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胡二人收复安徽的重点是安庆。

早在创建湘军之初，曾国藩就把平定太平军的重点放在四个城市：武昌、九江、安庆、南京。他的总体计划是稳扎稳打，沿着长江，一个个地拔钉子。现在，武昌、九江已下，下一个重点自然就成了安庆。

安庆是长江边上的重镇，决定着长江上的航运安全，南京之所以能一直保障安全和粮饷供给，就是因为太平军掌握了安庆，掌握了长江的运输线。

关于安庆地理位置的重要，裴士锋曾经有过描写：

曾国藩在给咸丰的奏折中这样分析：“自洪、杨内乱，镇江克复，金陵逆首凶焰久衰，徒以陈玉成往来江北，勾结捻匪，庐州、浦口、三河等处，迭挫我师，遂令皖北糜烂日广，江南之贼粮不绝。”[《曾国藩全集·奏稿》2，岳麓书社，2011年，第369页。]在他看来，南京之所以长期不能攻陷，太平天国之所以能在内讧之后声威再振，就是因为有安庆作为南京的屏蔽。若集中力量进攻安庆，陈玉成必然全力来争，这样就可迫其进行战略决战。如能攻陷安庆，消灭陈玉成这支部队，南京的攻陷也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所以他把攻陷安庆当作中心目标，甚至把它看成清王朝生死存亡的关键。

咸丰皇帝顺利地批准了这个计划。他之所以批准，不是因为他在心里怎么认同曾国藩的这个战略，相反，是因为此时他对湘军已经不再那么关注，他的关注重心全部都放到了江南大营身上了。

此时天下战局中，国家正规军即江南大营和湘军的竞争态势更加鲜明。李秀成、陈玉成虽然用计彻底扫灭了江北大营，但是江南大营却没有受到影响。江南大营在和春与何桂清的合力经营下，战果相当喜人。特别是进入咸丰九年后，江南大营攻下了南京城外的重镇浦口，对南京形成了合围之势。按江南大营方面的估计，南京城有可能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被攻陷。南京拿下之后，“根本既失，枝叶自仆”，一切就都好办了。

而湘军经三河之败，最能战的一部全军覆没，实力已经大衰。现在整顿之后，进兵安徽，安庆城墙坚固，防守严密，按以往经验，要拿下来需要两年左右时间，很难迅速建功。

这其实正合咸丰之意。这样一来，江南大营终将建立平定太平天国的首功，在与湘军的竞争中完胜。咸丰依靠正规军、“直指根本”的战略最终会被证明成功。

但是曾国藩和胡林翼却不这样想。他们认为，依靠江南大营拿下南京的计划是一块画饼，根本不可能实现。三河惨败后不久，胡林翼写给陕西巡抚曾卓如的信中说，虽然经历三河惨败，元气大伤，但是湘军的战斗力仍然是绿营兵无法比拟的。“所自信者，此军人才，殄于三河，志气骨力，或逊于前。规模肃括，资地朴谨，尚较东南各省为优。数月之后，仍可奋发有为耳。”[胡林翼撰，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2，岳麓书社，2008年，第268页。]写给李续宜的信则说得更直率：“天下兵将，只靠吾楚耳！”[胡林翼撰，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2，岳麓书社，2008年，第482页。]就是说，要最终平定太平天国，还要靠湘军，江南大营根本不中用。

为什么胡林翼话说得这样笃定呢？因为他们对江南大营太了解了。

江南大营典型地体现了清代国家军队的所有缺点。在一切方面，它几乎都是恰恰和湘军反着来的。

首先是兵源。前文讲过，曾国藩招兵，以“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406页。]。而江南大营多数勇丁皆募自沿海地区的城市游民，尤以广东潮勇为多，这些人恰恰正是湘军坚决不用的市井无赖之徒。向荣曾指出，潮勇“从前或当洋船水手，或仰给粤海关，借资糊口。……迫五口通商以后，一切洋货无须华商转运，洋船歇业者多，粤海关截私充公，该游民等无从觅食，遂以护送鸦片为事。……迄于军兴，更借甲充当潮勇，纷然而至”[《向荣奏稿》，《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8册，第546～647页。转引自郭豫明：《上海小刀会起义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24页。]。正如曾国藩所说，这样募来的士兵实际上只能是一群“乌合之众，漫无纪律，无事则虚糜粮饷，有事则临阵溃逃”[《曾国藩全集·奏稿》2，岳麓书社，2011年，第517页。]。

其次是组织。湘军强调兵为将有，利用门生故吏宗族乡党等关系，对全军官兵将弁逐层逐级加以控制，因此如臂使指，非常团结。江南大营的兵丁则是抽自各省，派系众多，心志不一。兵丁籍贯南达两广，西及川、楚，东到江、浙，北抵山东。各省部队间矛盾重重。往往一队接仗而他队鼓噪先退，一队获胜而他队掣肘致败。更有甚者，各省兵勇“往往自相仇杀”。有一次川、楚兵为争一民间幼妇而大动干戈，“战声驰如雷，大刀狂有风……虽各数十人，半里暗尘土”，目击者不由得慨叹，“从来攻城时，未见今日武”。[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15，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0555～10556页。]

士兵不团结，将领之间芥蒂更深。江南大营早期，向荣和下属中的满族将领和春、苏布通阿、福兴均不和。和春继任之后，因“权势既大，矜骄不免，喜谀恶直，是其素性”[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2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页。]，与主将张国梁的矛盾非常突出。和、张之间积不相能，连在上海的外国人亦有所闻，评论说：“清朝军务钦差大臣和春与前叛军将领张国梁之间所存在的冲突，是如此严重，以致他们不能取得合作。”[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9～80页。]这更加削弱了战斗力。

最后是军纪。曾国藩对军中廉政建设抓得很紧。他反复告诫军官们说：“欲服军心，必先尚廉介。”[《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446页。]“弁勇之于本管将领，他事尚不深求，惟银钱之洁否，保举之当否，则众目眈眈，以此相伺，众口啧啧，以此相讥。惟自处于廉，公私出入款项，使阖营共见共闻，清洁之行，已早有以服弁勇之心。”[《曾国藩全集·批牍》，岳麓书社，2011年，第125页。]“兵勇心目之中，专从银钱上着意。如营官于银钱上不苟，则兵勇畏而且服；若银钱苟且，则兵勇心中不服，口中讥议，不特扣减口粮缺额截旷而后议之也。”[《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446页。]一旦发现贪污中饱私囊行为，曾国藩严惩不贷，从不姑息。副将杨复成、彭得胜因克扣军饷，曾国藩上奏朝廷正法处之。

而江南大营却极为腐败。

和春、张国梁除了互相斗争外，还各自任用私人，培植亲信，腐败不堪。军中“贿赂公行，毫无顾忌。大营将帅故意克扣，中饱私囊”。从和春到张国梁以下各级将领无不朋比分肥，贪污中饱。大营翼长王浚为和春亲信，“婪索无厌……每营按月纳贿，自百余金至二百金不等”。将领们浑水摸鱼，贪污私吞，兵勇却在风雪中忍饥受冻，也难怪大敌当前，士兵不肯出力。江南大营溃败后，“兵趋苏州，骑千余先至，女兵居半，谓是张玉良兵妻女”[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231页。]。仓皇逃命之际，军中妇女尚如此之多，平日如何，自然可知。

咸丰十一年（1861），后来成为曾国藩幕僚的赵烈文第一次来到湘军大营中。他对比江南大营与湘军营地，得出结论说：

作为抵抗太平军的主力，主帅穿着破旧衣衫，军官们寒俭如农民，来了客人来不及备饭，天下军队做到这个程度的，仅湘军一家。因此赵烈文才感动到“可为流涕”的地步。

胡林翼对江南大营腐败非常了解，他称江南大营“将骄兵惰，终日酣嬉，不以贼匪为意。或乐桑中之喜，或恋家室之私，或群与纵酒酣歌，或日在赌场烟馆，淫心荡志，极乐忘疲。以致兵气不扬”[胡林翼撰，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2，岳麓书社，2008年，第932页。]。

胡林翼虽然对咸丰忠心耿耿，但是对咸丰偏心江南大营，一直非常不满。他说：“此军（指湘军）颇强，颇知耻，并无闹事之人。天下惟要脸者不招人爱，而不要脸者，偏爱之矣。”这无疑是在批评咸丰。

因此，曾国藩和胡林翼认为，在国家正规军和湘军的竞争中，笑到最后的肯定是湘军。

要攻下安庆，首先要拿下由湖北进军安庆的孔道太湖（安徽太湖，非江苏太湖）。进攻太湖的军队，由多隆阿、鲍超等部组成。

多隆阿隶属满洲正白旗，擅长指挥马队。1856年，他被湖广总督官文调至湖北，成为胡林翼统领下的一员将领，按湘军营规统领马队，成为湘军中的一员。多隆阿“临阵料贼，明决如神，骁果冠伦，实有可凭”[胡林翼撰，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2，岳麓书社，2008年，第369页。]。通过一系列战斗，逐渐与湘军第一名将鲍超齐名，有“多龙鲍虎”之誉。

胡林翼命多隆阿出任总指挥进攻太湖。咸丰九年（1859）十月，湘军对太湖发动进攻。多隆阿在战争中“谋勇兼优”，指挥合理。咸丰十年（1860）正月二十五日太平军放弃太湖，连夜撤走。湘军取得了太湖、潜山大胜，击毙太平军两万余人。

湘军拿下太湖，就扫清了进军安庆的门户。因此这是一场关键的胜利，曾胡兴高采烈地向咸丰皇帝汇报。

然而，咸丰皇帝对此却不甚重视，因为和江南大营的胜利比起来，太湖的胜利似乎黯然失色了。咸丰十年（1860）正月初十日，江南大营攻占了战略要地江心九洑洲。

九洑洲居大江之中，扼南北交通之咽喉，此地既失，城内接济基本断绝，“城内米粮殆尽，贼众惊慌，先则杀马而食，继则饿死不少”[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1册，中华书局，1961年，第50页。]。因此消息传来，咸丰皇帝和何桂清的举主彭蕴章等人都额手称庆。江南大营的胜利似乎指日可待。

然而，听到这一消息，胡林翼却致书曾国藩说：“东南成功尚早，我辈自行其志，不睬他人！”[胡林翼撰，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2，岳麓书社，2008年，第442页。]胡林翼说，南京城高池深，没有几年工夫是拿不下来的。江南大营现在看起来势头不错，但是早晚会有惨败的时候。

曾国藩和胡林翼继续从容由太湖长驱直入，进围安庆。

湘军攻城的时间，通常不是以一天、两天，也不是以一月、两月算，而往往是一年、两年，甚至三年。因为湘军攻城，最主要的办法就是挖沟。如同巨蟒缠人一样，用一道一道的壕沟把一座城市活活困住，等着里边的人被活活困死饿死。

因此湘军一到安庆城下，马上着手，围着安庆城挖了两道足足七十里长的长壕，又沿壕修起两道长墙，把安庆牢牢围了起来。

为什么采取这种笨拙的方式攻城呢？这也是基于曾国藩“以静制动、反客为主”的战略思想。