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被解除兵权，他的那些宿敌，也就是长沙城中的湖南官员们闻听此讯，一个个喜形于色。从传统伦理上来说，不论曾国藩是何居心，如此要挟皇帝要官都有违臣道。以前曾国藩以唯我独忠之态，居高临下，睥睨众人。而这次他们可抓住了把柄，举城跳着脚大骂曾国藩是假道学、假忠义。蛰居荷叶塘的曾国藩有口难辩，遂“得不寐之疾”，患了“怔悸之症”，卧病在床。他在给郭昆焘的信中亦称：“以兴举太大，号召过多。公事私事，不乏未竟之绪；生者死者，犹多愧负之言。用是触绪生感，不能自克；亦由心血积亏，不能养肝。本末均失其宜，遂成怔悸之象。”[《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590页。]

更让曾国藩痛苦的是，建立不世功勋的千载难逢之良机眼睁睁地从自己眼前溜走了。此际正当太平军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他偏偏在这个时候回了家。他的许多部下，都因军功飞黄腾达。比如以知府投身于他的胡林翼早当上了湖北巡抚，以千总这样的低级军官身份加入湘军的杨载福也已经升为二品提督，而他仍然是一个在籍侍郎，职位没有任何升迁。在他离开军队的这段日子，湘军攻陷九江，杨载福、李续宾皆赏穿黄马褂，官文、胡林翼皆加升太子太保，一时荣耀无比。只有他这个湘军创始人冷冷清清地待在家里，受人嘲骂。曾国藩虽被视为理学名臣，但功名心一向极炽，失去这个永载史册的千载良机，他怎么能不懊悔莫及！

原本自诩硬汉的他这回有点挺不住了，举动大异常态，整日生闷气，“心殊忧郁”，动不动就骂人。他数着江西的一帮文武骂，骂够了就找几个弟弟的碴儿吆喝，一年当中和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都发生过口角。弟弟们走了后，他又开始骂几个弟媳妇。语言粗俗，蛮不讲理，理学家的风度荡然无存。

被酷热击中的荷叶镇，夜半仍然如同火炉。彻夜不眠的曾国藩时而在床上辗转反侧，时而在室内外踱来踱去。几年来的种种经历不断缠绕在他心头，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他说自己在家中“回思往事，处处感怀”[《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335页。]，“心中纠缠，时忆往事，愧悔憧扰，不能摆脱”[《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345页。]，“近日天气炎热，余心绪尤劣，愧恨交集。每中夜起立，有怀吾弟，不得相见一为倾吐”。[《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351页。]

他判断太平天国一年内会荡平，到时候论功行赏，独没有他的份儿，会是多么难堪。所以这一段时间的家书里，他经常流露出一种悔意。比如他说：

在极端痛苦中，他拿起了朋友向他推荐的老庄著作。几千年前的圣人之言给了他意想不到的启示，让他恍然见到了另一片天地。他像一个闭关的和尚一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坐就是一整天，把自己起兵以来的种种情形在大脑中一遍遍地过。渐渐地，曾国藩静下心来了。

曾国藩反思到，自己在官场上一再碰壁，碰得鼻青脸肿，不光是皇帝小心眼，大臣多私心，自己的个性、脾气、气质、风格上的诸多缺陷，也是重要原因。回想自己以前为人处世，总是怀着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自以为居心正大，人浊我清，因此高己卑人，锋芒毕露，说话太冲，办事太直，当然容易引起他人的反感。他翻阅旧日信稿，发现了当日武昌告急时，他请求骆秉章发兵援救的一封信。写这封信时，他觉得字字有理有据，今天读来，却发现字字如锥如芒。信中称湖南湖北“唇齿利害之间，此不待智者而知也”[《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256页。]，不仅没有一点儿商量的口气，而且还略带嘲讽之意。为了防止骆秉章干预他募练水师，他又在信中早早地表明态度：“其水路筹备一端，则听侍（曾自称）在此兴办，老前辈不必分虑及之。断不可又派员别为措置。[《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256页。]”仍是一副舍我其谁、比谁都高明的架势。

怪不得当日骆秉章批评他刚愎自用。骆秉章回信的原话是说他：“行事犹是独行己见，不能择善而从，故进言者安于缄默，引身而退。[《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437页。]”说他做事听不进别人意见，所以也就没人愿意给他出主意。当时听了这话，他不以为然，今天想来，才发现确实说到了自己的痛处。他在给弟弟的信中承认说：“余生平在家在外，行事尚不十分悖谬，惟说些利害话，至今悔憾无极！”[《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401页。]

曾国藩回忆起在湖南时朋友们对他的批评：“近日友朋致书规我，多疑我近于妒功嫉能，忮薄险狠者之所为，遂使我愤恨无已……仆之不能推诚与人，盖有岁年。”[《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466页。]

朋友们不能理解他，难道都是因为不明大义，身处局外？他自己就没有任何责任？“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句圣人之言，他虽然耳熟能详，实际上没有真正做到过。

他又想起弟弟对自己的批评：“曾记咸丰七年冬，余咎骆文、文、耆待我之薄，温甫则曰：‘兄之面色，每予人以难堪。’”[《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24页。]

温甫是三弟曾国华。亲兄弟比别人说话更直接。确实，面对官场同僚，他确实常以圣贤自命，而以小人目人，面色如铁，话语如刀。

不光是对同僚，就是对自己的亲兄弟，他也成天一副“唯我正确”“你们都不争气”的神气，处处批评教训，弄得当年国荃、国华到北京投奔他，结果都待不了多久就返乡了。设身处地，推己及人，那些自尊心受挫的同僚当然也会以冷面冷心甚至排斥辱骂来对待他。

曾国藩在家中致信各位好友，请大家给他多提意见，帮自己总结经验教训。咸丰七年（1857）底，曾国藩的朋友，曾经给他做过幕友的罗汝怀寄来了一封长信。信中说：

也就是说，你丁忧回家后，我没给你写吊唁信，是因为你这次回家，不仅是因为奔丧，还有更重大的原因。我不愿意写那些世俗客套的话，所以就没写信。继而我听说你正在请大家给你提意见提建议，所以才写这封信。如今皇帝天恩高厚，让你在家守孝，太平军势力也衰微下去，本来是何等幸事。结果你内心如此不平静，给朋友的信中，用词非常不雅驯，找这个毛病找那个毛病，满纸都是愤懑不平。这就如同两个挑担的担夫在道路中对峙，谁也不给对方让路，或者像悍妇在家里骂人一样，都是你德行学问还不够纯粹，没有进入化境的原因。

接下来他又说：

是的，现在世风日下，士风不振，官风不正，诚可痛惜。然而你想放着这些体制内的力量一切不用，赤手空拳成事，这可能吗？你一个人逆众人而独行，则一傅众咻（指一人施教时，众人在旁喧扰，形容由于环境的干扰，难以取得成绩），难以有成。比如今天有一个人上书皇上，说如果把所有的律法都废除，把所有的官员都杀了，天下才能大治，你说这能行吗？会有人听从吗？

承蒙您的赏识，让我在江西时能进入您的幕府。我之所以愿意为您服务，是因为我认为你是天下奇士，没有人能和你相比。为什么这样说呢？天下只有平实朴素坚定的人能成事，特别是军务。你虽然品级很高，但是没有官僚习气，做什么事都是亲自动手，如同大禹治水那样不畏难苦，所以才能练成湘军。成语说道在屎溺，这对湘军来说居然不是比喻而是实指，也就是说湘军行军时所修的厕所，也有明确的尺寸标准。这是那些只会高谈阔论的人无法想象的。你同时又能做到谦虚谨慎、和蔼可亲，经常向别人请教，愿意让别人给你提意见。这些都是你的优点。

但问题是，你有些太特立独行了。今天最严重的问题是筹集军饷。筹集军饷，一方面要靠百姓，另一方面要靠官员。要靠百姓，让百姓不怨恨你，这个你是知道的。要靠官员，要让官员不怨恨你，这个你就不够注意了。所以关于筹饷，抽漕银你想要自己来，抽税你想要自己来，募捐你想要自己来，总之是想踢开官员体系，根本不管地方官的存在。你的本职是军事，民政是归地方官系统，你想把一切大权都由自己操持，这本身是违反体制，行不通的。

罗汝怀这个人名气虽然不大，这封信写得倒真是直率而有见识。李鼎芳说：“罗汝怀之书，将国藩苛求及垄断权力之病，一泄无遗。”

曾国藩阅读好友来信，反复回忆既往，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自身的致命弱点：太自傲、太急切、一味蛮干、一味刚强。

曾国藩终于认识到，行事过于方刚者，表面上似乎是强者，实际上却是弱者。这片土地上真正的强者，是表面上看起来柔弱退让之人。所谓“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所谓“大柔非柔，至刚无刚”。中国社会的潜规则是不可能一下子被扫荡的。那些他以前所看不起的虚伪、麻木、圆滑、机诈，是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必需手段。只有必要时和光同尘，圆滑柔软，才能顺利通过一个个困难的隘口。只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才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达到胜利的彼岸。

咸丰七年（1857）下半年，曾国藩写下这样一句自箴：

被解除兵权，当然是人生大祸。然而祸是福之基，在灾祸中不能自暴自弃，应该置之死地而后生。

咸丰八年（1858）四月，曾国藩又写下了这样的自箴：

指出自己为人处世的四大缺点：偏激，好名，也就是过于重视获得好名声；喜欢公开批评谈论别人的过恶；做事有始无终；待人接物过于怠慢。

那么怎么做呢？也是四条：做事平心静气，更多地考虑他人的心理，站在他人角度立场想问题；更多地揄扬他人，表扬他人的长处；做事有始有终，越到后来越慎重；接人待物要更诚更敬。

曾国藩在这里把家居的两年称为“大悔大悟”之年，经过一年多的乡居，曾国藩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后来他回忆自己的这一变化说：“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476页。]

人算不如天算。曾国藩本以为平定太平天国之战与自己没有关系了，但是机会又来了。曾国藩居乡期间，心灰意懒。湖北巡抚胡林翼却千方百计、绞尽脑汁，为曾国藩创造再次出山的机会。

胡林翼是一个懂得感恩之人，他不能忘记，当初自己从贵州回到两湖时，手中不过是六百贵州勇。他离开九江战局赴湖北作战时，手下的兵将都是曾国藩送给他的。他后来攻克武汉，靠的也主要是曾国藩所派的罗泽南部。胡林翼对此一直感恩戴德，发迹后仍然念念不忘，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说自己的“皮匠小店”“昔年本钱出于老板”。[胡林翼撰，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2，岳麓书社，2008年，第496页。]

胡林翼政治能力极强，天京内讧后，胡林翼抓住机会，收复了湖北全境。不久，他就把全省治理得井井有条。当时湖南岁入不过二百五六十万两银子，而湖北在胡林翼的治理下，岁入四百万两。曾国藩在江西带兵，饷源极其紧张，只有胡林翼竭尽全力，把协济曾军作为自己的义务“馈军源源不绝”。湖北由此成了湘军的血库。

曾国藩被咸丰皇帝解除兵权，在家守孝，丧失了对军队的直接指挥权。原在他手下的不少重要将领，陆续改隶胡林翼。胡林翼就临时接替了曾国藩湘军领袖的地位，成了维系湘系势力的核心。正是因为他的苦心调护，才让湘系势力没有四分五裂。所以李续宾当时说，“时事大艰”，他与杨载福、彭玉麟等人“共事一方，水陆士卒幸皆连成一心，和衷共济，赖润公（指胡）维持其间”[《近代中国史料丛刊573·李忠武公（续宾）遗书》，文海出版社，第167页。]。曾国藩因此也放下心来，感激万分。他说：“江、楚、皖、豫诸将帅，惟润帅能调和一气，联合一家。”“万一有它，四省大局，实虞其散。”[《曾国藩全集·书信》3，岳麓书社，2011年，第464页。]

曾国藩向皇帝伸手要官不成，湖南官员们纷纷讥笑批评曾国藩，胡林翼的反应却完全不同，他完全理解曾国藩的苦衷，并且一再为曾国藩鸣冤。他在书信中屡屡叹曰：“此老有武侯之勋名，而尚未得位；有丙吉之阴德，而尚未即报。”[胡林翼撰，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2，岳麓书社，2008年，第325页。]“频年作客，仰食于人，金石孤忠，可敬可念。”[胡林翼撰，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2，岳麓书社，2008年，第459页。]

这样的人，才算得上是曾国藩的知音。曾国藩在家期间，胡林翼多次想办法让咸丰重新起用曾国藩。早在咸丰七年（1857）秋，他就曾上奏咸丰，借口浙江形势危急，请他起用曾国藩，“以一事权”。结果咸丰强硬拒绝。

天京内讧之后，石达开率二十万大军从南京出走，咸丰八年（1858）初进入浙江。浙江是清朝重要财赋基地，也是军队饷银的重要来源地。胡林翼于是抓住这个机会，说自己现在正欲用兵安徽，无力兼顾浙江，奏请由曾国藩带兵去救援浙江。他特别指出，萧启江、张运兰、王开化等部湘军，“多系侍郎臣曾国藩及罗泽南旧部”，非曾国藩统带，别人难以有效指挥。

天京内讧之后，咸丰皇帝非常兴奋，精神为之一振。史载他为此特意去瀛台涵元殿拈香，还下令各地官员“乘此机会，次第削平”。然而后来太平天国却没有如咸丰预想的那样迅速崩溃，江南大营虽然军事上屡有进展，却不能取得关键性胜利。看来平定太平天国还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咸丰帝环顾四周，确实没有其他合适人选，只好同意了胡林翼的请求，令曾国藩办理浙江军务。

命令发出，咸丰皇帝非常担心曾国藩心里生气，赌气不出。

当初曾国藩被夺了兵权，非常痛苦，内心也对咸丰充满愤怒。皇帝说允许他在家守孝，但一旦军情紧急，“仍当即赴军营”。曾国藩的复奏却称“自问本非有为之才，所处又非得为之地”，不能再出。且说“此后不轻具折奏事，前在江西尚有一二经手未完事件，拟即函致江西抚臣耆龄请其代奏”[《曾国藩全集·奏稿》2，岳麓书社，2011年，第225～226页。]，大有与皇帝一刀两断、不再来往之势。

所以咸丰在上谕结尾说道：“该侍郎前此墨绖从戎，不辞劳瘁，朕所深悉。现当浙省军务吃紧之时，谅能仰体朕意，毋负委任。何日启程？并着迅速奏闻，以慰廑念。”[《曾国藩全集·奏稿》2，岳麓书社，2011年，第230页。]

那意思是，你出不出来，给个痛快话，别像以前那样，总是推脱，让我老等。

咸丰哪里知道，曾国藩在家里，日思夜想，就等着出山的一声召唤。大喜过望的曾国藩不再提任何条件，立刻出山。

这次出山，曾国藩的朋友们惊讶地发现，曾国藩变了，变得他们几乎不认识了。

第一，他变得和气、谦虚、周到了。

以前他做事直来直去，不太讲求虚文俗套。现在则和那些庸官俗吏一样注意礼仪排场。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与人相处，不能过于拙直：“余生平不讲文饰，到处行不动，近来大悟前非。”[《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326～327页。]在官场生存，必须习惯官场上虚与委蛇的那一套：“与官员及绅士交际，则心虽有等差而外之仪文不可不稍隆，余之所以不获于官场者，此也。”[《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328页。]

他在启程前首先给各军将领、各地大吏每人致信一封，以非常谦恭的语气，乞惠“指针”。

到了长沙后，首先拜遍大小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县衙他也亲自造访。

原来对那些无用的官样文章，他不理不睬，现在则每信必复。他对老朋友检讨说，以前“接人应事，恒多怠慢，公牍私书，或未酬答。坐是与时乖舛，动多龃龉”。因此“此次再赴军中，消除事求可、功求成之宿见，虚与委蛇，绝去町畦。无不复之缄咨，无不批之禀牍，小物克勤，酬应少周，借以稍息浮言”。[《曾国藩全集·书信》2，岳麓书社，2011年，第225页。]

此前，他对人总是持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态。现在，他努力包容那些丑陋的官场生存者，设身处地地体谅他们的难处，交往时极尽拉拢抚慰之能事，必要时“啖之以厚利”。

以前曾国藩是斑马群中的野马，自然引起斑马们的群起攻击。现在他也涂上了斑纹，以便让斑马们误认为自己是他们的同类。然而这番变化太过迅速，甚至引起好友们的误解。郭嵩焘说：“曾司马再出，颇务委曲周全。龙翰臣方伯寓书少鹤，言司马再至江西，人人惬望，而渠独以为忧。忧其毁方瓦合，而任事之气不如前此之坚也。[郭嵩焘撰，梁小进主编：《郭嵩焘全集》8，岳麓书社，2012年，第150页。]”胡林翼则说他“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曾国藩全集·书信》3，岳麓书社，2011年，第579页。]。曾国藩自己也承认：“寸心之沉毅愤发……尚不如前次之坚。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办毕，则远胜于前次。”[《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427页。]

然而这一做法在官场上却如鱼得水，“再至江西，人人惬望”[郭嵩焘撰，梁小进主编：《郭嵩焘全集》8，岳麓书社，2012年，第150页。]，从此他用人备饷比以前大为顺利。他自己也满意地说：“吾往年在外，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400页。]

第二，他对皇帝，不再那么直言不讳，而是学会了打太极拳。曾氏早年奏折，“戆直激切，不讲究方式方法”，那道《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曾惹得皇帝大怒，差点儿引来杀身之祸。练兵之初，曾国藩不光对同僚不假辞色，甚至对皇帝说话也句句如钢似铁。皇帝给他下过多次指示，都被他以不合实际为由直接顶了回去。

这些奏折，在皇帝头脑中强化了曾国藩勇于犯上、桀骜不驯、难以驾驭的印象。这也是皇帝对他不能信任、不敢给他大权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再次出山之后，他奏事风格大变。皇帝命他再出之旨六月初三日奉到，初七日他就启程上路了。所上《恭报启程日期折》，平实沉稳，非常谦逊。无丝毫讨价还价之意，他说：

这实际上也是一个检讨。咸丰皇帝一看，非常满意，批复：“汝此次奉命即行，足证关心大局，忠勇可尚。俟抵营后，迅将如何布置进剿机宜，由驿驰奏可也。”[《曾国藩全集·奏稿》2，岳麓书社，2011年，第231页。]

这道奏折颇得皇帝欢心，说：“汝此次奉命即行，足征关心大局，忠勇可尚。”对曾国藩的印象有了初步好转。

第三，他不再慎于保举，而是“同流合污”了。

晚清军队，“滥举”之风很盛。每有小胜，领兵大员都会拼命保举自己的属下，不管出没出力，上没上战场，都会均沾好处。曾国藩领兵之初，因痛恨此风，从不滥举。咸丰四年（1854），他带兵攻下武汉，“仅保三百人”，受奖人数仅占出征队伍的百分之三。相比之下，胡林翼攻占武汉一次即保奏“三千多人”，受奖人数竟达到百分之二三十。消息传开，不少人认为投曾不如投胡，许多曾国藩挽留不住的人员主动投奔胡林翼门下。

曾国藩原“以忠诚为天下倡”，以为仅凭忠义相激，就可以让部下出生入死。但阅历既久，才发现真正的抱道之士并不如他想象中那样多。他认识到“不妄保举，不乱用钱”，则“人心不附”。只有诱之以“名”，笼之以“利”，才能网罗天下英才。因此复出之后，曾国藩“揣摩风会，一变前志”，大力保举，将朝廷名器当作自己的私恩。在升任两江总督后不久，他写信给曾国荃说：

他要弟弟移花接木，给从未上战场的周氏送上一顶九品乌纱。这表明，在官场混迹多年的曾国藩不再是愤世嫉俗的愤怒青年，而已成为善于“揣摩风会”的油滑官僚。他已把当年痛斥的“是非不明，黑白不分”看作正常现象，并身体力行了。到后来，他不但自己勇于保举，甚至鼓励部下不要有太多顾虑而放手保举：“鄙人前衔奏补实缺，最足新耳目而鼓士气，不可畏干部诘而预自缩手也。”[《曾国藩全集·书信》4，岳麓书社，2011年，第122页。]

就这样，曾国藩完成了自己的“中年变法”。用他自己的话说：“自八年夏间再出视师，痛改前此客气用事之弊，以一勤字自勖。”李鼎芳说则：“国藩（对罗汝怀的信）能虚怀而接受之，其咸丰八年（1858）以后之立身行事宜乎受其影响。……待人接物，前后势若两人矣。”[萧一山：《曾国藩传》，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