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以前讲了湘军的组织原则、用人原则，但是还没有系统介绍过湘军的作战原则。

湘军的作战原则也非常能体现曾国藩的性格特点，那就是“以静制动”“自固为本”。

太平军作战是颇有谋略的。张德坚《贼情汇纂》中说，太平军“山川形势，颇能谙习。虽不读书，罔知兵法，然皆背谲诈机警，逞其毒焰，竟能成燎原之势者，盖盗亦有道也”[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3，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117页。]。太平军“熟于《三国演义》《水浒传》，用兵颇有纪律，诡计百出”。[姚莹：《中复堂遗稿》卷5，见《东溟文集》。转引自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论文选》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第1170页。]

确实，太平军在与清军的作战中，善于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总是能够避实击虚，“审势度力”，“灵变应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太平军在作战时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裹胁大量民众为兵源，造成漫山遍野、声势浩大的样子，使敌人震眩失措。太平军每占一地，常习惯将百姓的房屋烧毁，然后掳掠无家可归的民众一同撤走[太平军常以“裹胁”为补充兵员的手段，“尽掳州民暨沿途裹胁之众，编伍而部署之”。“太平天国确实采取了‘掳人’的扩军方式，而且起义一开始就实行了。”关于太平军“沿路裹胁”“到处裹胁，愈聚愈多”等记载比比皆是。]。打仗的时候，经常把大量流民驱上前线以壮声势，刚刚和他们交手的人，很容易被他们的阵势吓倒。后来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葆之所以在与太平军作战过程中失利，就是因此。

那么，曾国藩以什么战法对付太平军呢？

笨人曾国藩的战术方法就是六个字，叫作“结硬寨、打呆仗”，或者叫“打死仗”。曾国藩后来自己总结说：“十余年来，但知结硬寨、打呆仗，从未用一奇谋，施一方略制敌于意计之外。”[《曾国藩全集·奏稿》9，岳麓书社，2011年，第201～213页。]

这种打仗风格，用一个字总结，就是“笨”。

怎么个笨法呢？我们先来看这个“结硬寨”。

湘军行军打仗，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最重视扎营，在扎营上花的时间和精力特别多。

湘军行军，是半天行军，半天扎营。“以昼四十六刻率之，行十六刻而三十里，其十六刻以筑营垒，余十二刻而后昏暮，则神暇形壮，可以待敌。故百里而趋利者蹶，此军家之大忌也。”[王闿运、郭振墉、朱德裳、王定安：《湘军史料四种》，岳麓书社，2008年，第164～165页。]湘军行军作息表，是每天要花四小时行军，走三十里。然后就不走了，干什么呢？再花四小时挖沟修墙。

每天扎下营盘之后，不管军队多么劳累，都必须首先环绕营地挖出两道深沟，沿着沟再筑起两道高墙，把自己保护起来。壕沟的宽度、深度和营墙的高度、厚度都有明确要求：“作壕之法，外内重设，外壕广六尺，深八尺，内壕半之。”就是说，外面的一条壕沟宽要达两米，深要近三米。里面的一条，尺寸减半。“作墙如城，其高七尺，其厚六尺，子墙半之。”营墙也是两层，外面的一层，高两米多，宽两米；里面的一道尺寸减半。[王闿运、郭振墉、朱德裳、王定安：《湘军史料四种》，岳麓书社，2008年，第164页。]

修好之后，晚上再把军队分为三班，两班睡觉，一班轮流站岗。这叫“站墙子”。

这种做法确实极为笨拙，因为修墙挖壕是极为费工费力的事。这样，湘军就从一支军队变成了“民工建筑队”，行起军来如同蜗牛爬行一般，每天行程不过三十里。

湘军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刚刚成军出战的时候，湘军没有经验，营地扎得不牢，在岳州湘军的营盘曾受到太平军的突然袭击，遭受了严重损失。所以曾国藩总结经验，提出的应对之策就是“扎硬寨”“站墙子”。

咸丰九年（1859），李鸿章刚到曾国藩大营，跑到前线学习军事技能，见湘军每天做的不过是挖沟砌墙站墙子这一套，很不以为然，事后对人说：“吾以为湘军有异术也，今而知其术之无他，惟闻寇至而站墙子耳。”[刘体仁著，张国宁点校：《异辞录》，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3页。]

其实曾国藩一生做事，都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就是做得扎实，做得牢靠。这种作战方式，也是曾国藩独特的人生哲学和思维方式的体现。因此曾国藩打仗的第一秘诀是“稳”，先立于不败之地。军事首重“自固”，就是先要保存自我，然后才能谈到争取胜利。因为军事不比别的事情，不容许你犯错误，一犯错误，可能生命就没了，没有改正的机会。所以他才要扎硬寨，保证军队先生存下来。

曾国藩一生打仗不贪小利，不求奇谋，踏踏实实，稳扎稳打。他一生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每次打仗，他都花极大心血去研究敌我双方情况、战斗的部署、后勤供应、出现不利情况如何救援等，直到每个环节都算到了，算透了，才下定打仗的决心。

在具体作战原则上，曾国藩的战略思想是“以静制动、反客为主”。不主动出击，总是诱使敌人先来攻他，后发制人。曾国藩反复强调，湘军打仗，不能浪战，先不要急于进攻，而是先站稳脚步，等着敌人露出破绽，你再出手。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引用《水浒传》中“林冲打洪教头”的故事。林冲和洪教头比武，一开始是洪教头主动，林冲被动。林冲先不出手，先往后退，观察洪教头。等洪教头进攻了几棒，林冲看清了他的套路，才出手，一出手，就把洪教头打倒了。

毛泽东引用了这个故事，说：“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部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他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弱军通过诱敌深入可以后发制人、制胜强敌。他说：“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葛荣晋文集》第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89页。]

曾国藩的作战思想正是这样。他说：

“两人持矛格斗，先动手戳第一下者为客，后动手即格开而戮者为主。”[《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436页。]他又说：“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用兵者喜为主，不喜作为客。”[《曾国藩全集·书信》3，岳麓书社，2011年，第402页。]

两个人打仗，在那儿等着对方进攻的是主，主动进攻的是客。主占优势，客占劣势。所以打仗，一定要为主，而不要为客。要善于变客为主。

正是因为这种“主客”思维，导致湘军采取“挖沟法”围城。曾国藩说：“守城者为主，攻城者为客。”[《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436页。]守城的人是主，你去攻城，你就是客。太平军战争经验丰富，要攻下太平军把守的城池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守城者依托高大的城墙，上面还准备了滚木礌石。坚城之下，如果强攻，人家从城墙上往下放枪放炮，湘军死亡率极高。而且你攻城的时候，背后还往往受到敌人援军的攻击，里外夹击，导致攻城失败。

那么怎么变客为主呢？湘军的攻城法就是变客为主。每攻一座城市，先发挥湘军“民工建筑队”的特长，在城外挖两道长壕，把城围困起来，里面的一道长壕，是为了断绝城中的粮草接济，防止城里人突围。外面的一道长壕，是为了抵抗外来敌方援军的攻击。这样湘军在城墙下有了自己的营盘，就成了主。被围在城里的军队就心慌了，为了不饿死，就不得不主动突围，来到沟边来打湘军，而不是站在城头上等湘军，太平军就从主成了客。曾国荃拿下吉安，胡林翼拿下九江，都是运用的这个战法。

曾国藩的这种打仗方式，看起来很笨拙，其实是很高明的，非常符合《孙子兵法》。《孙子兵法》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就是说，你自己先要立于不败之地，再等着敌人给你机会。湘军这种挖沟式攻城法，确实能保证自己的生存概率最大，问题是时间成本很高，土木工程量也很大。攻下一座城池往往要花两年到三年时间。等战争结束，城墙外的地形地貌都被湘军彻底改变了。

在太平天国战争之中，双方战略战术均有可圈可点之处，太平军的得意之笔是围魏救赵、指东打西，用这个计策多次解了南京之围。而这一次安庆之战，湘军在巨蟒缠人式的攻城法基础上，又创造了“围城打援”的战法。

所谓“围城打援”，就是用一支军队围困住城市，同时安排多支军队在城外要路上阻击援兵。围城的主要目的从拿下城池变成吸引援兵，然后通过打援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这就跳出了过去以一城一地得失为胜负标准的旧的战争观念。

明确提出这一概念的是胡林翼。他认为湘军攻打安庆，不光是为了收复这个旧省城，更是为了吸引太平军主力，进行战略决战。所以他在给湖北湘军统帅多隆阿的信中说：“今天下之大局，不以得城为喜，而以破援贼为功。盖发逆自粤西起事以来，每以坚城坚垒牵缀我兵，而转于无兵及兵弱之处狡焉思逞。故贼日见其多，兵日见其少；贼处乎有余，而我转处于不足。善乎！李左车戒韩信之言曰：‘顿兵城下，情见势绌。’实为古今不易之论。”[胡林翼撰，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2，岳麓书社，2008年，第641页。]也就是说，战争的目的，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对方有生力量。太平军起兵以来，经常用一两个城市吸引清方大量军队围攻，他们转而在清方兵力不足的地方得手。故“用军之道，全军旅为上策，得土地次之；杀贼为上策，破援贼为大功，得城池次之”。[胡林翼撰，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2，岳麓书社，2008年，第641页。]

曾国藩对胡林冀的这一计划双手赞成。因为这一战不仅要夺取安庆，打开进攻南京的大门，更要力求歼灭太平军主力陈玉成部，从而解决战争的胜负问题。所以湘军兵力一分为多，以一支围城，多支打援。

但问题是，谁来围城，谁来打援呢？显而易见，大家更愿意承担围城任务。因为围城打援，任务最重、压力最大的是打援者。打援部队需要通过一次又一次的硬仗来消灭敌军有生力量，所处境地最危险，面临的战斗也最激烈，但是最后论功行赏的时候，人们记住的往往是直接拿下城池的队伍。

曾国藩和胡林翼左右权衡，决定让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围城，让胡林翼署下的湖北湘军多隆阿等打援。曾国藩这一安排，主要是让弟弟通过这一战成名。

曾国荃比曾国藩小十三岁，在族中大排行是第九，字沅甫，所以曾国藩在家书中常称他为“九弟”“沅弟”。曾国藩曾经写过一句诗来评价他，“屈指老沅真白眉”。这句诗典出“马氏五常，白眉最良”，汉代马家兄弟五人，唯白眉马良最为出色。可见曾国藩对这个弟弟的器重。曾国荃为人好强，用湖南话说，吃得苦、霸得蛮，做事一条道走到黑。曾国荃从军后，曾国藩从各个方面对他加以提携帮助，特别是在饷械供应上向他倾斜。因此“吉字营”在湘军中虽成军很晚，却建功极速。曾国荃以后起之辈的身份，很快取得了与鲍超、彭玉麟等湘军名将平起平坐的地位。

有人比较曾国藩和胡林翼，认为曾国藩不如胡林翼“忠纯”。确实，在胡林翼的心中，国重于家。他一生立身行事很少虑及家族和亲人，为朝廷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相比之下，曾国藩的“杂念”要多很多。曾国藩一生有两个核心焦虑：一个是自己能不能做到圣贤，挽救国家；另一个是曾氏家族能不能光大和永久。在曾国藩心目中，家族的分量，不亚于朝廷的兴亡。曾国藩在家书中不停地在讨论自己家族的兴衰，“我家气运太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为持盈保泰之道”[《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66页。]。他自己的进退考虑，很多时候都是和对家族命运的考虑联系在一起的。

之所以有如此差别，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是曾国藩和胡林翼身处不同的家族之中：胡林翼是独生子，又膝下无儿，领兵之时父亲也已经去世，没有太多的直系亲属可以挂念。

而曾国藩兄弟五人，姊妹四人，上有父母，下有二子。儒家的理念是家大于国，孝高于忠。一个人，可以为父绝君，却不能为君绝父。因此，曾国藩必须家国兼顾。在为国家鞠躬尽瘁的同时，他对家庭，对家族也投入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这些努力的印迹，就是今天的《曾国藩家书》。

正是因为这种考虑，曾国藩提出，要让曾国荃担任安庆围城的指挥者。当然，曾国藩这个建议也有靠得住的理由。我们说过，湘军围城用的是挖沟法，而曾国荃最善于挖沟围城，围得严严实实，滴水不漏，甚至因此得了一个著名的外号“曾铁桶”。

胡林翼理解曾国藩的苦心，同意直攻安庆任务由曾国荃负责。多隆阿则驻桐城挂车河，李续宜驻青草塥，鲍超的霆军驻扎机动位置，负责打援。

曾国荃闻讯非常振奋。这次要打的是在整个太平天国战争中位置极为关键的名城、省城安庆。通过这一战，他的名字必将传扬天下。

于是曾国荃率军进驻安庆城下，发扬“民工建筑队”的本色，修建双层壕墙，湘军居于内外壕墙之间，以逸待劳。这一工事修得非常扎实，后来拿下安庆后巡视战场，曾国藩对壕沟的深与宽颇感惊讶。

但是，整个安庆战役中，战功更大的，其实是多隆阿。

由于出身正规军，多隆阿作风与其他湘军将领有所不同，官军习气严重，“意忌情深，忮心尤胜”[胡林翼撰，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2，岳麓书社，2008年，第364页。]，谁都瞧不起。但是此人骄傲有骄傲的理由，他确实有谋能战，他驻守挂车河，成了保护身后曾国荃部的一道有力屏障，打了多次硬仗。特别是咸丰十年（1860）十月，素来有“用兵如神”之名的陈玉成提兵解救安庆。陈玉成部包括陈玉成本人的家眷，大都在安庆城内，所以这次救援是出了死力。他们联营四十余座，在挂车河与湘军展开激战，双方都杀红了眼。多隆阿指挥有方，大获全胜，歼敌万余名，解散胁从人员一万多名，重创了太平军有生力量。

第二年，陈玉成又联合洪秀全新派来救援安庆的洪仁玕部、林绍璋部，再次对挂车河发动猛攻。多隆阿作战勇猛，用兵机智，以一当十，多次打退敌军。

应该说，安庆之战中的大部分险战、恶战，都是多隆阿打的。在多隆阿的掩护下，曾国荃部把安庆围得越来越紧，进展顺利，安庆一步步陷入绝境之中。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天下形势突变，对曾国藩专注安庆的战略形成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