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咸丰皇帝让他署理湖北巡抚的上谕，曾国藩内心非常高兴。因为带兵打仗，没有地方上的实权，实在太难了。

湘军的意外崛起，使昏惨惨黄泉路近的大清王朝又看到了起死回生的希望。在拿下武汉之后，一时间，朝廷褒奖，绅民欢呼，曾国藩成了滔滔天下的中流砥柱。

按理说，此时的曾国藩应该会呼风唤雨、左右逢源了吧？不是。曾国藩的日子仍不好过。

大清王朝各省的实权掌握在省长们也就是总督和巡抚们的手中，他们是全省官僚系统的绝对主人。下级官员的身家性命掌握在他们手中，对他们唯命是从。

曾国藩以侍郎在籍，与督抚们虽然同一级别，却被地方官员视若无物。因为出山之后，皇帝给曾国藩的只是虚衔，连个“钦差”的头衔都没有，既没有提拔下属的权力，又很难左右地方官的命运，所以不免为地方官所轻视，调度不灵。湘军不是国家经制之兵，政治地位远不如绿营，虽负“能战”之名，仍处处受到歧视。军事离不开民事，曾国藩招兵、选将、购置武器，“处处与地方官相交涉”[《曾国藩全集·奏稿》2，岳麓书社，2011年，第222页。]，而地方官往往不予配合。

早在给皇帝拒绝出援安徽的奏折中，他已经隐约提到了这方面的困难，他说：

说明了调兵筹饷之难。现在，皇帝给了他一个巡抚位子，湖北全省都可以听他指挥。他可以以湖北为根据地，从容筹划彻底打败太平天国的大业了。

不过，他还是得上疏辞谢一下。因为在出山之时，曾国藩已经告知天下亲友，自己孝中出山，只为救国，不为当官。不能不有所表示。所以他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恭谢天恩后又说：

咸丰皇帝接到这道折子，这才后悔自己拿回巡抚职务的上谕发得太早了。对啊，曾国藩按惯例肯定会辞谢巡抚一职，等他自己主动辞谢，我再顺水推舟，同意他的请求多好！现在倒成了自己出尔反尔，朝令夕改，实在是脸上火辣辣的。所以见了曾国藩这封奏疏，他自作聪明，在上面批了这样一句：

就是说，我早就知道你肯定辞谢，所以你没辞之时，我就已经降旨不让你当了。

接着，转羞为恼的咸丰还在奏折上批了这样一句：

我上道上谕，已经任命你署理湖北巡抚，你这道奏折，竟然不写这个头衔。违旨之罪甚大，传军机处对你严行申饬！

这句话倒打一耙，实可谓鸡贼之至。

这道朱批批回来，曾国藩倒吸一口冷气。他推辞一番，只是为了面子上好看。万万没想到，辞谢奏疏还没有送到北京，咸丰皇帝收回成命的上谕就下达了。可见咸丰对他的防范到了什么程度。

而且湖北巡抚一职，给的是曾在湖南与曾国藩屡次作对的陶恩培担任，陶未到任前，由刚刚因曾国藩攻占武汉而从“署理”转为“实授”的湖广总督杨霈兼任。

曾国藩攻占武汉，远远观望的荆州将军官文“论功被优叙”，并无功劳的署理湖广总督杨霈和自己的政敌陶恩培都得到重赏，而他本人不仅未得到地方实权，皇帝又无理找三分地追究曾国藩“违旨之罪”，并且“严行申饬”。这分明是大功不赏。

曾国藩不能不深思。他强烈地感受到了皇帝对他的猜忌和不信任。

曾国藩实在没想到这个皇帝这么糊涂。他曾国藩研习理学多年，最讲的就是一个“诚”字。他对朝廷的血诚，天日可表。因为一战失败，他可以投水自杀，可见他出山作战，绝不是为了自己，可是皇帝就是不能理解。

曾国藩不免忧惧伤心。他在给几个弟弟的信中曾经说过的“功名之地，自古难居”[《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247页。]居然这么快变成了现实。

恰在此时，“某大臣”之言也传入了曾国藩耳中，更使他忧谗畏讥，伤心备至。

然而，不管皇帝对他如何，他已经开始的军事生涯，还是得继续下去。因为他与太平天国的斗争，不仅是为了皇帝，更是为了天下，为了文化道统。

咸丰不给他官职，已经让曾国藩非常痛苦。他的乱指挥，更是打乱了曾国藩的整体计划。

一个高明的军事家，首先应该是一个高明的战略家。所谓战略，就是基于宏观性和长远性，把各种纷繁复杂的要素按轻重缓急、先后次序进行整理排列，然后拿出最有效的行动方案。

咸丰皇帝是一个没有战略眼光的人，或者说他的战略原则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他非常害怕太平军以此为基地，乘胜挥师北上，把他从皇位上掀下去，为此“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忧心啾啾，终日莫释”。因此咸丰皇帝的注意力只局限于东南一隅，认为战争的关键就是拿下南京。这样“则各处逆众自必闻风胆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8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98页。]，太平天国就彻底瓦解了。这个战略叫“先伐根本，再剪枝叶”。他根本没有意识到必须着眼于与太平军争夺整个长江流域，才能最终攻下南京。

所以咸丰皇帝的战略思想就是“专伐根本”。他从东北等地抽调大清帝国最精锐的一万多名马队步卒，起用出身正黄旗满洲的亲贵大臣琦善作为统帅，在南京北面建起了一座江北大营。同时命将军向荣率绿营兵在南京西南建立了一座江南大营。

咸丰皇帝希望依靠这两座南北相望的大营夹攻拿下南京。因此不惜举全国之力，为两座大营供应军饷物资，同时一再命令严旨催逼两座大营对南京发动大规模进攻，恨不得一个早上就把南京攻下来。

这实际上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计划。南京地势险要，城墙坚厚，太平军又严密设防，以万余官兵迅速攻破坚城，根本就不可能。两座大营能在南京脚下站稳脚跟就已经不错了。

所以大营统帅琦善和向荣等只能消极进攻，积极堵御。咸丰皇帝希望的南北大夹击一直发动不起来，他发去一道又一道奏折对琦善和向荣进行痛骂，威胁要砍掉他们的头。他频频给江南大营的统帅向荣下达死命令：

他同样威胁江北大营主帅琦善：

他对曾国藩的指挥也是这种风格，总结起来就是一个字—快，快，再快些，快点儿杀向南京，和江南江北大营合力，把南京拿下来。曾国藩没出湖南时，他骂曾国藩“以在籍绅士专顾湖南，不为通筹大局之计，平日所以自许者何在”[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11页。]，要求他“迅速出境”，出了湖南仍然是一路紧催，“仍着督带师船，迅速进剿……毋得再有迟误”。拿下了岳州，他指示说：“乘此声威，迅速东下。[《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183页。]”曾国藩在嘉鱼稍作整顿，他就急着催促：“汝等自湘潭大捷后，屡次得手。有此声威，岂可自馁？惟利在速战，莫待两下相持，师劳饷乏。”[《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228页。]攻下武汉后，他的命令是：“楚省大局已定，亟应分路进剿……直抵金陵。”“并随时知照江、皖各抚及托明阿、向荣等，四路兜击，以期直捣金陵……迅奏肤功。”[《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280页。]

在他看来，曾国藩几个月就能攻到南京边上，和国家正规军会合。

然而曾国藩并不这样想。曾国藩在军事上的最大长处在于他有出色的战略头脑，善于对战略环境做系统、全面的分析，从大处落墨，进行整体的战略谋划。他曾经说：“军中阅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

曾国藩认为，咸丰把战略重心放在南京是一个根本错误。自咸丰三年（1853），江南江北大营“屡进屡挫，迄不能克金陵……非兵力之尚单，实形势之未得也”。

曾国藩认为平定太平天国远比咸丰想象的困难。他总揽全局，认为太平天国通过掌握长江中下游的几座重要城市，掌握了长江这条军事运输线，将自己的控制区变成了一个有生命力的整体，通过长江等水系，将各省的资源统合在一起，因此难以平定。对这个蔓延在长江中下游的整体来说，南京并不是其中最重要的点。

咸丰皇帝的军事原则是直指根本，再伐枝叶。曾国藩的想法恰好相反，是先剪枝叶，再伐根本。曾国藩从全局出发，根据地理形势，认为必须沿长江从上到下拿下几个重要节点，最后再解决南京。曾国藩总结历史经验说：“自古平江南之策，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曾国藩全集·奏稿》2，岳麓书社，2011年，第501页。]东南大局的关键在武昌。湘军夺得武昌后，已据有长江中游之险要，进可攻，退可守，有了立足的根本。曾国藩说，建立根据地，是军事的基础：“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业。如高祖之关中，光武之河内，魏（曹操）之兖州，唐之首阳，皆先据此为基，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413页。]湘军应以两湖为根据地，特别是把湖北治理成自己的大本营，在长江中游积蓄足够的力量后，再从武昌顺流而下，先取九江，次夺安庆，最后包围金陵。这就是“以上制下、取建瓴之势”的战略。事后证明，这是一个极为高明的战略，清王朝正是在这个战略指导下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也正是因此曾国藩才那么重视湖北巡抚这一职务。

但是咸丰皇帝根本不理曾国藩的这个大计划，要求曾国藩马上率师东下，一鼓作气，“不可迁延观望，坐失事机”。[《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280页。]

曾国藩曾上奏咸丰，提出立即东下的三个困难：

一是经过从岳州到武昌的一系列激烈战斗之后，湘军减员严重，战船大量损坏，武器弹药不足，且“屡胜之余，志骄气溢，殊觉散佚，暗伏挫败之机”。必须进行较长时间的休整和补充。

二是太平军仍有相当实力，湘军若孤军深入，很有可能陷入太平军的包围之中。

三是湘军没有稳固的后方，迅速东下江西安徽，没人供给军饷粮草，“军火、银米一有缺乏，军士溃散，前功尽弃”。[《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260页。]

应该说，曾国藩的这些考虑是有远见的。但咸丰皇帝拒绝接受曾国藩的意见，强硬地命令他迅速东下。这下就打乱了曾国藩的计划，也导致他陷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