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在湖口袭击湘军水师成功之后，重新控制了长江航道，便分三路上行，发动战略性反攻。咸丰五年（1855）二月十七日太平军三克武昌，湖北的大片地区又一次落入太平天国手中。曾国藩一年多的战果得而复失。

这时，曾国藩更加确信上年八月攻占武汉后，不待后方巩固、经济恢复即迅速东下是错误的，并在奏折中旧话重提，对咸丰的决策提出婉转的批评。他说，细思臣等办理错误之处盖有两端：一是武汉克复当留重兵驻守，并留战船数千号以为后路声援，稳扎稳打；二是九江未破不应进攻湖口，以致兵力分散，两处受阻。[参考朱东安：《曾国藩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3页。]

然而咸丰皇帝不同意这一看法，他认为湘军湖口之败仅仅是因为水师舢板冲入内湖所致，即曾国藩指挥上的疏忽与无能造成的。至于要在武汉留兵驻守，他说那本来没有必要。他说：“所称办理错误之处，如水师冲入内湖，以致声势隔绝，诚不免锐进贪功。至武汉收复未留后路声援一节，则其势本有不及，水陆两军全数追剿，犹恐兵力单弱，若彼时即分剿武汉，兵数愈少，刻下更不知如何棘手。曾国藩等既定直捣金陵之计，即着迅速设法攻克九江，合军东下，毋得再存顾虑。”[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17页。]仍命令曾国藩迅速攻克九江，然后合军东下，直捣金陵。这种瞎指挥无异梦呓。

湖口之败后，湘军元气大伤。曾国藩只好把希望全部寄托在陆师之上，指挥塔齐布、罗泽南两部继续围攻九江，希望能早日攻陷城池。但是九江防守没有丝毫破绽，“负固死守。其坚悍凶顽，实出意计之外”[《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383页。]。湘军昼夜苦攻，士卒死伤惨重，而战事仍毫无进展。咸丰五年七月，曾国藩帐下得力大将塔齐布因为九江久攻不下，“日对坚城，徒增焦灼”[《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497页。]，吐血而亡，年仅三十五岁。曾国藩顿失依恃，抚尸大哭。

被困在内湖的湘军水师为了冲回长江，也不断进攻湖口水卡。由于进攻过急，在塔齐布死后第三天，内湖水师统领萧捷三在湖口中炮阵亡。至此曾国藩手下能征之将，可用之兵，只剩下罗泽南一部。

恰在此时，太平军又大举进入江西，曾国藩的形势非常困难。

就在这个时候，胡林翼又给曾国藩来信，要求把罗泽南派到湖北，帮助他收复武汉。

“曾胡”后世并称，两个人的事业紧密交织在一起。在这里我们不妨荡开一笔，追溯一下两人的关系。

曾国藩比胡林翼大一岁，他们都是湖南人，而且同属长沙府，是货真价实的老乡，曾国藩刚到北京之时，胡林翼也正在翰林院，两人做过一段时间的同事，应该说渊源颇深。

然而我们翻遍曾国藩任京官时期的日记，关于与胡林翼交往的记载只有寥寥数条，可见在北京期间，两个人的关系非常疏淡。

这看起来有点儿奇怪，其实也很好理解，因为曾胡二人出身、门第、性格、作风大不相同。

我们提起胡林翼，马上能想到的也许就是他年轻时候轻裘肥马、放荡不羁的故事。胡林翼的父亲胡达源是探花出身，岳父则是两江总督陶澍，家庭条件非常优渥。胡林翼很长时间内都以风流闻名，“常恣意声伎”，出入色情场所。人们甚至给胡林翼起了个外号，叫作“附驴”。之所以起这样一个外号，一是比拟“驸马”，二是借“潘驴邓小闲”之典。

而曾国藩则出身普通农家，与胡林翼门第悬殊，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大不相同。到京不久，曾国藩就发誓要做“道学家”，“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天天记检身日记。因此胡林翼在曾国藩眼中，是一个骄奢淫逸的公子哥儿。而曾国藩在胡林翼眼中，则是一个土里土气的土包子。

除此之外，两个人性格也大不相同。胡林翼是少年天才[据说胡林翼两岁时，祖父右执书而左抱之，他“视书目不转睛，隐隐有识之之状”；五岁时，祖父“示以堂楹联语，室壁图画，辄能记诵不忘”。]，自幼非常伶俐乖巧，成年后一表人才，“状貌英伟”（郭嵩焘语），“精悍之气，见于眉宇”。而曾国藩天资平平，内向儒缓。两个人的性格也并不投合[曾国藩自己说过，有些人是天才，处事果断：“敏，有得之天事者，才艺赡给，裁决如流，此不数数觏也。”胡林翼正是这样的人。曾国藩则是另一个极端：“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因此两个人共同在京的一年多，相互敬而远之，只有一些礼节性的交往。

不过咸丰四年（1854）之后，两个人却在抵抗太平军的征途中成为非常默契的战友。

道光二十一年（1841）八月，胡林翼因科场案受牵连，在官场上遇到挫折，不久父亲去世，他扶棺南返，回家守制。乡居期间，胡林翼开始反省自己早年的放浪形骸的生涯。究心理学，“专意道德”。胡林翼后来回忆说：“自辛丑见背于父，而痛念我父，克去利心。……其勉力自修者，谨守礼法，追思先人教训，一言不妄发，一步不妄行。[熊治祁编：《湖南人物年谱》3，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7页。]”为人处事风格发生巨大变化。

再度出山之后，胡林翼出任贵州安顺知府。安顺位于贵州中西部，山水崎岖，交通不便，最大问题是土匪横行。胡林翼“躬往缉捕，短衣芒履，出入嵁岩，几忘寝食”[熊治祁编：《湖南人物年谱》3，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1页。]。穿着短衣草鞋，爬高山，入深谷，亲自率人去抓捕土匪。谁能想得到，这个在大山老林里艰苦跋涉的短衣芒鞋的汉子，几年前还是一个轻裘宝马纵酒狂歌的纨绔子弟。他剿匪的成绩非常突出，以至于咸丰皇帝也曾经问胡林翼“官声何以如此之好”。[熊治祁编：《湖南人物年谱》3，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6页。]

咸丰二年（1852）底，太平军纵横两湖，在家乡为母亲守孝的曾国藩墨绖出山，创办湘军。咸丰三年（1853）底，胡林翼带领所募练勇六百人，离开奋斗了八年的贵州，奔赴烽火处处的两湖。正在训练湘军准备出师的曾国藩派人给胡林翼送来了大批军用物资和两千两白银，同时又上奏朝廷，推荐胡林翼之才可以大用。“密疏论荐，谓其才胜臣十倍。[熊治祁编：《湖南人物年谱》3，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0页。]”在奏折中曾国藩称胡林翼“胆识绝人，威望夙著”，“屡著战功”，是“才大心细，为军中万不可少之员”[《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217页。]。这种雪中送炭，倾心推举，令胡林翼感激不已。

两人在京城一别，再见面已经是十三年后的咸丰四年（1854）四月的妙高峰下。此时曾国藩正在进行长沙整军。胡林翼发现，早年那个拘谨的曾国藩，此时已经成了湘军大帅，性格在原来的沉稳踏实之外，又加入了干练、坚毅、自信。而曾国藩则看到，中年胡林翼，气质面貌和青年时代也已经完全不同。经数年边远地区政务历练，胡林翼原来举止中的睥睨一切、浮动挥霍已经被磨得差不多了，“待人一秉大公，推诚相与，无粉饰周旋”[熊治祁编：《湖南人物年谱》3，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22页。]。其沉毅之气、经世之识与曾国藩至此一拍即合。天下滔滔之际，两个人更明确地意识到，只有他们这样的人携手并肩，齐心合力，才能挽回天命人心。[胡林翼与曾国藩一见后，又被湖南巡抚派去湘西剿匪，后又赴湖北搜“剿”太平军残部，积功升为湖北按察使。两湖地区虽然战事倥偬，但有了曾国藩、左宗棠、张亮基等人的照顾协调，胡林翼的生存环境比在贵州要好很多。]

不久曾国藩大军围攻九江，奏调胡林翼前来帮忙，从此胡林翼成为曾国藩的直接部下。在进攻九江的几次战役中，胡林翼与曾国藩其他部下配合良好，屡立战功。他在这里还结识了湘军名将罗泽南。究心理学的胡林翼与罗泽南一拍即合，对他钦佩不已。胡林翼情商极高，善居人下，虽然他功名官位高于罗泽南，却主动拜罗泽南为老师，“执弟子礼甚恭”，在军中成天与罗泽南讲道学。虽然相处时间不长，却与他建立起极深的情谊。

在九江城下，湘军遭遇挫折。太平军军势由此复盛，挥兵湖北，武汉再度告急。在曾国藩的大力提携下，胡林翼已经获得湖北按察使的头衔，因此自请回援武汉。虽然江西局势非常紧张，但是曾国藩还是本着“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之旨，慷慨地放胡林翼西上，以助他成就功名。胡林翼手中嫡系不过是六百贵州勇，曾国藩为了保证他回援成功，从紧张战事中，拨出石清吉部与王国才部数千精兵交给胡林翼，让他凑成了一支六千人的队伍。这六千精兵，成了胡林翼起家的重要资本。

就在胡林翼竭尽全力在战场上指挥战士厮杀的时候，咸丰五年（1855）三月，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原湖北巡抚陶恩培因为城破自杀，朝廷任命胡林翼当了湖北巡抚，成了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

去年八月，咸丰让曾国藩署理此职，但是仅仅九天之后，就收回了成命。没想到现在，这个重要职务却给了资历甚浅的胡林翼。自咸丰四年（1854）二月至咸丰五年（1855）三月，一年时间，胡林翼由知府而道员而按察使而布政使而巡抚，连升五级。可见此人的能力过人，也可见咸丰对他的信任远过于曾国藩。

曾国藩练成湘军以来，这支生猛的汉人队伍一直是咸丰心头的隐忧。他“以国藩一人兼统水陆军，心忧之”[王闿运、郭振墉等：《湘军志　湘军志评议　续湘军志》，岳麓书社，1983年，第23页。]。而胡林翼的实力此时远逊于曾国藩，没有尾大不掉之忧。胡林翼的能力，屡经曾国藩等保奏，早已经简在帝心。咸丰如此破格提拔，相信胡林翼一定会感恩戴德。[当然除此之外还有文庆所起的作用。文庆就是前文提到的胡林翼做乡试副主考时那个因为自己的问题连累了胡林翼的主考。此时他已经成了咸丰面前的红人，自然会为胡林翼说话。]

这就是咸丰的用人术。

曾国藩对此当然感觉很意外。自己梦想多年而不得的职位，部下胡林翼却如此轻松得到了。胡林翼成了湖北巡抚后，胡曾二人虽然名义上是平级，但是曾国藩是以在籍身份带兵，胡林翼则获得一省实权，曾国藩的地位已经处于胡林翼之下了。

曾国藩心头也许会在第一时间掠过一丝嫉妒，但是这丝嫉妒一扫即去，留下来更多的是高兴。因为胡林翼毕竟是湘系人马，由他来出镇湖北，湖北就可能成为湘军的战略大后方，实现了曾国藩在长江中游为湘军建立根据地的计划，有利于整个战局。

胡林翼受命之时当然受宠若惊。然而此时湖北还在太平军手中，这个巡抚一时还是空头。只有尽快拿下武汉，他才能在湖北立足。

因此胡林翼才想到了要向曾国藩请求援兵，并且最好是湘军最有名的战将罗泽南。

此时的曾国藩正泥兵九江城下，进退不得。胡林翼请求罗泽南赴援，确实给曾国藩出了个难题。不放罗泽南，武汉确实一时难以拿下来；放走罗泽南，曾国藩自身安危难保。

但是一番犹豫之后，曾国藩还是派出了罗泽南。因为从当时天下大局看，武汉确实更为重要，自己的安危则为次之。曾国藩不但同意派出罗泽南军，而且从塔齐布军中抽调彭三元部、普承尧部，编入罗军，以增强其实力。由此可见，曾国藩在关键时刻之顾全大局的胸怀实为普通人之所不及。

罗泽南一走，曾国藩在江西显然就安危难卜了。因此听到这一安排，曾国藩的手下纷纷反对，连曾国藩的好朋友刘蓉都坐不住了。

“幕府刘公蓉谏曰：公所赖以转战者塔、罗两军，今塔将军亡，诸将可恃者独罗公，又令远行，脱有急，谁堪使者？”

曾国藩回答说：

罗泽南开赴武汉，使得湘军的重心从江西转到湖北，曾国藩不但在政治上处于湘军集团的第二位，军事上也处于第二号人物了。从此他坐困江西，一筹莫展，惊险万状。而胡林翼得此精兵，局面一下子大为改观。虽然罗泽南不久战死，但是这支精锐部队却归了胡林翼。其后胡林翼能夺武汉、取九江、谋安徽，屡建大功，都是得益于他掌握了湘军最精锐的罗泽南部。曾国藩关键时刻的自我牺牲，是曾胡一生交往中的一个关键点。

把最得力干将派出的曾国藩不久就尝到了恶果。太平天国攻下武昌后，石达开带兵回到江西，在江西展开强大攻势。此时，湘军水师已经失去战斗力，曾国藩身边又没有得力将领。从咸丰五年（1855）十月起，石达开连下上高、瑞州、新喻（今新余）、峡江、临江、袁州、安府等城，控制了江西十三府中的八府五十四州县。曾国藩的部队困守在南昌和南康两府的狭小地区，文报不通，联系中断，连送家书都不得不用隐语蜡丸，化装潜行；即使如此，送信人还是往往被太平军识破，被捕杀者达百人以上。

曾国藩当时时刻面临被杀的危险，如果石达开再加上最后一把劲，曾国藩可能就在江西殉国了。后来王闿运在写《湘军志》时，连夜阅读当时的文件，蒙眬之中好似见到曾国藩当年的窘迫之态。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夜览涤公奏，其在江西时，实悲苦，令人泣下。……‘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出师表》无此沉痛。[王闿运、郭振墉、朱德裳、王定安：《湘军史料四种》，岳麓书社，2008年，第183页。]”曾国藩也讲他在江西之时，“久困彭蠡之内，盖几几不能自克。[《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157页。]”由此可见曾国藩当年的处境是何等狼狈！

曾国藩在江西陷入困境，与家中不通信息，生死不明。曾家人非常焦急。曾氏兄弟五人，曾国藩居长，下面有四个弟弟，大弟曾国潢，二弟曾国华，三弟曾国荃，四弟曾国葆。在四弟国葆被曾国藩裁撤回家后，曾国藩曾命令几个弟弟居家读书，不要再参与军事。但是此时情况紧急，一贯有主见的曾国华敢为人先，“间关”赴湖北找胡林翼想办法去援救大哥。胡林翼对曾国藩胞弟的到来非常重视，尽管武汉现在正是胶着之际，回援江西会让湖北兵力单薄，但胡林翼还是慷慨拨出四千军队，交给曾国华统领，开赴江西。这四千人“均系久经战阵，骁果精卒”[胡林翼撰，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1，岳麓书社，2008年，第112页。]。咸丰六年（1856）三四月间，曾国华率领这些湘军将士，先后攻陷咸宁、蒲圻、崇阳、通城、新昌、上高等地，打通了江西与两湖的通道。

就在曾国华从军后数月，另一个弟弟曾国荃也弃文从武，率兵前往江西救援。咸丰六年（1856）十月，曾国荃广招罗泽南、李续宜旧部及新募之兵，共计三千人，会合湘军老将周凤山部，进军江西吉安。此军名字就定为“吉字营”。

兄弟们的到来，让曾国藩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援助。同时，正当南昌指日可下，曾国藩“呼救无从”“魂梦屡惊”之际，洪秀全、杨秀清等从西征战场大量抽调太平军回救天京，参加攻破江南大营的战斗。此后，江西太平军基本上停止了进攻，困处南昌的曾国藩终于绝路逢生，解除了生命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