯一样，不当亡而亡啊。

可见当时咸丰对局势悲观至极。就在咸丰皇帝近乎绝望的时刻，他收到了意外的湘潭大捷的捷报。咸丰已经被太平军打得六神无主，接到这一报告，第一反应居然认为曾国藩是在说谎。一是因为谎报军情是当时将兵者的常态，二是他不相信一支“民兵”有如此强的战斗力。直到他专门召见湘潭籍的翰林院编修袁芳瑛，向他打听实情，袁氏把从家乡得到的消息详细上告，他这才相信。皇帝大喜过望，兴奋异常，竟然当天顺手赏了袁氏一个知府肥缺。“湘潭克复，奏捷至京师，大臣或指为妄。上……一日特旨召见编修袁芳瑛，问所以破贼状。”“因举颠末为上备陈之。上大悦，即日授芳瑛松江知府，而公（曾国藩）志以明。”[黎庶昌：《拙尊园丛稿》第三卷，光绪十六年刊本。转引自高中华：《肃顺与咸丰政局》，齐鲁书社，2005年，第29页。袁芳瑛，湖南湘潭人，曾国藩的好友兼亲家。]

咸丰皇帝迅速发出一系列上谕，嘉奖曾国藩“办理甚合机宜”[《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228页。]，特命曾国藩单衔奏事。湖南省文武百官，除巡抚一人之外，曾国藩皆有权调遣。这道上谕从根本上改变了曾国藩在湖南的政治地位。上谕先发至巡抚衙门，骆秉章接旨后，立即带着藩、臬两司等一班官员，拥着一顶绿呢空轿，亲自来接一直住在城外船上的曾国藩入城。“文武官大惭沮，有壬诣国藩谢。[王闿运、郭振墉、朱德裳、王定安：《湘军史料四种》，岳麓书社，2008年，第27页。]”骂他最凶的布政使徐有壬当晚单独拜会曾国藩，恳切检讨过去的态度。曾国藩的仇人鲍起豹则被皇帝下旨严责，革职拿办。长沙全城民众则欢呼雀跃、额手称庆之际，纷纷称是曾国藩救了他们。塔齐布从湘潭回到长沙时，文武官员及百姓沿街“聚观相叹”[王闿运、郭振墉、朱德裳、王定安：《湘军史料四种》，岳麓书社，2008年，第9页。]，以为他是神人。

曾国藩打掉牙和血吞，终于取得了胜利。他用自己的艰苦奋斗，成功地挽回了面子。

可以说，没有长沙之辱，就没有曾国藩后半生的功名事业。这一次挫而后奋的成功，给了曾国藩另一次印象极深的自我教育，更强化了他愈挫愈奋、百折不挠的性格特点。多少年后，曾国藩对他的心腹幕僚赵烈文深有感慨地说，天下事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多。“起兵亦有激而成。初得旨为团练大臣，借居抚署，欲诛梗令数卒，全军鼓噪，入署几为所戕，因是发愤募勇万人，浸以成军，其时亦好胜而已。不意遂至今日。”[赵烈文：《能静居日记》2，岳麓书社，2013年，第1094页。]

从这次经验中，曾国藩更是领悟到，对于有志者来说，挫辱是最大的动力，打击是最好的帮助。咬紧牙关，把挫辱活生生吞下，就成了滋养自己意志和决心的营养。这构成了曾国藩生命经验中最核心的部分。几十年后，他还在家书中教育儿子说：“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431页。]“百端拂逆之时……亦只有逆来顺受之法。”[《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483页。]“所谓‘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真处逆境之良法也。”[《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4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